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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1990年间,非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大大超过世界人口1.7%的年均增长率),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为1700万。据统计,1950年非洲人口仅有2.2亿,1980年即达4.3亿,在3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到1990年底,非洲大陆人口已达到6亿,大约是1950年的2.8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00年非洲人口将接近8亿,到2025年将达到16亿。
非洲人生育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据统计,非洲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6.5个,而拉丁美洲妇女则生4个,亚洲3个,发达国家2个。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
同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趋于老龄化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呈现低龄化趋势。据统计,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非洲总人数的50%,有些国家甚至高达70%,60岁上的人仅占非洲总人口数的5%。在今后十几年,随着更多的妇女进入育龄期,非洲将始终保持生育高峰,人口增长率将居高不下。
在非洲,除搏茨瓦纳、埃及、突尼斯、塞舌尔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高于经济增长率,致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目前,非洲大陆约有1/3人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28个国家被列为世界最穷国家。
人口的迅速增长还导致非洲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非洲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0.5公顷下降到1987年的0.3公顷。人口不断增长,对木料及燃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非洲每年约有380万公顷森林被毁,约占非洲大陆森林总面积的1.8%。由于乱砍滥伐、过度种植和随意放牧等原因,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反常,旱涝灾害不断出现,失去植被保护的地面不断扩展,沙漠化现象日益严重。据估计,撒哈拉大沙漠每年以六七千米的速度向南扩展。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预计,从1975年到2000年,仅水土流失一项就将使非洲粮食产量下降25%,越来越多的人将处于饥饿状态。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大约55%的人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35%的儿童营养不足。1990年,70%的非洲人至少得过一种疾病,目前,非洲人均寿命为53岁,是世界最低的。
现有的教育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猛增的需求。据统计,35%的国家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40%,整个非洲有20%的男孩和38%的女孩无法进入小学,中学的失学率更高。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最近估计,非洲大陆约有3.6亿文盲,占非洲总人口的60%,占全世界文盲总数的40%。
由于耕地减少,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内罗毕、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等非洲城市的人口增长了7倍。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6倍。据非洲经济发展中心预测,到2000年非洲国家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将达60个,而1950年只有1个。
城市人口极度膨胀使失业状况日趋严重,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水电、卫生、教育、商业以及其他设施无法满足要求。80年代以来,非洲失业率一直在40%左右,由于失业严重,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猖獗,以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摘 要 题】可持续发展
【摘要】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sustained rapid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to some degree,the national economy grows at the expen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has also suffered from problems caused by rapid growth.This artiele analyses the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population quality,us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some strategies are advanced.
【关 键 词】可持续发展/因素分析/战略构想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actors analysis/development strategies “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应与资源保护相结合,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目的是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利益,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理论最早出现于1980年联合国规划署(UNEP)委托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LUCN)起草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的文件中[1]。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和具体,“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已从一开始注重生物方面,扩展到注重包括环境、经济、等各个相关因素,并使之相互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应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1]。”在过去的20年间,经济经历了空前的城市化和令人瞩目的化过程,其经济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9%,确立了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形象,但是,按照“生态—经济—社会的指标”进行衡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料显示,如果从GDP中扣除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大大降低,甚至可能是零增长。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从宏观上看有人口及其素质问题、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以及环境问题。
一、中国人口及其素质
