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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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生育文化；生育率；新型

生育率的变动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生育文化的直接影响。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影响生育率高低的最终因素，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生育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文化的作用。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学术界对生育文化的定义和内涵阐述较多，共同赞同的定义是生育文化是人类生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文化特征，是指人类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对待生育活动的一套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价值标准以及行为规范等。

这个定义包含了三层很重要的思想，首先，把文化界定为一种观念形态，把文化看做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生育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其次，生育文化是在生育活动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规范制度，这就将生育文化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最后，指出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都属于生育文化的范畴，确定了生育文化的范围。

二、生育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多因素中，生育文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察生育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种指标，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采用贫困带各县生育率和超生罚款情况的指标，并与张家口的10个贫困县县域数据进行比较，从而凸显不同县域不同的生育文化对本地区生育率的影响。根据六普数据可知，河北省县域生育水平为38.81‰，张家口这10个贫困县的妇女生育率为28.122‰，明显低于河北省县域的平均水平。张家口贫困县的生育率普遍较低，其中蔚县相交于其他县来说生育水平最高为37.376‰。张家口10贫困县均属于农村二胎政策覆盖范围，生育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政策内和政策外生育的差异，生育文化的不同也是影响这个地区生育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根据张家口市各县调查数据统计我们发现，此地区农村出现超生情况的家庭很少，不仅如此，许多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满足生育间隔条件可以生育二胎的家庭也不再生育，甚至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也放弃生育二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来自经济的压力，坝上贫困县的家庭收入水平低，养育子女的花费大；另一方面是坝上县的生育文化，在坝上一些地方人们普遍认为生孩子会影响到他们原本较清闲的生活，人们早已形成了这种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文化。

生育率高的县，计划外生育情况也多。我们对贫困县超生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生罚款比例较高的县和生育率较高的县具有一致性，生育率高的县罚款比例也高。张家口10个贫困县中，蔚县的生育率最高为37.376‰，罚款比例也是最高的为17.33%。根据调研，蔚县地区生育二孩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儿女双全。这种生育文化的影响深刻，甚至是不在生育二胎政策范围内的公职人员，同样受本地区儿女双全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生育二胎。还有部分人们对儿女双全的生育文化产生从众心理和示范效应，也是本地区生育率和超生罚款率高的原因。在生育问题上，人们受本地区生育文化的影响，内部的生育文化氛围就决定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同一地区中的人们，在生育意愿、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等方面往往是一致的。因此，有什么样的生育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生育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比经济水平更直接。

三、加速实现新型生育文化

针对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张家口10贫困县受生育文化的影响生育率较其他地区来说较低，这和本地区人们“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密不可分。然而10贫困县中蔚县的生育率和超生罚款率和其他9县相比都比较高，本地区的生育观念仍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出不同的生育文化影响不同地域的生育率水平，生育文化比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更直接。虽然说传统生育文化已基本转变为新型生育文化，但是我们仍不可低估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传统生育文化观念仍然顽强的存在人们的意识中。

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应全方位的营造适宜生育文化变迁的环境，采取一些当地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努力挖掘传统习俗中积极的因素，使之与生育政策相结合，建立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生育观念的新习俗。

第2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替代率；结婚概率；总和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是我国人口和社会福利最为基础的指标之一，它们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社会保障缴费率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保障支出水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会保障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人口结构包括总和生育率和结婚人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结构的改变。例如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角度来看，在剔除由经济收入变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影响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国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其得到的结论是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与此同时，该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实际模拟了我国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总量，发现中国实际的人口总量比估计的人口总量还减少了约4.58亿人[1]。因此，单以经济收入和政策因素作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因素仍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的变化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时也使得结婚人数产生了下降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贝克尔（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资本和生育决策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利他模型和双向利他模型，开启了社会保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研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收入效应，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而难以对该理论进行有效的检验[2]。二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效应。莱恩特（Lainter）将父母的遗产动机同子女对父母的利他性结合起来考查，证明了如果加入年轻人对父母的利他性，特别是子女对父母赡养和赠予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资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兰（Eswaran）通过纳什博弈分析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夫妻双方谈判力量的作用，男女双方的不同力量决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决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4]。博尔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总和生育率[5]。霍尔姆奎斯特（Holmqvist）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1960-2007年的数据作了研究，发现带补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个妇女少生0.5-1.5个孩子[6]。纳蒂亚（Nadia）等人分析了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7]。

