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现状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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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摘要：税收预算是税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机关对国家税收收入的预期目标。而税收优惠政策，则是在一国总的税收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或为了解决某种特殊情况，对某些课税对象、纳税人和地区给予的照顾或鼓励而采取的减轻和免除税收负担的措施。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税收预算增收与税收优惠减免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及解决两者矛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预算 预算性增收 税收优惠

税收预算与税收优惠的概念及延伸

税收预算（revenue budget）是上级领导机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的目标测算，是国家财政预算体系的核心。它包括了预算体系的编制、分配、检查以及分析等一系列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源可靠、税收有效。税收优惠（tax incentives）是为了配合我国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减轻或减免纳税人的税务负担，以达到支持和引导产业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我国税收预算主要采取“以支定收”的方式进行，即根据税收用途来决定税收多寡的问题。税收预算的编制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基数增长”的机制进行的，在上年税收计划完成的基础上，按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综合各地税源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一般再调增几个百分点，形成新一年的税收计划。这种税收预算体制的编制就为我国税收预算带来了增收的可能。在税收优惠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起到的是政策调节、政策扶持作用，优惠区间集中度比较高，主要集中于基础性建设、吸引外资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这是对税收预算的一个“负增长”，而且不可预测性很强。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寻求临界点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现状分析

（一）税收预算性增收现状分析

国家税收预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税源问题，保证税收稳定，为公共财政提供保障。稳健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证国家基本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税收预算是面临增收的压力的，其主要方面有：

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与gdp比值、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比值较低，社会各界普遍要求提高这两个比值。这直接带来了各级政府在安排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预算时要求明显的高于gdp增长，最终导致了税收的预算性增收甚至是超收。

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夯实财力基础，国家或多或少的要求实现地方税收增收以扩大内需。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积极发展，为了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就需要在控制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从2009年新疆率先获得30亿地方债发行权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获得了不同额度的地方债发行权。事隔一年多来看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效果并不明显，这部分缺口对税收的增加提出了直接要求。

政府机关不理性行为。如前所述，税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大兴土木、乱搞建设，带来了资金紧缺，对税收要求加大。同时税务部门为了迎合上级部门领导，采取多征税的方式，确保“超额完成任务”。

（二）税收优惠减免现状分析

我国实行税收优惠的目的是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以减轻某些纳税人的纳税负担，最终引导国家产业结构稳定发展，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优惠是对税收预算的一种政策性减免或减少，且不可预测性很强。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产业和地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倾斜性。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为吸引外资进行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虽设立机构场所的但其取得的所得却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实行减按10%的税率进行征收的决定。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三税”不征收城建税。

对固定资产进行的可抵扣政策减免。现行增值税法条里明确提出了以2008年12月31日为界，期间以前买入的固定资产卖出时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期间以后买进的固定资产按17%抵扣，实现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与此同时，为鼓励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产确实需要加速折旧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进行折旧，但是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年限的60%。

对农业产业链的税收优惠。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税，企业所得税中对农、林、牧、渔项目所得也提出了相应的减免税规定，如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的种植、家禽的饲养、远洋捕捞等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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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和内陆养殖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采取加速折旧、加大新产品开发费提取减免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等。目前国家对重点扶持的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进行征收。

对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于2008年1月1日之后新登记注册的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自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纳税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半”税收政策。

纵观我国税制发展模式，一方面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国债和财权积累，带来了税收的增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就必不可少的需要对一些功能性税种进行税收减免。在税收预算时，方法太过单一、政策干预太强，对税收预算太过宏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税收优惠方面太过微观，大多局限于所得税，并且只有降低税率和免税两种，在扣除方面也只有个别行业可以享受150%加计扣除的优惠。同时纳税人负担较重，依托于政府力量的税外费用名目繁多，严重冲击了税收调节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税费不清、以费代税的不良局面。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存在的矛盾

（一）对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基本认识

由于采用基数增长法进行税收预算，目前税收持续高增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随着时间推移，基数不断增长，税收预算值不断加大，导致税收压力不断增加；现行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弹性不能与gdp保持同步增长，目前的征收状况对税收收入弹性增长的贡献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呈负相关。因此在预算性增收降低的情况下保证税收收入的同时，对国家鼓励的产业进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就提出了挑战。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出台，都是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行业发展和扩大内需、提高纳税人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进行的。现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仅仅局限于个别产业和个别地区，可能导致纳税企业从低税收优惠行业向高税收行业进行转移，最终使产业失衡，税源不稳。

在我国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税费并立的局面，在税收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费用征收，纳税人的总体税负其实是不轻的。单纯的要求预算性增收是不切实际的，更应该厘清税费关系，确立税收的主导地位，加强征管来堵塞漏洞和清缴欠税来化解政策性减收的缺口。树立目前的税收优惠是为了将来的增收做准备的信念，才能保证税收预算增收与税收优惠的协调发展。

（二）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矛盾解析

预算征收是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税收优惠则是为了扩大内需，同样也是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增和减同样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表面上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度”。如果税收预算超过了纳税人的度，会直接影响税收源泉；如果税收优惠超过了国家的度，人们富了，国家穷了，基础设施相应的也就垮了，宏观调控也就相继失效了，金融危机的防御性就降为零，社会也将动荡不安。因此，在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应该把两个比重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目前，我国各种税费合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5%-30% 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是不轻的。靠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提高两个比重是不恰当的。只有有效地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和清费立税的前提下，才能完善税收体系，也为税收优惠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解决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共有19个税种，其收入主要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共享税。部分税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联度不高，因此不能片面的强调税收收入增长应当高于经济增长。应当明确税收优惠并非不利于税收预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更加全面的发展，税收暂时的减收是为了以后年度的增收。从我国最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可以看出，在税制改革方面对于税率已经开始重视，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说明了对纳税人总体税负的减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关注个别行业和部门，可以想象其结果就是，产业的严重倾斜，纳税人可能转移到税负较低的行业中去，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同时还需要根据预算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不能一味的“以支定收”，不切实际的支出会减少纳税人的投资和消费积极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

以税收征收质量来代替“以支定收”的指令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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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任务，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目前通用的基数加增长数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税源的状况，也不能体现出税务部门的主观努力程度，无法确定依法治税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不能搞“一视同仁”的方法，否则会出现不发达地区地方税负较重的情况。因此各地税务部门应当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立足经济发展，按产业来测算税源，做到量能收税；以征管质量来进行对税务部门的考核，政府部门应当对本地的经济水平和税收水平进行正确匹配，合理考核绩效，避免税收的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

（三）推进税费改革和地方税种的改革

传统意义上就存在着“税务收税，工商收费”的说法，致使纳税人面临着双重压力。大量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各种收费和摊派资金是导致我国税收收入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加快清费立税工作，既可以实现税收预算的增收工作又能做到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对产业政策进行调节，使税收优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不断完善现行税收制度

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堵塞漏洞、惩治腐败，加强税收清缴工作，严格税收执法是目前税收工作的核心。通过开征新税种、调整税率增加税收收入，发挥税收的削高调控作用和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作用，实现收入分配的基本公平。对各行业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实际量能情况；从企业的生存周期入手，合理估计其优惠期间，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运用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时保持关注，对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要进行实时监督，不断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布局，才能在巩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防止产业失衡，促进经济积极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尹双年.当前税收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财政金融，1996

2.林杰，潘贤掌.关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与政策性减收问题的思考[j].中国财政，2001

3.刘慧民.对税收计划任务管理的反思[j].税务研究，2004

4.于子胜.论税收支出与完善我国税收减免制度[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第2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葫芦岛125105）

［摘要］为明确“营改增”政策对建筑业企业税负产生的影响，保证企业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使“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税负的目的真正实现，针对建筑业在实行“营改增”可能出现的企业不适应增值税纳税方式、现有规定的增值税抵扣范围不合理、原有资产抵扣政策不合理和税率设定不尽合理等问题，提出了促进企业转型、加强人员培训、明确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原有资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或加速折旧和参考税负平衡点制定增值税税率等建议。