(一)人口众多,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的原因,我国人口基数大。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而使人口的增长率得到明显的下降,以至到1998年降到1%以下,但2001年的最新统计表明全国人口已达到12.95亿,而且今后平均每年新生人口仍高达2100万,自然增长人口达1350万。虽然我国资源丰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按人口平均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应该看到,我国人口有70%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贡献主要来自城市,上海已经趋近零增长,而农村,尤其是内地较贫困地区生育率仍然很高。有资料表明:1990年,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达1.8亿以上,农村就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近36%,据全国1%抽样调查资料,截止到1995年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率达16.48%,农村(县以下)则为19.66%。城乡人口结构失衡,导致整体国民素质的低下,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表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小学生为43%,中学生为108%,大学生为300%。中国的人口结构必然会影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增长方式的改变,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湖北省农村抽样调查队早在1986年对湖北省农村调查发现,文化水平不同的家庭人均收入呈明显的梯度差异,对人口本身的数量发展也有重要作用,生育率与文化的高低成反比是普遍。我们应从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的初级循环模式向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的高级模式转变。
(二)人口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首先是粮食供给的压力。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托·布朗发出了到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的世纪警告,他预测届时中国的粮食缺口将比世界粮食贸易总量还要大[2]。这种观点尽管有些夸张,但目前我国的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全家一年吃不上一次肉的情况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见,人口增长产生了粮食供给的巨大压力。
其次是就业压力。农村人口比例过高,素质偏低,由于耕地面积有限,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化进展缓慢,城市吸纳劳动力的速度慢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速度,因此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突出显现。
可持续发展不仅指GNP的增长,还意味着贫困、失业、收入不均等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而我国人口众多,整体素质偏低,给就业、、住房、能源、、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各方面造成很大压力,也是许多贫困地区难以脱贫致富的重要原因,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引发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资源的利用
(一)矿产资源
总的来说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矿种配套程度比较高的少数国家之一。截至1993年底已发现168种矿产资源,其中151种探明储量,20多种在世界上具有明显优势,大宗矿产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储量。但人均占有量少且各种矿产都有一些劣势。
石油后备不足,储采比逐年大幅下降,年产量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严重制约了我国的。我国煤炭资源非焦煤多,焦煤少,焦煤中又以气煤为主,肥煤、焦煤和瘦煤比重很小,同主要产煤国相比,煤层赋存条件差,地质构造复杂,适于露天开采的资源量小,开发和采掘难度较大。我国金属矿产资源丰富,但贫矿多,富矿少;单一矿少,共生矿多;大矿少,中小矿多,地区分布不均。
我国已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依据这一发展战略。下表列出了对15种矿产品2000-2050年的需求量。
2000-2050年15种矿产品的需求量
矿产种类2000年需求量2020年需求量2050年需求量
粗钢(亿吨)11.1 1.8 2.8
原煤(亿吨)14.0 17.4 29.0
原油(亿吨)1.82.9 5.8
天然气(亿立方米) 3001556 3113
水泥(亿吨)3 4.5 7.0
铝(万吨) 225 464 722
铜(万吨) 120 198 308
铅(万吨) 40 85 132
锌(万吨) 80 146 227
金(吨)293 456
硫(万吨) 928 1447 1929
磷矿(万吨)35004045 5393
钾盐(万吨)462 732 976
盐(万吨) 35004666 7257
铀(吨)42005324 21296
资料来源:转引自吴家正、尤建新所著《可持续发展论》第87页。
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及上述表格数据,对于2000年的目标,矿产资源基本上能保证供应;对于2000-2020年的经济发展,形势极有可能会发生逆转,大部分矿产将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对于2020-2050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所面临的资源需求绝大部分完全无法保证。可见,矿产资源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水、耕地、森林和草原资源
1.水资源 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全国多年平均淡水资源总量为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很低,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衡,开发难度大,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全国缺水城市因缺水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00多亿元,如西安市在缺水高峰期约有700多家工矿限产、停产,产值达20多亿元。缺水矛盾也日益突出,西北和华北地区,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水污染使本已有限的水资源越发紧缺。
2.耕地资源 我国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不足2.0亩,不及世界水平的1/2[3]。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化、城市化的发展,我国非农业用地迅速增加,耕地逐渐减少,矛盾已十分突出,全国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东南沿海一带仅半亩左右。节约用地,保护耕地应引起全民的高度重视。
3.森林和草原资源 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4%,人均森林面积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5%。用材林的消耗量仍然高于生长量,森林质量不高,大片森林继续受到任意破坏。森林资源的短缺还加速了土地沙漠化的进程。对草地资源采取自然粗放的经营方式,乱开滥垦,草地沙漠化严重,动植物遭受破坏,生产能力不断下降。
由上述对资源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可见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过度耗费及破坏为代价的,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再获得。资源补充不足,质量下降,数量减少,呈退化趋势,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空心化现象。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重视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开发,可再生资源的增殖补充,否则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持续下去。
三、环境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条件,对发展具有推动或制约的作用,一旦人类活动对环境污染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环境污染就会成为危害人类的严重问题。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后果是三废产生、噪音污染、水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我国空气污染十分严重,大气中悬浮物浓度和二氧化碳含量居世界第一,这两者都是煤燃烧的副产物,而煤是我国主要的燃料;另外,汽车尾气排放也是大气污染源之一,这与我国汽车制造业过时的技术、低排放标准及不良的道路设施等因素是分不开的。我国600多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不足1%。我国水污染也很让人担忧,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药和化肥污水没经过适当处理直接排放,使河流变成阴沟,湖泊变成污水池。调查表明,27个最大城市中只有6个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其中23个城市地下水不符合国际标准。据统计,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对人体健康的损失价值为417.3亿元[4]。
