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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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养老保障是对社会中所有老年人的生活起保护作用的“安全网”。然而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下,许多农村老年人却被隔离在这张网之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由此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增无减。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己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比例为6.24%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己达7.5%以上。随着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农村老龄化人口的比重和数量还将不断增加,老龄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这些都对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及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概况

    (一)人口老龄化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概况

    人口老龄化的静态含义指某个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既定的数量标准;动态含义指某个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趋势。川这种界定源于人口学者对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即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见表1)。

    按照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定义,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和过程,它是由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等人口自然变动因素所促成;按照联合国人口组织(WPO)公布的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就表明这一人口总体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国家和地区就属于老年型国家和地区。

    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图1,描述了我国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具体清况,可以看到,我国己基本达到国际公认的老龄化标准。根据联合国预算,我国将在2040年以后逐步达到老龄化高峰。

    (二)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己超过城镇。其原因除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外,还有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流动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进城务工的老年农村人口和退休的城里老年人口的回流也加快了农村社会老龄化的进程。

第2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影响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所谓的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升高的现象。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点总人口的7%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意味着开始跨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一个“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如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5%以上，则称为“超老年型国家”。

由于有人对以上确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有争议，进而又出现了一种用综合指标确定人口类型的方法，根据少年儿童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化指数以及年龄中位数等指标，将人口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人口构成类型：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具体划分标准见表1。

以上划分方法。若0-1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老化指数（65岁及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之比）达到30%以上，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这样的人口类型便属于老年型人口，表明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自从19世纪70年代，法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以来，目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年世界老年型国家只有15个，预计2025年，整个世界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3%以上，届时整个世界也将步入老年型社会。

人口老龄化会给养老保险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老年抚养系数越来越高。老年抚养系数所表明的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其计算公式为

老年抚养系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16至56岁人口数*100%

很明显，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年人数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社会用于老年人的费用将增加。

（二）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高。一方面，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其结果必然是养老保险费用支出越来越庞大。

为了减轻在业劳动者的经济负担，人们都在积极探讨解决办法，比较可靠的途径是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这既可减少养老金支出，又可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在业人数，还可发挥老年人继续从业的积极性，可谓一举数得。

三、退休年龄的变动趋势

从一个长时期考察，退休年龄有一个往后推移的趋向，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退休年龄往后推移的原因：

首先，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劳动条件发生相当大变化，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原所规定的退休年龄相比之下显得过时。

其次，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由于各国的重视，义务教育获得了普及和提高，高等教育广阔发展，越来越多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卷入教育网络，致使开始劳动的平均年龄实际是高于法定劳动年龄的下限。资源的需要量，一些劳动力缺乏的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延长劳动年龄上限，即推延退休年龄。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所享用的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普及和提高，带来了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的后移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第3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一个地区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陆续下降带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目前，成都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呈加速发展趋势，还呈现出高龄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对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加深刻。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掀起了对老龄化研究的序幕的是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法国，是由于成为西欧国家中生育率持续下降老化最显著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研究最早一般是从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现状探讨为出发点，针对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如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是研究老年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及相应对策，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人口老龄化理论。其中首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概念的是在Pearl（1940）发表了《人口的老龄化》一文中。

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兴起是从二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文中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研究老龄化其实开始得很早，我国两千年前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是研究人的衰老和抗衰老问题的老年学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国内对老人问题的研究逐步加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主流之一是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学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老年社会学作为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异军突起。老年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老年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同社会学的联系。当今老龄问题研究的主流是“积极老龄化”问题。

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自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成都市经济发展影响有重要意义。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52.47%，为136.4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也由7.96%增加到了9.71%。

虽然成都市的老龄化水平比四川省10.95%低1.24%，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出0.8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分析指出，成都市55-64岁的人口有160万人，而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将有16万人进入老龄人口，预计2020年成都市老龄化水平将突破15%。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成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4.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4.1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7%。降至2012年的0.1%，有关资料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早在2001年占总人口已达到8%，年龄结构已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成都市老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趋势下还呈现出了高龄化趋势。而人口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自然增长率递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可是例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需要历经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

表1

单位1978198019902000201120122013

出生率%10.311.213.19.69109.04

死亡率%66.16.46.64.69.96.33

自然增长率%4.35.16.73.14.50.12.71

4.2老年人口数量大

四川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07545人，而成都市老年人口占四川省15%左右。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5.49%，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1.75%。可见成都的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表2）

由表3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到2000年，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组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从30.26%降低到2000年的16.43%，两个数据比较而言，后者约是前者的50%。一方面是总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一升一降使得少年组的比例下降最显著。通过图3可以看到的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中年组的人口所占比例正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在逐渐达到峰值后，很有可能会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这都表明了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一个城市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按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应低于10%，而65岁以上人口应低于7%，而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0%，成都市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近14%。

表2

年别项目 2000年2010年

总人口规模（人）1124427214047625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人）8948201364348

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7.969.71

表3

年别年龄段所占比例1982年2000年

1―14（万人）30.26%16.43%

15―64（万人）64.71%75.61%

65岁及以上（万人）5.03%7.96%

4.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下降都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其实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成都，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成都市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0.8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而2012年，武汉市生产总值（GDP）为8003.82亿，人均生产总值（GDP）79079.75元，成都市生产总值（GDP）为8138.94亿，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56836.17元，换句话说，成都市的人均生产总值要依靠大量人口支持。所以说，成都市快速的老龄化进程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随之加重老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

5.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5.1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主要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冲击着经济发展。同时，老龄人口的再就业也会影响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由此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剧日益增长的应届大学生和就业岗位有限的矛盾。