［

关键词 ］营改增；建筑企业；税收负担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160

1“营改增”的实施背景

“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于2011年，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为起点。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政策由试点城市推广到全国试行。2014年，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电信业也已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2015年将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关键年份，预计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等行业将在2015年完成“营改增”。由于建筑业的业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建筑业“营改增”势必会对促进其产业链中的众多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税收模式，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公司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2“营改增”政策的实施现状以及对建筑企业产生的影响

2.1现状分析

“营改增”政策试点三年以来，体现出“双扩围、双减负、双受益”的特点，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了重复征税，优化了税制结构，直接减轻了纳税人负担，对加快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配合企业发展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一系列改革红利。但部分行业进项税额抵扣不足，导致了部分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在“营改增”实施过程中，税率设定和定义理解存在误区，税收征收困难的问题也存在，地方税务体系该如何变革、中央与地方税收该如何重新分配等是“营改增”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2“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建筑企业整体税负产生的影响

理论上，“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的税负可能会下降，也有些专家论证由于材料、设备抵扣等原因“营改增”也会有利于企业税负的下降。但是实际调查中，多家建筑企业也均表示企业内部试运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税负增加的原因分析如下。

2.2.1建筑业企业“营改增”经验不足

建筑业企业已经适应营业税相关缴纳和纳税筹划方式，对增值税了解不透彻，甚至有的企业对“营改增”存在一定误解，增加了政策实施的困难。与此同时，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对“营改增”政策了解十分有限，导致企业抵触这一政策实施，不主动学习了解“营改增”政策的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相关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本就缺乏对“营改增”政策的了解，加之不主动学习以做好准备，使得部分企业在主观上难以适应“营改增”后的会计核算与纳税筹划。

2.2.2现行规定的增值税抵扣范围不合理，增值税发票取得存在困难

“营改增”意味着原来以营业额为税基纳税的企业，转变成以工业和商业增加值为税基纳税，此过程中扣除进项税额，以减少重复征税。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建筑企业本身复杂的环境，造成了企业在取得增值税发票并进行进项抵扣中遇到了困难。理论测算容易脱离实际，建筑企业需要的材料，很多都是农民和个体户经营，季节性强，一般都进行现金交易，不可能提供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建筑企业很多采购难以有增值税发票，这就导致建筑企业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项抵扣，造成企业税负增加。

增值税改革的核心在于抵扣制，随着“营改增”改革的进行，试点企业由营业税纳税人转变为增值税纳税人，对于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的企业而言，企业生产资料投入比重加大意味着企业可抵扣的项目增加，企业增值税税负减轻。相反，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企业，增值税税负可能会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低即人力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税负必增，建筑企业就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企业的例子。

2.2.3增值税税率设定不尽合理

按照建筑业现行的营业税来看，税率为 3%，但“营改增”在建筑业实行后，参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方案，原则上使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国家统一规定按照销项税额扣减进项税额所确定应纳增值税的税率共有四档：17%、13%、11%和6%。具体来说，企业通过建造合同确认营业收入计算应征的销项税额，由成本项计算进项税额，两者相减。根据 2010 年公布的产值利润率 3.55%换算，建筑业应属微利行业，一项调研测算显示，根据 11%的增值税税率，参与测算的大部分建筑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尤其突出的是，小规模的纳税人按3%征收税费，而建筑企业涉及的上下游产业链中企业小规模纳税人数量巨大，按照规定小规模企业提供的普通发票不能参与到增值税抵扣之中。中国建设会计学会近日对90余家建筑企业进行调研，“营改增”后，3%的营业税改为11%的增值税，理论上来说这11%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但有些企业反映实际税负有可能增加到90%以上。“营改增”在建筑业尚未开展，业内已是叫苦声一片。

3对建筑企业实行“营改增”政策的建议

3.1促进建筑企业转型，加强企业相关人员的增值税知识培训

建筑企业一直采用营业税，“营改增”后，税收征管方式截然不同，需要转变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和财务人员的税收观念。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营改增”专题培训，认真学习并积极关注增值税政策变化及最新发展，避免因进项税发票不完整保管不当等导致无法抵扣进项税；相关财务部门要定期组织“营改增”专题讲座，加强对项目负责人和一线施工人员的增值税知识宣传，强化一线员工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意识。“营改增”之后，发票需要在网上认证，为了保障建筑企业的利益，建筑企业应当对多个地区的建筑施工进行精细化管理，从而有效控制税负风险。

3.2参考税负平衡点制定增值税税率

假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收入为 S，增值率为 R，税率为 11%，购进项目的抵扣率为 17%，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和应税服务均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营业税的税率为 3%，则当客户接受货物或劳务金额不变，且仅考虑流转税而不考虑城建税金及附加和流转税税前扣除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的情况下得出：R=15.2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使用 3%营业税税率的建筑业纳税人，改征增值税后，在销项税率为 11%，进项税率 17%的情况下：增值率超过 15.24%，税负会增加；增值率等于 15.24%，税负不增不减；增值率小于 15.24%，适用增值税是有利的。增值率即企业增值额与不含税进货金额的比例，增值额等于不含税销货金额减去不含税进货金额。

参考文献：

［1］桑广成，焦建玲.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建筑企业财务的影响及对策［J］.建筑经济，2012（6）.

［2］陈琼.建筑施工企业营改增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山西建筑，2013（16）.

［3］张丹丹.建筑施工企业“营改增”财务影响研究［J］.首都经贸，2013（5）.

第3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 高校贫困生 贫困生 帮困助学 “三个结合”

根据教育部2009年的统计,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24%,正在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总人数超过2979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跃居世界之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贫困生群体也在迅速扩大,2009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将320亿元作为帮助贫困生群体使用,国家和各高校保证每一位在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从我院帮困助学的现状来看,目前对贫困生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停留在经济困难的层面,救助手段和帮困体系也以此为主要依据进行设计,存在一定的弊端和问题,因而全面认识高校贫困生问题并探索新的帮困助学之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贫困生的现状分析

以笔者所在的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为例,贫困生约占全院学生总数的21.9%,其困生占6%。这些学生家庭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来自相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如盐城、连云港、徐州等),经济发展缓慢,自然条件差,加上父辈劳动能力低,家庭收入难以支付学生的必需费用,这是造成学生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孤儿或来自单亲家庭,缺少劳动力,经济来源少或无经济来源;农村多子女家庭;因天灾人祸等原因,家庭负债累累,生活费用无来源;城镇下岗职工家庭;残疾人家庭,基本上无经济来源,等等。分析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贫困生往往还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并日益突出。

1.心理困难。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调查,80%以上的贫困大学生存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压力。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贫困生除因家庭贫困而自卑外,还有强烈的自尊心,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需要住校,且由于宿舍基本按照院部、班级相对集中原则分布,这时,贫困生很容易受其他非贫困生的干扰,制定出与自己现状不符合的生活目标。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敏感,自尊心非常脆弱,因囊中羞涩而贬低自己,觉得低人一等,遇见事情躲避,怕引人注目,从而丧失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心理上采取逃避、退缩的应对方式,表现为自卑,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消极依赖、沉默寡言、抑郁孤僻、自暴自弃,严重的还会导致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等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了正常学习和生活。

2.行为困难。

所谓行为困难是指包含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实践能力、沟通交际能力等在内的综合素质水平低下。一方面,贫困生大多来自落后地区,文化基础、家庭环境、学习条件等相对来说较差,特别是外语、计算机等课程,许多大学生在入大学前从未接触过语音室、计算机,导致学习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贫困生享受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除了课堂学习外,从小没机会接受各类素质培训,导致口头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适应能力等行为能力相对较差。进入大学校园后,贫困生虽有强烈的融入群体的愿望,他们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既无经济实力,也无时间、精力更多地进行人际交往,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从而使得原本较差的行为能力更缺乏锻炼的机会。因此,贫困生能够出类拔萃的很少,大多数综合行为能力在中等偏下水平。

