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双减政策的分析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们喜忧参半,既有缓解压力之感,又有莫名的不安。家长的担忧聚焦于几个问题:减少学科类校外培训,会不会造成阶层固化?市场需求仍在,会不会造成“私教”盛行?“双减”会不会造成孩子“放羊”?“双减”后,什么样的孩子会脱颖而出......
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双减”政策的底层逻辑:针对学科教育,要把学科教育回归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减轻家庭负担。
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回归各自的角色。“双减”政策出台前,家庭与学校出现同质化趋势。学校像考场,家里还是像考场。
受市场宣传的影响,家长们大都别无选择又极其负责地将孩子送进培训班或在家给孩子布置额外作业。当校外辅导被政策性叫停,家长们失去了方向。停下来,分析一下政策,找到家长可以尝试的角度。
家长要怎样
把时间还给孩子呢?
文件第二项第5条规定:“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第三项第9条规定:“保证课后服务时间。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在校内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根据这两条可以推断:孩子的作业和在校完成作业的时间都会有所调整,那么回家后的自由时间肯定增多,取消校外培训会进一步增加空余时间。那么家长要怎么做,才把时间给孩子呢?
一是密切家校联系。积极参加家长会、家长学校,主动与教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学习和身心状况,制订有针对性的家校联动教育方案,构建和谐家校关系。
二是更新育儿观念。了解孩子的身心成长规律,提升自身育人素质和能力,理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不盲目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
三是融洽家庭氛围。细心关注孩子思想情绪变化,倾听孩子心声,做孩子的朋友,形成良好沟通互动模式,帮助孩子排忧解难。
四是要指导学生合理用好在家时间。督促孩子按时就寝,确保充足睡眠。适度安排家务劳动,加强体育锻炼,开展亲子阅读等。加强孩子网络行为监管,及时发现、制止。
五是不妨将重心转移到培养孩子习惯上来。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这个过程离不开外力的推动,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阅读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思维的发展;运动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注意力和专注力的提高;劳动的习惯能帮助孩子确立正确价值观、责任感,提升独立能力;参与家庭生活的习惯有助于孩子公民意识的培养;兴趣爱好的习惯有助于塑造培养健全人格,全面发展,建立自信,积极健康。好习惯成就好未来,孩子就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内驱力也会更足。
哪些学习习惯很重要
这里列表供大家参考
没了校外辅导
怎么办?
文件第四项第14条规定:“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家长对这条规定会本能的出现紧张。没了辅导,考试怎么办?
此时,家长不妨问自己三个问题:
1.孩子通过校外辅导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分数增长吗?2.分数的提高等同于学业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吗?3.孩子在接受辅导后,学习习惯和方法有积极、长效的变化吗?
想清楚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客观地评估校外培训对自己孩子的价值。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校外培训机构,而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双结合。好的成绩,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教育肥沃的土壤,还包括家庭和睦、自我驱动等。
再看文件第五项第18条“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坚持以学定考,进一步提升中考命题质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
这里有两个重要信息:命题趋势和招生指标分配。
先看命题。防止偏题、怪题、超标题,那什么题最重要?当然是课堂上老师讲解的题。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课堂--作业--考试--评价。再看招生。文件强调了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其本质是突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趋势。
家长还应对户籍所在区域的公办学校有所关注和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情况、校园文化、课程建设、学生活动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针对这一变化
家长可以怎么办呢
这里列表供家长参考
此外,教育部积极推进课后服务工作,不断健全完善课后服务有关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家长应予以积极配合。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随着教育均衡化、区域化的发展,学校间也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常和家长强调:孩子的身上有家长的影子。
家长改变,孩子改变。
“双减”政策后,家长角色回归。
关键词:低碳经济 投融资体系 政策建议
一、引言
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简单说来就是一切旨在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投融资活动。低碳经济投融资,既寓于传统金融之中,又彰显于传统金融之外。在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将传统金融“低碳”化,是这一融资模式的特色。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研究。对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进行综述对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研究
目前学者对低碳经济投融资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投融资主体意识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不适应,投融资工具单一与低碳经济资金需求的不适应,传统投融资市场与低碳经济发展平台的不适应,现有投融资政策与低碳经济发展所需保障的不适应等方面,认为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建设需要发展和健全银行和资本市场双主导投融资体系,完善投融资工具和产品种类,加强财政政策支持等方面。
Dr. Germán Aroca(2003)从智利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优势,以及CDM项目可以给智利带来利润的角度,分析目前智利在利用CDM项目进行融资过程中的不足。Helen Luckge, Sonja Peterson(2008)通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介绍了欧盟国家在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过程中,欧盟政府与企业在利用CDM灵活履约机制中所面临的选择。Cathrine Hagem(2009)分析比较了发展中国家通过CDM机制获得技术创新与不通过该机制,而是通过自行研发获得技术创新的优势与劣势,认为通过CDM机制获得的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通过对国内学者近几年的研究进行总结,如阎庆民(2010)、吴英姿(2010) 、翁清云,刘丽巍(2010)、喻翔宇(2010)、张伟伟,汪陈(2012)、聂佩进,王萌(2012)等,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①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泛化、表面性研究多,系统、实质性的研究很少;②对低碳经济单一投融资工具、CDM机制研究多,综合投融资体系研究很少;③静态低碳经济投融资工具研究多,动态投融资体系研究很少,没有融入时间维度和发展周期等动态因素;④对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积极方面研究多,风险预警、防范方面研究少。本文结合低碳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融资资金需求,投融资主体特点,不同风险、资本投入回报率的投融资工具,综合、动态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突出投融资体系的整体性、实践性,以期为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三、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1.立法形成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加快低碳经济规划立法进程,强化法律力度促进产业转型,促进金融立法进程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科技立法构建低碳科研机制,加强消费立法引导低碳消费模式
2.推行强制减排制度完善碳交易市场
强制减排制度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在自愿减排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不可能形成碳交易市场,只有在国家碳排放总量的控制才能有成本和价格,才能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CO2的排放,形成市场交易。
3.财税政策引导资本流向
可以通过财政投入保障低碳企业发展,通过财政补贴促进低碳企业进步,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区发展低碳,通过政府采购引导低碳产品消费,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业低碳发展。
参考文献:
[1]Dr. Germán Aroca. CDM Projects in Chile[J]. LAMNET-NEWS, 2003,04.
