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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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消费结构 灰色关联分析 预测

目前我国已经迈进了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不同年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不同，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对所需商品和服务同其他年龄段人口不同。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需求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会对我国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文献综述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紧密相关。作为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口，他们的消费结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有明显的不同。西方人口学家针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关系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包玉香等（2012）用计量方法对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马晓君（2004）指出老年人因自身的特点而进行与其他年龄消费主体不同的消费活动，随着老年人这一年龄段的消费主体占消费主体的比重不断增加，将不断扩大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晁思达（2012）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从不同的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人数和消费结构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模型构建

（一）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本文选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度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按照因素的时间序列曲线的平均相对变化势态的接近程度来计算因素间的关联度，该模型具有接近性、对称性、唯一性、可比性和无量纲化后的保序性，其优点是能够反映出序列间的正、负相关关系，为具有负相关关系的序列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途径。改进后的灰色关联度模型比较客观、实用，计算结果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序列的发展态势的接近程度。

设参考序列为X0=（x0（1）， x0（2）K x0（n）），比较序列为X1=（x1（1）， x1（2）K x1（n）），X2=（x2（1）， x2（2）K x2（n））…Xm=（xm（1）， xm（2）K xm（n））。

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求各序列的初值像。

Xi′=Xi /Xi（1）=（xi′（1）， xi′（2）…xi′（n））， （i=0，1，2…m）。

第二步：求差序列及序列均值。

Δx0（k）=x0（k）-x0（k-1）， （k=2，3…n）

Δxi =xi（k）-xi（k-1）， （i=1，2…m； k=2，3…n）

，，（k=2，3…n；i=1，2…m）。

第三步：确定两极最大差与最小差。

最大值：max（|Δx0（k）/x0（k）|， |Δxi（k）/xi（k）|）， （i=1，2…m），

最小值：min（|Δx0（k）/x0（k）|， |Δxi（k）/xi（k）|）， （i=1，2…m）。

第四步：求改进的灰色关联系数。

其中，

因X0（k）、Xi（k）皆为1-时距的序列。若不是1-时距序列，灰色关联系数有变动。

第五步：改进的灰色斜率关联度。

当-1≤ξi

（二）GM（1，1）预测模型

设有变量X （0）={X （0）（i）， i=1，2…m}为某一预测对象的非负单调原始数据列，为建立灰色预测模型：首先对X （0）进行一次累加生成一次累加序列：

X （1）={X （1）（k）， k=1，2…m}，

对X （1）可建立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

dX （1）/dt+aZ（1）=u即：X （0）（k）+aZ（1）（k）=u

最终得到的预测函数为：

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2）。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人数作为参考序列，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及服务作为比较序列，根据模型计算关联度如表1所示。由表1的结果，关联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通信>衣着>医疗保健>居住>家庭设备用品。

从表1的结果看出，与老年人关联最紧密的消费是食品，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得到改善，对基本生活消费-食品的需求，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需要不断改善；其次是其他商品与服务的需要，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年轻时不太关心的服务性劳务和其他的消费品，这时却会倾注更多的关心和注意；老年人的消费结构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而且老年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享受文化教育及娱乐带来的感受；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子女的住房通常是由家长来购买，在他们老年的时候，可能对这方面就不太关心；位于最后一位是家庭设备用品，更多的是由子女来购买，可能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对家庭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老年后他们更有重视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而不是把注意力倾注在家庭的日常杂物上。

（二）人口老龄化人数及消费结构支出的预测函数及预测值

根据公式得到从X 0（K+1）到X 8（K+1）的预测函数如下：

X 0（K+1）=269184.58×（exp（0.02876k）） -261675.08；

X 1（K+1）=15870.17×（exp（0.085886k）） -14098.18；

X 2 （K+1）=3184.05×（exp（0.10065k））

-2704.87；

X 3 （K+1）=1629.37×（exp（0.12481k））

-1345.61；

X 4 （K+1）=1798.25×（exp（0.10707k））

-1534.89；

X 5 （K+1）=1157.50×（exp（0.147356k））

-974.28；

X 6 （K+1）=4671.71×（exp（0.094674k））

-4340.16；

X 7 （K+1）=5002.77×（exp（0.079939k））

-4892.66；

X 8 （K+1）=1218.31×（exp（0.096944k））

-1103.39，经过检验精度都在优良以上。

应用以上的预测函数，可以得到2012-201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人数及消费结构支出预测值，结果如表2所示。

（三）预测值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选取人口数作为参考序列，类消费作为比较序列，然后带入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得到关联度，结果如表3。

从表3的结果看，老年人未来的消费结构关联度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医疗保健、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务位于前三位，而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位于末位。关联度排序为：医疗卫生>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务>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对比表1的结果，发现医疗卫生从第六位跃升至第一位，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物质生活的改善，老年人对于健康的认识和对健康的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身体更易患各种疾病，更需要医疗保健的支持；文教娱乐、交通通信从第三、四位下降到第八、七位，老年人在老年的时期对这两方面的需要减少；从结果来看，食品仍然位于前列，说明基本消费仍然是老年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今后一段时期内精神文明层面的消费从意识上和行动上，仍是偏向重视物质消费。

结论及建议

本文应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及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关联分析，得到的消费灰色关联度排序：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通信>衣着>医疗保健>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为了预测未来老年人和消费结构的关系，利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2012-2016年的老年人口数和消费结构支出进行了预测，再次运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关联分析，得到：医疗卫生>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务>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对比关联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从基本消费的物质消费转向理性消费。

伴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必然会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消费市场现状，适应老年人对不同消费品的需要，提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要引导老年人转变消费结构，转向更加合理的消费结构模式，不断完善老年人的消费结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医疗行业。根据上面分析得到的结果，未来几年和老年人关联最密切的是医疗保健，因此对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非常有必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影响最大也是最直接的便是提高了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我国传统的医疗服务行业是以治疗及预防传染性疾病和多发病为主，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婴幼儿和成年人，并且老年人的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很多，当前慢性病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主要威胁，老龄人对长期保健服务和预防医疗的需求呈现增加状态，医疗服务行业的结构需要向这方面转变，因此社会医疗服务行业的重心必然向老年群体转移，有必要扩大老年医疗服务项目，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第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银发”市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和年轻人有一定的差异，并且随着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增长，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区服务、娱乐业的新型产业，称为“银发产业”。要大力发展“银发”市场就是要对老年人迫切需要的生产和服务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为了老年人使用的方便性，可以设计一些专门为老年人使用的消费品。政府要出台各项惠老政策，必须要贯彻执行；在公共财力的投入中要逐渐增加对老年人投入的比重；并要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主导，使为老年人的服务工作和服务专业化的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要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更多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不断的丰富。

1.包玉香，李子君.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消费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12（1）

2.马晓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初探[J].辽宁经济，2004

3.晁思达，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消费结构的影响[J].中国证券期货，2012（5）

4.邓聚龙.灰色系统的基本方法[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

5.孙玉刚，党耀国.灰色斜率关联度的改进模型[J].统计与决策，2007（8）

6.党耀国，刘思峰，刘斌等.灰色斜率关联度的改进[J].中国工程科学，2004（3）

7.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第2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恶性肿瘤 发病率 预防

中图分类号：R73-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2）2-374-03

恶性肿瘤是上海市居民死亡原因之一，占全死因构成的31%，自1962年以来一直仅次于循环系统疾病居第二位。向化镇是崇明县18个乡镇之一，位于崇明岛东部，与上海长江大桥相邻，十个行政村、一个居委，常住人口3.2万，人口密度相对较大，肿瘤粗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为进一步查明向化镇恶性肿瘤现患特点，我们通过对2002-2008年向化社区肿瘤新发病例随访数据分析,了解社区肿瘤发病的基本特征,为有效开展肿瘤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来源于《上海市恶性肿瘤登记报告系统》，由全市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病例报告，崇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由向化镇医生进行入户核实随访，并且与《上海市死因登记报告系统》进行核对，每年进行数据清洗。

