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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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生态补偿制度；悖论；制度悖论

中图分类号：F124.9　文献标识码：A

任何制度都是一种规则或规范的安排，一种人类的理性选择，这种安排或选择的过程，既包含着社会制度的进化和变革，也反映着创新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意蕴。生态补偿制度并非机械的纯粹规则，而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体。人们之所以选择它作为主要的环境保护的控制手段，绝不仅仅因为它的强制力，而更具底蕴意味的是通过这种普遍有效的理性规则，来内在地表达、传递、推行一种能被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原则和要求。“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然而，现行生态补偿制度规定存在着内在矛盾，成为生态补偿制度产生冲突的深层根源，形成制度悖论。这些制度悖论长期困扰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并已构成当前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践推进的严重障碍，解决这些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而对于这些问题的产生背景与表现形式之辨析与疏理，又成为解决问题的前提。

一、生态补偿制度之合法性悖论

所谓“合法性”概念是对英文“Legitimacy”一词的意译，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正当性”或“正统性”。从直观语义上说，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其核心理念是指人们内心所认为的“合道义性”、“正当性”或“适当性”。合法性的取得有赖于支撑其统治形式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神话为人们所接受。换句话说，服从不在于外表的动作，而在于服从者的内心状态。合法性的旨意是对公共权力的基础或来源的正当性论证或说明。

制度作为一种公认的行为准则，是立法者以国家或公共权力机关的名义向全社会的人们公布并予以实施的，即制度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得以稳定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有效制度的必然要求。生态补偿制度安排的直接目的在于调节生态保护背后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关系，在于追求环保秩序，即追求环境规则被普遍遵守的秩序，实现环境公正，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公共利益而需要进行必要的生态补偿，国家必然创设生态补偿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调整公共利益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兼顾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生态补偿制度中有些关键概念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客观上妨碍了环保秩序的生成、公共利益的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援助，这就是生态补偿制度中出现的合法性悖论问题。

生态补偿制度的合法性悖论突出表现为生态环境产权界定不明晰，参与补偿的区域主体模糊。生态补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产权及其收益的重新配置。产权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延续性是生态环境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的根本动力，是实现生态补偿制度实质正义的先决条件。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安排，产权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具有突出的主体性。在产权制度安排和人们的产权行为选择中，都涉及如何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们之间的主体权利、主体责任和主体价值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产权运作的整个过程，是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行为选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我国生态环境的产权属国家所有，国家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类国有资源主管部门和环保机构作为人，负责管理和生产。然而在实践中，如果根据人事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实际状况来解剖国有产权，则产权分布与名义上的“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相去甚远，更接近于“条块分割，分散管理”，实际上是将国有生态环境的国家所有转变为部门所有和地方所有。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和国有资源部门都认为自己是国有生态环境产权主体，生态环境依旧没有改变其公共产品属性。生态环境产权界定不明晰，生态环境所有权主体实质上缺位，直接导致参与生态补偿的各利益主体责权利的边界不清。在生态补偿过程中，没有真正代表所有权利益的主体作为代言人，各个利益主体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国家对生态环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并进而导致“公地的悲剧”不断发生。

二、生态补偿制度之合理性悖论

合理性的基本含义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性、合乎真理和科学。制度的合理性，是制度与客观现实以及与人的状况相适应的问题，主要指制度的内容和形式要合乎理性。制度合理性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状况以及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产生于一定社会的人们以整体的形式对客观对象规范性要求的“集体认知”。制度合理性的理论价值主要在于评判、调整和规范公共权力的活动和实现，它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制度应如何设计、实施和所采取的形式如何。制度的合理性是人们评价制度内容和形式的标准，更是人们创立制度的依据。一般而言，一种制度只有在具备制度合理性之后，人们才会进一步承认其制度上的合法性，并尊重其道义上的权威性。

生态补偿制度的合理性悖论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补偿方式却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生态补偿的本质要求就是通过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达到利益相关者的妥协，直接涉及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巨大调整，生态补偿方式和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是生态补偿问题的核心。只有公平合理的补偿，各种生态补偿关系才能得到统一有序的协调，各种生态保护问题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生态补偿制度安排蕴涵着正义的价值理念，而正义理念在实践上又必然落实到公平问题上。没有公平，正义就失去基础和依据，利益结构的均衡是制度正义的关键。从社会功利方面看，补偿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秩序和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

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采用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属于典型的行政补偿。在生态补偿发展的初期，强制性、无偿性的政府补偿由于其体系化、层次化和组织化的优势，对已严重污染或破坏的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的效果十分显著。但是这种典型的行政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很不合理。生态补偿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这就需要最大化地发挥有限资金的作用，充分地使用到生态补偿上。市场机制可以充分考虑生态补偿各方的利益需要，激发补偿者和被补偿者的积极主动性，充分降低交易成本，把有限的资金

直接补偿到最需要补偿的地方，最大地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而单纯的行政补偿规范性低，随意，性大，造成费用过高，经济上低效率，甚至于招致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同时，由国家来补偿受害人、保护者的损失，无疑是利用全民的税收作为财源，变成全民对该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违反了环境公平原则，与现代环境法的趋势和理念相悖。

三、生态补偿制度之权威性悖论

制度权威性是一个对待社会约束和个人行为自由关系的态度问题，主要指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这种服从关系表明了制度发挥作用或制度有效性的程度。建立制度权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规则的形式将既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固定下来，并给这种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从而确立一种稳固的制度关系。人们要想成功地实现自己内在尺度的要求，必须服从于外在的制度――遵循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秩序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权威为各种组织进行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客观的准则和规范性保障，最大可能地消除了外在偶然因素的干预，为各种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生态补偿制度的理想是环保秩序的生成，而环境保护的理念基础是“公共利益至上”。“公共利益至上”赋予生态补偿制度以极高的权威。反过来，这种制度权威也有助于“公共利益至上”观念的养成，有助于环保秩序的形成，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因此，制度权威同样也是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的价值诉求。然而，前阶段的生态补偿制度模式在追求制度权威的同时正在抵消这种权威，形成权威性的悖论。从整个社会状况看，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从补偿组织内部状况看，出现了人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忽视组织整体利益的现象。

生态补偿制度权威性的丧失主要表现为补偿主体频繁变动的举措、各自为政的运作形态损害了补偿制度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补偿规则赖以成立的基础，是环保秩序得以形成的根本，是各种行为预期的根据，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补偿制度的确定性由时间上的稳定性和空间上的普遍性两个维度组合而成，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受损都会弱化补偿制度自身的确定性。生态补偿涉及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不仅涉及资源使用者与资源所有者、生态受益者与生态维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还牵涉到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补偿问题。在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计划、经贸、财政、林业、国土资源、银行等部门对生态补偿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和方法，各行其是。林业、国土资源等部门的主要任务在于资源管理；而计划、经贸、财政、银行等经济发展部门和金融机构，往往从其部门利益出发产生“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思想。它们有着各自的目标函数，追求本部门净利益和政绩的最大化。尽管口头上一直把公正价值放在首位，但是实际措施中却是以效率为中心。同时，以公正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往往辅之以简单粗暴的保障机制，高效率的思路依然清晰可见。频繁的改革措施的出台，无疑考验着补偿制度的稳定性，各部门甚至各单位自行其是的革故鼎新，显然在侵蚀、消解着补偿制度的普普遍性。

第2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一、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谓生态文化,从狭义理解,是指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从广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它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和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也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历史和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发展成绩的同时,经济与生态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十分严峻,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匮乏,参与程度太低,参与人数太少,生态文化还未成为大众性的自觉活动,而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则使得人们陷入无法可持续发展的危机中。当人们面临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人对自然进行保护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而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形成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即生态文化。因此,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首先,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公众的可持续发展,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想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不良状况,实现可待续发展局面,关键是要使广大决策者、管理者和群众从只注重经济效益、物质消费的“经济人”变为“生态人”,只有当人们从文化的层面上来接纳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扎下根来,成为人类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取向,进而转变为人的自觉行为。鉴于此,从文化的层面上认识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生态科学技术,弘扬生态文化,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实施和健康运行的必然选择。

其次,生态文化建设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动了人类文化的纵深发展,催生了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效结合、相得益彰,从整体上保证经济发展的后劲,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和效益。同时,生态文化所具有的功能也必然会作用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这种动力产生表现为生态文化对人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和行为,凝聚成精神的力量,作用于人的心灵,教化人,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促进观念的转变,激发人们自觉地投入到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去。生态文化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成果,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尺度。因此,积极发展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三,生态文化建设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模式。它对于生态问题蕴涵着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强调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的需要的满足:既要满足本地区、本国人民的需要,又不损害其他地区人民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二是通过社会机制和科学技术,对向自然界索取的行为加以限制,以保持对环境和资源的永久利用。三是保持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以及人类系统内部的协调。人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受一定价值观的影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当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历史选择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文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生态文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可见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将从思想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现。