[2]Niels Anger. Christoph Bohringer, Ulf Moslener.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Role of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Regulations. http://. 2008.
[3]Cathrine Hage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ttp://webmeets. com/ERE/WC3/Prog/getpdf.asp?pid=543&pdf=/files/papers/ERE/WC3/543/EAERE.Hagem.2.pdf, 2009.
[4]张伟伟,汪陈.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研究[J].经济纵横,2012,06
[5]喻翔宇.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的困惑与思路[J].求索,2010,07
[6]吴英姿.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研究[J].重庆与世界,2010,12
[7]翁清云,刘丽巍.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实践的现状评价与发展对策[J].金融论坛征文增刊,2010
[8]聂佩进,王萌.我国构建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框架设计[J].科技创业月刊,2012,09
公司这次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符合上级的有关要求,体现了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必然对推动公司健康、和谐、快速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公司党委对这次改革非常重视,认真执行《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慎重研究、上下结合后,将实施方案报管理局党委审批后组织实施。这次改革,涉及面比较广,调整幅度比较大,机关科室由个减少到个,三科级单位由个减少到个,个四级单位全部撤消。管理人员压减了,科级干部职数压减了。可以说是公司内部的一次重大调整,关系到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根据公司党委研究的意见,我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管理局党委指出,今年是“思想作风建设年”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实质性推进年。“双压三减”作为今年工作的重头戏和硬任务,管理局党委相继出台了整体思路和实施意见。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和目标,公司党委和公司通过“双压三减”和调整公司内部结构,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薪酬分配体系和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在方案的制定和具体运作中,公司党委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议事规则,并将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体现了民主,符合了群众意愿。总的来说,具体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推动公司决策和发展思路落实的原则。公司发展是硬道理,惟有发展职工群众利益才有保障。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到位后,确定今年“”的发展目标,实施“”的管理思路,向职工群众做出“三项承诺”,努力办好“五件实事”,认真谋划制订公司发展长远规划,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举措。这些好的决策和思路,必须要有最优化的组织、系统、人员和流程来实施,这是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实施“双压三减”,不仅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计划,更是企业流程再造、突出核心业务的起点。机关科室的压减、四级管理的撤消、后勤服务职能的整合,不是“减减得负”,而是“以减求和”;不是职能的弱化,而是业务的集成;不是舍弃辅业,而是强化主营业务。通过组织、系统、人员和流程不间断的优化调整,保证政令畅通、信息共享、流程简化、执行有力、人员精干,将十分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是扁平化管理、精干高效的原则。《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指出:在横向上加强专业化协作,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在纵向上强化组织运行,减少管理层次;按照满负荷工作要求,进一步精减机构和管理人员,建设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同志在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油田各级领导班子建成“负责任、有能力、简而精、大作为”的班子,全力打造堪当重任、精于治企、善驾市场、忠诚奉献的现代企业领导层。上级的这些要求,为我们这次“双压三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政策依据和操作方法。我们这次改革,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机关科室合并,相同、相近业务整合,强调“一岗多能、一专多技”的培养锻炼方向,促使机关管理人员成为复合型、能力型人才。二是撤消四级管理,三级直接管理到基层,突出核心业务和主营业务的管理职能,更有利于信息化建设在基层的深入推进。富有生产、技术经验的管理人员,可以充分发挥特长,在一线生产、小型仪推广中大显身手。三是后,勤服务部门整合。生活后勤、物料配送、环卫绿化集于一体,强化了为一线单位和内部用户的服务职能。四是撤站设科,引入现代物流技术,形成快捷高效的配送网络,全面提高物资供应系统保障服务功能。五是压缩科级干部和管理人员,通过调整、交流、离职等措施,使干部队伍、管理人员在调整交流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根据这五种主要形式的改革目的、具体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公司党委逐个分析,区别对待,反复研究,力争形成高效、协调、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
三是释放活力、激励人才、优胜劣汰的原则。流程再造是动态的,随着市场和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我们通过“双压三减”,目的是增强管理人员、干部队伍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人人满负荷工作、队队释放活力,激励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能者上、庸者下,干部没有“铁饭碗”、管理人员不会稳坐“铁交椅”,谁能胜任工作就让谁干,形成“选人有条件、上岗有职责、竞争有规则、考核有标准、奖惩有依据”的用人制度体系。内部工资制度改革,收入向一线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关键人才倾斜,收入与贡献、岗位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建立符合市场劳动力价位的工资体系。强化问责制度的落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领导干部和管理者有权必有责,有责必究、有过必罚将成为一个新的惯例。经过公司党委调查发现,在公司干部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八种不负责”的类型:一是久拖不决型;二是见事就躲型;三是答应不办型;四是偷奸取巧型;五是欺上瞒下型;六是推过揽功型;七是见好才办型;八是嫉贤妒能型。有的干部属于欺上瞒下型,利用职务岗位之便,投机取巧,损公肥私,最后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干部属于久拖不决型,在重要发展时期,坐等观望,延误战机;有的干部属于嫉贤妒能型,让你干干不好,让别人又有意见,分管的事不主动去干。今后,对不负责、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公司党委要亮黄牌警示;屡教不改的,要给红牌罚下,要使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四是稳妥实施、确保稳定的原则。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神经的触动。公司党委实施的这次“双压三减”,是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的有关要求进行操作实施的。公司党委在改革前,进行了自我摸底和上下结合,公司分管领导和部门到其他单位调研后,按照管理局规定的指标制订了实施方案,公司领导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形成了有关决定,经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最后报管理局党委审批。对一些敏感问题,公司领导反复讨论,在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协调各种利益、处理各种关系、安置各类人员。这样做,既贯彻落实了上级关于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双压三减”的具体要求,又充分考虑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既体现了事业发展对各级管理队伍的整体需求,又注重了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既坚持原则稳步推进改革,又友情操作保证队伍稳定。
