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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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

第1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原因影响对策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收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将相应地提升。近几年我国原本就已存在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现象出现了总体扩大化的趋势。可以说，我国是当今世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典型国家。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持续顺差是指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持续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持续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我们看到，我国国际收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1993年以外，经常项目始终保持顺差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而资本和金融账户除1998年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小额逆差外，其他年份也一直保持顺差。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2006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大，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同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一举跨过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我国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外汇储备1.5898亿美元。

那么，我国近几年国际收支方面总体扩大化的持续顺差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我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对此做出什么反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总结性的梳理和简要性的回答，以便给读者们一些启示。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存在，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不断地输入我国。2001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打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日益高涨。

从国内来看，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基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效果，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初见成效，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因素有利于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2、结构性失衡。而造成这种结构性失衡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近年来国内储蓄总量高于国内投资与消费而导致的内部失衡。这就意味着当前国内经济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过剩的生产就大量出口到国外，导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3、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中国一直坚持着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足。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也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而鼓励外资进入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合资方式引入外部资金。外商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简单地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然后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产生了“双顺差”的格局。

转贴于三、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基于以上对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宏观调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是宏观调控的必然产物，它在客观上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1、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现；2、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3、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4、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持续顺差对一国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的持续顺差情况下，我们更要去注意它的负面影响：首先，持续顺差会破坏国内总需求于总供给的均衡，使总需求迅速大于总供给，冲击经济的正常增长。这是因为持续顺差在贸易上表现为大量商品出口，而大量的出口商品会直接减少国内社会产品供给，是国内需求相对增大;持续顺差产生的储备结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兑换压力，各个持有者的兑换要求，会迫使本国金融当局增加本国货币投放，从而又创造出新的需求，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持续顺差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有大量的外汇供应，这就增加了外汇对本国货币需求，导致外汇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从而提高了以外币表示的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一本币表示的进口产品的价格。这样，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其国内商品和劳务市场将会被占领。第三，长期双顺差将加剧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尤其是欧美的贸易摩擦。短期内，持续的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导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摩擦愈演愈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受到更大制约，贸易谈判中需付出更多代价。第四，持续顺差也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银行对冲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中国货币政策，对中央银行来说，造成了被动投放货币的的重要任务。“这样巨大压力，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长此以往，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随着整个金融体系统中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货币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冲击。”

四、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切实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应转向“以质取胜”，从根本上扭转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局面。为此，在继续加强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政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品牌意识，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加工为主向自由品牌生产、营销为主的转变；要积极推动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贸易的发展，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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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第2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一、进展情况

（一）建管并重，抓实主要污染物减排。按照《XX市“十一五”主要污染总量削减实施方案》要求，我市2010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的目标为：so2控制在17741.5吨以内，比2005年削减20%；cod控制在2046.2吨以内，比2005年削减20%；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平均值达到0.10毫克/立方米，实现2010年市区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为实现减排目标，一方面，加快减排工程建设，我局在调查研究、考察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实施了“2铁、1焦、3水、6粉尘”共12项减排工程，即：裕华、龙凤山2家钢铁企业烧结机脱硫工程；通宝焦化焦炉煤气脱硫工程；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及天煜、宝烨2家焦化企业废水处理改造工程；文丰等6家钢铁企业粉尘治理工程。通过落实责任、强化调度、资金帮扶等措施，截至目前，各项减排工程进展顺利：裕华、龙凤山2家钢铁企业烧结机脱硫工程已完成，正在试运行。污水处理厂已完成设计，正在招标，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11月底可完成；天煜、宝烨两家焦化企业废水处理改造工程已完成，并进行了验收监测，预计6月底可通过验收。6家企业粉尘治理工程中，文丰钢铁除尘器改造工程、顶峰热电和云宁矸石电厂原料场地挡风抑尘墙工程已经完成；新金钢铁原料场地挡风抑尘墙工程一期已完成，二期预计6月底可完成；明芳、鑫汇两家钢铁挡风抑尘墙工程正在施工，预计6月底可完成。

另一方面，强化对治理设施监管。认真开展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年活动。把保障重点部位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作为重中之重。制定了烧结机脱硫工程、污水处理厂专项检查办法，明确检点，明确检查时间，明确奖惩措施。把建设在线监测平台作为保障治污设施运行的重要抓手，全额安排资金，协调有关力量，加快平台建设。预计月底完成平台建设，实现三级联网并控。把落实责任作为保证治污设施运行的有力保障。所有执法人员对口分包一家企业，该企业的项目审批、污染治理、治理设施运行等全部纳入管理范围，并实行台帐式管理。要求每周至少下企业两天，对工作不力，敷衍塞责者年终取消一切评先资格。加强督导检查。局再次创业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由于措施得力，全市脱硫工程运行管理得到了规范，运行率、达标排放率明显提高。

（二）多措并举，大力改善环境质量。在大气环境治理上，按照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指导思想，加大投入、强化整治，收到了明显成效。继续深入实施“蓝天工程”。对列入年度治理计划的50家企业、143个治理项目，通过采取检查督导等一系列措施，目前进展顺利，43项已经完成，其他正在按计划推进。开展了大气质量攻坚活动。将城市规划区及以外5公里范围确定为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对监管区内56的23家重点企业加强监管，实行环境质量强制达标；加强燃煤锅炉整治，全市44家、50台锅炉目前已下达治理计划；加强运输散装物料车辆和道路清扫，防止无组织扬尘污染；实施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从源头上节约资源、从生产的全过程削减污染。截止目前，我市主城区好于二级天数146天。

在水环境治理上，一方面加强了洺河流域综合治理，严禁在洺河沿岸新建水污染的建设项目；强化沿岸现有企业治理尤其是洗选企业的治理；督促有关单位加快城市管网改造和建设，确保城市污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继续把落实选矿业年检制度作为洗选企业管理的主要手段，全市124家选厂，109家通过年检，责令15家停产整治。经过监测，我市洺河出境断面水质好于入境水质，达到了XX市的要求。另一方面，强化饮用水源地综合整治，牵头组织水利、工商、旅游等部门对饮用水源地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标准在我市饮用水源地设置警示标志62套。按规定进行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保证全市人民喝上了干净的水。