二、建设生态文化的政策措施

生态文化重在建设,基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积极发展生态文化,让生态文化的基本精神指引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行动和决策,浸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提高公众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环保观念和道德,能够自觉地关怀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生态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突出提高全民生态文化素质,加大教育宣传力度。生态文化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要促进人们生态意识的养成,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生态环境教育。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树立起人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养成良好的“生态德性”。要在人们心目中树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要在人们心目中唤起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要在人们的心目中重新扶起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等等。为此,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教育机制,要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生态城市、生态人居环境等有关生态文化建设的科普知识,将生态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层面和千家万户中,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全民的生态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要抓好学校教育的环节,特别要重视青少年生态意识的培育和提高,帮助学生树立环境生态观念、环境资源观念、环境道德观念。同时,还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为官一任不仅要造福一方,而且要造福子孙,造福后代,切不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只有通过开展全民的环境教育,真正唤起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人们的生态伦理责任,唤醒人们的生态良心,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义务感,通过自觉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来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才能使生态环境朝着有益于人类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2.突出勤俭节约,加大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力度。加强生态文化建设要以促进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为重点。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生活的必要前提,也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结果。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有益于生态环境,而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则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损毁。在传统文化观的作用下,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是物质第一主义和感观享受第一主义,按照这种价值取向,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消费成为时尚,人们以大量占有高档商品和奢侈品为荣耀,以此炫耀自己的金钱、荣誉和地位。为了满足这些远远超出人类合理需要的要求,大量开采资源,耗尽森林、草原和土壤,污染水域和大气,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贪婪,破坏了生态平衡。生态文化建设就是要摒弃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建立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即按照社会生态化的要求,培育支持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创建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生活方式。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提倡正确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逐步形成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改变挥霍性消费观念和行为,提倡节约型消费、合理享受,反对无理性的过度消费和仅仅为了自己、为了眼前的极度享乐主义消费观。全民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第3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技术手段；矿山；环保管理；技术；水平

1、前言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 矿山环境保护问题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和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国内外纷纷修改矿业法规或制定专门的矿山环保法规。法规所涉及矿山改革的主要方向包括开采方式科学化、选矿工艺多样化、废物处理环保化、环保管理规范化等。并提出了建设绿色矿山的概念，主要是依托科技的发展，通过改进具体生产工艺，优化矿山企业生产布局以及开发应用新技术等手段实现资源效能的最佳化[1]。

2、矿山环保概述

矿山企业指的是有一定开采境界的采掘矿石的独立生产经营单位。矿山主要包括一个或多个采矿车间（或称坑口、矿井、露天采场等）和一些辅助车间，大部分矿山还包括选矿场。矿山包括煤矿、金属矿、非金属矿、建材矿和化学矿等。

2.1矿山环保基本概况

矿山环境问题主要有是在采、选矿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矿渣尾矿、废水粉尘及噪声、塌陷等，导致污染水源和大气，并且挤占大量土地农田，植被等，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矿山环境保护主要是为了处理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采矿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同时，也会导致矿区地理自然环境和土质结构的恶化。因此，矿山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是要解决一个矛盾即经济增长（发展）同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两个问题即指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和自然资源的枯竭问题。

2.2以技术提高为依托矿山环保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保问题已成为制约矿山企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矿山在开采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地表塌陷地震，破坏矿区生态环境，诸如有些矿物加工利用过中会产生大量“工业三废”，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如CO2，CO等。加之国家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在经济利益面前，监督和管理严重脱节。在大的经济环境下，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建设绿色矿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强化管理体系的前提下，加强新技术的应用实现矿山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已刻不容缓。

3、以技术手段提高和改善矿山环保管理

3.1我国矿山环保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受市场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矿区秩序混乱、矿产资源数据不准确，难以实施有效管理，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缺乏有效地管理体制，矿区责任不明确，开发过程中环保意识差；乱采滥挖、矿区土地利用不合理，且三废治理率低，严重影响了矿区人们的生活；矿区开发企业规模小，布局欠合理，多是小矿井、小规模、浅层次开采，开采过程粗放，导致大量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浪费，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矿区企业生产设备落后，采选工艺和技术落后，矿产品深加工水平低，产品附加值增加值低等问题。

3.2如何以技术手段提高矿山环保管理水平

在完善矿山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上，积极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实现洁净开采，发展选矿技术实现选矿工艺多样化，加强三废治理实现污染物零排放是我国矿山环保的发展的趋势。

3.2.1科学提高开采技术，实现洁净开采。

科学开采，就是要根据每种矿物的特性，通过探索科学的开采途径，在已有采矿技术的基础上，改善采矿工艺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现状，实现高效、环保、安全地开采。实现采矿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同环境的友好和谐。

3.2.2积极发展选矿技术，实现选矿工艺多样化。

矿产的开发从选矿开始，选矿技术的是否成熟直接决定了矿产的加工工艺，因此选矿技术的提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选煤技术为例分析，中国的选煤技术已经基本成熟，重点已由过去的炼焦煤转化为动力煤，由过去单纯注重降灰转为降灰与脱硫并举[2]。针对不同矿藏和具体的地理环境，采用不同的选矿工艺进行实地开发。

3.2.3加强“三废”治理，实现污染物零排放。

“零排放”是指通过应用清洁技术、物质循环技术和生态产业技术，实现对资源的循环利用，无限地减少污染物排放直至为零。矿山开发过程中重主要的排放物质有工业三废，主要包括矿井水和生产、生活污水以及废物废渣的排放。通过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不达标不排放，严格控制污水指标。对于难以处理的废物废渣进行深埋[3]。

3.2.4其他新技术的应用。

积极推进先进技术的应用，如等离子爆破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遥感技术以及生物采矿技术。

4、结论

矿山环保工作的发展，不仅要依靠行政管理手段，还要技术进行革新。从选矿开始，努力实现科学选矿、完善工艺处理、减少三废排放的循环经济之路。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只要我们结合实际开发过程，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和合理利用矿山资源，积极推进技术革新，提高矿山资源利用率，尽快实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型矿山工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淑.推进煤矿环保构建和谐绿色矿山[J].洁净煤技术，2011（17）：104-107.

第4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生态足迹方法最显着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把社会与自然界中除人类生态系统外的其他生态系统相联系起来,计算出“生态足迹”需求与“环境容量”的差值,从而得出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能够比较直观地体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揭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及不同收入、技术水平对生态的影响,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其次,由于生态足迹的计算中引入了产量因子与均衡因子,因此,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各种类型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能够进行比较。最后,与其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比较,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比较简单,比其它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也更容易获取,并且能够计算世界、国家、地区、企业、家庭甚至个人的生态足迹,能够对时间和空间的可持续性程度作出客观度量和比较。另一方面,生态足迹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生态足迹模型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的一些根本问题,例如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等,而是仅仅从生物生产的视角去衡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naturalenvironment)的影响。其次,由于生态足迹模型假设各类土地的功能是单一的,因此忽略了土地功能的多样性,导致生态承载力被低估。同时,生态足迹方法忽略了地下资源和水资源的作用。

    二、我国对林业生态足迹的研究与应用

    林地、林木、森林以及依托林地、林木、森林自然环境里生长的动物、植物与微小生物皆是森林资源的组成部分。促进森林的可持续发展与经营,需要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资源的功能(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合理配置森林资源应以客观的自然条件情况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森林宝贵资源的现实需求为基础,以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健康的林业产业体系发展为重点。目前我国对林业生态足迹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仍然比较少。胡小飞(2006)等人对延边林区(1996年-2002年)的生态足迹作了研究与计算,研究数据表明:这个地域平均每人生态足迹一年一年地在下降,然而,平均每人生态盈余一年一年地在递增,平均每人生态足迹变化呈现出平稳态势,表明延边地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该地区林业发展是可持续的,但是同林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陈余珍(2010)应用林业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对福建省1998年至2007年的林业生态足迹作了研究与计算,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林业生态足迹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生态资源耗损大于积蓄的差额数字值逐年递增,生态负荷能力与生态足迹的差值越来越大,因而体现了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降低,福建省林区资源面临着巨大的消费压力。2011年,吕英等人用实证研究法对中国东北地区重要山脉(大兴安岭)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作了研究,通过对生态足迹比较研究,结论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山脉(大兴安岭)是以林资源为主的资源型地区,因此,平均每人生态足迹很小,生态可持续发展情况表现出生态盈余的状况。然而,通过进行动态比对研究,大兴安岭林区资源及湿地、草场等资源皆表现出退化的态势,生态足迹指数也表现出逐渐递增的走向趋势,生态盈余表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所以,大兴安岭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重视林区生态脆弱性为前提,发展生态主导型经济,促进生态承载力逐步恢复增长,实现大兴安岭林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5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甘肃生态环境水安全管理对策

