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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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经济矛盾未解决
过去有一种担心就是加强环境保护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中国2006年以来的实践却恰恰相反。在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的情况下，2006年GDP增长速度达到11.1%，2007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1.5%。有关人士表示，2006年以来的实践表明，虽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非易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
大家的共识是，加大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力度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对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措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还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都有着高度的肯定。
也许是从环保部门转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解振华对不计环境保护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中国人均能源资源少，环境污染已经严重超过环境负荷，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节能减排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则表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发展纲要提出了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重大的举措，是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去年国家确定的节能4%和污染减排2%的目标没有实现，加大了十一五后三年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尽管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推动节能减排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解振华也坦承，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节能减排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钢铁、有色、电力、石油石化、建材等六大行业增长了20.1%，同比加快了3.6个百分点。这种格局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也在不断暴露。
“从经济增长的态势来看，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仍呈增长势头，结构性污染问题仍未缓解，从环保总局和批复项目的行业来看，电力、石化、钢铁、有色等重污染项目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从污染减排的现状来看综合措施还未到位，减排投资渠道不畅，各地淘汰落后产能进展不平衡。如果这些状况不及时扭转，不但实现今年节能减排的目标难度很大，而且将对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的担心所在。
减排目标能否实现
尽管要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形势严峻，但官员和专家学者依然有足够的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万元GDP能耗比上一年下降了1.33%，这是自2003年以来单位GDP能耗首次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增幅减缓。今年上半年在GDP增长11.5%的情况下，万元GDP能耗降低了2.78%；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81%和0.28%，首次实现了两个指标的双下降。
对于如何把节能减排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解振华提出了几条主要措施：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二是加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的力度；三是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和重点领域水污染防治，组织开展1000家耗能大户企业节能行动，推动重点耗能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编制节能规划；四是大力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五是逐步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机制；六是加快法制建设，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节约能源法修订稿已经审议通过，大体上明年二月循环经济法有可能通过颁布。
作为环境主管部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表示，将配合国家发改委做好四区的划点工作，也就是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这四个区域的划定工作，以利于调整产业布局。同时将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企业环评准入的门槛，进一步遏制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发展的速度，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加。今后所有的新上项目必须在完成减排任务的基础上再考虑。国家环保总局还将实行严格的减排目标考核制度，每半年公布一次各省、市、自治区的减排任务完成情况，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则更多地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节能减排固然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政策法规保驾护航，但节能减排工作要向纵深目标推进，关键需要科技创新做支撑。我国应把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依靠科技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要通过战略政策研究为国家和地方制定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要为节能减排提供技术支撑，通过示范提供经济、政策、管理相结合的有效模式，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要通过发展科技服务业，提升传统服务业发展的技术水平。”
“2006年以来的实践表明，虽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非易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高效益、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的发言，从一个侧面代表了有关部门的决心和行动。
六大措施跟进
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推出包括经济制度安排、财政投入力度、重大工程选定、环保监察等六项措施，保障“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实现。
六项措施中，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进行结构调整，仍是首要办法。
解振华表示，依法加快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煤炭等13个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其中，包括要抓紧落实“十一五”期间关停小火电机组5000万千瓦，炼钢能力5500万吨，水泥生产能力2.5亿吨，造纸能力650万吨的任务。将淘汰落实产能的任务进一步分解到相关的地区和企业。
第2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出口国之一，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特征占领全球出口市场，国内外汇储备及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并引起发达国家及各国利益集团一致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和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币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仍在不断升值。鉴于出口贸易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业界的广泛研究兴趣。传统国际经济学主张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的重要解释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增加其出口。例如，Junz和Rhomberg(1973)、Wilson和Takacs(1979)使用固定汇率时期数据，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使用浮动汇率数据，分别发现汇率贬值刺激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增加。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汇率波动已成为常态，其带来的汇率风险可能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探讨汇率风险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献，出现了或正或负不一致的结论。理论上，Ethier(1970)认为风险规避(risk－averse)的出口厂商，为防止汇率风险所造成的成本过高，或是根本不可能规避汇率风险所带来的出口利润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会降低出口。DeGrauwe(1988)则认为出口厂商面对汇率风险，为抵消潜在的出口利润损失而可能增加出口。Broll和Eckwert(1999)则从出口选择权的观点出发，认为汇率波动风险增加可提高出口选择权的价值，进而增加出口。实证方面，Pozo(1992)对英国的实证分析指出，汇率风险减少英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Arize(1995)发现美国、欧洲及G7工业国等国家出口显现负的汇率风险效果;Weliwita等(1999)证实汇率风险负面冲击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然而，Asseery和Peel(1991)的研究显示，除了英国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德国等国的汇率风险显著正向影响出口贸易。Kroner和Lastraps(1993)发现汇率波动与法国、德国及日本的出口贸易存在正向关系，但对美国及英国的出口存在负向冲击。国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任永菊(2003)指出，我国进口中近82%的比例为经过加工后复出口，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也有利于复出口。韩螈(2007)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使出口减少。范金等(2004)计算得出我国的长期出口弹性为－0．86，人民币升值使出口商品价格上升额幅度大于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幅度，从而增加出口总额。张军和李君君(2010)基于中美贸易数据，发现汇率波动负向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可见，对人民币升值这一相同问题的分析，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一般来说，不同的样本期间、变量选择及研究方法等均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不同。而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均为从汇率变动的角度出发探讨汇率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尚未有评估汇率变动及其风险对出口冲击净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双变量GARCH－M模型(Bollerslev，1990;Engle和Kroner，1995)，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及其波动风险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模型设定及目的，不同于现有的出口贸易实证文献。例如，Abeysinghe和Yeok(1998)、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等采用协整分析，探讨出口与汇率的长期关系，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出口变动与汇率贬值间短期调整过程;Lee(1994)基于短期调整的观点，建立纳入协整及误差修正项的VECGARCH模型。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汇率风险波动的影响，进而可能高估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影响。Arize等(2000，2003)及张军和李君君(2010)等均采用汇率的动态标准差代表汇率风险，这种做法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如使用标准差表示风险是基于同方差(homoskedasticity)假定，而事实上汇率风险可能存在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现象。本文使用GARCH模型汇率方差方程估计的随时间变动汇率风险，考虑到异方差现象，从而可避免上述缺点。另外，Pozo(1992)、Weliwita等(1999)、Fang和Lai(2003)先利用单变量GARCH模型估计汇率风险，再代入出口均值方程以估计汇率风险效果。事实上，此两阶段(two－step)估计过程降低了模型估计效率，而本文双变量GARCH－M模型同时估计随时间变动的汇率风险及其对出口的影响，较具估计效率。最后，汇率及其风险对出口的冲击可能存在当期与滞后效果，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产业结构及出口企业反应行为等，可能造成不同的动态调整过程，本文设定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ADL)出口方程，不同于Kroner和Las-trapes(1993)仅考虑汇率当期效果的GARCH－M模型，从而能充分反映汇率及其风险对出口的动态影响过程。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Rose和Yellen(1989)使用非结构简化式(reducedform)模型实证考察汇率与进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在此架构基础上，我们对汇率风险效果加以考虑。设定实际出口(x)为国(境)外经济景气度(y)、实际有效汇率(q)及实际有效汇率风险(hq)的函数:x=f(y，q，hq)(1)实际出口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名义出口收益，以本国物价水平进行平减后的数值;与本国出口贸易相关的国(境)外经济景气度正向影响出口需求;名义汇率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币价格，实际有效汇率为本国主要贸易国实际汇率的出口加权平均值，汇率下降代表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商品在国(境)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可能减少;汇率风险对出口的冲击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等可能出现不同的反应。为刻画汇率及其风险的动态效果以及消除序列相关问题，我们设定出口方程为自回归滞后分布(ADL)模型:
2．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月度数据，检验汇率及其风险与出口的关系，进而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对人民币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汇改制度，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样本期间选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个观察值。实际出口(x)为使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后，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名义出口经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后数值。实际有效汇率(q)根据潘红宇(2007)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数据计算得出。国(境)外经济景气度为选取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等10个主要出口贸易国和香港、台湾地区，以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作为权数计算得出的工业生产指数(IP)加权平均值。所有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其余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网、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走势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2007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趋于稳定，从2008年起实际有效汇率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即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2009年4月到达最高值，之后回落并又趋于稳定变化。而从2010年10月至今，人民币再度升值，进入第二轮升值通道。图2为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经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后我国实际出口额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外贸出口从2007年7月起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而2008年10月起因受到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实际出口额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减弱及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另外由于我国出口欧美国家的产品大多为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国实际出口额而从2009年4月起再度呈现迅速增长趋势并于2010年7月后趋于稳定。如仅从汇率和出口额变化走势图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事实上，通过相关系数，我们发现两者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的预期:两者并无直接统计相关关系，而汇率主要经由汇率风险途径影响出口额。