5.2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终端，不同的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会将会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化。因为老年人口主要是消费人群。而同时更多的生产成果用到消费上，使得社会和家庭的抚养负担加重这，也会造成再生产投人的减少。

5.3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进度的加快，成都市即将面临劳动力减少的尴尬，成都市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数量，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如何妥善地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然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老龄化问题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同时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6.针对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对策及建议

6.1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6.1.1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建立新的农保模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对于成都而言，应该统筹城乡，先行先试。成都市就此可以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创新实干精神。也可以学习类似《珠海市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过渡办法》的相关文件，在全市开始建立健全农保制度。

6.1.2倡导个人家庭养老。

四川省的经济水平决定在现阶段还需要继续提倡家庭养老，特别是在农村，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提倡健康的养老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传统优良品德的养老体系尤其重要。

6.1.3建立健全城镇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在城镇，考虑日益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应建立健全老年人服务体系，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陪伴、护理、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群学习、文体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

6.2提高老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老年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有体力，有知识，有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一部分化解家庭社会在养老方面的矛盾，把他们的“余热”变成社会财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相对延长退休年龄。

第4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progress of mankind into an aging society is a necessity.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very quickly, quickly into the aging societ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balance the population aging and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social progress and stability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家庭养老 社会养老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pension and social pension

作者简介：党培，女，汉族，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08级人口学研究生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提高的过程，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照联合国规定，不分性别、职业、宗教等，只要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就称为老年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65岁以上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以上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者，属于老年型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平均生命的增加，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是一种必然的产物。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经历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到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迹象。1785年~1830年是英国经济的起飞期，而英国的人口老龄化开始于187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并迅速提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基础薄底子弱的情况下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相应地跟上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因而老龄化带给我们的有机遇也有挑战，更多的是挑战，我们应当积极地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努力解决与促进社会经济与人口老龄化的协调发展。

从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的变化历史看，我国的人口先后经历了人口年轻化和人口老龄化两个历程，见表1。

根据表2中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的人口呈现出年轻化的过程，1953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与老少比分别为4.41%和12.16%，1964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与老少比分别为3.56%和8.75%，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下降到4%以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年轻化。从6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同时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老少比分别达到了为4.91%、14.62%和5.57%、20.12%。到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65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老少比已经达到了6.96%、29.23%。从年龄结构的类型看，1964年，我国的人口基本上属于年轻型，1982年处于年轻型和成年型之间，到了1990年时，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属于成年型，而2000年时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6.96%已达到之前所定义的65岁以上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的临界值，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的老年抚养系数上升，而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就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加重。老年抚养系数是老年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之比，具体来说是用全社会每100名适龄劳动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口来反映。老年抚养负担，既是适龄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也是全社会的抚养负担。我国社会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直接导致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要养老形式的家庭抚养老人负担的加重，老年人口比重和数量在增加的同时，少年儿童的比重和数量在相应降低，似的家庭中子女抚养老人的数量增加。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到从2002年到2007年总抚养比从41.74%到37.42%，总体上是降低的，虽然在2005年有一个小的回升，从2004年的38.63%到了2005年的40.10%，但是到2006年总抚养比又开始呈下降趋势。从表3中看影响总抚养比的因素是少年儿童抚养比在2005年为27.39%比2004年的26.76%有一个小幅上升，总体上来说2002年到2007年少年儿童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从2002年到2007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1.57%上升到了12.86%。表3的数据表明，随着少年儿童抚养比的降低，少年儿童的比重和数量在相应降低，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老年人口的比重和数量也在相应增加，整个社会对老年人口群体在养老保障、医疗保健、学习发展、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的考虑和照顾是否全面合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直接的影响。

进入到21世纪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见表4。

2001年到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7.12%到8.30%，上升了1.18个百分点，而2020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1.92%，比2010年上升了3.62个百分点；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比2020年上升了4.77个百分点；2040年比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5.84个百分点；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比2040年上升了1.75个百分点，至此，老龄化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老年人口趋于稳定，人口结构高度老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24.28%，也就是说差不多全国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为老年人。

老龄化社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及物质基础硬件提出了重大的考验，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实力变得强大起来，由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如养老保障、医疗保健、学习发展、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公共设施等，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日益丰富，才能最终很好的相匹配老龄化社会，才能做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相适应，使得老年人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探索解决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些成功的值得借鉴的经验，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减轻我国社会养老的压力。积累充足的社会养老储备基金，建立以社会化养老为主体，以家庭和自养为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是依靠家庭进行养老，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家庭规模的不断减小，家庭养老危机也在逐渐产生出来，中青年一代工作学习中竞争压力日趋激烈，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压力日渐增大；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家庭子女数的减少，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出现。家庭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危机愈发严重，家庭养老危机不但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健康系数、幸福指数等，而且也影响着中青年一代的工作学习效率和生活指数。养老模式的多元化，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亟待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向群,丁志宏.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探析[J].人口学刊.2004.5

第5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摘要：本文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选取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5项相关指标，对全国31个省市老龄化分布做了聚类分析；依据聚类分析结果，从每个类别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对其老年人口消费需求趋势进行预测。结论表明，伴随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消费支出的总额呈现上升态势；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老龄化程度对地区老年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的大小产生影响。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老年消费需求；聚类分析；趋势预测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达882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7%，标志着我国已成为了老龄化国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2013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9.7%。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既加重了社会的养老负担，也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增添了动力。老年消费支出的上升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各地区之间这一支出所占比重的大小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值得更进一步探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在7%～14%之间称为老龄化国家，若该比率超过14%称为老龄国家，超过21%时称为超老龄国家。”西方国家由于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对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也较早。《老龄化经济学》（James H.Shulz1976）的出版，标志着老龄化问题在经济学中的确立。随着老龄化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FLynn(1980)对老年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都市区核心区和偏远乡村聚落，老年人口明显集中。Golant(1984)通过研究指出，有3/4的美国老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研究所在《人民日报》发表篇名为《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是国内较早注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文献。杜鹏等（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得出从现在到2053年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时期，2055年预计老年人口将为3.4亿，达到最高峰值，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随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李扬等(2011)利用ESDA技术研究发现，北京市各区县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呈圈层结果，且区域分布差异较大。潭姝琳等(2011)基于1995—2008年我国31个省市数据对我国老龄化特点进行了聚类分析。金晓彤等（2012）对我国老龄人口的消费支出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全国老龄人口的未来消费需求进行了预测。

