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

第1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重点清洁生产节能减排问题建议

2005年始，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第16号令的要求和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关于印发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的通知》（环发[2005]151号）文件精神，以及环保部下达我省“双削减”指标，陕西省环保厅开展了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截止2009年上半年，共有102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产审核工作，其中有63家企业通过了陕西省环保厅组织的清洁生产评审验收。通过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使企业达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也为陕西省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

1陕西省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从2005年起，陕西省环保部门依法推进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从提高认识入手，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搞好清洁生产培训；增强技术力量，大力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管理措施，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清洁生产工作不断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

2.1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和《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的标志着将强制清洁生产审核纳入了全国环境保护管理，带动了清洁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推进。针对评审验收工作，主管部门还制定了《清洁生产审核技术评审打分表》，使评神验收工作做到规范、公正。

陕环发〔2007〕15号《陕西省环境保护局关于调整陕西省环境管理体系咨询中心职责的通知》中明确陕西省环保厅委托陕西省环境管理体系咨询中心负责指导全省清洁生产工作。这结束了以往省内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管理分工不明确的状态，为更好的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2.2咨询服务机构不断壮大，宣传培训工作稳步推进

为了规范我省清洁生产咨询机构的审核行为，确保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质量。省环保厅对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咨询机构进行了摸底核查，对机构的咨询人员的资质进行了核查，了两批共15家有资质的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的名单。其中有高校研究所、有省级、地市级环保科研单位，还有外省清洁生产中介机构，覆盖范围较广，水平较高，为我省清洁生产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利用多种形式、多途径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省内环保部门和国家清洁生产中心联合举办了3期“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举办“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陶氏化学清洁生产合作示范项目”陕西培训班2期，还与政府其他部门合作举办多期清洁生产培训班，例如协助咸阳市政府举办“创建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培训班”、与省工交办行业指导处联合举办“陕西省建材行业清洁生产培训班”等。在企业内部举办多期清洁生产审核培训班，紧密结合企业实际、结合节能减排，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讲解清洁生产理念、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和技巧，提高了企业资源意识、生态意识、节能意识和环保意识，改善了环境行为。促进企业转变生产经营管理理念，使资本收益率提高与自然资源收益率提高统一起来，推行清洁生产成为减排有效方法之一。

2.3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有力的促进了节能和减排

环境影响大的一批重点企业强制清洁生产审核得到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方案及资金投入不断增加。根据对48家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统计，已经实施的1952项无低费方案和263项中高费方案。无低费方案投入费用4525.645万元，年产生经济效益26088.68万元,投入产出比1：5.76。中高费方案投入费用155380.3万元，年产生经济效益46700.514万元。节约新鲜水3190.2115万吨/年，节电10253.666万KWh/年，节煤5478.9862万吨/年，节约蒸汽11012.395万吨/年。减少废水排放446.5586万吨/年，削减COD 5094.916吨/年，削减SO2 49289.005吨/年，减少烟尘、粉尘排放1323.33吨 /年，减少固废排放69.2万吨/年。总的来说，重点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减排。

3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突出问题

尽管我省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潜力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尤其在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3.1与节能减排工作结合不够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提出了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三大措施。而清洁生产运用全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从原辅材料、设备、工艺、过程控制、产品、废弃物、员工、管理等八方面生产的全方位入手从根源上解决高耗能、高污染的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忽视清洁生产在减排中作用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其在节能减排中的潜力，甚至有的地方没有考虑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实施清洁生产进行减排，政府部门和清洁生产咨询机构没有深入研究清洁生产形成的减排量如何计算、怎么核定。政策制定也忽略了如何将清洁生产形成的减排量部分纳入年度新增减排量问题。没有将清洁生产与节能减排相结合，实施清洁生产也缺乏动力。

3.2综合协调机制尚不完善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缺乏协调，一定程度上存在部门单打独斗或者推而不动的局面。由于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于现在限期治理、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等相关的政策法规的衔接不力，环保系统内部也没有形成合力。

3.3企业积极性不高

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方案主要从“达标”“减污”角度提出，虽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著，但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企业吸引力不足。一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目的仅仅是通过验收，未能有效开展持续性清洁生产。甚至，有一些企业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存在抵触情绪。

3.4清洁生产审核激励机制尚待完善

政府缺乏对清洁生产引导性资金的支持，清洁生产资金投入不足，没有清洁生产专项资金。鼓励推进清洁生产必要的技术进步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信贷政策还不完善，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审、验收缺乏必要的行政事业经费，无法保证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质量。

4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建议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为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4.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继续加强宣传，提高对清洁生产审核的认识，特别是提高地方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者的认识水平，使大家认识到:实施清洁生产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引导企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化工业道路的具体行动。

4.2加强协调形成合力

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与地方经贸委或发改委的合作，共同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环保部门还要与其他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更多支持。要理顺环保系统内部部门间的关系和职责，建立一个统一的跨部门的清洁生产审核协调管理机构，并且将清洁生产审核的政策制度与总量控制、限期治理、排污许可证等其他方面环保法规和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推进清洁生产的合力。

4.3加强人员培训建立资格管理制度

清洁生产审核方案能否实施，实施的效果如何，既与企业本身有关，也与清洁生产方案的质量有关。因此必须加强中介机构和咨询服务人员的能力建设，提高审核工作质量，这就要求加强人员培训、制定中介机构从业标准，研究建立对从事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工作的有关人员实行职业考核。

4.4加大对清洁生产审核的政策支持力度

坚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参加清洁生产审核。各级环保部门应利用各种资金渠道帮助企业落实中高费用方案。在排污费的安排使用上，要向企业通过审核的清洁生产方案尤其是中高费用方案倾斜，也可以采取设立专项资金、清洁生产奖惩办法等多种措施。拨出专门经费支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评审验收和监督检查工作。

4.5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和节能减排紧密结合

国家环保部印发的《“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办法(试行)》(环发［2007］124号)中对如何将清洁生产审核同污染物减排相结合进行了初步探讨，指明了对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而确实达到减排效果的项目如何核查、认定、证实等原则性规定，例如在二十七条和三十一条中分别规定:企事业单位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方案达标排放或完成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协议，并通过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清洁生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评审、验收而形成的新增COD、SO2削减量。这些定性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实施清洁生产的热情，但是，其形成的削减量如何核算，还需要进一步量化和明确。也需要环保部门和咨询机构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通过清洁生产实现节能减排的崭新途径。

第2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1 对援助理论的研究

援助容易使受援国对援助国形成依赖，最终造成恶性循环。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2010 版）把对非洲的详细援助分为几个阶段，最后得出援助不起作用的结论，对非洲而言是有害的。研究了援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援助造成的恶性循环，形成援助依赖，援助不是永恒的，提出应该制定系统的终结援助计划，渐渐地减少系统援助，以其他金融方案替代援助，最后实现没有援助的世界。

国外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方面研究了援助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援助理论主要由补充论、减贫论、结构调整论。美国援助政策的设计者罗斯托，是补充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理论在西方影响甚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提供援助，这是补充论的核心内容；1966 年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和斯特劳特(Alan M.Strout)提出了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必要性，成为传统的外援理论的基础，最初的对外援助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给予资金援助；减贫论主要代表理论是“增长中再分配”理论和“基本需求论”，前者是由世界银行和—英国色赛克斯大学提出的，后者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论者认为受援国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如体制不健全等；二是政府的能力问题。

政治学援助理论有研究两个重点，即援助国的援助动机和政治作用，政治学援助理论主要有三个，即剥削论、关怀论和国家利益论。激进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依附理论，其兴起于发展中国家，并在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的认同，代表人物主要有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激进主义者认为，剥削和掠夺成为援助国的最主要的援助动机，援助行为使受援国对支援国形成一种长期依赖，在经济和政治上长期受到援助国的控制。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从人道义务论和正义论两个角度来解释援助国的援助动机，道义原则要比政治经济利益更能解释对外援助动机，从道德责任的角度解释援助理论。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切形式的对外援助行为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其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援助行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末，社会交换理论创立，社会学援助理论开始兴起，提出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从交换论视角看，援助的实质是援助国与受援国都希望在交换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但通常在实际行动中以人道主义作为旗帜来掩饰自己真实的目的与动机。