3.心理、行为双双困难。

对自身状况的客观认识,使贫困生懂得只有发奋成才才能彻底改变自身的处境。因此,贫困生能够为此而努力,力图使综合素质摆脱现状,但现实问题又时刻在困扰着他们,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们长时间处于心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对综合素质的提高显得有心无力。一方面,进入大学后,学习成绩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重在综合素质的培养,行为困难的学生难有优势,自卑等心理问题随之而来,日积月累,造成心理困难并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心理困难的学生,由于缺乏自信心和竞争意识,心理自卑、情绪低落,从而大大影响了其人际交往等行为能力的锻炼和培养。结果是心理困难和行为困难共同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高校帮困体系现状分析

1.以简单的经济资助方式为主,帮困助学与育人结合不够。

目前高校的帮困助学体系以“奖、贷、助、免、减、补、勤”为主要内容,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困难。这种“授之以鱼”的简单帮扶方式,缺少帮困与育人的结合,仅能使贫困生略解燃眉之急,对于他们心理困难、行为困难的局面却难以改变,他们毕业后依然很难适应将来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所以依然无法从根本上离开“贫困生”的群体。

2.对于贫困生认定形式单一,许多非贫困生“浑水摸鱼”。

高校对于贫困生认定一般采取以下步骤:首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再附上在生源地开取家庭贫困相关证明交给分管老师,在成立的相应的评定小组评定后,认定贫困等级。帮困工作以此认定名单作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有些贫困生由于心理、行为困难,或因自卑反而不愿提出申请,或申请后由于人际交往问题,不被评定小组认定;与此同时,由于生源地家庭贫困证明的获取办法不是非常困难,有些非贫困生抱着“不申请白不申请”的心态,递交申请,而往往这部分学生人际关系处理得好,认定小组也易通过其认定。而辅导员一般面对200―500名学生,一时也难以分辨情况的真实性。

3.较少注意贫困生的主体性,难以激发学生自强自立的潜能。

高校帮困助学工作的通常做法是通过本人申请,再由教师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将奖(助)学金、学费减免等机会给予家庭贫困生,而不是由学生根据个人特点自主选择某项帮困助学措施,并结合学校总体状况制定自己的帮困助学计划。这种模式,淡化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结果是:一方面,随着助学金的金额越来越高,种类越来越多,一些贫困生渐渐对助学金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另一方面,学生在获得奖助学金及学费减免等形式的帮困助学时不能有效地承担一定的义务,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相分离,有些学生在还没有拿到助学金的时候就已经张罗请客吃饭玩乐了,这也变相助长了“助烟、助酒、助玩、助乐”。

4.帮困助学工作的前瞻性不够,未能及时阻止心理困难、行为困难恶化。

对贫困生入学后,普查和救助措施不力,对贫困生伴有的心理困难和行为困难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建立困难信息档案时标准不明确,档案建立不全面,缺乏及时的个性化辅导,直至表现得极为严重时,才开始介入相关手段和方式,已经错失了最佳教育时机,使得原本可以挽救的学生出现退学、就业困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三、实现“三个结合”,构建合理帮困体系

1.将物质资助和精神扶贫相结合,激发贫困生内在的成才愿望和潜能。

“扶贫先扶志”,经济资助不能代替精神扶贫,经济资助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而精神扶贫才具有长远的效果。高校的助学帮困工作要变单向的经济脱贫为经济、精神双脱贫。为此,必须坚持采取多方面的精神扶贫教育。一是对贫困生进行心理卫生、心理健康教育,根据每个贫困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专门的心理咨询,帮助他们去除各种不健康的心理,排除各种心理障碍,塑造其健康的品格。二是要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使贫困生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形成勤奋刻苦、奋发向上的学风,培养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三是进行自立自强教育,使贫困生懂得只有通过自己自强不息的努力,才能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一步完善助学体系(奖、贷、助、免、减、补、勤),使高校的资助工作既要达到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的目的,又要实现全方位育人的要求。提高勤工助学在帮困工作中的地位,让有偿资助成为贫困生资助的主要形式。具体做法是,可以安排一些重要而不繁重的工作,适当提高报酬,作为对工作的肯定和对贫困的资助。

2.将技能培训和课外实践相结合,重塑贫困生的综合能力。

经济资助和精神扶贫能暂时缓解他们的困难处境,但长期的经济困难和心理困难所导致的贫困生较低的行为能力水平,却很难通过简单的经济援助和心理疏导得以提高。我们应切实提高帮困助学的实效,立足长远、标本兼治,既要“授之以鱼”,又要“授之以渔”,做到全方位塑造和提高贫困生的行为能力水平。同时,行为能力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心理困难的彻底疏导和根治,从而为将来通过自我努力解决经济困难打好基础并提供保证。

首先,针对贫困生群体,培训最好是免费的,或者低价格的专门的技能强化培训课程。如通过开设外语、计算机培训课程提高课程解决基础较差的问题;开设演讲培训课提高表达能力;开设音乐鉴赏课提高艺术修养;开设职业发展培训课提高就业、创业意识和应聘技能等。

其次,成立帮困助学社团,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引导贫困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使学生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和一技之长,帮助学生树立自立、自强的精神,提高实践能力、适应能力等综合素质。

最后,开展由内而外的交友活动,努力为贫困生创造交友的条件,使那些有心理问题的贫困生在贫困生群体内能够敞开心扉、与人交流,帮助他们打破自我封闭的篱笆,然后再由内而外地扩大交友范围,积极地接受并给予别人爱和友谊,进一步改善人际关系,增强沟通交流水平。

3.将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实现帮困助学的全覆盖。

作为学校里的一个特殊群体,贫困生有其共性的一面,而具体到每一个学生,又有其个性的一面。要提高帮困助学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贯彻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了解和把握贫困生的共同需要,以及普遍存在的心理、行为等问题,并依据每个学生的个体情况进行个别辅导。

首先,建立一支帮困信息员队伍,全面、真实地掌握贫困生的情况。当前我院往往是一个辅导员要面对200―500名学生,实在难以全面掌握学生的情况,这就需要建立一支信息员队伍,由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一般学生组成。信息员生活在学生当中,对自己班上每个学生的生活状况了解得清清楚楚,由他们来配合辅导员开展贫困生状况的摸查工作是比较理想的。

其次,建立贫困生档案,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工作。建立贫困生档案是开展资助工作的依据。学生一入学,就要统计详细的个人资料,主要包括:学生本人的基本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同时,进行心理普查,建立贫困生心理档案。这些资料应实行动态化、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如有可能,也应建立功能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方便辅导员及时更新困难数据,包括学习情况、行为能力水平等,为帮困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陈德静.关于健全和完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05,(2).

[2]李利平,赵丽珍.试论建立新型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12).

[3]王礼彬.建立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探讨[J].皖西学院学报,2006,(8).

[4]马绍辉.我国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的基本框架及今后的工作重点[J].高教研究,2006,(5).