社会保障对人们婚姻影响的研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埃尔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适度社会保障缴费率条件下，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利用结婚形式作为维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将会降低OECD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结婚人数，并且这种降低的影响不会通过代际转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这些女性选择离婚将不再能够获得丈夫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从而导致离婚女性变得更为贫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劳动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时间的增加将降低女性结婚的意愿[10]。安德鲁（Andrew）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对于男女收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发现以上两者对结婚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结婚的意愿，但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会同时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结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家庭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结婚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的降低，社会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维系婚姻，同时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丧偶女性的收入与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抚养子女的代际交叠、劳动供给的代际交叠，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际交叠这三种代际交叠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分析的基础模型并扩展该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质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劳动供给的经济体系中，假定婚姻选择除已婚外，其他都作为未婚（包括未婚、离婚以及丧偶）。该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会理性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扩展从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始，人力资本模型为Ht+1=A（H-+Ht）ht，H-作为初始人力资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使用的物资资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识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pt代表结婚概率，U*m（t）和U*s（t）分别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

四、实证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

对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误导，因而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1）主要变量说明。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保障主要沿用了纳蒂亚所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会保障替代率=社会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会保障替代率需要进行分层计算，普赛尔（Purcell）介绍了具体的计算办法[15]。社会保障替代率的计算需要分为以下两步。第一，计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区分了工作期间的个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个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资年收入表示，所选取的数据名称为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来源：世界银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资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资计算（计算方法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个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标准为1994年的年工资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没有工资收入，而社会保障替代率事实上反映了对于收入的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计算方法。个人（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从国家角度看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因此，个人（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险基金。由于本文选择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涉及东盟各国（不包括文莱），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为计量实证分析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仅选择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在计量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变量说明。第一，结婚概率（MARRY）是作为结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数除以成年人口总量。第二，选择不同阶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够增加n和h的回报率，n和h又涉及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因此会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 第三，人均GDP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类似，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也会产生替代效应。第四，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该变量影响结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响了结婚概率，进而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的收入，将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影响总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就业，使得女性收入增加，这会降低女性的结婚率，并且影响总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购买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区分开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对婚姻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东盟国家（未包括文莱）作为样本，统计了上述的主要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

2.主要统计描述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社会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数据的特点来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长率的总体趋势在不断递增，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结婚概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从东盟国家数据的特点来看，首先各国的社会保障替代率从1995年开始都在不断地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泰国；其次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国家为老挝；最后各国的结婚概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化最大的国家为柬埔寨。并通过Stata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从表2可以发现较高的社会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结婚概率的值。确实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结婚概率呈现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与事实一致，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有权获得配偶的社会保障收入时，更有动机和激励去结婚并且很好地稳定家庭婚姻。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结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够增加青年个体组成家庭的概率。LGDP与LMARRY负相关，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选择行为，也反映了收入与婚姻的替代关系。政府购买支出（G）增加对于维系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此人们愿意维护婚姻的稳定。女性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越接近1，说明男女比例越均衡，这将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侣的成本方面会降低，使得结婚的成功率会提高。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降低了结婚意愿，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迟了结婚，因此降低了结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间潜在收入的互补性就越大，这能够提高和稳定家庭结构。