2 对人才培训理论的研究

首次提出培训理论的是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勒系统的论述了科学培训对企业和员工个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员工而言，培训能够提升其专业素质，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对员工进行培训能够提高企业效益。泰勒认为企业要进行科学管理，就要遵守科学管理的普遍原则，即培训。

贝克尔在研究在职培训时分析了分析了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贝克尔认为一般培训不仅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而且能够提高受训员工的边际生产力，同时对其他企业也有用处；完全一般培训培训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益，其他企业边际产品也会同幅度增加，但在实际分析时，贝克尔只对完全一般培训进行了分析。特殊培训能够更高提高提供培训企业的效益，完全特殊培训对其他企业的效益完全没有影响。

二、国内研究综述

1 “智力援疆”的研究综述

(1) 对“智力援疆”机制的研究

海外引智对发展经济、促进人才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韩成、李引安在《新疆引智发展现状与引智机制创新研究》（2013 年）中对从国外引进人才对口支援新疆做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引智过程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把海外智力援疆作为工作重心，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外引智工作实现了建设新疆人才队伍的援助目标，对口支援新疆取得丰硕成果。

(2) 对“智力援疆”政策的研究

援疆政策执行存在偏差，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援疆政策依法执行。罗斌在《当前智力援疆政策实施现状研究》（2011）一文中分析解读智力援疆政策在哈密地区的实施情况，提出智力援疆政策在执行上缺少法律制约，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并提出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政策依法执行、实现多元化的政策实施路径等措施进一步改进援疆政策。

2 援外人才培训的研究综述

援外人才培训是一种加强与受援国政治经济合作的行为，通常采用多种培训模式。安阳在《中国援外培训历史及问题浅析》中认为“援外培训即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及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多、双边的渠道，采用培训、派遣专家或接收留学生等多种形式与受援国展开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向受援国传授知识及经验，以加强两国合作的方式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提出并运用实例分析援外培训通常采取的几种模式的实施效果及优缺点，普遍采取的模式包括开办官员研修班、技术培训班等，此外还启动了如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等多种援外培训项目。

援外培训项目在管理中存在不足，需完从多方面着手完善管理机制。张瑛在《J 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援外培训项目管理研究》中以某援外培训基地为例，分析其培训现状，并从国家层面和培训内容设计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分析，项目执行缺乏统一的规范；从培训内容层面分析，内容设计与培训需求存在矛盾；教学资源缺乏、管理机制不成熟、后续回访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并从完善制度，规范援外培训管理、做好培训需求评估、培训内容的设计符合援外培训需求、完善援外培训师资库及实训基地库的建设，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团队建设、完善跟踪回访机制，强化目标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议对策。

第3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在巴罗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回归方法分析发现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负,同时计算出了使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宏观税负约为18%,这高于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税负需要适当降低,但减税空间并不大。文章进一步对所得税、流转税和财产行为税的减税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各税种对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效应是不同的。最后,针对加强减税效应、扩大民生支出和发挥增税效应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税负经济增长减税

第4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近期，山东省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点确定了“10+1”项目，其中“1”就是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事项最少、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三最”环境，为重大工程提供支撑和保障。淄博市“三最”城市建设起步早、改革力度大、创新举措实，依托深度优化营商环境，在助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积累了经验。国务院先后两次通报表扬淄博市“三最”城市建设经验，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也对淄博老工业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予以肯定。为更好地融入泛济青烟综合试验区，淄博市将以“三最”城市建设为总抓手，充分发挥在“放管服”改革中的制度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通过持续深入抓好机制创新，使淄博成为全国、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改革试验田，以营商环境的最“优”、“双创”环境的最“活”，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服务保障。

一、主要做法

近年来，淄博市始终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作为加快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综合施策，强力推进。特别是201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高标定位，提出了在省内打造“行政审批事项最少、行政服务效能最高、行政收费最低”的“三最”城市目标，主要领导亲自抓，并连续两年将其作为全市“十个新突破”的重点之一，实行每月调度、考核、排名、通螅各项工作精准持续发力。

（一）“减”字当头，大力推进“三最”城市建设。2015年，淄博产业结构转型步入关键期，转型阵痛持续蔓延，经济增速连续排名靠后，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新节点，市委、市政府勇于创新突破，敢于担当挑战，提出了打造“三最”城市的任务目标，对标全省各市，在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压减审批收费方面进行横向比较，最大程度地精简压缩，制定了《淄博市“三最”城市指标体系》。截至目前，审批事项由300余项精简为124项；平均审批时限由12.75天压缩到3.61天；审批收费由47项缩减为17项。用审批权力的削减、服务效能的提高换取了全市营商环境软实力的大幅提升。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到34.5万户，同比增长16.8%，较商事制度改革初期的14.5万户，增幅达到72.4%。去年，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24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7%、9.2%，经济社会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二）创新服务，切实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改革的纵深推进，倒逼政府部门改变固有观念，创新管理体制，为新动能的培育发展营造最优的发展环境。淄博市在全省较早实施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改革，以此为基础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管理。一是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横向联接市直部门、纵向联接区县的全市政务服务“一张网”。通过精简审批要件，优化流程、压缩时限、网上审批系统升级等，最大限度满足“最多跑一次”的技术和制度条件，截至目前，市级“最多跑一次”行政许可事项比例达到93.7%，区县平均78.07%。同时，在全市开展省市县镇村政务服务体系“五级联动”改革，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二是创新实施投资项目联合审批和市、区县远程视频联审，通过视频联审，审批时限由过去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压减到最少17个工作日即可办结，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13个项目涉及投资1048.31亿元的视频联审，该项工作在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中得到通报表扬。三是探索实施区域化评估评审，对产业发展方向明确的功能园区，提前完成规划环评、震评、水土保持等评估评审报告，变“单体评价”为“总体把关”，实现成果共享，截至目前，全市占地174亩的17个功能园区均实施了区域化评估评审，累计吸引投资项目130余个，项目平均节约评估成本超过70%，节约时限超过80%。去年省政府在淄博市试点基础上以正式文件在全省推广。

（三）强化监管，建立协同联动监管机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破除困扰新经济领域的审批障碍，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切实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市场运行的事中事后监管上来。淄博市先后出台了《行政审批批后监督检查暂行办法》和《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全面推行“双随即一公开”监管，去年全市开展随机抽查6772次，随机抽查对象总数5.1万个，有效规范了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推进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严格规范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制度，依法对0.9万户企业、6.3万户个体工商户、4.4万名失信个人进行了公示，形成了强大的信用监管威慑力，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四）“零成本”创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创新是引领新动能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最终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上。2016年，淄博市着力实施“零成本”创业工程，积极构建起政策引导、平台搭建、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依靠创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出台《淄博市鼓励“零成本创业”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着力打造信息、指导、培训、融资、孵化五大平台。在启动资金、住房补贴、贷款担保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顶尖、高端、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技术在淄博创（领）办新企业进行创业的，分别给予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向创业者提供3年免费使用的创业场所、“零租金”住房或3年租房补贴；对顶尖、高端、高层次人才和大学生创（领）办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担保贷款，由市、区县政府所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分别提供最高1000万元、800万元、500万元和100万元的担保支持；对入驻各类创业载体的大学生，每年选择200个优秀创业项目，给予每个5万元的资金扶持。截至去年，全市创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13家，其中省级示范7家、市级示范6家，总面积达42.5万平方米，入驻企业3000余家，新增贷款15.4亿元，扶持创业5774户。