环境与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和谐,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由于不具备改善环境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而造成恶性循环。
由上述可知,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起到了制约作用,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采取切合实际的战略。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
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速度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达到此目标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战略。
(一)人口战略
基于中国人口众多而整体素质较低的现状,制定人口战略时应注重从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两方面入手。
首先,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已经把人口控制在13亿之内;2010年争取控制在14亿之内;2030年争取实现零增长;21世纪最大规模不超过16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要侧重宏观人口数量的调控,并同时运用行政与经济政策手段,避免采用一刀切政策,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同时,要加大力度,提高人口素质,包括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其重要政策手段就是实行科教兴国。普及全民,特别是对落后地区和人口,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间,加强对妇女的教育,提高全民的社会意识和知识水平,既可使其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又可增强就业能力。加大智力投资,加快技术进步,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人是知识技术的主要载体,技术进步的源泉之一就是对劳动者的教育。舒尔茨提出: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归因于教育的发展,教育大大提高了劳动的质量。由教育所得的报酬至少与非人力资本所得的报酬一样高,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在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家庭负担,解决老人晚年的后顾之忧,转变“养儿防老”的旧观念。
(二)资源战略
进一步完善资源核算体系,全面客观衡量各种资源的储备情况及未来潜力;促进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的建立,资源有偿使用的前提是进一步理顺资源产权关系;合理界定资源的所有权关系,确定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从根本上抑制我国资源日趋衰竭的趋势;制定合理的资源价格,修正以往的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政策,改变人们的消费需求和对资源的浪费。
逐步建立资源利用的市场体系,加快扩大土地、矿产、海洋等资源的有偿使用范围,初步理顺资源利用的租税费关系,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资源管理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除规定可以实行划拨方式外,其它资源的利用应采取出让、租赁等有偿使用方式提供;经营性资源使用应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提供;协议出让、租赁国有资源,要在协议前评估,协议价格集体决策,协议结果向社会公开。原划拨资源使用权流转和改变用途,如不再符合划拨供地范围,必须有偿使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抓紧制定集体建设用地及资源的有偿使用和流转管理办法;积极推进资源有形市场建设,完善交易规则,加强市场监管和规范。同时严格矿业权市场管理,依法有偿出让探矿权、采矿权,规范流转行为;积极开展探矿权和国家出资形成采矿权招标、拍卖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机制,大力培育矿业资本市场。
目前我国已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正抓紧完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价格和矿业权价款评估及处置管理,健全资源性资产的收入分配机制。同时加强地价管理,大力开展城市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的更新与平衡。进一步理清产权关系,加强土地、矿产等资源性资产的运营监管。
(三)环境战略
首先,政府应该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手段保护环境与治理环境污染。并比较各种手段的特点、成本和收益,对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管制标准。尤其要加大经济手段的运用,将保护环境与治理污染与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相结合,发挥经济手段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在不突破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实现环境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实现总产值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同时,政府也应积极推动体制创新和技术革新,全方位综合整治环境污染。
其次,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改变现有GDP核算体系,变现存GDP为“绿色GDP”。目前,我国在对GDP进行核算时并未将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考虑在内,从客观上导致环境污染这类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得以存在与蔓延,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形成巨大压力。今后,应逐渐改变这种现状,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纳入GDP的核算中,如果是环境污染,其所造成的损失则要从GDP总量中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核算方式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国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也曾提出国民收入核算的新指标,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W,Net Economic Welfare)[5],即以是否改善了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对现存GDP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对环境负外部性所造成损失的扣除。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但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具体运作中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如定性指标难以量化与数据来源问题等。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变现存GDP核算体系可以改变经济主体的环保意识,引导生产与消费行为,切实将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并将其内化到经济主体自觉的行动中,而且思想观念的改变本身就是极大的进步。
【】
[1]谭崇台.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郭熙保.经济发展与政策[M].北京:出版社,2000.
