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尾气对环境的影响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利他行为;组织认同;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022-03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问卷基本结构
本文力图研究集群下小微企业利他关系在对其绩效的影响,并引入变量“组织认同”分析其在利他行为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问卷量表的设计由问卷的理论构思与目的、问卷格式、问卷项目的语句和问卷用语四个部分组成。
(二)数据收集与统计描述
1.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于2014年12月份开始正式发放问卷,调研的总体为集群下的小微企业。选取哈尔滨曼哈顿商厦、大世界商城等小微企业为蓝本。为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的质量,本研究严格控制企业样本、问卷填写者以及发放渠道,最大限度排除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本问卷采取问卷发放和网络发放两种方式,还通过银行发放问卷,所获取的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代表性。一共发出了150份问卷,回收问卷106份,回收率为70.6%。
2.样本描述
本研究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将从企业经营类型、是否参加过行业组织对106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
统计结果:利他行为、企业绩效、组织认同最小值统计量均为1,最大值统计量均为5。利他行为均值位于2.98―4.73,企业绩效均值位于3.18―3.71,组织认同均值位于2.61―3.67;利他行为、企业绩效、峰度偏度均小于0,符合要求成正态分布。
二、信效度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信效度分析
1.组织认同信效度分析
通过SPSS21.0对收集问卷数据进行组织认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转轴法-最大变异法)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测结果。第一次探索因子中sig.
通过SPSS21.0对收集数据进行组织认同信度分析,最终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组织认同量表中4个题项(OI1、OI2、OI6、OI11)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0.752,所有题项值
2.企业绩效信效度分析
通过SPSS21.0对收集问卷数据进行企业绩效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转轴法-最大变异法)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测结果。第一次探索因子中sig.
通过SPSS21.0对收集数据进行组织认同信度分析,最终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组织认同量表中4个题项(BP2、BP3、BP4、BP6)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0.725,所有题项值
3.利他行为信效度分析
通过SPSS21.0对收集问卷数据进行组织认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转轴法-最大变异法)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测结果。第一次探索因子中sig.
通过SPSS21.0对收集数据进行组织认同信度分析,最终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组织认同量表中5个题项(AR1,AR2,AR4,AR7,AR7,AR8,AR9)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0.824,所有题项值
(二)利他行为对企业绩效关系验证
为了验证利他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假设H1成立,本节以利他行为(AR)因变量、企业绩效(BP)为观测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检验,整个检验过程在 Amos21.0 和SPSS21.0 中完成。在 Amos21.0 中,模型运行的结果汇整成表2和图1。
模拟适配度表(表2)显示,0
0.079
(三)组织认同与利他行为、企业绩效关系验证
为了验证利他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假设H2、H3成立,本节以利他行为(AR)因变量、企业绩效(BP)为观测变量,加入中介变量组织认同(OI)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检验,试图验证组织认同与利他行为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整个检验过程在 Amos21.0 和SPSS21.0 中完成。在 Amos21.0 中,模型运行的结果汇整成表3和图2。
模拟适配度表(即表2)显示,0
0.079
又如图2所示,OI到AR的路径系数为0.83,OI到BP的路径系数为0.82显著,在概率为99%的情况下,模型拟合程度良好,关系显著。因此,接受H2,H3假设,利他行为对组织认同有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四)中介作用的假设检验与分析
检验中介变量的传统做法可总结为:假设1因变量到观测变量关系显著;假设2中介变量到因变量关系显著;假设3中介变量到观测变量关系显著;如果假设4加入中介变量后,因变量到观测变量的路径系数减少,则中介变量是部分中介作用,如果加入中介变量后,路径系数不发生改变,则中介变量是完全中介作用。
本文为了检验组织认同在利他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即假设4将根据检验中介变量的新方法步骤进行参数估计,以企业绩效为观测变量、利他行为为(AR)为因变量、组织认同(OI)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 Amos21.0运行得到变量间的参数估计结果。初始模型运行后得到表3和 图3的汇整结果。
如模拟适配度表(3.4)显示,0
=0.075
比较图2和图3可以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前AR到BP的路径系数为0.81,加入中介变量OI后AR到BP的路径系数降为0.59,且路径系数均显著,因此组织认同作为中介变量是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关键词]国企改革;国企工人;社会地位;买断工人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48-03
1从买断到返岗: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改革,改革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国企职工成为了下岗职工。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大庆油田于2000年实施了“买断工龄”政策(政府文件中统一把“买断”称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在大庆油田实施这项政策后,将近4.5万的油田职工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然而从2005年起至今,大庆石油管理局已累计有将近3.8万名“买断”职工实现返岗再就业。这一过程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又被称为“返聘”,即职工可以回到原企业工作或者得到企业重新分配的工作职位,并与企业重新签订一份劳动合同。84%的下岗职工重新返岗,这个现象耐人寻味。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返岗职工社会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使3.8万名“买断”职工实现返岗再就业,是个人因素还是社会因素?这种现象具不具有普遍意义?本文通过对大庆油田部分返岗工人的访谈,重点分析了国企职工返岗前后社会地位变化及影响因素。
2从贬损到复原:“买断”职工的地位变化
2.1“买断”职工的地位贬损情况
已有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作为工人阶级中弱势群体的“买断”职工更是面临着较大的困境[1]。访谈资料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实。
2.1.1职业地位的贬损
对“买断”职工个人来说,“买断”带给他们最大的变化就是职业地位的变迁。“买断”职工在与企业彻底解除了劳动关系后从“企业人”成为“社会人”,这直接影响了“买断”职工个人的职业发展。首先是职业收入下降,“买断”职工在“买断”后失去任何来自企业方面的收入,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不再由企业提供,需要自己支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对“买断”职工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直接导致其经济地位严重受损。其次是职业满意度降低。作为为油田工作几十年的“买断”职工来说,“买断”后除了经济地位上的贬损以外还体会到了工人整体地位的下降,以及个人心理上与企业的疏离。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买断”工人普遍不再认为工人仍然处在主人翁地位,并且认为国企改制是工人地位变动的一个分水岭。此外,“买断”职工自身再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也使他们与在职职工相比职业地位上差距拉大,作为一个工人的自豪感大大降低[2]。
2.1.2社会关系的断裂
“买断”对职工社会关系的整合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买断”职工的业缘关系随着“买断”这项政策的实施逐渐被割裂。首先,同事之间的社会关系日渐淡薄。由于原单位这个联结纽带的作用不再直接发生作用,同事之间明显失去了单位作为共同话题的联结,“买断”工人逐渐与单位职工疏远。受访者普遍的感受就是,“和原来单位一下子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原来单位人干啥呢也不知道了,联系也没原来那么多,朋友圈也小了。”其次,社会交往频率降低。社会交往常常是伴随着各项社会活动进行,而各项社会活动的开展又难免涉及经济开销,因此“买断”职工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经济拮据的状况会对他们的社会交往造成重要的影响。当“买断”职工的收入不足以承担额外的社会交往支出时,他们就可能倾向于减少交往的频率。另外,也有部分“买断”职工在“买断”后有受到城市文化排斥的自卑心理产生,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买断”职工固有的社会关系数量减少,维持在一个有限的社会交往范围内。
2.1.3社会福利的贬损
职工在“买断”后,将不再享有企业的福利保障,“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合同,终止了劳动关系,不存在由原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各项保险问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需由个人支付,这是对“买断”职工来说社会福利上最大的贬损。对于“买断”职工这一弱势群体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经济拮据、再就业率低,很难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缴纳保险金。因此,对“买断”职工来说,“买断”工龄不仅意味着“失业”,更意味着“失去保障”。
2.2“买断”职工的地位复原情况
“买断”职工的社会地位在返岗后有明显的回升,甚至可以说与原来的待遇相比相差无几。这与我国普遍存在的工人社会地位下降的现象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买断”职工地位的复原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2.2.1经济收入的提高
对于“买断”职工来说,经济收入无疑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重点,也是关系到他们社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买断”职工在返岗后收入基本可以达到“买断”前的基本工资水平,即1000元左右,当然这个工资水平也因岗位而异,受访者中在返岗后基本工资从800元到2000元不等,所有受访者也均有每月200~400元不等的奖金收入。但是与在职职工相比,他们损失了年终兑现奖。所以,“买断”职工的经济收入与“买断”前相比是相对减少的。但在接受访谈的“买断”职工里,大部分都认为重新工作获得稳定收入是件好事。
2.2.2社会关系的重续
在社会交往方面,“买断”职工在重新返岗之后,一部分回到原企业就业的员工,其以往的同事、朋友圈的作用又开始发挥作用,业缘的作用并未随着工作的变动而减弱,社区内部“买断”职工的互动频率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感情的紧密程度也没有大的变化;而另一部分重新调换岗位的职工,虽然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圈,但是仍然可以扩大其社会交往,形成虽是有限、固定的但也是较为稳定的范围。
2.2.3社会福利的完善
“买断”职工社会福利方面的完善和提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社会保障及子女就业。 在社会保障方面,重新就业的“买断”职工按规定在新就业单位属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大龄、再就业确实存在困难的职工,企业将为他们缴纳从“买断工龄”年份后10年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企业应交部分;此外,企业还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职工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选择固定标准(92776元、1634元)一次性缴费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尚未再就业人员,允许两年不缴纳基本保险费,也不计算缴费年限,退休时减扣养老金待遇;选择固定标准分年缴纳的和选择以大庆油田职工平均工资作基数缴纳的尚未再就业人员,允许2003年、2004年两年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不计算缴费年限,退休时不扣减基本养老金待遇等[3]。可见,在对油田职工的社会保障方面,企业并没有完全抛弃“买断”职工,充分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和养老。
在油田职工子女就业方面。优先安排大庆油田职工子女就业是计划经济时期油田职工的最大社会福利。但在“买断”初期,“买断”职工子女不再享受这项优惠政策,这也因此一度成为一些的导火索。2002年以后大庆油田管理局规定职工子女无论是在职职工还是“买断”职工都可以参加内部招工,优先在油田内部进行分配工作(除特殊油田不需要的专业)。
通过调查可知,“买断”职工随着“买断”后返岗,其社会地位经历了一个从贬损到复原的过程,“买断”职工在“买断”后经历了职业地位、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福利上的贬损;而在返岗后,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保障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和完善。这对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国企下岗职工权益和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值得分析的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3从技术环境到制度环境:“买断”职工地位变迁的作用机制
3.1一个分析框架: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是研究组织现象和组织行为的重要学派,主要观点是人们必须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研究、认识组织行为和解释组织现象。其代表人物迈耶将组织环境区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企业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是指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4]。新制度学派强调组织环境对组织行为的重要影响,尤其强调制度、观念力量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更为深远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组织不仅要满足技术上、生产效率上的要求,更要遵守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或做法以保障组织今后的发展。
从技术的层面讲,企业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又要求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遵守那些被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本文研究的“买断”职工社会地位变迁的社会现象,从技术需要的角度讲,企业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员增效而实施“买断”政策,企业的改组改制、大量职工下岗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环境的要求;但大量“买断”职工重新返岗这一现象又与企业的效率原则相冲突,那么“买断”职工实现返岗又是何种因素发挥了作用呢?