二、经验启示

从当前情况看，制约新动能发展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瓶颈，有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方面的问题。深度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淄博市委、市政府适应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题中之义。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淄博“三最”城市的品牌已经叫响，完全可以作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样本。总结淄博“三最”城市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符合新旧动能转换规律。新动能具有技术更迭快、业态多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网络化、发展个性化、要素成果分享化等新特征，现有的一些经济领域的制度、政策和管理规则已难以适应新动能蓬勃发展的需要，甚至在部分领域成为阻碍新动能发展的束缚因素，迫切需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从了解情况看，很多新兴领域发展最需要的不是扶持，而是“松绑”，需要在服务和监管两个方面推进新一轮改革。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主要依靠力量是企业，淄博持续减少审批事项、提高审批效能目的就是要为企业“松绑”，注重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着力形成生产要素聚集的洼地效应，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流向淄博。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符合发展新动能趋势的要求。面对新旧动能转换课题，许多地区纷纷围绕培育壮大新动能制定方案意见。主要做法就是两条：一方面是明确新幽芊⒄怪氐悖推动相关领域加快突破；另一方面就是着力营造有利于新动能发展的制度环境，而且第二方面的措施越来越多。因为面对新旧动能转换初期，谁能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技术创新的发展，谁就能适应的好，谁就能赢得主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通过“放管服”改革，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内生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生产率，释放新动能的发展空间，促进旧动能的改造提升。淄博在“三最”城市建设中，进一步借助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减税降费，在审批时限上进一步压缩，审批上更加方便，时间上更加便利，也就能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迫切需要。过去审批式、选择式的产业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动能培育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调整，要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围绕产业迈向中高端、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等目标，加快推进管理方式、理念、目标等的全方位转型。“三最”城市建设突出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理念，大幅减少事前行政审批、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变管理为服务，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法规调整、标准规范等方面政府服务的科学性、灵活性和针对性，为新动能的培育壮大、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

三、有关建议

（一）尽快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共享共用

目前，在公共数据共享方面，各部门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条块割裂，网络互联互通不畅，业务系统缺乏协同，数据开发利用滞后，难以有效共享，特别是电子文件、电子证照、电子签名、电子档案在中的法律效力不明确，严重制约了网上办事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浙江、江苏在推进省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依托阿里巴巴技术支持，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方面取得不错效果。浙江省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在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大数据应用。建议国家、省出台大数据相关管理办法，破解上述难题，充分利用政务服务网功能，推进整合各部门系统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业务系统，进一步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群众少跑腿，切实降低制度易成本。

（二）推进新动能领域权责下移

中央对“放管服”改革提出要求，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继续加大放权力度，“全链条”取消或下放。要结合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工作，将新动能领域的权责同步下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改革的试错容错机制。建议以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为契机，将一些由国家、省实施的权限下放到先行区，给先行区更大的市场主体准入空间。在经济建设、养老、医疗等以及其他新动能领域争取国家、省更大放权力度，在项目立项、土地使用、安全生产等领域享受更多的省级审批权限，激发新动能领域市场主体活力。

第5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上给全省做了代表性的发言，创立的、创新的“办事不求人”机制，全社会很认可，写进了省政府工作报告、全省在推广。下面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脱贫攻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领导讲话稿资料，欢迎参阅。

按照市政府第49次常务会议的重点安排和崔市长的有关要求，我们召开全市落实“办事不求人”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推进会。当前，六个已脱贫摘帽县区正在开展脱贫攻坚普查，进展良好，能够如期完成;三个未摘帽县认真开展脱贫攻坚“3+1”冲刺清零和“5+1”专项行动，从我挂牌督战的几个村看，也能全面完成，这是我们收获季节最大的收获。

在脱贫攻坚工作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召开这个专项工作推进会，主要我们的“放管服”改革工作推进缓慢。陇南在今年省上召开的全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上给全省做了代表性的发言，创立的、创新的“办事不求人”机制，全社会很认可，写进了省政府工作报告、全省在推广，但是我们写进省、市政府工作报告这项核心目标任务，事关民生、事关普惠政策的大事，在全市有欠账、在各个县区有欠账、特别在各个乡镇有欠账。

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是落实全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精神，会议虽然开到了县一级，但是会议精神落实的不够彻底。

二是结合实际推进我市的“放管服”改革，这项惠民生的改革措施必须纵深推进。

三是全面落实我市创立的“办事不求人”和全省推广的“不来即享”重点改革模式，再一次扎实推进、有效落实，真正让群众和受益者知道、了解、掌握、应用好“办事不求人”和“不来即享”。

四是把“放管服”改革工作的责任、目标、特别是欠账，面对面的交办给各市直部门负责人、各县区政府负责人和县直部门负责人。县级和县直部门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关键点，市上放下去了，县上很多方面没有接住，各县区要认真梳理排、抓好承接落实。同时，促进乡镇成为“办事不求人”的主平台、落地点、落实点，把作用发挥出来。

刚才，市政府办公室通报了上半年全市推进“办事不求人”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情况，点出了问题，提出了下一步的措施，各县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管局、西和县等7个部门和县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办事不求人”作了汇报交流，汇报的很全面、很扎实、很有效，数字也很振奋人心，发言结合实际，点出的问题比较准，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指导性建议。几个部门的发言，会后要印发，相关县区和部门参照落实。下面，我再讲三方面的意见。

一、我市“放管服”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这个必须充分肯定，

一是市县乡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各项政策、目标、任务、措施落得比较到位、落得比较实，规定动作扎实有效，创新动作各有亮点。

二是各部门推进“放管服”改革中，一方面结合实际，放的到位，管的有效，服务的比较贴心;另一方面从上到下有效承接了中央、省、市的核心措施，在降低企业准入门槛、行政审批、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投资项目审批、减费降税、“一网一门一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满意度逐步提高。

三是2019年我们结合陇南实际，创新提出并加快推进“办事不求人”机制，初步实现了知晓政策不求人、限时办结不求人、窗口办事不求人、网上办事不求人、帮办代办不求人、公正监管不求人、维护权益不求人，为群众办事上提供了捷径、提供了帮助，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办事不求人”成为陇南“放管服”改革的标志性工程。

二、推进“放管服”改革存在一些短板问题

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效，为我们巩固脱贫成果、建设小康陇南，特别是即将为编制和实施的“十四五”规划、推进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民生工程的落实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我们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办事不求人”和“不来即享”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群众受益面也不广泛。

一是对已经成为全省亮点的“办事不求人”的核心措施理解的不深、不全，对办事不求人的内容掌握不够、落实不力，市直部门不同步、县直部门不领会、乡镇部门不清楚。群众的知晓率低，群众不知道那些事项可以通过“办事不求人”办理，不知道找那些部门可以达到“办事不求人”。

二是对“不来即享”改革措施理解不全面、推广不宽、落实不够。

三是对“办事不求人”的事项公布不全、公示不宽、公开透明度不高，有一些事项表面网上办、实际找不到。11个市直部门梳理的410项个事项，确定为第一批“秒批”“不见面审批”事项的138项，能够实现全程网办的事项仅38项，只占9.2%。

四是“放管服”改革宣传不够、引导不精、重点不突出，网上有信息、群众不知道成为在基层落实的断层。

五是工程领域“不见面招投标”“一网通办”“双随机一公开”等改革措施推进缓慢，已成为陇南“放管服”改革的瓶颈问题。

三、抓好“放管服”任务的有效落实

(一)做实“放”字，应放尽放，“放”出活力和动力。

一是从上到下、齐心协力，对照“办事不求人”，把“放”什么、“放”到什么地方能让群众看得见、能让办事人摸得着，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抓好落实。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成立专班、靠实专责，协同办理事项全部上网、全部进窗。县级政务大厅和乡镇窗口办事事项要一眼能看到，网上一键能查的着。

二是“办事不求人”相关单位要各尽其责，市县乡各级层层监督上网、层层帮助上网、层层协调上网，做到相互培训、相互协同，让办事的人从乡上的窗口和网上能找到、从县上能查对实据、市上能找得着，真正实现“一网上线、一办”，从根本上基础上保证“办事不求人”和“不来即享”有基础性的支撑和落实。

三是市大数据局、县大数据中心、乡镇大数据窗口要发挥好现代信息的作用，充分利用5G技术，指导县乡尽快把“办事不求人”的门类、归类、类别统一模式、统一格式，做到公示于民、公开于民、展现于民、指导为民。

四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直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不见面招投标、不见面开评标”、“不来即享”和“网上办事”，为企业提供“点对点”“一站式”服务。要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惠政策，为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开辟“绿色通道”，靠实工作责任，跟踪督促落实，切实提高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率。

