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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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范文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这十个民族人口共计2032.0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9.3％，约1/5左右，他们的人口变化对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区，这五省区的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75％。五省区中又以新疆为最多，新疆伊斯兰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52.4％，十个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中七个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二、人口的现状与变动

1. 人口增长很快且民族间差异大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像这样47年人口就增长1.5倍多，在全国人口史上也是属高速增长之列。这充分说明我国伊斯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分别看这十个少数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增长率是有区别的，增长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东乡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增长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是负增长，这与这两个民族属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体部分在国外有关。塔塔尔族在俄罗斯称为鞑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二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十个伊斯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表1中看到，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仅增长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增长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8年增长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间增长的高一些，但在这个期间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伊斯兰人口的增长就显得突出了，比汉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伊斯兰人口增长15.4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11.66％。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标都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而且超过的幅度大大高于汉族。这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生育意愿有关，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

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在70年代初还有14、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现象，现在女孩17、18岁就结婚仍然很普遍，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低、就业率低、不上学、不就业，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91年统计，独生子女领证率为1％，也就是说仅为个别现象。另据1989年中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统计，哈萨克族为4.74，维吾尔族为4.65，为最高的两个民族。可见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为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对较高。

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个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余都较低(见表2)。

2. 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1)年龄结构轻，但民族间差异大

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会负担系数高，少年儿童负担系数高。

在这10个民族中，以0～14岁年龄构成看最低的柯尔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说明差别是很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儿比例很大，说明这几个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龄构成轻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与当地生育政策较宽有关。尤其是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个伊斯兰人口均属年轻型人口。

总负担比(也称总扶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比。从表4可以看到，伊斯兰人口的负担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数，柯尔克孜族达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或儿童，可见经济负担之大。

少年儿童负担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负担最多，说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负担低，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这项指标有好几个伊斯兰民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民族老年人口长寿比例较高。

(2)性别比比较正常

伊斯兰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偏低，据1990年统计，与全国持平及低于全国水平的有七个民族，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三个，这三个民族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东乡族。

伊斯兰民族不重男轻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不像汉族过去一直有溺女婴的习俗，人为地使性别比偏高。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3. 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伊斯兰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他们要再学会汉语才便于交流，这样就面临双语教学的任务，加大了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

从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除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都较差，从大学生比例上看七个民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文盲率来看也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这说明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

转贴于 伊斯兰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妇女的约束过多，使妇女参与文化教育的机会降低，因此妇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妇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惊人；其中东乡族妇女的文盲率最高为92.07％。东乡族的文化程度很差，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这与该民族分布有关，东乡族都集中在东乡县的农村，城镇人口很少，经济又落后，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所以文化素质差的现象很突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兰民族文化程度高，这与国家在大学招生和中小学入学优惠等政策有关，人数少优惠政策的效益就明显。另外在文盲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剧下降，这与统计方法有关。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只要会一定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即算脱盲，而民族文字的识字率表的难易程度相对低于汉族，所以很多稍许能识字的即算脱盲了，也就是说统计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实的情况是文盲比例还比较高。

4. 职业构成

一般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应占30％以下，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伊斯兰民族人口的职业构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乌孜别克和塔塔尔族的指标接近这个水平。

伊斯兰民族善于经商，因此在职业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民族的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中，有5个民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5％，他们是乌孜别克、塔塔尔、回、哈萨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业、职业构成都很差，例如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这三个民族从事农牧业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东乡族竟达96％。

5. 婚姻与家庭

伊斯兰民族早婚的现象虽然比解放前有所减少，但目前在农村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有七个伊斯兰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现象。

伊斯兰民族一般都是教内婚姻制，即夫妻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其婚姻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妇女地位仍较低，致使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如这次普查中，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离婚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甘肃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大河家乡，由于近亲婚配率高，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兰州市新华巷一个回民聚居区1982年进行的一项近亲婚配调查中，发现回族的近亲结婚率高出汉族5倍。在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亲结婚率高的现象。

家庭规模较大，也是伊斯兰民族的一个特征。因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导致家庭规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兰人口发展的趋势

1.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在伊斯兰民族地区同样显得很严重。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自治县等伊斯兰地区都出现了人均耕地下降，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压力，使许多民族宗教人士开始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自觉地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通贵乡、泾源县，新疆温宿县、霍城县的维吾尔聚居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地方，都有阿訇积极参与宣传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还担任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理事。还有的阿訇在伊斯兰的经典中找出了可以进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进行宣传，并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做了绝育手术，因此目前在伊斯兰地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起来。但响应程度不一，这与人口压力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压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愈显得迫切。目前来说，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而从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地区人口压力就相对小一些。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指标也不一样，在边远山区和牧区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新疆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允许生四胎。