二、提高管理效能,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
“双压三减”带来的影响,决不只是形式上的减人、减官、减机构,而是对各级管理层、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精减管理人员、压扁管理层次、减少管理费用,并不意味着工作数量的减少、工作质量的下降、管理职能的削弱。相反的是,对各级管理层、管理人员的要求表现为“四个更加”,即管理职责更加强化了,管理任务更加繁重了,管理能力更加复合了,管理技术更加标准了。每一个管理人员要遵循“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的基本思想,深刻理解其内涵,做一个懂管理、会管理、善于管理的人才。
(一)岗位重塑,提高复合能力。每个管理岗位,作为企业管理链条的基本一环,其重塑十分重要。机关科室整合、四级管理层撤消、科级干部压减,这一系列新的变化,对今后管理岗位的能力和要求更高。从哲学思想来讲,“减”不是少、而是精,以一当百,以少胜多。要通过“减”锻造出一支精干的管理队伍,从机关到三科级单位,每个管理人员必须要扎扎实实提高复合能力,“精一门、通两门、懂三门”,凭实力坐稳位子,靠业绩巩固地位,用技能赢得竞争。要掌握新的岗位技能,管理职能的合并要求岗位技能必须不断更新整合,“一招鲜”已经落后于新形势的要求,岗位人员要相互学习、交叉锻炼、取长补断,创建学习型团队。如行政干部要熟悉党务政工,学会从政治看经济、从经济看技术的本领。党群干部要掌握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业务,学会围绕经济中心做好政治工作的本领。机关干部要学习基层、了解基层,学会带好队伍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基层干部要勤学理论、勤于思考,学会转活脑筋、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专业技术干部要朝高层次人才方向发展,学会掌握新技术、开辟新领域的本领。岗位重塑,给公司每个人带来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契机,大家要好好珍惜和把握。这里明确表态,公司不会养一个闲人,每个岗位都要发挥出最大效能。
(二)流程再造,提升驱动力。管理得当的企业,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就会适时对流程进行修正、调适,这种动态的流程再造,是一个成熟企业的显著特征。国有企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原来的生意模式主要是通过完成上级指令性计划、依靠上级政策得以生存,缺陷有四:一是收入渠道单一,顾客忠诚度不高。通过市场竞价承揽任务获得收入的渠道不畅,经验不足。二是缺乏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运营成本高。三是管理水平低下,流程不畅,没有形成价值链,缺乏竞争力。主要表现为流程繁复,环节众多,效率不高,难以突出核心能力,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四是服务能力缺失。为此,我们要通过流程再造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不断推动公司的发展。公司的流程再造要朝六个方向展开:一是面向市场和用户需求,技术领先,快速反应,优质高效,实现生产组织流程再造。二是精简管理机构,压缩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撤改合并,职能整合,业务重组,实现组织人事流程再造。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步伐,搞好资料的深化应用研究,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从信息资源开发走向知识资源共享、由客户机服务器结构走向结构,实现信息应用流程再造。四是提高各级机关效能,每个岗位作为工作价值链的一环,既对上游负责,又对下游负责,实现管理流程再造。五是综合服务、车辆运输和物资配送模拟市场化运作,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实现服务流程再造。六是打造适应市场化的项目运行机制,合理划分市场布局,拿到有效益的市场项目,理顺市场经营和管理的关系,实现市场经营流程再造。
(三)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体系。思想建设确立方向,组织建设奠定基础,作风建设塑造形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体系作为支撑和保证,制度建设是公司长远发展的重点和大计。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整合以往制度有效可用的部分,有针对性地解决部分制度“内容陈旧、覆盖不全、执行不力、程序缺失”的问题。如公司党委组织制订的稳定工作问责制、廉政建设问责制,既填补了公司制度的空白,又强化了稳定工作、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意识;组织制订的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等,既归总了以往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各种形式,又新增了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新途径、新要求。这些制度的建立,符合上级的要求,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真正落实了中央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和管理局党委提出的“负责任、大作为”的要求。当前,我们要重点搞好党务、政务和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三个制度体系的建设,按照体系完整、内容统一、规范一致、简便可行的原则,有计划地分步实施。有关领导和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节奏,保质保量地完成制度建设任务。
(四)规范管理,增强执行力。“管理随意性、执行不到位”,是公司各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部分同志头脑里根本没有规范意识,更谈不上运用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从管理上看,我们与世界同行业存在较大差距,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文化、管理技术等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规范管理,是我们急需做好的一门“功课”。基层领导同志的管理,不仅是带好队伍、打好硬仗,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中逐步融入技术的含量、人文的和谐和文化的底蕴,凝聚起全员的智慧和力量,学学“海尔是海”的管理境界,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机关同志的管理,要着眼于“学习型、服务型、干事型、创新型、廉洁型”的五个方面要求,搞好条条管理、综合管理,为公司发展当高参,在管理上永不停步。对公司已有的制度和体系,我们一定要增强执行力,抓好基层建设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体系的执行,做到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程序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机制。
三、加强干部队伍思想和作风建设,推动公司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