1.2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统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①粗发病率：新发病例数除以相应的人口数发病，统计时间为2002年至2008年，单位是10万分之一；② 标化发病率：为消除年龄构成不同对粗发病率的影响，使用年龄标化的发病率进行比较，率的标化以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人口进行标化。③APC：年度变化百分比，发病（死亡）率的时间趋势分析中采用对数刻度，来表达相对变化的程度。用y表示率的自然对数，即y=ln（r），以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年份或年份段的组中值），配合下述线性模型y=α+βx+ε，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从回归系数β可以估计APC，并用百分数表示APC=100*(eβ-1)。④用Poisson分布分析比较男女发病率，用SAS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

2 结果

2.1 肿瘤发病情况

2002-2008年度崇明县向化镇共登记报告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701例，恶性肿瘤发病粗率为314.71/10万，去除人口变动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标化发病率为157.61/10万。0-64岁发生恶性肿瘤的累积危险性为9.94%，0-74岁发生恶性肿瘤的累积危险性为17.76%。与2002年相比，2008年总发病率上升了0.90%，总标化发病率上升了0.86%（见表1）。

表1 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肿瘤发病情况

2.2 性别分布

报告的701肿瘤新发病例中，其中男性395例，占56.35%，女性306例，占43.65%，男女性别比为1.29：1。Poisson分布比较男女发病率 (P

表2 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发病性别分布

2.3 年龄特征

分析不同年龄组发病率变化情况，发现4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开始大幅度上升，男性高于女性，80岁组达高峰。男、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分别达到2177.07 / 10 万和765.39 /10 万。而且男女间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明显增大。见图1。

2.4 发病顺位

七年间恶性肿瘤发生率前5 位的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结肠癌，占全部恶性肿瘤的60.06%。其中肺癌发病率62.85/10万、构成比为19.97%居首。其次为肝癌：发病率50.73/10万、构成比为16.12%。胃癌：发病率36.81/10万、构成比为11.7%；乳腺癌：发病率22.45/10万、构成比为7.13%；结肠癌：发病率16.16/10万、构成比为5.14%。

2.5 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分析

我们对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全部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的发病率进行趋势分析（表3）。

表3 2002-2008年向化镇全部恶性肿瘤发病情况趋势分析

从表3男性数据分析：APC为6.581％(P>0.05)，显示七年间男性癌症粗发病率趋势平稳；APC为5.921％(P>0.05)，显示七年间男性癌标化发病率症发病趋势平稳。女性数据分析：APC达11.923％(P

3 讨论

文中显示向化镇2002―2008年恶性肿瘤粗发病率、标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男性发病趋势平稳，而女性发病呈上升趋势，提示本镇居民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女性）致癌症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而导致癌症发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其他危险因素可能变化不大，或有升、有降，在所有癌症相关危险因素中，女性的总体暴露及其受危害程度可能高于男性[1]。肺、肝癌、胃癌、乳腺癌、结肠癌是危害本镇居民健康最主要的恶性肿瘤，其中肺癌和肝癌居前两位。向化镇恶性肿瘤的发病顺位与徐汇区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顺位[2]有所不同，向化镇居民的肝癌发病排名第二，提示崇明肝癌的发生可能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3]。本文结果还显示，男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的不良生活方式较女性多有关，如吸烟[4]、酗酒；从年龄分布看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肺癌是向化镇居民恶性肿瘤发病首位，提示肿瘤防治的重点人群为中老年男性[5]，应大力开展社区肿瘤防治知识普及、宣传及健康教育。

今后要重视开展社区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工作。一是完善社区恶性肿瘤登记，肿瘤登记是掌握某一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及其变化规律的唯一手段[6], 从而为卫生行政部门制订肿瘤防治计划和开展肿瘤防治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制定各种恶性肿瘤健康教育促进计划，在居民中大力开展“防癌抗癌”健康教育，把肿瘤一级预防工作放在改变居民的行为生活方式上，控制吸烟、饮酒和提倡合理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社区人群防癌意识，自觉遵循健康的行为方式，积极参与肿瘤筛查和普查活动，以常见肿瘤为目标，开展“四癌”早发现等二级预防项目。三是加强社区全科医师社区肿瘤知识培训，运用早期发现肿瘤的有效措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四是建立恶性肿瘤防治网络系统，肿瘤条线医师通过网络系统了解患者在社区康复的情况并给予指导，提高社区肿瘤防治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本文承蒙上海市崇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唐明、陈伯铃的审阅和指教，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郑 莹,吴春晓等.上海市区1973至2005年癌症的发病趋势.诊断学理论与实践.2009,8(l).

[2] 刘华,倪红伟. 徐汇区恶性肿瘤现况分析.中国肿瘤2001,10(3).

[3] 曹卫中,陈勇.崇明县居民肝癌死亡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0,16（7）:634.

[4]顾秀英,胡一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9-11.

第3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企业 社会”、“企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个阶段，在保险方式上从“社会统筹”到“统账结合”，保险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完善，在稳定社会和保障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严峻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短缺，导致支出远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剧。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着历史欠账，新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的“老人”需要相当数量的养老金支出；二是在就业压力下，一部分劳动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寿命普遍延长；四是企业拖欠基本养老保险费；五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狭窄等等。因此，具有条件享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不断增加，而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无法实现同比例扩大，二者之间形成矛盾体。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以1 000多亿元的规模在扩大。直接的后果是离退休老人不能按时领取养老金，最终将制约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纵深推进与健康发展。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解决养老问题的优势条件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关心老年人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解决养老问题，关键是要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积极的姿态和得力的措施去应对，要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有能力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发挥作用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作为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发挥着“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该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断增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养老、健康等保险，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意义上，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要求保险业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这是保险业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必须立足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二)国家积极支持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高低，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对于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关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认识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我国养老服务业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快向养老服务业渗透的步伐，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应该包含养老服务内容

一直以来，中国保险业在“经济补偿”与“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断完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这一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险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服务，积极发展社会和人民急需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这些要求，找准了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既明确了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也为保险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是保险业延伸服务，实现服务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鉴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开始把商业保险作为解决养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会对于保险的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决定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必将不断拓宽。保险业应该也必须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谋划工作，针对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保险业拥有自己的产品，但是解决的也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对于养老的服务问题还没有真正触及。在现今和未来社会，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原有的养老机制也在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成立商业养老保险服务公司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可行选择。

三、抢抓机遇，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一)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中国统一

目前，党和国家对于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于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期望越来越高。国务院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专项研究并下发《若干意见》，系统阐述了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业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动的保险业发展模式将逐渐形成，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应该讲，保险业已经进入到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时期”。

在保险业加快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面前，商业保险公司要主动抓抢机遇，巩固好业已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地位，在服务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发展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恰好符合这一发展思路。

在我国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轨时，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对其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了解，目前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预计 2020年将达到2.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养老服务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

按照人生成长特点来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是一生财富积累最丰厚的时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应该有能力支付养老金。商业保险公司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展，可以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又快又好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来说，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险服务。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盈利机会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既拓宽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实现商业保险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突破常规思维，以超常规的措施来保证和促成。在全社会都在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而积极努力的情况下，抢抓机遇，加快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宽，是商业保险公司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备向养老服务领域渗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改革释放的活力正在成为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地位、服务网络、财务实力、人才队伍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具备诸多优势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积极满足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内含价值高的业务，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不断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转型。要确保商业保险已形成的竞争优势长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内部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公司向客户提供差异化和完善服务的能力。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和资本运作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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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商业保险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设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享受舒适安全、高质量的社区服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养老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商业保险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议采取参股、收购、策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在保险产业链条中增加老年服务产业，这也符合商业保险公司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养老和敬老的主题，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以满足、改善和丰富老年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为出发点，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为老服务”的宗旨。

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有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家相关的专项老年人社会保险基金；二是公司运用自有资金；三是有养老服务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群众的消费资金；四是吸纳社会上有爱心人土的捐款资金。同时，还可以针对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资金筹集方式。如，对于农村老年人，可以将其个人使用与经营的责任田转让给土地经营组织，形成责任田养老资金，发挥“责任田”的养老保障作用。对于城市贫困老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房产作价入股到养老服务机构，以此作为养老资金的来源(此观点来自于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田雪原)。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兴办产业的选择上，可以采取兴建适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敬老院，开展老年护理服务，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可以投资兴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老年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康复服务、紧急救援等业务，向居住在社区(村镇)家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发、生产老年人特殊用品，促进老年用品市场发展，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具体运作模式上，积极争取政府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标准的老年社区为着眼点，投资参与社会养老公益建设。老年社区建成后，可以采取会员制租住、产权发售及公寓式整体出租等多种方式。对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有较高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偿提供公寓式养老服务；对于具有较高消费水准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鸟式”异地养老的特殊人群，可以为其提供购买产权、短期租住、长期预租等多种选择，建立乡村度假屋，满足其阶段性自由灵活入住的需求。只要这些新型养老项目配套设施完善、经营理念先进、服务功能健全，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老人的养老需求，市场供求将相当大，必将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2.

