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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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1. 由于渔船涉及到渔村渔民以及其他渔工的就业问题，而按农业部的计划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减船指标，以及渔民转产转业，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不易实施。
2. 许多以渔为生的传统渔民的渔船和其他投资者的渔船，有很大一部分是功率较小的，这些渔船只适合在沿海作业。由于实行功率控制，他们难以增加功率指标来改造、改建渔船到远海去生产，因而加重了近海、沿海的捕捞强度，严重破坏资源。这与双控的目的背道而驰！
3. 由于“双控”制度实施比较严格，功率往往精确到以1千瓦计，亦即超过1千瓦的功率增加都不能办理相关的证件，这给船检部门和船东造成很大的困扰。从柴油机设汁制造技术的角度看，柴油机都应有一定的功率富余储备，因而柴油机标定的额定功率并非是一个绝对值！但对于“双控”的要求就必须把这个不是绝对值的东西绝对化！从技术的角度看，严格考究功率多1千瓦或是少1千瓦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只会增加工作上的复杂性，造成具体操作上的困难。
4. 一刀切控制主机功率不合理。对于拖网渔船来说，主机功率与捕捞强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对于灯光诱鱼围网渔船，主机功率与捕捞强度没多大的关联性，其捕捞强度与诱鱼灯具多少即发电机功率大小具有关联性。因此说灯光诱鱼围网渔船控制主机功率成为不合理和无意义。对于其他非拖网渔船来说，控制主机功率也是没多大实质意义的。
5. 由于沿海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迫使部分较小功率的渔船，到超出其安全证书核定的作业区域去进行生产，存在人命财产安全事故隐患，随时都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从上面所反映的问题来看，控制主机功率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控制捕捞渔获量，不能有效地达到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目的。与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控制主机功率，倒不如把精力放在直接控制渔获量上。控制渔获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是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并且也是法律上的要求。
<<中华八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为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提供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辖海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或者协商确定，逐级分解下达。捕捞限额总量的分配应当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捕捞限额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超过上级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的，应当在其次年捕捞限额指标中予以核减。
具体可以这样操作：
1. 由农业部根据这几年的海洋捕捞总量，结合有关政策确定一个数值，作为捕捞限额总量指标下达给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再逐级分解到各个捕捞渔船。
2. 各捕捞渔船在指标限额内安排生产，用完限额指标后停止作业。若在最后一个航次超过了捕捞限额指标，超过部分在其次年的限额指标中核减。
3. 采取集中交易的方式，确定捕捞量，核销指标。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走私行为发生。
4. 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查处无证生产和无指标生产，确保捕捞限额制度的有效实施。
第2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
第3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三次产业 挤入效应 挤出效应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集合的载体，被视为直接资本输入和间接技术溢出的重要来源(Balasubramanyam et al，1996)，因此，我国把引进外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一直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上成绩斐然。虽然自2005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已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了平稳、低速增长阶段，但这并非坏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趋于优化、合理，统筹内外资的使用，实现内外资互动融合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内外资融合的模式
内资与外资融合发展有多种可行的途径，本文将其具体归纳为四种模式：一是资本形成中的融合，要求一方面外资流入对内资发挥明显的挤进作用，另一方面内资也为外资提供配套资金；二是内外资产业内的融合；三是内外资企业结合形成产业链；四是内外资企业结合形成集群经济。
本文将对第一种模式――资本形成中的内外资融合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全国层面和三次产业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FDI与国内资本形成的关系，如果FDI与国内投资互为因果关系，则可以理解为内外资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即产生了资本形成中的内外资融合。
二、实证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的引入
国外不少学者构建了很多模型来考察FDI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在此笔者借鉴Agosin和Mayer（2000）所做的模型：
It=α+β1Ft +β2Ft-1 +β3Ft-2 +β4It-1 +β5It-2 +β6Gt +β7Gt-1 +β8Gt-2 +εt（2.1）
由于实证分析之前并未得到结论，因而式（4.4）只具有一般性。所以在利用该方程式做回归分析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滞后期数。本文不考虑GDP的影响，建立简单的双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即：
K= α+ βFDI++ ε（2.2）
α为 方程的截距项，β是K相对于FDI变化的弹性系数，ε是方程随机干扰项。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选取的数据属于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而宏观经济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用非平稳的变量直接做回归分析则很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在处理时间序列的数据之前先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平稳的数据序列才可以直接用于时间序列分析，否则要用协整的方法处理。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二）数据的处理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在研究全国总体内外资融合发展实证分析时所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样本的时期为1992-2009年，而由于产业层面数据不全，在研究产业层面时采用1996-2009年的数据。一般来讲，在研究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资本存量要比流量更为有效，因此，本文采用FDI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
1.资本存量K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永续盘存资本形成方程表示为：
Kt=(1-γ)Kt-1+It （2.3）
其中， Kt、 Kt-1分别表示第t、t-1年的资本存量， It表示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的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y表示折旧率，本文采用宋国青（2007）计算中国资本回报率所确定的折旧率10%。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采用Hall-Jones（1999）的方法进行估算，即
（2.4）
其中,ρ 表示计算期内可比价格表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平均增长率， γ为折旧率。以后各期的资本存量根据资本形成方程，代入经平减后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各年的折旧率逐步推算样本期间每一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单位是亿元人民币，取自然对数后简记为K。
2.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FDI
我国从1992年开始流入大量的FDI，因此本文选取1992年FDI累计额为作为全国层面基期FDI存量。由于产业层面的数据难以获取，因此近似采用1996年FDI累计额为作为产业层面基期FDI存量。各年FDI流量经过汇率调整，再经过GDP平减指数（1992=100）消除价格因素后，得到各年不变价格的新增FDI。最后将新增FDI流量和基期的资本存量以及10%的折旧率（假设与上文计算固定资产存量时的折旧率相同）代入资本形成方程，得到1992-2009年各年不变人民币价格计量的FDI存量值，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取自然对数后简记为FDI。
上文所用到的GDP平减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假如1992年的名义GDP为A，以1978年为基年的GDP指数为a，第t年的名义GDP为B，以1978年为基年的GDP指数为b，则第t年以1992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B/（A*b /a）。
三、中国内外资融合发展――基于资本形成的实证分析
本节通过对全国数据和三次产业数据分别进行OLS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来实证分析FDI对资本形成影响的全国效应和产业效应。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采用ADF检验，结果如下：
表1 FDI和K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
说明：（1）变量FDI和K已取过对数；（2）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3）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ADF检验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为0则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为0则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为自回归滞后长度。
由表1可知，FDI和K在1%、5%以及10%的显著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但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不同显著水平下，ADF统计值小于相应的临界值，即两个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变量FDI和K具有一阶单整性I（1）。这也就是说，序列FDI和K符合协整分析的基本条件。
（二）协整检验
首先，根据全国和第一、二、三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式（2.2）进行OLS回归。然后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协整检验来证明变量FDI和K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OLS回归结果如下：
全国的回归方程：
K=2.279872+1.007317FDI （3.1）
(2.295694)(9.417473) R2=0.847166 F=88.68880
第一产业的回归方程：
K=-10.18129+3.342741FDI （3.2）
(-4.772870)(8.538478) R2=0.858667 F=72.50961
第二产业的回归方程：
K=-5.613551+1.786828FDI（3.3）
(-2.917426)(8.615593) R2=0.860835F=74.22845
第三产业的回归方程：
K=-16.15167+3.256834FDI （3.4）
(-7.667140)(12.99946) R2=0.933697 F=168.9860
上述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项ADF检验结果如下：
表2 残差项ADF检验结果
回归方程残差项ADF检验统计量小于相应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全国及三次产业的FDI与本地资本存量存在协整关系。