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环境问题的日趋突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偏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保护，则人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最终会因为环境恶化危及人类的生存而丧失殆尽。一是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不遭受污染与破坏，或处于未面临污染破坏威胁的良好状态；二是环境安全主要涉及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群健康及经济发展，对国家及国际社会产生的威胁。

一、生态环境建设与水环境安全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的充当环境保护和建设过程，包括许多，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从总的目标，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康、节能、舒适的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建设首先要树立生态建设观，二是考虑时间的因素，需要树立建筑和系统全方位的生态观，不仅是建筑，还要关注一个生命从开始到结束整个的过程，三是考虑空间因素，比如建筑选址，应当选择对环境干扰最小的地方，我们现在选址都会选择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去建设，在这当中，可能就有些破坏，如果选择环境不太好的地方去建设，把那里的环境变为优美，将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贡献。在人居环境建设中，第一要注意保护和节约地球上的资源，其次是复合的生态观，复合的生态系统，在城市的尺度上，城市的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的生态系统、人工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共同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第三个要讲的是生态优先。许多领导和建设单位都提出这样的说法，就是生态环境它关系到人们生活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是难以恢复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的生态意识还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强调生态优先。它在城市规划中就体现在生态安全格局中。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不同部门，不同学科总体协调，多方配合，统筹安排的，在城市建设的领域里，做这个工作，单靠一个学科是不行的，必须多学科的交叉，才有可能全面做好。第四就是可操作性。可操作性在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那里已经有很多实践了，从生态环境建设的可实施来看，要求成果的数量化、定量化。第五是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这个指导思想，在整个生态环境建设中应当始终贯彻。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水的需求也逐渐增多，并不可避免的产生水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的有限、水质的破坏等问题，日益引起了人类对水问题的关注。水环境安全问题不仅是生态环境的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水环境安全是有别于通常所说的水资源安全，虽然水环境安全的主要内容也是指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但它更强调的是把水作为一个环境要素，强调水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水量与水质的统一体，包括地表水环境和地下水环境，是从环境学角度的动态的概念，而不是资源学角度的一种为人类的利用程度的概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水环境安全的概念应该定义为：水体保持一定的水量、安全的水质条件以维护其正常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保障水中生物的有效生存，周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使水环境系统功能可持续正常发挥，同时能较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人类自身和人类群际关系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水环境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水环境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自然型水环境安全，如干旱、洪涝、河流改道等，以及人为型水环境安全，如水量短缺、水质污染、水环境破坏等。其外延指的是由水环境安全引发的其他安全，如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等。水环境安全与人类健康水质问题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因此，安全、卫生的饮水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保护水环境的自然生态系统上，探求合理的生态用水量，将水环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共同考虑，力求达到可持续利用的境界。

二、甘肃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利用、保护、管理探究

甘肃部分地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水源流失，荒漠化趋重，沙尘暴肆虐。甘肃部分地区自然灾害严重的水资源严重不足，并不断的减少使得水环境已经明显恶化，由于对水资源大规模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与水环境的严重失调，而日益恶化的水环境质量又需要增加治理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水资源治理社会成本巨大，进而造成人民生活贫困和生态环境贫困的恶性循环，水资源的锐减以及所带来水环境水生态的变化，给甘肃部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生态治理提出严峻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危机和水资源危机应该定性为应急性治理。应急性治理的特点就是短期内投资力度非常大，应急状态结束，还会有一段周期较长的修补期。不论应急还是应急状态结束后的修补都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巨大环境成本投资的典型。水环境的恶化民众生产环境不稳定水环境的恶化，使得其生活生产环境随之恶化，为了生存发展或是更好的生存发展，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或是投亲靠友；或是政府引导移民；或是高考移民。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态移民其实就是生态难民！是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的一种消极与退缩。水环境的恶化人民生产积极性很不稳定水环境的恶化，即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上内部和外界的宣传力度的加强，而一些当地民众以及外商投资者对这种宣传的理解与把握不准确，致使他们对生活生产环境产生一种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认为水环境对当地发展的制约是致命性，长效投资的环境成本是制约他们货币需求的最主要原因。

从科学的水量预测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甘肃部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法，甘肃部分地区的水资源预测总量减少，且随着甘肃部分地区水环境危机的日益显现，生态用水量呈现上升趋势。笔者对这种趋势做一点简单的分析，认为甘肃部分地区水资源用量是量的减少是相对的减少，并不是绝对的减少。按照现在甘肃省和河西地区水资源减少的趋势推断，到2020年河西地区以及整个甘肃水资源储存量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有气候的持续干旱、地下水位的连续下降、工农业发展的影响等。所以，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寻求生态环境与水资源制度与技术革新的任务依然艰巨。

三、甘肃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与水资源利用、分配、保护对策

水资源的危机大体上分为水量性危机和水质性危机两种，水量性破坏最主要表现为水资源径流量和库存量的量的减少，水质性破坏应定义为水资源矿化度升高以及盐碱化、荒漠化的趋重等。（1）水量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上游来水量减少与地下水资源的减少河水供给量的逐年减少，使得经济发展需求的日益强烈和水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只能够开发地下水资源以保证生产发展需要，致使盆地地下水开采量大幅度上升。（2）水质性危机具体表现在地下水质恶化。由于大量、反复开采日以枯竭的地下水，加上强烈的蒸发浓缩作用，绿洲地下水质已呈明显的恶化趋势，恶化范围蔓延扩展。地表水水质恶化，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从甘肃部分地区水资源分配状况分析，甘肃部分地区在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之下，水资源分配是一种政府行政指令性水资源配置模式。水资源分配从层次上说分为河流上下游各县市之间的分水，可称为一次分水；县境内各渠坝之间的分水，可称为二次分水；渠坝各用户之间的分水，可称为三次分水。而对于甘肃部分地区来说，水资源是一种严重稀缺资源，根据稀缺资源的分配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原理可以看出，不论是跨区域，还是区域内水资源分配都是一种利益分配，具有利益矛盾复杂化、尖锐化和不易协调等特点，处理不好可能会成为地区纠纷的根源之一，也是关系人民生活、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要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原则，也包括生态补偿问题的讨论，当上游的发展用水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其上游的地区应给与相应的生态补偿，以经济补偿为主要方式。为保护日益锐减的地下水，坚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行严格的地下水开采审批制度，非经审批不得私打水井，违者将处以严重的经济制裁。

从水资源管理状况分析，水资源管理是指水行政主管部门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对水资源的分配、开发、利用、调度和保护进行管理，以求可持续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对水的需求的各种活动的总称。水资源管理严格遵照传统产权体制之下水资源管理思路和方式方法，即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思路和方式方法的的特点是：强化政府职能，忽视经济与市场手段作用、统一管理、单方意志性强、效力先定性、强制性、自由裁量性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都有其优势和弊端，最好的方法是将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在一起，单方面强调一方或忽视一方都是导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诱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实践中水资源分配、利用、管理活动也在不断地市场化，这种客观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我们在进行市场性管理的过程中应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管理模式有机结合才能够使得市场管理的有效性增强。市场与经济手段的调节具有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市场信息的有效性等的一系列优越性，是迄今人类发现的调控市场经济秩序有效进行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运用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新型管理模式必将取得很好的成效。

甘肃部分地区水资源产生诸多严重的问题，最本质的原因是水资源产权不明晰。产权是一定经济主体依法对待定经济客体（资产）所有、使用、处分并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为产权四要素。在甘肃部分地区以及中国的很多地方出现类似于甘肃部分地区的水资源或其他依附于土地所有制的资源危机，也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法律嗣后漏洞。我国《宪法》第9条以及《水法》第3条的规定：凡在我国领域内的一切水资源均属国家和集体所有；我国《水法》规定国家通过颁发用水许可证和征收水费来体现对水资源拥有的所有权，即国家和集体是水资源的所有权的绝对所有者，同时也是水资源产权绝对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其体制改革不断进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这种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物上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完全结合是不可能的，相反的这种物上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往往相分离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这使得水资源产权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基础体制和现实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不相适应逐渐显现。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扰乱了社会水资源分配、利用和管理秩序。

