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的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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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 学生 语文 学习效率
小学语文教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着眼素质、加强基础、培养智能、重视德育、发展个性，教学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全面地、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从而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创造。那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呢？根据教学实践，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力争让学生在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居高临下地对课文进行品评，在品评中深化理解，升华认识，填补空白。如在《李时珍》的阅读教学中，我是这样引导学生品评地：“学习了这篇课文，你认为文中什么地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你选择其中的一点说一说。”此时的学生充分表述他们的真实感受，有的说：“文中第一、和末尾自然段中的‘著名’、‘药’、‘立志学医’‘一边行医、一边采药’‘编写本草纲目’这几个词就把李时珍的情况特点及优秀品质都介绍给我们听了，他不愧是我国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我为他深感骄傲。”这样引导学生选择自己阅读感悟的精华，进行具体表述，让他们在各自品评中进一步升华认识。
二、注重教学过程的合理设计
合理设计教学过程是上好课的关键。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合理的组织教材，巧妙地安排教学环节，有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合理的教学过程能使学生较好的获取知识，有利于健康的心理素质的培养。
例如，在学习《荷花》一课时我做了以下安排：第一，细读课文第二，三自然段，体会荷花的美。⑴自由读课文，想象荷花的样子。认真朗读课文，通过你的朗读把荷花的美读出来；⑵指名读课文。你觉得怎么读能表现荷花的美就怎么读，读后说一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读。其他同学听后说说你从他们的朗读中觉得荷花美吗？为什么？⑶把你觉得最好看的一种记在自己的脑海里，说给同学们听听；⑷指名说；⑸指名读课文第三自然段，你还能想象出哪些样子的荷花，描述一下；⑹老师这儿有一些荷花图，仿照书上的句子说说它们的姿势；⑺看了这么多荷花你想说些什么？有什么感觉？
第二，细读课文第三自然段，体会溶入自然的感觉。⑴引读课文。看着这么多的荷花，大家都觉得陶醉了。觉得自己仿佛就是――；⑵说说看小鱼，蜻蜓会告诉我什么？同坐讨论，全班交流；⑶看课件，体会这种感觉；⑷说说自己看后的感觉。
第三，指导背诵。⑴选择你最喜欢的一段练习有感情的朗读，看谁朗读的最好；⑵你能把它背出来吗？看课件背诵；⑶指名背诵。
第四，作业。⑴背诵课文；⑵仿照课文的写法写一种花。
细读课文，不仅体会了荷花的美；而且通过对课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文字的反复朗读感悟，激发了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
三、注重教学思想方法的训练
叶圣陶先生认为：“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阅读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从中感悟课文所蕴涵的情感，并借助正确的课文朗读，把感悟的情感给予充分地表达，从而促进学生书面语言的形成，促进学生口语的发展。
四、注重整理和复习的教学
l、注重激发整理与复习的兴趣，加强整理方法指导。整理和复习重在整理方法的指导，教学中要通过指导学生寻找知识、方法、应用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转化条件、方法等使学生在头脑中对所学知识逐步形成一个条理清楚的知识网络――认识结构。并让学生在这一活动中看到知识本身的魅力，感悟到方法、应用间的有趣联系，不断地激发起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总结的热情。
2、注重逐步放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掌握整理和复习的正确方法，形成良好的认知习惯，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教学中决不能一蹴而就，要体现教给方法示范梳理――设计指向明确的问题指导学生归纳梳理――规定整理目标让学生群策群力充分研讨集体梳理――指导学生注意联系自觉梳理，并形成良好的整理习惯。这样一个以教师为主导逐步达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过程。
3、注重整理方法的渗透，促进学生整理习惯的形成。不仅在新知识教学前的基本训练，新知识的教学，还是所学知识方法的强化、变式等训练中，都要注意不断提示知识与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显示联系转化的条件方法，揭示知识间联系的重要性。促进学生不断运用新旧知识结构的良好认知习惯。
五、注重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l、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负担，必须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深入钻研大纲，把握大纲要求，做到不拔高也不降低，不拖欠也不提前，不搞课内损失课外补，要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遵循起点低，台阶密、步子小、容量大的原则设计课堂练习。
第2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人口结构；生育政策；战略；调整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119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优化密切相关，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实的、潜在的动力。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限制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但限制生育政策的社会经济风险也在不断地累积，并影响我国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育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只有现在进行时,没有过去完成时。
1 中国人口结构现状及传导效应
随着我国控制人口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出现了以下变化：总和生育率（TFR）处于较低水平，已经处于1.3的低生育状态；人口增长率与出生率呈同比下降态势；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平均年龄不断上升,老龄化趋势加速；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男女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城乡老龄化同比上升，乡村老龄化率总体高于城市,人口红利消失等。
调查发现：全面二胎政策生效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较低，为43%。生育意愿受到房价、教育、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购房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约为33%，家庭住房还贷压力特别巨大；教育费用占22%，医疗费用占17%。对绝大部分年轻家庭而言，房价、教育、医疗等支出过高直接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不容置疑，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收入越高，生育二胎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越低。“养不起”是生育二孩意愿较低的根本原因。
这些问题具有“蝴蝶效应”。生育率低导致了人口增长率下降，低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了人口平均年龄上升，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导致了年轻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攀升，进而加重了年轻人的社会负担。同时，计划生育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独生子女家庭多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可见，进行人口结构优化已是我国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想解决我国人口结构的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是要适度提高生育率。