上述四个回归方程调整的判定系数基本都不低于0.85，表明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变量FDI的t-统计量均大于8.5，高度显著，说明全国及三次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存量高度相关。方程（3.1）中FDI的系数为1.007317，即实际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导致国内资本存量增加1.007317个单位，表明FDI与我国国内资本之间不存在“挤出效应”，而存在微弱的“挤入效应”。方程（3.2）、（3.3）和（3.4）中FDI的系数分别为3.342741 、1.786828 和3.256834 ，表明FDI与国内投资K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且弹性系数大于1，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不过，到底是我国的FDI带动了国内投资，还是国内投资吸引了FDI，我们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3FDI和K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经检验可知，全国和第一、三产业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FDI存量不是资本存量的原因”，接受“资本存量不是FDI存量的原因”，即FDI增长是国内投资K增长的原因，但K不是FDI的原因。因此，就全国和第一、三产业来看，我国FDI与国内资本形成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没有达到内外资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效果。而第二产业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则同时拒绝了两个原假设，表明FDI增长是国内投资K增长的原因，同时K也是FDI增长的原因，这从侧面证明了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大大得益于内外资的互动融合。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全国及三次产业1992-2009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FDI与全国及三次产业国内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FDI并没有挤出国内资本，不同产业的FDI与国内投资的相互影响也是不同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一）就全国而言，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对全国资本形成有微弱的“挤入效应”。 近年来我国存在双溢出现象，于是有些观点认为目前应缩小利用外资规模，但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需要更多资金，不少内资企业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这与我国的双溢出现象相矛盾。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减少外资，而是如何提升外资的质量，如何协调内外资的关系，促使两者融合发展。
（二）就产业结构而言，FDI对三次产业国内资本形成都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第一、三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第二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在FDI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同时，国内投资的增加也吸引了更多的FDI。第二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相互促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可以为外资提供配套的资源，从而吸引更多外资，而第一、三产业FDI与国内资本并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说明我国第一、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对外资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外商投资在产业结构的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与同期国际投资产业结构的一般趋势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外资比例太小，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此，必须实施合理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进一步创造适合第一、三产业的良好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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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
[5] 薄文广.FDI挤入或挤出了中国的国内投资么？――基
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J].财经论丛，2005(1)．
[6]杨新房，任丽君，李红芹.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
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9)．
第4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所谓政策营销 (policy marketing)是公共部门利用营销的观念与活动使公共政策获得公众的接受和支持。我国铁强化酱油项目的推广采取的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属于政府政策行为的营销模式。政府对具有铁强化酱油生产资质的企业进行认定，然后给予相关推广费用的支持，企业则根据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协助政府进行推广。
近年来，随着调味品行业的不断整合，调味品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具有很强的品类创新意识，以推出更多产品来获得增长。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有的企业竟拥有多达近百个品项。这种模式造成调味品产品繁杂，相互扰乱，使得在今天商品种类过于丰富的市场上，消费者很难对这个铁强化酱油形成整体印象，尤其是消费者在心智中还没有形成标杆的情况下就要面对诸多选择，比较的结果常常是感到困惑。
政策营销之殤：铁强化酱油营销策划力缺失
铁强化酱油项目采取的政策营销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很多大一些的企业总在担心自己的大量宣传，都只会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行业内企业间综合性的“近视”症状和营销迷茫也是当前铁强化酱油项目难以推动的主要原因。这也使得部分企业不愿在铁强化酱油产品上过多考虑营销策略和产品策划。 这在种观念下，企业过多依赖政府的投入和政府行为，而从不用营销的思维去做铁强化酱油，不能跳出政策营销的局限，从做产品做营销的视角去考虑铁强化酱油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功能该如何进行营销策划。当前市场上的几款铁强化酱油普遍缺乏营销策划力。
市场上几种常见的铁强化酱油分析
海天铁强化酱油
海天铁强化酱油的产品名称是：铁强化（金标生抽）；铁强化（草菇老抽），这两款酱油最大的优势之处在于产品自然属性的卖点突出，并非补铁的卖点突出，也就是说，海天铁强化将铁强化的概念附着在了消费者认知度较高的具体产品上，将铁强化概念附着在了草菇老抽和金标生抽上，消费者不认可铁强化酱油没有关系，但是消费者认可金标生抽和草菇老抽这两个产品，“买也是买了，多一项补铁功能岂不更好，”消费者这样说。说明了海天对待这项铁强化推广活动是谨慎的，将铁强化酱油的概念建立在已有的产品基础上，靠销售较好的产品来带动铁强化酱油的销售和消费者渗透教育，既不影响现有产品的销售，也能继续推动铁强化的推广宣传，这一策略是很多厂家没有发现的，但是，从产品传播角度来说他是失败的，没有达到铁强化概念的传播和消费者心智模式的占据
巧媳妇铁强化酱油
巧媳妇铁强化酱油的产品名称是：补铁酱油，巧媳妇补铁酱油的优势之处在于通过规格划分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心理价位差，1.3L规格比500ml规格单升价位买的划算（1.3L合计9.77元/L；500ml合计13元/L）。其次是较多的促销活动拉动。第三点是产品名称的直白，避开了铁强化专业晦涩的名称。
欣和铁强化酱油
欣和铁强化酱油的优势之处在于两个同规格产品价位差的区分明显，一款是500ml欣和铁强化（类似淑女瓶），一款是500ml小康铁强化酱油，这两款产品价格分别是：11.8元/瓶；4.3元/瓶，这样的产品品牌的划分策略显示出了欣和在品牌产品定位上的区隔意图，低端要销量，高端要形象的策略。其中小康铁强化酱油在同类同规格产品中，价位最低，所以，销售较其它品牌铁强化较好。欣和两款铁强化酱油也是失败的，它没有差异化区隔，就连酱油属性的产品卖点都没有提炼
玉兔女士铁强化酱油
玉兔女士铁强化酱油选择的功能细分点是非常精准的，定位人群在女士，产品功能是铁强化，产品属性是酱油品类，定位相当精准，但是之所以推广效果较差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多数消费者不理解铁强化概念，只有通过阅读标签标识后才有了认识，但是物品丰富的超市很少有人仔细看标签，二是消费者不明白该产品的作为酱油调味品的核心功能卖点，例如做什么菜使用，产品特点是香呀还是鲜等
通过对以上主要的铁强化酱油品牌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对该款产品的营销迷茫，对于铁强化这款政策产品不知该如何操作，产品力缺失、市场研究力薄弱、营销策划力不足、品牌传播力单薄……面对一个个硬骨头上的软伤，身处尴尬境地的铁强化酱油该怎样才能摆脱营销迷茫？
笔者就长期的市场研究和实战经验，列出如下建议，希望能够对铁强化酱油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明确品类定位
以巧媳妇补铁酱油为例：从消费者认知来看，“补铁酱油”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消费者确实有“补铁”的需求，也有人需要“强身”，但在人们看来，补铁自然是专门补铁的营养品最好，酱油也有海天、加加等名牌。巧媳妇“补铁酱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个好选择。
“补铁酱油”是个新概念，若要成功，就意味着要在补铁品中确立“酱油”的新品类定位，或者在酱油中确立“补铁”的新特性定位。这种抢先占位的前提，是目前的消费者，有着新品类/新特性的需求或需要。可是补铁保健品的消费者，并不特别地需要一类“酱油”产品，吃酱油的顾客们，也没不一定有专门的“补铁”需求。因而无论在哪种消费者的心智中，都不存在“补铁酱油”的潜在定位。 事实上，几乎所有行得通的新概念，都是从更大的概念或需求中细分、深化而来，两种产品“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常常只是听起来美妙，而非真正实用有效。再来看巧媳妇“补铁酱油”，既然两边都不“讨好”，还是得回到酱油市场，看看有什么确切存在的定位。
二、占领消费者心智空缺
进一步研究消费者及竞争对手，了解到，补铁保健品虽然多如牛毛，但就全国市场而言，人们心目中的强势品牌也是几乎没有。而且，这类专门补铁的保健品价格不菲。很显然，巧媳妇要立杆见影地瓜分到酱油市场，主要从酱油市场的功能细分中切获，应该结合消费者的认知和需求，剖析当前铁强化概念的不足，予以新的更加突出的产品新特性予以满足和填充，争得顾客。
有目的地探究当前铁强化酱油市场的不足发现，人们普遍不了解铁强化的概念，对于补铁酱油的概念也只是了解片面，不知道补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而这一点，恰恰是巧媳妇补铁酱油下一步需要占位的消费者空位阶梯，可以给消费者以满足。因为“补铁酱油”含有充分的铁元素，产品富含“生血因子”和“营养因子”(营养因子突出酱油特性，例如附以草菇老抽的酱油概念)，能有效持久地巩固补血效果和改善贫血。
巧媳妇补铁酱油提出“生血因子”+“营养因子”的补铁新主张，切应市场消费者的新需要，形成自己“改善贫血，功效持久”的鲜明特点，抢占酱油产品的新特性定位。 巧媳妇“补铁酱油”品牌围绕“双效合一，改善贫血，功效持久”的定位展开推广。一方面，它老抽或生抽酱油的消费需求，能够即时地切分市场；一方面，它坚持下去，可以让关注缺铁性贫血的人们知道有一个“双效合一，功效持久”的产品，与普通的铁强化酱油不同，巧媳妇补铁酱油有自己的独特价值。长此坚持，巧媳妇补铁酱油会赢得“双效合一，改善贫血，功效持久”的消费者认知，建立起强势品牌。
生血因子产品卖点支持
1、中老年消费群体
据统计，老年人贫血发生率是50-55%，老年人生理功能下降，对膳食中铁元素的吸收利用率降低，另一方面，老年人活动量减少，咀嚼消化功能衰退，每日进食的数量和品种受到限制，影响铁元素的摄入量，血液是生命之源，对中老年人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关心老年人补铁，显得至关重要。
2、 女士消费市场
经、孕、产、乳，女性最容易贫血，俗话说：生个孩子三盆血，使产妇的真实写照。月经期妇女每天大约损失18毫克生血元素；孕妇每天对生血元素的需求量高达30毫克；分娩时，女性250~300毫克的生血元素会随着大量出血而流失，造成严重贫血；哺乳期，孩子要从母体中吸收大量的生血元素才能健康成长，所以，女性消费者市场的补铁需求最为强烈。
3、 儿童消费者市场
儿童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经常会产生挑食、厌食的不良习惯，对于食物数量和品类的摄入较少，极易导致贫血。
营养因子产品卖点支持
调味品的基础功能，产品富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态氮，涉及产品：味极鲜（生抽）：凉拌、蘸食、拌饭，草菇老抽（老抽）：富含草菇汁，热炒、炖煮、烹调
消费者心智空缺定位点
生血因子+营养因子，双效合一（定位）
低成本改善贫血（巩固定位）
不添加防腐剂（巩固定位）
通过补铁补血，功效更持久（定位）
味极鲜：味道鲜美（巩固定位）
草菇老抽：营养、酱香（巩固定位）
减盐产品（巩固定位）
第5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临床医生个人工作总结1
本人从事外科临床工作**年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时刻能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院方各种规章制度。能单独处理外科上各项业务工作，至今未发生一起医疗差错事故。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社会，社会主义事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在目前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部分人思想出现腐蚀堕落，这是一种缺乏政治学习的综合表现。通过“五心三满意活动”、“三个代表学习”我个人从端正学习态度，结合个人实际认真作了整改，进一步在职工中树立了良好的自身形象。