水资源供需态势迫切需要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通过制定流域和区域内的水资源规划,明晰初始用水权分配,促进上游和下游、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等之间关系的协调,才能处理好开源、节流与保护的关系,解决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实现水资源的自由流通，优化水资源配置，实施资源战略应急制度，水资源调节和管理机制的多元化和高效化，明确水权市场交易制度的宗旨和目的是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些优越性和合理性，保护和合理利用有限的、稀缺的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达到区域和社会整体的水资源分配、利用、管理的实质公平正义。坚持保护环境、节约水源的原则，一旦违反保护环境、节约水源原则，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坚持满足饮水安全需求；满足粮食生产用水需求；满足经济发展用水需求；满足生态环境用水的需求的主次层次原则。

四、结语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保护水环境是每一个地球人的责任，也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确保人类安全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更加要自觉地肩负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这一个历史的使命，全面关注生态环境建设，为营造一个健康、节能、舒适的人居环境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6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生态伦理教育；新型德育；必要性；内容；途径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5-0059-03

一、当前加强生态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世纪以来，人类利用科技获取空前的物质财富时，亦造成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地球生态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人类被迫开始反思：人类需要形成一种新道德观念，与自然和谐相处。即生态伦理教育。生态伦理教育是一种新的道德实践活动，有别于传统的“人际教育”。在生产力不发达时，德育主要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历史就赋予德育以新的使命，即把道德规范扩展到自然领域，指导人们科学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教育倡导人们在追求各种的权利时，应保持人与自然平衡，不能凭借技术，以破坏生态的方式来追求物质利益。因此，新时期的客观实际赋予生态伦理教育新的要求和内容，生态伦理教育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的生态、资源和人口等方面的矛盾，都是人自身失误造成的。联合国《2002年中国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8%，仅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1]从认识上讲，没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客观的认识是我们最大的失误，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发展方向上，我们把发展看着单纯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要走出现在困境，首先转变思想观念，从工业文明意识到生态文明意识的转变。思想观念的转变首在教育，特别是生态伦理教育。通过生态道德的教育，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汲取失误的教训，明确发展方向，才能摆脱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生态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

生态伦理教育的目标是教育人们注重生态保护，掌握基本的生态知识，与其他生态成员和谐共处，做到遵循生态道德的要求，倡导通过协作解决生态问题，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生态伦理教育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生态平等观教育

即要尊重生命，树立万物平等的观念。我国传统道德重视君子做人要效法自然，知足知止，应该放弃对自然轻视错误态度，营造 “天地与我并生”的环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盾，经济发展要注重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如果我们违反自然规律，毫无节制向自然索取，那么，人类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报复，甚至会毁灭人类。

（二）可持续发展观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缺乏长远的眼光，误入了单纯的经济增长的歧途，只追求经济效益，注重发展经济，不注重生态和社会效益。这种影响的必然后果是：生产过度追求利润，没有处理好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人们把环境“当成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垃圾场”[3]。通过可持续发展观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生态资源、人口环境等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发展经济时，采用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技术工艺，注重循环使用，尽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社会的持续性发展。

（三）生态消费观教育

生态消费观是对工业文明条件下消费主义的反思。生态消费观认为：首先，人类的消费应是一种绿色消费，必须维护生态平衡，不能破坏自然环境。其次，人类的消费是一种健康、文明消费，不仅满足物质需要，而且注重精神需求，使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再次，人类的消费是一种公平消费，要维护人际、代际之间的平等，避免消费向两极发展，一极是消费不足，另一极是过度消费。因此，在生态伦理教育中，使人们认识到：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危害，实行生态消费的必然性，懂得生态消费的重要意义，倡导绿色、文明消费，保护好生态环境。

（四）生态义务观教育

即人类应养成自觉主动地树立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义务作为法律概念，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人们应该和不应该做出某种行为的界限。作为伦理学的概念，义务是指一定主体对社会及他人应尽的责任。说明人之所以要对社会、国家、家庭尽义务，是因为他与之状况密切相关。同样，地球环境与人类休戚相关，这就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尽的责任，通过道德、法律，强化人的信念，树立对生态的责任感，

三、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基本途径

（一）制定生态伦理法规，提高执法的力度

法规都是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制定保护生态环境法规，加强执法力度和执法监督，是落实生态伦理道德的有力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制订不少与环境有关的法律，但地方性的法规比较薄弱，不能有效地解决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又由于执法复杂性，使不少法规难以发挥作用。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当前：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制订一套全面的，与国际法接轨的，有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根据可持续发展基本原则，对现有的法规，特别是地方性法规进行全面测评，使法规具有一致性。三是全面宣传生态环境法规，规定各种有效措施，坚持有法必依。四是抓好监督工作，提高执法力度，严肃法制。对违法现象必须进行严肃查处，将环保工作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国民的生态道德水平还不高，以法规的形式来约束公民的行为，对违反公德的行为予以必要的处置，是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初级阶段。因此，法律的完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规范性建设，促使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行为向自觉转化，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注重环境保护。

（二）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普及生态道德教育

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自觉养成的生态道德行为，这是各级学校坚持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根据学生身心发育规律，确定具体的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和目标，对小学生重点进行生态行为习惯养成的教育，如教育学生感恩自然，养成节约用水、珍惜粮食、杜绝浪费、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的习惯等。对中学生进行生态意识教育，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意义。对成人来说，自觉遵守生态有关的法规是十分重要的，明白人类的生态系统中权利、义务。开展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应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起来，把教育意图隐藏在内容和形式之中，唤醒生态良知，培养生态美德，抛弃消费主义的生活观，不断提高生态道德水平。

（三）运用网络与传媒，营造环境保护氛围

依靠互联网、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宣传环境保护，可以开设专题栏目，通过新闻报道、公益广告、群众讨论和专家点评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人民网、新华网和各级政府网站可开设专题栏目，形成宣传生态环保网络教育平台。图书馆、博物馆等基层文化组织，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节日、重大事件，通过组织图片展览、知识竞赛等，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城市社区、乡村街道、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可设置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广告。也可以建立群众性的生态文化组织，聘请生态专家，编写生态教育普及教材，普及生态文化知识，提高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总之，生态伦理教育正是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中担当起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使命，转变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以期获得解决生态恶化的根本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树立科学发展观，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进。

参考文献

[1]中国的生态损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N].北京：中国产经新闻.2002，（8）.

第7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一、基本思路

总结先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治理黄河方略必须针对“水少沙多”这一症结进行科学规划，综合治理。

基本思路是：一是为了使黄土高原地区入黄沙量大大减少，应采用现代工程措施，将水土严重流失区域整治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形成沙土稳定的环境，这是治本之策。二是为缓解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扩大冲沙水量，应外借水源，冲沙减淤，结合生态环境的治理，达到治标的目的。

二、 减少入黄沙量是治本之策

众所周知，黄河难治的症结在于沙多，而沙多的原因是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多达10亿吨左右，致使一些水库淤沙失效，下游河道不断抬高，防洪压力日趋加重。不少人认为，黄土高原历史上曾经是植被良好的富庶之地，希望通过植树种草，改变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根治黄河的目的。但是也应认识到，黄河塑造出的华北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黄河早在远古时期就是一条多沙河流，土壤侵蚀已十分严重，大量泥沙入黄。采用原始的或常规的生产方式很难保证植物生长有良好的立地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也就难以达到具有一定覆盖率的植被状况。也就是说在沙多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很难存在良好的植被生存条件？。

所以，我认为：在治理黄河的思维上，必须跳出传统框框，从最基本的流域单元入手，根除侵蚀黄土高原地理环境改变的条件。确保黄土高原地区水土的稳定，才是黄河治本之策。也就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向西部战略转移的机会综合规划，采用现代工程技术在黄土高原地区通过修筑控制性拦沙工程、构筑必要的挡土墙，变沟壑为平地，再采取相应的生物措施，就能把仅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约20%、而入黄泥沙却占总入黄沙量80%左右的水土严重流失区，改造成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相对平原，从而根除侵蚀地理环境改变的条件，保持水土的基本稳定，使处于中下游的山东等河口三角洲地区的外来泥沙量大大减少，以减轻黄河中下游的治理难度。

三、调水入黄是疏沙引流的条件

大量资料表明，水少是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淤积升高的主要动力因素，也是黄河难治的另一症结。从水资源角度讲，黄河是唯一流经干旱缺水的西北、华北地区的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流域内地域广阔，环境多样，土地与矿藏丰富，因水资源贫乏而制约着发展。花园口以上多年平均径流深只有77mm，只占全国平均径流276mm的28%。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属长期性、区域性、资源性缺水。因此黄河治理不仅要考虑防洪，而且还要考虑水资源供给问题。而缓解黄河下游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措施是开源，即从外流域调水济黄，增补黄河有效的水量资源，这是保证发展的长期战略措施。