[3]世界资源报告[R].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论文关键词]出处人口性别;传统文化;农村家庭;劳动力
广西地处我国的南部,是汉、壮、瑶、苗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地区。2000年“五普”时,广西农村人口占71.87%;就业人口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占到77.7%。因而,农村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广西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要解决好农村的问题,不仅是农村经济问题,还有农村的人口问题,其中包括人口的数量和质量。
自从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广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下降,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伴随而来的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男女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按照统计学理论,正常范围应为103—107),并且一直居高不下: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0.69、2000年为125.57(排在全国第6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显示,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1.24。广西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尤为严重,2000年“五普”时,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6.50,因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是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根源。人口性别结构失调将给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农村男孩偏好有着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联系的内在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与社会、经济、文化、伦理以及政策诸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一、文化教育落后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传统性别偏好
文化因素是影响人口性别偏好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一些人对生育男孩有着强烈意愿的原因在于他们深受包含“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在内的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婚育上的表现就是男孩偏好。在现代社会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本身已经接受了科学及现代文明的洗礼,基本上消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性别观念和封建思想。但是,现代社会中也还存在着文化素质偏低的人口,由于接受现代教育较少,传统文化和封建思想依然在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文化特质仍然沉积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决定着他们在婚育中偏好男孩的性别价值取向。
由于广西教育发展不平衡,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2000年“五普”时,广西农村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人口仅占0.46%,小学及以下文化教育程度的人口占94%,农村人口中文盲率高达6.04%。这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人口或者没有进过学校,或者过早地离开学校,在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更多的时间是跟随他们的父辈一起生活在文化贫瘠的乡村,而知识贫乏的父辈对他们的后代没有能力进行文化教育,也不可能播撒现代文明的意识,只能灌输一些朴素的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使得年轻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祖祖辈辈的习俗,传统婚育观念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偏好男孩的色彩普遍较为浓厚,致使性别因素仍然是他们生育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性别问题仍然是这些农民生育需求中最核心的问题。2008年,我们对广西农村地区的615个家庭进行了调查,存在男孩偏好的家庭占92.4%,对“为什么生男孩”问题,回答“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占67.5%。由此说明,生育男孩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大众生活中,确实还能够带给一些人和家庭的正常理性思维难以感受到的荣耀感和心理满足。尽管我国早已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村人口自身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有限,不能从民族利益的高度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升到社会角度来认识传统生育行为的危害性,在强烈偏好男孩的生育意愿下,他们难以做到自觉自愿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了生育男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违法生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超生问题较为严重,我们调查的615个家庭中,56%的家庭存在超生问题。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文化生活水平不高而且有一定的封闭性、边缘性和落后性。
实际上,农村农民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没有完全真正地融人到现代文明社会之中,“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不仅影响他们的生育行为,而且这种影响还延伸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歧视女性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歧视反映在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一些农村地区的“村规民约”中包含有对女性不公正的因素,农村地区有女无儿户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纯女户招婿入赘有时遭到不少阻力,农村出嫁妇女或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等等。因此在农村,即使物质生活富有了,如果文化生活得不到有效的改观,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依然落后,男孩性别偏好也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较大的改变。
二、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体力劳动