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个有效的GARCH模型要求所有变量均为稳定的，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出口、国外经济景气度及实际有效汇率三个变量的ADF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变量序列均为常数与时间趋势明显，根据AIC信息准则选取ADF回归方程最佳滞后期数，并保证回归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三个变量水平值均无法拒绝非平稳(nonstationary)的原假设，但一阶差分项则均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其一阶差分项满足GARCH模型在设定、估计、检验及推论过程中的平稳性要求。正确的GARCH模型设定还需考虑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给出了出口、国外经济景气度与实际有效汇率三个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根据检验结果，样本期间内，出口等三个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在确定变量的单整及协整关系后，多变量GARCH－M模型设定上还须考虑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表3给出了出口增长率Δlnxt和汇率变动率Δlnqt两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出口增长率的均值，或以标准差、极大值及极小值表示的增长波动率均大于汇率变动。在5%显著水平上，其偏度、峰度系数及JB统计量显示出口增长率服从正态分布;而汇率变动率的偏度接近于0，峰度值则显著大于3，呈尖峰(lep-tokurtic)分布，JB统计量亦拒绝汇率变动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Ljung－BoxQ统计量用于检验变量的序列相关性，其中滞后期k的选择可能影响检验结果，根据Tsay(2002)建议选取样本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最适滞后期数，本文研究样本数为66，ln(66)=4．18，因此我们选取滞后期数为4。表3中Ljung－BoxQ统计量显示出口增长率及汇率变动率均存在高阶序列相关，因此本文使用自回归过程AR(p)以刻画出口及汇率变量的动态特征，而两变量平方项自相关检验的Q统计量亦显著，说明出口与汇率变量的方差可能不为固定值。为了检验这两个序列是否存在随时间变动且与其自身滞后值相关的方差，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我们再以ARCH－LM统计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Δlnxt的AR(3)过程及Δlnqt的AR(1)过程的Ljung－BoxQ统计量不显著，说明使用自回归过程可刻画出口与汇率变量的自相关性，其残差为白噪声。另外，ARCH－LM统计量显示Δlnqt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而Δlnxt则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现象。表5给出了单变量GARCH(1，1)模型以及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ARCH(1)模型估计出口与汇率波动过程的结果。Δlnxt与Δlnqt的均值方程分别服从AR(3)和AR(1)过程，其残差及其平方项的Ljung－BoxQ统计量显示，滞后4期后已不存在序列相关及异方差，对于出口与汇率变量自回归过程的模型设定是正确的。
在简化的ARCH(1)模型估计结果中，在5%显著性水平上，Δlnqt方差方程式中两个变量系数均显著，显示汇率波动的方差随时间变动，其中γ0＞0、γ1=0．32＞0，方差过程为正、有限且稳定，且其残差的水平值及平方项值的Ljung－BoxQ统计量至滞后4期均不显著，即εq，t不再存在序列相关及条件方差。Δlnxt的GARCH(1，1)模型中方差方程估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出口变动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效应。此结果与表4中Δlnxt不显著的LM统计量相一致。似然比统计量LR用以检验GARCH(1，1)过程中方差方程的AR项是否为零，较小的LR统计量显示ARCH(1)模型已充分刻画Δlnxt与Δlnqt的方差变化过程。最后，计算得出汇率变动ARCH(1)模型的方差hq，t的均值为2．44，标准差为1．50，变动区间为1．68至16．88。最后，我们根据式(6)至式(11)建立双变量GARCH－M模型，联立估计汇率及其随时间变动的风险对出口的影响。以汇率风险波动，即汇率变量的方差作为出口均值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该模型方程组的信息矩阵为分块对角矩阵，因此联立估计与两阶段估计相比更具效率(KronerandLastraps，1993)。因篇幅所限，表6给出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GARCH－M简化模型估计系数及标准差。表6表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及条件方差，其中不显著的似然比统计量LR(18)=22．59，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简化模型与原始模型具有相同的解释能力。汇率变动方差为正值且收敛(γ0＞0且1＞γ1＞0);风险变量hq，t平均值为2．46，标准差为1．52，变动区间为1．69至17．09，与表5中单变量GARCH模型估计结果相差不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双变量GARCH－M模型设定正确，出口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即国外经济景气度、汇率及汇率风险估计系数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多变量Ljung－Box统计量(Hosking，1980)联合检验出口与汇率变动双变量GARCH－M模型残差在滞后4期后不存在序列相关，残差平方项至滞后4期亦不显著，证明模型不再存在条件方差。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国外经济景气度系数均为正，即国外经济景气度增加出口收益且存在显著的滞后效果，这与Arize等(2000)、Fang和Lai(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汇率升值在2个月内增加出口收益，在第7及第8个月后显现显著减少出口收益的负面效果，这可能是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存在滞后效果。由于贸易订单签订和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半年后汇率升值效果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显现，这与传统理论预期及多数实证结果相同。我们计算出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在－1．17%到1．09%之间，即虽然人民币升值减少出口收益，但其效果其实不大，这与大家的直观感觉并不一致。汇率风险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滞后1期效果为－0．71，说明汇率风险造成预期出口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出口厂商可能减少出口，这一结果与Arize(1996)相同。另外，汇率风险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可能受到汇率条件方差平均值的影响。本文双变量GARCH－M模型估计的汇率条件方差平均值为2．46，出现负的汇率风险效果。若与国外经济景气度及汇率变动的滞后5期与滞后8期相关相比较，汇率风险仅存在2期滞后效果，我国出口厂商似乎能够相当快速地调整汇率风险的冲击。我们进一步分析汇率影响出口收益的规模。双变量GARCH－M模型汇率风险hq，t的平均值为2．46，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汇率风险对出口收益的平均冲击，一个月后为－1．75%，样本期间内，汇率风险的最大、最小估计值分别为7．08和1．69，因此月平均冲击效果在－2．83%至－1．19%之间。表7给出国外经济景气度、汇率变动及汇率风险三个变量冲击出口收益的效应。就月平均效应来说，正的国外经济景气度冲击效应小于负的汇率风险效应，汇率升值会减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平均值，还是以正、负一个标准差构造的平均效应波动区间，相较于汇率及其风险，国外经济景气度都呈现较大的冲击效应。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出口贸易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对我国出口收益波动影响较大，并给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带来负面效果。张军和李君君(2010)亦认为国外经济景气强弱对我国实际出口的影响大于汇率变动;汇率风险冲击出口平均收益并造成收益波动的负面效果明显大于汇率变动减少出口的效果。从出口贸易的角度出发，稳定的外汇市场应比抑制人民币升值政策更为重要。
四、结论与建议
传统国际经济学主张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贸易的最主要因素，汇率升值减少出口。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固定汇率体系崩溃，汇率波动引发的不确定风险亦可能降低出口贸易。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与我国出口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外经济景气度显著正向影响出口收益，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国家之一，虽然国外经济景气度对我国出口的平均影响效果不大，但是国外经济景气度为影响出口收益的最主要因素。另外，汇率升值减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显著。汇率风险作为出口方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显著负面影响出口收益，然而出口厂商能够快速调整，消除风险冲击。根据实证结果，汇率贬值似乎并不是刺激出口的有效工具，一则汇率贬值本身对出口的影响效果有限，二则汇率变动所引发的汇率风险冲击明显大于汇率贬值效果。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大量中小企业因难以抵御危机而纷纷破产，所以帮助出口企业寻找出口路径是一项亟须解决的课题，也是实现外贸乃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我们建议政府采用以下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1)寻找更多的潜在贸易伙伴国，拓展国际市场。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在浙江等沿海开放省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以上，而我国贸易输出国对象主要为美欧、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大国，在汇率变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会严重削弱我国的出口贸易，并会带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帮助企业“走出去”，开拓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寻找更多潜在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鼓励我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也将具有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向相对更加落后国家的基础。FDI可以拓展我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同时也可以使经常项目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第3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 升值 贬值 新货币现象
一、“新货币现象”的产生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2.1%以来，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外升值的通道中。2007年人民币汇率全年上涨了6.4%,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4月24 日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幅达4.3%。至2008年4月24 日，相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8.11元每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累积升值了13.8％，为6.9890元每美元。
依据“一价定理”（law of one price），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去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这是由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同质性和流动性所决定的。然而,在人民币一路升值且有加快趋势的状况下,人民币的对内却在不断贬值。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7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了近5％，2008年一季度CPI总体涨幅约为8.0%。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5%的CPI 水平是一个显著通胀的标志。这种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且两者的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新货币现象”。
二、“新货币现象”的成因
目前人民币对外升值加速的预期依然炙热、对内通胀的压力同样丝毫未减，我国人民币“内贬外升”的特征显然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不符,然而,经过分析发现，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却相互关联。造成人民币“内贬外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际收支双顺差, 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大幅攀升
在中国经济强势增长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攀升。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1999年我国外汇储备为1546.75亿元，而截至2008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增加到16821.77亿美元。
一方面，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分析, 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经济原因，同时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断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也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 促使了人民币升值。
另一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指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比较近年来我国M0、M1、M2的增速和GDP的增速，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货币供应口径下，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比，货币供应量都显得偏高。当过量的货币追逐物品时，物价会上涨。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大。
2.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悬殊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形成了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冷战后，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崩溃，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当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时，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
人民币的“内贬”是中国的货币对本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贬值，而“外升”则是外国货币在对中国货币贬值，也是外国的货币在以更大的幅度对中国的商品与生产要素贬值。因此不论是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是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从发达国家看，都是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在提升，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也由此从以往的互逆变成了同向。
3.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倡导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这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做出很好的调整。目前, 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是“高投资”和“高出口”,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最终消费在我国始终处在较弱的地位, 而由此引起的“高储蓄”, 又促使了“高投资”和“高出口”。大量出口产生的顺差使得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外升值状态, 但由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起步不久，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实际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汇率的调节灵活性较小，这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无法通过调整汇价释放，而升值预期产生的国际游资的大量进入，对内的通胀压力就同步积累，压抑的对外升值加剧了对内贬值。
三、对人民币“新货币现象”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已经成为近几年我国货币领域的一种新现象。这一新货币现象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很大的威胁, 同时也给我国的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的货币现象主要是由经济的外向性质以及派生的顺差导致外汇流入形成的，政策的着重点应该在对外经济方面。一方面，在目前有管理的汇率机制下，加快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期间，短期内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另一方面，应努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可以考虑逐步在周边地区实现有条件的流通，将对人民币的投机冲击和升值预期逐步地分摊到周边地区，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化解流动性过剩危机。