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计划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点，一般在斋月不做手术，给妇女做手术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尽量避免进行大月份引产，宣传工作要动员宗教人士出面一块搞，这样计划生育就会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宁夏泾源县，从1980年开展计划生育，到1991年节育率已达到90％，总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长趋于平缓。又如新疆霍城县，编印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材料，制作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板块和录像片，使群众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观念，这个县的兰干乡维吾尔族人口占96％，2000年该乡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分别达到91.2％和75.7％，成了全县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地区计划生育正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视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另外伊斯兰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少，在近些年数百万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军中，由非伊斯兰人口更改为伊斯兰人口的数量并不多，因为伊斯兰严格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虑到以上因素，预测今后10年我国伊斯兰人口将再增长20％左右，达到2200万左右。

2. 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必将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伊斯兰人口当然也不会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邻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中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为卫生和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卫生事业上，伊斯兰地区相对内地和大中城市目前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尤其是乡、村医疗卫生院、所，仅靠外面派来的医务人员，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许人才流动的今天，主要靠培训当地本民族的医务人员。目前改革开放的环境，扩大了民族区域内部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界线，使婚配的范围扩大，这将有利于减少近亲结婚现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

第2篇：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范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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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 延迟退休 弹性退休 建议

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法律的强制性，普遍性等性质决定了其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带来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老龄化背景下讨论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由于发达国家的退休政策与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笔者通过比较国际上的退休政策再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法律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在近几十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来势更为凶猛。国际上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此标准，通过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在2000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7.0%。有学者据此分析，指出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2010年的六普数据也证明了此特征的日趋显著。数据显示201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大约为1.1亿，老龄人口比重达到了8.9%，预测2020年将达到12%，到了2050年预计老龄人口将会有3.3亿之多。大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45年以上，而我国只用了27年左右，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如此迅猛的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劳动力人口养老负担的增加。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抚养比从1950年的7%一直缓慢增长至2010年的11%。据预测，从2010年以后，抚养比将呈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在21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这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表示，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养老金收支失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金由企业与个人承担。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工作人口减少，养老保险金缴费也会减少，会造成工作人口负担老龄人口的加重以及养老金的供应不足。据预测，若现行制度不变，我国养老金将在2038年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扩大。

三、延迟退休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发达国家陆续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经历，导致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参保缴费人数下降以及领取人数增加，造成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给财政支付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大多国家通过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来缓解其所带来的财政压力。1989年以来，有约170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呈上升趋势，有近70个国家或地区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养老金支出压力。我国社会保险研究所在所长何平的主持下作出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预测与管理》报告显示：延迟退休一年可以使中国养老统筹金增加40亿，减支160亿，减缓资金缺口约200亿。

延迟退休除了可以降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还可以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出生率下降较快，人口红利期较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较快。如果维持现行的退休制度不变，将会面临人口红利枯竭，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延长退休年龄及时对低龄老年人的利用，也会降低社会的抚养比，增加劳动人口比例，延长人口红利期。因此，实行延迟退休的制度是有必要的。

四、国际实践及经验借鉴

纵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经历人口老龄化较早，在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

以美国为例，为了缓减上世纪70年代社保资金的缺乏，美国国会在1983年通过了渐进式退休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退休年龄为67岁，提前退休年龄为62岁。其退休政策分三个层次：（1）提前退休，需满62岁，只能拿70%的退休金；（2）正常退休，若出生年份早于1937年（包括1937年），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若在1943年至1954年间出生，则退休年龄为66岁，若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退休年龄为67岁，以上领取全额退休金；（3）延迟退休，具有自愿性而非强制性，选择延迟退休的人可以获得奖励性的收益。如果选择在70岁以后退休，将会拿到132%的退休金。这种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使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应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励及促进了美国劳动者延迟退休。