五是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企业开办时间要压减至3天以内，落实好“证照分离”，重点做好“照后减证”等工作。

六是继续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特别是工程项目审批涉及的审批部门多、环节多，审批周期长、程序繁琐、办理时限要压缩到120个工作日内，各县区各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切实精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和环节。要推行“清单制+告知承诺制+容缺受理”、“区域评估”、联合审批、多图联审机制，大力提高审批效率，加快项目落地。

(二)做严“管”字，放管结合，“管”出公平和秩序。落实好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创新公平公正的监管方式，严格规范行政执法。

一要靠实监管责任。彻底扭转“以批代管”的错误思想，进一步明确“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谁行权，谁担责”的原则，防止监管“缺位”和管理“真空”。加强监管不光是市场监管部门一家的事，无论是综合部门还是业务部门，都负有监管责任，都要履职尽责，做到依法依规监管。

二要创新监管方式。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完善细化监管制度，优化抽查方式，统一规范标准，规范市场执法行为，做到全程留痕，增强执法和监管工作透明度。要提升监管精准化水平，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人员密集场所、网络空间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要做好全方位的监管，建立监管长效机制。

三要加强综合监管。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以法律法规把“管”字做到实、做到严。继续深入推进市场监管、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农牧林水、资源环境、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综合执法改革，全面推行跨部门“随机联查”，实现从职能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综合监管。同时，要做好企业自律监管、社会舆论监管等。

(三)做真“服”字，优化服务，“服”出便捷和高效。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地方发展的竞争力，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资源、拼政策、拼要素升级为拼综合政策环境，我市作为资源优势不突出的欠发达地区，更要下大力气树立“不来即享”理念，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服务企业、群众办事，让群众少走路、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和群众更有获得感。

一要继续推行“不来即享”。各涉及部门要认真研究，优先推动高频事项“网上办、指尖办”，实现“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加快推进全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推动政务服务“一次登录、全网通办”。开展“智能秒批”，推进高频申请材料共享应用。要积极搭建“阳关招标采购平台”，加快“不见面”开评标，尽快建立远程异地评标合作协议，实现评标专家、信息和场地资源共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全程电子化。

二要提升服务水平。要提升陇南原创的“办事不求人”的品牌效应，把这张名片用我们的实际服务行动来维护好、落实好。要深入落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把优惠政策第一时间通过服务平台和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推送到企业主，实现迅速可办、即时可享。要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进一步抓好政务服务的流程、方式等改革。

三要改进服务方式。市级相关部门对重点投资项目已经在开展帮办代办服务，市县区一些政务大厅也有帮办代办服务，但还没有普及。市县区政务大厅和单设大厅要尽快成立帮办代办队伍，乡镇设立在窗口设立代办、帮办或导办人员，帮助群众办事。

四要推进限时办结。进一步健全完善限时办结机制，加快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着力在“企业开办、建设项目报建、不动产登记、用水报装、用电报装、用气报装、获得信贷、纳税服务”等方面实现限时办结。

最后，就推动“放管服”改革各项任务落实，再提三点要求。一是各行业部门要组成工作组对本行业本系统落实“放管服”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督查指导，协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市政府督查室要把“放管服”改革、特别是“办事不求人”和“不来即享”作为平时考核和暗访督查的基础性工作，推动工作落实。三是各部门各行业要大力宣传，专题宣传“办事不求人”，做到家喻户晓，提高“办事不求人”的知晓率、认知率、使用率。

第6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汽车税费；激励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10.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77-07

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发展壮大的汽车工业和迅速增加的汽车消费群体，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消费已成为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最具潜力的一个领域，并且有效地带动了其他关联产业。但是，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国能源供应、生态环境和城市交通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有效调控汽车产业的合理发展,缓解汽车工业对环境、能源带来的冲击，并且适应不断变化的汽车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政府出台了多项汽车税费激励政策,在种类、税率、数量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和优化，力求在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调节汽车产业对能源、环境的影响，保证公平与效率原则。因此,如何借鉴、评估和完善政府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效应,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世界主要国家汽车税费激励政策节油减排的效应分析

政府在设计和制定汽车税费激励政策时，通常会考虑以下要素：政策的设置是否基于节油量或减排量；政策是否全面地用于所有车型种类；政策是否在任何一个油耗或排放水平上都能起到激励效用；政策是否也作用于汽车购置后的使用期间；针对特殊车辆的优惠政策是否也基于节油量或减排量(这里的优惠政策主要是指提供给采用了先进技术或使用替代燃料车辆的特殊优惠)等。但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在设计、制定汽车税费激励政策时，对于上述要素的关注则各有侧重。这可以从下表反映出来。

资料来源：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印度汽车工业协会；巴西汽车工业协会。

由于各国政府在设计汽车（主要指乘用车）税费激励政策时所关注的要素各有侧重，所以其所制定的政策也就有所差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节油减排的直接激励政策

节油减排的直接激励政策主要指的是税费额直接基于油耗量或CO2排放量的汽车税收或其他经济激励政策。采取节油减排的直接激励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

1. 美国

对燃油经济性低于22.5英里/加仑（即高于

10.4 L /100km）的高油耗车辆征收“油老虎”税。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1[1]表现出来。

2. 英国

每年对一般车辆（汽油和柴油车）按CO2排放量分段征收保有税；对新技术和替代燃料车辆按CO2排放量分段征收较低税额。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2[1]表现出来。

3. 法国

基于CO2排放量的一次性奖惩机制；每年对于高排放车（大于250 g/km，油耗高于10.68 L/100 km）征收额外保有税。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3[1]表现出来。

4. 德国

每年对排放高于120 g/km的部分征收2.6美元（g/km）的汽车保有税，即汽车保有税=（CO2-120）×2.6。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4[1]表现出来。

（二）节油减排的间接激励政策

节油减排的激励政策主要指的是税费额不直接基于油耗量或CO2排放量，但基于与它们密切关联的参数（如质量、发动机排量等）的汽车税收或其他经济激励政策。采取节油减排的间接激励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有日本、中国和印度。

1. 日本

基于发动机排量的购置税，对高效低排放车辆给予减税；每年按汽车总重量征收吨位税，对高效低排放车辆给予减税；每年按发动机排量征收汽车税，对高效低排放车辆给予减税；对“新一代”（包括电动车、油电混合动力车，和清洁替代燃料车辆）免购置税和吨位税，汽车税减半。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5[1]表现出来。

2. 中国

基于发动机排量的消费税；对小排量车（低于1.6 L）购置税减半（现已停止）。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6[1]表现出来。

3. 印度

按车型种类区分的消费税；对小排量车（2 L以下）特殊消费税减半（临时性政策），现对2 L以上车辆也实行了减半。其对CO2排放量的限制效应，可以从下图7[1]表现出来。

通过以上对世界主要国家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直接基于油耗量或CO2排放量设置的汽车税或经济激励机制能达到直接的激励效用；

第二，一个有效的机制必须是覆盖全部车型种类、能提供连续性激励效应的机制；

第三，基于与油耗量或排放量紧密相关的汽车参数机制可以在不增加额外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转化为直接激励机制。

二、美国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剖析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其汽车税费激励政策自然举世关注。通过对美国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剖析，有利于我们“借他山之石攻玉”，完善我国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

美国政府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层面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和州政府层面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两个方面：

（一）美国联邦政府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

1.“油老虎”税的设置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轿车百公里耗油10.4升以上就须缴纳“油老虎”税，且根据超出的多少分11级递增。这可以从下图8反映出来。

目前，美国的“油老虎”税只是影响到燃油经济性水平未达到22.5 mpg（22.5英里/加仑）的轿车（综合工况）――占全美汽车销量极少的份额，而占据了美国轻型车54%市场份额的SUV车尚处于豁免之列。美国联邦政府现在正研究将“油老虎”税扩展到SUV车，进而使其从原来只影响少数车的税种转变为针对大多数燃油经济性水平低的新车普遍税[2]。