（2）总和生育率实证回归结果。表2的后4列是对LTFR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归，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归，作为第二阶段回归。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视为内生变量）与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进行内生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替代率与总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这说明社会保障费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总和生育率，这符合上述的分析。结婚概率与总和生育率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说明结婚人数的增加提高了组成家庭的数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选择，已婚家庭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总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结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却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抚养孩子将会降低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因此降低了总和生育率。政府购买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会降低总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人们税收负担的加重，这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数的比例（SEX）增加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会使得结婚的人数增加，抚养孩子是家庭的选择，因此会提高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反映了较高的市场工资，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所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因此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替代率弹性的提高将会导致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弹性的提高。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时根据我国国情调整人口政策，虽然减少人口数量会带来人口质量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否补偿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还有待商榷。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以此调节总和生育率，使人口结构能够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关法律支持，为保证我国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尽快完成以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结婚和生育是未来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良性运行和改善人口结构。结婚与生育是相互影响的，结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结婚人数的提高才能够改善我国目前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与此同时，目前的生育数量将决定未来结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进结婚概率的提高。为此相关政策措施应一起配合来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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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云多.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1）：56-62.

[13] STEVEN A S， SUN Wei， ANTHONY W. Social security claiming decision of married men and widow poverty [J]. Economics Letters，2013，119：20-23.

第3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第4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内容摘要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第5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如今，药吃多了，世界还好吗？

1993年开始，上海市户籍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作为中国富裕化的代表样板，它尴尬地告诉中国人：中国已经悄然迈入了“低生育率”时代。2009年，上海市重申了2004年起施行的“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这样的鼓励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对比效果颇值得玩味――因为低生育率已经不再只是德国、日本等一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的头等大敌，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让世界上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23%――在愈加发达的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相信你一定遇见过“职场白骨精小A”这样的朋友：“公司倒没有规定不能生小孩，但是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岗位将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来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这事儿，能等就再等等吧！”也应该不缺少“完美主义者小B”这样的闺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寻找理想的另一半……”

――当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生儿育女这类的传统事务，放下爸妈的电话就能被忘得干净。

一不小心就成了没运气的“不孕族”。在这个冰川融化、地沟油出没的时代，环境恶化正在大范围地发生，加之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野心的膨胀正令我们失去本以为理所应当的健康。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无知无畏，终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买了别墅有了草地，却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闹嬉戏。不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最新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

与高质量生活竞争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因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减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实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见影。

这种竞争有时来自宏观层面。比如2009年美国众议院73名议员力促奥巴马在2011年中为国际计划生育增加10亿美元，因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使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更容易达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同样认为：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以在疫苗、医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条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个百分点――来自强势话语权的信息告诉我们：让现有的人口过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长繁衍更有意义。

这种竞争也可以微观到个体。密歇根大学的Ron Lesthaeghe曾经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概念：它是工业社会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发展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时，人口生育状况发生变化。它的出现是由微观个体的集体行为带来的：人们更愿意推迟或者拒绝生育，从而可以更专注于教育和事业发展，花更长的时间寻找理想配偶，追求更加灵活有趣的生活。因为富裕社会的这些趋势，教授们猜测再过50多年，美国将为人口的减少而担心，就像现在的欧洲和日本一样。

第6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第7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需求学派；供给学派；生育经济学

1）生育行为：需求方面的解释

首先，从静态的角度看，人类的生育行为建基于家庭静态效用函数和静态预算约束函数。Becker（1960）认为，人是在理性地考量个人生育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生育决策。子女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消费品，同时也可以作为生产品在未来为父母提供收入。父母对子女的需求分别为数量上的需求和质量上的需求，它取决于如下因素：父母对子女的偏好；子女的质量；父母的收入；子女的成本。在此基础上，Becker & Tomes（1976）引入“子女禀赋”这一概念，着重探讨了子女由遗传和运气得到的能力等因素对孩子需求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子女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父母收入的提升会使其对单个子女的开销大幅度提升，这有助于提升每个子女的质量，也有助于降低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因此，我们所观测到的质量收入弹性较高，而数量需求弹性较低，甚至为负数。在此基础上，Schultz（1969）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家庭的生育行为取决于如下三点：家庭规模目标；死亡率；不确定性。其中，与子女出生率、死亡率相关联的生育不确定性会促使家庭多生育或者少生育。