技术人才缺乏是农村各地农业生产经营的普遍现状,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主要根源。通过高考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很少再回到乡村生活工作,而一些农业院校毕业的学生,直接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也不多,农村生产一线实际上缺少高学历的农业专门技术人才。“五普”时,广西农村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0.46%,就说明了这一点。“普九”教育虽然使农村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辈有知识、有文化,但是这些中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回乡后基本上都是从父辈那里学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法,还是从事传统农业的耕作。尽管当今农业不断有新技术新产品出现,但是技术人才缺乏的农村普遍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无法让潜在生产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其结果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低而不能有效地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虽然实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相对于过去得到了很大发展,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20多年来农民的生产经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模式上,仍是一种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的小农经济,家庭依旧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在自己承包的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各自种植着跟传统农业没有多大差别的农作物。由于生产经营缺乏整体计划性,无法形成产经销一条龙的规模效应,这种生产状况除了能够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外,缺乏市场导向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绝大多数是廉价产品,由此造成了农民收入多年来增长缓慢,农民只能依靠增加产量来增加收入,这就需要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不断地进行耕耘,以保证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
由于以家庭为生产基本单位的经营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农村集体组织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真正发挥,农业生产缺乏协调和规划,家庭承包户独立经营,缺乏合作,客观上增加了农业机械化的使用成本,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应用。在我们调查的615个家庭中,除了少数家庭有手扶拖拉机外,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没有其它大型的机械化农具,而且拥有手扶拖拉机的家庭也主要用于运输,极少用于耕作,农业的生产工具还是以传统的农具为主。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的现实,决定了体力劳动还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方式,也就是说具有体力优势的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占据着主要地位,男性劳动力仍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这种过度依赖简单体力劳动的生产模式,本身效率低下,为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产量的增加,对于每一个生产单位——家庭而言,都希望拥有较多数量的体力劳动力。农业生产对体力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客观上增强了农民家庭生育男孩的欲望。
三、男孩偏好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有关
2007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人为3224元,2008年上半年广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158元,而同期广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2200元,7271元。农村与城镇相比,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提高,但增长不快,也远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的收人水平。目前,广西农业经济普遍仍是一种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的小农经济,农民缺乏商业意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仅进行传统种植,这种没有考虑市场需求的生产方式,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条件下,纯收入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承包的土地既要解决温饱问题,还要顾及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显得十分困难,更无法进行A身的经济积累,年复一年,经济状况终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经济基础始终薄弱,由此也使得农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当有限,农民家庭在面临来自自然或市场的风险时,生活水平和质量将受到严重影响。因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是农民主要的后顾之忧,在经济基础薄弱和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劳动力多数的农村,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有健康强壮的劳动力,这是以体力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最有效措施,这种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农民产生男孩偏好的现实利益基础。
目前,广西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还不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正处在初始阶段,而养老保险实际上在农村还没有开展起来,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了解,农村家庭中,多数家庭参加了“新农合”,而参加养老保险的家庭极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就医看病问题,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中,只解决温饱问题而缺少经济剩余的农民家庭,因病、因残或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后的生活仍然缺乏保障,特别是农村的养老问题,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不能靠个人储蓄养老,在“男娶女嫁”的传统背景下也不能靠女儿养老,“养儿防老”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仍然是首选的家庭养老方式。没有儿子的农村老人就有可能成为孤寡老人,因此养育儿子既是为了应对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又是为了老有所养。在对广西农村615个家庭的调查中,农民回答“生男孩的好处”时,57.3%为“养儿防老”。由此可见,偏好男孩的生育动机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性别偏好,在社会保障还不完善的条件下,还有其实际需求和未来利益需求。
【关键词】自愿加班;劳动监察;集体谈判;加班费计算基数
近年来,无论是在珠三角地区还是长三角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都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劳动现象,劳动者积极主动要求加班、找工作时将企业是否有提供加班作为首选应聘条件,而企业也将禁止劳动者加班作为对劳动者的惩罚措施。典型的有如下几个案例,如2013年7月23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约200多名白班员工因富士康严格遵照劳动法规定控制员工加班而集体停工一天;2012年3月30日,当富士康在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承诺,将于2012年5月份将每月加班时数从80小时降至36小时时,其员工纷纷表示考虑跳槽;同时,在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佛山市华鹭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数百名员工集体罢工要求加班。