2. 对特种车辆的减税措施

美国联邦政府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下，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特殊车辆的减税措施，即购买了符合条件的新特殊车辆的纳税人可以在退税时抵扣部分税款。此类减税措施主要包括：轻型油电混动车减税；轻型稀混合气发动机车辆减税；重型油电混动车减税（于2009年底结束）；插电式混动车减税；燃料电池车减税；电动车减税；替代燃料车减税。这些措施的节油减排效果，可以从下图9[3]反映出来。

注：“1”表示天然气动力电动汽车；“2”表示插电式混动车；“3” 表示电动车；“4”表示燃料电池车。

美国联邦政府针对特殊车辆的减税措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短期措施；可抵扣的税款额逐年递减直到结束；可抵扣的税额根据车辆节能潜力和重量分级来决定；只提供给同一厂商的前6万辆售出的车辆。

3. 以旧换新补贴（该政策现已停止）

美国联邦政府在《2009帮助消费者回收利用》法案下确立了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即联邦政府拨款30亿美元用来提供消费者补贴，而消费者用不高于规定燃油经济水平的旧车换购必须达到燃油经济性要求的新车，可以获得3,500美元到4,500美元的补贴，其中，旧车必须是25年以内生产，仍可使用，燃油经济性不高于18英里/加仑，且交还的旧车必须保证被报废，而换购的新车一定要比交还的旧车燃油经济性提高。具体规定如下表2所示。

美国联邦政府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在其实施期间，对将近700,000个交易进行了补贴，其提高燃油经济性的收效从下表3[4]可以略见一斑。

通过表3，对美国政府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的初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联邦政府推出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并非最有成本效益的提高燃油经济性的办法，从短期来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汽车市场的销售，但从长期来看，极有可能降低未来汽车市场的销量。

（二）美国州政府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

美国各州政府由于在本地区的政策制定上，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各州政府出台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也就相应地存在着一些差异性，具体可见下表4[5]。

另外，美国的一些州政府目前还进一步加大了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力度，给企业提供专项资金用于鼓励节能低排放车辆的使用。这类政策主要包括：对购买新技术、清洁替代能源车辆的企业员工给予补贴；在企业的停车场内为清洁、节能车辆预留指定的停车位；保险公司为清洁、节能车辆提供保险折扣；酒店在停车场内为清洁、节能车辆预留指定的停车位等等。

三、完善我国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思考

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对比、分析，尤其是对美国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剖析，笔者认为，应当以汽车税费减免作为完善我国汽车税费激励政策的突破口。

税费减免措施应当体现在车辆购置时的相关政策之中，其构成形态应采用累进制的形式，即在对高排放或低能效的车辆进行较高收税（费）的同时，对高能效和低排放的车辆给予较高的折扣。这就首先要确定一个度量标准，例如，车行每公里CO2排放的克数或车行每百公里耗油的公升数；其次是要定立一个基准，按照谁付费谁受益的原则制定，要体现分配的公平性；再次是要制定一个费率，确定边界成本和效益，这是税费减免措施是否高效的关键；最后是要定立一个函数表，确定税费减免如何随着排放量的变化而改变。税费减免有无限种不同的选择。最简单的税费减免是每公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线性关系，如下图10所示。

上图10的线性关系可用公式：税费减免=

R（E0-E）表示。其中，E0表示基准值，即是初始值；R表示税费率，是直线的斜率。很显然，如果选择了正确的基准值，政策就会显示出收入中性的特征。可见税费减免的基准值决定着税费减免政策对汽车制造商和汽车消费者的分别作用。基准值的选取可以非常灵活。基准值的个数和设置对已达成的燃油经济性的影响不大，且对汽车制造商的作用上还存在着不一致性，但与单基准值政策相比，双或多基准值政策可减少对汽车制造商作用的不一致性。

2002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下列假设条件下，通过建立理想经济模型，针对税费减免措施展开了研究：即假定消费者购车，第一年驾驶14,000英里，以后每年降低4%，车辆的预计寿命为14年，能源安全性的贴现率为7%，温室气体排放贴现率为0%；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大约50美元/t CO2，7.50美元/g CO2/英里；未来石油使用情况为，每0.25美元/加仑=375美元/（0.01加仑/英里）=4美元/g CO2/英里。模型的推算结果显示，预估2005年燃油经济性成本每加仑英里数提高25%将是最理想的。但在2005年的实证研究中却发现，消费者购买新车第一年驾驶约为15,600英里，此后逐年约减少4.5%，能源安全性的贴现率约为12%，车辆的寿命为14年，汽油价格为2.00美元/加仑。在此情况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试验结果与道路燃油经济性约相差15%。尽管美国政府对燃油经济性的估计几乎是无偏差的，但是，对消费者个人的估计却是不准确的。究其原因在于消费者具有规避损失的本能。

尤其是在中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都还未达到美国的标准时，消费者面对一个燃油经济性标识，通常都会问或想，我能得到什么？未来10年～15年汽油的成本将是怎样？我的车会开多少里程？能用多久？为了得到更好的燃油经济性，我将要放弃什么？代价是什么？实际上，在中国正是这些不确定性会使更高的能效成为危险的赌博。因此，规避不确定性损失的偏见就具有深远的意义。即消费者不是非理性的，制造商也不是的，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出台的汽车税费激励政策所产生的效益是在未来，而且是不确定的，而消费者不仅是规避损失的，而且会低估一半预期的燃油节省的价值。只有当消费者得到燃油经济性的节约价值时，消费者才会认可其全部价值。这就要取决于上下关系的偏好，是与我们面临的国内现况相关的。就我国目前的消费者汽车能效的市场决策而言，由于存在着未来能源节约（包括成本）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具有规避损失的特性；制造商是消费者的，这就使得不仅效率的市场水平会很低，而且市场在效率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将不足。但税费减免的措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税费减免通过将成本转变成购车时的一个确定付款，而不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能源节约，所以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成本和不确定性，即消费者规避损失的偏见问题，为汽车能效的改进提供了一个持续的激励手段。

第7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近百页约四万字的《通知》，明确了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的具体实施细则。

《通知》共包含四个附件，包括试点实施办法、试点有关事项规定、过渡政策规定、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率政策的规定。此前市场揪心的政策安排，一一落地。

据测算，这四大行业涉及的纳税人总数近1000万户，是前期营改增试点纳税人总户数的近1.7倍，年营业税规模约1.9万亿元，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的比例约80%。

“所以这四大行业才是营改增真正的重点和落点所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如是评价。

不动产抵扣政策明确年限

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可以在两年内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40%。《通知》中，不动产抵扣政策得以明确。

此前，财政部税政司四张王建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此次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基本内容是实行“双扩”。一方面，是扩大了试点行业范围，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4个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现行营业税纳税人全部改证增值税。

另一方面，就是继上一轮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范围之后，本次改革又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今后，无论是制造业、商业等原增值税纳税人，还是营改增试点纳税人，都可抵扣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

在施正文看来，此次营改增中，带来的最大减税额莫过于不动产纳入抵扣，预计全年带来减税额度超3000亿元。2016年营改增预计减税5000亿元，其中因为不动产纳入抵扣，将带来占比超60%的减税规模。

据财政部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透露，不动产纳入抵扣曾经想分十年，而两年则是彼时所提年限中最短的一个。征求行业等各方意见后，最终确定为两年，而且还允许第一年抵扣60%。

“这无疑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政府下决心要刺激企业加大不动产的投入，扩大经营规模。帮企业减负的同时，也有楼市‘去库存’的要求。”这位有关人士说。

《通知》中所指的取得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动产，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融资租入的不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额不适用上述分2年抵扣的规定。

而对于前期试点行业和原增值税纳税人，总体税负也会出现下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这是因为，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等四大行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后，各类企业购买或租入上述项目所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

“特别是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减税规模较大、受益面较广，通过外购、租入、自建等方式新增不动产的企业都将因此获益，前期试点纳税人总体税负会因此下降。”聂日明分析。同时，原增值税纳税人可抵扣项目范围较前期试点进一步扩大，总体税负也会相应下降。