但是，静态分析是远远不够的。Nerlove（1974）认为，这一分析范式主要有两大问题：第一，家庭欲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为静态的，违背了先前出生的子女也是家庭生育决策参与人这一基本事实；第二，子女在未来所带来的收益值是静态的，这也不符合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子女生产能力产生影响这一事实。而Leibenstein（1981）则对“需求学派”静态分析范式的新古典基础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们在生育决策中，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最大化一个目标函数，我们无法从他们的生育行为中倒推出人类的最优化决策过程。同时，人类完成最优化决策的诸多条件也不可能满足。为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我们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拓展分析视角。

第一，我们需要考虑人类生育决策的动态性，将Becker建立的基础生育决策模型动态化。Becker & Barro（1986）在构建具有利他特点的家庭效用函数基础上，将家庭预算约束函数和家庭效用函数动态化，他们发现代表性家庭各代生育数量与真实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成正比，与各期的消费增长率成反比，将上述基础模型拓展后，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代表性家庭的生育行为，他们认为，生育率与世界的长期真实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存活概率正相关，生育率与世界的技术进步速率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速率负相关。

第二，我们需要拓展生育行为的理性假设。Leibenstein（1981）在其本人对新古典生育经济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他认为，在分析人类的生育行为时，需要用“过程理性”假设来取代“真实理性”假设，需要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由“决策结果分析”转变为“决策过程分析”。这一分析范式认为，人做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但由于诸多原因，人的决策结果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因此，他认为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分析应该着眼于人类的生育决策过程。人类总会衡量不同决策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进而最大化自己所做决策的收益。具体说来，人类的生育决策过程经历如下四个模式：（1）基于道德原则的生育决策；（2）基于一系列传统行为的生育决策；（3）基于些许算计的生育决策；（4）基于缜密逻辑演绎和全面计算的生育决策。这四种决策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且其结果也越来越接近于“理性经济人”的决策结果。Leibenstein认为，人类的生育决策无非是在上述四种模式中做出的，但很少有人通过第四种模式来进行生育的决策。

2）人类生育行为：供给方面的解释

我们也可以从供给方面来解释人类的生育行为。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生育率、收入、劳动参与率等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Easterlin（1966）发现，不同年龄组的女性的生育率与“代际相对收入”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颠覆了“需求学派”的“人类偏好稳定性”假设。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他认为，人类生育行为由如下三大因素决定：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家庭潜在生育率；节育成本。其中，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自身对孩子的偏好，同时也取决于家庭收入、抚养孩子的成本等经济因素；家庭的潜在生育率主要取决于父母的生育能力和其所处社会对生育行为的规范；节育成本则取决于节育带来的心理不适成本和实际开销。在这三大因素下，家庭进行生育决策。若家庭的潜在生育率低于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则会出现生育需求过剩，此时，家庭不需要进行节育措施，他们会通过收养子女或者加大对已有子女的花费，以满足其生育需求。若家庭潜在生育率高于其对子女的需求，那么该家庭便出现生育供给过剩，此时，家庭会采取相应的节育措施，以保证实际子女数与其期望相吻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Gary S. Becker， Nigel Tomes，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

第8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中国的邻邦日本正在遭受“人口少子化”的困扰。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称为“1.57危机”。2005年，这一数字下挫到1.08，日本媒体惊呼“少子化已达危害国家兴衰的地步”。与此同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少子化问题也日渐浮现。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生育率仅仅为1.18。另据统计，今年高考报名人数900万人，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报考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数据表明，2008年是18岁适龄人口的拐点，随后快速下降。