（三）严格执法，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一是认真落实环保第一审批权。将总量控制作为项目审批的“总闸门”，从严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三同时”制度及国家有关产业政策，严格环评审批、验收，强化污染源头控制。今年以来，共审批项目42个，验收7个，否绝突破环境容量、不符合环保和产业政策要求新建项目5个，环保“三同时”执行率大中型项目100%，小型项目98%以上。二是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实行严处。开展了钢铁行业、重点污染减排设施专项执法行动，共计出动执法车辆140辆（次），排查各类企业70家，立案查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22个，罚款50余万元，有力打击了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三是化解纠纷，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建立了24小时接访制度、协调办案制度、案件督查制度、举报回访制度，今年以来，共接待群众举报和案件57起，已办结57起，没有发生一起越级集体上访。由于工作得力，环保工作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表扬。四是严厉打击重污染小企业。结合乡镇和有关部门，在全面细致排查摸底重污染小企业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理场地”的标准，取缔小选厂、小化工等违法企业80余家，有力遏制了重污染小企业的反弹势头。五是强化排污费征收，今年以来，认真总结以往排污费征收经验，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为目标，以提高征收比例为重点，以拓展征收范围为切入点，以规范排污费征收管理为突破口，强化排污费征收。截至目前，共计征收排污费2200万元。

（四）抓实基础，为开展环保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一是充分发挥电视、报纸新闻舆论作用，对环境治理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予以表扬和曝光。二是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在6.5世界环境日前夕，开展了环保街头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材料2万余张，在《武安报》开辟专栏宣传环保法律法规，在新世纪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环保专题片，受教育逾2万人。三是大力开展绿色单位创建，上半年共有2家庭院、2家饭店、1个小区、3所学校、3个家庭被XX市命名为绿色单位。四是认真承办人大建议、政协提案。我局共收到人大建议8件，政协提案9件。通过落实责任，认真办理，所有人大议案、政协提案全部办结，答复率、走访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满意率均为100%。

（五）转变作风，为全市经济建设助推添力。一是加强执法队伍理论建设。牢固树立抓好治污减排就是发展经济的理念，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落实了政务公开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打造一支团结奋进、业务精良、作风端正、纪律严明的环保铁军。二是执法队伍作风建设。鼓励干部职工在其位谋其政，干好自己一份事，敬业爱岗，为民服务。坚持机关不定期查岗、每周五学习制度；坚持请销假制度。对迟到早退、无故离岗的，一经查实，从严处罚。三是强化机关制度建设。建立了科室工作月报制度。局工作每月有要点，每项有计划，每月底有小结。形成安排、实施、小结、反馈的工作流程，促使机关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特别是对再次创业，我们实行半月一调度，及时掌握工作进度，解决存在问题，提出下一步思路。

以简化审批程序为根本，为全市再次创业助推添力。简化办事环节、缩短审批时限。按照能减就减尽量减的原则，将审批时间进一步缩短，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原来的60个工作日，缩短为10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原来的30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我局13项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七公开”内容全部在XX市报公布。对来窗口办理业主的采取“一次性”告知，材料齐全一次性办结。

二、存在问题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环保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环保工作存在的问题很多。

一是减排的压力仍然很大。尽管近年来我市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但受历史形成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偏重等重要原因，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仍然偏大。随着近期全市的经济形势的好转，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将随之增加，既要削减存量，又要控制增量，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弹。

二是环境监管的难度加大。近年来，随着各项减排工程的深入推进，污水处理厂、烧结机脱硫大部分已完成。但仍有部分企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甚至违法排污，一些已淘汰的钢铁、焦化、建材等落后产能、“三小企业”有可能死灰复燃，加大了我们监管的压力。

三是我市产业结构偏重、城市布局不当的问题在近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道穿城、污染企业围城”的现状极大制约着城区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在全市“双三十”县市中，我市城区空气质量长期处于中下游，直接影响省节能减排“双三十”任务的全面完成。

四是环保执法力量相对不足。我市企业点多面广，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环保工作越来越多，本不宽裕的环保执法力量更为捉襟见肘，制约着环保工作的更好更快发展。

三、下半年工作谋划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完成“双三十”节能减排任务的收官年、决胜年、交账年。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突出重点环节，坚持综合施治，构建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在调整产业结构中重要作用，加快环境质量的改善。

（一）强力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一是保障减排工程的正常运行。以开展“治理设施管理年”活动为契机，强化对治理设施运行的监管，特别是脱硫工程、污水处理厂运行的监管。严厉落实各项专项监管措施，健全完善治理设施管理台帐，加大处罚力度，力促治理设施的稳定运行。二是完善管理减排。扎实推进在线监测平台建设，力争及早投入正常使用。充分发挥总量控制在减排工作中的调节和撬动作用，严格新增主要污染物建设项目的审批，不符合要求的建设项目坚决不批。三是落实结构减排。督促有关部门按照产业政策要求，督促淘汰全市钢铁、焦化、建材等行业的落后产能。

第3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结构调整[CD15]作者简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内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加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不断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除不断受到美欧日等经济体联合施压的政治因素外，更主要在于内外经济因素的推动。第一，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储备资产过快增长，直接使外界产生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第二，我国国内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间接引发了外部经济的不均衡。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我国不到50%。［1］根据宏观经济双缺口模型：储蓄缺口（S-I）＝外汇缺口（X-M），当国内储蓄>投资，即S-I>0 时，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产品只能转向海外市场加以消化，会加大贸易顺差，形成升值压力。第三，我国长期奉行“出口至上”战略，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与招商引资，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第四，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一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所驱动，其结果要么是国内通货膨胀，要么是本币名义汇率升值。［2］唐旭，钱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均支持该效应在我国的显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因次贷危机等原因持续动荡，经济增速放缓，巨额贸易赤字有增无减。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下行加剧了美元贬值。美元资产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资本开始撤离美国，重新寻找新的避风港。第六，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加之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有汇率政策。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冲突”，认为单独使用一种政策工具要同时达到内外均衡目标，其结果必然是使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处境。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打破这种看法，指出只要恰当地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可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他提出并经弗莱明修正形成了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我们分析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和不同的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政策搭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经典M-F模型多用在对发达国家的分析上，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其创始者蒙代尔先生也认为要谨慎。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经济环境将越来越符合模型的假设条件，分析结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广而来，它由三条曲线及其对应的三个方程构成，分别是：