施正文认为，此次营改增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增强了企业的经营活力，更重要的是较完整地实现了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二手房改征增值税后，税负提升还是降低？这一问题一度引发市场热议。《通知》确定，个人二手房买卖交易中的增值税，完全平移原营业税政策，交易环节税负不会加重。

《通知》称，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上述政策适用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之外的地区。

对北上广深而言，与上述政策唯一区分在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而普通住房则免征增值税。

聂日明发现，个人转让住房营改增后，营业税优惠政策平移到增值税，而且由于计税方法不同，二手房改征增值税后税负还略有下降。

建筑业的过渡性政策最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施营改增将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如何兑现这一承诺，备受市场关注。

“在设计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时，政府作了充分考虑，按照改革和稳增长两兼顾、两促进的原则，妥善安排。”北京营改增工作小组组长陈志坚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

《通知》明确新增试点行业的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原则上予以延续，对老合同、老项目以及特定行业采取过渡性措施等，如建筑业和房地产新老项目划分也终于清晰。

一般纳税人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而建筑工程老项目，是指《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

同样，房地产老项目，是指《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房地产项目。

从营业税3%的税率，提高到增值税11%的税率。建筑业是这四大行业中，税率提升最多的一个。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翻阅《通知》发现，建筑业是享有过渡性政策最多的行业。这也难怪有业内人士预估，建筑业的税率有望在试点之后降低。

聂日明分析，建筑业上游建材可抵扣的项目很多，能抵消掉税率的上升。对于那些进项不多的业态，一些人员成本占比较高的业务模式，如清包工等业务模式，允许企业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简易计税办法征收率为3%，与营业税3%的税率基本相当，还略有下降。

对于建筑服务，营改增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里明确，一般纳税人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一般纳税人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增值税是对货物和服务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种，一般计征办法是逐节征收、环环抵扣，简易计征办法则类似营业税做法、对销售额一定比例（即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在陈志坚看来，这些过渡性政策将有助于缓解市场应对改革的“阵痛”。

但施正文表示，过渡性政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以房地产业老项目采用的征收率与此前营业税税率相同为例，“营改增后这类项目如选择简易征收方式则税负不变。那不还是老一套！”施正文认为，政府应缩短过渡性政策的实行时间，以免造成避税漏洞。

此外，增值税的减税幅度增大，并不代表着整体税收收入降低幅度大。聂日明肯定了营改增的最大受益者将会是小微企业。但由于小微企业的税收本身占整体贡献率就很小，所以对整体税收收入影响并不大。

“虽然供给侧改革强调税收收入整体要减，但考虑目前财政的需求和财政政策的需要，恐怕近期也不可能减税幅度太大。”施正文认为。

施正文也提醒企业，虽然整体上看，《通知》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基本上只减不增，但由于每个企业情况不同，仍需要根据营改增细则测算本企业税负变化情况，以提前应对。

将倒逼财税体制改革

不少企业忧心的是现实中，营改增后可能出现“高（税额）征低（税额）扣”，甚至“有征无扣”的现象，导致税负有增无减。

一些企业的成本支出多为个人劳务、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资格的供应商等，像建筑业的沙石辅料、金融业的借款利息、房地产业的佣金、生活服务业的小额零碎开销等等，可能无法取得发票，也无法抵抗进项税。

在增值税体系中，税率跳增而无法抵抗，就意味着承担更高税负。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税务部门对此的回应是“会增加代开发票点”，方便为上游如沙石等供应商代开增值税发票。

“虽然营改增肯定会降低名义税负，但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的营改增想要降低实际税负，还有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继续扫尾空间。”聂日明说。

增值税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营业税为地方的主体税种。“营改增”不仅关系着税收体制全局稳定，也关系到中央和地方各自的利益分享。

据财政部统计，2015年前11个月，剩下4个行业的营业税收入实现1.75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比重为23%。而增值税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目前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

全面推进“营改增”后，地方原有主体税种变成地方分享25%，可能会对地方财力造成冲击，增加本已沉重的地方事权负担。

“加快立法，授权地方。必须培育其他税种成为主体税种。”这是施正文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省一级政府实行消费税改革。

在央地增值税分享比例的讨论上，曾传出五五分的提议。施正文认为这并不科学，建议适当优化分享方案，比如分享比例因地制宜，让地区之间有适当的差异。

施正文解释：“税收征管中长期存在着因税源与收入背离的问题，所以，地区之间也存在着税收负担分配不公、财政收入分配不公、征管中宽严程度不一等问题。”

国外相关经验的借鉴当属德国――按照各个地方商品服务的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例还确定增值税收入的分配，因为税收最终是消费者承担。这种分配方式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施正文不否认这种做法很可能打破现在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

在施正文看来，“营改增”本身是一种税制改革，同时其减税功能又为其他税制改革提供空间，铺平了道路。

税制改革是配套改革、联动改革。施正文认为，“营改增”改革更全面的意义就是倒逼财税体制改革。

“像房地产税等地方税种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第一大税种营业税又改成了增值税，势必要调整、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分配的体制，调整这个体制势必要引导配套改革。” 施正文说。

离5月1日仅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落实营改增的细则迫在眉睫。税制转换过程中，要做的后续工作繁杂、沉重。

第8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根源；调节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04－06

一、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一)国际收支总量快速增长，持续处于较大规模的“双顺差”状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际收支较多表现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顺差不同方向组合的态势。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期我国外汇储备也得到迅速增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总规模由1999年的23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599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40％。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

(二)国际收支尚未体现出向平衡状态收敛的趋势

运行态势是判断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依据。从我国国际收支运行态势看，不仅国际收支顺差的绝对规模逐年攀升，而且由于国际收支顺差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国际收支顺差占同期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达到9.9％。国际收支不仅连年体现为单向顺差，而且与平衡状态偏离的程度逐步扩大。因此，无论从绝对规模看，还是从运行趋势看，我国国际收支都已处于需要非常关注的不平衡状态。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07年6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比汇改前已累计升值超过8％，但汇率升值并未有效缓解国际收支顺差的局面。由于相对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顺差中占有较大比重，从我国对外经济和国际收支运行态势看，目前国际收支顺差的格局仍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延续。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与国内经济均衡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国际收支从本质上是国内经济状况的对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国内经济的运行。目前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也体现了国内经济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如果持续大额的顺差规模和以货物贸易、直接投资为主的顺差结构继续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就我国贸易结构而言，货物贸易以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但片面追求出口也造成了资源消耗浪费、产业结构落后、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由于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带来的资金流入缺乏有效的流出渠道，形成对国内资本品和一般商品的需求，顺差的资产价格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逐步显现，如推升证券市场价格和房产市场价格，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潜在风险。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导致的资金流动性过高，进一步压缩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也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大难题。

二、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促进了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产业链条跨境延伸，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其中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流入我国，形成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在优惠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外资的流入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这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从而造成了我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因此，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额“双顺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现象。

(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全球低利率时代的到来以及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

1985年9月“广场会议”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上升，由此造成除美国以外各国净出口的下降或增长势头减弱。为了抵消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广场会议”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低利率以及美元资产的贬值使得逐利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回报的投资。

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角度看，当代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的兴起，对经济落后国家选择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外向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显示，早期通过参与承接组装等相对简单的工序切入全球分工体系，随后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部学习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较高增加值工序和环节攀升，进而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才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接来自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资源消耗型的产业，从而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2、经济结构和分工的不同加剧了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逐利资本的全球流动。

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入，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凸现，其中表现为美国巨额贸易和预算赤字、石油生产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巨额贸易盈余。按商品结构划分，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可大体归为三类：一是石油类资源性产品；二是与美国产业结构形成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轻工和低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等；三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半导体、计算机等。其中，沙特等石油生产国对美国贸易构成顺差的产品主要是第一类，我国主要是第二和第三类产品。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就经济结构而言，在全球兴起的产品内分工中，美国国内大部分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其中也包括向我国转移。而同时，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实行限制高新技术出口的贸易政策，这使得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也就无法承接由传统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和资本，使得逐利资本流出美国本土。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国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经过加工或组装后销往欧洲和北美，于是形成了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大额贸易赤字，对北美和欧洲的大额贸易顺差。在这过程中，我国也吸引了大量的逐利资本的流入，并通过生产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导致国内持续大额的贸易项目顺差。