[2]李宝库.老龄社会和孝文化[J／OL].人民网，2006—03—07.

[3]田素雷，李惠子.中国感受到人口老龄化压力[J／OL].新华网，2006-02—23.

[4]李鸥.社会养老保险：理论导向与制度安排[J].社会保障制度，2005，(11)。

[5]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S].2006.

第4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养老基金;长寿风险;死亡率;长寿债券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1-004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1.10

一、人口老龄化及其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有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含义。所谓静态含义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动态含义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

世界人口年龄分布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年龄分布因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而逐步转向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在近几十年中快速增加,并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欧洲1955年出生的男婴的预期寿命为62.9岁,而今已达到70.5岁,女婴则由67.9岁增至78.8岁。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幅更大,例如中国上海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年增幅约为3.24个月,男性预期寿命已由1978年的70.69岁增至2009年的79.42岁,女性寿命已74.78岁增至84.06岁。由此人口结构也出现老龄化,如1950年的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预计在2050年时将达到28%,其中8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1950年的1%上升至2050年的10%,亚洲和北美也有同样的趋势①。

二、长寿风险的内涵与影响

当前人口老龄化在诸多社会领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如养老金因退休高峰而遭受巨大考验,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退休人口由积累财富转向消费时可能引致的资产价格下行等等。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也是长寿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本文主要关注伴随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长寿风险特质及其管理方法。

长寿风险对个人而言,是指寿命延长使个人面临未来支付增加而遭受的保障不足或无力支付的风险;对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而言是指寿命延长使未来给付年限和给付额度增加,导致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

个人应对获得养老保障并化解长寿风险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私人养老基金、住房逆抵押贷款以及风险自留等。

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系统遭受长寿风险冲击主要表现为收支缺口扩大和财政补贴压力持续增加,导致养老金制度的财政维持能力遭受质疑。当前国内个人账户资金计算使用的期限远低于实际寿命,超过计算年限后,随后年份的支付将再次并入统筹,政府养老统筹已面临长寿风险和人口结构改变的双重压力,其财务可持续性明显弱化。而今社会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改革推进呈现出公共养老金和私营养老金在收入替代率方面的此消彼长,即社会养老保险系统提供的退休收入比例下降,私营产品提供的比例增加,加之税收激励也推动了私营产品需求增加。

商业性养老保障型产品通过年金化为个人转移长寿风险,当前年金化仍以固定的死亡率作为精算假设进行定价,并未涉及到未来死亡率改善的可能性,于是寿命延长可能会造成年金商品费率被低估,进而引发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的财务问题,势必会对其经营形成不利影响。

由于长寿风险转移市场的缺失或发展迟缓,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等在为个人提供长寿风险管理的同时,自身陷入了长寿风险管理困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等商业性养老保障计划试图通过以下方法实施长寿风险管理:一是涉猎不同的产品、不同国家或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实施长寿风险的多元化或自然对冲;二是与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将部分或全部长寿风险的转移给再保险公司;三是有可能批量转售退休金计划未来支付等等。但从已有的长寿风险再保险协议和退休金出售交易存量看,系统性长寿风险集中滞留于保险系统内,保险公司接受长寿风险转入的意愿不高,且因死亡险和年金产品分由不同机构销售,自然对冲机制难以发挥作用[2]。于是养老保障型产品设计出现了DC计划逐步取代DB计划、产品定价升高等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死亡率实际调查数据和生命表提供数据的差异显著,而生命表是各养老保障性产品设计与定价的依据,机构面临的长寿风险难以从定价中得到弥补。于是在长寿风险转移可能性很低的条件下,养老保障型产品定价过高、DB计划萎缩、DC计划年金化率低,长寿风险由个人自留将难以避免。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推进使得机构难以将长寿风险视为正常的商业风险,并予以承担。因而随着长寿风险的增加,研究各类养老保障型产品的长寿风险转移与风险对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三、现有长寿风险管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当前机构管理长寿风险的方法基本包括四大类:一是机构自留长寿风险,即机构将长寿风险视为正常商业风险,并予以承担。二是在现有的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如长寿风险的多元化或自然对冲,即在产品组合中涉及定期保险和年金业务组合;与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将部分或全部长寿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机构将其未来支付批量出售给保险公司;小型的退休金计划还可为每位退休成员购买年金等,这样的套期保值策略将一并转移所有系统与非系统的长寿风险,除非转移长寿风险过程中使用的是定期递延年金。三是改变产品设计,如年金提供商提供参与式年金,将部分长寿风险转移给仍幸存的投保人,即年金合约中的死亡率时时调整,采用实际发生的死亡率,而非购买时的预测死亡率。四是基于创新型产品设计将长寿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如长寿风险相关资产的证券化,或使用死亡率指数和长寿指数相关的证券与衍生品管理长寿风险,具体包括长寿债券、年金期货、年金期权、死亡率互换以及死亡率远期等[3]。

除寿命延长因素外,导致养老基金潜在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显著增加的因素还有投资收益率的变化。无论是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变化趋势分析,还是从赡养比、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判断,金融市场难以产生大规模持续回报。从资产角度分析,养老基金资产增值幅度有限;从负债角度分析,养老基金负债因未来支付年限以不确定性的方式延长,导致潜在负债快速增加。因而当前管理养老基金潜在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需从长寿风险的对冲管理角度展开。虽然对冲长寿风险的现有方法为数不少,但由于死亡险和年金产品分别由不同机构销售,自然对冲机制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不易操控。同时,已发生的零星交易观察,再保险公司并不热衷于对长寿风险进行分保。小型的退休金计划购买年金以处置长寿风险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年金,这只是转移问题而非解决问题。改变养老产品设计,比如设置递减支付、定期年金或采用DC计划,本质上都是要求个人自留长寿风险,属于长寿风险管理的低效表现,并不符合老人的养老需求。所以,各类养老保障型产品的提供机构仍在寻求更为有效的长寿风险管理方式。

在养老基金规模庞大且风险管理创新迅速的发达金融市场,从资本市场风险转移功能角度考虑设计与开发金融衍生工具以实施长寿风险管理的探索正在持续展开。虽然适用于交易所内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开发还有很多障碍有待突破,但基于长寿风险管理的场外市场合约已有交易。

四、Swiss Re死亡率证券和EIB/BNP长寿债券的启示

借助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的死亡率证券和欧洲投资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EIB/BNP)设计的长寿债券的剖析,本文将探讨基于创新型产品的长寿风险对冲管理。

(一)Swiss Re死亡率证券

2003年12月瑞士再保险公司发行了为期三年的死亡率债券,以便于减少瑞士再保险公司所可能面临的死亡率严重恶化的风险。Swiss Re死亡率债券发行总额为4亿美元,每季付息一次,计息方式为三月期的美元LIBOR加上135个基点。该债券体现死亡率风险的设计为根据死亡率指数变化调整偿付的本金额度,也就是未预料的死亡率增加将导致偿付本金额度的减少。死亡率债券中跟踪的死亡率指数是在采集美、英、法、意和瑞士五国数据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在Swiss Re死亡率债券的三年有效期内,若实际死亡率指数未超过2002年基准指数的1.3倍,投资者可获得全额本金偿付;若处于基准指数1.3与1.5倍之间,则实际死亡率每增加0.01,本金偿付额减少5%;若超过基准指数的1.5倍,投资者的本金将全部损失[4]。