基层医院在条件设备及人员相对紧缺情况下，我作为一名业务带头人，身先士卒，接受群众的监督，长年工作在一线，坚持又上行政班又上业务班，从不以任何理由推诿工作之事，没有享受休息过一个好的节假日。记得去年大年三十晚上接诊一例鞭炮炸伤腹部病人，病人当时因创伤面严重并发休克，通过积极组织医务人及时抢救并给予手术治疗，手术时间长达4小时，术后病人安返病房，经过13天精心治疗，病人康复出院，此时我内心总算松了口气，并没因工作耽误春节休息而产生任何怨言。
近*年来在分管业务工作中，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自己在业务上要带好头，还要组织、督促好大家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在当前这种市场经济社会，各行业日新月异在突飞猛进，目前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只有不断加强业务学习，才能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从而避免医疗纠纷及差错事故的发生。我曾多次外面培训、学习，不但充实和完善自己。通过99年赴武汉学习回院后成功开展肝破裂修补术，医学教，育网脾破裂切除术，胆囊切除术，肠梗阻，甲状腺手术等，赢得了院方及群众认可，为单位和个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曾多次被上级主管单位授予先进表彰。
通过业务上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现开展的`新技术、新业务工作，取得了良好的两个效益。于今年从山东省肛肠研究所学习高新科技做痔疮技术后，回院对开展近43例痔疮病人跟踪随访，绝大部分病人反映该技术术中及术后的确痛苦小，术后恢复快，弥补原传统手术方法不足。
卫生工作过硬的技术是保证质量的前提。服务质量好坏能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在日常工作中，接诊任何一名病人我本着认真、仔细并采取跟踪服务。在接诊病人过程中难免部分病人进院后不知诊疗常规程序，经常带领病人进行导诊，至到处理完毕后再给予详细讲解回家后治疗注意事项，手术病人术后活动有些不便，为了方便病人，经常在病房巡回期间帮助病人给予正确讲解活动方法及进行必要日常生活帮助，如：打开水、冲便盆、拿药等，通过自己真实行动，感化了职工及病人与其家属的信任与支持，得到大家一致良好口碑。
近几年来，虽然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感谢领导支持，群众信任，但今后还需进一步学习，不但弥补自生不足，医学是一门高科技并无止境学科，我还得续继努力，从点滴做起，并发扬老一辈无私奉献精神，为确保本社区人民身体健康，为社会发展进一步作出我应有的贡献。
临床医生个人工作总结2
20xx年即将过去，总结过去是为了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除了顺利平稳完成本职技术工作以外，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提升自身道德水准，以关怀服务为荣，主要从医患关系、医护关系、护际关系三个方面入手，踏踏实实步步为营。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们医疗行业的终极目标，正是因为有了这盏明灯我们的努力才持之以恒，正是有了这份承诺社会对卫生行业肃然起敬。虽然医患关系愈来愈紧张，但是在临床工作中我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以人为本，病人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的，文明礼貌、优质服务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像对待朋友一样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赢得病人的好感和信任，同时遵纪守法，廉洁行医，婉拒红包、礼物，医德医风个人工作总结。
医生和护士本来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构建和谐的医护关系式整个医疗活动安全有效进行的基础。全国各地的病人纷至沓来，五湖四海的继续教育人员络绎不绝，在临床工作中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一切由临床出发，一切为了病人医生护士同心协力。在专业治疗方面尽可能多参加医生组查房交班深层次理解病情，同时对于新轮转的同事竭尽所能帮助他们熟悉环境规范流程，医生护士的关系和谐了，医患关系自然就稳固了。
优质的服务不仅仅是态度，更需要过硬专业素质作为坚强的后盾。过去的一年里我坚持本科课程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在临床工作中因病施治、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努力学习外语，并利用医院图书室资源定时查阅中、外文专业杂志，学习数据库检索知识，从而了解到本专业新动态开阔了视野，专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20xx年即将过去，总结过去是为了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医德医风个人工作总结。 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除了顺利平稳完成本职技术工作以外，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提升自身道德水准，以关怀服务为荣，主要从医患关系、医护关系、护际关系三个方面入手，踏踏实实步步为营。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们医疗行业的终极目标，正是因为有了这盏明灯我们的努力才持之以恒，正是有了这份承诺社会对卫生行业肃然起敬。虽然医患关系愈来愈紧张，但是在临床工作中我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以人为本，病人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的，文明礼貌、优质服务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像对待朋友一样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赢得病人的好感和信任，同时遵纪守法，廉洁行医，婉拒红包、礼物，医德医风个人工作总结。
医生和护士本来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构建和谐的医护关系式整个医疗活动安全有效进行的基础。全国各地的病人纷至沓来，五湖四海的继续教育人员络绎不绝，在临床工作中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一切由临床出发，一切为了病人医生护士同心协力。在专业治疗方面尽可能多参加医生组查房交班深层次理解病情，同时对于新轮转的同事竭尽所能帮助他们熟悉环境规范流程，医生护士的关系和谐了，医患关系自然就稳固了。
优质的服务不仅仅是态度，更需要过硬专业素质作为坚强的后盾。过去的一年里我坚持本科课程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在临床工作中因病施治、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努力学习外语，并利用医院图书室资源定时查阅中、外文专业杂志，学习数据库检索知识，从而了解到本专业新动态开阔了视野，专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20xx年即将过去，总结过去是为了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医德医风个人工作总结。 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除了顺利平稳完成本职技术工作以外，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提升自身道德水准，以关怀服务为荣，主要从医患关系、医护关系、护际关系三个方面入手，踏踏实实步步为营。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们医疗行业的终极目标，正是因为有了这盏明灯我们的努力才持之以恒，正是有了这份承诺社会对卫生行业肃然起敬。虽然医患关系愈来愈紧张，但是在临床工作中我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以人为本，病人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的，文明礼貌、优质服务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像对待朋友一样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赢得病人的好感和信任，同时遵纪守法，廉洁行医，婉拒红包、礼物。
医生和护士本来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构建和谐的医护关系式整个医疗活动安全有效进行的基础。全国各地的病人纷至沓来，五湖四海的继续教育人员络绎不绝，在临床工作中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一切由临床出发，一切为了病人医生护士同心协力。在专业治疗方面尽可能多参加医生组查房交班深层次理解病情，同时对于新轮转的同事竭尽所能帮助他们熟悉环境规范流程，医生护士的关系和谐了，医患关系自然就稳固了。
优质的服务不仅仅是态度，更需要过硬专业素质作为坚强的后盾。过去的一年里我坚持本科课程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在临床工作中因病施治、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努力学习外语，并利用医院图书室资源定时查阅中、外文专业杂志，学习数据库检索知识，从而了解到本专业新动态开阔了视野，专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临床医生个人工作总结3
曩昔的一年里，我正在院、科带领及同事们的关怀取帮助下顺遂完成了临床各项任务使命，正在思惟憬悟圆面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详细总结以下：
第6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居民收入 通货膨胀率 利率 居民储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居民储蓄也因此而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26万亿元（如图1）。对于巨额储蓄的存在，各方观点不一。积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方面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国反腐败的进程，因为有关学者认为的款项是储蓄的来源之一（张力生,罗永进，2005）。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巨额储蓄的存在也给我国各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储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财政赤字、国家债务连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伸缩自如，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被削弱，仅能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而根据罗伯特・蒙代尔的政策指派理论，这又使得我国对内的经济调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储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又连年处于亏损状态，不能靠自身结余来补充资本金，而通过发行债券、央行贷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不但会造成银行债务的不断积累，而且会造成社会通胀压力。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国有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
已有的储蓄理论将储蓄的变动归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应，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经济效应，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应，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效应、财富效应和国外储蓄效应等。这些理论主要与各学者所考察国家的情况相适应。具体到我们转型经济国家，则需进行具体分析。对此，本文考虑主要从居民收入、通货膨胀与利率三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以期得出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相关解释。
二、理论分析
关于收入增长与储蓄增长的关系，众所周知，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利率与通货膨胀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关系。
（一）利率效应
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认为储蓄与利率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高利率可以使储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储蓄。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利率与储蓄的关系并不简单，存在利率对储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对储蓄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经济学家们做的大量实证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在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萨莫斯(Summers)(1982)、吉尔法萨(Gylfasa)(1981)、巴拉萨(Balassa)(1989)等人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正的，储蓄的利率弹性在0.3-3.4之间。在赖待(Wright)(1967、1969)、韦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发现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国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很大，而且是正的影响。如谢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978-1987年居民储蓄对实际利率变动敏感，实际利率变化会导致储蓄额同方向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大。如刘尚希(1992)，张文中、田源(1990)。在张文中、田源的实证分析中，发现1979-1987年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同期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的系数大于零。张文斌(1991)对同期居民储蓄的研究也发现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较小，相关系数仅0.56，且为负相关。