为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国家立法严格控制企业安排劳动者加班,但劳动者如今却自动放弃休息权,积极主动要求加班。为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会普遍出现此现象呢?对于该现象我们应如何评价?上述问题是本文分析解决的重点。
一、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的社会危害性
(一)影响劳动者自身健康
1. 加剧“过劳死”风险。劳动者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体,具有其自身的生理规律和生理缺陷,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注定不能成为终日生产的机器。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过劳死的现象引人关注,有关报道更是屡见不鲜。对于“过劳”的诱因,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很少运动”是主要诱因,其次是“工作时间过长”。劳动者长时间工作,日积月累,在身体方面因缺乏充足的休息、锻炼而导致免疫力下降以致加大“过劳死”危险;而在心理健康方面,劳动者因缺少与他人沟通交流、自我娱乐等调节时间,导致精神压力难以排解而引发精神“过劳死”。目前,基于精神上“过劳”所引发的自杀已成为“过劳死”的一大标志。典型的是在今年4月24日及27日富士康“静音模式”诱发两名员工自杀及富士康“连跳门”事件。
2. 增加工伤事故发生几率。劳动者长时间工作,由于缺乏必要的休息时间恢复损耗的生理机能,从而容易引发工伤事故。对于加班与工伤事故之间的直接关系,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在2011年到深圳、东莞地区的医院进行长达一年的工伤探访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受伤工人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1个小时,每周工作6-7天;在受访的225名受工伤工友中,只有50人不超过法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其中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受伤人数最多,伤势最严重,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的工人受伤程度最轻,人数也最少。”实际上,对于加班时长与工伤事故之间的紧密关系,国外亦有研究显示,“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人相比,工作时间过长工人的工伤相对危险度增加61%,长工作日(>12h)的工伤相对危险增加37%,长工作周(>60h)的工伤相对危险度增加23%。
(二)降低劳动者家庭幸福感
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是此长彼短的关系,即劳动者工作时间越长,休息时间越短。休息时间,不仅是劳动者休闲、自我增值时间,更是劳动者与家人共处、沟通、履行家庭责任的时间。然而,劳动者由于过长时间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及沟通,容易导致孩子身心健康畸形成长,易引发少年犯罪率。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指出,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占其中的70%,并有逐年上升趋势。同时,长时间工作还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关系冷漠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大大降低劳动者家庭幸福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经济发展之影响
1. 扩大失业率,不利于社会和谐。恩格斯曾言,“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往往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对于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我们可从两个典型例子得以论证:第一富士康在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对其调查的报告中承诺,2013年7月前将工人每月加班时间80小时减少至36小时,并且为了在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同时维持产量,将大幅扩招工人;第二法国“加班费免税”机制在2011年6月失业率猛增的情况下被其国民炮轰。劳动者一天自愿工作十几个小时,等于占用了两个工作岗位,造成了部分人的失业。当劳动力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人们不能通过自身的劳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时,则最终可能因温饱问题走向犯罪,扰乱社会治安稳定。
2. 劳动力再生产质量下降,加重企业用工成本,阻碍经济发展。劳动者经常性加班,由于缺乏必要的休息时间恢复损耗的生理机能,不仅容易导致劳动者职业病发生或工伤事故,加大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赔偿成本;同时亦会使劳动力再生产效率与质量下降,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产品需不断地予以翻工或修补。每个企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子单位。因此,企业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与效率之下降,必然影响整个社会劳动力生产质量。
3. 劳动者自愿加班放弃休息权,违背国家宪法保障劳动者人权理念,对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努力是一种打击。劳动者自愿加班,实质上是劳动者放弃休息权的一种表现。休息权,既是生存权又是发展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对此,我国《宪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具有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义务,即“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劳动者自愿放弃休息权,不仅违背宪法保障公民生命、休息权的宗旨,有违社会公序良俗,更是对国家积极保障公民人权实现之努力的打击。
二、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加班费溢价比例高
理论上早已证明,劳动是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而生产关系的要素价值在于,可以参与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享有对产品利润的分配权利。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所有制、产业结构及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资本的力量逐渐增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要素价值逐渐被忽略。同时,资本的强大导致单个工人向老板显示劳动要素价值、要求参与产品利润分配时往往被拒绝,故劳动者在企业初次分配中仅能获取最低的工资。由于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工资较低,而延长工作时间的单位工作时间的工资高,加班高收益驱使劳动者积极主动超时加班。这正如马克思在1872年提到的“所谓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就会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
(二)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者被迫自愿加班。