(二)国内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

理论上，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

定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与出口能力之间差距形成贸易缺口，两重缺口是经济发展必要条件(chenery andstvout，1966)。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故而国际收支结构应具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逆顺差组合”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火力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举的外向型经济。长期被低估的各类经济生产要素形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但随着我国国际收支形势的转变，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1、非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廉价人力资源的利用

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最大的比较优势。从人口结构上来看，我国的人口中56％2居住于农村。在这些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薄弱。也就是说，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力资源是缺乏社会保障的非熟练工。这形成了我国出口产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我国目前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之所在。这也造成了我国出口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此外，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低廉的人力资源也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两级分化，从而带来社会不安定，根据索洛增长模型，人口的增长能够解释总产出的增长，但人均产出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则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来源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具有小可持续性。

2、伴随着内需不足的高储蓄率导致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等政府支出的不足，增加了政府储蓄(即政府税收收入减政府支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使得微观主体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储蓄率偏高，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近乎50％。高储蓄率增加了可贷资金，压低了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剔除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偏低。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低成本的资金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表现为资金的低效率使用、此外，由于国内高储蓄率是由内需不足引起的，商储蓄率并没有像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描述的那样促进产出的高效增长。

3，高社会成本下定价偏低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土地)的过度开发。

当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影响到其他主体行为时，经济学中所称的外部性便产生了。当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的情况下，外部性无法通过产品价格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当这一影响为负面时，社会成本高于私人成本。此时，部分产品按照私人成本收益计算还在继续生产，而按照社会成本收益计算则应该被停产。在我国，这表现为生产活动所引起的污染、工人生产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的枯竭对后代的影响。这些也都没有被市场化地反映在产品价格中。

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状况体现了一国劳动力生产效率以及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比较优势。我国来源于低估的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以及资金成本的顺差，也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污染以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从而具有不可维持性。

(三)国内有关政策导向

1、长期以来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

国际收支小平衡的经济根源与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不无关系这一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加工贸易所具有“两头在外”的特性，决定了该模式下在国内增加值的部分必然是正的，也就是最终产生贸易盈余。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转变，此时正好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出现累计顺差的时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顺差约8550亿美元，非加工贸易累计逆差约3200多亿美元，可见加工贸易顺差在我国经常项目累计顺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6870亿美元，电是支持资本项目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双顺差”的这两方面的推动力也主要发生在近十余年。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全国约80％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说明我国现阶段在全球加工生产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关键动因之一，外资企业对推动加工贸易增长和“双顺差”结构发展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绩评估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政府的优惠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

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以及技术进口税收减免政策。其中，前两项税收减让程度最为直接。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内外资所得税政策也将统一。

外资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我国借助于技术进口税收减让希望能够加快国内生产技术的更新。但技术进口税收减让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策出台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甚至成为跨国公司的又一避税点。

(四)国内大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日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造成融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虽然银行累积了大量存款，但我国银行贷存比仅为60％左右，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国内的剩余储蓄就要通过经常账日顺差的方式，把商品与劳务输出去。因此，过高的储蓄率不仅造成国内流动性过高的问题，也导致了经常项目下大规模顺差。另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也导致部分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只能转向境外融资。由于股票上市需要严格审批、资本市场容量有限、外汇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难以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获取资金，只好通过境外上市或借款的方式融资。据《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2006年，我国境内机构以境外股本证券方式净融资42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一倍；外资金融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金融机构外债的增加额分别较上年增长21.63％、20.45％和15.21％。可以看到，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针对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形成根源，根本上必须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内外部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而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不仅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途径，也能够产生较好的政策效果。因此，我们认为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应成为近期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政策着力点。

(一)经济结构层面的调节措施

1、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适时调整相关税收政策。

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地方政府过于追求当期经济效益的短视行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大力贯彻落实以绿色GDP以及节能降耗等多项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估体系。更为科学的标准还应用于符地对吸收外资以及加工贸易政策方面，以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并优化。

适时调整相关税收政策，进一步降低、取消“两高一资”出口退税，必要时对部分稀缺性资源征收出口关税。此外，进一步发挥技术进口税收减免政策在引进核心技术方面的作用，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在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同时尽可能引进国际现成的先进技术。

2、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商品储备，换汇为物。

我国于2004年正式规划建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2006年8月开始向浙江镇海战略石油储备库注油。根据相关信息，目前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石油企业的商业储备，数量较为有限。建议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商品的储备，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紧张问题，另一方向也有利于各地更为科学地开采各类矿产。

日本、德国储备石油主要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财政拨款、建立储备金以及设计新税种等方法解决。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由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通过直接购买成品油或是收购境外矿产股权投资等形式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储备，换汇为物。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

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一方面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也使得一些企业在执行现有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4、进一步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

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扩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增加对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尤其是向农村地区的覆盖面。通过提高教育、医疗以及就业培训等领域的各项投入，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增加熟练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重估我国劳动力成本并提高劳动力、工资的市场化程度。在短期内，这一措施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可能削弱我国的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但在中长期内可以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国际收支顺差的可维持性。

(二)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措施

1、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

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倚重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近期可采取以下措施：允许更多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境内融资，减少境内企业的外债规模；控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节奏，鼓励已在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回归A股市场；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通过国内A股上市融资，并可将募股资金购汇汇出。

2、大力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减少境内银行对境外资金的依赖。

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应该成为境内金融机构外汇融资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境内外资银行外债规模压缩后，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针对制约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和银行间授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建议：取消金融企业境外融资与境内融资的税收差异，金融企业境外融资与境内融资的税收差异不仅与缩减外债余额的管理发展方向有矛盾，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发展，取消这一差异将极大促进境内外资银行的资金需求转向境内市场；中央银行可更多地与外汇做市商直接进行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交易，在释放外币流动性的同时，回收银行体系中过剩的人民币流动性；参考已有的国际专业评级机构对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及其评估制度，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间的授信制度；可考虑建立境内外币中央清算所，以降低市场交易成员间的清算风险，为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三)外汇管理政策层面的调节措施

现阶段外汇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理念，采取疏堵并举的政策，完善管理法规，创新管理手段。面对当前顺差规模过大的情况，对流出资金采取疏导政策的同时，也要注重非法资金的流出入管理。若是一味地放松流出管理，会减少非法资金的“后顾之忧”，反而不利于流入管理。

1、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简化审核手续，改进监管系统，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具体包括：进一步简化货到汇款项下的付汇管理；改进进口付汇核报系统功能，实行进口付汇名录的全国集中管理；改进电子口岸系统功能，实现外汇局对所辖企业进口货物报关单电子数据的总量管理；取消特殊经济区企业的购汇限制，对其购汇额实行年度总量控制。

二是加强对出口收汇和转口贸易收汇的管理，加大对异常交易的打击力度。首先，完善对出口收汇数据的真实性监管机制，改进出口核报系统功能，将出口收汇未核销纳入外汇局的日常监管，严格杜绝企业不法资金假借贸易出口形式流入境内；加强对预收货款的管理，对一些预收货款比例较高或者金额较大的企业，加大现场核查力度，发现异常情况如收汇情况与报关情况差异较大、预收货款大额频繁结汇后滞留账户，没有明确的资金用途等采取强制措施，适当限制预收货款结汇。其次，加强对转口贸易的收汇管理，将提单作为转口贸易核销的必备材料，以确认转口贸易的真实性，将转口贸易收付汇纳入日常监测。

三是建立服务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机制。服务贸易监管的总体思路是在进一步便利资金流出的同时，加大对资金流人的规范化管理。近期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简化或取消服务贸易购付汇审核凭证或审核手续，取消逐笔审核机制，建立主体总量监测机制；建立服务贸易收支状况的电子化监测体系，对一些大额收汇或频繁收汇等异常情况加强现场核查力度。