2 提高我国生育率的思路
2.1 不断完善与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措施
从世界各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只有少数的国家是成功的。生育率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完善与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具体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口政策功能的重要措施。林毅夫、张军 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是一个慢变量”，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根据整个经济社发展状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积极准备相应的可供选择的政策的配套措施。
为提高二胎的生育率和适应育龄妇女生育二胎意愿的高龄化趋势，让人们真正“敢生”。因此，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取消晚婚、晚育政策的限制，将结婚年龄进行调整；二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扩大参加生育保险待遇的范围；三是，要改革现行的生育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生育奖励、保障制度，对履行国家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奖励；四是，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幼托一体化的社会服务、产假由夫妻双方共享、在产假的总额度内自由分配休假时间等政策，减轻照料子女的压力；五是，要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预防措施防止妇女因生育而造成职业晋升受阻或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不仅要消除对女性就业的隐形歧视，还要建立妇女因生育休产假造成企业利益受损的补贴机制，减轻女性就业和发展的压力；六是，要建立以家庭为对象的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七是，要适当增加产假时间（最好将原来的98天修订为180天）。
2.2 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从笔者的调查和目前的研究来看，收入、教育、房价等多种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养育成本中，无论房价支出的占比，还是教育、医疗支出的占比都与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有关。尽管扩大内需是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现实消费的增加和潜在消费预期的增强，但房地产和教育仅仅是拉动内需的个别方面。一般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与房价、教育费用高低呈反相关性。这些年来，我国出现了房地产产业畸形发展，房价普遍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和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收费过高等现象。因此，政府应对此进行调控，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善人们不愿生二孩的现象。
2.3 把握好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面二胎政策仅是我国人口政策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由于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影响着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虽然生育政策的影响力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其主导作用仍不可替代。从我国“双独”“单独”政策和一些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全面二胎政策的预期效果也不容乐观。因此，生育政策调整是国家长远的战略规划，应把握好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一是要“小调整”与“大调整”相结合，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政策效果和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全面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不得频繁的大调整，不宜变动过快。毕竟，判断生育意愿和生育效果的周期较长，至少要五年时间才能得到较为可信的数据。因此，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头五年内，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快各项保障工作的完善，还要深入基层准确了解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及时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实际生育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就可将政策重点放到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如果实施满五年后，出现了生育率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则应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二是有关部门要积极有为，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增强政策微调的前瞻性，完善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具体来说，可以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考虑普及高中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不仅是简单的提高二胎生育率的问题，而是要把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本强国，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
三是要处理好宏观政策的统一性与微观措施的差异性的关系，因地制宜。由于影响生育的因素有很大差异，各地的配套措施应当在坚持政策和有关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但不可突破法律。
2.4 严格管理、加强引导，促进性别平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不平衡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决。首先，要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医院进行严格管理，将产检性别的保密工作由原来侧重于道德要求转变为法律要求，更好地促进出生性别的平衡，让有性别偏好的人没有可乘之机。其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最后，要找准女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根源，精准施策。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性别的平等。偏好男孩的思想观念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国家应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加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工作，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总之，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目标，应避免单一化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相互衔接和可供选择的配套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彭希哲,李S,宋靓B,等.上海市“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步评估及展望［J］.中国人口科学,2015(4).