死亡率债券由特设机构发行,特设机构以债券发行获取的本金,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同时借助于利率互换交易将债券利息转变为基于LIBOR的现金流。特设机构每季支付一次利息,债券到期时根据实际死亡率指数调整本金偿付额度。特设机构的存在既可使得瑞士再保险公司将该业务表外化,还可控制信用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

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盈利与死亡率负相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与健康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正积极寻找交易对手以实现长寿风险的转移,否则大量积存的长寿风险需要保有规模庞大的资本金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同时通过管理长寿风险,瑞士再保险公司还可维持较高的信用评级。死亡率债券的发行为瑞士再保险公司提供了极端死亡率风险的防护措施,有助于瑞士再保险卸载其可能面临的极端死亡率变化。

作为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交易对手,债券投资者将在未发生极端死亡率事件的条件下,可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死亡率债券等同于死亡率指数的范围看涨期权,瑞士再保险公司是期权买方,债券投资者是期权卖方。

Swiss Re死亡率证券是为应对突发重大灾难而设计的,债券有效期与长寿风险管理要求相差太远,而且指数编制与养老基金的受益人结构差距过大,即使该债券被用于短期长寿风险的套期保值策略,也会引发明显的基差风险。

(二)EIB/BNP长寿债券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原计划在2004年11月面向养老基金业推出长寿债券,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寿风险证券化尝试。EIB/BNP长寿债券发行总额为5.4亿英镑,有效期为25年,是支付浮动利息的年金债券,其创新设计在于利息支付与幸存者指数挂钩,该指数计算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2002年65岁男性的实际死亡率,最初的利息支付额设定为0.5亿英镑。EIB/BNP长寿债券被欧洲投资银行(EIB)评定为AAA级信用等级并发售,由Partner Re再保险公司承保长寿风险相关的超额损失。EIB/BNP长寿债券实质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由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浮动利息年金债券,以欧元为计价单位;二是欧洲投资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欧洲投资银行支付浮动利率的欧元现金流,获得固定利率的英镑现金流;三是欧洲投资银行与partner Re再保险公司之间的死亡率互换[5]。

EIB/BNP长寿债券设计的可取之处包括:债券现金流的设计有助于养老基金对其长寿风险曝露实施套期保值,尤其是为特定参考人群提供长达25年的年金化支付时。幸存者指数依据国家统计部门的原始死亡率而编制,易获取的可信数据增加了市场透明度,可提升投资者信心。

EIB/BNP长寿债券并未成功发行,总结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长寿债券的有效期还不足够的长,该债券并不能成为养老基金的有效风险对冲方式,这妨碍了养老基金的投资意愿。二是资本要求高而风险降低的少,这使其成为占用资本金较多的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三是模型和参数的不确定性较高,使投资者和发行人缺乏充足的信心。即使长寿债券能够提供完全风险对冲,其所隐含的不确定性将使得合理定价成为不可能。四是潜在的套期保值者认为基差风险相对于债券定价而言过高。长寿债券的特定人群与多数年金和养老基金的受益人结构差异显著,如年龄阶段或性别因素,隐含的基差风险大。又如当年金受益人经历更快的死亡率改善(比定价的基础―全民指数),基差风险显著增加。基差风险增加的可能性原因还包括长寿债券特定的年金支付水平,在实现养老金计划存在支付提高的可能性(如基于通货膨胀率调整的年金化支付)。五是长寿风险所依赖的指数是中心死亡比率,这意味着幸存者指数将低估幸存人群的真实比例。

虽然EIB/BNP长寿债券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其中包含的长达25年的债券有效期、在场外市场实施死亡率互换、死亡率指数或幸存指数编制等都为长寿风险的资本市场管理工具与市场发展提供了借鉴。

另从以上两个债券的设计可看出,通过资本市场实施长寿风险管理还有很多障碍,如死亡率指数编制。有效的死亡率指数需消除具体投资组合和人群的个体差异,同时确保依然保留不能有效分散的长寿风险。就地域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而言,指数覆盖面应尽可能广泛,同时还需尽可能地接近参考它的投资组合,把基差风险(basis risk)降到最低。只有这样,该指数才能成为公平交易和风险转移的理想市场基准,并实现长寿风险的市场最低价格确立[6]。

五、总结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长寿风险的日益累积,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改革和养老需要满足对年金等商业性养老机构的倚重。与此同时,长寿风险管理方式的滞后使得年金、养老基金等机构遭遇了长寿风险自留、监管资本要求提高等系列问题,这又抑制了商业性养老保险型产品市场的拓展。故而从长寿风险管理方式上实现突破,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养老保障系统的优化。从已发生的交易看,可从以下方面加快长寿风险转移与对冲的实现。

一是鉴于政府已经由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承担了可观的长寿风险,不宜再通过长寿债券发行负担更多的长寿风险,政府统计部门可提供死亡率原始数据,还可基于公开数据编制死亡率指数或长寿指数,作为长寿风险对冲管理市场发展的基准。

二是随着长寿风险的累积,市场需要大量的有效期超长的债券以便构造套期保值投资组合,尤其是递延年金需要期限长达50年甚至更长的债券以满足其年金费收取和年金化支付期间的现金流管理需要,而通过国债提供超长期债券是较为可行的。

三是长寿风险对冲管理市场需要在场内市场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和在场外市场交易的非标准化合约相互匹配。场内市场可针对系统性的长寿风险设计标准化合约,由于合约的最终使用者类型多,各种信息、预期会迅速反映到市场竞争中,同时场内市场交易还具有流动性、交易机制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如死亡率指数或长寿指数交易。而场外市场非标准化合约可为投资者度身设计以对冲其非系统性的长寿风险,降低基差风险,如长寿债券、死亡率互换等。

基于指数型长寿风险衍生品、已有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衍生品和投资组合策略,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可有效地调整投资风险和回报率,更注重纯粹风险的管理,将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上,还可使得产品设计更加个性化、低成本,推进市场细分,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每个风险群体都能得到更为精确的定价。

参考文献:

[1]Stephen Richards and Gavin Jones. Financial aspects of longevity risk [EB/OL].省略.uk/data/papers/Long-

evity Risk/DownloadPDF.2004-10-26.

[2]Thomas Crawford, Richard de Haan & Chad Runchey, Longevity Risk Qua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EB/OL].省略/files/pdf/research

-long-risk-quant-rpt.pdf,2008-11-03.

[3]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Economic Research & Consulting. Annuities:a private solution to longevity risk [EB/OL]. 省略/publications/,2006-12-21.

[4]Andrew Cairns. LONGEVITY BONDS AND MORTALITY-LINKED SECURITIES [EB/OL]. ma.hw.ac.uk/~andrewc/ohp/basle2005.pdf,2005.