1.IS曲线:SP（Y）＋T＋M（Y）＝I（r)+X+G，表示经济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反映商品市场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国国民收入，r代表本国利率；SP为私人部门储蓄，M 表示进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数；I为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税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视为外生变量。

2.LM曲线：Ms=Md=L(r,Y)，Ms与Md分别代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L是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数，投机需求是r的减函数。该曲线反映货币市场的均衡。

3.BP曲线：CA+K=X-M(Y)+K(r)=0,反映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认为，外部均衡是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总差额的平衡。M-F模型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视角，所探讨的是在纯粹固定汇率制度或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政策组合，但现实中各国采用的汇率制度大多是介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我国从汇改以来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汇率水平波动幅度有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动区间扩大为0.5%）。为此，在分析问题时笔者选用固定汇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弹性较小。可以认为BP线比LM线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这三条线进行移动，使之重新交于一点。该点对应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意味着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国际收支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三、基于M-F模型的现行政策搭配探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宏观经济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GDP增长跨入9％区间且呈逐渐攀升之势；（2）社会部分行业投资过旺，消费增长缓慢使银行存贷差逐年扩大。大量闲置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内部，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国际收支顺差通过影响本国储备资产量，形成外汇占款，货币供给量快速增长。根据2008年6月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 8088亿美元（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也就6万多亿美元），占央行总资产的70%。过剩的流动性，集中在商品市场，引发通货膨胀；集中在资产市场，会推高房地产、股市等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最终催生泡沫损害实体经济。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比上年提高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月攀升，分别上涨9 . 8%和6.9%；种子、仔猪、化肥、农药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25.5%；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继续提价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1］高企的通货膨胀和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积累已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

从M-F模型出发，笔者认为，为重新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适宜在维持汇率渐进、有序、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长期担负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功能向“稳定调节器”和“结构优化机”的功能适度转变。

如果政策当局采用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图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IS 曲线右移到IS1，与LM曲线交于点A。届时，国民收入（Y）增加使进口增加，经常项目恶化；而资本项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设我国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度低，资本项目的改善不足以补足经常项目的恶化，最终造成国际收支逆差（A点在BP线下方），本币有贬值压力。而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执行需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出外汇买本币，相当于收缩货币供应量，LM曲线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适，IS、LM、BP三线会重新交于一点E。在新的均衡点，国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整体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必须温和，否则（例如移到IS2）会同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率上升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但是，在我国仍然维持资本项目相当管制的情况下，利率仅是引起汇率变动的因素之一。除投机资本外，外资流入更多是因为看好我国低廉的资源价格、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内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缓解和弥补。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政策搭配的侧重点与实施途径

社会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一直争执不下。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既是严峻的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对于不善于从内部主动进行转变的中国来说，借助于升值的外力与硬约束环境，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可以加快进行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转换外贸增长方式，化解因顺差过大引发升值的恶性循环，并着力推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从源头上缓解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突出问题的治本之道，也是运用政策工具搭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一）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总量调节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鲁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论”思想，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二。［2 ］我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由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由资本管制向资本自由流动的方向平稳过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汇率起伏和国际游资的频繁冲击。在现行结售汇体制下，基础货币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却因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传导媒介缺乏市场基础而效率低下。因此，货币政策取向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调控实力，从总量上抑制经济过热。具体建议有：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强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工具的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货币市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改变现行的强制结汇制度；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发挥结构引导与资源配置的优势

2003年到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10万亿元，年均增长22.1%。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的0.7%.在货币政策日益陷入被动的困境下，财政政策大有用武之地。我们应抓住财政增收的有利契机，灵活用好三大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工具、支出工具和国债工具，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1．税收工具

财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减税机制，降低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其利润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因此，应有效实施企业所得税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推广。第一，“两税合并 ”将使国内企业总体所得税水平由33％下降到25％，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空间，减轻因升值造成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提价和紧缩环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资成本。同时，“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整体而言是增税，这有利于从税收、土地和融资方面减少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多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对属于粗浅加工贸易和能耗高、资源占用多的外资尽量少引进甚至不引进，有助于扩大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我国从加工到制造再到创造的产业结构优化。［5］第二，与生产型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时对所有房屋、基础设施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进项税全额抵扣，既能消除重复征税，体现税收公平、中性原则，又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参与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中去。

2．支出工具

首先，稳中趋松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支出的适度扩张，但增加的支出――通过政府消费、转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不应进入竞争性投资领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针对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及城市弱势群体等的公共服务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费疲软、内需不足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住房、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费潜力，需要财政支出充分发挥引导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应与税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税等）一道，共同推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的做法，减少能源、原材料和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并适当运用降低关税、调节增值税等激励措施，进口一些可用于改善国内教育、医疗设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安全生产、排污环保事业亟须的各种设备与技术，以及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资源产品。这样不仅能直接减少贸易顺差，而且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研制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企业和重要行业科技投入，打造国际品牌，重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3．国债工具

国债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属财政政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考虑充分发挥它在两大政策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拓宽财政收入渠道的同时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第一，财政可发行专项国债，募集资金以购买中央银行富余的外汇储备。这样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动性，而且可以丰富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余额，改善其资产结构比例，提升冲销操作空间。2007年8月财政部开始分批次发行15500 亿元特别国债以购买外汇为中国投资公司注资，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第二，设立专门的投资公司，财政参与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与管理，并结合使用财政支出工具，改善国际收支，分散投资风险。第三，大力发展短期国债市场。短期融资工具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载体，而现有债券的种类、期限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大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据日益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又能为财政省下一大笔利息支出，这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3］唐旭,钱士春．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J］．金融研究, 2007(5).