第4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贸易顺差 内外平衡 新经济增长模式

对外贸易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最为重要的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采取比较优势、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外贸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近年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保持着贸易顺差的状态，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贸易总额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都是过分依赖外需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外汇储备规模过大、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外贸条件不断恶化等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一直的贸易顺差并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停滞不前，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出口市场需求锐减，对外贸易严重受阻，这充分体现出了这种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为了调整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别指出要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强调要依靠内需，旨在实现内外平衡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贸易顺差的概念

贸易顺差就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进口与出口，对于出口总额大过进口总额一方而言，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的差额就叫作贸易顺差。一般就贸易双方的利益来讲，得到贸易顺差的一方是占便宜的一方，处于贸易的有利地位，而另外一方则是吃亏的一方。但是贸易顺差不是越多越好，过高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经济增长非常依赖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也会带来外汇储备的膨胀，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一个国家若是长时间保持贸易顺差，很容易引起与贸易伙伴国的摩擦。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现状

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2001年之前的十多年间一直是在20%上下波动，进口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则总是在13%到19%之间波动。但是2002年之后，中国的贸易总额开始大幅度提升。2006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29%和36%，贸易对外依存度达到65%。此后的一段时间，进出口总额占GDP中比重都有所下降，幅度不大。但是到了2010年，进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重又回升到23%和27%，对外依存度达也回升到50%。

换一个角度，从贸易顺差的规模来看，2001年之前的十多年间贸易顺差的规模变化不是很大，但在2002年之后贸易顺差的规模上升却非常迅速。对外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顶峰——2955亿美元，随后的三年都在下降，至2011年则降至1831亿美元。贸易顺差在2002年的加速扩张，反映了中国成功加入WTO后经济获得了新的巨大推动力。而贸易顺差在2008年后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贸易受到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实施的各项减小顺差的举措产生了相应效果。

虽然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之后总体上呈现出减小的趋势，但是加工贸易顺差和非加工贸易逆差受影响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前者在减小后又迅速膨胀增大，后者则是在持续大幅度增长。这说明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在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受到的影响基本上是对称的，它们在受到这种影响后的恢复力也都是很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加工贸易顺差、非加工贸易逆差”，中国一直以来的贸易顺差规模如此之大，大部分都是由加工贸易贡献的。但非加工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的，在一定程度上非加工贸易比加工贸易更能反映出一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和技术升级。目前，中国非加工贸易的发展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处于失衡的状态，说明中国在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技术升级方面做出的努力还不够，仍要继续努力。

此外，中国贸易顺差规模持续增大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据分析，2000年之后外商投资企业对华的加工贸易顺差增长迅速，而到2010年已经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这其实是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策略的体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其失去劳动力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节约劳动成本来打造自身新的竞争优势，而中国有着充裕的劳动力，这使得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转移产业的重要目标。跨国公司采取的主要战略是先从其他国家（一般是其母国）进口关键的零部件到中国，然后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其组装产品，最后再把组装好的产成品销至海外。中国在整个过程中只是一个加工制造基地，生产和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就是中国的外资加工贸易持续顺差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外资非加工贸易又呈现出逆差状态呢？机器设备是外商在中国进行投资时所必须的物品，进口这些设备需要较大的支出，但是在核算时这部分支出是包括在非加工贸易里面的，所以致使非加工贸易一直呈现逆差状态。逆差值与跨国公司的投资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逆差值越大表示投资规模越大。事实上，外商投资企业还是主要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中国仅仅作为其海外的生产基地，加工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中间品并没有实现自主生产，这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从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呈现出“双顺差”的状态。在对外贸易的经常项目中，服务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货物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在资本与金融项中，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而且在对外投资方面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中国的证券投资资产和负债规模还比较小，波动比较大，所以金融领域的发展上还很不完善，有待改进。

贸易顺差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回顾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不难看出，跨国公司专业的产业基本都是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制造业，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正是随着这种产业的发展而实现的。低附加值、高耗能的产业是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这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现实生活中，低附加值、高耗能产业所导致的一些问题也已经被认识到。从资源丰富变到资源匮乏是后果之一，现在中国的制造业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使得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得中国的原材料外部供应市场受到冲击，或者原材料供应链断裂，中国的制造业将无法生产。另一方面，在前面也已经说到，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以若中国输出低附加值制造业产品，则中国企业从其中能够获得的利润肯定会十分少，贸易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将十分有限。若是这样的话，对外贸易就不能达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更不能实现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目的。

目前，中国已经把美国和欧盟作为产成品的主要输出对象，但是这会使中国本国的企业同美国和欧盟的企业处于十分激烈的竞争当中，很容易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各种严重的贸易争端和摩擦。另一方面，目前正值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内结构调整升级的时期，中国产品在销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过程中，又使得本国企业的产品同新兴经济体的同类企业处于竞争状态，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加入WTO后，中国经常遭受到世界上各种类型经济体的反倾销诉讼，俨然已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这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中国很多产品出口严重受阻，好不容易出口成功了，还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使得对外贸易利润饱受损失。不仅如此，其他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也纷纷成为阻碍中国商品出口的工具，比如说“中国特保”、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等。这些贸易争端和摩擦不仅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利益饱受损失，还危及中国经济安全，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

为了转变严重依靠外需市场的不平衡增长模式，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内外平衡，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就需要彻底调整目前的对外贸易结构。其实早在2007年，“减顺差”的一揽子政策就在政府的组织下实施过了，只是后来赶上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政府不得不把政策从“减顺差”又转向“保增长、调结构”。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实现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了。那么在外面领域该怎样调整？最根本的地方还是在于提升国内制造业水平。国内制造业不能只是停留在加工组装阶段，不能只是加工出的产品是高技术产品，要改变一直从东亚等经济体进口核心零部件的局面，真正实现在国内生产高技术核心零部件。既然新的目标是高技术核心零部件在国内生产，那么以前追求大规模出口产成品的思路也应该一并转变。因为关键零部件都产自本国了，那么本国企业就要有意识地控制产成品的产量，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来确定生产规模和出口规模。同时还要注意市场的开拓，促进出口流量多元化。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得到调整，使得对外贸易能够真正起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作用。

此外，虽然中国政府很早就把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平衡发展提上日程，但是到目前为止制造业和服务业也还是缺乏竞争力，没有获得长足发展，而且前者呈现出巨额逆差，后者呈现出巨额顺差。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局面，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资金的投入都是关键因素。一旦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在中国实现了腾飞，不仅会为中国带去更多的就业岗位，还能缓解中国严重的资源问题。所以，从根源着手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减小服务业的贸易逆差也许是促进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实现内外平衡是实现中国经济未来新增长模式的关键，但是也不能走极端。目前对外贸易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仍然要重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实现外贸健康发展，让对外贸易发挥该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调整各项政策，逐步从依靠外需市场转变为依靠内需市场，摆脱过分依赖外需市场的状况，并力争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协同发展。同时还要注意，在调整制造业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能单纯抑制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调整服务业贸易逆差的过程中，也不能只是限制消费者购买相应的服务。中国政府要从根源着手，增强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和研发投入力度，从根本上实现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提升服务业质量、培养消费者的偏好、拉动国内需求层次的提升，最终实现内外平衡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结论

贸易顺差虽然存在问题，但是它确实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键是要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转变对外贸易差额结构，让对外贸易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不仅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还从对外贸易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想真正实现新经济增长模式，关键是实现内外平衡，既要重视外需市场也要重视内需市场，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政府要找准根源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最终实现内外平衡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1.王孝松，谢申祥.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2）

2.杨华贵.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解析.商业现代化，2012（682）

3.徐毅.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分析与未来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0（2）

第5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全球农产品牛市具有长期性

这一轮全球农产品牛市下，全球范围内农产品种植的积极性将提高，由此带动对于支农产品（农药、化肥）需求的增加，在这一大的背景下，需求拉动的产品价格上涨以及毛利率提高将更具有持续性以及超预期的可能。主要因素有：（1）、全球农产品供应增加潜力有限。粮食的增长是基于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目前来看,全球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并不乐观：发达国家由于开发已经非常充分，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非常有限，而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耕地面积逐年递减。（2）、农产品的能源属性促进需求增长。发达国家食品消费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已经基本饱和，而油价高涨使得生物质能源为代表的替代能源兴起，由此拉动了农产品需求的显著增长。（3）、全球生物能源地位已被各国以法律方式确认。（4）、生物质能源紧俏带动全球农产品进入上升周期。生物质能源的兴起，使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对粮食的国内需求扩大，减少了出口量，使得国际市场价格上升。而生物质能源作物收益较高，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土地资源投入到能源作物的生产，使得竞争作物的供给减少，价格随之上涨，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带动全球农产品进入上升周期。