具体方略是：综合利用国家现有的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方案，辅之多条引黄工程，达到借水冲沙，合理引导，平衡用水的目的。具体就是利用黄河以南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基本上沿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线路，自汉江丹江口水库开始，沿途把汉江、淮河上游可引之水经河南南阳、平顶山、许昌等地，在郑州以西桃花峪上游自流引入黄河，并利用东平湖和拟建的桃花峪水利工程加以调节。尔后，通过现有的下游引黄工程，包括引黄济津、引黄入冀、引黄济青工程，向河南、山东、河北相关地区供水，兼顾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方案的调水作用。从而减轻黄河水供需压力，达到解决下游断流、保证输沙用水量、改善下游河道淤积状况之目的。如果调水规模有保证，还可缓解北方有关地区用水紧张局面，满足对京津的供水要求。在此前提下，黄河流域来水可主要考虑本流域中上游用水，相应缓解了黄河中上游水资源短缺的不利局面。并且小浪底水库可按照“高水高用”的原则，相机调水北上。

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入黄，沿途干渠应与淮河流域的河流和集水区域平交，与该流域的防洪体系相结合，形成“串联水库”， 在淮河、汉江流域的暴雨期除发挥相应的供水作用外，还将产生其他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一，通过优化调度，将淮河、汉江流域无法承受的洪量调入黄河，把黄河下游河道作为淮河上游各大支流的洪水入海通道，淮河、汉江的防洪压力将大为减轻。其二，调洪水入黄，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扩大主槽断面面积，提高过洪能力，减少下游河道淤积。专家的研究结果和模型试验资料表明，黄河下游有“大水带大沙”及“大水出好河”的规律。因此，只有调水入黄，使流量与含沙量相适应，才能取得最好的输沙减淤效果。其三，小浪底水库的库容，是发挥综合利用效益的保证，小浪底水库可借分洪调水之机集中排沙，利用大水排沙入海，相应增加了水库极为宝贵的库容，加大水库调节能力，能够极大地提高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四、综合实力是实现“筑坝拦沙，借水冲沙”的前提

第8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水电开发与河流生态的关系到底如何？是目前社会各界的敏感话题。然而，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关于生态的定义。现代生态学基本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它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学是一门以研究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为主要任务的学科。因为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应的理化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类。

关于生态学，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曾指出：“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生态学”的希腊语词根oikos的含义就是住所）。”

由生态学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谓生态环境的好坏的判别标准一定是要相对于某种生物而言的。例如腐烂的食物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污染，但是对于苍蝇却是其繁衍生息最好的生态环境；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是人类社会的难题，但是对于老鼠则可能是最好的栖息地。因此，我们所说的要保护的生态环境，应该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的考虑社会自然生态，并非就一定是指原始的自然生态，否则难免会使生态问题在逻辑上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

人类从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开始，到现在发明、制造和使用的高科技手段，都是为了同自然进行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因此，我们今天的地球，早已经不是原来的纯粹自然的地球，而是由人类活动改变了的“人类学的地球”，或者说是“社会的地球”。这就是我们的地球生态。

考虑河流生态也同样不能脱离以人为本的前提，否则，我们就无从谈起鉴别河流生态的好坏。例如，自由流淌的河流、任意泛滥的洪水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和人烟稀少的无人区、生态保护区完全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对于现代人类社活动密集的社会来说，就完全就是一种灾难，一种极大的生态破坏。堤防、水坝就是人们在几千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抵御洪水，保护社会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必要的水坝建设就是保护生态，而盲目地提倡让河流自由流淌、让洪水自由泛滥，决不是什么生态保护，而是十足的生态保守、生态愚昧。特别是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区域内，所谓的生态保护就应该是努力维护、创造一个适应人类存在的社会化的环境。

水电开发与河流生态存在博弈吗？

近来，媒体上有篇题为“水电开发与河流生态的博弈”的文章，引起了业内人士极大的关注。该文的作者似乎从心里就不大承认水电开发对于人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文明活动。而需要一再强调的是：水电开发对于人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文明活动，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我们单独强调说水电对现代人类文明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因为我们还有多种取得电力能源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大型水电一般都是水利工程的副产品。大型水电开发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人类对水资源天然分布的不均匀的调解，必须依靠大型水库进行。纵观全世界的现实，没有大型水库的调解，几乎就不可能维系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社会。因而，水电开发的社会必要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大型水库的水资源调节功能。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把水电开发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也就不会去大张旗鼓地论述什么水电开发与河流生态博弈的问题了。

对“跑马圈水”的忧虑是根本不必要的

有人称：当前的情况是，10000亿千瓦时的水电开发权已被几大电力公司当作“金娃娃”紧紧抱住，并迫不及待地进行开发，人们甚至用“跑马圈水”形容长江上游当前的水电开发态势。环境、生态、移民等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形势令人十分忧虑。

这种担心水电开发过快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我国大型水电的开发历来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划进行的，不存在任何无序开发的问题。反之，我国的水资源开发长期受制于我国的经济能力，以至于我国解放50年以后，水电开发程度还不足10%，全国的水库蓄水能力仅为四千多亿立方米，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这使得我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矛盾十分突出。雨季的洪涝灾害和旱季的严重缺水，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受到投资体制的制约，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尤其是水能资源的开发一直不能摆脱困境。直到2002年国家实行了电力体制的改革，把过去由国家统一投资、开发的水能资源开发形式，改为划分成五个电力集团互相竞争，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律促进水能资源的开发建设。

显然，这一改革措施收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突出效果。我国长期受制于资金制约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改变，水电资源开发成为各大电力集团以及社会上很多投资者竞争的热点。然而，这种“跑马圈水”的局面也引来社会各界的一些担心，包括参与竞争的一些大电力集团，也有人抱怨应该恢复原来的国家统一开发机制。但是，对于这一点，原来曾经长期担任国家水电发展负责人，后来又担任国家水利部部长的汪恕诚，多次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回击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并对社会各界水电开发的积极性给予高度的肯定。从国家发展的大局上看，我们不能不承认，电力体制的改革、水电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国水电开发受资金制约的被动局面。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成果，我们决不能认为这种投资形式的改变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是不能否认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型水电开发，还都是严格的按照国家的发展规划进行的。“跑马圈水”的局面是社会各界水电开发积极性高涨的表现，是我们改革开发的巨大成果。形势一片大好，而绝不是什么令人担忧的事。

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河流开发比发达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即使我们国家从现在起按照目前梯级开发规划，大力开发水资源，若干年后最终的开发结果恐怕也可能就是相当于今天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发达国家）的水资源开发程度。很多人对一些企业的积极开发水电的“跑马圈水”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任何大型的水电站的开发建设都不可能超出国家的统一规划，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开发建设大型水电的决定权都在于国家。所谓失控和无序开发的现象对一些地方管理的小水电来说或许确实存在，但是，如果用它来形容我国的大型水电开发现状，完全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猜测。总之，我们国家通过政策调整和运用市场经济杠杆，调动起来的水电开发的社会积极性，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

关于“水电规划脱离甚至违背流域综合规划”的评价

有媒体这样报道：“2007年5月，笔者有机会参与水利部组织的‘长江上游水电开况专题调研’。通过这次调研以及对许多相关材料的分析，笔者强烈感受到，在水电开发规划和审批过程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府职能错位和职能缺位情况。结果，水电规划脱离甚至违背流域综合规划，引起河流综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诱发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因素。”

大型水电作为水资源的一部分确实存在着一些管理机制上的问题，例如，管理我国水资源的国家水利部，至今仍然还是不负责对大型水电的开发管理。这是不是属于“水电开发中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如果要是说什么“水电规划脱离甚至违背流域综合规划，引起河流综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诱发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因素”，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污蔑。因为我国的水电规划是早在我国新《水法》颁布之前就由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而所谓“专业规划要服从流域综合规划”的提法是新《水法》中才增加的内容。目前水利部正在根据新水法组织对流域综合规划进行修订，至今还没有完成。我们怎么能由于新的“流域综合规划”还没有制定出来，就埋怨说以往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水电开发规划是“脱离甚至违背流域综合规划”的呢？

我们认为，从维护我国法律的严肃性和连续性来看，在我国的水电规划已经被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而且已经开始实施了之后，才颁布和实施的新《水法》以及即将修定的《流域综合规划》，倒是应该很好地考虑如何与以往已有的国家水电规划相衔接，协调好与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保证我国水电开发政策的连贯性。