以上研究虽然针对同一时期的居民储蓄行为，但结论有较大差异。这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不同有关。但无论怎样，说明理论界早已意识到我国储蓄并没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减储”的简单逻辑。进一步探索储蓄与利率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透彻解释，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通货膨胀效应
如同利率一样，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对于储蓄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既可能产生收入效应，也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或者，无论哪一种效应均不显著。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英国70年代高储蓄率伴随高通货膨胀率，未预料的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正效应；莫迪利亚尼(1970)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对几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储蓄率产生负效应；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关系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张文中、田源(1990)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实证分析发现1950-1978年间，通货膨胀对储蓄的作用为不显著的负效应，1979-1989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较多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会抑制储蓄。普遍的解释是：当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会提取存款抢购实物，形成储蓄存款增长减慢，甚至形成负增长。显然，这种观点与居民提款购买实物，用实物储蓄代替货币储蓄有关。按照我国狭义的储蓄概念，储蓄仅限货币存款，实物储蓄未列入储蓄范畴，货币存款减少自然意味着储蓄的减少。如果按照广义的储蓄定义，上述观点应当改为：通货膨胀会使储蓄的结构发生变化，储蓄总额及储蓄率不受影响。因为，人们提取存款购买的实物，多为耐用消费品，或需要长时间消费的日用消费品之类，这些实物量的增加均属于储蓄的范畴。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比较复杂，取决于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程度、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多种因素。当通货膨胀率超过名义收入增长时，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降低储蓄。当通货膨胀的速度低于名义收入增长，实际收入保持增长，储蓄率可能不变其至提高。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程度，人们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调整预期，并调整消费和储蓄，使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较大的影响，反之较小。
三、实证分析
在以上理论分析中，主要提及了与本文有关的利率与通货膨胀效应。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引入收入因素，结合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一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问题进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数据选择。本文选取居民收入（Y）、通货膨胀率（Л）和实际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历年数据作为影响居民储蓄（S）变动的因素，分别从整体上及分阶段对影响储蓄各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选取国民总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代表变量；
（2）居民储蓄（S），选取历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代表变量；
（3）通货膨胀率（Л），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历年通货膨胀率作为该变量的数值
（4）实际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代表该变量；
（5）存贷款利差（T），通过一年定期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数据分析。从居民角度来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收入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长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扩大盈利资金的来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我国实际存款利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显示是波动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还出现过负利率。从这一点来看，存款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贷利差的扩大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相对于存款利率而言，国际上一般通行的银行存贷利差大约是2个百分点，中国的银行保本利差则需要3个百分点（王晓芳，2000）。我国实际存贷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个百分点，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大于3个百分点（如表1），如果说利差因素起作用，应该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国居民储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却一直在增长，这样看来，我国存贷款利差并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国储蓄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图2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居民储蓄增长率的影响也是变化不定的。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储蓄增长率有增有减，而在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储蓄增长率也是有增有减的。似乎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
（二）协整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实际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并无一定的规律性，而是变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的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进行协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对一个趋势平稳过程（TSP）来说，如果在单位根检验中选取了含时间趋势的模型设定模式，那么，拒绝单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单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应拒绝接受的假设，故一阶差分是平稳过程，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2.协整检验。单整检验已经说明，S、Y、Л和R都是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避免虚假回归。通过VAR模型确定滞后阶数K=1。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因为LR=49.07>41.20（1%显著水平），所以分别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S、Л和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过协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明显且主要的正向关系，利率效应次之，通货膨胀率虽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较弱。可以理解为，当通货膨胀处于温和状态时，居民不但不会提出存款用于购物，反而会因为名义收入增长率快于通货膨胀率等原因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看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尽管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响要强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实际利率与存贷款之差对储蓄均是正相关。鉴于以上分析，对于我国巨额居民储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维持城乡居民收入适度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乡居民及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储蓄结构。因此需要维持居民收入的适度增长。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货膨胀水平适当加一个比例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阶层工资的适度增长为标志，乡村居民可以物价提高水平为基准的同时，不断减轻农民经济压力，适当给予补贴或政策优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2.保持适度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维护农民利益，减少收费项目，扩大商品供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减少交通关卡，平衡东西南北物资的调运；居民收入水平维持适度增长，力求不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维护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信誉，严厉打击违规操作，银行资金挪用、偷盗以及相关诈骗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把握好宏观调控工具，适度干预市场失灵现象；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内，是稳定我国居民储蓄、避免资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才能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3.加深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尽早实现由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让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的增减，充分发挥利率对储蓄的正面引导作用，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应用；同时，完善对社会资金的监测手段，严厉打击社会游资的对市场操纵行为，维护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
4.完善配套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引进，增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种类，形成居民资产的多元化，消化巨额储蓄；改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逐步完善银行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放宽信贷标准，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信贷，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以便消化巨额储蓄，将大量闲置资金进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资金的闲置，消化金融机构的潜在经营风险；适当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业支出，在带动居民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经济压力，从而形成居民收入对储蓄增长的正面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晓芳.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郭英彤.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吉林大学,2006