2、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支持体系。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主要包括：放宽境外贷款的资格条件，对国家鼓励的重点项目，只要其境外子公司确有资金需求的，即可允许母公司境外放款；允许跨国公司以人民币购汇从事境外放款，并进行该境外放款项下的远期结售汇和人民币与外汇掉期交易；简化非重点项目境外放款的审批权限，提高审批效率，待条件具备后取消审批制；改革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改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对符合条件的中资跨国公司采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式，在外汇局登记备案后，企业即可自行为其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担保；取消内资企业对外担保的比例限制，允许中资企业为其境外控股企业提供全额担保；在大型的海外并购活动中，允许境内银行为境外亏损企业提供担保。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的避险功能，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加强短期外债的管理，将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管理体系。隐性外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进出口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非贸易项下的应付款和预收款；滞留在境内的外商投资收益，包括外资企业“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对于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建议将一定期限、一定金额的预收货款也纳入外债登记管理，并根据年度出口收汇额核定相应的额度。对于“未分配利润”，可作为企业的或有负债进行登记，明确规定其不分配的最长期限，超过期限的，中介机构在审计报告中必须如实披露，并及时调整账目，重新登记。

3、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9篇：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应用实践

一、引言

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形势和产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尽管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但由于师范型专科学校整合升级而来的地方本科高校面临办学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获取社会资源能力有限等问题，学生的质量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受到区域经济发展过慢的影响，使得大学生毕业季出现就业难和扎堆的情况。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对应用型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现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不仅涉及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宏观结构的改革，更涉及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理念、办学方法等微观结构的调整。因此，地方本科高校只有通过转型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匹配，培养更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才能达到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最基本要求。

二、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现状与问题

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科研水平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都基本上按照“老本科院校”向综合型大学的方向进行发展，既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办学的综合水平也比较低下。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地方型本科院校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1.专业设置的问题

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高校，专业设置大多是在原来基础上建设的本科专业，虽然经过多年的专业建设，但随着学校发展陆续新增的专业往往只盯住所谓“热门”专业，不仅缺乏整体规划，而且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和市场调研，导致新增专业与地方社会经济结构严重脱节，并不能起到服务地方的作用。在专业内涵建设上也是按照“老本科院校”重视学术型内涵建设的模式进行的，缺乏自身的特色，不能突出办学优势。

2.专业师资力量不均衡的问题

新建本科高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均衡的问题，对于传统优势专业就业走下坡路的时候进行停招或者减招，使得此类专业的师资力量强大但日益过剩。与此同时，大部分新增热门专业却面临引进人才困难等问题，使得此类专业的师资力量薄弱且增速缓慢。于是，逐步出现了“同校，不同工，却同筹”，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大锅饭”的局面，这种情况严重打击了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与发展。

3.师资队伍的建设与转型问题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就是要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然而，一方面，大部分的地方本科高校的教师都是接受传统的高等教育，只会理论知识，没有一线行业或企业实践经验，动手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地方性本科高校由于编制以及政策等原因，基本不会对社会公开招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或管理人员任专职教师。因此，地方本科高校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任重而道远，主要还是要靠对已有的师资队伍进行自我转型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教师必须面临这转型这一问题，可能不仅是实践转型，还有专业转型。

4.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问题

地方本科高校的定位虽然是教学为主的高校，但是科学研究是本科院校基本职能之一，大部分地方本科高校仍然将科研条件作为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尽管新建本科院校经过多年的建设，科研设施、科研力量、科研成果有一些改观，但受科研总体实力差、科研成果水平低、职称科研严重、经费少等方面的制约，科研方向与社会实践和地方经济严重脱节。

地方本科型高校向技术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同时，要协调好职称评审条件中到底以科研为准还是教学为重的辩证关系，到底是应该偏重于产业的效应还是偏重于论文的质量。如果不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势必打击教师从根本上转型的积极性。

三、政府、社会及高校的角色定位及相互关系

地方高校的转型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摸索着自身的发展之路。笔者认为在讨论如何改革和转型之前，首先要做到溯本清源――高校的转型必须要以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为导向，并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为主体。下面，从政府、社会及高校三者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来讨论，高校的转型发展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地方政府尽快出台配套措施，积极参与到高校改革中来

尽管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对高校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与要求。但通常最有改革意愿与需求的是地方性本科高校，而大部分地方性本科高校隶属于省级教育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及管理部门对高校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应为地方企业与地方高校发展服务，应出台一系列适应于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其中，在促进校企的全面深化合作方面，地方政府应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另外，要打破省属高校被市级政府边缘化现象。

2.地方企业应制定人才培养与储备策略，发挥行业的指导作用

地方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当地人才的支持。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政策还是教育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到政策制定以及人才培养方案中来，要积极为自身的创新发展谋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智力支持。

地方企业要积极发挥行业的参与指导作用。利用行业企业的资源、技术、信息等优势，建立实践育人基地，促使培养更多适应于本企业及本行业发展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实现企业人才培养投入的最小化、利益的最大化，建立起企业的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

3.地方高校应该在主动跟进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

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的调整通常周期较长，地方高校应抓住机遇主动出击，要为转型谋求更多的机会与资源。转型发展学校不仅要重新审视办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定位，明确转型发展方向；而且还要针对教改、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教学梯队、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体制等方面的建设，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安排。不仅如此，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必须立足地方，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邀请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才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与教学改革中来，实现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技能标准之间对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与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总之，政府、社会及高校三者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又好又快地转型，三者缺一不可，而高校转型的成败关系到社会经济结构能否成功转型。

四、对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四点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1.建立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目前，高等教育主要以全日制的在校生为主，生源主要来自于通过高考的普通高级中学的学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教育途径和教育方式的单一，逐渐成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人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人才选拔模式。尽管部分地方高校对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笔者认为，对口招生针对的人群绝大多数还属于中职升学，但社会中熟练的职业技能型人才仍然有进一步深造的需要，我们将改革的注意力放在统招生与对口生的培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继续教育的改革。地方高校应该充分挖掘与发挥继续教育的潜在需求，在“全民教育”的基础上促进“终身教育”，做好了这一点，地方高校将会迎来第二次的招生高峰。

2.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

地方高校要向应用型、实践型转型，就必须加强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将职业技能比赛提升到战略高度。创业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以及电子大赛等专业性比赛要进一步扩大宣传，使其深入人心。要将职业技能比赛深入到学校每一个教职工的内心。进一步重视职业技能型比赛，以提高学生素质、提高学生的竞争力，并以此提升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教师转型打好基础。要建立起职业技能比赛与成果转化的机制，积极考虑将各项比赛的技术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有了经济效应的成果，才会更受社会的认可和企业的青睐。

3.建立健全“科学管理体制”

尽管大部分地方高校实行了“学院制”，但没有实现教学管理重心下移，二级学院在专业设置、聘用教师等诸多问题上没有话语权，基本处于被动维持执行学校有关工作要求的状态，致使学院制有名无实。要想进行深入改革，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以及管理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地方本科高校要转型发展，必须从管理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做出系统化的改革，充分发挥二级学院办学的主体地位――在学校内部管理上要“简政放权”，推进教学管理重心下移，扩大二级学院办学自，调动二级学院办学积极性，并且各项办事手续及流程应进一步简化，提高办事效率。

4.建立健全“人才战略机制”

学校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实际执行的教师，因此，学校的改革发展不得不考虑教师的个人发展以及教师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着手解决以下问题： ①“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应该去掉职称门槛，以“唯才是用”为标准。②协调好职称科研与以实践为重的转型之间的矛盾。③协调好个性化教育与统一标准管理的矛盾。④协调好尊师重道与学校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推进师德的建设与尊师重教的学术氛围的营造。⑤打破“大锅饭”体制，解放思想与生产力。⑥ 推进高校间的学术交流以及校企间的实践交流，促进教师的自我学习与自我提升。

参考文献：

[1]张应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可能效应与主要问题[J].大学教育科学，2014（06）：29―34.

[2]万娇，石丽君.关于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思考[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14（03）：20―23.

[3]高雪春，陈伟华.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科学大学转型过程中专业建设现状调查研究[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14（02）：5―7.

[4]刘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三明学院学报，2014（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