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是年初局党委提出的一项贯穿全年的主题活动。最近,局党委连续下发了《关于开展“负责任”大讨论活动的通知》和《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下半年运行计划》。下半年,公司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大工作力度,把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进一步推向深入。结合实施“双压三减”后新形势、新局面,我对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四个方面。
(一)要讲政治、顾大局,迎接新考验,体现先进性。双压三减,直接带来公司人员、机构、组织的调整,这是公司快速发展中的非常时期。越是在这特殊的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公司党委的考验,越要体现党员的先进性,遵守组织纪律,体现一个党员干部应有政治品质和党性修养。要讲政治,无条件地服从公司党委的决定,无论是岗位变动,还是机构调整,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公司党委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组织安排。要顾大局,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主动地把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放到公司发展的全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有高度责任感,以对公司负责、对单位负责、对职工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历史重任。在新的岗位上要大胆负责任,努力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强烈事业心,具备“把事业视为生命”的崇高思想境界,把全部心思、全部热情、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倾注到推动公司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公司提出的“”中心思路和今年生产经营目标,做出的“三项承诺”,从时间上看,只剩下五个月了,时间不等人,目标不能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严峻考验。各级领导干部要再认识、再动员、再落实,在工作上要恪尽职守,在精神上要永不懈怠,在行动上要真抓实干,向全年目标发起冲刺。
(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我在月日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下半年的任务更艰巨、更具体,严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握“三个主要观点、抓好八项重点工作”。“双压三减”方案实施后,促使“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深化,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必须要有新的适应。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观念的问题,看似是务虚的东西,但起决定性、方向性、原则性的作用。完成下半年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重点解决好思想观念上“八破除、八强化、实现八突破”的问题。一是破除保守思想,强化发展意识,在加快发展上求突破。二是破除等靠思想,强化责任意识,在负责任、大作为上求突破。三是破除僵化思想,强化创新意识,在管理创新上求突破。四是破除小进则满思想,强化市场意识,在开拓大市场上求突破。五是破除功利思想,强化全局意识,在服务大局、提高机关效能上求突破。六是破除懒惰思想,强化执行意识,在主动开拓、打开工作局面上求突破。七是破除散漫思想,强化文明意识,在培育企业文化、造就过硬队伍上求突破。八是破除经验思想,强化规范意识,在“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上求突破。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对照上述八个方面的要求,认真自我检查,找出差距,迎头赶上。生产经营步伐没有踏上正点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按照公司党委的要求抓发展、促创收。管理不规范、制度不落实、工作无活力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增强了创新意识和规范意识。工作中“软、拖、浮、懒、虚”的,问问自己是否强化了责任意识和执行意识。带队伍出这样或那样问题、职工有怨言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强化了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思想观念端正了,我们干好工作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三)要深化改革,稳妥推进,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新的“攻坚阶段”。从改革内容看,比较容易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较大的改革。从改革动力看,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差异的显现,职工群众对待改革的态度更加理性。从改革要求看,改革已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下半年,与双压三减配套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化完善分配制度改革。这次改革是某年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涉及到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系统性更强,市场化程度更深,难度更大。公司各级党政组织要高度重视,周密组织,妥善处理好各项配套改革之间的平衡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类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级党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改革,以良好的形象和作为影响群众、推动改革。特别是要紧跟改革进程,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引导,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重点,突出强化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以作为赢地位、凭业绩定价值、靠竞争比发展”的新观念。要善于协调,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既要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要增强工作的灵活性,还要注意对象的差异性,逐级落实责任,工作重心下移,有针对性地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以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情”的感染力、“理”的说服力和“行”的号召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保障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转产转业 渔民 政策建议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在陆地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今天,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开发潜力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近海捕捞强度不断增加,海洋资源不断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稳定,尤其是中日、中韩和中越北部湾协定的相继实施,使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为此,我国政府从维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角度出发,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渔业管理经验与政策,我国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开始实行沿海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来,水产品总产量已连续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渔业大国,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船和捕鱼技术的不断成熟,捕捞强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资源枯竭。现在一艘普通的钢质渔轮的生产水平相当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劳动力的使用数量却比帆船节约了30%。