按照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企业重新返聘职工的行为与制度环境有着非常大的联系,根据调查可以得出,“买断”职工得以返岗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深蒂固的单位体制;在社会观念上的依赖心理和“买断”职工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观念也是原因之一;“买断”职工与企业之间都互有期待,企业需要维护职工稳定,职工需要企业保障自身利益。通过总结这三点原因,可以看出“买断”职工实现返岗是制度环境起着决定的作用。
3.2单位体制下企业和政府的共同选择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个人与单位的紧密联系,个人的一切福利都依赖于单位,个人的衣食住行、社会福利及子女教育都附着在“单位”这一基层组织里[5]。大庆油田在1984年提出政企分开以前,一直都是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1965年10月,国家财政部和石油工业部联合下发通知,把大庆作为特区,实行政企一体化,经费由石油企业负担,税收如数上缴黑龙江省,特区不搞城市建设,矿区建设由石油企业统一安排[6]。由此,大庆建立起一个一体化的城市和企业合一的石油单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机制是由单位垄断的。一方面,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都与“单位”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计划经济制度的力量不允许个人与单位脱离联系,国家也需要通过“单位”这一基层社会组织来掌握与社会人员的联系;另一方面,从个人角度来说,个人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依附于单位的发展,如果失去单位,会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造成与其他社会成员较大的区隔和落差,同时也容易失去社会交往的共同基础。
大庆油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政企分开,但大庆油田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前是发育最完善的,现在影响也最为深远,改革阻力重重,难以实现彻底转变,因此油田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双轨制”发展形势下,即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国企,依然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单位制度的企业组织。而且大庆属于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单一,在过去石油产业占到了整个城市产业发展的90%以上。因此大量“买断”职工下岗后,政府试图弥补企业分离出的社会职能,接收了这部分富余人员,通过各种各样的就业政策对“买断”职工进行扶持;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产业单一,“买断”职工可供就业的机会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油田的效益越来越好,政府也试图让企业承担责任,安置“买断”职工,重新把“买断”职工交给企业进行安置。企业与政府之间特殊的关系决定了企业和政府在安置“买断”职工过程中的立场,也使政府和企业之间趋向于寻找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
3.3落后的发展观念及职工的路径依赖
长期的计划发展以及油田职工普遍教育程度较低使职工对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等概念没有充分的认识,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无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迷失。在这种心理迷失下,以往的制度惯习在指引他们的行为选择上成为主导因素,他们选择了更为传统的行为方式,从他们熟悉的行为方式入手,因此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心态开始逐渐显现。
由于长期相对稳定、安逸的工作环境以及“终身制”的就业特点,国企职工普遍学历较低、工作内容单一,自身的工作技能与社会其他行业的需求又产生脱节,再加上年龄等无法改变的条件限制等因素存在,“买断”职工不得不依靠企业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同时还有身为国企职工优越性和维持面子的自尊心在支撑,因此对于 “买断”职工来说,他们更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在求稳的心态下被动等待。比如有被访者谈到,“买断以后精神和物质都有影响,生活质量下降,所以还是得回原企业。” “单位原来就是什么都管,大家都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除了家就是单位,也没有什么其他活动的地方。时间一长,什么问题都依赖单位解决,自己也解决不了啊。工资啊、福利啊、包括分房都是单位给包办,在大庆地区实际就是,一直都是企业管,企业可以说特别全能,时间长了人们就在心理上开始依赖单位”。
3.4“买断”职工对企业的社会期待
“买断”职工相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保障“买断”职工的利益必须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
首先,对“买断”职工来说,“买断”职工在企业中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自然而然地会对组织产生一种期待。“买断”职工往往是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就为大庆油田的企业服务,他们已经熟悉并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职工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及保障、家庭住房甚至子女教育都依赖企业的提供。由于对过去制度安排的深深依赖,“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在这种习惯性心理的促使下,还是会做出习惯性的选择。对比过去的工作状态与生活方式,心理上的茫然无措以及种种条件限制,迫使他们还是会选择习惯性的保守态度——不去进行自主就业。
其次,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的发展现状使得企业对员工自身也有一些期待,与员工形成互相依赖的局面。由于制度差异性的长期存在,职工的制度依赖同时也无形中迫使企业进行制度转型,同时企业也必须承担照顾油田职工的责任。牢牢植根于“买断”职工内心的制度依赖已经让他们除了企业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制度依赖也会无形中给企业一些压力,促进组织进行制度的变迁,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而企业的制度变迁也需要成本和承担风险,因此为了解决“买断”职工的生活问题,也是为了企业能够更稳定、快速地运转,企业开始了重组改革后的返聘,大批“买断”职工逐渐开始回到了工作岗位。
一个完善的制度从设计到实施是一个制度设计者与制度受动者互动的实践过程。所以,要保证保障“买断”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在实践中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买断”职工对企业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并且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良性互动,才有可能保障制度运行的绩效[7]。由此可见,制度对“买断”职工的重要性导致职工对企业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期待。
4研究结论
“买断”作为国企职工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给职工个人和家庭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1)“买断”职工在返岗后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高、社会关系的重续、社会福利的完善,相比“买断”前社会地位贬损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回升甚至是复原。
(2)这一现象得以实现与企业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企业的这一行为与其所处的组织环境有关,特别是制度环境因素。返岗职工社会地位得以回升甚至是复原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发生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下的。制度环境对“买断”职工地位复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庆油田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氛围是企业最重要的制度背景;在社会观念方面“买断”职工的社会发展观念普遍落后并且具有深深的制度依赖;在企业行为上则体现在职工与企业各自的社会期待。其中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多年来对国企职工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使“买断”职工普遍对企业有较强的心理依赖。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满足社会期待,企业就需要进行政策上的改进和推动。
(3)尽管“买断”职工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回升,但这并不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长久之计,也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推进以及已有成果的巩固,因此也不能成为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周长城.国有企业中职工的社会地位与层化——某有限公司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1999(2).
[2]谢桂华.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J].社会学研究,2006(1).
[3]关于石油石化集团所属企业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属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问题的复函(劳社部函〔2002〕139号).
[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5]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J].社会,2008(3).