不少人都认为，目前国家的体制中水利部不管理大型水电和南水北调是对我国水资源管理和水电发展的重大损失。因为，我国水资源的根本问题是水多、水少、水脏、水浑。而大型水电又恰恰是龙头水库的副产品，没有足够的大型水电建设，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大型水库，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我国的水资源矛盾。但是由于水利部不管大型水电，所以，从产业政策上对大水电的支持往往就考虑得不够。例如，新《水法》中只强调了专业规划必须服从流域综合规划，而没有很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一般来说综合规划也应该是在区域规划和专业规划提供的基础上制定，并由其构成的。实际上，搞过实际操作的同志都知道，专业规划的制定，需要进行大量的考察、基础调研工作。制定流域综合规划的时候，既不可能脱离这些基本的数据，也不可能完全重复这些基础的调研工作。因此，仅仅强调专业规划和区域规划必须服从综合规划这一方面是不够全面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疏忽，才给国内外的一些反水坝舆论提供了污蔑我们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水电规划是“脱离甚至违背流域综合规划，引起河流综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诱发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因素”的口实。而且，传播这种污蔑水电开发规划的谣言，还有意无意地起到在不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挑拨离间的作用。

针对这种谣言，曾参加过“长江上游水电开况专题调研”的一位水利部负责流域综合规划工作的老专家曾经有力地回答说：“大渡河的水电开发规划就是当年他们亲手做出来的，现在修订流域综合规划的也还是他们，这怎么能说以前的水电规划是‘脱离甚至违背流域综合规划’的呢？难道是我们自己违背了自己？”

总之，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家的水利部不管大水电的现状，不论是对中国的水资源管理还是水电建设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员，就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为了迎合一些部门利益的偏见，就不顾事实地去发表一些对国家发展不利的所谓“专业”意见。

不应轻易地否定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有人还说：“无论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以市场经济体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没有注意到市场经济体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关系。在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趋剧烈的今天，这种忽视将威胁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已经不能全面指导当今的经济活动;必须将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紧密联系起来，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保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不妨将这种新的经济学理论称为‘绿色经济学’。”

我觉得这种说法说明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还没有真正搞懂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甚至断言说“无论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以市场经济体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没有注意到市场经济体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关系”绝对是一种对传统经济学的误解。我们都学过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人、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而劳动对象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各种资源和环境。众所周知，生产力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作者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不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生态系统”，那么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又能是什么呢？

我本人非常赞同进行绿色经济、绿色GDP的研究探讨，《人民日报》也曾经发表过我探讨有关水电的绿色GDP的看法。但是，我们研究探讨绿色GDP也不能忘乎所以，不能用来作为一种否定以往文明和历史的理由。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用发展的眼光对待新生事物，而不能是抱着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心态，去炒作新生事物。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社会发展和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升华。而绝不是什么对以往人类文明活动的否定。至于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研究探讨，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否定和替代传统经济学。从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到今天已经30年了，而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绿色GDP。前几年我国一些曾经试行绿色GDP的省份，也有很多因为缺乏实际操作的科学性纷纷退出。难道能说是30年来全世界都还不承认可持续发展吗？当然不是。只能说绿色经济、绿色GDP的新概念，既不能取代传统经济学，也不能等价于可持续发展。

总之，生态文明、环境友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而绝不应该是对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否定。无论在水电领域还是在经济学领域都是如此。

河流梯级开发的科学性不能否定

有人写文章称：“笔者从长江上游目前的水电开发规划和实地考察中了解到，几条大支流的梯级开发基本上是一级紧连一级，例如岷江和大渡河均布置了22个梯级。各梯级大多采取引水式电站开发方式，即筑坝形成水库，然后把水从河岸山体开凿的隧洞引到下游，累积落差发电。这样的开发密度和开发方式，实事上把河流变成了一连串间断的水塘，造成天然河道脱流干涸，引起河流生态与环境问题。”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际都对水电进行梯级开发，然而，我们走遍全世界看到的普遍现象都是水电开发利用程度越高、生态环境越好。当然，这里必需排除那些恶意的污蔑炒作。例如；埃及阿斯旺大坝减少了洪涝灾害，却被说成是减少了土地营养物质的补充，造成了生态灾难。如果这种理由能够成立，那么我国初期的三门峡工程加剧了渭河的水灾就应该是成功的生态工程了，为什么还要改造呢？水电开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这种局面在我国也随处可见。从早期的丰满、新安江到现代的二滩、三峡，所有的大型水库、水电站几乎都是风景秀丽的旅游区、保护区。在我国除了一些无序开发的小水电，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外，同样也是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成正比。当然，我们不能把水电开发之后，为当地人们的用水提供了方便，以至于管理不善加剧了水资源紧张，算作水电开发罪过。一般来说，水坝、水库、水电站建设本身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它只不过是通过工程措施把河流的控制权交给了人类，至于管理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人类本身的管理水平。例如我国的黄河。以前曾经因为管理得不够好就多次出现断流，后来水利部统一进行全流域管理，就再也没有出现断流。那么，全世界有没有哪条大江大河因为水电的梯级开发变成了“一连串间断的水塘，造成天然河道脱流干涸，”呢？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除了无序开发和不科学的管理，基本上各国都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不仅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而且相反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北京的永定河倒是没有进行水电的梯级开发，然而，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已经使得北京段的永定河几乎常年的干枯。显然，河流的生态问题的根源不是出在水电的梯级开发上，而是出在可控制的水资源总量的不足上。反之，人类增加可控制的水资源总量的最有效方式，恰恰就是蓄水调水工程。

梯级水电开发就是要在一条河流上，连续地建造多座（水库）水电站，而且尽量让每个水库（电站）的首尾相接，把该河流段的水资源最充分地利用起来。梯级开发是全世界公认的、已经经过众多国家验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水资源开发方式。它不仅以可以使得水电的资源得以充分的利用，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河流生态保护作用。

我们建造水库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要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保护社会的生态环境。因此，占用最少的土地，获得最高的水资源调节能力就是提高水库的生态效益。由于每一个具体的水库的蓄水和供水（包括发电）之间总会有一定的矛盾。因而对于任意一个孤立的水库或者水电站，为了保证水库下游河道里不出现“脱水”（断流）的现象，必须要保证水库下泄一定的基础流量。这样必然就使得该水库的蓄水调节作用大打折扣，否则就将会出现下游断流，并对河流的生态造成巨大的伤害。然而，如果是梯级开发的水库、水电站，我们就可以仅仅让最后一级水库，承担保证下游河流生态流量的任务，而以上的各级水库泄水流量都可以任由人们的调配，从而大大提高水库的调蓄水资源的功能。也就是说，梯级开发是在同等条件下，占用土地面积最少，蓄水调节能力最高，对河流生态影响最小的一种河流开发方式。

此外，利用梯级水坝保持河流一定的水量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而且还有巨大的航运、景观以及经济作用。例如欧洲的多瑙河下游的很多梯级水坝，其作用主要就是保证多瑙河的水深，不受上游自然来水的影响，让多瑙河的河水一年四季都能保证大型轮船的正常航行。因为天然的河道的坡度是自然确定的，如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河流的水深、流速人们都无法控制，因此，梯级水坝就是人们控制、开发、利用河流的最科学的方式之一。这个科学的结论决不能轻易地否定。

梯级开发也不可能把河流的动能耗尽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梯级开发的水电站也决不会彻底改变河流的流态，更不可能会把河流的动能完全消耗光。从理论上说，世界上最先进的水轮机的效率只有96%，也就是说无论你如何想开发利用水能资源，河流中至少要有4%的动能从水轮机流过去。因此梯级开发不可能像有些人危言那样，会使得河流的动能为零。从实际现象上看，三峡水电站下游的葛洲坝水电站，也是一座梯级开发方式的、保障三峡水电站发挥最大效益的反调节水电站。然而，由于葛洲坝水电站基本上属于径流式电站，因此，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葛洲坝的河道型水库内流动的长江水，几乎和不建水电站的江段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区别。事实说明，即便进行梯级开发，人们也还是能够通过适当的规划设计，人为地控制某一河段河水的流态以及淹没的范围。

此外，要知道并非世界上所有的河流、河段都能够进行水能资源开发。用最直观的例子来说，我国郑州以下的黄河、武汉以下的长江的上千公里的河段内，由于可以加以利用的水能太少，几乎就不可能再进行任何水能资源的开发。显而易见，这些河段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变成为湖泊吧？除了这些大量没有水能资源的自然河段不可能进行任何水电开发之外，就是那些具有丰富水能资源的河段，也并不是都能够100%地进行水电开发的。根据具体的河流生态环境情况，各国的专业技术人员所确定的水能资源中的技术可开发资源比例，一般都不到水能资源总量的二分之一；其中经济可开发资源量一般还不到总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人类按照梯级开发的理论把所有的可开发水资源全部都开发了，也绝对不可能会出现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被大小水库连成串的现象。