第4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

第5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

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第6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经常项目赤字；财政赤字；中东欧；财政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0-68-03

经常项目赤字与财政赤字是中东欧国家突出的经济现象。受这一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认识和政策的影响，“双赤字”问题因而未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在金融危机面前，经常项目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自动纠正，但财政赤字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总之，“双赤字”问题带给中东欧国家的教训是深刻的，而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中东欧国家调整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增长模式。

一、“双赤字”问题的由来

（一）“双赤字”产生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根据“华盛顿共识”中有关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实施经济转轨，即建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为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中东欧国家既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过渡，又要按照欧盟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改革本国经济制度，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实行以欧盟为依托，主要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欧盟也推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援助措施，引导中东欧国家靠拢或加入“欧洲大家庭”。

在此背景下，西欧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东欧地区；而中东欧国家乐于看到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相当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被外资企业控制。外国公司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利用对外贸易、红利汇出等手段将利润和租金转移到国外；同时，主宰了中东欧金融业的外国银行，也为国外资本转移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此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额连年升高，进入21世纪后更是成为跨国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二）“双赤字”的严重程度

中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1995―2008年，从时间跨度上看，14年来中东欧国家连年出现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从赤字规模上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1.1%―4.3%，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3.1%―10.7%；从具体国别上看，历年双赤字国家基本在11个以上，只有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财政状况以及斯洛文尼亚、波兰经常项目状况相对较好。从经济转轨开始，双赤字现象一直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隐患。

（三）“双赤字”的成因分析

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东欧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首先，财政收入不稳定，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给予私营部门较多的税收优惠，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财政实力。同时，受财政监管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偷漏税现象严重。其次，财政预算难以有效执行，财政支出逐年上升。一度高涨的经济增长率使政府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财政预算与支出规模偏离实际承受能力。再次，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加剧了财政收支失衡的程度。庞大的外债规模使政府财政收支捉襟见肘，而高负债使“赤字财政”政策呈现出常态化的被动选择趋势。最后，部分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横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财政支出。

与此同时，主要受外币信贷高涨，对外经贸结构失衡，国内需求旺盛导致商品贸易逆差的影响，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经常项目处于赤字状态。而在经常项目赤字中，商品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很高，从中东欧地区整体来看，1995年以来基本在70%以上，个别年份高达150%以上。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外借款等外资注入方式弥补，这又使得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外债规模不断上升。

实质上，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都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对国外资本依赖程度过高、主要出口市场相对单一、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分布和经济结构不合理、本外币配比失衡导致信贷结构失当、政治与经济转轨后对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欠缺正确认知是“双赤字”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但在世界经济向好、外国投资热情高涨、本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问题基本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和警觉，而是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解决一切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二、金融危机下“双赤字”问题的表现

（一）财政赤字问题趋于恶化

财政收支状况对本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以及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赤字问题加重，各国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较2008年更是进一步升高。从下图可以看到，2009年波罗的海三国以及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较近年平均水平有了大幅攀升。

在经济基础薄弱，外资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下两方面原因使得中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凸显：首先，由于税收等财政收入锐减，各国财政均面临沉重压力。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不利于各国货币的稳定，也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加剧外资抽逃或撤离的程度，给本国的经济复苏带来消极影响；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有增无减，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和失业人数的增多，迫使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加。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收入的减少、支出的增多以及连年的巨额赤字使中东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脆弱。其次，对于有能力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缺乏灵活性与长远性。虽然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绝对数额小于西欧经济发达国家，但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扩张政策带有更多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无暇顾及财政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自动恢复”的作用。同时，行政干预还使得部分国家的政府公共债务激增，从历史经验看，高债务预期将增加政府的长期借贷成本和长期公共财政支出的风险。

目前，财政赤字对中东欧国家的负面作用日益加大。在金融危机全面扩散初期，实体经济快速萎缩、货币贬值、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因素是中东欧国家经济下滑、风险水平上升的主要外在表现；而在世界经济初步回暖时期，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则成为其经济复苏相对乏力、风险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体现。从外国投资者的视角看，财政赤字的大幅上升将严重影响一国财政稳定性，增大政府违约的可能，增加宏观经济动荡、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可能性，影响企业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同时，财政赤字问题会使各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持续下降，外部融资难度上升，信用评级有可能被调低，这对于依靠外部资本实现经济增长的中东欧国家而言十分不利。

许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和区域性组织已就此问题发出了警告或表示了强烈关注。欧洲中央银行多次表示，部分中东欧国家较高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欧盟委员会已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成员国必须在2013年前将财政预算赤字削减至3%以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11月发表的报告指出，中东欧地区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越警戒线，这些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赤字，尽快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二）经常项目难言乐观

商品贸易逆差是影响中东欧国家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商品出口额同比大幅下降。即使在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球经济初显回暖之势后，大部分国家的出口情况仍没有明显好转。目前，除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等国外，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的商品出口下降幅度依然较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东欧国家外贸结构上的缺陷暴露无遗。首先，其主要出口目的地多为德国、法国等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出口对象国的多元化。而西欧是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国内消费需求的真正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其次，其外部总需求较西欧国家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有限。当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外部环境突然改变时，这些国家对外贸易下滑的更加猛烈。

第7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一、组织实施

（一）根据省、市政府部署，按照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征迁、统一补偿和分级负责、责任包干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县指挥部）全面负责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政策处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县指挥部日常工作和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政策处理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沿线乡镇（街道）对辖区征迁工作负总责，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时间，做好本辖区内的土地征占、青苗补偿、坟墓迁移、房屋拆迁、协议签订、拆迁户安置等工作；同时做好宣传发动和群众思想工作，及时协调处理好征迁、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治安，营造良好的建设施工环境。

（三）县国土部门负责土地征收（用）和报批、落实临时用地、组织复耕以及配合县人劳社保部门和乡镇（街道）做好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

（四）县财政、建设、规划、交通、人劳社保、农业、林业、水利、公安、民政、环保、供电、广电、电信、移动、联通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征迁相关工作。铁路建设工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和施工单位按照业主职责和有关规定，做好征迁、建设等相关工作。

二、征迁内容

（一）征地拆迁范围

1、红线内征地拆迁。原则上按铁路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意见和用地红线规定执行（包括设计变更）。

2、红线外征地拆迁。边角地、夹心地、环境保护敏感建筑物的具体范围，由项目公司和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共同核定，并按以下方式进行分类处理（如遇特殊情况由县征迁部门与项目公司协调处理）。

（1）边角地和夹心地。边角地是指新建铁路与既有铁路、高等级公路、河流、其它屏障性建（构）筑物地界桩之间形成了合围，而且无法耕种的小面积土地；夹心地是指新建铁路与既有铁路、高等级公路、河流、其它屏障性建（构）筑物地界桩之间形成的宽度小于米范围内的长带型可继续耕种的土地。