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化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滩涂被占用,港口建设,海上漏油事件的频发,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对鱼类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鱼类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
特别是随着《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和相继生效,我国传统的渔场面积被压缩,大批渔船被迫撤出,据统计,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我国东部各省(市)约有2.5万艘渔船从日韩的对马、济州、大小黑山岛等传统作业渔场撤出,据浙江省统计,仅中韩渔业协定就有超过一万余艘渔船转产,约3万捕捞劳动力下岗待业,波及近10万渔民的生活问题。
鉴于此,从2002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扶持渔民转产转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报废渔船补助,转产转业项目补助,转产转业渔民技能培训补贴等。
2.政策实施的困难
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具有统领的作用,所以对于渔业双转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展渔业经济。尽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努力对渔民实行转产转业,希望渔民提高收入、渔业走出困难, 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 而且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如渔民转产后返流捕捞现象普遍;又如渔民退出捕捞而非渔劳力进入捕捞有逐年增加之势, 削弱双转成果;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海洋开发的推进,临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没等, 对传统的沿岸渔业生产造成极大冲击, 渔民失业或潜在失业增加, 渔民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1]通过实地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双转政策实施的因素主要有:
2.1双转政策涉及的渔民规模大且素质不高
虽然随着捕捞强度和渔业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让大部分渔船和渔民从捕捞大军中退出是历史潮流,但是我国的转产转业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韩协定而被迫集体退出捕捞业的,我们把这种称为突发性转产,而发达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下,受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的常规性转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渔民转产问题来得比较突然,突如其来的协定使我们措手不及,大量待转渔民使得我们不得不尽快制定政策,也使得双转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从2002年起,我国对沿海渔民实行转产转业政策,力争5年内减船3万艘,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此外,渔民相对来说,接受的教育比较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转业的职业技术,造成就业困难,渔区渔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滞后等等也给双转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2渔民转产转业的沉淀成本过高,政府扶持资金少
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所谓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厂商不再进行生产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对于一个人是否要进入或退出某种行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他就可以持续生产;另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他就会选择退出这一行业。
实际上确切的说当厂商的收益在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时,即使会出现一些损失,他也会继续生产,因为如果停止生产,他就蒙受更大的损失。
对于渔民来说,渔船是渔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就是投入生产的固定成本,根据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得知固定成本是通过工人的劳动一部分一部分的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再通过出售从而得到弥补,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对于渔船这样的高价值产品更是这样,动辄几十、上百万,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渔船的专用性很强,几乎不能用作别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场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旧渔船和转产转业对渔民来说成本比较高,难以承受。渔船越大,投资成本就越高。拥有大渔船的渔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捞业经济损失很大,虽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一定补助,但是政府的资金补助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渔民仍是杯水车薪。
2.3政策宣传不到位,完善政策实施的手段
任何一项政策要想达到良好的政策实施效果,除了科学的制定政策目标,进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监督政策实施的过程外,还要有良好的政策宣传手段。渔例如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工作并不负责,仅仅下发给各渔村干部,也不深入渔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渔民们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对其内容却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①宣传教育
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渔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加强对渔民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现在的形式。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取得他们对政策的拥护;
②强制手段
执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强制机关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在利益的诱惑下要分清是非,对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渔船和无证船舶要坚决的查处,依法办理,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思想素质,杜绝寻租行为,认真履行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