[关键词] 麻醉;体重指数;体温
[中图分类号] R6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4(a)-008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body mass index (BMI) on the body temperatur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Methods 100 patients in Surgical Departmen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scheduled to undergo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with no premedi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from March 2014 to May 2016.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according to BMI, group Ⅰ (n=25): BMI
[Key words] Anesthesia; Body mass index; Body temperature
人体的中心体温是由位于下丘脑前区的温度调节系统控制的,保证每日体温变化幅度不超过0.2℃偏差。若温度调节系统失调,则会导致机体新陈代谢紊乱甚至死亡[1-2]。既往研究表明,轻度体温降低会使术中及术后患者并发心脏疾病及外科伤口感染概率增大3倍,延长住院时间20%,显著增加术中血液流失及输血事件[3-7]。临床实践中,导致术中及术后患者体温降低的因素除了物的影响外,还有术中患者血管舒张情况、手术操作室的低温环境、低温液体处理外科手术区域的污渍、静脉注射冷的液体及输血等[8]。但鲜有关于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于术中患者体温影响的报道。为此,本研究将探讨BMI对行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围术期患者体温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3月~2016年5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手术科室100例术前无用药史的行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围术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1例,女59例;年龄为27~52岁,平均(40.37±9.67)岁;美国麻醉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评分范围为0.92~1.86分,平均(1.43±0.51)分。所有患者手术均于9∶00~13∶00完成,手术时间为59~86 min,平均(71.84±15.13)min。纳入标准:①有症状或者无症状但有合并症以及容易引起胆囊癌变的胆囊疾病;②知情且同意接受择期腹腔镜腹部手术患者;③术前1个月内无服用影响体温调节的药物(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等)记录;④有完整的身高、体重记录。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而无法耐受麻醉、气腹和手术者;②伴凝血功能障碍者;③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急性胆囊炎或者伴急性重症胆管炎或急性胆石性胰腺炎者;④严重肝硬化伴门静脉高压者;⑤中、后期妊娠者;⑥伴有腹腔感染、腹膜炎者以及上腹部手术史者;⑦伴有糖尿病、甲状腺功能紊乱疾病、帕金森疾病者;⑧手术时间短于60 min或者长于180 min的患者。实验所有内容经我院伦理道德委员会批准实施。
1.2 实验分组
依据公式:BMI=体重(kg)/身高(m)2,计算受试者BMI。依据计算结果,将100例患者分为四组,即组Ⅰ(n=25):BMI
1.3 麻醉方法及考察指标
手术采用的麻醉方式为常规麻醉。麻醉诱导采用2 mg/kg丙泊酚与0.6 mg/kg罗库溴铵,麻醉维持采用2%七氟烷+50%O2及瑞芬太尼灌输。于潮气量末CO2值介于35~40 mmHg(1 mmHg=0.133 kPa)时实施气管插管。采用0.05 mg/kg新斯的明与0.01 mg/kg硫酸阿托品逆转神经肌肉阻滞。手术结束时,停止七氟烷灌输,给予纯氧吸入。从诱导麻醉开始,每间隔5 min对患者进行围术期心跳,平均动脉压,鼓膜、胸部、手臂、1/2内侧前臂内表面、中指远端指骨腹侧、大腿、小腿温度测定。同时记录血管收缩时间以及引起中心体温升高时的血管收缩温度阈值。手术结束时,采用常规方法对麻醉患者进行唤醒。
平均皮肤温度(mean skin temperature,MST)=0.3(T胸+T臂)+0.2(T大腿+T小腿);平均体温(mean body temperature,MBT)=0.64T腋下+0.36 MST;血管收缩温度阈值=T前臂+T手指[9-1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各组患者在年龄、性e、手术持续时间、ASA评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鼓膜温度变化情况
与组Ⅰ患者的鼓膜温度相比,组Ⅱ患者在诱导麻醉后5、10、15、20、45、55、60 min时增高,组Ⅲ患者在诱导麻醉后5、10、15、20、40、45、50、55、60 min时增高,组Ⅳ患者在诱导麻醉后5、10、15、20、25、30、45、50、55、60 min时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2。
2.3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MST及MBT变化情况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MST及MB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3~4。
2.4 各组患者出现血管收缩温度阈值的时间变化情况
与组Ⅰ患者比较,组Ⅲ及组Ⅳ患者出现血管收缩时间更晚,且阈值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5。
3 讨论
术中麻醉是一种通过影响体温调节系统而降低体温的操作[11]。全身麻醉期间,诱导麻醉及麻醉开始后的1 h,中心体温迅速降低1~1.5℃,随后,体温降低表现为缓慢的、线性的降低过程,直到进入平台期,中心体温保持不变[12]。若术中麻醉期间出现低体温,则不仅影响凝血功能,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而且能抑制免疫功能引起术后感染,延长患者住院时间[13]。Moola等[14]研究报道围术期低体温发生率为50%~90%。Yi等[15]对北京地区实施全麻患者大样本调查发现,低体温发生率约40%。为此,深入分析术中麻醉期影响体温波动的危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探讨术中麻醉过程中BMI对患者体温调节影响的结果表明,与BMI较低的患者相比,较高BMI患者的鼓膜温度较高,发生血管收缩的时间退后且血管收缩温度阈值增大。Fernandes等[16]通过对两组行腹部外科手术的不同BMI患者(BMI 30.0~34.9 kg/m2比BMI 18.5~24.9 kg/m2)对比研究发现,较高BMI患者术中能够较好维持体温恒定,显著降低术中体温降低事件发生概率。Kurz等[17]依据体脂肪率(body fat percentage,BFP)将40例行择期结肠手术患者分组为三组(10%~24%组、25%~35%组、36%~50%组),结果提示,随着BFP及表面积的增大,患者在术中出现体温降低的事件概率显著降低。而在另外一项关于BFP>25%与BFP
本研究结果未发现各组患者MST及MBT的变化差异。可能原因为BMI较高患者患者腹部较多的脂肪组织阻碍热量散失从而发挥维持体温正常的作用。Savastano等[20]曾对13例BMI为18~25 kg/m2的患者开展BMI与区域性体温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BMI较高患者具有较低的腹部皮肤温度及较高的手指温度,且BMI较高患者与区域性体温在休息及应激时具有相关性,但未发现不同BMI患者间的中心体温差异。这可能与较多的脂肪组织能够重新引起皮肤血流进行有效分流,从而有利于保持皮肤表面温度恒定有关[21-22]。
综上所述,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检查手术的BMI较高患者,具有较好的维持中心温度恒定的效果。这与麻醉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中,BMI较高患者具有缓解麻醉对体温调节不良作用的特点一致。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偏少,后续将扩大样本量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 Blatteis CM. Age-dependent changes in temperature regulation-a mini review [J]. Gerontology,2012,58(4):289-295.
[2] Werner J. System properties,feedback control and effector coordination of human temperature regulation [J]. Eur J Appl Physiol,2010,109(1):13-25.
[3] Zhang XW,Xie JF,Chen JX,et al. The effect of mild induced hypothermia on outcomes of patients after cardiac arrest: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J]. Crit Care,2015,19(1):417.
[4] Baucom RB,Phillips SE,Ehrenfeld JM,et al.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Hypothermia During Colectomy With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J]. JAMA Surg,2015,150(6):570-575.
[5] Youn YA,Kim JH,Yum SK,et al. The hospital outcomes compared between the early and late hypothermia-treated groups in neonates [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2016,29(14):2288-2292.
[6] Tedesco NS,Korpi FP,Pazdernik VK,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thermia and blood loss inpatients undergoing open lumbar spine surgery [J]. J Am Osteopath Assoc,2014,114(11):828-838.
[7] Lee BR,Song JW,Kwak YL,et al. The influence of hypothermia on transfusion requirement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clopidogrel in proximity to off-pump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J]. Yonsei Med J,2014 ,55(1):224-231.
[8] Wiewel MA,Harmon MB,van Vught LA,et al. Risk factors,host response and outcome of hypothermic sepsis [J]. Crit Care,2016,20(1):328.
[9] Sessler DI. Skin-temperature gradients are a validated measure of fingertip perfusion [J]. Eur J Appl Physiol,2003,89(3-4):40-402.
[10] zer AB,Yildiz Altun A,Erhan L,et al. The effect of body mass index on perioperative thermoregulation [J]. Ther Clin Risk Manag,2016,12(12):1717-1720.
[11] w宁.不同麻醉方法在输尿管中下段结石输尿管镜碎石术中麻醉效果的对照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2,9(26):87-88,92.
[12] 周慧,齐爽,李亮,等.术中低体温对术后恢复期的影响[J].中国实验诊断学,2015,19(8):1433-1435.
[13] 谢言虎,陈旭,吴运香,等.术中低体温危险因素分析[J].临床麻醉学杂志,2016,32(9):925-927.
[14] Moola S,Lockwood C.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or prevention of hypothermia within theperioperative environment [J]. Int J Evid Based Healthc,2011,9(4):337-345.
[15] Yi J,Xiang Z,Deng X,et al. Incidence of Inadvertent Intraoperative Hypothermia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General Anesthesia in Beijing: A Prospective Regional Survey [J]. PLoS One,2015,10(9):e0136136.
[16] Fernandes LA,Braz LG,Koga FA,et al.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core temperature in obese and non-obese patients[J]. Anaesthesia,2012,67(12):1364-1369.
[17] Kurz A,Sessler DI,Narzt E,et al. Morphometric influences on intraoperative core temperature changes [J]. Anesth Analg,1995,80(3): 562-567.
[18] Kasai T,Hirose M,Matsukawa T,et al. The vasoconstriction threshold is increased in obese patients during general anaesthesia [J]. Acta Anaesthesiol Scand,2003,47(5):588-592.
[19] De Graaf AA,Freidig A,van Ommen B. Human thermoregulation and obesity [J]. FASEB J,2009,23(Suppl 1):596-602.