（2）边角地和夹心地上的房屋按拆迁处理。

（3）新建铁路经过人口密集地段，距外轨中心线米以内的住宅、学校、医院敬（养）老院等敏感建筑物，优先采取功能置换措施，无法置换的按拆迁处理。

3、新建铁路从企业厂区穿过，其红线内拆迁量超过厂区建筑总面积%或直接影响企业的主要生产功能，原则上应作整体拆迁处理。

（二）征地拆迁数量

1、用地数量。包括主线红线内用地量、拆迁安置用地量和“三改”项目用地量等，纳入项目用地同步报批。具体数量由县国土部门会同县指挥部、项目公司等成立联合调查组，在勘测定界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实际，对包括边角地、夹心地、“三改”项目用地等进行共同查核，确定数量，分类统计，共同签认。

2、房屋拆迁数量。由县指挥部和项目公司成立联合调查组，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结合现场实际对住房、农用房、企事业用房、学校用房等进行联合调查丈量，确定数量，共同签认；无法改变功能继续使用而需拆迁的环境保护敏感建筑物，由县指挥部与项目公司等联合调查，确定数量。

3、地上地下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拆迁数量。必须拆除或迁建的地上地下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包括水电、通讯、道路、桥梁、管线、市政、水利设施、河埠、机埠房、水井、水塔、晒谷场、树木、绿化物、围墙、广告牌、坟墓、庙宇等。建（构）筑物由项目公司与县征迁部门和权属单位共同现场查核，确定数量，分类统计，共同签认。地面附着物由项目公司与县国土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确定数量、类别，共同签认。

三、土地征占

（一）铁路建设工程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被征占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积极支持征地拆迁工作的实施。

（二）铁路建设红线内占用的集体土地、国有农用地，全部采取国家征收（用），征收（用）补偿费用按政办发〔〕号文件执行。

（三）对占用国有出让土地的使用权收回，实行货币安置，货币安置补偿按出让合同结合市场价评估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形式确定。

（四）对占用工业园区土地的，除按国有出让土地补偿外需对其开发成本予以补偿。

（五）“大三改”项目用地补偿按本办法确定的标准执行，其用地数量纳入项目用地同步报批，报批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小三改”项目用地实行只补不征，由项目公司按区片综合价补偿。

（六）边角地按区片综合价补偿；夹心地实行只补不征，由项目公司按万元/亩予以补偿；环境保护敏感区和边角地、夹心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用地按区片综合价补偿。

（七）征占水域的，由项目公司向县水利部门申请，经审核审批后方可使用。征占水域要补建，在无法补建时，由项目公司按照国家、省及县政府有关政策评估后给予补偿（包括费税），协议由项目公司与相关单位或权益人签订。

（八）征占林地的，由项目公司向县林业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使用。征占林地补偿标准按国家、省及县政府规定政策执行，协议由项目公司与相关单位或权益人签订。

（九）临时设施用地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和尽量少占耕地原则，由项目公司（或委托的指定施工单位）向县国土部门申请，并制订复垦方案和签订临时用地协议（临时用地协议由权属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县指挥部、项目公司、县国土部门鉴证；临时用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2年），向县国土部门缴纳临时用地复垦履约保证金（临时用地复垦履约保证金按水田万元/亩、其它地类万元/亩缴纳），经批准后方可使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工程临时用地在施工结束后由项目公司负责复垦，恢复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并由县国土部门会同县指挥部、农业部门负责验收。复垦验收合格后，临时用地复垦履约保证金退还缴纳单位。已用于工程临时用地的夹心地、边角地，并已缴纳了临时用地相关费用，临时用地租金与土地补偿费两者，按“就高原则”计取其一。

（十）对于工程建设期间，遇到坍塌、滑坡占用征地红线外土地且无法恢复的，由施工单位按照只补不征原则和区片综合价标准，对土地权属单位予以补偿。

（十一）各类苗木、附着物，由所有者在规定时间内迁移。其补偿费（除大型苗圃和零星珍贵树木）由县国土部门与乡镇（街道）依据政办发〔〕号文件精神，实行包干，并按照标准补偿到户。大型苗圃和零星珍贵树木的补偿费，由县国土部门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补偿。征收（用）土地方案公告后种植的树木、苗木、农作物等不予补偿。

（十二）坟墓迁移补偿费：单穴元/座，双穴/座，根据详查实际数量补偿。对征收范围内需要迁移的坟墓，原则上要求安置在公墓内，并给予安置墓地的投资主体元/座补助。

（十三）养殖鱼塘：主要指正规鱼塘且深度超过米，浅于米酌情扣减补偿费，养殖食用鱼的—元/亩，含迁塘费、筑塘费；同时养殖珍珠的水塘，另外补偿不超过元/亩的珍珠迁移费。

（十四）为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凡因红线内土地、边角地、红线内的房屋拆迁安置用地、环境保护敏感区和边角地及夹心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用地等征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缴费标准中政府出资部分及参保人员的档案保管费、管理服务费由项目公司承担。

（十五）按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必须缴纳的规费（税）由项目公司负责缴纳。

四、建（构）筑物拆迁

（一）铁路建设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和其它构筑物实行一次性拆迁、补偿，按本办法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其它构筑物拆迁、补偿按照现行政策处理。建（构）筑物拆迁原则上由被拆迁人自行组织，残值归其所有。

（二）被拆迁居民房屋的补偿费以下列标准为基础，按照房屋建筑的不同结构和新旧程度、装修程度，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给予补偿。

类别房屋结构补偿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分类简要

1框架结构房屋整体为全框架结构，内外墙粉刷，水电卫齐全，设施良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2框混结构房屋建筑部分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砖混结构，内外墙粉刷，水电卫齐全，设施良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3砖混一级房屋整体砖混结构，屋面现浇或预制板隔热，内外墙粉刷，水电卫齐全，设施较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4砖混二级房屋整体为砖混结构，屋面盖瓦，内外墙粉刷，水电卫基本齐全，设施尚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5砖木一级房屋整体为砖木结构，内外墙面粉刷较好，室内设施一般（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6砖木二级房屋整体为砖木结构，内外墙面粉刷一般，室内设施较次（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7泥木结构房屋墙体为泥墙，屋面盖瓦。