[5]D. Blake, A. J. G. Cairns & K. Dowd. LIVING WITH MORTALITY: LONGEVITY BONDS AND OTHER MORTALITY-LINKED SECURITIES [EB/OL]. 省略.uk/research- and-resources/documents/living-mortality-longevi

第5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独生子女 养老 体系创新

一、城市独生子女养老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在城市的推行尤为严格，城市青年们为响应政府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的政策，大都生育一个孩子，成为早期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到了现在，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中已有相当多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到老龄化阶段，然而受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传统习俗的影响，我们的养老形式将是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所以，家庭养老已成为这一代己经长大成人的独生子女身上的沉重的负担，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1、独生子女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类型是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家庭基本构成要素的不同可以把家庭划分为：（1）单身家庭，指家庭中只有一个人；（2）夫妻家庭，指家庭中只有夫妻二人；（3）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妇与未婚的子女在一起组成的家庭；（4）单亲家庭，指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5）主干家庭，指老一代（包括无配偶的老人）与已婚子女及其孩子（或无孩）一起生活的家庭；（6）联合家庭，指同一代中有两对及两对以上夫妻（包括其中有缺损）在一起生活的家庭；（7）隔代家庭，指只有祖辈和孙辈组成的家庭.另外，还有少数特殊类型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根据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状况可以划分为独身家庭、夫妻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主干家庭，隔代家庭本次调查中核心家庭最多，占总体的半数以上，其次是主干家庭。

2、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特点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亲子关系往往重于夫妻关系，家庭生活的重心往往注重的是独生子女的成长。孩子生活和需要成为父母交流的主要话题"孩子成人离家后的中年空巢家庭又常常与女性生理上的/更年期。男性心理上的中年危机。以及社会现实中的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等变故交织在一起形成多种影响。独生子女离家，父母还要为其求学就业结婚提供经济支持，这批中年人所受的中小学教育不正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缺乏自我调节和沟通的知识和办法，对父母来说经济负担有增无减"由于超负荷，身体和心理健康风险也随之增加。

二、对独生子女家庭提出的建议

1、独生子女父母方面

在目前的新形势下，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独生子女父母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加强老年人自养的意识。其一，独生子女父母应当加强老年危机意识，他们一方面可以趁自己年轻有丰厚经济收入时拿出一部分购买商业保险或存在银行中，以防止年老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2、独生子女方面

第一，独生子女要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强化自己的养老意识敬老、尊老、爱老、思想在我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更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优良的传统，解除父母的后顾之忧。第二，独生子女尽量选择与父母就近居住。目前造成独生子女父母空巢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子女们与父母的居住地相隔较远，而居住地较远就会导致子女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照顾老人，造成老人日常生活的困难以及精神上的空虚，因此，独生子女应尽量选择与父母就近居住，从而能在父母养老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支持

三、对政府养老服务建设提出的建议

1、积极促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中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漏洞，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的今天，没有专门针对独生子女父母所设立的养老保障制度，政府在这方面应当加大研究力度，减轻独生子女父母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负担！扩大养老保障制度的实际覆盖面积，提高现有养老金水平。

2、设立独生子女父母专项基金，解决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问题

不同居住方式下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需求是不同的，政府应当设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专项基金，对经济条件不好的独具老人进行经济补贴，对子女不在身边照顾而又无力承担家政服务中心照顾费用的老人提供紧急援助。另外，对独居老人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尽量减少生活中的不便。

3、拓展独生子女父母社会参与的途径，提高其社会参与度

在社会活动的问题上，政府应当大力发展老年文体娱乐事业，多组织老年文体活动，积极鼓励并引导老年人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减少老年人因一个人生活而产生的寂寞感，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的质量。在老年人再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当大力拓展老年人在就业途径，在老年人就业与中青年人就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扫清老年人再就业的障碍。

4、加强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法律建设

目前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赡养老年人还只是靠亲情和伦理道德在维系，并没有将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纳入到法制体系当中，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对独生子女赡养老人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特别是针对独居老人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律依据，在法律上解决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后顾之忧。

5、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业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因此国家应当积极鼓励。引导老年服务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对发展老年服务业和养老产业的单位采取税收优惠措施，提高人们发展老年产业的积极性，另外帮助单位培训专业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提高老年产业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大力支持社会资源投资老年产业，提高老年产业的社会化程度。

6、制定政策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空巢

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空巢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独生子女与老人就近居住。政府可以考虑增加子女与老年人就近居住家庭购买住房的优惠条件，对就近居住家庭的子女和老人提供一定数额的住房，医疗以及养老补贴，从物质上刺激子女选择与父母就近居住。

7、加强传统思想宣传，塑造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除了在物质上、经济上以及法律上的努力外，政府还需要在思想上对独生子女加以引导，加强赡养老人思想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重新树立敬老、尊老、爱老观念，弘扬传统孝道观，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良好的养老意识。

四、对城市老年服务体系的完善提出的具体建议

1、加强老年服务体系社会化建设，大力引进社会资金

社区和养老机构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资和自身创收来维持自身的经济运作，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加快自身的社会化建设，让闲散的社会资金集中到一起为养老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2、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

在社区和养老机构增加的基础上，增加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的投入。在商品社会中较高的工资待遇才有可能引进高水平的人才，所以投入资金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养老服务事业人才的引进。

3、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增加服务内容

社区和养老机构在关注老年人生活和身体健康的同时还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多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同时还要多组织老年文体娱乐活动，在组织活动室要充分调动老年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他们成为整个活动的主角，较少老年人的寂寞感。

4、建立养老服务网络，加强体系内部与体系之间的交流

现代社会是一个网络化的社会，各个社区和机构应当把养老事业也纳入到网络中，真正的形成一个体系，各种养老经验和养老人才在这个体系中达到真正无障碍的交流，使城市老年服务体系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社会支持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 2008（9）.

2、《城市失业女性心理状态对再就业的影响研究》，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论文

集 ，2008（7）.

第6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十二五”；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展望。

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又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一个滞后的最薄弱的环节，被看做是深化社会保障改革中最难解决的热点问题。十七大提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目标。而随着国家《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中国“十二五”时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将步入快车道。尽管，在新形势下“，新农保”有国家的保驾护航，但它的圆满实现，还面临着诸多障碍。

一、当前中国“新农保”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制度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期间，在集体经济的背景下形成的养老保障制度的统称。为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农村养老保障开始向社会化方向迈进的标志。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基本历程大致经过探索、试点、制度化、分类推进、改革创新等阶段。2009 年 8 月 18 日，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9 月 1 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新农保”方案），这标志着中国在消除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新农保”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三方筹资新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新农保”方案实施以来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开始试点，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和4个直辖市纳入国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参保人数达到1.03 亿，其中，约有 2 863 万 60 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享受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基础养老金，制度覆盖面达到 24%[1]。但是“，新农保”在试点推进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缺陷。

1.新农保全面铺开有很大难度。首先，新农保支付标准低，严重影响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按照现行的物价水平，55元很难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如果按照一人一年交 100 元，国家补贴 30 元，交足十五年以后，个人账户积累额 1 950 元，按照现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每个月领取 14 块钱，即使按照最高档次每年交 500 元，十五年后每月也只能领取 57 元，加上国家基础养老金55 元，最多每月也只能领取 112 元，实际的养老保障功能难以真正发挥。这对于参保意识不强的农民来说，其积极性更低。其次，新农保的设计偏重于农村留守人员，忽视了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两大群体，使得制度的有效覆盖面进一步降低。

2.财政投入总量不足。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是资金筹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集制度安排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 由于“新农保”在资金筹集上对地方政府间的职责没有明确界定，可持续性筹资存在风险，最大的难点是集体补助能否落实。一是对于集体经济薄弱的地区，集体补助的压力难免转嫁于农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没有财力进行“新农保”补助。二是地方财政补贴也存在隐患，对于财政情况不好的地区，财政补贴压力显而易见。三是由于公共卫生、医疗技术的改进和个人健康意识的提高，未来农民死亡率将降低，寿命增加，政府是新农保的主要出资人和最终担保人，其所承担的聚合性长寿风险加大。目前，中国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领域存在缺位现象，财政投入总量不足的问题。

3.统筹层次较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新农保”是以县级为单位开始试点，统筹层次也局限在县级。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各地的缴费标准、待遇计发和基金运营也不同，就会出现各地制度多样化和碎片化趋势，同时基金保值增值也受到制约。具体表现在：（1）统筹层次过低，就无法进行资金调配使用，导致各地负担苦乐不均。（2）统筹层次过低，还会导致基金规模小、增值渠道不畅、管理机构过多、监管成本较大等问题。基金管理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当前，由于近年来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很大的压力。

4.可能出现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问题。尽管，“新农保”在制度设计上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但也有可能出现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问题。原因是，“新农保”设计的缴费标准是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2]

。农民本身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进行选择，同时允许地方增设缴费标准，可以向上增设，也可以向下增设，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但是，只有富裕的农村居民才可能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这样就会出现农村部分富裕的居民缴费越多，地方政府补贴也越多，最后得到的养老金也越多，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实现“十二五”时期“新农保”事业愿景的对策。