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在上世纪7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到80年代被延长至60岁，至1997年，约90%的日本企业采用了60岁退休年龄制度。自2004年2013年，日本阶段性地推迟退休年龄至64岁。在2013年4月1日，日本开始实施修订后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该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面临退休但是仍有工作意愿的65岁以下的员工，至此，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综上并结合其他国家制度的改革，得出下列的结论：大多数国家是在老龄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加重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该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时期，逐渐增加退休年龄，实现渐进式延迟退休。大多数国家选择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左右，但有些国家男女会有差别，总体上趋于统一。通常这种退休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根据自愿原则由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的年龄以及退休方式。并且在施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需要据本国国情，针对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与时俱进地修订法律法规，采取各项经济措施，以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如日本针对企业承担的日益加重的额外劳务费，政府采取了给予企业一定资金补助的措施。

五、我国延迟退休制度设想

我国在制定延迟退休制度的时候，参考国外制度的同时，必须考虑本国国情。据调查，我国公民对延迟退休制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较多。有些人认为，若延迟退休，老龄人口将挤占就业岗位，造成更加严重的就业难的情况。但放眼世界，延迟退休已成大势所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修改来解决。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系统规范退休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关于退休制度，我国没有统一性的规范，而是散布于各项法律条文中。主要涉及三部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公务员法》，其中的规定也较为简单。因为延迟退休属于退休制度中的探讨，为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应当首先制定退休法，从原则到细则细致地进行规定劳动者享有的退休权益和应当履行的相应义务，可命名为《退休法》。该法制定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以及退休后享有的各项权益，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目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退休权益、退休后的保障，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救济机制等相关规定。同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应作相应修改，与《退休法》协调一致，使得延迟退休制度更有效地实行。

（二）退休年龄的设定及渐进式延迟

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该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为“两步走”：在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取消女干部与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并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从2018年开始，将女性的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的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到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对于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报告建议，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自2033年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比较国外制度，该建议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考虑到民众的反对意见比较大，需要放缓进程，逐步推行。有学者提出5年的预告期亦是可行的。本人认为，可以以试点方式逐步扩大实行范围，直至在全国推行。据此，分为三部分的小步慢走：工人与干部的小步并轨；男女退休年龄的渐进延长并统一；施行范围的逐步推广。

（三）制定弹性延迟退休制度

我国人口和经济在的地域上都具有差异性，尤其在行业上，我国规范尚不完善，待遇差别比较大。弹性退休制度给予劳动者一定自主选择权，允许在退休年龄和退休方式方面具有选择性。在此情况下，弹性延迟退休的制度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参考美国弹性退休模式，可以采取“晚领奖励、早领惩罚”的措施。这样可以在前期减少各方矛盾，在后期实现退休年龄及退休方式的统一。

六、结语

本文参考了大量关于延迟退休的资料，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主要问题，即抚养比的急剧增加以及养老金支出压力的不断加重，使得延迟退休成为必要。另外，通过对国际上延迟退休制度的分析，得出有益于我国制度制定的实践经验。由于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退休制度不健全，需要完善相关法律，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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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伟，林山君，陈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8）：3-20.

[3]于洪，钟和卿.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能力分析――来自三种模拟件的测算. 财经研究，2009， 35（9）：26-35.

[4]张兴.提高法定退休退休年龄政策国际比较.中国劳动，2013（5）：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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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震.延迟退休立法研究.法商研究，2014（6）：133-139.

[7]梁世园.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海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第4篇：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劳动参与率；灵活就业；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

Abstract:Since the late nineti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accompanying the rapid population ageing，Chin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as been in atrend of declining，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a trendof booming.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havebeen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adjusted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Keywords:labor market;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flexible employment;old-age insurance

一、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1．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是反映在一定的人口结构下劳动力资源利用状况的两个指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其中经济活动人口指的是有劳动能力、并且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截至目前为止国家统计部门还没有公布过关于劳动参与率的专门数据，因此这一数据需要进行推算。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对1998～2006年中国劳动参与率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1998年的劳动参与率为84.65%，1999年略有下降，为84.57%，在2000年降至83.23%，尽管2001年劳动参与率升到83.73%，但随后在2002~2004年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2004年劳动参与率为81.