2.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促进国内经济均衡发展
如上文所述,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必然促使对外经济发展的失衡。经济发展规律表明: 一国过分地强调以出口为导向, 必然加大该国对外的依存度, 长此下去,必然会不断削弱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剧本国产业结构的“洋化”, 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内需潜力很大的大国来说既是不相匹配也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我国应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减少对外出口的依赖, 提高国内国民的消费率, 优化本国产业产品结构，促使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
[2余永定: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中国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5,(12)
[3]曹龙骐: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新货币现象”剖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8,（1）
第4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尹中立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在中国的金融结构里，间接融资的主力机构是商业银・行，直接融资的主要场所是证券市场(包括股市与债市)，自这两个市场形成以来，一直是两张皮，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但自2007年以来，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市场的变动会立即影响到另外一个市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成为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可能成为互相制约的关系。从2009年的情况看，8月份之前二者是互相促进，而进入第三季度以后，银行与股市开始出现相互制约。
银行股的表现成为股市涨跌的风向标
在2005年之前的股票市场里，上市的银行股只有深发展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三家，这三家银行股占流动股的市值比例只有5％左右，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对股票市场影响甚微。
2005年后三年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三家国有控股的大银行相继加盟股票市场，其间还有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等登陆股票市场，使商业银行板块已经成为股票市场市值权重最大的板块，占股票市值的30％以上，商业银行的股价表现已经直接成为股票市场涨跌的风向标，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望其项背，因此，指数走势在相当程度上要看银行股的脸色。
那么，为什么2005年之前大多数商业银行没有上市，而2005年后迫切上市融资?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变化，其二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进程及国有银行资产质量的限制。首先看看第一个因素。2001年之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指标是资产负债比例，商业银行只要有新增的存款就可以放贷款，因此，决定商业银行行为和业务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吸收存款的多少，与资本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银行上市与否并不影响其业务发展。例如，深发展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也是深圳交易所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该行是1987年成立，而和该银行同时成立的深圳的另外一家银行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于2001年才上市，比深发展上市整整晚了11年，但招商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远远超过深发展，可见上市银行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势。但2001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资本金管理成为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成为直接影响其业务发展的指标，通过股票市场来筹集资本金成为商业银行的迫切需要。
2005年前，影响商业银行上市的第二个因素是国有银行的改制进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一直较差，大型国有银行在2001年启动改革之前的不良率在30％左右，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一直举步维艰，更无法满足上市的标准。
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将是普遍的趋势，数以百计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将实现上市融资的计划，银行股在股票市场中的份额将会继续增加，银行股的走势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指数基金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境外投资者的角度看，中国商业银行创造的GDP只占6％左右，但上市的商业银行的市值占H股总市值的50％，因此，银行股成为中资股的代名词，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一选择就是投资中资银行股。在2009年初，在全球经济一片悲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明确提出保8的目标，使国际资本将资产配置目标转向中资银行股。在国际资本的一致追逐下，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股表现非常突出，工商银行等股价开始接近2007年的最高位。而香港市场的表现又对A股市场的估值产生直接的影响。总之，银行股已经成为左右A股市场及H股市场的最主要力量。
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速度直接左右股票市场涨跌
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行情主要是由信贷资金推起来的，没有信贷油门的急剧扩张，我国股市不可能在全球独领。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人民银行从2008年11月份开始放弃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管理。之后，出现信贷井喷：2008年11月份信贷增加4700多亿元，2008年12月份信贷再增加7600亿元，2009年E半年信贷增长7.37万亿元。
在信贷的扩张带动下，我国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8年中的16％增加到2009年10月份的30％，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达20多个百分点，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正是股票市场分析家们一直对2009年的中国股票持乐观看法的最重要依据。
当然，指数的大幅度上涨也离不开银行股的贡献，从6月初开始，银行股集体发力，使股市从2700点开始加速上涨并轻松突破3000点关口。有意思的是，银行股从6月初开始飙升，与之对应的是6月份信贷增长数量的创新高。当然，有很多人并不认为信贷资金进入了股市，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的确有大量的信贷资金进入了股票市场，但应该没有人否认信贷增长速度对股市行情的影响。从8月初开始的股票价格的急转直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公布的7月份的信贷数量大幅度减少(比6月份减少了八成)。而10月份的股市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布的9月份的信贷数据超预期。
银行开始成为股市上涨的制约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见，股市与商业银行之间可以相得益彰：商业银行扩张信贷导致股市上涨，而股市繁荣可以给商业银行补充巨额资本金，商业银行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本金就可以继续扩张信贷，如此循环往复。
但眼下却出现了明显的悖论：股市上涨受制于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但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已经用到极限，要增加信贷就必须通过发行巨额股票的方式补充资本金，而巨额股票的发行又会增加股票市场的供给，使股市失血。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在8月份前后公布了融资计划之后，股票跌幅都超过20％，其表现已经将此矛盾和悖论昭示给投资者。
为什么股市与商业银行之间由互相促进变为互相掣肘?问题的关键在于银监会收紧了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要求，这实际是商业银行信贷政策转向的开始，由8月份之前的积极扩张政策变为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紧缩政策。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没有改变，但操作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微调”。第一个信号是银监会将次级债从商业银行的资本中扣除。根据银监会的新规定，由银行之间持有的次级债券应该从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中扣除。目前此类债券数量大约有2000多亿元，如果完全从银行的附属资本中扣除，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受到很大冲击。由于力度太大，市场出现强烈的反弹声音，于是，采取“新老划断”(老的次级债按照老办法计算，新增 的次级债按照新的办法计算)的方式，即使按照“新老划断”，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也将受到严重制约。
“微调”的第二个信号是敦促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这就是最近市场传言“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的13％”的由来。尽管银监会及时做出澄清，但通过股票市场补充资本金显然不是凭空想象的“传闻”。商业银行要维持资产规模的增长，就必须维持资本的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商业银行需要不断补充资本金。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一是让利润转化为资本金，但当前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速度很快，通过利润留存的方式无法满足要求：二是发行债券，由于商业银行需要的资本规模很大，一般采取向同行发行次级债券；三是发行股票。可见，在当下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对商业银行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没有股票市场源源不断的资本补充，商业银行即使有存款也发不了贷款。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从财务上看最健康，这得益于2005年至2007年的股票大牛市，在此期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相继完成上市融资工作，募集了巨额资本，这是上次牛市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截至2008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超过10％，上市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1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07年之前股票市场给我国商业银行补充了巨额资本金，2008年11月份以来的信贷扩张就无法在不突破监管框架的情况下有效实施。
但经过2009年的信贷井喷，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大大下降，基本上都接近监管底线。如果2010年信贷继续增加，就需要及时补充资本金，如果按照2009年的信贷规模计算，商业银行扣除利润留存外，至少需要补充5000亿元的资本，如果按照市场预测的7万亿规模计算，也需要补充4000亿元资本。当然，不是所有的资本补充都要通过股票市场，但股票市场一定是主要渠道。
银行股的动辄数百亿的融资会对股价产生较大冲击。但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实现商业的融资计划，信贷扩张就会受到明显制约，股市的上涨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商业银行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到香港市场去融资，因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看好的基调还没有变化，对中资银行股的投资意愿还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如果等到不良率开始出现上升，则国际资本对中资银行股的态度会出现逆转，中资银行股将被弃之如敝履。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人民币升值主要压力
[刘煜辉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当国内购买力无法消化而只能依靠出口来消化投资释放的产能时，这种投资主导的经济必然会走向依赖出口的经济。因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下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来源。
很多人持有这样的判断，中国的货币当局因顾忌升值压力而不敢加息；中国只有在美国加息后才会跟进，同样是因为惧怕由此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实，这样的分析逻辑是错误的。
如果你认为那些借道“经常项目”进入的热钱是来套利人民币升值的话，那就犯了金融市场的“幼稚病”。因为，现行人民币名义汇率显然不是个市场变量而是个政策变量。对冲基金基本上是这样玩的：一边在海外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开出足够强的人民币贴水，一边又屯兵港股、港股期货及国内的股市和楼市，以谋求由预期改变的自我实现所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
但在笔者看来，“利差”绝非是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决定性因素，这只是跨境资金造势的噱头而已。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来自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变化并不是由制度创新或技术进步而是高投资全面提速带来的结果。有理由相信，2009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速将超过30％，随着资本劳动比进一步快速上升，在2007年和2008年曾出现减速势头的劳动生产率将重新向上。
我们说，自本世纪以来，人民币累积的升值压力大多源自于此。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高投资反过来又做高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国内家庭所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国内产能，这部分国内产能只能卖到国外去，就这样变成了“顺差”。所以，投资的经济必然是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所占GDP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
故此，投资主导的经济，其实际汇率就会冒“虚火”，因为盯住美元，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名义有效汇率很可能也会跟随出现贬值，并将显现泡沫或是通胀的压力。坦率地讲，只要存在着虚火，人民币有效汇率就根本无法稳定下来，即便我们改变现行汇率政策的规则――从盯美元重新回到盯住所谓的“一揽子货币”也枉然。
反过来讲，中国真正进入“调结构”的实质进程，其实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反侧自消”的一个过程。因为，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暗示了廉价资源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权利将由政府回归市场。高储蓄的下降，也意味着内需将可逐步填补因外需退出的缺口，“双顺差”将大幅收缩，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减速到一个正常水平。
所以，近年来笔者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定要结合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我们要好好总结2005年汇改以来一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一旦结构性改革严重缺位，如果直接启动名义汇率的升值阀门，人民币的渐进升值路径，不就等于发出了“快快向中国搬钱”的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及热钱“三股合流”，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滔滔不绝。当围堵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被用到极限时却发现，问题依旧，甚至还“愈演愈烈”。
据此，笔者认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定要超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因为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困境是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个内在的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但最终要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因此，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最终是由一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的。
当然，如果你迷信国际贸易收支的“价格弹性或汇率弹性”，尽可采取“试错法”一试，但在一个价格存在系统性扭曲的经济体中，货币当局根本就不可能评估名义汇率到底要升值多少或升值多少才够；只要资源依然是按行政的意志在配置，均衡汇率对这样的经济体意义并不大。
由上观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双顺差”，不是因为出口多了，而是因为国内收入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出口部门扮演了增加就业的角色。如果短期内出口部门的人失业了，中国经济就只剩下重化工了。没有了就业，哪来收入，又何来消费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此轮热钱流动对我国金融威胁可能更大