3.马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内生断点分析:1953～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
4.杭斌,申春兰.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6)
5.杭斌,郭香俊.基于习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9(3)
第7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盛松成说，2013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马建堂说，经初步核算，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这两个数据一经公布，人们立刻发现：M2与GDP之比几近2：1，M2增速依然远超GDP增速与通胀率之和。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M2严重超发，超发量和速度都领先全球。但盛松成否定了M2超发的说法。今年2月，货币当局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3年第4季度）也说：“2013年，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合理适度，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发展，信用总量继续较快增长，货币金融环境基本稳定。”
对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各方如何解释？他们的解释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下亟需深入讨论。
货币当局的解释
面对M2总量、增速以及与GDP比值的种种质疑，盛松成代表货币当局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解释说，我国目前货币供给有三个层次，即M0、M1、M2。M0为流通中现金，目前余额为5.86万亿，M1狭义货币供应量约为33万亿，M2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10万亿元左右。M1等于M0加上企业的活期存款，因为企业的活期存款可以开立支票，它和M0一样，流动性较强。M2等于M1加上企业定期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现在，储蓄存款余额接近4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30多万亿元，再加上其他存款和5.86万亿元（M0），这些加在一起就是110万亿元即2013年末M2余额。经过这番解释，盛松成总结道：“M2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所有的企业、个人，包括在座各位共同创造的。”
盛松成认为，一般而言，储蓄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其货币总量也往往会比较高。中国人比较重视储蓄，国民储蓄率超过50%（美国的储蓄率只在5%左右）。货币主要是从银行的各类存款统计出来的。储蓄率高会增加经济主体对存款的需求。此外，间接融资占比比较高的经济体，货币总量也会相对较多。美国的直接融资大概占80%左右，他们的银行贷款相对少，最后形成M2相对就少。中国是倒过来的，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相对较高。个人将钱存到银行，银行贷给企业，企业拿了钱又存到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一方面是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一方面是企业存款增加，这样一来我国的M2就相对比较高。
“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控制在14%以内，新增人民币贷款控制在9万亿元以内，社会融资规模是17.3万亿元以内。可以说，我们基本达到了调控目标的要求。” 盛松成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说。
针对社会上有关“货币超发”的质疑，货币当局官员一直持否定态度，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他所著的《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一书中曾辩称，在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接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所谓“非经济发行”的概念。非经济发行指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量的货币供应，经济发行则指货币供应量正好符合实体经济需求。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周小川、盛松成的解释试图在说明“货币超发”的合理性。他们所说的理由，虽然公众不大理解，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还是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官方媒体更是站在货币当局的立场，以周小川、盛松成的观点为依据，彻底否定“货币超发”的质疑。例如，今年1月，《经济日报》发表《百万亿元货币存量并非超发而来》一文。该文认为，M2的增加并不是由“超发”造成的，央行直接发行的货币只有M0，广义货币量的增加还与银行、企业、个人相关。该文还认为，M2持续高速增长虽然会对通胀形成较大压力，但并未导致物价大幅上涨。
货币当局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完全说服经济学家，更没有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因此，近年来，有关“货币超发”之声还是不绝于耳。
货币还是超发了
从媒体报道来看，很多是以M2规模、增速以及与GDP的比值并在国际比较中，判断货币是否超发。例如，有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底，我国M2余额为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4.9倍，日本的1.7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还多出20多万亿元。2013年3月末，中国M2为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截至2013年12月，中国M2规模达到110.65万亿，较2000年增长超7倍，与GDP之比几乎达到2：1，在世界范围内再创新高。媒体惊呼，中国“印钱”速度冠绝全球。
但有经济学家质疑说，我国M2总量大，有其自身的原因。衡量M2体量不能直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M2比较，理由是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没有可比性。面对这种质疑，也有经济学家反驳说，尽管各国M2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实际反映的都是货币供应量，只是结构有些差异，对比还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判断货币是否超发实际上一个可靠的指标是看物价是否稳定。”但M2存量和M2变化率谁对通胀更有影响，还是有争议。
周小川就说，由于多数研究和实证检验证明，调控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已被弃用。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建曾经在《别拿货币存量占GDP比重说事儿》一文中也写道：“影响通胀的是M2的变化率，不是M2。而货币供应变化率和通胀的关系非常不稳定。”
从通胀角度来看，近十年来，中国还是存在着阶段性的“货币超发”。例如，2009-2011年是中国M2投放量迅速膨胀的阶段，增速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随之而来的是2010年前后面临的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飙升，不仅仅是楼市、股市，甚至艺术品市场等都出现泡沫化倾向。天量的新增货币是形成高物价和高房价的直接来源。
这是M2的变化率在起作用，还是M2总量在起作用呢？不过，无论如何，这也应验了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
然而，盛松成在新闻会上引用的也是近十年的数据，结论却与“货币超发”的观点相反。他说：“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物价涨幅平均在2-3%，而我们的经济增长最近十年接近9-10%，可以说中国经济实现了相对的高增长、相对的低通胀，货币政策为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经济学家们对盛松成所说的现象有更加专业一些的解释。据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教授研究，近十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可能在快速下降。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确实在快速下降，那么“货币超发”也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也解释了过去十年我们总是“货币超发”，却没有引起持续高通胀的事实。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创建了一个交易方程式，即：
MV=PY
其中：M代表货币供给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Y代表总产出（收入）。
MV=PY说明这几个数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假定短期内V和Y稳定不变，那么，货币供给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
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不是一个常数，货币供给量对价格的影响就不同了。近十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就出现了刘煜辉所说的“快速下降”，所以，尽管在这期间货币供给不断加大，但并没有发生持续的高通胀，而是出现了盛松成引以为自豪、物价涨幅平均在2-3%的情况。
这里面的关键是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为什么这十年快速下降？刘煜辉说：“长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致经济泡沫生成，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特别是在泡沫临近不可持续和已经进入破裂状态下，货币层面的反映是周转速度不断变慢，总量虽然高企，但市场并不感到资金的宽裕。”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3年第4季度）也认为，“当前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增长对投资和债务的依赖仍在上升，高投资模式以及资源过度向房地产等领域集中，容易导致债务水平上升，并可能对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形成挤出，加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问题也使总量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
增长对投资和债务的依赖在不断地推高M2规模。如何遏制不断高企的M2呢？刘煜辉认为，目前已基本形成的共识是流动性压力源于经济中旺盛的货币需求。“需求端未来状态的改变主要看三件事情是否被允许发生：关厂、下马和违约。即：地方政府允许一部分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企业退出，地方政府缓建或砍掉部分项目，信用系统的刚性兑付被突破。只有这三件事情发生，才意味着减杠杆实质性开始。”
如果任由M2总量不断攀登新高，不断地以投资和债务来堆积GDP，最后，被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称为“堰塞湖”水的、巨大的M2存量定将泛滥成灾。
M2是怎么发出来的
关于M2的形成，盛松成回答得很清楚。他说，M2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所有的企业、个人共同创造的。央行发行的只是5.8万亿元的M0（流通中现金），百万亿的M2并非都是央行创造。
盛松成此言一出，立刻引起社会热议。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仔细分析盛松成的话，虽然不能说全错，但大有推卸央行责任之嫌。
一般而言，参与货币供给过程的有三个主角，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储户（企业和个人）。盛松成把中国的M2增速过快归咎于储蓄率和间接融资比重高，这个说法有他的道理，但他没有讲清楚，储户的原始存款是怎样在银行系统创造出派生存款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货币创造的过程中，央行虽然不直接对企业贷款，从而不能由此派生存款，但却掌控着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源头——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银行体系存款扩张、货币创造的基础。它由公众持有的通货，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构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就是理论上的货币供应量。
通货和存款准备金虽然都是基础货币，但二者在货币乘数中的作用不同。通货是创造存款货币的根据，但其本身的量，央行发多少就是多少。能够引起倍数增加的只有存款准备金。央行在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时，都是通过影响基础货币中的准备金来发挥作用。