水资源的梯级开发当然也要因地制宜地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在一些具有水能资源的河段，全面衡量之后认为不应该进行开发的地方，不再进行水资源开发是我们水资源规划的一贯原则。河流梯级开发决不是100%开发。应该看到，在我们国家的梯级水电开发规划中，早就已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水能资源被规划部门，排除在经济可开发的范围之外。而目前开发规划中保留的待开发项目，都是经过有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反复比较、依据各方面的数据、经过科学判断衡量确定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客观情况的变化，这些规划中的个别地方确实会有需要调整的可能。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心血来潮的遐想，就比全世界许多一辈子研究河流的专业人员依据科学规律作出的开发规划还要高明，而且还要妄谈什么“必须要改正过去水资源连续梯级开发的错误观念”，实在是有点幼稚可笑。

总之，河流梯级开发不仅是世界公认的最科学的水资源开发方式，而且还是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已经得到证实的成功实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听信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危言耸听。

是否存在水电开发过度的问题？

“过度的水电开发违背可持续发展理念。”有人持这样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水电开发历来都是程度越高越好，而且从来也不存在任何所谓过度开发的问题。

利用水库蓄水发电也是一种水资源开发形式。严格地说，这种水资源开发应该称为水能（或者水电）开发，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社会各界的非专业人员似乎很难区分水能开发和水资源开发的差别。甚至有些相当层次的研究人员也难免在这个问题上闹笑话。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水能（即水电）开发与水资源开发和水资源利用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水能开发程度，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开发程度越高越好。不过，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水能资源不应该百分之百地开发，否则对河流的生态环境不利。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开发程度的误解。因为各国的水能资源都有理论可开发、技术可开发和经济可开发之分，这种区分标准就是为了说明理论可开发水能资源不应该百分之百地进行开发。所以，如果有人再强调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也不应该百分之百地开发，我们觉得还不如把经济可开发定义得更科学、更准确一些。目前国际社会对水电经济可开发、技术可开发的定义还是比较科学的。我们只要看看瑞士、德国等一些水电开发程度超过90%以上的国家，为什么到处还都是绿水青山？想一想为什么世界上总是水电开发程度越高，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生态环境越好，人们恐怕就会发现，水电开发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过度的问题，而且总是开发程度越高越好。当然，实际当中发达国家并非都是水电得到百分之百的开发，这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特别是有些国家的水资源调节问题基本解决，电力供应也已经满足社会需求（如挪威99%都已经是水电），自然没有必要再去进行开发水电。因此，每个国家最终的水电开发程度，一定是根据各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不应该规定什么事先的比例限制。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的水电开发超过了经济可开发程度的百分比（卢森堡达到150%），其生态环境却没有受到丝毫的不利影响。总之，世界的现实说明，只要某个国家还有使用其它化石能源的需要，水电的成分高一些总是好的。

此外，对水资源的开发也不存在过度的问题。因为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一般来说仅仅是一种储备，往往并没有真正消耗和使用水资源。例如美国西部大开发对科罗拉多河的开发建设，梯级水库储备了4倍于河流年径流量的水资源。利用水库汛期大量地拦蓄洪水，不仅大大缓解了洪水对周围社会的威胁，而且可以通过一系列调水措施，为干旱少水的美国西部常年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从而使得美国西部成为移民崛起的新大陆。现在的美国加州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就是说，尽管科罗拉多河的这种形式的水资源开发已经达到了400%，我们也不能说它的水资源开发过度了。

因此，一般来说，河流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开发程度都代表着人类对河流的控制能力，通常都应该是开发程度越高越好。但是，与水资源的开发所不同的是，如果水资源的使用一旦超过一定的程度，确实会对河流本身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水资源利用率是指某一地区的水资源总量被人们使用（社会用水）的百分比。根据国际普遍情况，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用水大约有70%最终会转变成污水，重新排入河流系统。因此，如果水资源的利用率超过40%，那么就大约有28%的污水排入河流，与原来的60%未使用过的河水相融合，整条河流就几乎增加了一半的污水。因此，水资源的使用率一旦超过了40%，人们就会认为已经对河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影响、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环境。因此，国际上确有水资源使用率最好保持在30%以内，不宜超过40%的规定。不过，在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任何社会都可能会突破水资源利用率的界限。如果你了解了这种界限的缘由，就会发现，只要加强污水处理、保证污水处理的质量，人们完全可以不受所谓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利用率40%的限制。当然这还要考虑河流生态基础流量的问题。

第9篇：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其实牛顿用力和物质给出世界图景的方式并不是惟一的，不同于牛顿的质点和机械力学说，莱布尼兹力图超越牛顿物理中的力和物质实体的描述，其提出的形而上学式的单子论更倾向于主客体融合，以今天的视角看来是更为合理的信息宇宙实体概念，逐步形成了莱布尼兹-罗素逻辑计算传统，可以说它是另一条物理学传统。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原子论的物质和力实体的困境，可惜300 年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它的光芒被顺应了工业革命潮流的牛顿力学的近现代科学大大掩盖了[3]。近年来，近现代科学遭遇到的挑战正使情况发生改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的图景。热力学的兴起是一个转折点，爱因斯坦将熵理论在科学中的地位概述为：熵理论对于整个科学来说是第一大法则，指出熵理论是科学定理的培养基。由于熵紧密联系着信息，这相当于肯定了信息对认识世界图像的重要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Gerard't Hooft 指出物理的下一次大突破或许来自信息理论，而不是量子力学或相对论[2]。近年来，John A Wheeler、Lee Smolin 等人意识到“熵原理是宇宙第一法则”可提升为“一切来自比特”，也等价于“宇宙就是一台计算机”，也等价于“信息原理是宇宙第一法则”[4]。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从信息角度来进行，回答以物质和力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在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可逆与不可逆、生命与非生命、G?del 不完备性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所遭遇到的根本性挑战。

本文进一步指出，信息/熵是比质点、物质、力、引力更重要的物理实在，通过信息/熵可以了解力、引力、量子等。换句话说，信息/熵是本质，力是表象，力起源于信息/熵。从某种程度上说，信息/熵即量子引力作用，量子即信息。因此本文立足于更本质的广义信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我们的世界，给出了描述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新框架，可以贯通物理、化学、生物、生态、经济、社会、心理等分支，实现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可逆与不可逆、生命与非生命等的统一。本文最后给出该新框架在复杂生态系统中的应用案例。

2 一个唯信息论的理论模型

2.1 近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型

近现代物理学以小球（质点或场）为对象，坚持先有物质、后有联系的原则，在简单动力学因果（力学的、可还原的、对称的、单调的）下，定义质点、惯性系、运动、力（场）、时空，得到了牛顿力学方程或哈密顿力学方程。

形成了从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平衡统计力学、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的近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框架，论述了物质、时空、运动、力等大千世界的可逆的、确定的物理运动现象。这种基于简单动力学因果的法则导致了力、运动、物质（或能量）的还原性和客观性，也即式（1）有如下特征：牛顿力学方程必须基于惯性系；能量或哈密顿函数H是可积的；刘维算符L 具有正则性和厄米性。于是世界便是物质（或能量）在力的作用下运动或转化，因此便有了“世界除了运动的物质或物质运动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图像。这种图像看似很合理，但似乎还有不少东西（如主观、精神、心智、不可逆、有机性、活力、生命等）没法包含进来，因此也会有上帝第一推动的困惑。

确实，由于简单的物理运动还属于比较低等的运动现象，大千世界还有许多更高级、更复杂的运动现象，因此，在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则进一步兴起了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自组织理论、非平衡统计力学、复杂性科学等，它们主要以式（1）所示的微观动力学为基础，引入粗粒化、新概率因果或其它假设，形成以经典熵/信息为核心的统计力学，实现从微观可逆动力学、中观动理学到宏观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推演，从而研究生命、秩序、心智、文明、进化等更高级、更复杂的世间万象。显然，这种思路仍是基于物理学的还原逻辑，具体说来就是，以近现代物理学的可逆动力学为基础，要么是像非线性科学那样在可逆的动力学基础上加入非线性作用，要么是像自组织理论和统计力学那样人为地引入了粗粒化和新概率因果假设，要么像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那样人为地假设组元间的复杂作用规则，从而实现对生命、秩序、心智、文明、进化等复杂世间万象的形成机理的分析。不可否认，这种思路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目前也是科学界的研究主流。但显然，近现代物理学中所谓的质点、物质、惯性系、运动、力（场）、时空都是一种简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唯物观，描述了一个客观的、简单的、可逆的、确定的机械唯物的世界，以其揭示宇宙的简单物质性方面是足够的，但进一步以其为出发点研究宇宙的生命、秩序、心智、文明、进化等复杂世间万象方面有先天的固疾。其实在力的起源上牛顿必须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时已揭示了这种固疾确实是先天存在，今天现代科学在许多前沿问题如四种力统一、宇宙奇点、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可逆与不可逆、生命与非生命、G?del 不完备性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大量困惑只是具体表现，它们只是让这种科学根基的先天固疾昭然若揭而已。所以总体来说近现代科学的唯物论正遭遇到重大挑战，必须从根源入手探讨修正方法。