农产品牛市推动农药行业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耕地面积的减少，粮食产量的提高越来越依靠对农业投入的加大：1990年美国每英亩投入的化肥成本是8.32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4.30美元；农药也从5.46美元/英亩上升到9.46美元/英亩。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1991年中国单位面积化肥的施用量（以总化肥施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计算）只有187.5千克/公顷，2005年达到306.5千克/公顷，同期农药的施用量（以总农药施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计算）也从5.1千克/公顷上升到9.4千克/公顷。2007年我国夏粮增产6%，专家测算，这其中70%来自种植面积的扩大，另有30%来自于化肥和农药施用量的增加。由于目前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事实上更多的是依赖于农药施用量的增加。

农产品的走强，使得全球农产品种植积极性显著提高，将带动支农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全球农药销售额不断提高。

中国农药行业现状分析

1、全球农药行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球农药市场规模逐渐稳定。市场保持稳定的同时，全球性的优势农药企业通过一系列的资产重组，通过兼并与合并，其市场份额却不断提高。1994年世界大型农药公司有10家，到2002年只剩下6家：拜耳、先正达、陶氏、巴斯夫、孟山都、杜邦，2004年这六家公司的销售额占全球总销售额的69%；其中仅德国拜耳一家2005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69.6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5年中国整个农业行业的销售收入。

2、需求平稳增长，市场总量达到900亿元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药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农药销售额保持着平均19%的增长速度。2007年1-8月化学农药行业的销售收入达到606.12亿元，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将超过900亿元。2007年行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950亿元，同比增长23.6%；销售总产值919亿元，同比增长25.1%；产销率达到96.8%，比2006年的95.7%上升了1.1个百分点。

3、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跟国外原药、制剂企业一体化生产不同的是，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企业中600余家从事原药生产，1800余家制剂企业，但制剂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根据石化行业协会的统计，2006年现价销售收入排名前20位企业没有一家是制剂企业。不同的统计口径数据略有出入，就算是根据《中国农药》的统计诺普信进入前20位，也仅列于第18位，只是第一位的以原药为主的红太阳集团的1/7强。

从国外农药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行业利润逐步由原药制造向制剂和销售渠道转移：同样一吨草甘膦除草剂，国内企业以原药形式出口仅能获得3-8万元（由于07年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销售收入，毛利率仅30%左右，而国际上一些公司通过销售各种不同浓度的制剂、稀释助剂和施药器材能够获得几倍甚至十倍的销售收入和毛利。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农药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受农作物种植季节性的影响，农药的需求具有典型的季节性。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农药的需求时间分布也不均匀。全国除海南、广东之外，对农药尤其是杀虫剂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3-9月。从产量、产值的月度变化也可以看出农药行业典型的季节性特征。从国际上看，除草剂的需求旺季也一般集中在3-9月，因为二季度是北半球的旺季，而三季度是南半球的旺季。

农药行业：正在发生的五大变化

1、环保要求趋严提高行业壁垒

政策性壁垒提高。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农药企业政策性控制，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十一五”产业规划均指明农药的发展要制止重复建设，压减过多的生产厂点，要逐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从2006年7月1日起提高申请农药企业核准的注册资金最低要求：原药企业提高至3000万元，制剂（加工、复配）企业提高到1000万元，鼠药制剂、分装、卫生用药企业提高到500万元；同时不再受理申请乳油农药的核准，同时，将大幅提高农药制剂产品的登记费用。这些措施明显提高了农药行业的进入门槛。

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将保证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我们认为，目前农药行业面临的环保处境与造纸行业、焦炭行业、染料行业等高污染行业的状况类似：环保压力有助于高污染行业的产能向优势企业集中，因为只有优势企业才有足够的技术和规模优势扩大产能，同时会抑制全行业的扩产冲动，有助于延长行业景气周期，并且提高行业的进入壁垒。

2、国际产能向国内转移

发达国家由于农药工业的起步早，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中国、印度、亚太地区和拉美的部分国家成为世界农药市场增长的主要来源，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成为全球农药行业增长的驱动力，加之环保压力的加剧，是的世界农药产能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农业行业也不例外。中国农药出口逐年增长，外资农药企业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农药向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宝贵的技术输入和全球化市场机会，加快了国内农药行业的发展。

3、优势企业研发能力逐步增强

农药的开发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周期长的特点，实力较弱的公司无法承担。一个新品种从化合物的合成到商品化需要筛选10～13万种化合物，花费10年时间，耗资2亿美元以上，因此研发投入对农药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农药企业对于研发的投入逐年增长。2003年扬农化工科研开发费用仅为69万元，到2006年增加到563万元。诺普信的研发投入也长期保持在销售收入的3%以上。

虽然，对比国际先进农药企业动10%的研发投入，中国企业由于资金实力以及认识层次的问题，还有较大差距。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企业取得的进步：比如扬农化工在农药上游的一些中间体领域拥有重要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红太阳集团打破国际优势企业的垄断，研发出重要的农药和医药中间体吡啶；诺普信在下游应用技术领域的开发卓有成效。

4、农药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长期来看，农药中除草剂和杀菌剂的发展潜力大于杀虫剂。我国农药产品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杀虫剂为主，产品结构不合理。随着国内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村集约化种地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的推广，带动了除草剂消费的增长，除草剂在三大类农药中增长最快，尤其是非选择性除草剂如草甘膦的需求量增长更为明显。杀虫剂的产量在农药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63.8%下降到2007年的46.2%，但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全球2003年杀虫剂的比例也不过24.9%。杀菌剂相对比较稳定，2007年占10.5%，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除草剂增长较快，已经由2002年的26.1%上升到43.3%，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5、产业逐渐向优势企业集中

我国农药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目前我国农药原药生产企业600多家，农药制剂企业则更为庞大，超过1800家。在全国农药加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注册资本不足1000万元。年销售量2000吨以下的占85%。不过经过一番行业整合，优势企业的发展明显加速，现价工业总产值前20位企业占全行业的比重已经达到31.5%。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划，未来国内前50大农药生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60%。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在农产品牛市中，由于需求可能持续超预期，而农药行业自身又面临重大转折性的机会，这些因素最终会造成企业的实际盈利超预期的可能性很大。我们维持新安股份的“推荐”评级，并且继续推荐华星化工和扬农化工，至于诺普信，我们认为目前估值偏高，但看好其发展前景。总体而言，我们建议重点配置支农行业，尤其是中国农药行业。

新安股份－国内草甘膦行业龙头

公司现有7万吨草甘膦产能，09年镇江二期2.5万吨建成后，考虑到建德旧厂区的搬迁，将有7.5万吨产能，继续保持国内最大的草甘膦生产企业的地位，公司的扩产适逢全球草甘膦牛市，公司将最大限度享受到此次草甘膦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公司的另一主导产品有机硅近期也已回暖，08年以来有机硅市场价已由22500元/吨上涨为25000元/吨，这是标志有机硅行业走出价格向下周期，盈利能力逐步回暖的重要标志。

预计公司07-09年EPS分别为1.72、3.53和4.21元/股，并且公司的业绩存在持续超预期的可能，继续维持公司“推荐”的投资评级。

华星化工-受益于草甘膦牛市

公司现有1.5万吨/年草甘膦产能08年3月底将扩至2万吨/年，与阿丹诺合资（各50%）的4万吨/年双甘膦项目（和2.5万吨/年草甘膦）一期2万吨/年将于08年中期建成，第二期2万吨/年将于08年底建成。

公司在重庆的独资子公司亚氨基二乙腈项目一期（3.4万吨/年）计划09年中期建成，该项目建成将大大降低公司的原料成本。

预计公司07-09年EPS分别为0.55、1.45、1.69元/股，06-09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00%，而且，由于农产品牛市的存在，公司业绩存在持续超预期的可能，给与公司“推荐”的投资评级。

扬农化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企业

公司作为国内菊酯类农药的龙头，将受益于高毒农药的替代以及草甘膦牛市，公司业绩未来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企业，公司还具有很强的内生扩张能力。07、08年公司前期5 个增发项目将陆续建成，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年新增销售收入4亿元以上，另外公司1万吨/年的双甘膦装置已经于07年下半年投产，公司1000吨/年的草甘膦中试装置也已试产成功，08年3月将建成1.5万吨/年的草甘膦生产装置。