8简易建筑建筑结构简单，室内较为简陋（主要指披屋、柴房、猪栏、厕所等附属用房）。

9毡棚屋面为油毡、茅草、石棉瓦等。

说明

1、楼层计算办法：属楼板分层，安全承重，层高米（含）以上，按一层计算；层高米（含）～米（不含）按不高于层计算；层高米（含）～米（不含）按不高于层计算；层高米（含）～（不含）米按不高于层计算，层高米以下不作楼层计算。

2、建筑年限在3年以内的不计算折旧；超过年的每年按%折旧，最高折旧率不超过%。

（三）被拆迁居民房屋内的装修及设施通过评估予以补偿。

（四）企业拆迁实行货币安置，其中：

1、对被拆迁企业的用地及地面附属物，按市场价格评估实行货币安置。根据土地取得的不同方式，由房地产评估机构按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如缺乏足够的市场成交案例不能采用市场比较法时，可采用成本法等其它评估方法，评估结果由县国土部门会同县建设部门审核。

2、被拆迁企业生产设备，由被拆迁企业自行搬迁。机器设备搬迁补助及安装调试、停产（业）损失及过渡费补助由受委托的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予以补偿（补偿设备范围：必须是在生产线上正常使用的固定设备，废弃设备以及运输、装卸设备等动产设备除外）；停产（业）损失及过渡费补助按月计算，支付4个月。

（五）畜禽养殖场所临时建筑物及配套设施通过评估予以货币补偿，其中临时建筑物参照上述建筑补偿标准评估补偿。

（六）其它构筑物补偿：

1、氨水池、水泥蓄水池：按砌体的立方计算，每立方米为元。

2、晒场：水泥晒场—元/平方米，三合土晒场元/平方米。

3、围墙：砖砌元/平方米，石砌元/平方米，三合土元/平方米，地下基础部分不另计。

4、水井：深井元/口，沉井元/口，手压水井元/只。

5、粪缸：一担缸元/只，二担缸元/只，三担缸元/只，千斤缸元/只，粪池元/只。

6、洗衣池：元/只。

7、蔬菜大棚：钢架棚元/平方米，其它棚架（竹木等）5元/平方米。

（七）征收（用）土地方案公告后建造的建筑物、设施等不予补偿。上述未涉及的建筑物与构筑物（不含机器设备）拆迁，按评估价或重置价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

五、拆迁户安置

（一）对因铁路建设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住宅统一实行迁建安置，拆迁户的安置由各乡镇（街道）、村按有关建房规定和标准落实；安置用地按照县国土、规划部门核准的面积确定并置换；安置用地由县国土部门统一征用，其安置用地征用和报批费用由项目公司支付，纳入项目征地成本。安置户安置标准按家庭实际在册人口划分为大、中、小三种户型，其中人以上的大户建筑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平方米；人的中户建筑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平方米；人的小户建筑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平方米。

（二）拆迁户搬家费补助（以户为单位）人以下（含人）一次性补助元，人以上（含人）一次性补助元。拆迁户安置过渡费，人以下（含人）一次性补助元；人以上（含人）一次性补助元。过渡用房由拆迁户自行解决。

（三）拆迁安置点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其费用列入项目拆迁安置成本。项目公司可以直接组织实施拆迁安置点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也可按相关配套标准预算包干补助给乡镇（街道）或村组织实施建设。拆迁安置点勘测、设计、规划等和新建安置房屋报批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对被拆迁人自行组织拆、建房屋过程实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

（四）鉴于铁路建设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实际，对被拆迁人按时完成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实行一定数额拆迁奖励。凡超过限期者不予奖励，奖励以户为单位。具体包括：

1、被拆迁人按时完成其住宅房屋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元；提前-天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加奖元；提前-天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加奖元；提前天及以上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加奖元。

2、被拆迁人按时完成其除住宅房屋外泥木结构（含）以上等级建筑物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按其拆迁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元。

3、被拆迁人按时完成其简易建筑、毡棚等级建筑物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按其拆迁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5元。

六、杆（管）线迁移及其它

（一）铁路建设涉及需要迁移的高压铁塔、高低压电力杆、通讯杆（含光缆线）、广播电视杆、自来水、燃气管道等设施由各产权单位负责迁移，其迁移费由项目公司（或委托施工单位）与各产权单位协商确定，县相关部门给予配合。杆（管）线迁移“三杆”迁移涉及到的用地和青苗补偿标准按政办发〔〕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三改”项目原则上应由项目公司予以修复或还建，确保完善设施的系统功能，对不能恢复或相关权属单位认可不再恢复的“三改”项目设施，经评估机构评估给予经济补偿。因工程影响涉及新增设的排灌涵洞、渠道和道路等“小三改”项目，由项目公司或施工单位和所在的乡镇（街道）、行政村共同商定，并签订协议，项目公司或施工单位按协议改建。

（三）因工程施工损坏民房、毁坏山林、环境污染等，由项目公司督促施工单位负责按有关规定或经评估机构评估补偿。

（四）施工车辆使用国、省、县、乡、村等道路（含桥梁），由项目施工单位直接与相关权属单位或权益人协商确定并签定协议缴纳一定数额的道路损坏恢复保证金，其中：对于施工车辆使用县道以上道路的，由施工单位与县交通部门签订协议，县指挥部、项目公司、乡镇（街道）鉴证；对于施工车辆使用乡道及以下道路的，由施工单位与各乡镇（街道）签订协议，县指挥部、项目公司鉴证。损坏道路由施工单位负责恢复，经验收合格后退还保证金。

（五）铁路建设工程涉及的文物保护、考察等费用由项目公司直接支付给相关单位。

（六）为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建立项目工作劳动竞赛考核奖励机制。其奖励费用按照项目征地（包括临时用地）、拆迁面积的一定额度标准计提控制，纳入征迁成本。具体考核奖励办法由县指挥部负责制定实施。

七、工作要求

（一）鉴于征迁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工程建设涉及到的乡镇（街道）、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通力协作，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征迁任务。县指挥部与相关乡镇（街道）、部门签订征迁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征迁任务、完成时间和补偿标准。对按时完成征迁任务的予以表彰奖励，对不能按时完成征迁任务的乡镇（街道）、部门进行通报批评。

（二）各有关乡镇（街道）、部门在征迁工作中要严肃纪律，规范操作。对征迁工作中出现恶性事件的、或严重拖延项目进度的、或有违法乱纪行为的，查明原因后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三）各项政策处理补偿费用统一由县指挥部按规定标准和实际征收数量核计，分期拨付，包干使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被征迁单位和农民的征迁补偿款。