2.2 一个唯信息论的理论模型

我们把自然实在看成生成性网络（整体），大自然是个整体，对大自然来说，是先有联系（信息），后有物质，生成性网络的联系、信息创生万物。换句话说，对自然来说，信息是比物质和力更根本的本体，可以用一种以信息为本体的唯信息论去取代以物质和力为本体的近现代科学的唯物论。

当然以信息为基础建立物理学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5]。300 多年前，莱布尼兹就有了从信息出发建立力学的思想。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学术界已在热力学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信息熵的概念。近年来，量子信息的出现，信息概念开始融入量子力学研究，为理解量子物理学的基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对整个社会的信息格局有巨大的冲击。最近，不少著名物理学家如John A Wheeler 和Lee Smolin 等意识到，对整体网络这样的研究对象，应坚持先有整体网络结点的物理过程之间的信息交换、后有场和时空的观点[4]。现有不少研究也暗示，很可能是先有表征正如现代科学自身逻辑揭示出的黑洞视界熵、确定性混沌、彭加勒共振、量子测量坍塌之类的整体论的信息、或全息原理，后有力/量子引力[2]。一句话，我们需要直接从整体网络中提炼信息概念，重新诠释力、时空和动力学等概念。如目前Frieden 利用Fisher 信息重构了物理学，也有人从量子信息角度理解重力[2]。这些研究确实是试图从反映整体网络的信息/熵角度修正牛顿力（能量函数、哈密顿函数或作用量函数）、时空观和动力学，提出新的物理学方程，从而尝试重建物理学[6-7]。

不过，总体上，这些信息概念起源于经典熵，仍基于物理学的还原逻辑，对本原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理解是不充分的；这种信息熵概念是狭义的，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仍是附属于物质上的派生品而已，没有从根本上替代力和物质实体，也仅限于用在通讯等技术和数据统计领域而已。遗憾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信息熵概念都是以其为基础的。因此，不难理解，以其为基础来重建物理学是不可能成功的。

广义信息熵及其最大化原理会导致涌现出有序结构，实际上是产生沿λk>0 模式的最小流动阻力或最大流量的流动（即形成特定构形或流动）。直观看来，由于组元xi 的不断时空演化，对应的网络前峰就不断在以最小阻力的形式流动并持续变形，就像一团流体，从而导致复杂系统结构的演化。因此，一个复杂开放系统结构的演化实际上就是生成性网络或一团流体（或气）在时空上以最小流动阻力或最大流方式的蔓延，条件允许，其往往会形成发展层次分形结构。这是一幅生动的宇宙图像：物质、时空、生命、活力、社会、组织、秩序等，该图像可给出牛顿式的物质世界图像（最简单的、最低层次的图像），也可给出引力理论和量子理论给出的图像，也是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统计力学给出的图像。它可以看做是这个有机自然的图像。

显然，通过定义ρJ 及MFP 这种方式就产生和构造了力和时空，即在图2 的网络上由不断的信息操作（多样化的、复杂的、内置的、非对称或更高级对称的联系）这种全新的因果关系而产生流动的、进化的、稳定的、公用的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出现不仅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物质、时空、运动、力等物理现象的起源，也是生命、秩序、心智、意识、文明、进化等世间万象的起源。而MFP 揭示了信息熵最大原理正是产生流动的、进化的和稳定的结构，从而产生物质、时空、运动、力、生命、秩序、心智、意识、文明、进化等世间万象的调控法则。上述体系相当于找到现代物理学的深层次基础。相对论力学认为，没有万有引力，只有时空弯曲。现在则可以这样表达，没有万有引力，只有最大化的广义流或信息传递，万有引力是最大化的广义流或信息传递的结果。时空、物质、力、量子、生命、意识、社会、进化等也是最大化的广义流或信息传递的结果。

信息、认知是产生一切的终级理由，这就是终级解释，所以进一步地追问终结原因是不必要的。其实作为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根本信念， 或者说一种假设，是无法基于逻辑推理加以论证的。

如上所述，在现有的现代科学逻辑中实现从物质到生命这样大跨度的贯通，必须基于以牛顿力学为基础、以经典熵/信息为核心的统计力学，从微观可逆动力学、中观动理学到宏观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令人困惑的粗粒化和新概率因果假设不可少。本文则改变力和物质的思维方式，引入新本原，这不仅可描述物理学现象，也可与生命、意识现象等贯通起来。与现有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自组织理论、非平衡统计力学、复杂性科学等的研究思路有根本的不同。

3 唯信息论新模型在生态系统中的应用

生态系统作为由大量组元组成的典型复杂开放系统，其演化动力学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生态系统不同于以力和原子概念为主导的经典力学体系，而是一个以熵和信息概念为主导的非平衡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系统，因此，上述的唯信息论的新模型可以在研究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得到良好的应用。

以位于“日光城”拉萨市的拉鲁湿地为例，该湿地是目前青藏高原上受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环境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较为典型的生态系统之一。60 年代以前，该湿地面积曾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然而，70 年代后期以来，频繁的人类活动导致了拉鲁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必须从湿地形成的机理上寻找原因，分析湿地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从机理抓起，从而来治理高原湿地。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影响。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湿地东北面娘热沟、夺底沟山角下相继建立的一些采矿场和1990 年修建的“一江两河”农业灌溉引水渠对湿地积水状况影响最为显著。同时，1990 年后修建的一条长7.3km，宽3-5m，自东向西横穿湿地而过的拉萨中干渠，因渠底低于湿地地面高程1-2m，湿地中60％的积水和地下水通过该渠排走，因而湿地地势相对较高的东面就逐步成为了季节性积水或无积水的地带。虽然夏季雨季开始后，上涨的河水可冲越抬升的河床增大湿地积水覆盖面积，但湍急的河水所挟带的大量泥沙已致使北面河水入口处约有6.7-13hm 的湿地被沙化。同时，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发展，又有一些单位和个人进驻湿地，开展旅游项目和进行无规则放牧，对该湿地和拉萨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进一步加速了湿地退化的进程。

从广义信息熵最大的角度来说，各种条件自始至终都影响着湿地生态系统中组元的变化，从而影响湿地生态系统中结构的形成，或者说，生态系统中的组元会通过信息的传递，极力去争取最大广义信息熵，协调发展形成新的食物链网络从而适应新的环境要求。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湿地生态系统会突然失稳、结构发生突变，这就可能造成湿地生态系统向退化的方向发展。延伸阅读：农业田间信息技术的应用

2000 年湿地生态结构模式和1990 年的湿地生态结构模式比较接近，说明自1990 年后湿地的生态结构模式又逐渐的稳定下来，湿地生态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湿地的衰退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抑制，究其原因，是人们为了留住拉鲁湿地这片独特的高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做了很多有效的保护工作。通过这些保护工作，鸟类，鱼类的数量减少趋势得到了控制，湿地芦苇、藏青苔草的生物量开始逐渐的增加。此期间的湿地生态系统中，人类的对外部环境的干预增强了关键物种从外界获取环境流的能力，物种通过竞争和协作，物种之间形成某种联系，从而组成新的自然生态网络；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增强了物种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保持了系统的稳定性，有利于湿地生态的发展。

4 结语

本文的理论内核是信息生成万物，自然界多样化的现象可以看成是网络上信息的动态演绎过程（动力学原理就是MFP）。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低等到高等、从物质到意识等，都可以看成是这团网络流体的流变形态的进化而已。过去，以物质为核心的近现代科学，在揭示宇宙的简单物质性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但在研究宇宙的生命、秩序、心智、文明、进化等复杂的、高级的世间万象方面遭遇到了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可逆与不可逆、生命与非生命、Gdel 不完备性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挑战。本文提倡用信息本体取代近现代科学中的物质和力（或场）的本体，用信息论来解释现有的物理定律，重新看所谓的客观世界，许多挑战性疑难都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另外，从实用方面看，本文的基于信息论的新物理学模型得到了对称破缺的力学方程，可以应用到物理、化学、生物、生态、经济、社会、心理等不同学科，描述结构、组织、生命、社会等复杂系统展示的现象。以拉鲁湿地复杂生态系统为例，本文的方法清晰地给出了生态系统结构的演化规律，论述了一个具有严格理论基础的完整分析复杂系统的模型，说明新的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实际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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