[陆前进观点]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
目前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但是市场流动性充足，大量热钱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也是热钱觊觎的对象。但笔者认为，这次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热钱的流入有所不同，对可能带来的后果，须有足够估计。
首先，热钱流入面对的利率环境不同。两年前中美利率变动方向相反，中国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央行收紧银根，不断提高利率；而美国由于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中美利率形成倒挂，成为吸引热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尽管央行加息能够收缩经济，遏制通货膨胀，但加息会导致资本内流，人民币会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而更大的升值预期会加剧投机资本的流入，央行又会面临更大的干预压力。而美国降息意味着美元走软，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中美背道而驰的货币政策，加重了我国调控成本和经济过热的风险，“热钱”流入中国收益高，动力更强，央行调控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而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中美利率都处于较低水平，两国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并不是吸引投机资本的重要因素。
其次，国内经济环境不同。两年前我国经济过热，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从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那时我国的资产价格较高，通货膨胀也有抬头趋势，央行为了控制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水平的继续上升，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而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保增长，防止通货膨胀预期”的时期，政府一再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利率上调的压力较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热钱将难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国际热钱更多看重的是中国经济正呈现V型恢复，经济形势改善、国内投资风险小等因素。
其三，国际环境不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次贷危机仅局限于美国，其他国家还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美元贬值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现在美元贬值主要是美国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企所导致的。两年前的热钱主要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恢复快，本币升值的压力较大；还因为这些国家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这次热钱的流动，则体现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恢复程度的不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遂成为游资向往的地方，导致该国货币升值压力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
其四，全球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低成本的流动性。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仍然保持刺激经济政策，而在实体经济仍然脆弱的情况下，过多的流动性在寻求新的获利场所。从去年10月至今，有超过5000亿港元资金流^香港地区，投机香港的楼市和股市，巴西、印尼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也都成为热钱袭击的对象，这些热钱也同样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而两年前热钱的规模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全球还没有完全陷入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没有形成大量游资共同袭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象。
其五，热钱流出影响可能也不同。一旦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基础牢固，刺激经济政策立马就会退出，热钱就会迅速流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产价格可能会迅速下跌，银行不良贷款也可能会迅速增加，这是我们必须严加防范的。同时，热钱的流进和流出将加剧本国货币汇率或预期的变动，给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冲击。而两年前的热钱流动，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各国采取刺激经济措施，我国开始下调利率，资产价格也开始下跌，人民币又停止升值，热钱获利有限，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这次我们面对的热钱流入，对我们经济和金融构成的威胁更大，因此，需要尽早关注和研究本轮热钱流进和流出的特点，做好防范措施，采取应对政策，严防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全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须进一步推进金融创新
[曾刚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在人类经济史中，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和经济转型的背后，总少不了金融因素的支持。低碳技术的开发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不会例外。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来看，已有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涉足低碳技术开发领域，此外，排放权市场的发展，也为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并吸引相当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所有这些金融创新，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致来说，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市场环境下对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支持；二是在排放权交易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
从第一个方面看，在目前市场环境下，许多节能减排的项目和技术开发(如新能源等)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并具有一定的市场盈利前景。金融机构愿意参与其中，提供资金支持。商业银行以及一些公募和私募基金是目前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也由此产生了“绿色贷款”和“社会责任基金”等概念。在推动低碳技术的发展方面，除了商业性金融机构外，非商业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集团和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为各种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提供着持续的资金支持。
第二个方面，与排放权交易的产生有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思路，脱胎于《京都议定书》所设计的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联合实施机制(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三种市场机制。在这一整套市场体系下，通过对排放设定限额，并对超额排放实施惩罚的制度，排放权由此具有了一定的市场价值。在此基础上。受约束的排放者，可以通过排放权的交易，来降低减排成本。这一机制，不仅能对受约束的排放者形成制约，还能为不受约束的排放者(如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形成一定的减排激励。
根据联合实施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安排，其他国家企业通过采用清洁技术所实现的减排量，在经过特定机构认定后，可产生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并进入排放权市场交易。这样一种市场设计，在不改变原有生产范围和生产性质的情况下，使降低碳排放不再只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获利的能力和资产。这为企业采用低排放生产技术提供了激励，由此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金融服务需求，吸引了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加入。目前，包括排放权交易所、各类政府基金、投资银行、PE投资者、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都是该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并大大推动了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到2008年底，全球排放权交易规模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
而在我国，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已成为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在各方的努力下，相关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金融层面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创新。一些金融机构开始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的企业责任，同时积极参与到绿色环保项目的贷款和投资当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此外，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首先，一些城市纷纷建立了环境交易所，开始尝试搭建排放权交易平台，一方面为现有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提供便利，并谋求议价权利；另一方面，也为建立本土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初期的尝试。第二，相当多的投资银行和PE投资机构在国内从事与清洁能源机制相关的融资和中介服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大的进展。2008年，产生自中国的CERs已占到全球的84％。第三，一些银行开始尝试推出与“绿色信贷”和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结构性产品，为个人参与相关投资提供了便利。
第5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直是近几年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今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来自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高校毕业生总数达495万，2008年高校毕业生总数达559万。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610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中，仍分别有100万人和150万人尚未找到工作。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量企业纷纷减员增效，原定用工计划不断缩水，新增就业岗位明显减少，部分企业甚至放弃了每年例行的人才招聘计划。因此，深入分析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的影响，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尤为重要。
从宏观来看，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总量就业矛盾，间接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近年来，在每年大量新增劳动力、失业群体再就业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背景下，宏观就业供求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增长作为创造就业岗位的关键所在，为了有效促进就业，国家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强调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但现实情况并不理想。
从微观来看，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纷纷减岗增效，直接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微观主体，其劳动力需求状况直接影响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当前，金融危机已影响到实体经济。许多企业的经营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将减少对员工的需求，减招或不招高校毕业生，这对原本较为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
1，产业结构失衡。当前，我国制造业、加工业飞速发展，但知识密集型产业仍处于低迷状态：反映在劳动力需求上，则表现为“白领”型岗位需求不大，“蓝领”型岗位需求旺盛，甚至出现农民工比大学生更加吃香的就业“怪圈”。目前岗位需求主要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第三产业，如法律、金融保险、会计、广告传媒、管理、营销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但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吸纳大量的高校毕业生。
2，专业与社会脱节。近几年的统计信息显示，高职生就业率已开始超过本科生。特别是汽车、电子、计算机、维修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线技术岗位，高职生经过短时间的适应就可以上手。高职生技术能力要比本科生动手实践能力强，这与一些高校课程的设置有关。一些高校开展的课程理论性过强，过于深奥，而实际操作性、可行性却很低，这与当前市场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完全脱节。
3，就业观念落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已进行了十多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冠于大学生头上的“精英”及“天之骄子”的光环尚未褪去，毕业后就业时，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过高，非大、中城市不留，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不进。这种“精英心态”，已经明显不适应大众化时代的就业观，其结果。则直接导致“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的局面并存，使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换已成既定事实。大学生转变择业观，不仅是社会的呼唤，也是我国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4，工作能力欠缺。客观地说，高校大规模“扩招”使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但“质”和“量”并不是成正比的。当教育成了消费，教育成了投资，教育成了产业，一切由经济利益起引导作用的时候，这必然伴随着入学门槛的降低、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的转变，也带来上大学的费用一路上扬，学生的精力不会再集中于学业上，会被打工挣钱、寻找工作所分散，老师也不必再认真授业解惑，热衷于教育“走穴”。教育水平因此而下降，学校品牌逐级递减。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全民过渡的初衷是好的，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结果可能是培养出大批平庸的“人才”。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一部分毕业生专业面过窄，社会适应能力弱。
三、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对策措施
1，继续解放思想。就业，事关千家万户，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当前，破解就业难题，第一位的还是解放思想。高校毕业生应解放思想，转变就业观念，增强自立自强意识。正视现实，积极参与新形势下的多元化就业，如自主创业。刚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知识结构新，有想法，有胆量，不妨到基层、到西部大展身手，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同时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心态也要做好相应的调整，目前的就业形势，已经不能抱着“挑肥捡瘦”的想法，要多些务实，少些浮躁，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结合自身特点，扬长避短，从而有的放矢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单位。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加强第三产业发展，这不仅可以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带动能力，还可为高校毕业生开拓广阔的就业领域。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包括金融服务业、保险业、物流业、广告传媒、法律会计服务、咨询服务等。要促进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即制造业向产业设计、品牌营销、销售网络建设、物流管理、售后服务等上下游延伸，使企业的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建议国家制定专门的第三产业发展规划，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3，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表现。因此，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增强高校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教育体制改革应包括：高校学科和专业结构的调整、高校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改革、高等教育布局的调整等方面。同时，应当积极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储备和培训制度。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学科或专业的毕业生在现实社会上一时还不适应，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和社会对他们的长远需求。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建立合理的人才储备和培训制度。这个制度应当是我国今后人事和劳动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已有多所南京高校正积极推行这一措施。