虽然学者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有一定研究，老年消费总量将不断扩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对未来老龄消费趋势的具体量化预测却涉及较少，对各地区老年消费支出预测更是几乎未涉及到。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部分有代表地区，对我国区域老年消费需求趋势做出预测。

二、我国老年人口地区分布差异的聚类分析

从全国31 个省市来看，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结构不尽相同。位于东部板块的天津、山东、江苏，中部板块的湖南、湖北、安徽以及西部板块的重庆、四川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0%。新疆、宁夏、西藏以及广东四地的老年人口比重7%，说明这些地区还未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东部沿海且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的老年人比重仅6.98%，也未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外，我国大部分省市老年人口比重均位于7%～10%之间，说明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步入老龄化。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各地区人均创造GDP 呈现从东向西逐步递减趋势。但位于中部板块的内蒙古其人均GDP 大于54095 元，位于第一梯队；而安徽、江西两省人均GDP低于30000元，形成中部塌陷局面；而宁夏、陕西、湖北、重庆等省人均GDP则相对高于中西部其他地区。

1.基本原理

聚类分析是一种依据样本数据特征，按其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情况下，建立多种分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依据分类对象的不同，聚类分析可分为Q型聚类和R型聚类。Q型聚类是对样本进行聚类，将具有相似特征的样本聚集在一起；R型聚类是对变量进行聚类，将具有相似性的变量聚集在一起，减少变量的各数，以实现降维的目的。我们将全国31个省市进行聚类划分，用以发现各种类型相似之处，因而采用Q型聚类分析法。

2.模型和计算方法

假设给定n个变量（我国31个省市），分别确定这n个变量的样本指标（x1 ,x2…xK），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形成列表。通过平方欧式距离测算方法对各变量个体之间的距离进行计算，并得出相关系数矩阵：

其中：C代表地区，S代表平方欧式距离，Sij则代表i地区同j地区之间的平方欧式距离。

依据样本之间的平方欧式距离，将距离最小的两个个体聚为一类，形成n-1类；对所得出的n-1类个体继续进行距离测算，将距离最小的个体或小类继续集聚，直至所有个体凝聚成为一大类。最后依据集聚的步骤，进行分类处理。

3.指标说明

为了将老年人口地域分布同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聚类分析，本文选用了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抚养比、GDP比重、人均GDP 比值、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5 个指标，对31个省市进行聚类分析。

老年人口系数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用以反映一个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慢程度。老年人口抚养比是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重，用以度量劳动力的养老负担。GDP比重和人均GDP比值反映一个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政府对老年人口抚养压力较小，医疗卫生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是指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这一指标可反映地区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在养老问题上的负担程度。

4.聚类结果分析

文章采用2013 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全国31个省市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抚养比、GDP 比重、人均GDP 比值、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5个指标，运用spss软件对各个省市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出聚类树图，根据聚类结果，可将我国31个省市分为五个类别（表2）。

类别Ⅰ: 渐老先富的广东模式。广东省老年人口系数为6.89%，老龄化程度较低，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3 倍。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一大批企业在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下蓬勃发展。大量高校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被吸引至此，为广东省输入了新鲜血液，也为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因此造就了广东省人口年龄在五个类别中处于相对较年轻水平，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状况。

类别Ⅱ: 渐老未富模式。这一模式以西藏、宁夏、青海、新疆、海南为代表。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全国而言处于较低水平，老年人口系数均值为6.62%。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7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0.76。原因是这些地区均位于我国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交通相对闭塞，经济发展较为困难；造成医疗卫生条件相对滞后，影响了人口的寿命；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继而造成新生人口较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

类型Ⅲ：渐老渐富模式。有20 个省份属于这一模式，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总体趋势。这些地区老年人口系数均值为8.89%，均以步入老龄化社会，但老龄化程度并不严重。从经济状况看，人均GDP 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5，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这些地区伴随经济的增长，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水平有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寿命的提高。

类型Ⅳ：边富边老模式。这一模式下的地区主要是江苏和山东两省。两地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人口系数均值为11%。同时，经济较为发达，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3倍。这两地医疗养老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居民收入水平较好，养老压力相对较小。

类型Ⅴ：未富先老模式。这一模式下的典型地区是湖南、四川和重庆三地。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老年人口系数达11.94%。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8。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相应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并不健全，加之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面临较为严峻的养老压力。

三、聚类结果下的老年人口消费需求趋势预测

依据前文得出的聚类分析结果，文章从五大类型中分别选取了广东、宁夏、河南、江苏、重庆五个省市作为进一步分析样本。这五个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均处于类别中的平均水平，并分别涵盖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其老年人口消费需求预测能较好反映出区域发展差异对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

1.预测模型的构建

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需求有所不同。为各个年龄段消费需求所赋予的权数称之为消费系数。通常，15~64岁劳动力人口消费系数为1，视为标准量；儿童和老年人则以一定比例进行折算。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当未成年、老龄人口的消费系数均为0.7时，所得出的模型拟合优度要优于其他消费系数。因而本文将未成年、老龄人口消费系数均设定为0.7。将居民消费支出同老年人口系数、老龄人口消费系数相乘，得出老年人口的消费支出。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1997-2012数据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采用布朗单一参数线性指数平滑对老年消费支出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做出预测。