[20] Savastano DM,Gorbach AM,Eden HS,et al. Adiposity and human regional body temperature [J]. Am J Clin Nutr,2009,90(5):1124-1131.
[21] Boutet C,Kassir R. Sleeve gastrectomy and roux-en-Y gastric bypass lead to comparable changes in body composition after adjustment for initial body mass index [J]. Obes Surg,2016,26(8):1932-1933.
关键词:不孕症;宫腔镜;腹腔镜;心理护理;满意程度
女性不孕症是妇科常见病之一,此疾病极大影响夫妻关系,甚至整个家庭。这个患者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和对社会舆论压力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以致护理人员在与之沟通过程中需采用不同的心理护理模式。良好的沟通既可以促进和谐与亲密,也可以化解矛盾和冲突。近年来,为能更高效的配合手术,减少术后并发症,我院手术室实行了术前访视、术后随访制。手术室护理人员不但在术中实行心理护理,而且将术前、术后的心理疏导贯彻于整个围手术期。通过近两年的实践和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4年1月~12月在我院行宫腹腔镜探查术的不孕症患者216例(原发不孕89例,继发不孕127例),为进行围手术心理护理的108例设为对照组,年龄20~40岁,平均28.5岁,进行围手术心理护理的108例为观察组,年龄21~38岁,平均28.7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之间的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手术时间选在月经干净后3~7d,月经周期的28~30d。术前,术中,术后对患者心理护理,离院前对护理服务满意程度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如下。
1.2.1护理措施
1.2.1.1一般护理 ①术前护理:查看术前常规检查,排除禁忌证;②术中护理:核对患者和手术方式,建立上肢静脉通路。气腹时,气腹机压力调节为13mmHg,流量5L/min,CO2气体不宜注入过快,防止腹腔高压对患者造成伤害。腹腔镜手术完毕,连接宫腔镜各导线,在腹腔镜监视下,做宫腔镜检查。③术后护理:(1)去枕平卧,防止头痛,头偏向一侧,避免呕吐物误吸、休克。酌情给予吸氧,严密观察生命体征;⑵腹腔镜术后疼痛较轻,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无法忍受的,可适当给予一些镇痛剂;⑶鼓励尽早下床活动,预防静脉血栓形成、促进肠蠕动恢复及切口愈合;④出院指导:保持切口清洁干燥,1w内不能洗澡,以免造成感染。
1.2.1.2心理护理 术前心理减压:手术前1d到病房探望患者,了解患者的精神及心理状态,从而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首先,访视人员仔细阅读病历及化验单,掌握患者信息。其次,做自我介绍,然后介绍手术室环境,手术过程,及相关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医护对策;向患者说明手术创伤小、痛苦小、恢复快等优点,详细讲解宫腔镜、腹腔镜手术的可靠性及临床开展情况,使患者知晓医护人员娴熟的医疗操作技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安定患者情绪[1]。最后根据简要沟通,护理人员判断访视效果并记录。
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核对病历及患者姓名,安慰患者消除紧张情绪,告知心理因素会对手术的顺利进行及术后康复有重要影响。通过合理引导,让患者心情愉快地接受手术。
术后心理疏导:护理人员要教育家属尊重、关心、体贴、安慰患者,要树立信心,尤其是患者爱人,不要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正确面对各种结果。
出院指导:腹腔镜手术后,通常需留院观察2~3d。出院后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劳逸结合,心情愉快,进行适当的室外活动及体育锻炼,以促进恢复。责任护士拟定好复诊时间,嘱患者按时复诊。
1.2.2评分方法及标准 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程度调查问卷作为调查记录。调查问卷分为访视后患者对护士介绍情况的了解程度,包括手术知识、术前及进入手术室的注意事项、开始时间和手术过程、耗时了解、麻醉和处置中可能发生的不适、套管针穿刺、手术室环境及术后注意事项的了解,患者满意程度调查,包括术前术中情绪稳定程度、护理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熟练、手术室环境及舒适度,共十项合计100分。计分根据护理人员与患者讲解交流中反映的信息点,程度高低进行评分,根据本院的评价标准高于80分视为满意,低于80分为不满意。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取P
2 结果
216例患者的护理质量满意程度调查结果比较见表1。对照组满意度为78.7%;观察组对护理质量满意度为98.1%。统计学检验,两组之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调查显示,在已婚夫妇中10%~20%患有不孕不育。由于不能生育,妇女和家庭都有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并承受着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腹腔镜手术现已成为最直观、最有效、最确切的诊断和治疗不孕症的方法。腹腔镜手术主要是发挥了损伤小、出血少、对盆腔干扰少、痛苦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腹部切口美观优势,不易发生切口感染等并发症[3]。
患者来院治疗后,护理人员应劝导患者只有愉悦的心情才可以增加怀孕成功率。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围手术期的访视可以让患者了解手术室环境、手术过程及注意事项,也能使患者及家属更好地配合手术及护理的整个过程。通过护理人员量体裁衣的心理干预,使患者情绪稳定,增强对手术成功的信心,手术顺利进行,缩短麻醉时间,还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生[4]。通过本研究结果证实,心理护理可以增加患者对手术的满意度。
综上,不孕症患者经宫腹腔镜治疗,大多可取得满意手术效果。而围手术期细致的心理护理会使患者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有利于病情恢复。护理人员需要给患者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通过一定的技巧和方式与患者及家属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让患者和家属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围手术期患者的心理护理不仅需要护士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及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掌握心理、教育、伦理、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这样,成功的护理使医患双方既不易产生纠纷,又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减少术后心理相关并发症。
参考文献:
[1]董桂琴.妇科微创手术围手术期护理研究进展[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1,27(z2):111.
[2]蒋依伶,李科珍.不孕症女性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5,23(4):15-17.
【关键词】 首发精神分裂症;控制源;健康行为训练;潘氏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
【摘要】 目的 探讨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期的影响。 方法 将92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46例,均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观察随访2 a。于出院时、出院后6 mo末、1 a末、2 a末采用潘氏量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自编健康行为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A量表评定临床疗效、内控水平、健康行为及生活满意度等。 结果 随访2 a末,研究组内控水平、健康行为、服药依从性、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关键词】 首发精神分裂症;控制源;健康行为训练;潘氏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
Effects of control source and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on the convalescence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ntrol source and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on the convalescence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 Methods 92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s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each n=46) given antipsychotics. Research group combined with control source and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and followed up for two years.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fo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ternalcontrol level, health behavior and life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the Internality, Powerful others and Chance Scale(IPCS), the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the Selfmade Health Behavior Scale(SHBS)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A(LSIA) at discharge and the ends of the 6th ,12th and 24th month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At the end of 24th month of followup,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t internalcontrol level, health behavior, compliance, life satisfaction (P
【Keywords】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control source;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the PANSS; the LSI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的精神病,具有易复发、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病程多迁延等特点。在临床治疗中,急性期仍以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为主,辅以心理治疗;在恢复期积极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护理是改善患者社会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1,2]。为此,作者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观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2年1月~12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首次发病,经住院治疗后病情处于恢复期,精神症状基本消失,潘氏量表[4](PANSS)评分<60分;(3)服用利培酮治疗,且无严重不良反应;(4)初中以上文化程度;(5)排除心、肝、肾等严重躯体疾病及酒精和药物滥用者。共入组92例,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各46例。研究组男24例,女22例;年龄18 a~48 a,平均(26.34±9.56) a;病程1 mo~1 a,平均(0.32±0.28) a;文化程度:初中15例,高中19例,大专以上12例,PANSS总分(46.21±10.46)分。对照组男25例,女21例;年龄19 a~50 a,平均(27.42±8.34) a;病程1 mo~1 a,平均(0.34±0.31) a;文化程度:初中14例,高中20例,大专以上12例,PANSS总分(45.61±10.26)分。两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 (1)控制源干预:①通过讲道理、摆事实、举事例,使个体认识某一事件的结果是由自己决定的,要想改变也必须通过自己完成。②要求患者每天做1~2件有意义的事,并记录下来,定期分析自己努力的程度。通过上述干预可增强患者的自信心和内控性。(2)健康行为干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患者对精神分裂症相关知识的了解,通过健康教育手段完成。二是增强其回归社会后的适应能力。本研究中对患者主要进行相关疾病知识介绍、饮食、运动、情绪调节和人际交往5个方面的训练。研究组于入组第2 w起实施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30 min~40 min・1次・w-1,直到出院,出院后1次・mo-1。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的健康咨询干预。两组患者出院后随访2 a。
1.2.2 评定工具 (1)采用PANSS评定临床疗效及复况,PANSS得分增加>25%或阳性量表中某一项评分≥4分,即定为复发。(2)采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PCS)[4]评定控制源。(3)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5]评定社会功能状况。(4)采用自编健康行为量表评定行为改变状况,内容包括精神分裂症相关疾病知识、饮食、运动、情绪调节和人际交往5个方面。记分方法为:了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治疗和预防记3分,大部分了解记2分,部分了解记1分,不了解记0分;没有特殊情况均能规律饮食记3分,大部分时间规律饮食记2分,大部分时间不规律饮食记1分,不规律饮食记0分;主动活动(包括工作)或人际交往记2分,被动活动或人际交往记1分,不活动或人际交往记0分;情绪稳定记3分,大部分时候能控制情绪记2分,偶尔发脾气记1分,大部分时候发脾气记0分;总分0~14分,总分越高,采用的健康行为越多。(5)采用主动、被动、拒绝服药三种态度例数统计治疗依从性。(6)采用生活满意度指数A(LSIA)量表[4]评定生活满意度情况。分别于出院时、出院后6 mo末、1 a末、2 a末随访,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和护士进行疗效评定。