③利益诱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今天,双转政策的实施除了国家要进行干预与指导外,更要利用好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在促进渔民转产转业的时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辅助措施,引导渔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捞业,例如建立渔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就业指导,对转产转业的渔民给以生活部贴等等;同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使渔民自主择业,自己选择退出方式,从而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2.4双转政策的补助对象不明确
国家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是渔民,所以对于渔民这个概念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虽然任何公民,商业机构以及外国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国从事渔业捕捞,但我国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应该是传统意义上渔民。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所谓的专业渔民是世代生活在渔村且一直以捕鱼为生的才是渔民,至于原“非专业渔民”的人员成为渔民家庭的成员(入赘女婿等)而下海捕鱼的,这些可以由当地渔民协会视具体情况, 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渔民入会条件来确定。[3]另外,对于“船老大”和“渔工”也要区别对待,都要顾及,例如在渔船报废项目上,根据农业部和财政部的文件规定,渔船报废专项补助的对象是渔船的所有人,即该船的股东,而没有考虑在渔船上的雇工,可见,现行的渔船报废补助政策仅仅注重渔船的产权,却忽视了渔民的渔业权。[4]
3.完善我国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建议
任何一项政策从它的提出、实施到产出,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要正视其中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发展来不断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
渔民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农民还不一样,农民还有土地可耕种,而渔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没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况在渔业资源日渐衰竭的今天,渔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们必须从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视。同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沿海各地的具体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视现实的因素,做到分类指导,合理布局,做到减船、转产转业、保护恢复资源并重。
3.2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实转产转业的各项补助资金,例如对渔船的报废拆解的补助,对渔业税费减免的资金
②加强对渔民培训补助政策。通过农业部渔民转产转业培训专项资金及地方培训补助政策的实施,帮助受训渔民掌握一技之长和提高就业能力
③实行渔民税费减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缔违规涉鱼收费,在办证、纳税方便,给予优惠和减免;四是对从事海水养殖的渔民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
3.3积极发展旅游业和休闲渔业
现代渔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海洋资源的衰竭,必须调整渔业发展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海产品,同时加大滨海资源的开发,促进渔民的增收、转型,从传统的以打渔为生的渔民变成真正的“上班族”,这样才能更好的吸纳更多的转业渔民,促进可持续发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创造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坚决依法办案,处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同时针对我国渔业资源的特点,进行渔业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项符合我国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权制度。
3.5落实渔业权保障渔民权益,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在城市已经有了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险制度,农村也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而渔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工作,渔民,特别是老年渔民,病残渔民等弱势群体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广大渔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渔民的医疗卫生、就业、养老等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才会得到根本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刘舜斌.制度、国情、政策与渔业问题[J].海洋渔业.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96:161
[3]刘舜斌.渔业权研究II[J].中国渔业经济,2009,1(27).
[4]韩立民.渔业经济前沿问题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加强机制建设确保高效运转推动研发体系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2011年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分中心名单
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2011年06月)
国家确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目标
安徽合肥计划建设5825亩伏缺菜基地
乌克兰决定征收粮食出口关税
今年全球食品价格难以下降
国际谷物协会上调2011/12年度全球小麦产量预估
人大建议将食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农业部六项措施保障生猪市场供应
我国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
我国“十二五”期间全力实施超级稻“31511”工程
中美玉米生产技术对比及对我国玉米生产的思考
皮雅曼——红色产业帝国——记新疆和田皮雅曼石榴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平
休闲农业示范园规划探析——以“江西省双金园艺场休闲农业示范园”为例
设施农业装备安全监管对策分析
现代农业要大力推广使用微生物肥料
寒地黑土区玉米标准化生产技术
《农产品加工技术推广丛书》征订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国健全和完善政府对大宗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和机制
10年来我国首次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
宁夏积极实施农村科学储粮示范工程
2009年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产量数据点评
输欧面制品面临更严格的进口食品检验
菲律宾推行进口大减粮计划
FDA批准孟山都低亚麻酸大豆油的“公认安全”申请
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就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答问(选摘)
解答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一)
2010年度我国玉米产业发展趋势与建议
揭开“转基因”的神秘面纱
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在低碳经济时代大有可为