对于劳动定额的确定,目前主要由我国《劳动法》第37条“对于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依据本法第36条规定的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予以规定。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性,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行政部门对企业的劳动管理依法监督,国家取消对企业劳动定额的管理,这给用人单位在劳动定额方面留下巨大操作空间。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自行制定超于劳动者能力、且在8小时基本工作时间内均不可完成的定额工作量。因此,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工作任务。
(三)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者“自愿加班”缺乏监察职能。
为了保障我国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实施,劳动法赋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加班问题予以行使监察职能:(1)当企业拒付劳动者加班费时,劳动行政部门责令企业限期支付或在企业逾期支付时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2)根据劳动法第90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我们从劳动法规定可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加班现象监察的范围仅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情况。对于劳动者自愿加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无权监管。由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通过让劳动者签订自愿加班协议书或者要求劳动者填自愿加班申请单而变相安排劳动者加班,从而规避劳动监察。
劳动者自愿加班的原因种种,其中还受限于劳动者自身的价值观及所处环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往往来自于农村,离乡背井孤身进城打工,由于缺乏家人的陪伴及没有照顾家人的压力,工作成为其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活动及寄托。同时,农民的家庭总体收益观念促使劳动者以家庭总体收益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而不计算单位时间收益,并且在劳动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不会太在意雇主的得失。由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所获得的总体收益可观,因此,劳动者不会计较单位工作时间内工资收益,而倾向于通过加班获得内心满足。
(四)反思及建议
劳动者自愿加班,虽然使其自身在短时期内获得一定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该行为不仅给自己身体健康带来巨大隐患,而且给社会和谐亦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劳动者自愿加班放弃休息权亦是法理不容的,因此,我们应该控制劳动者自愿加班这种现象的继续蔓延。对此,我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努力:
1. 加快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
劳动者自愿加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即基本工资)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及实现个人发展。劳动者之所以忍受这么低的基本工资,并非基于激烈的就业压力而对用人单位提出的劳动要求委曲求全,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允许劳动者集体与企业平等议价的平台。虽然我国已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但由于该制度对协商陷入僵局之情况缺乏规制,用人单位往往因缺乏工人行动压力而马虎对待劳动者工资诉求,从而导致该机制流于形式。
集体谈判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法。集体谈判机制与以“劳资利益一致论”为理念集体协商机制不同,其是在承认劳资双方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建立的以劳工三权(即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争议权)作为构建基础的劳资集体博弈机制。其中,团结权的目的在于使弱势劳动者形成组织力量,与雇主平等谈判,而争议权在于当集体谈判陷入僵局、破裂或雇主拒绝谈判时,劳动者通过集体停止提供劳动,迫使雇主妥协;而集体协商机制缺乏争议权的保障,无法让雇主坐上谈判桌,正式劳动者的诉求。
集体谈判机制,较于劳动法的刚性立法,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劳动者可与雇主通过集体谈判平台,就工资、劳动定额等劳动条件予以谈判,在谈判中寻找双方利益的均衡点,协调彼此利益冲突。
2. 完善我国加班费计算基数立法,增加企业加班成本
为了确保劳动者休息权,劳动法通过标准工时和法定最高加班工时制、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法定义务及用人单位确有生产经营需要加班时需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制度设计等措施来抑制加班。但是由于我国工会缺位和劳动者与单位具有从属性特点,加班的协商机能仅流于纸面。加班工资支付制度,在其具有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的特点方面理应具有抑制企业安排劳动者超时工作的作用,但实际效果非但不明显,加班费更成为劳动者积极主动加班的源动力,并成为劳动者工资结构的重要部分。
实际上,我国加班工资支付比例(工作日加班150%;周末加班200%;节假日300%)远高于国际标准的125%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譬如美国150%、意大利110%、加拿大工作日加班150%、节假日加班200%、韩国150%等。因此,在我国加班工资支付比例明确的前提下,决定企业加班成本高低的关键因素在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我国《劳动法》第44条虽明确规定加班工资支付比例,但对计算基数规定模糊;同时,各地方立法及司法实践均承认,只要加班费计算基数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则计算基数可通过书面约定实际工资直接包含加班费。因此,劳动法对计算基数规定模糊及地方的做法均给用人单位留下诸多降低加班成本的操作空间,譬如,通过薪酬管理扩大津贴、补贴或奖金等项目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之方式来减少基本工资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而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略高于最低工资的数额作为基本工资数额,以此在劳动合同约定上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再以此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因此,加班费计算基数立法缺陷及实务操作中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不仅抵消了加班工资支付比例高带来的高额用工成本,而且其所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如此低,反倒增强了劳动者主动加班的意愿。因此,我国必须完善加班费计算基数立法,明确加班费计算基数,发挥劳动法设计企业加班费支付法定义务的立法目的,限制企业安排劳动者加班,从而限制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
3. 加强劳动行政的监察职能
劳动者休息权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亦是重要人权,国家应采取积极行动予以保障。同时,宪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赋予公民休息权,则国家就是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义务主体。因此,劳动行政部门虽然法无授权对劳动者自愿加班予以监察,但基于宪法要求国家承担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法定义务,劳动行政部门应将企业让劳动者签订自愿加班协议、没有特殊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应劳动者要求允许其加班的情况纳入监察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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