1.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各时期控制源水平、健康行为、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功能状况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控制源、健康行为、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功能缺陷评定(略)
注:表中t值、P值为随访2a末与出院时组内比较结果;两组间各量表评分比较的t值分别为:t内=7.78,t他=3.78,t机=2.58,t健=6.07,t满=4.19,t社=8.11,均P<0.01
表1显示,研究组患者的生活满意度、内控性和健康行为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社会功能缺陷越来越少,随访2 a末与出院时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
2.2 两组PANSS评定结果比较,见表2。
表2显示,出院时两组PANSS总分、阳性及阴性症状分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随访2 a末,研究组PANSS总分、阳性症状分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阴性症状分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提示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能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尤其对阴性症状改善更为显著。
表2 两组PANSS总分评分(略)
注:阳性量表(SAPS),阴性量表(SANS)
2.3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见表3。
表3显示,出院及随访6 mo末研究组比对照组主动服药的人数稍高,但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随访1 a末及2 a末研究组主动服药的人数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提示随着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时间的延长,可显著改善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表3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略)
注:两组间比较,*P>0.05,**P<0.01
2.4 两组患者2 a内复发率 研究组8例复发(17.39%),对照组22例复发(47.83%),两组间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χ2=8.36,P<0.01)。
3 讨论
首次发病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恢复期对疾病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6]:(1)精神医学知识了解少,对疾病认识模糊;(2)对未来信心不足,患者出院后怕被别人讽刺、嘲笑而抬不起头;(3)对如何预防复发、如何控制不良情绪等缺乏长期坚持治疗的认识。精神分裂症患者上述的特点是导致其病情复发的重要原因。控制源是指个体对某一结果是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内控)还是取决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力量(他控)的一种知觉与因果信念;根据控制源理论,越是相信某一结果取决于自己的行为的个体,越积极努力,从而使目标易于达成,生活当然更令人满意,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自信心不足,缺乏内控性。健康行为是指有利于个体心身健康的行为;Bandura[8]指出,即使个体认识到结果是由自己决定的(内控性),但是如果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仍会放弃行动。所以要想改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行为,还必须提供他们必要的、提高心身健康的知识和应对能力(健康行为训练)。
本研究显示,通过对46例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为期2 a的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随访2 a末,研究组患者的内控水平与健康行为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极显著性(t内=7.78,t健=6.07,P<0.01);复发率、社会功能缺陷、PANSS总分及阳性、阴性症状因子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服药依从性、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综上所述,控制源和健康行为训练能及时为患者介绍精神疾病相关知识,激发患者对生活的兴趣,以及自尊、自信、自强心理状态,能有效提高患者的自信心,改善其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预防病情复发,促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 项玉涛,李文咏,翁永振,等.行为治疗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影响[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2,8(11):682
[2] 李莹,贾金鼎,张明松.家庭心理干预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家庭环境和复发率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4,8(21):1484
[3]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M].第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5~78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出版,1999:77,267,332
[5]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62
关键词:树轮; 稳定碳同位素; 环境气候因子;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P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4-146-002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目前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全球变化问题的核心之一。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最直接、最准确的资料是器测资料。然而,使用仪器的气象记录资料非常有限,全球多数地区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少数地区达到100~200年的时间,难以获取长期气候变化的信息。近年来,各种地质记录,如冰芯、黄土、湖芯、珊瑚、石笋等,已被广泛地用于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中。而作为地质记录之一的树木年轮与其他地质记录相比较,具有定年精确、连续性好、分辨率高、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强等优点,也在过去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并已取得重要进展。
树轮稳定同位素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发展与成熟起来的研究方法,正广泛的应用于植物生理生态环境及全球环境变化等领域,现已成为树轮气候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树轮同位素的研究中,树轮碳同位素的研究进行的较早、进展较快,取得的成果最多。研究树轮稳定碳同位素对环境气候参数的响应,并将它们与其他代用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无疑有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认识气候历史,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现实意义。
一、树轮稳定碳同位素的分馏原理与机理研究
由于环境气候参数是通过碳同位素分馏过程的影响将自身变化的信息记录在树轮的碳同位素组成上,使得对稳定碳同位素分馏的原理和机理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植物是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CO2来合成自身组成物质的,通过光合作用,大气CO2进入植物。有研究揭示,C3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过程主要发生在叶片内的两个过程[1]:第一,大气CO2经叶片气孔扩散进入叶绿体的过程。导致了4.4‰的扩散分馏。第二,在酶(核酮糖1,5二磷酸梭化酶(RuBPCase))催化作用下发生梭化反应而固定碳的过程。由梭化作用产生的净分馏约为27‰[2]。可见,光合作用的结果是植物中12C明显富集,从而使植物的13C值明显低于周围大气的δ13C值。
1982年,Farquhar[1]等从发生碳同位素分馏的两个主要过程建立C3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模式:
δ13CP=δ13Ca-a-(b-a)Ci/Ca(1)
式中,δ13Cp和δ13Ca分别为植物和大气CO2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a,b分别为CO2的扩散分馏系数(约为4.4‰)与梭化分馏系数(约为27‰);Ci,Ca分别为叶片内部和外部的CO2浓度,且有
Ci=Ca-A/g。其中,A为植物对CO2的同化吸收速率或光合作用速率,g为叶片气孔导通率。
二、树轮稳定碳同位素对气候因子响应的研究进展
1.树轮稳定碳同位素对光照条件、温度的响应
光照条件通过影响叶片光合速率(A),调节气孔导通度(g)及酶的活性,改变叶子的向光性及叶绿素在叶中的分布等而影响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组成[3]。Farquhar[4]等研究发现,植物在光强高于光补偿点而低于光饱和点时,g和A与光强呈正相关;当光强达到光饱和点时,g、A及Ci三者均达到极值,几乎不再随光强增加而变化。Francey[5]等研究认为,与不同高度光照强度的差异有关;Ramesh[6]等研究发现,云量与植物δ13C值负相关;Ponton[7]等在对橡树种子的控制实验中发现,当辐射从8%增至100%时,碳的积累增至3倍多;Naidu[8]等研究了光质对植物碳同位素的影响,在紫外辐射增强时,植物的δ13C值降低。我国东部亚热带地区,赵兴云[9]等研究了浙江天目山地区柳杉树轮δ13C序列,认为山区坡度与坡向对斜面上获得的太阳总辐射有重要影响。
近年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树轮δ13C与温度的关系没有一致的结果,这也许是不同树种具有不同的最适温度的缘故,气候的地区性差异也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Schlese[10]等认为,树轮δ13C与温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钟形效应”。即在植物生长的最适宜温度时,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最大,其δ13C值最低;若温度低于植物生长的最适温度,树轮δ13C值与温度呈负相关;若温度高于最适温度,树轮δ13C值与温度呈正相关;若温度在最适宜温度点附近振荡,那么响应关系复杂一些。
2.树轮稳定碳同位素对湿度的响应
湿度状况包括土壤湿度、空气湿度和降水量等,也是影响树轮δ13C值的重要因素。Hemming[11]等发现,橡树及松树的树轮δ13C值的高频变化与6~9月的平均湿度呈显著负相关。马利民[12]等对树木年轮中不同组分稳定碳同位素含量对降水的响应研究中指出,树轮α-纤维素中δ13C值序列和当年2~7月份的总降水量显著负相关。
3.树轮稳定碳同位素对其他环境气候参数的响应
Lipp[13]等和Balesdent[14]研究了矿质元素与植物δ13C值的关系,发现缺乏矿质元素可使光合速率降低,叶子细胞内外的Ci/Ca比值增加,植物的δ13C降低;反之,植物的δ13C值增加。Brugnoli[15]等和Robina[16]等研究认为盐度增加会引起气孔导度下降,导致细胞内CO2浓度降低,从而使植物的δ13C增大。Saure[17]等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提高叶片气孔阻力,降低叶内CO2浓度,影响植物光合代谢,导致植物的δ13C值增加。
三、树轮稳定碳同位素研究发展前景
1.扩大研究区域
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树种的发现以及树轮纤维素提取方法的不断优化,使树轮稳定碳同位素的研究向更高分辨率及气候非限制因子地区发展,已成为树轮研究的新趋势之一。
2.加强学科交叉联系
树轮稳定碳同位素研究的基础是植物生理学,环境气候参数对树木生长及树轮同位素组成的影响是复杂多变的;而且,区域性气候条件还受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就需要加强植物生理学、气候学、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完善同位素分馏机理,建立树轮同位素组成与气候关系模式研究的方法。
3.多种代用指标和方法联合研究
加强树轮δ13C与多个环境变量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获取全球古环境变化的精确信息。树轮研究的国际网络正在形成。根据树轮档案重建全球气候变迁,就必须取得全球各地的局地档案,建立起全球性研究网络是必不可少的。树轮研究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以及IGBP等全球研究计划的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研究网络的形成。另外,将控制3种同位素分馏的各种共同因素联系起来建立模型,应是树轮同位素气候学发展的潜力之一。
目前,已有数理统计法、多项式函数、样条函数、非线性响应函数、趋势面分析法、滤波法及功率谱分析等方法应用于树轮序列的数据分析,以提取其中更多的指标信息。随着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其他学科方法应用于树轮δ13C的研究中,如人工神经网络,3S技术等。
参考文献:
[1]Farquhar G D, O'leary M H, Beny J 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isotop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tercellular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in leaves[J]Aust J Plant Phisiol,1982,9:121-137
[2]McCarroll D, Loader N J. Stable isotopes in tree rings [J]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4, 23: 771-801.