央行如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就会增加，基础货币量则相应减少，信贷规模也随之减少，从而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减少了货币供给量。央行如果在公开市场上买进证券，便是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此时商业银行可动用的基础货币增大，信贷规模也随之增大，从而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增加了货币供给量。央行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缩减或增加货币供给量，从而稳定物价，实现抑制或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可见，储户虽然与M2有关，但央行才是创造存款货币的掌控者，所以，中国M2存量如此之大，还应拜央行所赐。
不过，在当今中国，也不是所有M2的增量央行都能控制。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2万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5，097亿美元。外储余额及年度增幅均创历史新高。在强制结汇制度下，外汇储备越多意味着央行被动投放的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就越多。3.8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少要发行20多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这与美联储的QE有很大不同。美联储是通过购买国债和按揭债券来印钱。中国则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购买大量涌入的美元，以抑制人民币兑美元的过度升值，维护中国的进出口优势。但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越多，投放在此领域的基础货币也就越多，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便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从而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有学者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出口高增长以及累积的外汇储备，已经严重改变了货币创造的机制和供给结构。”
除了外汇储备引起的货币增发央行被动接受外，影子银行规模的迅速膨胀也大量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给，对此央行同样缺少办法。
都是增长模式惹的祸
中国的M2高企不下，有储蓄率高和间接融资占比高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内在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增长模式决定的。
长期以来，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形成了外需和国内投资“双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驱动在我国一直最为重要。过去30多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换来一个几近10%的高速增长率，但过度的投资也导致消费严重不足。面对国内消费不足，政府一直用外需来平衡，因此，出口就成了中国GDP增长的另一个驱动器。双轮驱动的结果是投资越来越大，平衡国内消费不足的贸易顺差也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的这种循环，在2008年被全球金融危机打破。当时外需急剧下降，中国过剩的产品无处消化。外贸驱动的失灵，使中国经济忽然跌入急速下行的轨道。面对企业大批倒闭、失业激增的严峻局面，政府抛出了一个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方案，又放出了10万亿的贷款，结果暂时遏制了下行的经济，但经济结构更加失衡，投资成了经济增长的惟一驱动。
马建堂在新闻会上说：“去年（2013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可见，净出口成了负数，资本形成贡献率一枝独秀。
投资虽然一枝独秀，但不幸的是投资拉动GDP的效果越来越差，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计算，2012年中国投资的税后回报率已降低到2.7%的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3年的报告也显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从2007年的4%下降到2008-2012年的-1%。
有经济学家认为，高度投资依赖也是推动货币被动超发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金融资源效率下降，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信贷和货币投放。
吴晓灵曾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央行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3年第4季度）中说，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债务的依赖仍在上升”。央行强调，尤其是近年来地方主导的大规模融资建设模式进一步强化，在稳定了GDP增长率的同时，也增大了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
刘煜辉教授说：“从2009-2013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债务率上升了近71个百分点，2013年末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01倍……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一个经济体5年内杠杆率上升30个百分点，接下来5年就会出现明显经济减速、财务困难甚至经济危机，这就是所谓的‘530’规则，境外一些机构通常以此作为看空中国的证据。”
投资大鳄索罗斯就认为，中国当前的政策中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重新启动经济增长就必然会推动债务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局面维持不了几年。因此，在新年伊始，索罗斯就公开唱衰中国。
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债务的严重依赖呢？过去，我们总是用一轮比一轮大的投资和债务，化解消费不足引起的产能过剩，换来GDP所谓的高速增长，同时M2的增长也冠绝全球。今天，这条老路走不通了。
当前，去产能、减杠杆势在必行。但既要稳增长，又要去产能、减杠杆，这也是一个难题。稳增长意味着难以去产能、减杠杆，但不去产能、不减杠杆，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去产能、减杠杆也不行，因为去产能、减杠杆很可能会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大增，债务危机。现实情况是，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失衡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空前的两难选择。
我们到了必须清醒的时候了，投资对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惟一。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短期难题要处理，但启动创新和改革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更为重要。否则，短期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
第8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摘 要：健儿是唐朝一支非常重要的雇佣兵，他们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常为历任执政者所重视，在经济上较之于普通农民占据收入高支出少的优势。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健儿的家庭收入支出和普通农民的经济生活两部分说明在唐朝特别是唐后期，士兵家庭的经济生活较之于普通家庭更为优越，以帮助大家对唐期“军功情结”盛行的理解。
关键词：唐代；健儿；家庭；经济
据《新唐书・兵志序》记载，“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1]说明军队与国家的兴亡治乱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军队而言，士兵的家庭生活稳定与否关系到军队作战效率，加之以唐代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各代君主对于士兵的家庭生活都是非常重视的。下面笔者就试通过对比健儿和普通民户家庭收支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
一、健儿的家庭收支状况简介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二年五月条“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招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胡三省解释说兵农既分，县官费衣粮以养军，谓之官健，犹言官所养健儿也。”[2]贞元初，陆贽《重原宥淮西将士诏》“将士衣赐节料并家口粮等，一切并准旧例，以时给付，不得停减。”[3]上述史料均说明健儿是由国家供养的，可以获得家口粮以供养家庭。那么这样一个家庭究竟能获得多少政府辅助呢？
兵士粮饷按月发放，又称“官健月粮”或“月粮”。《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贞元三年，李泌“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4]也就是说士兵每人全年食粟12石。《军资篇》提到军人每人每年各支绢布六匹，共十二匹。唐代政府还常常发放家口粮等物质补助，以减轻其家庭负担。据《唐六典》卷三：“凡在京诸司官人及诸色人，应给仓粮者，皆给贮米，本司据见在供养。九品以上给白米，流外长上者，外给两口粮，诸牧尉给五口粮，牧长四口粮（两口准丁，余准中男给）。”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唐政府还通过发放田地，鼓励其自食其力的方式增加士兵收入。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诏就指出“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家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说明唐王朝鼓励健儿常驻边疆，不仅给其家属常例，免除租赋，徭役，而且对于随军家属还予以土地，以供其生产。安史之乱后，陆贽为召集兵士，曾经奏请招募愿长期留守的戍卒即藩汉子弟充当边军，奏中提到，他们家属：“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植，待经一稔，倍自给家，若有余留，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这一方面说明此时军费开支不足，故而让士兵家属参加营田已解决自己衣食；另一方面说明唐代军制中确实有给予士兵家口粮的制度。
此外，唐王朝还通过各种赏赐的方式来增加士兵收入，方积六先生在《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一文中，就列举了庆典常例赏赐、召募赏赐、战争赏赐、亲兵赏赐、藩帅除替赏赐、叛藩归附赏赐和捉“贼”赏赐七种赏赐方式，下面我就对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1.据《册府元龟》等史料记载，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立伏等节日时，唐政府赏赐士兵，同时加赐于长期驻守边疆的士兵。2.权德舆在东都召兵奏状中说“招募之初，须有露赉”这句话说明权德舆通过赏赐的方式进行招兵，其他地区估计也是如此。3.通过众多藩镇史料，方积六先生得出结论，藩镇将领常常为了鼓舞士气取得战争的胜利，进行大量的封赏，甚至即使战败，也会对士兵予以赏赐，如魏博节度使田悦战败逃回魏州，“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另外，对于外出作战的士兵，不仅有中央度支提供食粮，还“加给酒肉，本道之粮又留给妻子”，一人得三人之饷赐。4.在新旧将帅交替之时，新将帅为获取将士支持，往往优赏将士，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全唐文》七四《禁私请赏设财物敕》提到：“又诸道戎帅除替后，仓库便属后人，赏设三军，须待新使，近日皆有留别赏给，自行私惠，颇稳朝章，向后诸道节度观察使除替后，并须待新使赏设，不得更有留别”这就公开认可了新任藩帅厚赏将士的做法。5.政府对于归附中央的藩镇军进行封赏的数目是非常大的，据记载，魏博、卢龙和成德三道归附后归顺后，唐宪宗赏赐三道高达三百五十万贯。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朝的士兵获得赏赐的途径是非常多的，而且待遇也很丰厚。
在家庭支出方面，政府为了安抚士兵，常常采取减免其本人和家属的赋税的做法，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士兵的家庭支出。陆贽《令诸道募灵武镇守人诏》也提到：“如有户贯在州者，蠲免本户差科”宝历元年四月“京畿百姓，多属诸军诸使，或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子兄弟皆不受府县差役”。对于阵亡将士，则免除其家属课税，肃宗至德二年下诏：“宜令节度使与郡县长官计会，悉收骸骨，埋葬致祭。仍勘责姓名。续行奏闻。将褒赠其官爵。优恤其妻子。仍仰本道使者、郡县，勿差科其家”。[5]
二、普通农民的经济生活概况
普通民户非但不能享受以上的各种优待，相反还得承担相对沉重的服役。据韩国磐先生在《隋唐五代史纲》对其家庭收入的分析：“唐代的租庸调制规定一律计丁收租，均田制下的自耕农大约一丁受田三十亩。当时的产量，据《通典》之《历代盛衰户口》所载：‘营公田一顷。’‘平均一年不减百石’则平常产量是亩收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以一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三十石中除去应向封建国家交纳的租庸调等赋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这五口之家每日所需口粮为七升二合，则全年共需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交租税后还缺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每年缺少一个半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吃饭而外，还需要生产的种粮，农具、肥料、生活上的衣着，以及养生送死、送迎往来。那只好省吃俭用，搞点副业，弥补不足，勉强维持。”[6]可知，普通民户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受田而有很大的改善，实际上，这种勉强维持的状况也只存在于收成较好的年份，一旦遭遇凶歉，无其他收入的农户还得为官府做事来充当税收。在狭乡，受田较少的民户更是凄惨，据《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曾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