2.预测公式

布朗单一参数线性指数平滑适用于有线性趋势的时间序列。计算方法是在一次平滑基础上对时间序列的线性趋势进行修正，进而建立线性平滑模型进行预测，其计算公式如下：

3.预测结果

依据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得出未来几十年老年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预测值，选择部分数据列表如下：

四、预测结果分析

预测结果表明，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老年消费支出也有所变化。总体来看，老年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50年，预计江苏省老年消费支出可达9502.7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10.78%；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重庆市，老年消费支出为1964.1亿元，占比9%；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预计2050年老年消费支出为3991.6 亿元，占比7.58%；位于西部地区的宁夏和人口老龄化发展较为缓慢的广东省，老年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4.35%和4.76%。虽然总体上老年消费支出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域差异影响，各地区老年消费发展趋势也有所不同。

从预测结果可以发现，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老年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要高于其他地区。江苏和重庆老年人口系数为11.5%和12.9%，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其老年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10.78%和9%%，相对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河南老龄化程度相对居中，老年人口系数为8.82%，老年消费占比为7.58%，同样也居于中间水平；广东和宁夏两地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老年人口系数分别为6.98%和6.62%，相对而言老年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也较低，分别为4.76%和4.35%。

在相同老龄化程度下，经济发达地区老年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高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以江苏和重庆为例，两地老年人口系数较为接近，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江苏经济较重庆市更为发达。2013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为59161.75亿元和74697元，分别位居全国第二和第四；而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12656.69 亿元和人均GDP42976.88 元均低于江苏省水平。从老年消费支出2050年预测值看，江苏省老年消费支出占比10.78%高于重庆市的9%。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消费支出总额会不断上升。老年人消费支出不仅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也会受地区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影响。老年消费群体是未来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老龄产业发展是新时期的一大着力点。但在大力扶持发展老龄产业同时，应以老年人口消费习惯为基础、遵循地区老年消费能力的客观规律，有针对性的发展地区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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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1）.

第6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规律体育行为；生命质量；价值诉求；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 R161.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7（b）-0153-06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毋庸置疑，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摆在了我国政府和社会的面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人人口已达1.7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比例还在上升，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1]。据预测，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4亿，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30%以上[3]。人口老龄化直接引起流行病学框架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大量发生和流行。老年人是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最主要患病人群。我国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和2009年原卫生部公布的卫生统计年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中，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率为64.54%[4]。在党的十提出“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大背景下，以及报告中指出的“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5]，为老年人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在我国特有的人口国情下，研究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否健康、科学，对这一群体生命质量的保持和提升、更好地践行“体育即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老年人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阻碍，而生命质量的高低与老年人口问题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老年个体能否合理利用自身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达到自我内在的和谐以及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使晚年生活过得更有尊严和体面，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中国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产生了哪些问题？为什么体育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体育又是如何去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基于此，本研究对目前我国老龄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积极的干预对策，旨在为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加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生命质量的概念及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

1.1 生命质量概念的界定

生命质量又被称为生存质量、生活质量、生活品质、生活质素等，在社会学领域中一般称之为生活质量最为合适，而在医学等领域则称为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更能反映其学科特征。社会学研究生命质量主要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是指人口群体的生命质量，如对世界、国家或某一地区人口总数生活质量的研究，而微观则具体到个人或家庭人口小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关生命质量的概念，由于生活环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历史渊源等不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国人民对生命质量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诠释。Jenney等[6]认为：生命质量是一个包括生理及心理特征及其受限程度的广泛概念，它描述个人执行功能并从中获得满足的能力。Levi[7]认为：生命质量是对个体或群体所感受到的身体、心理、社会各方面良好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而测得的结果是用幸福感、满意感或满足感来表示的。WHO将生命质量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生活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包括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及物质状态4个方面[8]。随着国内外各相关学科领域对生命质量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对较为认同的观点是：生命质量是对由个体或群体所感受到躯体、心理、社会各方面良好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这种多维结构由3个方面所组成：①躯体健康：包括患病情况、慢性症状及自我评价的健康；②心理健康：包括焦虑、抑郁、人知、幸福感、满意程度等内容；③社会健康：涉及到社会网络的大小、社会交往的频率、社会参与程度等。尽管如此，仍有学者认为生命质量的概念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公正、科学完善的标准。

第7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一、对“四二一”人口结构的重新审视中国在上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种种社会经济影响作了充分的设想和论证, 其中也包括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四二一”家庭的概念便是在人们研究家庭结构、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老化以及养老问题中被提出来。但由于上世纪末以前,人口老龄化似乎还未出现, 数量问题才是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人口问题, 于是“四二一”家庭虽然被提出了, 对其定义的完备性以及影响的普遍性却缺乏足够的科学说明和论证。直到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才陆续有学者就这一广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给予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是利用人口调查数据估计出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郭志刚, 刘金塘, 宋健, 2002) 。“四二一”家庭的提出形象地表现出家庭内部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给家庭养老带来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醒人们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作好准备。但是, 综观国内现有的一些相关研究, 发现对“四二一”问题的研究仅限于一种家庭结构的研究。如对“四二一”家庭描述为: “‘二’是特指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形成的中间一代; ‘四’是指他们的父母, ‘一’指这对独生子女夫妇所生育的独生子女。他们只需要具有这种直接亲属关系结构, 不需要生活在一起”( 郭志刚, 刘金塘, 宋健, 2002) 。而这种家庭的存在实际上有很多先决条件, 如四个老人共同存在、中间一代的夫妻双方必须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孩子。但这些条件会受通婚方式、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居住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从而影响“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几率。