八、本办法适用于在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工建设的铁路建设工程项目的政策处理。

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县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工程所有项目仍适用《县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工程征地拆迁政策规定》（政发〔〕号），在县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工程所有项目终结时，政发〔〕号文件废止。

第8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盼政府能“端”出更多“好菜品”

简政放权要求政府把该放的权放掉，该管的事管好，既不能出现权力“截留”，也不能当“甩手掌柜”。如何在改革中实现“政之所为”与“民之所需”的有效对接，是“政之所思、民之所盼”。

首先，在放权“含金量”方面。上级取消下放的大批行政审批事项主要集中在社会管理方面，并且多数属于“零办理”或是业务量较少甚至常年不发生的“僵尸事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相对较少，实用性不够突出（见表二）。在涉及投资、创业等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上取消下放的力度不够、“干货”还不多。已下放的涉及企业投资的事项，如造纸、焦炭、玻璃、铜冶炼、铁合金、烧碱、电石等事项，多是高污染高能耗等没有“生命力”的项目，限于当前环保压力和产业政策，下放基层后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其次，在部门服务理念方面。有些部门、单位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不高，主动服务的理念转变不到位，存在利己主义和“官本位”思想，习惯“签字审批”，这些都成为影响简政放权的“中梗阻”。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以来，全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受理涉及行政效能问题的群众诉求1546件。其中，与行政效能相关的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工作作风等三个方面问题受理量分别为986件、554件、6件，占整个行政效能投诉案件的63.8%、35.8%、0.4%。

再次，在畅通“最后一公里”方面。随着简政放权持续推进，下放的审批事项不断增加，但由于在相应审批流程、办理要件、业务开展等方面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滞后，基层对有关政策规定、标准规范把握不准，同时因相关的技术设备、工作人员等没有及时到位，基层承接能力不足，导致下级落实时间较长，效果不明显。

盼基层能“点”出更多“真滋味”

简政放权方式的转变，能有效提升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但作为简政放权“点菜”主体，基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对怎么点、点什么还存有一些思想困惑和认识误区。

首先，存在“不能点”的制度困境。简政放权本意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但县级在改革中缺乏自，对上级调整取消的事项只能被动地对应调整取消，上级下放的事项即使地方不涉及也需要进行承接，对多年未实施的“僵尸事项”更是无权冻结或处理。而一些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接地气的事项，却因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的滞后无法下放基层实施。例如，“药品零售经营许可证核发、变更、换发”，从实际操作来看更适合基层，但由于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层级为设区的市级而无法下放县区实施，县里开药店办证、换证还要到市里，不但没有“松绑”、“减负”，反倒增加了企业、群众的运行成本。

其次，存在“不愿点”的思想困惑。当前，简政放权尝试建立“双向清理、供需对接”机制，多次就基层希望下放或者取消的权力事项征求基层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基层部门认为让上级放权就是向上级要权，会给上级留下不良印象;也有些基层部门责任担当意识不足，担心上级放权就是“放责”，无形中会增加自身工作量，均不同程度存在“不愿点”的思想顾虑。例如，“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当前实施层级在市级，经论证，完全可以将该事项的部分审批权下放县区实施，但在多次征求意见中，均未征求到相关意见建议。

再次，存在“不会点”的客观困难。受基层群众自身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政策机制缺乏了解等主观条件限制，以及改革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参与途径有限等客观因素制约，致使简政放权过程中群众参与度不高，形成一方面政府部门认为已取消和下放了大量的行政审批事项，另一方面基层群众却对改革成果的感受并不明显的反差。

盼放管结合能“管”出更高“满意度”

坚持放管结合是推进政府职能和方式从注重事前行政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的重要举措，如何改变政府“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思维，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首先，监管意识有待转变。部门“重审批、轻监管”或“只想批不想管”的观念依旧浓厚， “应急式”、“运动式”监管整治成为常态，标准化监管机制不健全。比如，在安全生产、道路交通、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每年都会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下猛药，短期内确实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弊端也很明显，“运动式”监管助长了违规者的侥幸和投机心理，治标不治本，总体处在碎片化状态。

其次，监管方式有待改进。有些部门仍沿用传统的“人海战术”，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监管方面落实不到位，执法监管相应的配套措施也不健全，监管的规范性、系统性、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推广双随机抽查为例，目前推广双随机抽查的信息平台尚未开发，被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人员名录库还无法实现平台录入，很多单位还在采用抓阄、乒乓球摇号等方式随机确定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信息化程度较低，很难做到全面公开，全程留痕。

再次，执法体制有待完善。行政执法是政府监管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到事中事后监管的效能。目前，基层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力量分散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简政放权成效和政府监管效能。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执法机制尚未建立，存在“信息孤岛、协调不畅、合力不强”等问题。以我县餐饮单位为例， “先照后证”政策实施后，新注册的200多家餐饮单位约有20%的申请人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并没有到行业监管部门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相关手续，直接开始经营。而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由于部门间信息不畅、监管力量不足等原因难以主动监管，市场主体也存在等待观望心理，导致市场监管出现空档。

盼优化服务能“优”出更多“获得感”

优化服务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部署要求，也是检验群众“获得感”的试金石。目前，中介服务不规范、审批办事难等问题对冲了改革红利，蚕食了群众“获得感”。

首先，中介服务规范力度不够。在上级清理规范的315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中，涉及基层的仅13项。清理规范的13项中，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材料的仅3项，其余10项均属于放开原本必须委托中介提供服务的项目，改为可由申请人按要求自行编制。现实操作中，因涉及的技术要素专业性过强，企业群众基本不具备自行编制的能力，若盲目编制未通过还会影响审批进程，为稳妥起见，绝大多数企业群众仍委托有资质的中介编制，改革的实施效果不佳。企业群众最期盼的是上级能够取消专业性强、不具备自行编制能力的审批材料，直接改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或由相关部门直接开展此项工作，从而杜绝上面放下权、下面托不起的现象，逐步实现“一切方便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便民服务模式，“激活”市场动力“引擎”。