[3]Waring R H, Silvester W B. Variation in foliar δ13C values within the crowns of Pinus radiate trees [J]Tree Physiology,1994,14: 1203-1213.
[4]Farquhar G D, Wong S C. An empirical model of stomata conductance[J]Australia Journal Plant Physiology. 1984,11:191-120.
[5]Francey R J, Gifford R M. Sharkey T D, et al. Physiological influences on carbon isotope discrimination in huon pine [J]Oecologia, 1985, 44: 241-247.
[6]Ramesh R, Bhattacharya S K, Gopalan K. Climatic correlations in the stable isotope records of silver fir (abies pindrow) trees from Kashmir, India [J]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1986, 79: 66-74.
[7]Ponton S.Dupouey J L,Breda N,et al. Comparison of genotypes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J].Tree Physiology,water-use 2002, 22: effciency of seedlings from two sympatric oak species:413-422
[8]Naidu S L,Sullivan J H, Teramura A H, et al. The effects of UV-B radiation on photosynthesis of different ages needles in fresd-grown loblolly pine (Pinus taeda) [J]Tree physiology,1993,12(2):15l-162
[9]赵兴云,王建,钱君龙等.天目山地区树轮δ13C记录的300多年的秋季气候变化[J]山地学报.2005,23:540-549
[10]Schleser G H,Frielingsdorf J, Blair A. Carbon isotope behaviour in wood and cellulose during artifcial aging [J].Chemical Geology,1999,158:121-130
[11]Hemming D L,Waterhouse J S,Waterhouse J S.Climate variation and the stable carbon istope composition of tree ringcellulose: an intercomparison of three tree species of Querrus robur, Fagus sylvatica and Pinus silvestris [J]Tellus, 1998, SOB: 25-33
[12]马利民,刘禹等.树木年轮中不同组分稳定碳同位素含量对气的响应[J]生态学报.2003,23
[13]Lipp I, Trimborn P Fritz R et al. Stable isotopes in tree ripe cellulose and climate change[J]Tellus, 1991,43 (B):322-330
[14]Balesdent J.Site-relatedδ13C of tree leaves and soil organic matter in a temperate forest [J]. Ecology, 1993, 74(6):1713-1721
[15]Brugnoli E,Laueri M. Effects of salinity on stomatal conductance,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and carbon isotope discriminationof salt-tolerant and salt-sensitive C3 non-halophytes [J]Plant Physiology, 1991, 95: 628-635
关键词:环境责任 消费者购买 综述
一、引言
研究企业环境责任,首先要考虑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对于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企业环境责任,环境责任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二者是种属关系。如Carroll(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四个层次: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这四个层次对应着六个维度,即股东、环境、产品安全、用户至上主义、职业安全、种族性别歧视。这种模型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也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是并列关系,如美国学者乔治・恩德勒认为,企业的责任是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而我国学者陈红心(2010)认为,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既非种属关系又非并列关系,而是交叉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关注的是现实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实现,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必要手段,而企业环境责任不但关注现实的当代人的利益,还要关注后代人及环境的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环境责任是真正的社会责任,但又不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至今大多数学者还是把环境责任看作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环境责任主要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减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我国学者崔宁斌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进行科学生产和经营,已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它包括企业环境到道德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本文试图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环境责任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的研究进行梳理,并简要分析目前研究的不足及发展趋势。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企业环境责任与消费者认知
2000年,欧洲知名的CSR研究机构(CSREurope)的报告称,在其所访问的欧洲12个国家的12000多名消费者中,70%的消费者表示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对他们的购买决定是重要的;58%的人表示愿意为"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产品"多付钱,20%的人表示对此非常愿意;66%的消费者表示其已经因为道德原因抵制(拒绝购买)过某些品牌。罗德公关亚洲区主席杜麦克(Jean-Michel Dumont)对我国快速消费品和汽车领域消费者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调查均显示消费者所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排前三名的是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和诚信经营。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位列第二,甚至关注度大幅领先于其他项目,显示国内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已经觉醒。而与此同时,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不满意的就是"环境保护"。在快速消费品领域仅为2.63分,在汽车行业仅为2.67分(评分标准为1~5分),均大幅度落后于其他项目。
但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不同。Carroll从企业角度出发构建了金字塔社会责任模型,该模型显示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顺应的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顺序。而Maignan&Ferrel(2003)根据Carroll社会责任思维度概念测量了法国、德国、美国三国不同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差异。研究显示:(1)法国和德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愿意支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2)美国消费者高度认同企业的经济责任,而法国和德国消费者则更关注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郭红玲(2006)对中国消费者的实证分析则显示,中国消费者认为企业最重要的是法律责任,其次是经济责任、伦理责任,最不重要的是慈善责任。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消费者都对环境责任有一定的认知,但我国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才刚刚觉醒,我国企业对环境责任的履行还不到位。不同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有差异,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企业环境责任进行探讨。
2、企业环境责任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相关性研究
Sen&Bhattacharya(2001)表明一个企业在特定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对该领域内具有企业社会责任信念的消费者产生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对消费者常规性消费行为还对非常规性消费行为有影响,使消费者超越经济(价格)以及其它一些理性的考虑。周延风等人研究发现,企业在环境责任、善待员工、慈善捐助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Lafferty和Goldsmith(1999) 将环保和慈善两方面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向有显著影响,较低的社会责任水平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消极作用(Mohr&Webb,2005)。
早在1992年,前欧共体的一项调查就显示:77%的消费者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效用的满足越来越依赖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趋于增大,这是因为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自我评价水平是收入水平的函数(陈敏,2010)。
3、环境责任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
3.1企业声誉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会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企业声誉是消费者对企业所持有的各种印象的集中表现(Gray&Ballmer,1998;Mudnane,2002),依赖于企业的识别项目、企业业绩以及消费者群体如何感知企业行为,换而言之,企业声誉是消费者对企业评价的一种社会积累。良好的企业声誉会带给消费者一种标志性的特征的感知,会强化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当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会收集信息,进行企业联想,会提取记忆中有关企业的信息,消费者的标志性特质的感知就会得到强化,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消费者也认为有良好声誉的企业能力会更强,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Fombrun、Gardberg和Sever(2000)开发了一个新的声誉商数量表,包括情感吸引力、产品和服务、愿景和领导力、工作环境、社会和环境责任以及财务绩效5个维度,构成了企业整体性声誉。企业环境责任作为企业声誉测量工具的一部分,对企业声誉有着直接影响。郑文哲和王水嫩(2004)认为,企业对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对员工的关心、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等都会影响企业的声誉。
3.2消费者企业认同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Ashforth&Meal(1992)研究表明组织成员一旦对特定的组织形成了较强的认同感就会感知到自己同组织间极强的纽带关系,并试图从组织的角度定义自我的身份。当消费者基于自我感知和企业感知契合而认同某个企业时,就会对这个企业产生心理联接。Dutton,Duketich and Harquail(1994)认为人们总是试图识别其所在的组织并将组织身份中好的方面作为自己的身份特质以达到更好的定义自我的目的。Bhattracharya&Sen(2003)认为企业认同感可以使消费者对企业更加忠诚、积极推荐新的顾客、并乐于传播对企业有利的信息(或回避和抵抗不利于企业的信息)。王和邹春燕(2006)认为当代的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以认同为驱动的象征消费。
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给消费者树立了"企业公民"的好形象,并向消费者传递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和气质,为消费者深入了解企业价值和个性提供了机会,也为消费者产生对企业认同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夏文静(2010)认为虽然企业能力也是企业形象和个性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当前市场上基于生产能力的企业差异性逐渐减少,尤其是在成功企业中,相较于企业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成绩,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代表更加本质、独特和持久的企业身份。Sen&Bhattacharya(2004)指出CSR意愿及表现是构成企业认同度的关键因素,它会促使消费者产生对企业的认同感。谢佩洪&周祖城(2009)研究表明当消费者感知企业是一个致力于保护环境、员工权益、消费者权益以及回馈社会和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时,企业更容易获得消费者信赖和认同。随着消费者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对绿色产品偏好的加强,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把这种行为形成企业的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并把这种信号传递给消费者,使消费者绿色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形成心理上的契合,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4、企业环境责任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节因素
4.1价格对企业环境责任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节作用
周延风等(2007)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产品具有积极的购买行为,但同时消费者对价格也是敏感的,价格信号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购买意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购买不同价位的产品时,消费者对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敏感度不同。Olsen(1977)的研究发现价格水平是人们在购买相对贵重的产品时一个质量感知指标。即购买高价格产品时,消费者更看重企业是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消费者对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所产生的响应也各不相同:在企业慈善捐助领域,消费者对低价格产品的购买意向响应更敏感;在环保领域,消费者对高价格产品的购买意向响应更敏感。
常亚平,阎俊、方琪(2008)采用情景模拟法测量了价格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同等价格条件下,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刺激有明显反应。数据分析显示,同等价格时,在正面信息刺激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平均上升36.7%;在负面信息刺激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平均下降了26.3%。但是受正面信息刺激的购买意愿随价格上升而显著下降,在溢价5%时购买意愿下降了12.5%,在溢价10%时下降了25%。
4.2个体因素对企业环境责任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节作用
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企业环境责任与消费者购买行为有调节作用,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对企业环境责任敏感。Mohr,Webb&Haris(2001)的研究发现消费者根据人口统计特征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水平。周延风等(2007)研究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消费者响应之间的复杂关系,受到消费者个体特征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将这种差异性集中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其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及教育背景等。常亚平等(2008)的研究就表明,中老年人、硕士学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敏感。
陈业玮(2010)认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稳定,而需要了解他们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公共性和相似性,即消费者心理统计特征。Mohr&Webb(2005)发现,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心理侧写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一企业评价关系之间有影响作用。一般具有"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socially responsible consumer behavior,SRCB)的消费者购买行为更容易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Antil、Bennett(1979)和Antil(1984)提出了测量社会责任的消费行为(SRCB)量表来衡量环境资源问题对顾客购买行为和意向的影响。
三、结语
国内将消费者心理及其行为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责任领域虽然有些论述,但基本上是定性和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其次,国内学者鲜有对企业在行业内相对社会责任水平高低对顾客购买行为影响的研究。在实际操作中,不同行业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有差异,因此,根据特定行业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现实意义更大。最后,大多数国内外研究只是将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去研究,但根据我国国情,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是现实而迫切的,所以从消费者视角研究企业环境责任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趋势之一。
参考文献:
[1]阿奇B・卡罗尔,安K巴克霍尔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Clarkson,M.B.E.(1995)."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92-117.