    另外, 仅从“四二一”家庭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来看, 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特别强调其中所蕴涵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而“四二一”家庭中的“四”, 即两对老年夫妇之间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只是通过子女的婚姻关系形成亲属关系。在三代人都存活的前提下, 这种亲属关系所形成的家庭形式比较现实的应该是以下两种:

    1.一个核心家庭( 即由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组成的家庭) +两个空巢家庭( 即两对老年夫妇各自组成的家庭)

    2.一个主干家庭( 即由其中一对老年夫妇、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或称“221”家庭) +一个空巢家庭( 未与子女共同居住的一对老年夫妇组成的家庭)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四个老人与一对已婚有子的子女共同构成一个家庭的情况并不多见, 如果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种所谓的“四二一”家庭便不符合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范畴。但应该看到, 即使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它给传统家庭养老带来的挑战仍不可小视。

    另一方面, 今后“四二一”结构在微观范围内虽然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 但从我国整个宏观的社会范围来看, “四二一”结构或者说倒金字塔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很可能成为我国人口的结构形式。考察城镇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现, 如果生育率长时期过低就有可能造成未来城镇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 见图1) 。

    从2000 年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来看, 城镇40 岁以下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型。这是由于农村20- 40 岁年龄段的人口大量流入城镇, 造成城镇该年龄段人口的凸出, 加之城镇的总和生育率偏低, 在2000 年仅1.3( 王金营, 2003) , 20-30 年后城镇人口年龄金字塔极有可能呈现倒金字塔型。因此, 对于城镇未来的人口发展来说, 只有在低生育水平没有持续太久, 且必须有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迁流入的前提下才能改变未来倒金字塔型的人口年龄结构。

    二、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 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2006 年2 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对2001- 2100 年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进行了预测。本文采用该预测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分析。本文拟通过比较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方案下, 我国未来百年的总人口、老年人口、老年比等指标呈现的结果, 从而得出生育水平对我国未来老龄化的影响情况( 见表1) 。

    1.中方案与高方案相比

    老年比的差别较小, 到2050 年中方案的老年比仅比高方案高约2 个百分点, 影响不大。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本世纪中叶老年比超过三分之一相比,我国实行TFR1.8 上下的中方案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算很大, 基本可以接受。只是总人口的差别较大, 中方案比高方案的总人口在2050 年少9000万, 2100 年少3.3 亿左右。

    2.中方案与低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老年比到本世纪中将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达到36.4%, 而到2100 年更高达40.9%, 与2050 年世界上老年比很高的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水平相当, 超过40%, 对社会将会造成巨大的养老负担。与中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总人口数量降得过快, 到2100 年将不足6 亿。此外,0- 14 岁的人口数量过低, 人口急剧下降, 且难以回升, 不利于人口的持续发展。

    图2 表明, 在中方案与低方案的不同条件下, 我国未来百年人口的年龄构成有很大差别, 这种差别在本世纪中叶以后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生育水平过低, 到本世纪中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超过三分之一, 到世纪末将超过40%, 60 岁及以上、15- 59 岁、0- 14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大致分别为40%、50%、10%( 即“4- 5- 1”) , 呈现类似倒金字塔形的年龄结构。

    因此, 综合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 我们认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 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 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或者说, 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 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 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三、老年抚养与支助情况的国际比较对我国生育水平的启示

    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和家庭的养老支持情况, 在原有的老年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基础上, 2002 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新的指标: 潜在支助比和父母支助比。1.潜在支助比( Potential Support Ratio) =15- 64岁人口/65 岁及以上人口。它是老年抚养比的倒数,表示多少经济活动人口支助一个老年人。是反映一个人口支助老年人能力的指标。潜在支助比越高,则表明对老年人的支持压力越小。

    2.父母支助比( Parent Support Ratio) =85 岁及以上人口/50- 64 岁人口, 表示每一百个50- 64 岁的准老人支助的85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人口数。父母支助比越高, 则准老人支持高龄老人的压力就越大。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四二一”家庭的养老负担。

    由于这两个指标对于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都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利用这两个较新的指标对中国与世界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老年抚养、支助负担的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表2 中的三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负担情况。总的来说, 直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支持老年人的负担都是相当重的。2000 年中国的养老负担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到2050 年中国的养老负担将远高于发展中地区和世界平均水平, 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值得重视的是, 虽然我国的父母支助比在2000 年还比较低, 准老人支持高龄老人的负担还不算大, 但从2000 年到2050 年该指标的上升幅度却比较显着,说明高龄化将给我国带来较大挑战。

    老年抚养与支助情况的国际比较表明, 未来半个世纪老年负担的变化趋势意味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家庭带来的压力仅低于发达国家, 超过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作为老龄化决定因素之一的生育水平如何至关重要。很多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力图改变生育率过低的局面, 但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青少年比例过低更难以逆转。因此, 宏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微观的家庭代际人员结构都必须统筹考虑, 不可偏废。年龄结构过分畸形、老龄化程度太严重会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后果。发达国家的生育趋势虽然是趋向于低生育水平, 但都尽量避免生育率过低、年龄结构严重老龄化。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法国和欧洲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第8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通过将生育偏好选择异质性加入简化的三期迭代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率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应提高养老金缴费率，考虑到不同缴费水平退休者之间收入再分配，提高缴费率会刺激家庭生育行为，增加未来缴费人数。