白花蛇舌草中熊果酸微波辅助提取工艺研究
2010年中国马铃薯大会5月底在贵阳市举行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到辽宁省进行春耕春播工作督导调研
农业部启动全国超级稻“双增一百”科技行动
海南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在海口市成立
国家发改委回应大蒜疯涨:抑制个别商品不合理涨价
战略谷物公司略微上调欧盟玉米产量数据
09/10年度墨西哥秋冬玉米产量将减3.1%
日本买家将采购270万吨7到9月船期的玉米
今年迄今越南大米出口已达10亿美元
泰国政府计划提高国内稻米种植面积
3月哥伦比亚乙醇产量年比增长4.7%
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2010年4月)
玉米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
西南干旱北方低温,农业政策助生产
水稻种子干燥技术规程
原国标GB8876-88《粮食干燥机技术条件》修订说明
委内瑞拉法肯州芦荟产业规划及对我国产业规划的启示
从目前的多空形势来看,空头主导大市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虽然市场已经处在严重超跌的状态,但市场仍然受制于空头趋势。趋势的力量是可怕的,趋势的改变是需要更大的力量,但靠市场本身很显然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目前市场基本上是存量资金在运作,随着市场的不断下跌,基金的赎回和大量中小投资人销户的出现,整体市场保证金状况是不增反减,同时新股发行有增无减,因此,靠市场存量资金扭转市场趋势,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连续下调存准到连续降息,流动性环境不断改善,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6月新增信贷数据方面也得到了佐证。所以,其实并不缺钱,缺的是信心。我们说过市场处在信心危机的阶段,这是市场进入到调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沪深300的市盈率已经跌到10倍,但仍然没有对场外资金产生吸引力,这说明市场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这需要股市管理层认真反思。
不仅A股,海外中国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纳斯达克指数和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形成明显背离走势。这说明信心危机的扩散不仅仅危害到A股市场,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概念股。信心危机产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经济,而是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历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资者结构,进而导致了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均处于异常脆弱的状态,典型的表现就是牛短熊长、大幅动荡。反观仍处在危机中的欧美股市,市场表现则显得正常的多,希腊、西班牙问题初步缓解后,近期欧美股市的反弹势头相当迅猛,表现突出的德国股市连创年内新高。
化解信心危机的核心办法是让市场有赚钱效应,涨才是硬道理,说教是没用的,上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资本是逐利的,也是买涨不买跌的。我们注意到,6月房市出现价量齐增的局面,说明没有去处的民间资金,在股市找不到获利机会,从而再度转向被誉为“泡沫马上破裂的楼市”。现在民间资金的两个主要流向是银行理财产品和楼市,这两块的资金量均是数万亿的级别,只要有少部分资金转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当中掀起波澜,但问题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资金进场,答案绝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涨!
巴菲特只有一个,中国投资者中左侧交易的长线投资者寥寥无几,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投资者素质问题,这是中国股市“牛短熊长、大幅动荡”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号召投资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没错,但实际上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须冲在最前面,先用强力政策使股市扭转颓势,才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加盟市场。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涨,再有增量资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银行股为例,说低估没有用,只有汇金大幅增持才有说服力,才能扭转局面,否则,面对疲弱的银行股,分析师的解读恐怕是“戴维斯双杀”。我们必须相信,只有上涨才是解决信心危机的良药。
面对这样的市场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为,对此,我们有一定的预期,这是延续反弹甚至扭转趋势的主要动力。目前可预期的积极政策不少,除了我们说的本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政策以及积极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点关注,不仅是货币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而这些对宏观经济和股市,均存在产生的必要性。近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对股市和经济发表看法,虽然只停留在说教层面,但不难体会出政策导向的预期。
本周上证指数再度考验2132点,最低只有六个点,应该说现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我们在上期报告重点指出,2132点不容易跌破,但考虑到目前多空双方的不可调和之矛盾,从博弈角度考虑,我们甚至认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点只是个年度低点的符号,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区之类的技术支撑位,一个没有技术支撑意义的“人气点位”,导致市场多空严重的多空分歧,对于整个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点必破的是多数派,2132破了又怎样?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对未来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说政策力度不够大的情况出现,也许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结果。
指数不可能永远上涨,也不可能永远下跌,股市没有永远的多方,也没有永远的空方。虽然现在做空也能赚钱,但股市出现危局,对空方也是一种伤害,信心危机的后果是系统性的,它将危及所有市场参与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统称为二级市场投资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应该互相尊重,成熟市场比我们要强,所以人家的市场比我们稳定。
最后说一下业绩面,近期中报预警的公司确实对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周一的“跌停潮”中,预减股票首当其冲。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其中有177家为"预增",占比仅有12.5%,创历史新低。已经有中小板、创业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业绩预告,占全部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总数的98%。按中值增速测算,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较一季度有所回升,创业板则继续下滑。