[3]Auger,Pat,Paul Burke etc.,What Will Consumers Pay for Social Product Featur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3,42(Feb),281-304.
[4] CRS Europe 1 in 5 Consumers Would Pay More for Products That are soci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2000.
[5] [42]郭红玲.基于消费者需求的企业社会责任供给与财务绩效的关联性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博十论文,2006.
[6] 常亚平, 阎俊, 方琪.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品价格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08,5(1).
[7]夏文静. 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响应的中介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视角[D].中山大学,2010
【关键词】 神经刺激器; 膝关节镜手术; 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ombined lumbar plexus and sciatic nerve block by use of ropivacaine under nerve stimulator on patients with knee arthroscope operation.Method: 700 patients with knee arthroscopic operation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B,350 case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combined lumbar plexus and sciatic nerve block under nerve stimulator,group B was took combined spinal and epidural anesthesia,patient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maintenance of anesthesia time and postoperative sensory recovery time, motor recovery time and postoperative first micturition tim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Result:Compared the physiological index of two groups,the MAP and HR of group A were lower than the group B,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Nerve stimulator; Knee arthroscopic operation; Combined lumbar plexus and sciatic nerve block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NO.4 People’s Hospital of Hengshui,Hengshui 053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5.003
膝关节镜手术的传统麻醉方法采用腰硬联合阻滞,随着神经刺激定位仪的问世,在神经定位仪下行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的方法,由于其操作方便,对患者生理功能影响轻微,在临床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1]。罗哌卡因因其长效性和不良反应少,麻醉禁忌证及并发症相对较少等优点,对老年患有心血管疾患或低血容量的患者更为适合。因此,对维持循环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已经成为用于神经阻滞的常用局麻药[2]。由于罗哌卡因为长效酰胺类局麻药,对心脏和神经毒性均较低,所以常被用于周围神经阻滞。罗哌卡因复合阿片类药物有神经阻滞的效果,但各种研究报道的说法还不统一。此次研究旨在观察和分析神经刺激定位下采用罗哌卡因行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对膝关节镜手术患者的影响,并与传统的麻醉方法腰硬联合阻滞作对比,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选了本院从2013年
11月-2014年11月700例行膝关节镜手术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和B组,每组各350例患者。A组中男170例,女180例,年龄55~77岁,平均(66.8±5.4)岁;B组男173例,女177例,年龄55~77岁,平均(65.4±7.0)岁。在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已知晓并签署名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经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许可。纳入标准:在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下行膝关节镜手术的患者。排除标准:包括患者存在严重的脏器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穿刺部位感染、局麻药过敏史、吸毒或近期使用阿片类药物者。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均在手术操作前认真记录每位患者的基本身体情况,包括:身高、体重、建立静脉输液通路,并且在神经阻滞过程中及术中持续监测心电图、无创血压和脉搏血氧饱和度以及呼吸频率等。术前常规禁食水,术前30 min肌肉注射地西泮10 mg,皮下注射阿托品0.5 mg,进入手术室马上建立外周静脉通路,快速静滴复方乳酸钠500 mL,常规监测RR、HR、SpO2、HP和ECG等生命体征。(1)B组患者采用腰硬联合阻滞,患者侧卧位,屈髋屈膝,患侧向上,穿刺点在L2~3或L3~4椎间隙,回抽无血确定穿刺成功后,在蛛网膜下腔以0.1 mL/s的速度缓慢推入0.5%罗哌卡因3 mL,然后向头侧插入硬膜外导管3 cm左右,妥善固定导管,使麻醉平面控制在平卧位T8以下,手术开始后,根据麻醉作用消退情况,适当追加局麻药。(2)A组先行腰丛阻滞(Chayan法),皮肤常规消毒,患者取侧卧屈膝位,患肢向上,两侧髂脊最高点连线与棘突交点为L4所在位置,以距离L4旁5 cm为穿刺点,神经刺激器pns(Stimup lex HNS ll,B/BRAUN公司,德国)的正极与患者的患侧大腿皮肤相连,负极与刺激针相(Stimyp lexA 100MM B/BRAUN,公司,德国)连接,刺激频率设为2 Hz,电流强度设为1.0 mA,后减至0.3 mA并维持受刺激肌群轻微运动反应,先以1%的利多卡因局麻后,将针头与皮肤垂直刺入触及L4横突,触到骨质后将针头向头端或尾端进针1.5 cm左右,若患者出现电击抽搐感表明触及腰丛神经,缓慢推入0.5%罗哌卡因,总量25~30 mL。坐骨神经阻滞法:同上,穿刺点位于髂后上棘与股骨大转子连线中点的垂线上。穿刺部位常规消毒和局麻后,将刺激针(德国贝朗)垂直刺入,诱出腓肠肌的电击抽搐感后,如上方法调节刺激器,缓慢注入0.5%罗哌卡因,总量25~30 mL。
1.3 观察指标 用针刺法确定麻醉平面,记录麻醉前(T0),麻醉后5 min(T5)、10 min(T10)、20 min(T20)、30 min(T30),手术结束时的RR、HR、SpO2、HP以及麻醉起效时间(T1)、麻醉后感觉恢复时间(T2)、运动恢复时间(T3)、术后首次排尿时间(T4)。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量以(x±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理功能监测 两组患者术中生理指标比较,A组患者的MAP、HR低于B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的麻醉起效时间、术后感觉恢复时间、运动恢复时间、术后首次排尿时间比较 A组患者的麻醉起效时间、术后感觉恢复时间、运动恢复时间、术后首次排尿时间均短于B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老年患者全身各系统退行性变,呼吸/循环系统合并症多,自主神经系统调控能力差,对手术麻醉耐受力差,膝关节镜手术常选择硬膜外麻醉,镇痛完善,但交感神经被节段性阻滞,副交感神经相对兴奋对患者血流动力学干扰较大而腰丛坐骨神经阻滞避免了全麻和椎管内麻醉对老年人心肺功能的影响,血流动力学稳定,术后不良反应少,对于危重患者和高龄患者其优越性更突出[3-6]。骨质增生、骨质破坏、骨关节结核等是老年人常见骨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膝关节镜的发展给骨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传统的腰麻联合硬膜外阻滞麻醉的效果确切,镇痛显著,能够满足长时间手术要求,但是由于其风险较大,麻醉平面不易控制,术后不良反应如头痛较多见,且麻醉阻滞腰骶神经范围不如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范围大,对患者生理功能影响较大等缺点,故现在临床上多采用腰丛联合坐骨神经联合阻滞麻醉[7-9]。下肢的支配神经主要为腰丛和骶丛,腰丛主要由T12,L1~4前支构成,其阻滞效果确切;骶丛主要分支为坐骨神经而且其位于体表,操作简单安全,麻醉效果良好,神经刺激定位器的发明和使用使此种方法定位准确,神经损伤程度小,可明显降低术后并发症如腹膜后血肿、局麻药中毒等的发生率,可以达到起效快,阻滞完全,对患者生理指标影响小的效果,特别是对年龄大者更宜应用此方法[10-12]。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中生理指标比较,A组患者术中的MAP、HR均低于B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罗哌卡因因其疗效长、毒性小,尤其是对于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其安全性高等特点,现在已经作为神经定位阻滞下腰丛合并坐骨神经阻滞首选局麻药。目前多采用0.5%的罗哌卡因,也有人采用0.75%的罗哌卡因,笔者采用的是0.5%浓度的罗哌卡因,旨在增加麻醉的安全性[13-15]。
此次研究表明神经刺激器定位下行罗哌卡因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麻醉效果确切,阻滞完全,术后并发症少,特别适合年龄较大且伴心脑血管功能障碍、手术时间相对较长的患者,值得在膝关节镜手术麻醉中推广。
参考文献
[1]杨丽华,徐玉灿,董铁立,等.超声引导下腰丛-坐骨神经阻滞在老年患者膝关节镜手术中的应用[J].实用医学杂志,2011,27(15):2760-2762.