第6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 浙江家电 国际竞争力

一、低碳经济的诞生和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诞生

随着全球气候异常，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威胁。人们不得不正视环境保护问题，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于是世界各国达成了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低碳革命”的共识。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工业时代的来临给英国带来了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无法忽视的问题。资源的稀缺及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令英国政府产生了对未来发展的担忧。2003年英国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此项文件为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于是发展低碳经济在英国拉开了帷幕。

（二）低碳经济的发展

英国发展低碳经济时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和计划，在此次新的能源经济革命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也为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借鉴。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巴厘岛路线图”制定完成，发展全球低碳经济的规划更进一步。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了以低碳经济为世界环境日主题。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商讨了《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在2015年末，“巴黎全球气候协议”达成，这是人类历上第一份覆盖全球近两百个国家的减排协议，欧美等国家大力推进高能效、低排放的“低碳革命”。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浙江家电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

（一）浙江家业的发展简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家电消费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品质消费，家用电器成为了消费热点，企业纷纷投向了家电业，家电市场兴起。区域总、直营专卖店及家电连锁的出现都象征着家电销售渠道的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家电业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浙江家电业蓬勃发展。浙江作为我国家电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一大批家电企业不断增长。奥克斯、方太、帅康等知名品牌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从区域品牌转型成为全国品牌。浙江家电业不仅在国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着力于发展国外市场，省内一大批家电配件企业也成为了出口大户，在余姚和慈溪该类企业尤为繁多。慈溪作为上海、宁波、杭州三大浙江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数千家家电配件生产企业与整机制造企业的家电兵团，其庞大的产业链催化了浙江小家电产业的飞速成长。截至2009年，该家电兵团就已创造了高达300亿的产值，但仍缺乏强势的家电驰名品牌[1]。浙江饮水机、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多种家用电器的出口在国内也位居前列[2]。据海关统计，2015年浙江省的电器出口额就达到了174.8亿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了0.2%。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家电业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产业技术的提高和管理模式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二）浙江家电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浙江家电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其规模已经不容小视。2014年，全省家电业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1130.7亿元，是2000年的8倍。工业销售产值达到1107.2亿元，比2013年增加了2.6%。浙江省家电业制造的主要家用电器有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冷柜、电风扇、空调器、电饭锅、饮水机等。其中洗衣机销售产量居全国首位，冷柜、饮水机等一些主要家电产品量占全国比重居先。

1.浙江家电业发展情况。经初步测算，2010～2014年，电饭锅与空调器的产量增涨幅度较大，2014年产量均为2010年产量的1～2倍。吸尘器产量有较小幅度的增长，反之，洗衣机、电冰箱、冷柜、电风扇的产量不增反降，但洗衣机的产量仍居全国首位，说明浙江家电在全国仍具有生产优势。

2009～2014年出货值占销售收入额度的比重分别为38.67%、37.60%、35.35%、38.15%、37.54%、35.84%。由此可见，浙江省家电的出口比重较大，且发展较为平稳。

2.浙江家电国内市场竞争力情况。2014年浙江家电业的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和中国制造业500强双强。杭州金鱼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进入制造业企业500强，还进入浙江省百强企业，浙江省制造业百强企业双百强。由此可见，我省家电业在国内市场已拥有了一定的地位，朝着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目标更进一步，这为我省家电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电熨斗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70%，饮水机出口占全国出口的54.7%，其他主要家电出口也占全国家电出口的30%左右，近年来，我省在“企业国际化，产品走出去”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着，在国内市场，浙江省有着明显的出口优势。

3.浙江家电国外市场竞争力情况。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反映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占有率与竞争力成正比。国际市场占有率计算公式如下：

MSij=Xij/Xwj

公式中，MSij表示i国j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Xij表示i国j类产品的市场总额；Xwj表示世界j类产品的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浙江年鉴2011～2014年》及中国商情网数据测算得到。

通过图1呈现的浙江省家电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浙江家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较高，且稳步增长。在这五年内，浙江家电国际市场占有率从2011年的2.23%上升为2015年的2.80%，市场占有率提高了0.57个百分点，说明浙江家电的出口在走上坡路。

数据来源：中商情报网。

4.浙江家电主要出口主要地区（国家）结构分析。从图2来看，美国、欧盟、拉丁美洲是浙江出口的前三大市场。2015年，浙江省对这三大市场的家电出口额分别为36.7亿元、29.9亿元和14.3亿元，三大市场合计占同期浙江省家电出口总值的46.3%。同期，浙江家电对东盟的出口额为12.2亿元，对沙特的出口额为9亿元[3]。其中除对美国外的家电出口均为增长，这说明了浙江家电业的商品结构进一步得到了优化，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了发达地区，产品的国际知名度有所提高。

5.国际竞争优势分析。⑴资源优势。浙江资源充沛，为家电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生产要素。以慈溪、余姚为代表的家电业发展较好，零配件的生产规模较大，家电零配件基本做到自给，大大降低了浙江家电业的原材料和配件采购成本[4]。且浙江省处于沿海，港口众多，在产品运输方面拥有着巨大的优势。浙江省经济发达，拥有充足的工业资本，且设有多所高校，其中不乏浙江大学等多名校，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这些都为浙江家电业的发展创造了优势。

⑵价格优势。由于国内资源丰富，浙江家电的基本生产要素很少依赖进口，商品的原材料成本较低，形成了相对于国外电器明显的价格优势。

⑶产品发展日益高端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顺应现代的数字化潮流，推出信息家电，令产品的附加值大大提高。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浙江家电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钻石模型体系认为：某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六大因素：需求状况、要素条件、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政府作用、机会。本文以此对在低碳视角下浙江家电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一）低碳经济改变家电消费导向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这一需求条件易受低碳经济影响。转向低碳经济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广大人们所接受及倡导。人们越来越注重节能减排，“低碳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从而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方向也转向了低碳商品。消费需求的变化意味着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即将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产业竞争力考虑降低碳排放因素，一国的某一产业在实现降低碳排放的前提下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业更容易被消费者和市场所接受[5]。在这一需求下，浙江家电业不得不进行改革，以生产节能、安全、环保的家电产品为目标。能耗高的家电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浙江家电在这一导向下向绿色制造转型。

（二）低碳经济对浙江家电的价格优势造成压力

低碳经济影响产业资源与要素条件。资源与要素条件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前者是企业进行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一国先天拥有的、不需太大代价就能得到，如：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气候、融资等。后者是需要政府、企业、人的长期持续地投资才能创造的要素，如通讯基础设施、科研基础设施、高级和熟练的劳动力、专业技术知识等[6]。

浙江家电一向拥有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这是其在国际上的一大竞争力，也是其开辟国外市场的重要砝码。低碳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低碳技术创造了清洁能源，降低了产业高碳排放对气候造成的伤害，减轻了环境负担，但也提高了企业的能源成本。企业需贯彻低碳制造这一原则，无论是生产还是产品的使用上都要达到碳标准。这一基本要素的改变使企业的利润空间遭到挤压，削弱了企业生存的优势。在高级要素方面，低碳经济的发展为家电业的运行提供了低碳规制。实行低碳规制，在一定意义上带来能源消耗成本的降低，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摒弃落后生产力，提高低碳技术成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三）低碳经济影响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发展低碳经济要求一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本身要素的密集度发生变化。产业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促进资源要素和优化配置的能力，一国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具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优势[7]。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格局下，外在竞争压力增强，企业需改变自身的战略和结构来应对。这会刺激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产业的选择。

（四）低碳经济影响政府对产业的政策

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做到行政、法律、济手段并重。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应对全球经济低碳化发展，如征收碳税，制定出台产业导入政策，土地使用配套政策，资金配套政策等引导低碳产业的建设，并采用法律手段来规制产业活动。经济上，政府设立低碳产业基金，建立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等支持产业低碳化。