第6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地方债；发行前景；风险管理
地方债是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政收入或项目建设资金而发行的地方性政府债券，当地政府为地方债发行及偿还的双重主体。地方债所融资金通常用于交通、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社会效益较高的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并以当地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地方债的发行在西方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体系，但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需对其发展及可能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一、我国地方债发展历程
（一）地方融资平台隐性举债
在分税制体系下，地方将75%的财权上交中央，地方自留25%，但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职责却未因此减少。集中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大量具体支出性项目与地方有限的财力冲突激烈，地方政府面临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在许多重大公共建设项目上存在资金缺口。而在1994年出台的《预算法》中，国家明确禁止地方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使得地方虽有资金困难，却又无法通过发行地方债融资。以此为背景，各种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纷纷成立。地方融资平台多以公司及信托基金的形式出现，巧妙规避了《预算法》对地方发债的限制，成为地方开展公共性事业建设的重要融资途径。截至2009年5月，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由于这些平台融资规模过度膨胀，运作不够规范；对融资平台公司信贷管理缺失，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债务的权责利难以划分等问题，存在巨大的风险。
（二）财政部发行地方债
2008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由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也受金融危机影响，因此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出现困难。为扩大内需，解决地方财政缺口，使地方经济在危机中平稳运行，国家自1994年来首次对地方债“开闸”。2009年，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地方发行2000亿地方政府债券，列入省级预算管理。此次发债具有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性”，采取过渡性发债方式，由财政部发行，即发债的主体仍是中央，地方支付发行费由财政部代办并承担还本付息责任，按期缴送本息，由财政部代为偿还。财政部地方债虽能短期内解决地方财政紧缺问题，但此举将使中央承担地方政府的道德违约风险，加大中央的财政压力，同时，对于资金流向、使用状况，债务余额、还款计划等都缺乏有效监管及制度约束。
（三）地方自行发债试点改革
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同时，财政部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试点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发债，政府债券期限分为3年和5年，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试点省市建立相应偿债保障机制。此次试点是对地方政府由自行发债向自主发债过渡的尝试，最终改革方向是使地方政府成为政府债券的发行、偿债双主体，即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决定债务的规模、流向等，并直接对投资者还本付息。
二、推行地方债的前景及意义
自1994年来，我国已走过了禁止地方政府发债财政部地方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轨迹。参照西方国家市政债券的成熟体系，及我国当前地方政府对融资的现实需求，地方债最终还将走向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道路。
目前我国推行的仍是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模式，并不等同于地方自主发债。所谓地方自主发债，主要指发债“项目自立，规模自定，用途自选，偿债自负”，即地方政府自主决定举债规模及融资用途等主要方面，中央只对地方债体系进行监管。而从当前看来，中央规定了地方发债的规模额度及发债融资的使用项目，地方政府对此均没有决定权，而偿债方式更是由财政部代为还本付息，事实上是以中央信用在为地方债作担保。因此，地方自行发债与自主发债存在很大差距。
上表为四省（市）试点在2011、2012年发行地方债的中标利率及同期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根据债券发行的一般规则，风险大小与利率高低成正比。而在地方政府首次发行政府债券的2011年，各省（市）中标利率甚至低于同期国债利率，不难看出市场对地方债的热捧，反映了市场对地方政府财政的信心，对新生地方债券风险较小的预测，另外也是对中央将放松银根的预期。同时，此次作为试点的四个省（市）均为沿海发达城市，市场对其偿债能力的预期更是高于一般地方债券，尤其此次试点发债仍然采用财政部代为还本付息的方式，因此，事实上与国债相似度极高，这也是此次地方债中标利率低于同期国债利率的重要因素。2012年，政府继续扩大试点地方债发行规模，市场对地方债投资趋于理性，中标利率超过同期国债利率，但高于国债利率的点数仍然少于历史经验预期，可见市场对试点发行地方债的反应仍然良好，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引导，并逐渐推进和扩大试点改革，探索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道路。
地方自主发债是大势所趋，但在现行条件下，尚不具备自主发债的条件。应先稳步推进自行发债，解决自行发债中的问题，完善相关政策和监管体系，最终平稳实现自主发债。推进我国地方债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政府来说，地方债公开发行将为地方提供更高效、稳定的融资方式，拓宽地方融资渠道，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减少隐性负债数量，降低相关部门对地方财政状况的监管难度，同时也减轻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压力。对金融市场而言，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国债为单一债券形式，并未形成完善的债券体系，而地方债的出现及规范，将丰富我国债券市场产品种类，同时，地方债的利率波动状况可完善利率的传导机制，更为有效的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市场的规范。
三、地方债风险及管理
（一）地方政府行政风险
多数地方政府存在公共性项目建设资金缺口，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可能通过行政手段违规或伪造举债资格获得资金，这加大了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及相关企业的寻租可能。同时，由于任期限制，执政官员在本任期内举借债务大部分将由下一届政府进行偿还，因此，为取得政绩，官员往往不考虑政府实际偿债能力，盲目举债，过度建设现象严重。2010年，政府背景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因无力偿债而向债权银行发出“违约通知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截至2010年上半年，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314亿元，负债高达101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7%，拉响了地方债风险的警报。作为一个经济落后、汽车保有量较低的省份，“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0.67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财权紧缩的条件下，以债务获投资、以投资获发展的新时代“”。此外，根据我国对地方债的规定，所筹资金需用于中央财政投资地方项目的配套工程及民生工程，但地方政府违规使用现象严重。据国家审计署2012年对中央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显示，2010年度，地方政府性债务涉及的各类违规资金超过5000亿元，351亿元债务资金被投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和“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项目。
在现行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下，行政风险难以化解，地方债无序发行及使用问题较为严重，但这种人为的风险事实上是可以通过制度手段加以控制的。中央可适度调整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加大对违规举借及使用地方债的惩罚力度，同时，完善地方政府财务公开制度，对债务来源、余额、项目建设情况等进行公示，并配合相应的监管体系，设立专门的地方债监管部门，规范地方债从举借到偿还的整个过程。
（二）地方政府偿债风险
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已达10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债务总额占2010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且债务到期偿还时间在2011年～2016年有数个集中偿还高峰。随着偿债高峰的到来，部分地方政府将面临流动性风险的巨大考验。同时，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买卖土地所得的土地出让金，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比例高达76.6%，而随着中央对房市的调控，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大减，但新增债务却有增无减，到2010年底，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高达25473.51亿元。虽然摩根大通报告称，中国地方债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但部分地方政府已陷入偿债危机。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
当前我国地方债数量大且来源广，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过度举债行为，管理困难。在扩大试点的过程中，应继续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逐步减少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从而便于中央合理调控及监管地方发债规模，并建立健全地方风险预警系统，将发债规模控制在风险发生范围内。同时，应加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地方政府过度发债事实上是长期以来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造成的结果，在分税制实施了近20年后，中央可对地方财权与事权进行合理调整，用一定的财权保障地方政府的事权，减轻地方政府对借债的依赖，增大其对负债的偿还能力，与此同时，地方应成立公共地方债偿还基金，建立地方债付本还息保障机制。通过将地方债额度限制在合理范围，并增强地方政府偿债的能力，双管齐下，减少地方债偿债风险。
（三）法律及监管失范风险
1994年《预算法》中指出“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以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该条例虽明确禁止了地方发债，但也暗含“例外情况“，自2009年来地方债的屡次开闸实际上都是对“例外情况”的演绎，并无专门的《地方债法》和相应的监管体系来保障其施行。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除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外，违反法规直接举债或通过违规担保取得资金的行为一直存在，且举债规模逐年增长。而客观地看，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实有必要，中央出于对地方财政缺口的考虑，实际上也默许了地方债的存在，因此，此时可考虑使地方债发行合法化，并配备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其发展。
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存在“中央为地方债兜底”的想法，因此盲目举债，而市场出于对政府财政的信心及行政压力，大量认购。如果发债规模适度，监管有效，则有利于吸收地方或社会的闲置资本，进而促进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地方债发行工作的良性运转；而与此相反，如果监管不力，发债规模过大，特别是严重超过了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必将造成债权人恐慌，引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问题，从而大大降低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信用危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诱发国家整体的金融问题。从欧洲此次债务危机应使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因过度发债而违约造成地方财政或政府破产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国也应以此为鉴，吸取经验，迅速完善相关法律及监管体系，明确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地方自行发债试点工作的深入，中央应对《预算法》进行适当修改，并着手《地方债法》的编纂和配套监管体系的推进，通过法规严格规范地方债的举债条件、发债规模、使用方向，并建立完善的偿还保障及监管体系，确保地方债发行工作良行运转。
参 考 文 献
[1]宗宽广，周治富.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展的路径与前景[J].金融前沿.2012：60～61
[2]王建新，潘文轩.构建地方债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J].中国财政.2009（16）：40～41
[3]卢晓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防范对策[J].企业导报.2010（7）
第7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作者简介：万宇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学。
通讯作者：苏瑜，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0BJL034）。
（1.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河南省发改委，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着眼于如何科学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优的“两型”工业部门，首次将产业安全和隐含碳纳入考量，分别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技术密集度、产业安全、区域优势6个方面选取了13项指标。在对所选指标进行相应说明后，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湖北省工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对湖北省的24个工业部门进行了综合评分及排序，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几年湖北省应该大力发展三类产业：一是经济效益好、社会关联度大，但存在一定污染问题的产业；二是增长速度快、技术含量与外向度较高的产业；三是就业能力强，区域优势明显的产业。同时，三类产业的发展策略各有侧重。文章最后依据各项指标对于湖北省几个重点工业部门发展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隐含碳；工业结构调整；主成分分析；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 F4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64-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7
湖北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全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在全国工业产业布局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然而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需求约束的强化，为湖北省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着眼于如何科学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优的“两型”工业部门，首次将产业安全和隐含碳纳入考量，构建了湖北省工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有利于区域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为区域工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指导。
1 隐含碳的投入产出分析
对隐含碳排放进行研究，并将其纳入工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三废”等指标各级政府均有要求，也是企业治理的重点；而碳排放在国内没有环境压力，也没有政策要求，所以碳排放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各部门的环境问题。碳减排将成为资源环境的重要指标，是资源环境量化的发展方向。标明隐含碳排放，有利于提高各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为区域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湖北省分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见表1）。
2 工业结构调整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时期工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必须有利于化解或缓解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要明确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必须有一些基本标准，如扩散效应基准、产业关联效应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增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瓶颈效应基准，就业功能、生产率上升率、技术密集度和可持续发展等基准。本研究分别从6个方面选取了13项指标，构建工业结构调整的指标体系（见表2）。