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除了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要考虑农村社会分层、文化、伦理、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因素。随着农村银色浪潮、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等因素进一步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把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 11 月 1日零时，全国内地人口总数为 13.4 亿。其中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3.26%，总数 1.79 亿，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8.87%，绝对数接近 1.2 亿，老龄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3]。“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三个新特征。然而，中国是在未富先老、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国情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养老保障工作增加了新难度。为此，本研究提出六项解决对策：

1.合理界定地方政府间的筹资责任，解决资金难题。资金短缺成为农村养老保险的瓶颈，应该多种形式解决资金难题。从过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运行实践看，中国地方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筹资分担比例一般是4∶3∶3，即省级财政负担40%，地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 30%。这种支出责任划分，在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问题不大，但在贫困地区，不少县级财政还是“吃饭财政”，要这些贫困县拿出配套资金来实施“新农保”难度较大。为使“新农保”顺利实施，应根据中国现行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安排和支出责任安排的定位，地方各级财政的分担比例应为5∶3∶2，即省级财政负担50%，地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 20%。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确定上述分担比例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各级地方财政可根据自身的财力情况，对农民养老保险补助标准进行调整。对一些还处于“吃饭财政”的地方，省级政府还应加大对这些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这些地区的“新农保”顺利实施[4]。

2.健全法律法规。中国目前处于经济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变化中的经济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具有不稳定性，农民对政府出台养老保险信任度不高，对国家政策的频繁性变化不知何去何从，这就要求国家对于农村养老有一部稳定性的法律，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农民们都会积极主动投保。同时，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公民和政府双方的权利，同时也是双方的义务，要以《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尽快建立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得以规范化。尽快出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务实操作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以法律形式明确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守的原则、主要内容、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支付标准、基金的运营情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监督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各地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保护。

3.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农民转变养老观念。改变传统观念是养老保障社会化的基础。广泛深入地宣传是引导和促成这种意识转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要解决部分农村居民的“短视行为”。由于“新农保”提倡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村居民参保，不强行实施，这就可能还会出现部分农村居民由于个人的“短视行为”，只顾现在消费，不管将来保障而不愿意参保。如何解决农村居民的“短视行为”，是“新农保”面临的一个难题。政府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借助各种新闻媒介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且把引导社会公众向社会化养老倾斜。向农民宣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他们认识到养老保险既可以保障自己老年的生活，也可以减少子女将来的负担，从而使广大农民从传统的家庭保障意识向现代保障转变，使农民真正认识并体会到养老保险与他们的切身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要想使所有农民都能理解、支持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必须认真做好扎实细致的宣传普及工作，引导农民转变思想，由“要我保险”向“我要保险”转变[5]。

4.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统筹层次越高，风险越分散，养老越有保障。“新农保”从一开始实施就应该提高统筹层次，而且现阶段实行省级统筹为好。“新农保”在省级范围内实行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防止出现“碎片化”现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以保障农民年老后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而建立的基金，是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金。如何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是一个难题。目前，国际上社保基金投资的去向有四种：债券、股票、不动产和实业投资。多数国家的投资集中在前三项。投资股票虽然收益高，但风险也高。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股市出现系统性风险，国内 A股也难以独善其身。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安全性应该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收益性。我们一方面可以引入商业性机构，让其竞争来获得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作工作。在商业性机构对养老保险运作的过程中，政府要通过专门的管理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及其运作状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国家政策和社会宣传，不断的增加政策性收入，获取捐赠和赞助收入以及其他各种非经营性收入来辅助养老基金增值。此外，在基金营运过程中还要注意合理安排投资结构，在不影响基金总体安全的前提下，将少部分资金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行业，这部分投资风险虽大但收益率高，增值作用非常明显。

5.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提高养老基金管理、监督和营运，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农村养老保障金应当实行收支分离方式，由公民个人、村委会及政府部门共同监督，面对社会公开，允许农村集体或个人的上访查寻和校对。在监督上，乡村精英应发挥着巨大作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切实履行职责，制定完善新农保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存储、筹集、上解、预算、划拨、发放进行实时监控和定期检查，并定期披露新农保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加强社会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加强新农保资金的收入、支出、结余的监督，加强对新农保资金的财政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试点地区新农保经办机构和村民委员会，每年在行政村范围内对村内参保人缴费和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6.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以地域差异为划分标准分类推进养老保险的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项社会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公益事业，要在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稳步、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从发展趋势分析，依靠农民自身及农村集体的资金积累是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基本途径。但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地区之间、农户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区之间的农村养老模式、保障水平不一，切忌养老水平和筹资标准搞“一刀切”。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积极建立适合自身程度的基础养老保障体系以对付农民的老龄风险；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应该再根据各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物价指数、生活消费指数等指标加权计算出相应的缴费层次，所有推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地区对应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层次确定保险费率，收取保险费。因此，在制定农村养老保障政策时，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性等，立足于农村实际，区别对待，合理制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养老保障目标、标准等，稳步、适度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农保实现农村养老社会化是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除了上述对策之外，还要注意解决新农保与其他保障制度衔接不畅问题。众所周知，为保障新农保的畅快实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仅有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尽力减少管理漏洞，尽量避免出现管理真空，防止出现衔接不当引发不稳定因素，保证制度的整体性和长期发展的统一性，防止新农保碎片化。最后，一支有效而清廉的新农保队伍是完成农村养老社会化是系统工程的生力军。为此，要加大对农保专业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的力度，提高农保专干综合素质，以适应新型农保工作的要求，最终实现“十二五”时期“新农保”的事业愿景。

参考文献

[1] “十一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状况：31 省区市出台老年人优待政策[EB/OL].人民网，

[2]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EB/OL].

[3]马建堂解读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EB/OL].人民网，

第7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开招标课题（ADNY201415）

作者简介：马芒（1957-），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广泛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然而，在该政策执行30多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7.95，且持续偏高态势明显；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轻人口亏损加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制“一孩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王金营等认为需放宽二胎政策，严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2]。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学者的理论观点，国家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作为国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继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调整方案，并逐步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改变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时间不长，学者们主要通过人口预测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效应进行分析。孟令国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在“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对“单独二孩”和“完全放开”两种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预测[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推算2012年独生子女规模对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了分析[5]；易富贤等利用队列组元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6]；乔晓春利用“六普”数据和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数据，采用队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未来人口预测[7]；袁磊等通过设定总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个方案来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8]。不难发现，人口预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涵盖的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方法、数据统计推算方法和人口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多数研究基本还只关注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时设定的参数并不完备，或设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全国层面的人口预测居多，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是寥寥无几，也就没有将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预测模型当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设定三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依据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并测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以对2014-2035年农村人口结构发展形势进行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调整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步骤，在政策调整初期进行农村人口结构的初步预测，既能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估，为未来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农村地区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准备提供一个参考，以规避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风险，保证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鉴于国家在2014年和2016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预测区间设定为2014―2035年，时间范围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调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能够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育政策的调整实质就是生育率的调整，本文将政策调整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以确定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态。根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六普”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33和1.18，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3、1.64和1.44，农村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2～0.3个百分点。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认为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回升到1.8，但不会超过2.0，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带来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会回落稳定，维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基数较大，受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前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过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而农村则为2.0～2.1。

结合近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实际，设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三种方案及各方案下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由于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数据，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总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变，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实行三种方案，总和生育率也依据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动，具体设定如下：

方案一：假设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间生育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设定2035年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0。设定方案一主要考虑到目前政策调整的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参照方案来反映政策调整后农村未来的人口发展变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分为3个区间，2010-2013年维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变，2014-2020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进一步升高，并逐步稳定。从而可以设定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开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稳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当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变，2014-2015保持“单独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提升，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会逐步达到2.0，并在2035年达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种方案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模型参数设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为15～49岁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设在预测期内生育系数即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生育系数的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gi，t=bi，t TFRt i∈[15，49]（9）

将（9）式变形，则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15～49岁各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基准，根据（9）式测算出生育系数，进而根据已设定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和（10）式来估算出2014-2035年农村15～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别比