其次，便利化程度仍不高。尽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再精简审批要件和环节，但在涉及环评、投资、建设、创业、发改备案、规划、土地、水保、水资源论证等方面需提交的材料仍偏多，支撑性附件多达十几项，加之专家评审论证十分严格，一本报告书从编写到报批往往需要3-6个月。再有就是审批平台方面，在梳理省级以上自建平台时发现，仅我县就有34个审批系统，全部为省级及以上部门开发，涉及20个部门82项审批事项，目前这些审批系统尚未实现互联互通，为申请人带来诸多不便。

“善政必简”。简政放权改革面向的是基层，主体是广大企业和群众，简到什么程度、放的力度如何，基层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如何让基层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有更多的“获得感”，防止简政放权“上热下冷，上下有温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以推进。

一是从转变观念入手，引导部门由被动参与向主动作为转变。简政放权不是“剪指甲”，而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其过程无疑是艰难的、痛苦的。但针对基层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必须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打破利己主义思想和“审批迷恋”，用政府的减权限权、监管改革和服务优化，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释放。

二是从提高质量入手，推动放权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简政放权含金量考验改革决心，要防止出现放权数字化倾向，多取消下放与企业经营、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含金量高的事项，把企业和基层急需的事项减下来、放到位，增强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要更加注重从“给群众端菜”向“让群众点菜”转变，建立权力“双向清理、供需对接”机制，通过上下级之间双向协商的方式，增强权力下放与承接的衔接度，实现精准定向放权。

三是从搭建平台入手，实现由群众跑腿向信息跑路转变。加快推进省市县网上政务服务大厅互联互通，尽早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加快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和网上审批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涉及公共服务事项的信息互通共享，促进办事部门工作衔接，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打破“信息孤岛”，确保群众通过提交一套材料，一个窗口服务后拿到的是“成品”，而不是拿到“半成品”后再自行“加工”或“处理”。

第9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自从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将从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这一热词刷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理对这一改革的高度重视。

3个月内六提营改增总理如此“青睐”的改革是件啥大事？

这是两会后总理谈及营改增的时间轴：

―3月18日，总理主持召开今年两会后的第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部署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强调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3月24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总理向海内外嘉宾阐述了全面推开营改增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一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不仅有利于统一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更重要的是会有力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4月1日下午，全面推开营改增“倒计时”一个月之际，总理来到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对各部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据悉，视察和座谈会上，总理强调了不下10次营改增。

―4月11日，总理在国务院专题座谈会上，和20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当面谈了全面实施营改增的问题。

如果加上今年1月22日总理在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强调，要以营改增作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激发市场活力，调动两个积极性，迄今三个月时间内，总理已经六提营改增改革，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总理如此重视的营改增是件怎样的大事？经历了怎样的改革历程？

营业税和增值税，是我国两大主体税种。营改增，顾名思义就是原来按照营业税征收的部分行业，改为按增值税征税。营改增的最大特点是减少重复征税，可以促使社会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减轻税负。

我国2012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实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启动营改增试点，当年9月1日至12月1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由上海市分4批次扩大至北京市、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含厦门市）、广东省（含深圳市）、天津市、浙江省（含宁波市）、湖北省等8省（直辖市）。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推向全国，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在全国范围实施营改增试点；同年6月1日起，电信业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营改增试点。至此，营改增试点覆盖了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以及研发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3+7”个行业。

2016年5月1日起，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将正式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随着营改增改革“收官”，作为地方第一大税种的营业税将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

本届政府最大规模减税行动总理要下一招怎样的大棋？

作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是总理布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大棋局”中具有盘活带动效应的重要一子。

今年世界经济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要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加力增效。今年我国赤字率增加到3%，扩张的空间主要用来减税，而减税的主要渠道就是营改增。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把“利剑”。

此次营改增全面推开，实行行业范围和抵扣范围“双扩”，涉及新增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4个行业约1100多万户纳税人。今年减税的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正如总理4月1日考察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时所言，营改增是今年确保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有效、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这步棋下好了，实体经济就会更好“活”起来。如总理最关心的就业问题，就在营改增中有所体现。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对服务业明显，对中小微企业也明显，而这些正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就业民生因而成为营改增改革效应最突出的领域。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

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激发自动力，培育新动能。从前期4年多的改革试点看，已经显现出营改增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撬动作用。

统计显示，2012年开展营改增试点以来，截至2015年底，全国试点纳税人共计592万户，累计实现减税6412亿元。同时，营改增试点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2015年的50.5%，首次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可以想象，营改增改革红利已有相当显现，而未来则更可期。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政策取向，更强调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造业升级。可以说，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迈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总理曾强调，营改增通过统一税制，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扣链条，从制度上消除重复征税，使税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完善我国财税体制具有长远意义。

营改增全面推开试点后，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所占税收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到42%。上世纪中叶，很多国家引入增值税，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大量就业。“推进营改增是从大局着眼、细处入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不是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简单转换，而是重大制度创新。”在总理看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实施营改增是结构性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举措，具有一举多得的政策效应。从当前看，会为更多企业减轻税负；从长远看，这项改革将利国利民。

以“工匠精神”打赢改革攻坚战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总理重视营改增，还表现在对改革执行效果的关注。“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几乎每次提到全面推开营改增，他都会强调决不能让这一目标成为一句空话，更不能“囫囵吞枣”，而要精心操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总理更是强调做好营改增的准备实施工作，也要有“工匠精神”。“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有工匠精神，把事情办扎实，办精细。”4月1日考察当天，总理在财政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如是强调。

在这一部署下，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中央部委，到基层财税部门、上千万试点纳税人，齐心协力打响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攻坚战。与前期改革试点相比，从今年3月5日总理宣布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起，留给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准备时间不足两个月。如此短的时间备战这场涉及1100多万户纳税人、业态更复杂、社会关注度更高的改革，其难度之大实属少见。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梳理了49大项、各地税务机关梳理了63大项具体任务，并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和专项督查考评办法。各地倒排工期缜密部署，截至4月下旬，各级税务部门已完成既定工作任务近90%，税制转换的准备阶段工作接近尾声，确保5月1日顺利开票，6月1日顺利申报、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税制转换期间不发生影响安全稳定的问题。

改革进入关键时刻，除了周全考虑、精心设计，把准备工作做好做细，后续亟待破解的改革难题也开始推动。

4月11日，总理在国务院专题座谈会上，和20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当面谈了全面实施营改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