［2］黄匡时.“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J］.人口学刊,2015(4).
［3］范洪敏.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第3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20__年10月1日至3月31日，全县人口出生——人，其中符合政策生育——人，计划生育率为84.63，一孩出生939人（符合政策生育905人），计划生育率为96.38，二孩出生609人，计划生育率为69.95；男孩842人，女孩733人，性别比为115，二孩性别比为112。上半年全县共完成四种手术2245例，其中放环1537例，结扎268例，人流引产243例。
二、落实区、市会议精神，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1、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为决策提供依据。
3月20日至28日，县人口领导小组领导分别深入到乡镇、村屯，对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意见、建议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开展深入的调研活动。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为全县人口计生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加大对重点管理乡镇的监控和管理力度。
对三个重点管理乡镇的管理，我们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实行领导联系负责制，县四家班子领导、县人口计生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县人口计生局班子成员分别联系三个乡镇，负责组织、指导，狠抓转化工作；二是实行定期抽查制度，每月对三个乡镇进行一次不打招呼的抽查活动，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三是实行汇报制度，要求乡镇每十天向县人口计生领导小组汇报一次工作；四是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向社会通告，对政策外生育、超怀超孕等行为进行举报的，实行经济等方面的奖励，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五是实行党政领导与计生干部、村干部交纳工作押金捆绑包村制，形成联动格局。
3、春季计生集中宣传服务月活动成效显著。
在全县春季计生宣传服务活动中，落实环扎措施1294例，占市下达640例指标的202.2，其中放环1036例，结扎258例；征收社会抚养费154.13万元，其中征收历年违法生育的社会抚养费67.96万元，占市下达50万元任务数的135.9，征收当年违法生育的社会抚养费86.23万元；清理出计划外怀孕113例，落实计划外怀孕补救措施113例，其中引产49例，人流64例。
4、积极开展生育关爱行动，为育龄受术对象解除后顾之忧。
为遏制计划外违法生育、稳定全县低生育水平，我县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整合部门资源，采取关爱行动与行政措施并重的方式，落实超怀超孕补救措施和长效节育措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一是对计生对象主动落实引产、结扎手续的，每例给予术后补助130元；对符合政策分娩一孩或二孩的补助100元，分娩后主动落实放还或者结扎措施的分别给予补助50元和100元。二是计生、卫生、保险等部门联动，积极配合，将计生“四种手术”列入医疗责任保险项目。
5、狠抓妇检工作，开展孕情跟踪管理服务。
确保孕情跟踪管理服务工作抓出成效，减少计划外生育行为，我们从县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等四家单位抽调医务人员组成近15人的医疗卫生队伍巡回到各乡镇（从4月11日开始，每天安排3个乡镇，每个乡镇安排20天时间）设点为育龄妇女免费进行体检，每天为500多名育龄妇女检查，查出应还未还、应扎未扎、计划外怀孕的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从而为控制政策外生育、提高计划生育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全年人口出生数预测
根据孕情跟踪及半年出生情况预测，区间内全年人口出生3100人左右，符合政策生育83--85人，其中一孩1850人左右，符合政策生育率95左右，二孩出生1200人左右，符合政策生育率70--71左右；环扎落实率大约在78--81左右；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达20--25左右。
四、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政策外生育现象比较突出。造成政策外生育的主要原因一是早婚早育；二是执法力度不够，立案查处不及时；三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没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和措施，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的新格局没有形成。
（二）技术服务站设备落后，技术人员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人口与计生工作的需要。
（三）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难度加大。主要是一些对象因家庭经济确实非常困难，根本无法征收到社会抚养费，还有的对象拒不缴纳，法院执行拿人关了以后也无效果，给征收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一些对象落实措施比较困难。主要是这些应落实措施的对象闻风外出，工作人员无法与对象见面，无法落实环扎或补救措施。
（五）基层基础薄弱，村专干、中心户长责任心不强，作用没有发挥。
五、下步工作打算
（一）总体目标：
全面完成上级分配的各项指标任务，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千方百计稳定底生育水平。
（二）具体措施：
1、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专栏、橱窗、标语、横幅、宣传车、演出等宣传工具和宣传形式，对中央《决定》及区、市文件和会议精神，形成浓厚的计生宣传氛围。
2、认真抓好基础性工作，加强孕情跟踪管理服务。扎实开展妇检工作，提升妇检率；严格采取长效避孕措施，千方百计减少计划外生育现象发生，稳定全县低生育水平。
3、全面推行流动人口“两个模式”管理，加大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力度；以__镇为重点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流动人口大清理活动，摸清实情，防止出现计生管理死角和盲区。
4、全面开展大清查，大落实行动。对政策外生育对象，严格落实长效避孕措施，同时严格按政策法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5、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配 合工作，不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综合治理人口问题。
6、实现抓人口计生工作与抓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有机结合，狠抓效能建设，狠抓干部队伍建设，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人口计生健康发展。
第4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少子化现状;根源;对策
多年来,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开始转为负增长,2100年将降到47712千人,即仅相当于1960年人口总数的一半略多一点。如此,日本将不得不继续遭受(包括因劳动人口缩减而引发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问题的困扰。