与我国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107，1990年达到最高，为116.5。随后，在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但出生性别比仍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复平衡，韩国用了27年的时间让出生性别比从最高恢复到正常，降低10个比值左右[9]。根据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即使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无法很快消除，恢复性别结构平衡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

据此，本文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别比达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方案三则为109。而根据2000、2005、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全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79、118.88、117.96，农村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较缓，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且按照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农村出生性别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比值左右。据此，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9.5、110，中间年份按逐步下降趋势进行线性插值（见表1）。

（三）死亡参数

1.平均预期寿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1岁一组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编制出2010年农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农村地区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5.84岁，其中男性人口预期寿命73.18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78.50岁。以此为基础，结合联合国期望寿命增加值预测方案，对我国农村地区分性别0岁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进行推测，但由于其给出的是每5年的增长值，其他年份的预期寿命则通过线性内插法获得（见表2）。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与计划生政策调整的联系甚微，最终假设三种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变化趋势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学家通过大量的人口数据发现相邻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存在着规律的联系，据此编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科尔和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莱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国比较适用于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据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与预期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测算出上述相应预期寿命下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一般来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高，则其各年龄的死亡概率会随之下降。

（四）迁移参数

1.迁移水平。陈彦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呈“S”型曲线，可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1]。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2000-2013年城镇化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A表示城镇化发展极限值；a表示积分常数；b表示增长参数；t表示时间。为便于确定模型回归参数，令a=lnA?c，b=lnd，其中c为模型回归结果中的常数，d为系数。

则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的预测数据，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极限值A为80%。借助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估计方法，进行参数c和d的估计以及未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估计结果为：

U=801+222.4?eln0.933?t （13）

据此，可计算得2014-2035年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见表3。

2.迁移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会对农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在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时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化模式即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迁移率进行测算。

本文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参照王金营提出的“乡-城”人口转移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1]对分性别“乡-城”转移人口年龄别转移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鉴于预测时间较短，本文假定各年龄组乡城迁移人数占乡城迁移总数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的分性别年龄别乡城人口转移率不变。

四、人口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不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妇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积释放，从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和参数值，可以测算出三种方案下2014-2035年农村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在预测期内，方案一中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数会出现阶段性增加，然后平缓下降。在2021年，三种方案的出生人口数出现最大差值，分别为658.89万人、790.40万人和879.22万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要比政策不变多出生220.33万人。但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实施并不会带来农村出生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21年达到生育峰值后，预测期内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不会给农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长期的，能使人口发展更加符合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化，在维持201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一中，农村人口总量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为67 384.97万人，之后便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35年为66 913.06万人。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人口总量在预测期内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且因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方案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总量在2035年将增至69 304.49万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农村人口总量为70 371.10万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万人（见表4）。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在预测期内扭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口日益衰减的趋势，促进农村人口总量的增加。

（二）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方案一中，农村0～14岁的少年儿童比重从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变化率为-4.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迅速上升，2035年达到24.08%，变化率为-12.26%，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严重，且进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幅度稍小，变化率为-2.08%，2035年为15.9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3.24%，变化率为-11.42%，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有所缓解，但依旧严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率为-1.02%，2035年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变化率为-11.07%，人口结构较方案一、二又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表5）。

第8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 案例研究

一、新和成、华润三九承担社会责任解读

新和成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对股东和债权权益保护、对职工权益保护、对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五个方面分类叙述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类别。华润三九社会责任报告则从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职工权益保护、供应商与客户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公共关系与公益事业这六个方面来叙述。

通过分析社会责任报告可知，两者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都非常全面，但新和成更侧重于员工的社会责任保护方面，华润三九更侧重于公共关系与公益事业。两家企业均未在失业员工的安置方面考虑。在计划性方面，华润三九优于新和成，但在实际行动力方面新和成却显得更加有力。新和成的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每一年都有较大进步，而华润仅在社会公益方面有所加强。2011年度，华润三九社会责任报告更是一反常态表得非常空泛，无法显示更具体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不免让人怀疑其社会责任承担的行动力。

二、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分析

（一）影响因素。

首先，从影响药品消费的三大因素——人口、收入、医疗体制出发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仍然处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医疗保健等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将保持持续上升。中国全民医保正在实施，政府投入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也将形成长期支撑。其次，中国医药企业几乎全部以仿制为主，和其他多数制造业一样，产品大多处于低端，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目前改变外资单独定价的呼声渐高，从长期发展看，最具有成长为行业中优势企业的潜力。

（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本文选取如下与社会责任相关的财务指标作为对新和成、华润三九这两家企业分别对各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定量评价。

从对投资者的责任来看，新和成与华润三九的利息保障倍数在2007-2009年都较高，2009年以前华润三九均高于新和成，但在2010年，新和成稳步提升的同时华润三九跌幅较大。在两家企业首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年份2008年中，两家企业在各项指标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在对员工的责任来看，新和成的员工薪酬福利率在2008-2009下降的原因为员工薪酬增幅小于公司净利率增幅，而华润三九2010年看似有所提升却是因为净利润的下降导致应付职工薪酬所占比例上升。对供应商的权益保护方面，两个企业都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上，而新和成的周转率还稳中有升，说明其良好的偿债能力。在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方面，新和成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在2009年转正为负，且2007-2010波动较大。华润三九在2010年度也变为负数。在对社区与环境的权利保护方面，两家企业均有所涉及，但却未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出每年具体的数字，对我们的分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根据仅有的几个数据，我们也能看出新和成与华润三九在环境与社区保护方面能算得上是行业顶尖。

综上，虽然新和成与华润三九资产规模相当，两者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都非常全面，但新和成在细节与全面性上更优于华润三九，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情况新和成强于华润三九。

（三）履行社会责任后财务趋势分析。

查看两家企业2007-2010的年度财务报告，可以明显看出，新和成的营业收入总是在华润三九水平之下的，在2009年行业遇到经济不景气、下游消费行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华润三九的短期抗压能力高于新和成，但新和成却显示了其独有的恢复能力。在利润方面，新和成仅在2007年时低于华润三九，但从2008年度开始新和成便全面超过华润三九，即便在2009年销售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也高于华润三九，见表5。可见，在净利润方面，新和成比华润三九实现得更好。

三、结论和局限

本例中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浙江新和成在2008年开始优于华润三九，两者主营业务成本与营业外支出波动幅度均较小，可见企业净利润减少并不是因为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引起。新和成的净利润由2007年低于华润三九，到2008-2010年持续领先华润三九，可以看出浙江新和成与华润三九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结合本文的案例以及以往学者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第9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关键词：甲、乙类传染病；趋势分析；防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R51

文献标志码：A

为了解上海市松江区传染病发病趋势和流行特征，为今后制定传染病防病对策提供相关依据，我们对1953―2008年松江区甲、乙类传染病疫情资料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疫情资料来源于松江区1953―2008年历年传染病疫情报表及疫情资料汇编。人口资料来源于松江区公安局人口统计资料。

1.2　疾病分类

限于资料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对甲、乙类传染病的划分依据2004年12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播途径，将传染病分为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性传播疾病；甲类传染病中的鼠疫无病例历史记载，霍乱只有20世纪80年代后有疫情数据记载；急性病毒性肝炎(简称急性肝炎)由于早期未分型，本资料全部归属肠道传染病；性病、肺结核从1990年开始按乙类传染病进行报告。

1.3　分析方法

将1953―2008年的疫情数据按不同年代分为6个时段，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利用EXCEL 2000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传染病流行强度趋势

1953―2008年松江区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共22种计277 753例，死亡病例共13种计1502例，年平均发病率为1049.59/10万，年平均死亡率为5.68/10万，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呈递减趋势。50、60年代疫情位居历史高位，其中60年代为最高峰值；70年代后疫情大幅下降，2000―2008年为历史最低值，与60年代峰值相比，平均发病率下降89.94％，死亡率下降91.07％；70年代环比降幅最大，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58.21％和70.97％(表1)。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以1978年各年龄组人口数为标准人口数，对2005―2008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标化。标化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与实际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表现一致(表2)。