2.1 经济效益基准
我们选取增加值规模和平均工资2个指标衡量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其中，增加值规模直接表示该部门的经济总额占全省的比重，比重越大表明该产业目前在湖北省越重要，同时反映产业增长速度的快慢，增加值规模越大，说明该产业具备增长的经济实力。而平均工资从福利角度反映行业部门效益，一般情况下，平均工资越高说明部门效益越好。
2.2 社会效益基准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社会效益是指产业发展对于个人经济利益增长的影响，在这里主要通过部门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效应和就业能力进行衡量。
2.2.1 关联度
产业关联度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关联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方面，也就是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投入产出表资料计算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产业感应度系数，加总得到关联度。
某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该产业在逆矩阵中的列系数均值/全部产业在逆矩阵中的列系数均值的平均。公式表
表1 湖北省各工业部门隐含碳排放量、综合评价和各指标体系排序
Tab.1 The amount of embedded carbon，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ranking
of industrial departments in Hubei
注： X1，增加值规模；X2，平均工资；X3，关联度；X4，就业密度；X5，单位产值能耗；X6，隐含碳；X7，劳动生产率；X8，研发密集度；X9，科技人员比例；X10，产品外向度；X11，投资外向度；X12，区位商；X13，增加值比重。
示为：
infj（i,j1,2,3,……n），（qij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该产业在逆矩阵中的行系数均值/全部产业在逆矩阵中的行系数均值的平均。公式表示为：
seni（i,j1,2,3,……n），（qij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2.2.2 就业密度
“又快又好”的工业部门，必然要考虑其就业功能，这
表2 工业结构调整指标体系
Tab.2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是我国一直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决定的。因此我们选取就业密度测量部门的就业能力，该指标为部门固定投资与部门从业人数的比率，反映一个就业岗位所对应的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固定资产净值，从而得到该部门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所需要的资本量，恰当地表明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对比关系。［1］就业密度越低，表明创造一个岗位所需固定投资越少。
2.3 生态效益基准
合理的工业结构不能只谋求经济效益，它必须承担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把自身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减少到最小。工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性，主要体现在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小两个方面，我们分别采用单位产值能耗和隐含碳两个指标进行测量。单位产值能耗指标直接标明单位产值所耗费的能源，具有容易计算、意义直接等优点，经常作为监测企业能耗的主要指标。将隐含碳纳入生态效益指标有其独特的特征，因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关注温室气体排放，碳减排将成为资源环境的重要指标，是资源环境量化的发展方向。
2.4 技术密集度基准
劳动生产率指生产者的劳动效率，表明单位时间内劳动的生产效果或能力，是反映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研发密集度、科技人员比例则从资金和人员角度衡量行业对于技术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研发资金投入越多，研发人员相对数量越多，代表该行业的技术力量越雄厚，该行业产品的技术含量水平越高。
2.5 产业安全基准
我们分别从产品外向度和投资外向度衡量一个行业的产业安全。产品外向度指该行业出货值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投资外向度指某行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固定资产占行业固定资产比例［2］。如果某行业外向度越大，表明行业对外贸易繁荣，和世界经济形势联系更为紧密，受世界市场和资金流影响更大，产业安全度相对较低。
2.6 区位优势基准
区位商指标可以衡量本区域相对全国具有区位优势的产业，可表示为：
区位商＝
区内增加值比重可以衡量某产业的规模和产业贡献率，该指标越大，表明该产业在区域的主导性作用越大，可表示为：
区位增加值比重＝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2008年统计年鉴和湖北省2008年统计年鉴，计算出各产业部门对应的指标体系。其中指标X5，X6与X7分别表示就业密度、单位能耗与隐含碳排放，属于成本型指标，该部门指标数值越小，标明该部门在这个方面评分越高，所以在该指标数据前加上负号把它们转化为效益型指标，其它指标都属于效益型指标，所以取正值。
3 工业结构调整指标体系的计算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北省工业各部门进行综合评价。主成分分析法属于客观物权法，是研究如何用多个指标（因素）来描述研究单位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它根据各指标间的相关关系或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权数，在将原始变量转变为主成分的过程中，同时形成反映主成分和指标包含信息量的权数，计算综合评价值，在指标权重的选择上保证了客观的反映样本间的现实关系［3-4］ 。
3.1 原始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为消除各变量不同数量和量纲上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
Zij（xij-xj）/Sj,（i1,2,……24 j1,2,……13）
式中，xj∑24i1xij/24,S2j∑24i1（xij-xj）/23
3.2 求指标数据的相关矩阵
相关系数矩阵可表示为R（rjk）p*p，其中相关系数rjk∑ni1x′ijx′ik（k1,2,……13），应用Eviews6.0软件可以得到其相关系数矩阵。
3.3 求相关矩阵的特征根特征向量
应用Matlab7.0软件，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同时，定义方差贡献率Ajλj/∑13k1λk（k1,2,……13）。如表3所示。
3.4 确定主成分，并进行综合评价
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再对13个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获得最终评价值。然后我们对湖北省工业部门综合评价和各指标体系进行排序，见表1。
4 评价体系分析
表1中的第14和第15列是综合评价结果，得分前10名的工业部门依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学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从整体来看，排名靠前的部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经济效益高，产业关联度较大，存在污染问题的部门，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第二类是增长速度快，科技含量较高，外向度高的新兴支柱产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第三类是就业能力强，相对区位优势明显的传统工业部门，如化工、纺织、食品制造业。
这三类产业应该是湖北省未来几年内工业发展重点支持的产业。显然，三类产业的发展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对于第一类产业大力支持的同时应该注重控制其污染问题，降低高碳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第二类产业应该大力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关联效应，同时注重关注产业安全问题；对于第三类产业重点放在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生产集群化、销售品牌化。另外评价体系里面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类产业：低能耗低污染但是目前经济效益不佳的产业。即废品废料、服装皮革业、木材家具制造业。对于这些“绿色”工业部门，应该积极引导、给与政策上的支持和税收优惠。
表1中的第1至第13列是湖北省工业部门各指标体系的一个排序，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来指导和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以下针对湖北省6个重点产业展开具体分析：
4.1 湖北省汽车制造业调整战略
如表1所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各项指标均名列前茅，经济效益佳，社会关联度大，能耗相对较小，技术密
表3 特征根和贡献率
Tab.3 Latent roots and contribution rate
集度高，唯独就业密度和隐含碳排放位次靠后，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提供一个就业岗位的固定投资成本较大，就业创造能力有限，二是说明这个行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污染问题，碳排放量非常大。第一个问题由行业特性决定，调整空间有限；第二个问题如何降低碳排放，可以通过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和推进汽车工业绿色制造，创新汽车生产营销模式等措施推进碳减排。
需要指出的是汽车制造业产品外向度很高，较高的外向度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优化了企业竞争优势。然而金融危机背景下，汽车消费大幅下降，贸易摩擦增多。2007年湖北省汽车总产量为72.57万辆，产量占全国的8.2%，位于第4位，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创新融资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为应对之策。
4.2 湖北省电力产业调整战略
电力产业在各项指标中的排序充分体现了该行业的特性，垄断行业，利润丰厚，职工福利优越。该行业明显的区位优势源于湖北省丰富的水利资源，湖北省可开发水能装机容量3357万kW，居全国第4位。该行业存在的问题是能耗太大，单位产值能耗达2.51万t标煤/亿元，每创造1亿元GDP，需要消耗25 100 t标煤的能源，在所有工业部门中能耗最多。“十二五”期间，电力产业应着力增加技术投入，引进科技人才，推广和支持发展新能源，大力发展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燃料乙醇、垃圾焚烧发电、沼气、秸秆发电等新能源产业，降低产业能耗。
4.3 湖北省食品制造业调整战略
虽然湖北省食品制造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增加值比重不断加大。然而其发展现状与湖北省农业大省的地位并不匹配。食品制造业的问题反映在我们的指标体系中，集中体现在产业的社会关联度较小，产品外向度和投资外向度较低。产业链条短，同其它产业的关联度小，造成食品工业辐射能力弱。食品工业的发展应该进一步做好产业规划，培育新兴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名优品牌、不断延伸产业链，开发下游产品，发展现代产业集群；积极实现产权多元化和分散化，大力推动公司制改革；鼓励企业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兼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兼并重组、整体转让、股权置换、改制上市等多种措施。
4.4 湖北省钢铁产业调整战略
钢铁产业是湖北省重要经济支柱之一。2008年，湖北省钢产量达1 991万t、铁产量达1 893万t，钢材产量达2 151万t，分别列全国8、6、7位；湖北省钢铁行业完成增加值332.8亿元，占湖北省工业增加值的8.76%。钢铁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耗高污染重，每创造1亿元产值，耗能4 794 t标煤；隐含碳排放问题严重。
钢铁行业的调整可以从以下六方面着手：一是企业的发展要采用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运力的集约化工艺流程；二是要大力推广高炉、转炉、焦炉煤气回收发电，有条件的大型企业要发展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大型高炉要同步建设余压发电装置；三是回收利用热能和化学能，全面推广干熄焦、蓄热式燃烧等技术；四是建立和完善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系统，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五是加强企业烟尘、粉尘、废渣等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加快实施烟尘脱硫项目建设，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努力实现废弃物零排放；六是促进钢铁、石化与电力能源企业的跨行业、跨企业循环，全面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4.5 湖北省石化产业调整战略
石化工业是湖北省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2008年，石化产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 600亿元，工业增加值400亿元，年均递增28%和25%。实现利税总额105亿元，利润35亿元，占全省工业利润的7%左右。产业规模居全国第14位（其中，化工产业居全国第12位），居全省工业第3位。观察表1，作为重工业部门，污染和能耗问题同样是首当其冲。要实现石化产业低碳化、低能耗发展，我们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调整：
第一，大力发展石化产业循环经济。一是在石化产品结构调整中，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术和清洁生产新工艺，二是在石化产品生产中创建生态工业园区，实现产品的上下游配套和综合利用。三是提倡绿色消费观，实现废物资源的回收利用。
第二，用科技创新不断调整化工产业。首先要继续抓好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企业要加大投人，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二是支持建立产学研联盟，加快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及新产品的研发。三是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如新催化技术、新分离技术、聚合物改性技术、精细加工技术、节能和环保技术及生物技术等，改进现有的生产工艺，缩短生产流程，改变原料路线，以达到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节能降耗，改善环境，增加出口，替代进口，提高效益的目的。
4.6 湖北省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战略
湖北省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湖北省工业支柱产业。2008年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8.4%。产业规模位于中部六省首位。是除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个规模大配套全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外，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已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产品制造业、软件业、家电产品制造业、电子机电产品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与电子器件产品制造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的产业结构体系。从该产业在各个指标下的排名可以看出，该产业属于社会关联度高，低能耗低污染的高科技产业，产业辐射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强，属于应该大力支持引导其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从指标体系来看，目前该产业增加值规模和区位商相对落后，说明该产业规模偏小，在全国不具有竞争力，行业布局结构没有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益，集群内企业之间内在联系不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遵循以下路线：加强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支持产业规模大、研发能力强的核心企业壮大，发挥产业的积聚优势，实现集成式发展；扩大优势产品规模和带动能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软件业，把软件业培育成产业内部第一支柱。突破性发展电子机电产品制造业、电子器件产品制造业，力争以光纤光缆等光电子产业为核心，把电子机电产品制造业培育成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优势的行业。
5 结束语
产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增长是有机统一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背景下，经济的复苏仅仅仰仗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并非长远之计。政府必须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改变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低能耗、高端化产业的发展，推动结构性调整，推进经济持续、协调、向高质量的纵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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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Syste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Hube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Carbon
WAN Yu-yan1 SU Yu2
（1.School of 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Henan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
第8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一、多能互补的必要性
数据显示，我国60％左右农村人口仍然靠传统的秸杆和薪材等解决能源问题。全国农村每年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相当于5.6亿吨标准煤，占全国总能耗的一半左右。发展新能源已成为改变农村能源使用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以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农村新能源到底该向何发展，发展中要解决哪些问题?