一、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面临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从出生率来看,日本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现首次高峰期,育龄妇女(15-49岁)的总和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4.0以上。20世纪60-7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的状态。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维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则被称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称其为“1.57危机”。少子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普遍关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时,日本的老年人口为19758千人(占总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儿人口,开始进入“少子化”社会。显然,自1974年以来的30多年间,日本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的生育率。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率继续持续下降2000年为1.36,2005年为1.26,5年间生育率下降0.10,再创历史最低水平。近两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不容乐观。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岁以上的男女已经结婚,30-34岁未婚男性为14.3%,女性为7.7%。根据2005年的国势调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续上升,30-34岁未婚男性为47.1%,女性为32.0%,分别比5年前的国势调查时上升4.8%和6%。而终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从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从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趋严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7.0岁,女性是24.7岁。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0.1岁,女性为28.3岁(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岁),结婚年龄越来越高说明晚婚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约30年的时间里,男性上升了3.1岁,女性上升了3.6岁。
初婚年龄的推迟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导致妇女生育年龄的推迟。从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来看,2007年生产第一胎年龄为29.4岁,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别晚3.7岁。生育年龄的提高势必制约生育和生育人数,由此说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与育儿难以两全
关于女性工作与育儿的状况,据日本劳动研究机构2003年的“关于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的调查”,有30%的女性因为工作和育儿兼顾的环境不完备为由而辞职。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辞去工作的理由”时“为了专心做家务和育儿而主动辞职”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为24.2%,因“被解雇和劝告退职”的为5.6%。
而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具体理由”中“无法取得育儿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经常休假”的占32.8%,“幼儿园等的开园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合”的有32.8%,“无法将孩子送幼儿园等”的有28.8%。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儿育女和工作难以两全的现状,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特别是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等情况下,生儿育女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三)男女社会角色分配不均
夫妇在工作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不均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不仅“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职场比家庭优先”的社会氛围。根据总务省2007年的“劳动力调查”,不同年龄段的男女一周平均工作时间的比例中,30-39岁男性的工作时间最长约50小时,其中,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可以看出处于育儿期的男性长时间工作的状态。工作优先观念和过长的劳动时间加上休假困难阻碍了男性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如果男性无法很好地担负起身为父亲的育儿职责,不仅会影响家庭育儿快乐体验的获得,而且也因无法将育儿的喜悦传递给子女,对将来子女的生育态度产生影响。
在日本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依然是由主妇承担,这样,身兼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两种角色的妻子劳动负担必然过重,于是,许多职业妇女结婚后,推迟生育或控制生育子女人数。而且,对于既要抚养子女又要继续工作的 职业妇女来说,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所带来的双重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三、日本的少子化对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呈现出少子化倾向。日本政府和国民开始关注少子化的社会问题是始于1990年的“1.57危机”。自此,面对日益减少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和制定一系列的对应政策和措施,统称为“少子化对策”。
(一)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
为了使工作与育儿两全,创造生儿育女的轻松环境,日本政府于1994年12月制定《关于今后为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Angel Plan)]。该计划是日本政府作为少子化对策提出的最初的综合性政策。1999年12月,在少子化对策推动相关阁僚会议上,制定“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同年同月,根据这个方针的具体实施计划,日本又共同制定了《关于重点性推动少子化对策具体实施计划》[简称“新天使计划”(New Angel Plan),执行年度是2000-2004年]。其内容是“天使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制定了除保育服务外,增加了雇用、母子保健、咨询、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二)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
《新天使计划》实施两年后,鉴于有关部门对未来人口的预测,2002年9月厚生劳动省提出《少子化对策+1》,改变原本从支援工作与育儿两立的观点,特别是以保育相关为中心的措施,从培育儿童的家庭为出发点,致力于建立由全体社会共同承担的综合性措施。之后,为了确保未来10年中地方自治体以及企业建立集中性、计划性的措施,日本政府又于2003年7月,制定《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于2005年开始实施。