从人口学理论分析，适度、理想的低生育率被称为“更替水平”，也就是总和生育率在2.0左右。这一数字在1.5以下的为“很低生育率”，1.3以下的为“超低生育率”，1.0以下的为“灾难性低生育率”。“目前我国一些超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生育率都在1.0以下。”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专家分析，中国的少子化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发展速度极快，而且不存在城乡差异。二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少”。三是少子化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应对‘少子化’，真的等到十几、二十年后风险集中凸现时，局面将难以挽回。”（见《瞭望》，杨琳/文）

学问学问，学本乎问

凡是教过几天书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学生真是不会问问题——别说主动问老师问题了，就是老师提问，愿意主动回答的都没有几个。学问学问，学本乎问，非问无以成学。可惜现在的教学，往往只顾“学”而置“问”于不顾。原因很简单：所谓应试教育，只需要把考题答准答对即可，而考题的标准答案都在教科书与老师讲义之中，学生需要做的只是将其记下背熟，哪需要“问”的环节？

超级中学：一将功成万骨枯？

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所神一样的中学，它们垄断了当地最优质的师资和生源，是重点大学甚至北大清华的保障，用流水线的模式输出流水线型的大学生，滚雪球般积累名气，使之处在教育资源“食物链”的顶端。它们是：广东华师附中、河北衡水中学、重庆巴蜀中学……

这些被媒体和网民称为超级中学的学校，其生源一部分是本市户口的考生，另一部分则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这类中学的数量不多，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地区的优秀生源和教师，加之高昂的教育经费和政策支持，以及连年优异的高考成绩，在当地往往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新浪微博之上，有网友总结超级中学的三个基本特征：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

在一些教育工作者眼中，这三样特征已经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因为升学率高，自然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挤破头想进校，学生多了，尖子生就多，升学率稳步上升，名气越来越大。”辽宁省实验中学一位高级教师向记者解析道。

在名气与光环的背后，超级中学开始暴露出一系列弊端。对于同区域的其他学校而言，超级中学的存在，正在不断压榨它们的发展空间。

“好老师我们学校也有过，但留不住，那些名校随便开一个条件，我们都给不起。”北京市密云区一所中学的校长说，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刚刚得奖有了些名气，便很快被挖走，“这些年走了不下十名好老师，几乎每年都有走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认为，农村孩子很难进入这些犹如航空母舰的超级中学，“马太效应导致强校越来越强，汇集优秀生源、师资与教学条件，且重心上移，向省会等大中城市聚集。这导致在考分上具有竞争力的农村生源减少了，在中小学教育中，能获得优异学业成就的农村学生减少了”。

超级中学引发的种种弊端已经引发人们的反思。今年两会上，声讨超级中学的声音不绝于耳。著名学者杨东平更是撰文总结了超级中学的五宗罪过：一家独大、损害公平、助长应试教育和升学率评价、收取高额择校费、存在教育隐患。杨东平认为，超级中学是违反教育规律、有害无益的。它高扬的是应试教育的价值，延续的是“效率优先”的“教育产业化”路线。

第9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学龄人口；农村教育；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037-03

学龄人口是指符合入学年龄6～7岁到青春期即十四五岁左右前的所有人口。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学龄人口开始逐渐减少，在校生减少，各地大量撤并小学。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2010年，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十年内减少了52.1%，统计各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从2001―2011年，初中数量下降26.19%。这种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反映了学龄人口的变动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冲击，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近年农村学龄人口的变动及原因

（一）近年来农村学龄人口变动的状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的人口实现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现代模式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连续多年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中国的生育率由1970年的5.80‰，下降到1980年的2.24‰。进入90年代以后，1990年中国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发现生育率仅为2.11‰，而到2001年则为2.01‰，已经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以后历年的生育率也都逐年下降。很显然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的行列。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必然导致农村学龄儿童的大幅减少。从近年来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学龄儿童在逐步减少，2005年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大范围下降，农村学龄儿童的减少应是一种普遍趋势，

（二）农村学龄人口变动的原因

1.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给经济、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于人口的压力，从70年代起，中央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有统计称，1971―2005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约4亿人，出生率下降到1.8%。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学龄人口逐步减少。