农村新能源主要包括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质能这几个方面。现阶段农村能源应该多种形式并存，不同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
在谈到农村新能源利用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教授提出了“四位一体”和“五配套”的概念。“四位一体”，就是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起来，在全封闭条件下将沼气池、猪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等一体化。
“这样既解决农村的能源供应，改善农民卫生和生活环境，又可以减少农作物和蔬菜生长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提高食品品质和食品安全。”“五配套”模式，是建一个沼气池、一个果园、一个暖圈、一个蓄水窖和一个看营房，实行人厕、沼气、猪圈三结合的立体养殖和多种经营系统。
农村新能源代表着未来能源利用的方向，发展前景是很好的。但是，一些地区受技术水平制约，影响了农村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使用。此外，随着农村养殖户的减少，沼气的替代能源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拿沼气发展来说，要跳出为沼气而建沼气池的单纯观念，将推广沼气与养殖、种植相结合，打造“养殖一沼气一种植”的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达到“三沼(气、渣、液)”综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总之，农村能源的发展应坚持“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特别是要重视发展生物质能技术及其产业。”农村能源行业协会会长朱明强调说。具体来说，就是大力发展以秸秆、稻草等这些原料丰富、取材容易的生物质能，以及清洁的太阳能、风能、微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同时通过改革炉具等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实现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未来我国将有序推进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质能源。为缓解资源能源约束，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将大力推动农作物秸秆在农业领域的循环利用，积极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加工业，有序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
二、生物质产业和技术在各国的发展概况
生物质产业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制定了促进生物质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由于生物质能作为可再生能源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之后第四大能源，因此它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成为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既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又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力开发新型可再生能源已经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因此开发利用生物质能这一课题，有利于中国开拓新能源，并且能够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保证社会经济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任务。
生物质能的利用分为两种：直接用作燃料的有农作物的秸秆、薪柴等；间接作为燃料的有农林废弃物及藻类等，它们通过微生物作用生成沼气，或采用热解法制造液体和气体燃料，也可制造生物炭。生物质能是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据估计，每年地球上仅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的生物质总量就达1440～1800亿吨(干重)，其能量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总能耗的3～8倍。但是尚未被人们合理利用，多半直接当薪柴使用，效率低。影响生态环境。
现代生物质产业是利用农作物及其残体、畜禽粪便、有机废弃物等可再生或循环的有机物质为原料，通过TA性加工转化生产化工产品、生物质燃料和生物能源以及生物质产品的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新兴产业。生物质既是可再生能源，也能生产出上千种的化工产品，且因其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与环境友好、又胜石油能源一筹。
目前我国的秸秆产出量已超过7亿吨，折合成标煤约为3.5亿吨，相当于7个神东煤田，全部利用可以减排8.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07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8。随着国家明确提出到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在80％的行动目标，我国秸秆资源化驶入快车道。以“秸秆能源”为代表的生物质能利用，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进入人们的视野。
目前。世界上较为成熟、可规模化开发利用的生物质技术主要集中在发电、固化成型燃料、沼气和液体燃料等方面。其中，生物质发电在发达国家已受到广泛重视，2005年全世界生物质发电的装机容量约达5000万千瓦，主要集中在北欧和美国。
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在发达国家通常用来替代煤、燃气等作为民用燃料进行炊事、取暖，或用于区域供热和发电等。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生物质成型燃料产品已进入商业化阶段，并相应开发了专用炉具；泰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建成了一些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厂，逐渐进入了规模化生产阶段。
沼气技术已经在有些国家普遍应用，欧洲和印度等地已建设了大量的户用沼气和大中型沼气工程。截至到2003年底，德国的大中型沼气工程总数已超过3000个，大多采用以畜禽粪便和秸秆为主要原料的厌氧消化工艺，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很高，生产出来的沼气主要用于发电。
生物液体燃料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应用。2005年，全世界生物燃料乙醇的总产量约为3000万吨，主要集中在巴西和美国；生物柴油总产量约220万吨，主要集中在德国。巴西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2005年的消费量为1200万吨，替代了当年汽油消费量的45％；美国主要利用耕地多、产量大的玉米为原料，同时积极发展纤维素制取燃料乙醇技术。欧盟对生物燃料也很重视。主要以大豆、油菜籽和回收的动植物废油等为原料生产柴油，2005年原欧盟15个成员国年产量约2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0％，其中德国年产量约为150万吨。
三、中国生物质产业的发展情况
中国农业生物质资源主要有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和能源作物等，资源丰富，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农业生物质具有资源种类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可转化为电力、燃气和液体燃料等多种商品位能源。
一直致力于生物质能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石元春院士认为，以秸秆为原料的现代能源是一个新兴产业。在当今发展清洁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大形势下，秸秆迎来了 一个发展现代能源产业的重大机遇。
根据最新资料和有关专家预测，我国秸秆目前的用途是：还田15％，饲料16％，工业原料3％，薪柴50％和露地焚烧16％。也就是说，目前秸秆中的66％，约6_7亿吨是用于能源的，具有替代2.4亿吨标煤和减排5.8亿吨二氧化碳的能力。
秸秆还田、秸秆饲料、工业原料和薪柴的利用属于传统产业提升，而以秸秆为原料的现代能源是一个新兴产业。据了解，秸秆能源在欧洲发展已经有30多年，特别是北欧的丹麦和瑞典，秸秆发电和颗粒燃料的技术成熟度和商业化程度最高。
1、农作物秸秆
2004年我国小麦、玉米、稻谷、棉花、大豆、薯类、油料等主要农作物产量达4.69亿吨，秸秆产量约为5.96亿吨。预计到2020年我国主要作物的秸秆总量将达到8亿吨左右。其中，约有50％左右农作物秸秆用作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由于采用传统的燃烧方式，效率低下；我国以甘蔗渣及稻壳发电为应用方式的生物质燃烧发电已得到初步应用，总装机容量达800兆瓦；固化成型燃料技术已初步形成了研究、开发和应用同步推进的良好势头；以秸秆过腹还田、粉碎还田和生产有机肥还田的技术已形成一定应用规模；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生产生物质材料的技术研究已经起步。
目前我国秸秆能源化主要有直接作为农村生活燃料、秸秆气化、压块替代煤炭燃料以及秸秆发电这几个途径。其中秸秆气化、压块替代煤炭燃料和秸秆发电已经在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和推广。
发展秸秆颗料燃料产业前景广阔。中国现年消费煤炭26亿吨，其中中小锅炉用约10亿吨，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如果采用秸秆颗粒燃料替代，减排效益不可低估。
在中国，截至2007年底，核准的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约百个，装机容量2500兆瓦，建成投交并网发电的项目总装机容量400兆瓦以上。截至2008年底，中国国能生物质发电集团已有10个30兆瓦和7个12兆瓦的生物质电站正在运营，其中单县电站装机容量30兆瓦，年发电2.2亿千瓦时，可替代8.7万吨标煤的燃煤，减排18万吨二氧化碳，农民年新增收入6000万元和获得1000多个工作岗位。秸秆直燃发电的技术和设备已经可以全部自主与国产。
秸秆能源产业还将为农民带来增收的机会。以每吨秸秆农民可获250至300元算，全国4亿吨能源用秸秆就能获得1000亿至1200亿元。计划2012年达40亿元。此外，农村的能源中，由烟熏火燎烧薪柴到烧颗粒燃料，能效可以提高2～3倍，能源消费质量也将显著提高。
2、能源作物
能源作物指经专门种植，用以作为能源原料的草本和木本植物，如甜高粱、甘蔗、木薯以及油菜等。全国未利用土地总面积为24508.79万公顷，其中有6020.56万公顷土地资源可供能源作物的开发种植。另外，每年还有约900万公顷不同类型的季节性农闲地，可以种植能源作物。
3、生物液体燃料
我国已建设了以陈化粮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示范工程，分别在6省市进行示范，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已达102万吨。在非粮食作物生产燃料乙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已培育出适应盐碱地种植的“醇甜系列”杂交甜高粱品种，并建成了产业化示范基地；培育并引进了多个优良木薯品种，平均亩产超过3吨；育成了一批能源甘蔗新品系和能、糖兼用型甘蔗品种，并筛选出了适合甘蔗清汁发酵的菌株和活性干酵母菌株。
此外，我国已对利用菜籽油、棉籽油、乌桕油、木油、茶油和地沟油等原料生产生物柴油的技术开展了研究，目前已有年产10万吨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我国在双低油菜与杂种优势利用的结合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油菜、油葵等主要作物上已开发出高含油量品种，含油量高达51.6％；为了不与食用油和工业用油争原料，还开发了利用麻疯树果实、黄连木籽等能源作物生产生物柴油的技术，初步具备了商业化发展的条件；在利用季节性农闲地种植油菜生产生物柴油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四、生物质产业在中国未来的前景
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绿色能源和环境友好产品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成为世界科技领域的前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将会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通过制定新的能源发展战略、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加快生物质产业的发展。
从目前生物质的资源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看，今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发电、供热、生产液体燃料和生物质材料等。最近20多年来，生物质技术发展很快，产业规模、经济性和市场化程度逐年提高，预计在2010～2020年间，大多数生物质技术可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2020年以后将会有更快的发展，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