低碳经济的发展给产业带来挑战的同时又带来了机遇。低碳经济促进了很多新兴产业的诞生，如风能产业、核能产业、海水氢能源产业等。这种新兴产业从根本上减轻了自然环境的“碳压力”，大大地缓解了人类活动、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

四、对策和建议

据分析可知，在低碳经济视角下，浙江家电业在国际竞争上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有些方面仍需加强。以下是本文针对该产业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低碳能源要素发展

家电产业跟随时展的步伐逐渐成熟，中国家电业发展了30多年，传统家电业的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信息发达国家家电企业重点研究家电信息化，积极投入消费电子领域，亚洲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家电工厂的理想转移基地[8]。我国作为世界家电主要制造基地之一，为保持长远家电业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是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我国的家电业是以“模仿”起步的，技术专利和商标注册数量远不如发达国家，甚至对于国外技术拥有一定的依赖性。在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家电业由原来的国内市场竞争演变为国际市场竞争[9]。浙江若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应将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低碳经济时代，产业低碳能源要素为各大产业的重点研发目标。在开发低碳清洁能源产品的过程中，低碳技术已然不可或缺，这就需要依靠科技领域的创新来实现了。

（二）培养低碳技术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虽极力控制，但我国的碳排放量在世界仍居首位。鉴于资源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状况无法轻易改变。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市之一，在发展过程中依赖以煤、石油为主的“高碳”能源，在碳竞争这一层面，我省缺乏优势。要做到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唯一的出路，然而这些都需要低碳技术的支撑。首先我们知道，技术的载体是人。就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是可培养的重点目标。低碳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问题制约低碳经济的发展[10]。低碳领域的科研技术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经济管理人才都是浙江家电业在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教育部门应将低碳教育引入高校，大学应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培养低碳技术人才，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三）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主张绿色科技

如今绿色家电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趋势，在国际市场上，绿色环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家电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11]。

一家新加坡的热电水器企业德尔乐施采用紫铜作为其加热器的材料，消除了生活用水的二次污染；海信在空调的制造上采用离子健康技术，除去空气中的主要气体；威博推出与海尔防电墙技术结盟产品。这些绿色智能产品都吸引了大批消费者。浙江的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行业首款全直流变频吸油烟机上市，是2013年浙江家电业一项自主创新的典例。杭州“万胜”牌WK60YV高效节能压缩机被国家科技部、质检总局立项为“国家火炬项目”。绿色科技已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主流，企业加大对其的研发投入有利于创造品牌优势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

（四）政府完善鼓励低碳家电生产的政策

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进行低碳家电产品仍需政府进行引导。生产绿色家电产品及低碳技术的研发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面临的压力加剧。部分企业在面对这些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时，缺乏生产绿色产品的动力。政府完善鼓励低碳家电生产政策，对家电企业研发节能创新技术，生产绿色产品进行一定的奖励和补贴，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也需对消费者进行引导，令消费者加强环保意识，消费转向绿色家电。

参考文献

[1]温卫娟.行业物流管理[Z].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80.

[2]徐.浙江家电出口贸易问题探讨[J].价格月刊，2011（06）：26.

[3]去年浙江省家电出口微增.中商情报网.

[4]魏玉祺.浙江家电业的品牌之痛[J].F代家电，2004（06）：57-58.

[5]刘景卿.低碳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分析[D].宁波大学，2014：12.

[6]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1.

[7]何铖.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家电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安徽大学，2012：11.

[8]姜淑.家电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10：9.

[9]刘红燕，曹艺.21世纪中国家电业国际化发展战略[J].经济师，2004（5）：44.

[10]王亚杰，张永泽，谢苗峰.发挥高校独特优势支撑引领国家低碳发展战略[J].北京教育，2010（21）：15.

第7篇：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1.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基本概念

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

我国曾经将不良贷款定义为呆帐贷款、呆滞贷款和逾期贷款（即一逾两呆）的总和。我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该制度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

1.2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估算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贷款上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如尝试制定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的完全程序化改革，规定降低不良贷款的指标等。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严重偏高，尤其四大国有银行为最。2004年，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减少3946亿元，下降4.56个百分点，已降至13.2％。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出世界银行业的平均水平，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仍处于高位，不仅已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且与国际先进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应保持在5％以下的要求相去甚远。如果考虑各国有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数字相对保守的因素，那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更是可想而知。

表1-1截至2003年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

单位：亿元人民币

银行名称贷款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

中国工商银行29578.377598.7821.56%

中国建设银行17663.882679.6011.90%

中国农业银行19129.606982.0330.07%

中国银行18161.894085.3118.07%

合计84533.7421345.7225.26%

尽管我国近年来频频采取诸如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加强银行监管等一系列措施，但权威人士指出，高风险、低收益仍是国内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杨再平说，2004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但若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新增贷款稀释效果的影响，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由此可见，如何控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使其不良贷款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仍然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我们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分析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已久，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也就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历史上的原因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当然，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不良贷款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2.1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

首要的是计划经济下国家对我有企业的资金扶持转移造成的，而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一大批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负债。

这当中，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如：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拨改贷”开始。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主导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国有银行根据政府的指令发放贷款，经济转轨后，改革的成本大部分由银行承担了，由此形成大部分不良资产。

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成立前，国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放的贷款，也就是所谓的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

当时的对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是要有政府批准的，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而大多是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投资。

第二，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这样，国有企业经营出现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的原因。

可以看出，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国家建国有企业而不注入国家财政资金为其注资和补贴，而以政府的名义给予国有企业不需审查评定的银行贷款，其结果必然是国有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而政府财政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损失。国有商业银行在这种政策性投资中充当了类似于“募捐者”的角色，最后的结果是所能够回收的利息或者贷款利息总额很少，甚至会发生全部损失。

表2-1国有企业资产投资总额中各种融资来源所占比例（％）

国家预算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国外贷款

197075.323.90.8-

197564.434.41.6-

198044.736.511.77.2

198526.440.423.010.2

199013.243.223.620.0

199110.243.128.118.6

19945.051.025.718.3

19964.650.923.720.8

19987.049.923.319.8

200010.445.325.219.1

200112.347.923.116.7

2.2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机制方面的缺陷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法人治理结构未能建立起来、经营机制不活、管理落后、人员素质低等因素都影响着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当然，与不良贷款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银行信贷制度也很不健全。

2.3从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中寻找解决的途径

从前面两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银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时期背负了特殊的使命，而在我国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又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随着我国积极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国有商业银行所背负的历史使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

政府在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14000亿元不良贷款的债转股；国家财政注入2700亿元资本金；设立银监会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下达降低不良贷款的硬指标，如2年内不良贷款率下降3％-4％，不良资产余额下降700－800亿元；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全面推行贷款的五级分类等一系列措施。可见国家在改变国有银行外部环境和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为国有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资产率从根本上提供了条件。

然而，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改变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不相适应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制度，尤其是和不良贷款形成息息相关的信贷制度并不完善，导致了不良贷款一边剥离一边新增的现象。让我们看看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贷款和信贷制度的特点。

3.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对我国不良贷款进行分析

3.1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特点及背景

工行2003年年报显示：2003年末，工行总资产为53000亿元，贷款余额33900亿元，不良资产8500亿元，不良贷款7200亿元。另有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工行不良资产率为14.9%，不良贷款率为19.6%.总的说来，其不良资产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良资产手续大多严重缺失。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不良贷款形成的时间太长，每笔贷款的银行信贷员有不少的变动很多信贷员已经退休，致使贷款手续严重缺失；另一放方面，由于很多贷款是行政命令的结果，银行本身就没有完整的贷款手续，加之当时的法律不完善，很多贷款甚至没有借款合同。

二是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信用贷款。而放款的数额其实已经严重超出了企业的偿还能力。

三是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80%以上来自国有或集体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已经停产或倒闭。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很多中型甚至大型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能适应市场而纷纷倒闭或生产停滞，而银行资产也随之形成不良。

四是由于贷款大都投向国有和集体企业。工商银行的不少不良贷款牵扯到不少社会问题，清收难度较大。由于工行的不良贷款大都来自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人员多，负担重。如果按照一般的清收方法企业的话，很多社会负担将转移给政府，这样不但加大了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执行的过程也必将难上加难。