关键词：

养老金缴费率；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生育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4-0106-05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经济政策选择，特别是影响到代际之间收入再分配政策选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能否持续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Yakita（2001）假设预期寿命不确定，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水平的影响，指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支付水平提高[1]。Breyer and Stolte（2001）假设劳动力同质，将劳动供给和生育行为内生化，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水平的影响，也得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支付水平提高的研究结论[2]。与上述学者研究结论不同，Razin等（2002，2007） 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水平负相关，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支出水平将下降[3][4]。此外，Galasso and Profeta（2002，2007）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养老金政策选择的影响，指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可提高养老金税率和现收现付养老金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可降低养老金税率和现收现付养老金支付水平[5][6]。蔡昉、孟昕（2003），童玉芬、刘广俊（2008）等学者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7][8]。王云多（2011，2012）通过研究养老保障水平变动对家庭组成和生育决策的影响，指出政府提高养老保障缴费和待遇将对家庭组成和生育决策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难以通过家庭内部代际之间和代内之间的转移而完全抵消[9][10]。总体上，已有就养老金缴费水平的研究并未考虑到生育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文章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将生育孩子偏好异质性加入到一个简化迭代模型，而这种异质性会在那些有或没有孩子的人当中产生收入再分配。

文章结构设定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生育偏好异质性影响养老金缴费率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阐述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均衡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第四部分阐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与均衡养老金缴费率的关系，第五部分提出研究结论。

二、生育偏好异质性影响养老金缴费率的模型构建

文章使用三期迭代模型研究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假定企业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假定经济社会由世代交叠的童年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人口组成。个人童年期由其父母抚养；个人工作期不仅要工作和抚养子女，而且还要缴纳养老金；个人退休期消费支出由个人工作期储蓄和退休期领到的养老金负担。假定个人童年期和工作期时间固定，受预期寿命不确定影响，退休期时间长度不确定。为简化起见，假设个人在退休期开始阶段既有可能存活也有可能死亡，假设存活的概率为λ，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和遗赠，就爱听将工作期的储蓄购买年金，假定私人年金市场为完全竞争且保险公司风险中性，保险公司精算公平的年金以供退休者使用。

假定每个人劳动生产率相同，但生育孩子偏好不同。偏好程度由拥有孩子相对于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权重α表示。通常情况下，α在代内分布于0和α〖TX-*4〗之间，即α∈[0，α〖TX-*4〗]，累积分布为：F（α）=α0f（α）dx。其中，f（α）是密度函数，即使人口的数量会改变，这种分布在每一代人之间均相同。出于研究的需要，文章还假设每个人有两种选择，即生育孩子〖AKn～〗（≥1）或者不生育孩子。

文章规定工作期时间禀赋为1，假定抚养每个孩子的时间固定，有孩子和没孩子的人工作期储蓄相应如下：

spt=（1-τt）ω（1-ε〖AKn～〗）（1）

snt=（1-τt）ω （2）

式（1）和式（2）中st代表工作期个人储蓄，上标p和n分别代表个人有孩子和没有孩子，τt代表工作期养老金缴款率，ω代表不变的工资率，有孩子和没孩子的人退休期消费如下：

cpt+1=R（1-τt）ω（1-ε〖AKn～〗）+βpt+1（3）

cnt+1=R（1-τt）ω+βnt+1（4）

R=（1+r）/λ是年金毛收益率，βjt+1（j=p，n）表示退休期领到的养老金。文章假设βt+1=βnt+1=〖SX（〗1〖〗σ〖SX）〗βpt+1，σ表示退休期和工作期之间再分配程度，且1-ε〖AKn～〗≤σ≤1，σ=1代表理想再分配，即有孩子和无孩子的退休者养老金相同，而σ=1-ε〖AKn～〗代表无再分配，养老金与缴费期长度成比例，随着生育孩子数量增加，由于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养老金缴费年限减少，孩子越多领取的养老金越少。由于现行大多数养老金体系都为现收现付形式，都涉及代际收入再分配，因此文章只关注σ=1的情况。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不考虑工作期对一般商品的消费，个人效用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数量和退休期消费的贴现值，见式（5）：

Ut=α〖AKn～〗+λρct+1（5）

式（5）为个人效用函数，α代表对孩子的偏好程度，ρ为贴现因子，α=0的人不选择生育孩子，λρ[R（1-τt）ω（1-ε〖AKn～〗）+βt+1]

α〖TX-*4〗〖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6）

这里存在一个偏好截止度α=α*t，满足

α*t〖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 或

α*t〖AKn～〗=λρR（1-τt）ωε〖AKn～〗（7）

式（7）左侧代表有〖AKn～〗个孩子的效用，而右侧代表放弃的工资收入，这是抚养〖AKn～〗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当且仅当α*t≤α时个人才会选择生育〖AKn～〗个孩子，当α

Nt+1=〖JB（[〗α〖TX-*4〗α*t〖AKn～〗dF（α）〖JB）]〗Nt（8）

当个人偏好程度α*t≤α≤α〖TX-*4〗，会有〖AKn～〗个孩子。与国内外研究设定一致，文章假设人口增长率（νt）为正，νt=α〖TX-*4〗α*t〖AKn～〗dF（α）。假定养老金制度为现收现付，考虑政府预算平衡，应满足：

τtωLt=λβtNt-1（9）

Lt代表着整个t期劳动供给，Lt=〖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Nt，即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的人劳动供给总和。从式（7）可知，每位退休者养老金如下：

βt=〖SX（〗τtω〖〗λ〖SX）〗〖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vt-1（10）

现在考虑改变养老金缴费率对生育偏好截止度的影响，从式（7）可知α*t=λρR（1-τt）ωε，由α*t对τt求导，可得：

〖SX（〗dα*t〖〗dτt〖SX）〗=-λρRωε

在理想再分配状态下，生育和抚养孩子导致工作时间缩短不会减少养老金，并且随着养老金缴费率提高会降低净缴费工资，这是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当缴费率上升时，甚至不太想要孩子的人也会选择要孩子，会提高生育率。