93%，2005年劳动参与率上升至83.44%，2006年则降到82.29%。

从总体上看，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导致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二是提前退休现象导致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三是再就业困难，导致一部分失业者失去寻找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成为“沮丧工人”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参与率下降。

2．灵活就业日益普遍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正发生着变化，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中的正规就业人员比重处于下降过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灵活就业人员数量逐年增多，灵活就业日益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形式。所谓灵活就业，就是在正规单位或非正规单位中区别于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这类就业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等方面更加具有灵活性，在保险福利、劳动关系上又常常是不具备确定的法律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来源不仅有国企下岗人员、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还包括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其中下岗人员多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或正规单位的非正规岗位、从事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多从事于建筑施工、餐饮服务、保安保洁、家政服务等工作；而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多为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范围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一项研究，2003年灵活就业总量约为4700万，占城市就业总量的18%。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类似研究，2003年灵活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在17.5%左右。

3．人口老龄化将使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联合国在1956年提出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其中对老年型国家的划分是：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按此标准中国在2000年成为老龄型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持续加快，预计21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迅速增加，21世纪中叶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放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在人口总量方面，随着生育率和出生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人口增长惯性大为减弱，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之后人口总量将逐步减少；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预计从21世纪30年代开始，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开始下降。有学者预计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比例将从未来20年间的60%以上，逐步下降到本世纪末略高于50%的水平。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缩减，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不利影响。

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将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主要体现在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养老保险负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两个方面：1．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养老保险负担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金的退休职工相对于向养老基金缴费的在职职工的比率是较高的，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我国现行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向社会统筹缴费的部分用于基础养老金的计发，体现社会再分配；向个人账户缴费的部分用于职工本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体现效率性。社会统筹部分财务收支的平衡条件是：缴费率=工资替代率×赡养率，其中缴费率为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额与工资总额之比，工资替代率为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与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之比，赡养率为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人数之比。这个等式表明，如果要维持工资替代率不变，赡养率越高，则缴费率就越高。然而企业和职工个人对缴费率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缴费率达到这一上限比率时，赡养率的进一步提高就意味着养老保险工资替代率需向下调整。然而养老金有向下的刚性，易涨不易降，其结果是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财务危机。

2．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

灵活就业的特点是流动性强，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按照正规就业的特点设计和运作的，它以就业的稳定性和缴费的连续性为基础。在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设置上是以用工单位为中心，主要面向用工单位实行参保人员的登记、申报及费用的征缴，缺乏专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难以掌握这类用人单位的经营现状、职工人数、职工收入等基本情况。

显然，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不能与灵活就业人员的特点相符。尽管近年来为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的省、市社会保险机构设立了个人缴费窗口，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灵活就业人员办理日常性参保事务，但由于这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以个人自我管理为主，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对这类就业人员参保的管理上受职能限制，强制力有限，使得参保不稳定。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新问题，政府需要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入手，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针对灵活就业改进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带来的冲击，以及灵活就业参保难的问题。

1．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面对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带来的挑战，我们应立足当前，尽可能使适龄劳动人口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板块，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为城市中的就业人口，覆盖率从总体上看并不高，用人单位逃缴养老保险费、故意瞒报或漏报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设远滞后于城市，基本上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土地成为农村人口养

老的主要经济保障。

对于城镇养老保险的扩面问题，首先，需要对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形成的历史欠账明确责任，合理地测算缴费费率，以提高用人单位和就业人员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其次，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加大养老保险推行的强制力，对恶意逃避参保的单位应加大惩罚力度，以尽快提高养老保险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非正规部门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参加到养老保险制度中来。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加快制度构建的步伐，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力度，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性的缴费和给付标准，将农村人口纳入到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中来。

2．针对灵活就业改进养老保险制度首先，应考虑制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弹性化标准。正规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单位与劳动者个人共同缴费，这种模式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进行创新，特别是在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以及缴费方式上进行创新：在缴费基数上，可以考虑将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设定为不低于当地职工的最低工资，以减少灵活就业人员的负担；在缴费比例上，面向正规就业的养老保险费率高待遇高，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障碍，应允许灵活就业人员以较低的费率参加养老保险；在缴费方式上，可考虑为灵活就业人员设定年度缴费额度并按年结算，只要在一年内的任何时间缴费达到额度，就视为该年正常缴费，以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缴费方式。

其次，完善养老保险管理信息技术，提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便捷度。为灵活就业人员建立个人永久性养老保险账户，根据其就业经历灵活缴费、累计计算缴费年限。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对劳动者跨地区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作了相关规定，极大地保障了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的养老权益。然而，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题仍需更为细致的操作规程加以解决和规范。同时，应加快养老保险信息服务网络建设的步伐，逐步实现全国养老保险信息的电脑联网，达到数据共享、方便管理的目的，并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方便的缴费和查询服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积极性。注：本文系武汉市教育局2009年市属高校科研项目“武汉市建筑领域农民工欠薪难题破解”（项目编号：160）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