(三)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日本政府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大力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由国会决议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同年9月实施。根据这个法律,作为特别机构的内阁府成立了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会长、全体阁员为委员的少子化社会对策议会。2004年6月,又制定了少子化对策方针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提出了改变少子化进程的3个视点和4个重点课题以及28条重点实施对策。
(四)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
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快速的少子化现象将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故而建构儿童能健康成长并让人民享受生儿育女喜悦的社会为当务之急。因此,为了强化少子化对策大纲的实施,2004年12月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制定了《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该计划沿着《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的4个重点课题,制定了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间具体的实施内容和目标,约有130个实施项目。体现日本政府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上的理念正由构筑“培育健康的孩子的社会”向“能够因生儿育女而感到快乐的社会”转换,藉此提高日本国民的生育意愿。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新少子化对策
日本自1899(明治32)年开始统计人口动态以来,于2005年第一次出现总人口减少,而且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都是史上最低记录。面对无法预料的少子化进程,为了全面扩充、强化少子化对策,2006年6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政府和执政党的一致同意制定了《新少子化对策》,提出了应重视进行全社会的意识改革以及站在孩子和家庭的立场上制定对策。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6年以来,日本的生育率稍有回升,说明日本政府所实施的“少子化对策”略显成效。
(六)《支援孩子和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
面对日益深化的少子老龄化倾向,2007年2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制定了《支援儿童和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开始关注国民关于结婚和生儿育女的理想与现实背离,提出为了改造工作与结婚生子二者择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将“通过工作方式的改革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调和”和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培育下一代支援框架”的政策同时并行措施。为了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调和,2007年7月成立了由内阁官房长官为议长、由相关阁僚、经济界、劳动界、地方代表等构成的推进工作与生活官民高层议会,12月制定了《工作与生活调和》和《为了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的行动指针》。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从一贯以女性为中心的“支援工作与育儿兼顾”为主轴转向如车之两轮同时平行实施的“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和“全面支援培育下一代”。十多年来,日本确实出台了一系列的少子化对策,但其实施后所取得的效果却甚微,原因在于其一系列的对策并未针对问题的实质,仅能“治标”,不能“治本”。
四、解决当代日本少子化问题探究
1990年以来,日本为解决人口减少、少子化现象等社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对策,但实际效果并不佳。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日本社会体制和相关法规方面的改革,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劳动方式的改革和工作与育儿两全”和“加强育儿方面的社会支援与合作”两大主要课题。
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直面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正视国民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对现行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为国民营造有信心、有勇气培育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企业可提供具有灵活性和公正性的机制以便双亲在工作和抚育子女上的时间分配,消除父亲直接抚育孩子的障碍。通过增加雇佣人数缩短劳动时间,创造弹性化的工作环境,建立确实可行的家长育儿休假制度、再就业制度等弹性化的雇佣制度,让女性安心生儿育女,让男性也有时间、有精力、有意愿参与养育子女。
社区应积极为本地区的市民提供实际可行的轻松的育儿环境,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托育设施和服务,设置育儿教育和咨询机构,为育儿排忧解难。在家庭中,长辈必须共同承担照顾女性生育,身为丈夫在获取育儿休假时应参与家务劳动。这样,既可解除年轻夫妻在育儿上的不安以及保育所、幼儿园数量的不足和托育时间的限制,又可全家享受天伦之乐。
第5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人口问题 人口战略目标 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第6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第7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第8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这几年明显感觉入园的孩子越来越少。现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们一家幼儿园，镇里其他幼儿园都是这个情况。”上述幼儿园园长王女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王园长幼儿园孩子数量的递减只是全国少儿人口逐步减少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少儿人口从数量到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在公众不察觉间，中国早已进入少子化时代。