[2]章蔚,方才,谢言虎,等.神经刺激器辅助下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与腰硬联合麻醉在膝关节镜手术麻醉的效果比较[J].安徽医学,2011,32(7):918-921.
[3]田兵,崔永康,张选强,等.右美托咪定辅助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在膝关节镜手术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3,36(35):26-29.
[4]刘方,罗丁,黎笔熙,等.神经阻滞联合序贯镇痛用于膝关节镜围手术期镇痛的效果[J].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2,35(3):6-8.
[5]张辉,骆勇刚,戢勇,等.膝关节镜引导下微创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0,7(32):10-12.
[6]章蔚,疏树华,方才,等.神经刺激器辅助下腰丛联合坐骨神经阻滞在老年患者下肢手术中的应用[J].安徽医学,2011,32(12):2006-2009.
[7] Ozen M,Inan N,Turner F,et al.Clinical study of lumbar plexus-sciatic nerve block using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or in the single lower extremity surgery in elderly patients[J].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3,11(5):5-7.
[8]孟秀荣.神经刺激仪引导肌间沟复合腋路臂丛神经阻滞用于上肢手术[J].临床麻醉学杂志,2011,27(6):607.
[9]杨川.三种定位方法行臂丛神经阻滞的效果比较[J].临床麻醉学杂志,2012,28(2):160-162.
[10]杨丽华,徐玉灿,董铁立,等.超声引导下腰丛-坐骨神经阻滞在老年患者膝关节镜手术中的应用[J].实用医学杂志,2011,27(15):2760-2762.
[11]王利祥,杨明乾,刘会长.超声引导下腰丛坐骨神经阻滞与腰硬联合麻醉在膝关节镜手术的效果比较[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2,16(23):164-165.
[12]田玉科,梅伟,张毅,等.下肢手术患者超声引导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的效果[J].中华麻醉学杂志,2010,30(1):119-120.
[13]彭建光,沈惠良,曹光磊.连续股神经阻滞联合坐骨神经阻滞镇痛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训练中的应用初探[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3,23(31):67-69.
[14]王怀江,张大志,李世忠.连续股神经阻滞镇痛与静脉镇痛在全膝置换术后镇痛效果的比较[J].中华医学杂志,2010,90(33):2360-2362.
关键词:标准通道;微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肾功能不全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cent effect of standard channel and microchannel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on the ren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ncy. Methods: A total of 66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y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PCNL)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February 2014 and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qually, with one group given standard channel and the other with microchannel. The blood creatinine,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renal function improvement and number of patients who were stabile or deteriorated 3, 7 and 10 days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analyze there effect on patients’ renal function. Results: The level of blood creatinine in the group given standard channel 3d, 7d, 10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micro one,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7d and 10d after in the form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atter,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Words: Standard Channel; Micro Channel;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Renal Insufficiency
肾结石[1,2]是临床常见的结石性疾病,其发病率约为1%~5%,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质量。患者一旦诊断为肾结石应及时手术处理结石,保护患者的残余肾功能。目前临床上常采用经皮肾镜取石术[3]治疗肾结石,其中经皮肾镜取石术又分为标准通道与微通道两种常用术式,但是经皮肾镜取石术对肾功能不全患者术后肾功能的影响尚未有明确定论。为了分析标准通道与微通道两种经皮肾镜取石手术方案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近期影响,本文分析了66例分别采用标准通道与微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患者术后相关指标,旨在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在我院行经皮肾镜取石术且肾功能不全患者共66例,根据手术所选通道不同分为采用标准通道组与微通道组,每组各33例。标准通道组患者男21例,女12例,平均年龄(56.8±12.2)岁,结石平均直径(5.4±2.1)cm,平均血肌酐水平(234.3±13.4)umol/L; 微通道组患者男20例,女13例,平均年龄(57.1±12.4)岁,结石平均直径(5.5±2.2)cm,平均血肌酐水平(234.6±13.7)umol/L。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结石大小及血肌酐指标等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进行常规检查,采用硬膜外麻醉后患者取俯卧位,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标准通道组患者采用两步扩张法[4]建立标准通道进行手术,利用气压弹道与超声碎石系统对患者的结石进行碎石与清石处理。微通道组患者在穿刺成功后退出针芯后置入导丝,并利用扩张器进行扩张,留置工作鞘后置入输尿管镜后利用气压弹道进行碎石及清石处理。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术后3、7、10天的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等指标,统计两组患者术后肾功能好转率,评估两种手术方案对肾功能不全患者术后肾功能的近期影响,规定好转率=(改善例数+稳定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术后肾功能指标比较
标准通道组患者术后3d、7d、10d的血肌酐水平均明显低于微通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指标比较 (x±s)
2.2 两组患者肾功能好转情况比较
标准通道组患者术后肾功能好转率为96.97%,微通道组为87.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患者肾功能好转情况比较 [n,(%)]
3 讨论
传统肾结石的治疗方法是采用开放式手术治疗,虽然该手术具有清除结石彻底,治疗效果可靠等特点,但是手术创伤较大,术后并发症较多,不易于患者早期恢复,尤其是不利于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肾功能恢复[5,6]。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采用创伤少、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的经皮肾镜取石术逐渐成为治疗肾结石的主要方法之一。目前,临床上常用的经皮肾镜取石术分为标准通道与微通道两种手术方案,无论哪种手术方案均会对患者尤其是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肾功能产生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经皮肾镜取石术对患者肾功能的影响主要是在手术通道建立过程中产生的。标准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的工作通道较大,便于术中彻底清除结石,同时可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微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无需多次扩张,所建立的工作通道小,依靠输尿管镜进行碎石与清石,但是该手术操作时间长,取石率低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王锐等[7]通过研究经皮肾镜取石术认为微通道手术采用高压肾盂灌注,对患者的肾脏功能影响较大,采用无管化低于输注可降低对肾脏影响。王晓庆[8]等研究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出血风险问题,提出微通道取石术患者术后血肌酐水平显著升高,说明微通道取石术对肾脏损伤明显。本组研究结果表明标准通道组患者术后3d、7d、10d的血肌酐水平明显低于微通道组,且术后7d、10d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明显高于微通道组,患者肾功能好转率显著高于微通道组。标准通道组患者血肌酐水平低于微通道组患者,表明标准通道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恢复较好,研究结果证实标准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对肾功能不全患者术后肾功能影响较小,由于微通道组患者采用高压灌注冲洗结石,对患者肾功能影响较大,因此患者术后肾功能近期影响显著。
综上所述,采用标准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近期影响明显小于微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为肾功能不全患者肾结石的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案。术中保护肾脏功能是两种手术的重要环节,可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合理选择手术类型。
参考文献:
[1]李炯明,刘建和,陈戬,等.微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治疗上尿路结石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附4533例报告)[J].临床泌尿外科杂志,2011,26(3):174-176.
[2]张树栋,肖春雷,马潞林,等.肾上盏入路经皮肾镜取石术的疗效与安全性探讨[J].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011,32(1):20-23.
[3]曾晓春,崔维奇,王茜,等.B超引导下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1,32(1):139-141.
[4]杜泉,刘燕妮,徐晓峰,等.经皮肾镜取石术治疗肾结石后复发的因素分析与干预[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23(36):4021-4023.
[5]庄剑秋,郎根强,邓晓俊,等.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与标准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的临床效果分析[J].现代泌尿外科杂志,2011,16(6):539-541.
[6]曾国华,钟文,陈文忠,等.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治疗孤立肾结石的疗效分析[J].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011,32(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