三、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均衡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

参照Galasso和Profeta的研究，文章假设养老金缴费水平由生活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人决定，比较两个可选择的缴费率。

首先，考虑工作年龄人口最偏好的缴费率。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人一生效用分别如下：

Upt=α〖AKn～〗+λρ[R（1-τt）ω（1-ε〖AKn～〗）+βt+1（12）

Unt=λρ[R（1-τt）ω+βt+1（13）

在政策选择方面，通过预算考虑缴费率对个人的影响。假定由个人决定缴费率时，个人会意识到他们当前选择的缴费率也会影响他们退休期养老金水平，即τt+1=τ。文章旨在说明在当前生育行为下改变养老金缴费水平的可能性，从式（12）和（13）可知，没有孩子人最偏好缴费率τn满足：

〖SX（〗dUnt〖〗dτt〖SX）〗=λρ〖JB（[〗-Rω+〖SX（〗dβt+1〖〗dτt〖SX）〗〖JB）]〗=0

而有孩子人最偏好缴费率τp满足：

〖SX（〗dUpt〖〗dτt〖SX）〗=λρ〖JB（[〗-Rω（1-ε〖AKn～〗）+〖SX（〗dβt+1〖〗dτt〖SX）〗〖JB）]〗=0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缴费率来增加养老金。假定dβt+1/dτt>0，d2βt+1/dτ2t

此外，与工作年龄人口相比，退休者偏好使他们养老金最大化的缴费率，退休年龄人口生育率已经在前期决定。假定退休者对缴费率偏好呈单峰状，最偏好缴费率τr满足dβt/dτt|vt-1=0，有和没有孩子的退休者偏好同一缴费率。出于分析目的，文章假定对有孩子的工作者而言，缴费率τr小幅增加引起的养老金增长远多于由人口增长诱发的养老金增长，即Rω（1-ε〖AKn～〗）>>βt+1（τr）[（dvt（τr）/dτ）/vt（τr）]，在这种情况下τp

众所周知，在单峰偏好假设下，均衡缴费率与决策人选择一致。由于大多数人口为工作年龄人口，因此决策人若为工作年龄人口，偏好α=αm的工作年龄人口满足：

F（αm）Nt=[1-F（αm）]Nt+λNt-1（14）

结合式（8）和式（14）可得：

αm=F-1〖SX（〗vt-1+λ〖〗2vt-1〖SX）〗=αm（τt-1）（15）

式（15）中vt-1在t期开始已决定，取决于缴费率τt-1。从式（8）和（15）中v的定义可得：

〖SX（〗dαm〖〗dτt-1〖SX）〗=〖SX（〗λ〖AKn～〗〖〗2（vt-1）2〖SX）〗〖SX（〗f（α*（τt-1））〖〗f（αm）〖SX）〗〖SX（〗dα*t-1〖〗dτt-1〖SX）〗

〖PS16.EPS，BP#〗

〖TS（〗〖HT5”H〗〖JZ〗图1决策人偏好与偏好截止度〖TS）〗

因此，考虑式（16）和dα*t-1/dτt-1

推论1：如果α*（0）>αm（0），那么0

推论2：如果α*（0）≤αm（0），〖AKτ^〗（0，1]。

在推论2情况下，暗示当α*（0）≤αm（0）时，对于任意τ∈[0，1]，αm（τt-1）曲线仍然在α*（τt）曲线上方，即决策人是一个有〖AKn～〗个孩子不考虑缴费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缴费率〖AKτ～〗与有孩子人的偏好缴费率τp相同，即〖AKτ～〗=τp。另一方面，在推论1情况下，αm（0）

四、人口老龄化、生育偏好异质性与均衡缴费率

正如上面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可以被描述为退休期开始时生存概率提高。从式（7）知道，预期寿命延长不会影响到偏好截止度，个人拥有的孩子数量不变，基于精算的年金可得。因此，曲线α*（τ）并不会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移动。另一方面，随着退休期生存概率提高，表明退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预期寿命延长会使曲线αm（τ）向上移动。因此，人口老龄化使强烈拥有孩子偏好的人成为决策人。

当退休期开始存活概率为λ时，令〖AKτ～〗λ代表均衡情况下的缴费率，考虑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AKτ^〗≤〖AKτ～〗λ，另一种情况〖AKτ～〗λ

现在考虑预期寿命从λ延长到λ'。当α*不受影响时，对αm的影响如式（14）所示，F'（αm）dαm=〖SX（〗1〖〗2ν（〖AKτ～〗λ）〖SX）〗dλ或〖SX（〗dαm〖〗dλ〖SX）〗=〖SX（〗1〖〗2ν（〖AKτ～〗λ）f（αm）〖SX）〗>0。在第一种情况下，正如在给定τt，第一种情况下不等式不能被逆转一样，预期寿命延长不会改变均衡缴费率。也就是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一个对孩子拥有强烈偏好的人会变成一个决策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缴费率不会改变，仍为τp（即〖AKτ～〗λ'=τp，τp=〖AKτ～〗λ），偏好的截止度也不会改变。另一方面，随着退休人口的增加，每位退休者的养老金会减少。

在第二种情况下，式中的不等号不会改变，如果与αm和α*之差相比，dαm/dλ较小。也就是说，当均衡缴费率足够低，以至于决策人没有孩子甚至预期寿命延长，均衡缴费率仍为τn（即〖AKτ～〗λ'=τn（=〖AKτ～〗λ）），人口增长率不会改变。随着退休人数增加，每个退休者养老金会下降。相比之下，与αm和α*之差相比，如果dαm/dλ足够大，如果它改变了不等式，这时预期寿命延长使均衡缴费率从τn变为τp，即〖AKτ～〗λ'=τp。因此，如果人口增长率充分低或者如果人口不那么集中在偏好αm，预期寿命延长能使决策人从一个没有孩子的工作者转到一个有孩子的工作者，这使均衡缴费率从τn上升到τp。