2.2　不同传播途径传染病趋势

50、60年代呼吸道、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历史高位。呼吸道传染病疫情70年代后急剧下降，90年代肺结核开始报告，疫情有回升趋势。若剔除肺结核，90年代呼吸道传染病平均发病率为5.64/10万，2000―2008年为7.59/10万，其最低值与峰值相比，下降99.26％。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自90年代以来维持高度散发水平，其平均发病率最低值与峰值相比，下降99.97％。肠道传染病70年代明显上升，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疫情已大幅下降的呼吸道和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80年代后疫情开始呈下降趋势，2000―2008年平均发病率历史最低值与70年代峰值相比，下降88.62％。90年代起实施性传播疾病报告，其后疫情呈显著上升趋势，2000―2008年平均发病率与90年代相比，上升58.39％(表3)，报告病种有淋病和梅毒，艾滋病为报告死亡病种。

2.3　传染病谱和顺位

各时段的传染病谱和顺位都有不同。1953―1969年疟疾、麻疹、白喉、百日咳、流脑、乙脑等急性呼吸道和虫媒传染病发病猖獗，是危害我区人民身体健康的主要传染病；70年代后，急性呼吸道和虫媒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而急性肝炎、菌痢、伤寒副伤寒等肠道传染病发病上升，成为当时区域优势病种；进入90年代后，淋病、梅毒、肺结核疫情呈显著上升，新传染病(艾滋病、HIV感染者)突破零报告且有发展之势；流脑、乙脑、出血热的发病率虽得到有效控制，但死亡率仍位居各时段前5位，表现出其较高的病死水平(表4)。

2.4　主要传染病趋势分析

2.4.1　计划免疫相关疾病　白喉、流脑、百日咳、乙脑、麻疹、脊髓灰质炎在50、60年代流行严重。随着免疫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自80年代后白喉无新发病例和死亡报告；自2000年后百日咳无新发病例报告，7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脊髓灰质炎自90年代后无新发病例报告，8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流脑在60年代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145.54/10万，2000年后降至0.11/10万，下降了99.92％，其死亡率从60年代的5.79/10万降至2000年后的0.02/10万；麻疹在50年代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558.10/10万，80年代后疫情得到控制，但2000年后平均发病率呈现回升趋势，9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乙脑虽不是区域优势病种，但其死亡率在1953―1999年均居传染病死亡前5位，2000年后无死亡病例报告(表5)。

2.4.2　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相关疾病　疟疾平均发病率在50、60年代位居一、二顺位。60年代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1259.54/10万，70年代疫情大幅下降，2000年以来维持历史最低水平的0.22/10万，7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出血热平均发病率在70、80年代处于历史高位，90年代后疫情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仅有散发病例发生(表5)。

2.4.3　急性肝炎　急性肝炎疫情在50年代只有1958年和1959年有报告记载。自70年代以来一直为我区高发传染病之一，70年代为流行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542.91/10万，死亡率为2.14/10万。2000年以来疫情保持历史最低水平，平均发病率为66.41/10万，死亡率为0.35/10万。最低值与峰值比较，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了87.77％和83.64％，降幅小于呼吸道和虫媒传染病(表5)。

2.4.4　痢疾　菌痢的平均发病率位居各时段传染病前5位，除2000年后疫情出现明显下降外，其余时段均表现出其较高的发病水平。2000年以来未发生死亡报告。阿米巴痢疾60年代平均发病率的高峰值为50.43/10万，70年代后疫情大幅下降，2000年后平均发病率降至

0.06/10万。死亡病例除60年代有报告外，其他年份均无死亡报告(表5)。

2.4.5　伤寒副伤寒　和菌痢疫情相似，50―80年代伤寒副伤寒疫情呈现高位波动态势，90年代后疫情下降明显，2000年后维持历史低发病水平。8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表5)。

2.4.6　霍乱　只有1989、1994、1995和1999年有病例报告记载，其中1994年报告病例数84例，其他年份均为个位散发病例，无死亡报告(表5)。

2.4.7　淋病、梅毒　疫情均呈上升趋势。淋病2000年以来平均发病率位居各传染病首位，梅毒疫情2000年后上升明显，平均发病率是90年代的16.31倍(表5)。

2.4.8　肺结核　肺结核的平均发病率自90年代以来位居传染病前5位，死亡率在90年代位居死亡顺位第二，2000年后位居第一(表5)。

3　讨论

从本文分析可知，50多年来松江区传染病疫情表现为以下特征：①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呈递减趋势，与有关文献报道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漏报率检查结果显示，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工作不断加强，自90年代以来漏报率稳定在1％以下，表明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的下降是可信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成就。2005―2008年的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结果表明，实际死亡率普遍高于标化死亡率。间接反映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死亡率的影响。标化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与实际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表现一致，也说明用实际发病率和死亡率能够合理地反映50多年来我区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趋势。②传染病谱发生变化。50、60年代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占主导地位；70年代后转变为肠道传染病占主导地位；90年代后性传播疾病和肺结核疫情明显上升，尤其是2000年后，淋病、梅毒、肺结核成为区域高发病种，疾病谱变化与上海市其他区的报告基本一致；流脑、乙脑、出血热的发病率虽得到有效控制，但死亡率仍位居各时段前5位，表现出其较高的病死水平。③甲类传染病、免疫规划相关传染病、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一些多发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如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血吸虫病、疟疾、流行性出血热基本消灭或区域性消灭；霍乱、麻疹、流脑、乙脑等得到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痢疾、猩红热、伤寒副伤寒等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

综观历史，我区传染病防治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现阶段传染病依然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疫情动态又表现出新的特点：①在我区，性传播疾病、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近几年发病率居高不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每年均有新发和死亡病例，且其传播途径也由以前在高危人群中以吸毒、经血感染传播为主转变为主要通过性接触在一般人群中传播。②一些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突发事件在学校、幼托机构和工厂企业中时有发生。③随着松江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数量迅速扩张，流动人口传染病的防治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其流动性较大，居住环境较差，卫生知识较缺乏，免疫接种有空白，给传染病的防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其传染病发病也会对本区居民健康造成不良影响。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跨地区、跨国界传染病的输入，也会使我区出现新发或罕见、少见传染病病人。如近几年报告的登革热、流脑、乙脑、疟疾等疾病，大多为境外输入或省外传人性病例。⑤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传染病高度关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可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稳定，面对目前严峻的防病形势，我们应与时俱进，制定和完善传染病防制对策，加强防病工作基础建设，提高疾病预防和监测水平。①加强医务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对传染病的鉴别和诊断水平，做到对传染源的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②深化疫情监测体系，完善传染病预警预测工作。不但重视来自医疗机构的传统症状监测信息，还要重视收集和分析来自社会媒体、实验室结果、兄弟单位及周边省市等渠道的相关信息，为发现新传染病或警示传染病疫情提供更多途径。③从疾控中心和各级医疗机构的人员建设、制度建立、工作协调、质量考核、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着手，夯实基础预防工作，建立良好的工作平台。提升传染病防制水平，以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④开展重点、多发传染病危险因素及防病机制调研，寻找积极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把危害我区人民身体健康的优势传染病控制在最低水平。⑤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使民众加强对传染病的自觉防范意识，促进人群健康行为的养成。使其他相关部门能够承担起各自责任，形成全社会积极支持和参与传染病防病工作的局面。⑥重视来自民众的公共卫生问题呼声，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防病工作。⑦经过实践证明，免疫规划工作在传染病防制中具有举足轻重，事半功倍的作用，是消灭和控制传染病的最有效途径。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计划免疫工作，让更多的群体能够接种相关传染病疫苗，建立良好的人群免疫屏障，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4　参考文献

[1]李秀君，康殿民..等.1963―2005年山东省部分法定乙类传染病发病趋势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07，13(5):414-415.

[2]张世宏，王国荣.舟山海岛1953―2006年传染病演变动态研讨[J].疾病控制，2007.11(5):526-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