严重少子化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在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他们的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日本人很认真地在敲响警钟，但许多中国人也许只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1000年还远着呢！中国可没有这个危险，咱们人多啊，13亿多人，世界第一呢！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2500万减少至2014年的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万人。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未来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负增长预警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力，匹配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谁愿意多生娃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但至今没有看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生育推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这两者都非人力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的是生育政策、养育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在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十分必要。而从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归正扭曲的生育观入手，着力构建一个孩子友好型的社会也已经非常急迫。
第9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2001年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那时候，该省并未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开展“三结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标，其二孩出生减少的效果应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群众退出二孩指标与二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
〔实例6〕许多文章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人口现象的发生既受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属性对人口现象的影响和制约是有条件的、间接的。而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条件的、直接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制约常常要通过自然属性来实现。在分析人口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人口的自然属性，然后再解释社会属性。就实例5而言，从妇女退出二孩指标到二孩出生减少，至少间隔10个月，即妇女的怀孕期，无论推行“三结合”力度多大，妇女10个月的怀孕期不能缩短。退指标的发生与出生数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至少要“滞后”一年。也就是说，1995年上半年因开展“三结合”妇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标不会影响这个时期的二孩出生数量。关于实例6，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属于社会属性，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确会影响其生育行为。然而，影响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节育行为，具体地说，影响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迟结婚（不发生）、采取避孕措施和流产（终止妊娠）。妇女文化程度影响到上述生物因素发生变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识，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减少怀孕的可能），并通过上述因素影响生育孩子的数量。直接讲文化程度与孩子数量的关系，未免有些牵强。
3定量与定性
〔实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各项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计划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为14.9‰（这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能导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减少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为2%等等。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断。如果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
4模糊和精确
〔实例8〕某地区的一份材料称，根据20年来每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推算本地区20年来少生了1831275人。
〔实例9〕某县计生委利用农村赶集日人口比较集中的机会，出动服务车，设置咨询台，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县计生委的汇报材料称，“一个月来在集日上接受宣传、咨询的群众累计达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实例8和实例9中的人数和人次数的统计和计算十分认真仔细，数字如此精确，令人钦佩。但转念一想，不免生疑：实例8中利用总和生育率计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龄别生育率与分年龄妇女人数相乘计算出生人数，一般来看，每个年龄组的计算结果都不会是整数，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个年龄组累计下来，个位数已经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数累计起来，怎么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呢？况且20年间，该地区的人口并非处于“封闭状态”，各年龄组人数因为人口迁移而变化，也会影响到计算少生的数量。至于实例9，在一个开放的、人们频繁走动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个人接受了宣传，哪个人接受了咨询，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使有标准，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逐人统计。实例8、实例9中看似精确的数据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说“20年大约少生了18万人”，“一个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服务的人次达10余万”，或许有几分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和计划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与此相应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状态或趋势，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精确。许多同志在应用统计方法时，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而对计算中数据的来源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很多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使是全面的调查（如人口普查、全局报表），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或影响，存在着调查误差，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之一。新晨
5原因与结果
〔实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