五、结语

文章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通过内生生育行为，研究表明，由于现行的养老金发放多为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水平受生育决策影响。如果缴费决策权由偏好不生育孩子的人转到偏好生育孩子的人，应选择提高养老金缴费率，这会导致不太喜欢孩子的人也会选择生育孩子，导致总生育率可能会增加。

在老龄社会，由于存在大量退休者和养老金收益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使有孩子的人成为决策人，偏好较高缴费率，生育偏好异质性可能对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有积极影响，强化了养老金收入再分配功能。这是因为随着缴费率不断提高，不太喜欢孩子的人也偏好孩子，人口增长率会提高，高生育率会增加未来工作年龄人口，他们是未来的缴费者，大量潜在缴费者的存在可增加未来养老金供给，提高未来退休者养老金支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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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Favor Heterogenicity’ Effect on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 During Aging

WANG Yunduo，XU Zhen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isiness Administrat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on the choice of the size of a payasyoug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and hence the endogenous fertility choices of individuals in a simpl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may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increase the share of the retired population who prefer a higher contribution rate； if the system involves redistribution between retirees with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he increased contribution rate raise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hildren， i.e.， future contributors.

Key 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aging；payasyougo； fertility

收稿日期：2013-03-25

第9篇：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范文

中国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且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极其迅速。2013年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数量达到2.02亿，预计2026年将跨过3亿。我国是老龄化社会急进式的代表。65岁以上老人占比，从5%到7%仅用了18年（1982-2000年）。这个增长看起来不大，但联系到中国人口大基数的现实，中国老龄化问题可见一斑。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不可避免的造成其医疗保障消费支出的增加。我国自2002年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新农合）来，政府大力推行该制度。目前新农合的参保率已接近100%，基本完成了新农合“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然而随着农村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新农合的“低水平”现状是否能满足老龄人口的医疗保障需求，“大病医疗”保障制度是否能满足患病人口的需求，这些现实因素都对我国新农合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以下主要考虑老年抚养比和医疗保健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居民人均收入和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为控制变量。

根据Grunengerg（1977）提出的“发病率扩张”（exoabsion of morbidity）假说，即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不健康预期寿命也在增加，因此加剧了对医疗保健消费品的消耗。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研究假设1：老年抚养比与医疗保健消费呈正相关关系

消费是以一定的支付能力有关，医疗保健消费作为一种消费来说，也离不开收入的影响。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消费需要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认为，收入水平越高，医疗保健的消费意愿越强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研究假设2：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消费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消费品价格上涨，人们将会相应减少对该种消费品的消费。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研究假设3：医疗保健消费品价格与医疗保健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全国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从2006-2012年的数据。数据均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或者《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查得或计算得。由于农村（城镇）居民年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和年均收入的波动较大，为了减少模型拟合的异方差性，分别做了取对数处理。且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来处理。

2.研究模型与定量定义

Lncos i， t=c+β1ordi，t+β2lnincomei，t+β3cpii，t+εi，t

上述模型中的i，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将数据代入该模型，如有不显著的在剔除，直到所有变量都显著为止。

上述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Lncos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数据作取对数处理。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的人口数之比来衡量。即为odr=（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Lnincome为农村人均年收入和cpi为农村医疗保健品消费价格指数为控制变量。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一般需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但由于本文选取的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较短，所有认为数据是平稳的。

2.描述性统计

表1展示了各变量的样本数、单位、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由表2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均值为5.667。最大值为7.026，最小值为3.912，差距较大。农村老年抚养比的均值为13.288，最大值为25.82，最小值为7.05，差距明显。农村人均收入比的对数的均值为8.575，农村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的均值为103.431。

3.计量结果与分析

（1）Hausman检验和Likelihood Ratio检验

为了检验该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和Likelihood Ratio检验。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303，Likelihood Ratio检验的P值为0.0000。两种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皆拒绝原假设，故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2）回归结果分析

如下，表2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为：

lncosi，t=-4.48+0.019ordi，t+1.249lnincomei，t-0.008cpii，t+εi，t

本文中提出的三个假设均得到验证。

回归结果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和医疗保健消费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的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推动了医疗保健消费的上升。回归系数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将上升1.9%。此外，由模型得出农村医疗保健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医疗保健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仍然离不开收入的影响。只有当居民收入提高时，温饱问题解决之余，才能考虑健康问题。农村医疗保健消费还与医疗保健品消费指数成反比。医疗保健消费指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消费下降0.8%。医疗保健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形下限制了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品的消费能力。

4.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以下部分将我国31个省、市、直辖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在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前提下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东部城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城市：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城市：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分地区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5所示，分地区模型中，老年比仍对医疗保健支出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出，该模型具有稳健性。即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居民的医疗保障支出越来越大。

三.人口老龄化对新农合的启示

1.提高报销比例和简化报销手续

为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医疗保健费用支出随着攀高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此举有利于切实减轻老龄化人口的医疗问题。同时由必要简化报销手续，繁重的手续不仅仅使得报销医疗费用过程变的没有效率，也使得老龄人口在忽然遭受重大疾病时因忽然面对大量临时性支出而无法就医。

2.解决定点医疗问题，逐步实现新农合在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

政府实施定点医疗的制度，其初衷是为了方便管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导致了老龄人口就医难，报销难，定点机构服务质量下降，不利于医疗机构良性竞争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逐取消定点医疗问题，尽可能实现新农合在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