生物质产业正成为朝阳产业。在中国发展生物质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有利于解决资源、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更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举措。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质产业的发展。已经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物质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加强生物质技术研究与工程集成，在固化成型、燃烧、沼气、燃料乙醇、生物质材料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和装备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创新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推广一批先进的生物质工程技术；建成一批生物质产业化示范工程；开展我国农业生物质资源现状调查，初步查清我国生物质资源的拥有量和分布情况，建立生物质资源数据库，促进我国农业生物质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全面推进生物质工程科技创新，在生物质能源转化和材料利用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增强我国农业生物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生物质能和产品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通过生物质利用解决农村生活燃料短缺问题；基本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国家目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我国生物质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选择秸秆综合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和能源作物开发为切入点，通过技术研究、集成和重点突破，创新生物质工程技术，加快生物质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生物质产业化进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提高国家能源保障能力、为全面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目标提供重要的科技和产业支撑。
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已连续在四个国家五年计划将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了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如户用沼气池、节柴炕灶、薪炭林、大中型沼气工程、生物质压块成型、气化与气化发电、生物质液体燃料等，取得了多项优秀成果。《可再生能源法》的和实施表明中国政府已在法律上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在现代能源中的地位，并在政策上给予了巨大优惠支持，“农林生物质工程”也已经成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
对国际上生物质产业发展趋势和中国生物质产业发展现状，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与薄弱环节，选择秸秆综合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和能源作物开发，增强我国农业生物质产业的竞争力，提高生物质能和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通过生物质利用解决农村生活燃料短缺问题，基本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说生物质产业是世界发展和新兴的朝阳产业。但其当前成本与价格尚难与石油基产品竞争。
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林生物质生产材料和石油化工产品是绿色化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9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校；离退休人员；大学生志愿者；新型养老模式；启示借鉴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062-02
我国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却渐趋弱化，养老服务提供面临日益严峻的困难与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校离退休人员养老工作已是整个老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4年11月26日全国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民政部提出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完善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其中养老服务志愿者组织成为其中重要途径之一。而大学生志愿者作为我国青年志愿者的主力军积极参与各种助老服务工作，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建设、推动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创新。大学生志愿与高校离退休人员养老服务工作的结合是时代的现实需要，是探索离退休人员新型养老模式的有力补充、积极尝试。
一、高校离退休人员现状及高校离退休工作面临的困难
（一）高校离退休人员现状
本研究以福建中医药大学为例。该校离退休人员共312人，其中男性170人，女性142人。近年来，离退休人员呈现“一增一减”变化，即退休人员逐年增多，离休人员逐年减少；离退休人员年龄结构呈现“一高一低”变化，即离休人员平均年龄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平均年龄越来越低。高龄、空巢老人比例高，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占25.3%，空巢家庭约占46.8%。目前，大部分离退休人员还是选择传统的社会居家养老为主、单位养老为辅的养老方式。
（二） 高校离退休工作面临的困难
1.空巢、高龄老人数量增多，为高校离退休工作带来较大压力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结构转型，我国家庭结构日趋走向小型化，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越来越多，还有高校教职工子女通过教育和就业的途径，纷纷流向大中城市和国外，导致空巢老人数量急剧增加。他们在健康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要增加，且空巢老人由于长期缺乏来自子女的身心关怀和生活照顾，长期处于压抑、悲观的消极心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大多数高校很少有针对离退休人员，尤其是针对空巢、高龄老人建立或培养的专业化服务队伍，明显不能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
2.高校离退休工作人员不足及工作内容存在局限性
高校离退休人员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而离退休工作人员的数量却未见增长，面对繁杂的工作和众多诉求，不能进行针对和精细化服务，高校离退休工作质量和效率或多或少会有不足。而且，虽然高校自身建立了离退休工作处，但是由于高校的特殊性，这种工作机构自成体系，难免有一定的封闭性，不能通过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来解决和补充高校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二、大学生参与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离退休人员数量增多，福建中医药大学从2014年开始实行二级管理。由于刚试行，二级学院尚无专人负责离退休工作，一般由办公室人员兼任。各二级学院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同志，安排大学生志愿者与离退休人员采用结对帮扶的形式，将志愿者与离退休人员结对，与老同志聊天谈心，给他们带去精神慰藉，帮忙提重物、做卫生，陪伴上医院，上门帮忙收材料和党费等等；另外，学院在开展活动时邀请老同志参与，开展他们喜欢的娱乐活动等。这些都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通过对离退休人员及家属的访谈，有90%以上对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受调查的志愿者85%以上乐意为老同志服务，他们认为在参与助老服务过程中，培育了他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也有利于积累社会经验，毕业后能更快融入社会，而且很多离退休人员都是资深中医教授、老干部、老前辈等，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知识、经验及优良的传统美德。
由于二级管理刚实行不久，管理服务方式尚处于摸索阶段，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缺乏系统培训
大学生的助老方面活动大多停留在表面，且健康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各方面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大部分大学生志愿者只有一腔热情并没有接受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
（二）服务效率不高
对于离校较远、交通不便的离退休人员服务较少；另外，部分老人或子女对志愿者不够信任，不愿意让陌生人进入家中或接受其服务。
（三）服务体系单一
光靠二级学院学生的结对帮扶服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强与学校其他部门，如团委、学工处，还有与其他高校的沟通联系，丰富活动形式，如学生社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及勤工助学等。
三、国内外先进志愿服务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美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起步较早、历时较长，并创下了不少先例，取得了不少成就，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理念创新、宣传招募、管理保障、评价激励四大方面。还有，香港在1997年还没有回归中国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志愿者活动的制度和机构，且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模式、非政府组织力量的推动、规范化管理、完善的志愿服务制度等经验。这些国内外先进经验都为我国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高校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创建新型养老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启示。
（一）加强宣传力度，创新服务理念
现在很多高校志愿者活动大多依托团委开展团日活动，多利用“重阳节”等特定的节日到一些敬老院参加敬老服务工作，而对于校内高龄空巢离退休人员了解很少，学校职能部门（如离退处、团委、学工处、各学院）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高龄空巢老人逐年增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让大学生把零碎的空闲时间利用起来做些有意义的事。另外，引入志愿者“自助”的价值观念，实现“助他”与“助己”的价值契合，让志愿者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既能体验到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他人的奉献快乐，又能提高自我综合素质和专业实践能力。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加强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教育，不但可以使离退休老人得到帮助和关心，而且有利于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二）完善培训体系，提供专业服务
培训制度是帮助志愿者掌握基本服务技能和提高志愿者服务能力的佳径。要根据老同志的不同需求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事前培训；另外，要根据大学生志愿者个性特点的差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和内容。一方面，进行专业培训，针对医疗、护理、老年心理等方面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培训。福建中医药大学作为医学院校，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让相关专业背景如护理、中医、针灸、推拿等专业的学生进行此方面系统培训并提供相应医疗护理服务，让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学生为老同志提供心理咨询等帮助。另一方面，进行经验交流，让这些具有专业背景及已经有丰富养老服务经验的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经验交流，定期召开养老服务经验座谈，相互学习。另外，尽可能以专业对口方式服务本专业离退休教师，使双方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好地满足老同志的情感和归属需要。
（三）丰富活动形式，规范服务体系
高校中有离退休工作处、团委、学工处这些部门可以和各学院联合起来，通过社团、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把大学生助老纳入到高校勤工助学项目中；各学院学生党支部与离退休党支部搭建共建平台，实行支部对接等等。通过形式多样的助老服务，既培养了大学生敬老爱老的品德，有利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也有利于老同志发挥余热。另外，离退休工作处作为离退休人员专门的职能部门要加强与学校其他部门、各学院沟通联系、协力互助，搭建运行有效、管理有序的工作体系。完善信息化管理体系，让志愿者了解老同志需求，也让老同志获取服务信息，并对志愿者活动进行评价。通过对离退休老同志、大学生志愿者实行双向调研，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规范志愿服务体系。
（四）改进评价方式，建立激励机制
建立服务评价和激励机制，实现评价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一是对服务队伍人数进行评价，包括总人数、新增人数，专业背景人员数量等；二是对服务队伍结构进行评价，即新加入与有丰富经验的志愿者比例，有利于高校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养老服务对象的合理交接；三是对服务质量的评价，既要包括服务老年人数、次数、拜访量、活动开展次数等可量化方面的评价，又要包括接受服务的老同志对服务态度和服务效果等的评价。在评价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激励方式：一是精神奖励，如宣传表彰等；二是政策性补偿，如在入学、实习、就业时优先考虑；三是建立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以便在自己需要时，能从社会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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