唐朝中后期，战乱频发，土地兼并严重，沉重的赋税使得百姓生活更为困苦。“夫妇生五男，并有一双女。儿大须娶妻，女大须嫁处。户役差科来，牵挽我夫妇，妻即无揭裙，夫体无挥挎。父母俱八十，儿年五十五。当头忧妻儿，不勤养父母。浑家少粮食，寻常空俄肚。男女一处坐，恰似饿狼虎。粗饭众厨餐，美味当房去。努眼看尊亲，只觅乳食处。”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唐朝，特别是在唐朝后期的时候，士兵的获得收入途径是非常多，其收入水平会比普通务农家庭要高，另外加上唐朝各种抚恤减免政策，对于丁口较少的普通家庭，其经济环境可以说是不错的。而其他稳定收入普通农户，不仅收入不足，而且必须承担较重的赋役压力，生活较为困苦。（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卷50《兵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3页
[2]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45页。
[3]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22《重原宥淮西将士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50页。
第9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辽宁 民营企业 问题 建议
一、辽宁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
据最新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6万亿元，其中民营经济总量约1.94万亿元，占全省GDP68%，同比上年增长7.2%。民营经济提供全省64%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75%以上的就业率，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辽宁省民营企业实际数量约184万户，其中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16000余户，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99%，庞大的中小微企业队伍是辽宁目前乃至未来民营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微企业在辽宁民营经济中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是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从最直观的数据显示，辽宁的民营企业存在数量少、规模小、起步晚的问题。除去直辖市，全省民营企业绝对数值不及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的一半，且远落后于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份，注册资本金的规模也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从相对值来看，一个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数在数量上反映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中小企业户均GDP在质量上反映了中小企业运营水平。而辽宁的中小企业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非常不足，这说明辽宁地区市场经济体系不够成熟完善，人民创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有待加强。另外中小微企业目前还是一个弱势全体，相较于南方的发达省份，辽宁多数的中小微企业起步较晚，发展较缓，甚至还有许多的小微企业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所以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多方面给予支持和支助。
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软环境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仅有的一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文件是《中小企业促进法》，而这部法律是在2003年颁布实施的，与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内、外部环境存在较大的不适性。虽然辽宁这几年相应的出台了《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辽宁省中小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且《辽宁省中小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是国内第一部保护中小微企业权益方面的地方法规。但是相关法规的职责部门划分不够明晰、不够细致，导致法律的执行力没有后续保障。即中小微企业一旦出现问题，责任部门容易互相推卸责任。
（二）政策信息不对称
政策就是资金，政策就是市场，政策就是管理。目前辽宁民营企业的政策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较多，资金的涉及面较广，符合相关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也较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优惠的政策无法在符合条件的企业中得到普惠，只有极少数的企业能够有幸享受到。原因有二：一是政策信息传达的滞后性。目前民营企业获知的政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辽宁省中小企业厅网站。虽然网站的信息平台公开、透明，但是获知渠道的单一，使得企业对政策信息的知晓率低、知晓滞后。再加上优惠政策信息填报的时效性短，导致符合条件的企业还未填报申请，就已过期失效。省内某相关机构做出统计：辽宁民营企业的政策知晓率是20%，然而据100份企业的调查问卷得到的结果是：对政策知晓的问卷只有3份，即从整体估算，民营企业的政策知晓率不足5%。二是政策信息掌握的偏差性。政策信息的晦涩难懂，是很多中小微企业面对政策优惠时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企业对具体的政策信息理解不到位、理解有偏差，认定标准有异议，导致信息填报时有纰漏，进而错过应该享受的政策优惠，甚至有些企业由于经常性被退回而彻底放弃再申请。三是政府行政部门之间政策口径不一致。小微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往往都会涉及到买地扩建厂房的问题。这其中就有企业反应，由于县（区）与市里的土地审批口径不一致，企业拿到区（县）的土地审批手续，到了市里复核盖章时却被驳回。由于土地审批流程而耽误的小半年时间里，企业大量的周转资金既没买到地，也无法投入生产，这大大降低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浪费不少的时间成本。
（三）融资环境难成本贵
从目前来看，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政策的约束和环保的要求等原因导致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的风险利益考虑，对这些行业采取限贷、压贷、收贷后不放贷等措施，使得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的格局进一步加剧。而且，纵然总行批准了相关贷款，企业要拿到贷款的融资成本也在15%以上，远高于基准利率。如果想兼并重组，贷款融资更是难上加难。另外，我省中小微企业数量已经占到民营企业总数的99%以上，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领域的绝大多数行业，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其对资金的渴求程度正相关。然而融资约束一直是制约我省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障碍。首先，融资环境难。从资金的供需双方来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方面源于自身的信息不透明、缺乏抵押品担保、融资规模小、单位融资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正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配置存在“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这决定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及能提供充分抵押品的资信、财务状况良好的客户。
（四）显性税减隐形费重
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目前辽宁的民营企业平均税费负担超过本企业总成本30%，约占全年营业收入的15%。虽然营改增及地方财政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多数企业也反应在税减的同时，隐形的费却重了。据营口一位科技型小微企业负责人透露：“2014年，除去国家和地区的正规税费，企业上缴与财税相关的隐形成本高达9000余元。这其中包括税控程序的升级服务费、财税定点培训费、统计员培训费、财税部门定点购置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这些隐形收费是否合理企业心知肚明，却无法不交。另外还有企业提出：“地方财政收取的河道维护费、价格调节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费用，对于小微企业也是不小的开支，是否能在企业成立初期予以减免，希望地方政府能给予考虑。”这些民营企业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省税费收取提出了合理化建议，而这些问题对完善我省民营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行政审批手续繁杂、费用不合理
党的十报告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虽然近几年，辽宁的行政审批从削减事权、强化监管、规范管理、改善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现行的审批制度仍存在着流程不透明、环节繁杂、收费名目多、时间成本高等问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据某民营企业反应其第一次办理项目的审批流程时，不能完整的了解行政审批的流程、收费标准和依据，本来可以一次性3-5天办理的事宜，其往返周折两个多月，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更有甚者某项目审核超过1年，这都是由于各审批部门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协调沟通和对彼此业务的了解，导致企业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各衔接部门连贯性差，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另外辽宁各市、区的行政收费标准不同，依据不透明，金额不合理，缺乏统一规范的指导，企业负担沉重。如：某外地驻辽的建筑施工企业，其已经按规定在公司注册地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在辽宁各市（沈阳除外）异地施工时，非临时雇工人员必须重复缴纳社保费，否则不予办理开工手续。但根据辽地税发〔2012〕2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的通知》：“各级地税机关对建筑施工用人单位的建筑工程项目实行属地征收。对在异地施工的用人单位，如已在参保地全员参保且无临时雇工的，可凭缴费凭证由建筑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核准后不再征收该工程项目的社会保险费。”再有，对招标说明书明确“规费”中的“社保费”由建设单位缴纳、准予施工中标企业于开工后返还的，现浑南、沈北、铁西三区仍有不按政策规定返还的事宜出现等等。
二、民营企业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政策法律环境，提高政策法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执行力
（1）完善民营企业的法律体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具体来说，一是要细化法律条文的实施细则，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使企业可以根据指标、细则对号入座。二是落实“部门制”，明确法律的执行部门。发挥政策法律在解决民营企业困难时的强制性作用。特别是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中小微企业的社会地位，确保相关政策的强制性、可操作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样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政策才能有效的享受，权利利益才能根本的保障。
（2）清理不合理的税费，促进财政税费制度改革。目前辽宁民营企业的税费成本负担很重，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税收减免政策，尤其是清理隐形的不合理收费、乱收费现象，规范税收管理体制和监管体制，确保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济实力尚且不足、风险承受能力差，如果税费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范围，或将导致他们抵制税赋的缴纳或者采取偷税、漏税的行为。