2.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效益更好的城镇转移，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农村人口流动潮流。到2010年流动人口比例已达到16.53%。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显著的结构变化是由分散的、跑单帮式的流动向家庭化转变。农村的学龄儿童有相当一部分已在流入地即城镇就近入学，这加剧了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减少。

3.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了教育，农村妇女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一般而言，教育水平的高低因素会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观念，进而影响生育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水平越高的妇女，越有可能走出家庭参与工作，这样挑起生儿育女和工作赚钱这一双重负担的可能性将降低；二是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妇女，更容易理解政府或其他机构计划生育的呼吁；三是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更高，对孩子期望值更高的家庭，往往也是妇女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他们对孩子的成本―收益比率计算将会转变，孩子成本成为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很多研究表明妇女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会越低。值得注意的是，丈夫的教育水平对妻子的生育水平有间接的影响。丈夫的教育水平越高，生育观点会转变得更快，也越能理解和接受计划生育。因此，中国农村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学龄人口因此而减少。

二、对农村基础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

（一）直接导致学校生源减少

农村学龄人口减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学校生源的大幅度减少，特别是人口稀少的偏远山区农村。一个班几个学生，一个学校几十名学生、不到10名的教师的现象在农村小学已司空见惯，更有甚者，校园荒草萋萋，教室屋檐群鸟栖息，众多中小学呈空巢之象。相比城镇，农村的教学资源明显不足，在生源减少之前，一些地区教学所需要的基本设备，破旧落后甚至没有，更别奢谈图书馆、实验楼、远程教育等设设施，严重影响了农村教学质量的提高，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但是由于在校学生的大幅度减少，学校规模变小，本来就紧张的教育资源和资金向规模小的这些学校投入可能性更小了，乡村学校教学设备的建设和完善变得更加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农村的教师缺乏，而且现有教师偏向老龄化，知识结构已不能满足当代教育的要求，师资水平亟待提高。随着学生的急剧减少，农村学校更招不到老师，师资严重不足，许多学校出现一个老师兼任全科，带各个年级的现象，造成了农村少儿教育的先天性贫血。老师负担重、身心疲惫，而且能力有限，制约教学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性，影响了农村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和正常的教学管理

学龄人口减少直接导致了学校生源不足，为了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增强教学的规模效益，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的学校重新布局调整，这也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但在实际调整中，许多地方将调整简单地理解为“撤并”，撤并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

1.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习。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几个学校撤并为一个服务半径较大的学校，一些学生被迫转入另一所学校，这使许多原本就近入学的学生增加了家校之间的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学生选择寄宿，另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未寄宿。对于寄宿的学生来说，他们年龄偏小，生活自理能力及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同时长期远离父母，缺少父母的日常关爱和家庭教育，还要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圈的压力，这是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害怕、胆怯、孤独等心理问题，甚至成为“问题学生”，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对走读生来说，由于家校距离变远，他们花在路上的时间和风险增加了，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山区或交通极不便利的学生。由于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较长，学生的睡眠严重不足，长期以往，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对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同时，在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下，路途的增加会使学生的安全事故更容易发生。另外，由于家校距离太远，中午不能回家，学生只能每天从家里带午饭，或从学校附近小摊点买些廉价食品对付一顿，部分住宿生甚至要带足一周的干粮。长此以往，很多学生患有营养不良或肠胃病，正常发育受到很大影响。

2.教学条件不达标，学校管理难度加大。几个规模小的学校合并为中心学校后，学校规模变大，师生人数变多，班额增大。这就客观上要求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加强学校的公共建设包括校舍、宿舍、食堂、浴室和活动场所等，但是教育经费却跟不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取消了农村教育集资和教育附加费，这两项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经费的短缺。农村学校公用经费普遍短缺，无法支付学校建设资金，致使硬件建设不达标，从而导致了寄宿条件质量低。同时，寄宿学生增多，而大多数学校专职管理人员偏少，现有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经验，再加上校后勤配套设施滞后，无形中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寄宿学生年龄偏小，转校后心理问题突出，需要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但绝大多数学校缺乏心理辅导老师或心理老师太少，致使“问题学生”突出。