五是部分贷款由于时间过长加上银行没有按时采用有效的方式延续债权，银行的贷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也大多流失殆尽。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不良贷款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缩影，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工商银行的贷款受到了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银行职能不明确的大环境影响。

3.2从不良贷款的特点来看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以上工商银行不良资产的特点中，我们可以逐条来分析出工商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信贷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贷款风险责任制度。在贷款形成过程中，许多贷款

是口头的指示，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度，加上发放贷款时和贷后管理的信贷员以及审批人和签批人频繁更换，导致贷款出现风险以后无法准确地确立责任人。而无法认定责任人的后果，必然使信贷人员和主管信贷的审批人存在侥幸心理，反正亏了是国家的，自己却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几个银行领导因为形成不良资产而受到什么处罚，因此贷款发放时审查不严甚至为谋私利的情况并不少见。

二是银行没有严格的贷款审批标准，就是说没有一个严格的门槛。信用贷款是最好的例证，没有一条严格的限制，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放贷款，可以放多少贷款，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银行没有严格的对企业评级和授信制度，盲目的发放贷款，往往使企业需要多少贷款或者领导说法多少贷款就放多少贷款。

三是银行贷款大都发放给国有企业或者一些大企业，以为企业越大风险越小。

以贷款投向的向大集中为特点，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也不一定能降低贷款风险。因为“大”不一定等于“好”，大有大的弊端，大企业易得“大企业综合征”，韩国的大宇、美国的安然等庞然大物的倒闭，就是明显的实，至今那些贷款银行仍心有余悸。贷款过度投向大企业，显然不利于分散贷款风险，何况我国的大企业，目前尚是国有成份占主导地位，由于产权虚设，易得“国企病”，一旦发生贷款风险，对银行所造成的冲击也会不少（过去国有企业曾给我们银行带来了不少的不良资产包袱）。由于贷款牵扯到的社会问题较多，当贷款出现不良以后也会出现“执行难”的问题，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的困难。

四是没有明确的贷后管理制度，致使贷后管理不善，出现风险不能很好的控制风险，使风险减少到最小化。当企业贷款出现风险以后，信贷人员不能及时地反映情况，不能把具体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信贷人员，不能及时的企业追偿贷款，一拖再拖，导致银行丧失两年的诉讼时效，造成贷款全部损失。由抵押的贷款也是如此，由于贷款逾期以后银行不能及时地处置抵押物或者不能及时企业，导致抵押物年久失修，价值流失殆尽，给贷款造成了更大的风险。

当然，我们只是从不良贷款形成的时候看工商银行的信贷制度的缺陷，近年来，工商银行不断的完善信贷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工商银行信贷制度的缺陷中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管理制度不完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即历史因素和经济体制制度转变的影响不复存在的今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是我们解决不良资产困饶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

4、国内外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借鉴和对比

4.1借鉴对比和完善国有银行信贷制度的必要性

4.1.1不良贷款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不良贷款给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在商言商，商业银行的目的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不良贷款数量和比例无疑和银行的利润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以后要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采用利润冲销坏帐的方法来消化不良资产，也就是说只有在银行总利润减去不良资产形成的坏账以后才是银行的净利润。

工商银行的信贷手册里有一段名言：“我们收取的利息再高，也难以弥补贷款本金的损失！”举一个简单的例证：100万元的呆账，按年收益率2%计算（贷款利率减存款利率），年收益为两万元；如果该笔贷款发生风险，冲销还账100万元，则需要用50年的收益才能补偿。如果考虑银行管理成本的支出、实践价值的因素、通货膨胀的因素，那恐怕需要用上百年的收益来补偿。“不良资产对国有商业银行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首先是坏账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信誉对银行来说就是生命线，如果银行失去了信誉就像一棵大树没有了根基，其后果可想而知。银行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采用的是负债经营的方式来获得利润，而银行的信誉如果受到影响，负债（简单一点说就是存款）就会在短时间在内减少，而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不可能短时间内收回，这样的话银行就会面临倒闭的危险。而从存款者的角度来讲，为了不使存款出现风险，显然不会放心的将存款放在一个频频出现坏帐银行或坏账相对较多的银行。

其次是坏账对社会诚信环境和贷款客户信用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两个客户在同一银行贷款100万元，其中一个客户贷款出现了风险，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银行内部管理的原因，该客户逃避债务50万元，那么另外的客户显然心里不平衡，也会想方设法逃避银行银行的债务，这样的话银行的信贷环境就会恶化，则加了贷款出现出现风险的可能行。从大环境来讲，过多的不良资产的出现就会影响社会的信用，使我国的经济大环境受到影响。

其他方面：1.减少国家税赋收入。银行是国家税赋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良资产增加，银行盈利下降，甚至出现亏损，国家税赋收入就会减少。2.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3.诱发通货膨胀。4.影响社会经济信用制度。5.引发金融危机。等等。

4.1.2建立完善的信贷管理制度是控制不良贷款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良资产对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实现不良资产的转化不仅使银行也是社会面临的严峻考验，然而，不良资产的转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2005年4月，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杨再平说，2004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但若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新增贷款稀释效果的影响，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不降反升”。尽管我国近年来频频采取诸如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加强银行监管等一系列措施，但权威人士指出，高风险、低收益仍是国内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综合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从制度上控制不良贷款的新增，才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此消彼长的恶性循环。

怎样实现从总量上控制不良资产的新增呢？关键是不断的完善国有银行的信贷制度，那么要建立什么样的信贷制度，怎样建立完善的信贷制度呢？让我们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外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借鉴和对比中寻找答案吧：

4.2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借鉴和对比

相比较来看，外资银行是十分注重信贷风险防范的。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的制度化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不良贷款的出现和增加。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制度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

4.2.1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制度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纵横贷款风险控制制度体系。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

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这样既实现了银行内部的商业化管理和权责制约又避免了新增不良贷款的产生。

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结构与外国银行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这种制度结构极易发生领导或者贷款主管人员利用政策进行非正式的贷款行为，最终形成新增不良贷款。

4.2.2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

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使我国不良贷款的形成又多了一个复杂而又特殊的原因。

4.2.3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在国际金融论著里，银行的主要职能中有一条银行应该参与所贷款的企业的策略制定和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建立一套完整的银行指导管理企业的制度体系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一个根本方法。在这方面我们仍需改进。

5.国内外商业银行管理制度比较得出的借鉴和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上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与外资银行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贷款的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是势在必行的。

5.1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我们应该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

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

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5.2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

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5.3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

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

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5.4改革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变侧重贷前测控为全过程监控

目前各行贷款风险意识显著加强，但主要侧重于贷前测控，即重视贷前的信用等级评定和贷款风险度测算，这对于优化贷款投向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贷前、贷时是效益好的单位，贷后有可能因市场变化或经营管理不善而变成效益差的单位，因而贷款的风险度有可能增大。因此，只重视贷前测控，轻视贷后监控，仍不利于降低贷款风险。只有对贷款进行全过程监控，贷后定期（如分月或分季）和不定期地（如，当单位出现重大变故时）多作信用等级评定、贷款风险度测定和还贷能力测算，并以此作为调整贷款投向、是否采取信贷措施的依据，才有可能较好地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同时，对质押贷款、抵押贷款和保证贷款，贷款银行还应全过程监控质押物、抵押品的保管状况和担保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严防因质押物或抵押品遗失变动、残损变质和因担保单位经营管理不善而引致担保失效。当企业改制或关停并转破时，一定要认真积极主动参与，随时关注，坚决维护银行正当权益，防止企业趁机丢包袱、卸责任，搞“金蝉脱壳”或“过河拆桥”。当贷款出现风险时，一方面要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另一方面要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惩前毖后，“亡羊补牢”。对呆帐贷款进行认定和核销时，一定要追根到底，查出究竟，防止企业通过弄虚作假手段逃废银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