（3）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优化营商的环境氛围。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行“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公平竞争；打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隐形壁垒，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另外，政府要着手制定并实施特许领域的准入办法，打破行业垄断，陆续将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公共事业推向市场，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4）加大政策专项资金的扶植力度，实现专项资金的普惠。目前由中小企业厅提供的政策专项资金有：大小企业配套、专精特新产品、新兴产业、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创新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人员培训等七项。其他厅提供的专项资金有：技改贴息、工业集群、科技专项资金、专利成果转化、海外先进技术引进、企业并购、节能资金上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等。加大政府专项政策资金的扶植力度和广度，通过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平台，使符合政策条件的民营企业得到政策普惠是我省软环境落实程度的重要体现。另外，加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入力度和宣传力度。目前，沈阳已首期投入5亿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植创新型企业发展，并保证今后陆续追加投入，促进基金良性滚动发展趋势。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加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入力度和宣传力度，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引导大量的社会资金参股运作，促进民营企业吸收社会就业、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加财政税收。
（二）建立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的民营企业服务体系
辽宁省中小企业厅是政府官办的民营企业服务中心，全面负责全省民营企业创办、经营、指导和服务。但就目前官办的服务体系来看，直接的行政化手段多，间接的市场化服务少；权益保障充足，专业化技术管理类服务不足；难以解决民营企业经营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打破官办民营企业服务中心独大的格局，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民营企业服务组织机构，构建具有引领性、实用性、包容性的服务体系，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有效手段。所谓引领性，是指服务体系能够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居民的消费需求，结合我省的区域规划和产业重心做宏观分析，引领民营企业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投资产业或项目，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增长。比如：现阶段与两化融合相关的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经济新常态下的“互联网+”产业项目等备受市场关注。所谓实用性，是指服务体系要能够满足民营企业关于政策、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服务需要，帮助企业解决生存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对于有资格享受国家政策优惠或资金优惠的企业，服务中介在政策下发的第一时间传达给企业，并辅助企业在填写申报表中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避免其因填表不当而错失应该享受的政策优惠。所谓包容性，是指服务体系要能够包容不同规模、不同特性、不同层次的企业，满足异质性企业的服务需求。具体来说，一是引入民营资本和资源，官民合办民营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通过改革管理体制、市场化公平竞争，促进服务体系健康发展。二是鼓励大企业集团、大专院校等社会团体为民营企业提供盈利或者非盈利的专业化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引导丰富的社会资源向民营企业流动，促进服务体系形成网络化格局。三是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购买民营企业所需的专业化技术管理咨询服务，鼓励和推动企业运营外包服务。在发达国家，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技术管理咨询服务。专业的服务机构通过公平机制获得订单，政府根据既定的政策部分或全部承担订单费用。即“你需要，他服务，我买单”。这种方式既确保服务需求、供给、政策扶植过程的全部信息公开，又能让政府、企业、民间团体等通过评审记住并选择那些品质更优质的服务。
（三）搭建新型的融资体系，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1）直接融资方式。加快辽宁股权交易市场的创新发展，鼓励有条件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目前，辽宁省只有辽宁股权交易中心和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两个资本交易市场，辽宁股权交易市场作为我国由一板（沪深主板含中小板）、二板（深市创业板）、三板（北京中关村新三板）、四板（区域性股权交易）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具有巨大的金融创新和发展空间。建议政府成立股权交易市场建设的专家小组，破解股权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建立相关部门的相互促进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意见和评价；加强民营企业征信系统与股权交易市场的协同发展，促进辽股权交易市场为企业增信融资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以资本为纽带开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跨区域开展股权交易市场。特别是政府应该对民营企业的上市融资给予更多的关注，不仅省、市、县（区）三级政府要给予上市企业股权交易市场融资补贴资金，而且政策上也必须给予优惠，制定具体可操作的企业挂牌前改制费用、改制中企业和个人税收额度增减变化相关政策；改制挂牌企业财政、税收、技改优惠政策；挂牌企业及相关保荐机构、中介组织奖励政策等，促进更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做强做大。再有，借助互联网为融资租赁进行资金融通。尽快出台融资租赁及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挖掘中小微企业的网络交易记录、信用记录、客户评价记录等数据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完善中小微企业网络信用评估体系，以解决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网络融资租赁业务的拓展，不但提高了生产设备的引进速度，还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很多投资风险小、现金流稳定、投资回报好的项目适合通过租赁公司来筹措资金，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优惠。
（2）间接融资方式。第一，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外资银行与国有银行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一个容易贷款的空间。相较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上更看重企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而不局限在硬性的严苛条件上。所以，外资银行更愿意把中小微企业看作是潜在的客户群，而政府需要做的是给予外资银行和国有银行同等的条件，促进国有银行顺应形势改革，引入新的营销理念，开辟新的业务范围，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铺路，同时带动金融市场的繁荣。第二，明确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到金融业的监管体系中，支持民间金融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型借贷”。银行业存在一种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大型国有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民营银行、社区银行、小微银行、小贷公司等主要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一方面因为小型民营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出于自身资金风险性考虑，难以授信于资金需求较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民间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简单、链条较短，使之在信贷决策中对“软”信息处理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具有地域性和社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与小企业往往存在长期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更能有效的拓宽“软”信息的收集渠道，让“关系型借贷”成为可能。所以，政府要规范引导民间融资，放宽中小微企业进入融资市场的渠道，运用国家财政资金设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专项基金，以参股、投资合作等方式充实民间金融机构资金实力，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民间金融机构，给予所得税减免、降低法定准备金比例等优惠，使民间资本走出灰色地带，进入金融领域，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铺路。第三，建立由政府直接出资和政府引导出资两级信用担保体系。第一级担保体系是由政府直接出资成立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政府为中小微企业出资，做社会、经济风险担保，切实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问题；第二级担保体系是由政府设立政府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立“种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基金”，培植社会性的第三方信用担保法人经济主体。
（四）加快推进辽宁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一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要淡出微观领域的干预，切实落实简政放权，通过市场的调节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坚持社会化的取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政府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委托、授权或招标的形式，将一些服务性职能交予社会组织去承担管理，政府要淡出行政制度的审批，尤其是投资审批权要精简。二是规范审批流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实现审批权力的公正化、透明化。政府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除了行政审批中的项目，其他的都要对社会公开，做到决策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做、法无授权不可做。另外，要深入基层调研，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按照“能减就减、能并就并”的原则进行流程“再造”，合理的整合优化审批环节，建立完善的审批机制，减少行政审批过程中的重复行为。而且必须对项目的审批内容、申报条件、适用对象、申报材料、收费标准、办理时限、政策依据、办事流程予以公示、告知，完善网上审批制度，对办理热门的环节尽可能采取集中办公，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务”。三是精简行政收费项目，合理收费标准，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政策权限范围内，对全省的行政审批收费用统一进行梳理，不合理的、重复性的收费必须清理，必须性的收费重新制定减免标准，按适当的比例减免企业的缴费额度，杜绝各市行政审批收费口径不一，做到省内一个标准。四是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管理体系。立法监督，依法明确审批权限，对滥用或者越权使用审批手段的行政主体制定惩罚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法律责任。指定专人负责流程引导、政策解读和解答疑难问题。落实“问责”制。主管机关要严肃监督，明确监督的主体和责任人，不定期地开展巡视、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问责，同等情况同等问责；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不力，主要负责人和监督人要连带负责。加强公众监督，各级政府要充分尊重媒体和公众的言论自由，鼓励新闻媒体曝光违规审批现象；鼓励公民通过检举揭发纠正审批过程的违法、违规行为，努力构建政府负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五是通过公众参与，科学推进行政审批的标准化建设。公众参与不仅是通过公告、征求意见、网上参与等形式使行政审批意见更具有群众基础，而且要让行政审批事项的相关各部门参与进来，统一审批标准、规范审批流程、确保审批服务的质量。另外，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行业专家可以从理论与实践双视角对行政审批改革提出中肯的想法，对审批的规则制定和流程盲点给予指导性和参考性的意见，提升改革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