（三）增加了农民的教育负担

伴随着学校的撤并，农民的教育费用也随之增加。这些费用主要来自学生到较远的学校上学中所需要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的学生还有住宿费以及购置被褥、餐具的费用，这些花销加起来每学期要800多元。这对一般的农民家长来说，相当于一家人全年日常生活所有花销的1～2倍。另外，孩子因为到较远的学校上学而不能帮助家里做农活，对农民的家庭劳动收入也构成损失。除此之外，家长还要承担由于家校距离远导致的孩子安全问题的心理负担，同时还要付出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时间成本和体力成本。农民的教育负担加重，会影响对学生的教育投资，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不利，加大了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概率。

（四）农村教学点教育资源浪费，生均教育成本提高

由于教育设施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在短时期内某一地区某一学校很难在教育硬件（如校舍）软件（如人力）及学校规模和容量上有较大变动，但学龄人口变动特别是在数量上在短时期内变化较为明显和剧烈。一方面，在学龄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下，校均规模和人均班额也会不断变小，而原有的学校规模及布局是在以前学龄人口较多的情况下建设的，当学龄人口波峰过去，波谷来临时，就会出现教育资源的过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多余的教师和闲置的教室。当原有的学校被撤并之后，这些学校就直接被弃置，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另一方面，学龄人口的减少，使得教师、学校各类资源相对过剩，导致生均教育成本提高，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浓缩效应。所谓浓缩效应，学者认为，出生人数减少，无论是从家庭还是社会的角度看，教育投资更加集中，生均教育经费增加，这就是人口转变的教育投资的“浓缩效应”。就教学点学龄人口数量来讲，无疑应是发挥教育投资浓缩效应的最佳条件因为就读人数少了，分摊在每一学生身上的投资应多了。但是，教学点的资源特别是硬件设施却是闲置在那里，无法利用在学生身上，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浪费，农村生均教育成本无以提高。

三、对策

（一）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布局教学点

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导致了农村学校“撤并”之风，造成了许多问题，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违背了就近入学的原则。为了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避免在调整中的“一刀切”现象。在布局教学点时在偏远山区或交通极不便捷的地方适量保留教学点。同时新学校的服务半径确定要合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考虑财力支付、校舍建设、食宿配置建设等状况，不能因为生源不足多少就硬性撤并，不具备条件的，应该适当延缓撤并。

（二）保障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政府应该安排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专项资金，对农村基础教育进行特殊照顾，在制定布局调整和政策安排资金方面要有所倾斜，保证合并后的学校教育经费能及时跟得上。同时，原有的教学点也要适当地投入资金，特别是在教师方面，适当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在偏远山区要加大远程教育的投入。另外，应加大对贫困学生的教育补助，不应把改革的成本转移到弱势群体身上。

（三）加强监管，合理利用撤并后的校产

农村中小学撤并后闲置的校园校舍要首先考虑改建成规范化的幼儿园或学前班，也可将闲置的校园校舍改建成向农民宣传国家方针政策和传播科学知识、实用技术、致富信息的场所，成为开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和政府部门组织科技培训的基地，继续发挥其农村文化阵地的优势。有些地方还可考虑将校舍变卖后买校车，用来接送孩子到中心小学上学。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对撤并学校的教职员工要统筹考虑，统一调配，符合条件的及时安置，不符合条件的要通过培训、转岗等办法，及时给予妥善安排，尽全力保证教师资源的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1] 田家盛.教育人口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17.

[2] 田宝宏.学龄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的冲击与应对[J].中州学刊，2009，（5）.

[3] 蒯鹏州.学龄人口减少及其对教育发展的影响[J].西北人口，2012，（5）.

[4] 王颖，杨润勇.新一轮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负面效应：调查反思与对策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