我们注意到本周上证指数的表现明显强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与前几周存在较大反差。除地产股板块的动荡因素之外,中报业绩因素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中小板、创业板中报预告已经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场预期,本周一出现风险的集中释放。而主板的业绩业绩预告尚未结束,加上在业绩稳定上,主板要好于创业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为权重地产股的影响,走势落后于上证指数,综合来看,本栏继续提醒各位要当心突发业绩预减所形成的短期风险,已业绩预告的股票,风险要小得多。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市场处在严重超跌的状态,目前超跌反弹的动力仍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如果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结果只能是超跌反弹后等待先破后立,而先破后立可能是最理想的结果,这种结果并不能脱离反弹的性质,只可能是较高级别的反弹而已。扭转市场下跌趋势的力量将来自于政策,目前多方在2132点上方的抵抗,就是政策预期在起作用。本栏对于未来政策超预期持肯定态度,而且不排除大幅超预期的可能,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值得重点体会,消息面也需要重点留意。
一、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情况
(一)加强制度建设。
1.坚持“实”字当头,努力在“减”上求突破。大力推进关联事项整合,实现并联审批,对申请条件、申报方式、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发证方式进行梳理细化,精简材料、简化环节、压缩时限,推行“一件事”一体化办理,实现“一件事一次性告知”。
2.坚持推动“好差评”制度治理全覆盖,以群众的满意为目标。重点做好“好差评”,建立“服务好不好、群众来评判”的监督考核体系,实现线上线下评议双结合,企业群众政府三主体考核,畅通企业群众评价渠道,实现实名制、百分百差评整改落实。
(二)优化服务水平。
1.推进优质精准服务,真正做好优质“服务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主动送政策、送服务上门,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济企通”服务企业云平台诉求通道优化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建立惠企政策归口机制,统一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等服务,畅通反馈渠道,坚持“服务至上、质量第一”的宗旨,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建立重点企业区级层面申诉协调机制,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2.推进高效便利服务,真正当好金牌“店小二”。(1)建立健全权责清单与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动态化衔接工作机制,持续梳理公布“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等各类事项清单。(2)推广使用“泉城办”APP,开展云核查。(3)充分发挥“企业简易注销一窗通”平台作用,实现企业注销业务“一站式”办理。
3.推进标准化“一窗受理”服务,切实做好专业“受理员”。(1)进一步优化服务大厅窗口设置,推进无差别“一窗受理”。加强工作人员标准化服务培训,组建专业服务队伍。(2)规范建设基层便民服务站,实现街道和村(社区)全覆盖。推动自助服务区及“秒批秒办”系统向有条件的街道、社区延伸,实现自助服务终端应设尽设。
4.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有序开展双招双引工作。(1)加快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对省、市、区重点项目百分百跟踪帮办服务。今年辖区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辖区内确定7个重点建设项目全部复工。(2)加强企业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做好企业“五员”,推进双招双引有序发展。
(三)强化管理力度。
1.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全面推行信用承诺制,将申请人履约情况记入信用记录。建立诚信企业“信易贷”绿色通道,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健全发起响应、信息推送、执行反馈协同工作机制。
2.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围绕政商关系,明确政商关系的“正面清单”,鼓励推进政府工作人员对进一步优化街道营商环境、发挥自身优势以商招商、加强沟通合作抱团发展等内容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改进意见,营造“亲商、爱商、重商、扶商”的浓厚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任务重,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深化“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任务重,由于上级相关的政策要求密集出台,对一些涉及到新理念、新事物的任务,短时间内难以充分吸收,导致任务落实创新性不足、特色性不强。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外行监督内行的问题,对于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的问题,个别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简化工作的高效落实。
(二)地方财政收入受疫情影响较大。分析重点纳税企业,除部分电商等行业实现增幅外,其他行业企业均受疫情影响较大。纳税重点企业阳光100房地产公司、银座振兴街购物中心、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均受疫情影响严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推进双招双引工作。下一步街道将在引进和培育方面“两手抓”,保障现有企业存续及业务开展的同时积极发掘亿元以上新增企业,做好企业落地工作,实现辖区经济不断向上发展。对于有人才需求的企业积极对上汇报、联系,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二)强化综合治税工作。重点围绕抓好固定、重点税源以及重点项目建筑增值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全年财税任务。下一步街道逐渐向税收贡献能力大的金融、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转变;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各环节税源,为财税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把握潮流才能赢得未来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治理方式。
“把握潮流才能赢得未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论坛开幕式讲话中指出,“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大变革,我们不但应该主动适应它,而且必须勇于站在这个潮流之上主动驾驭它,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主任丁文锋认为,信息化是当代现代化的核心枢纽和平台,应该给信息化、信息社会、信息文明一个应用的认识和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遵循信息化的规律,把握信息化的机遇,赢取信息化的红利。
工信部电子信息产品司副司长安筱鹏在主题发言时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叫做“万物互联”的时代,要看看有哪些新的产品,新的业态,以及有什么新的战略。因为“新的智能产品的到来,将会带来新的业态,需要新的战略应对”。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出对“互联网+”及信息经济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他们认为,在新的浪潮之下,一定要转变思维方式,积极应对,乘势而上,弯道超车,走在信息经济的前列。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梁春晓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在互联网领域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从更大范围来看,可能是互联网带来的很多新因素开始爆发出来发挥作用,“比如移动互联网,比如云计算、比如说大数据,这些东西共同构成对未来影响很大的因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这一轮的“互联网+”信息经济浪潮和机遇以及中央提出的创业和创新的“双创”,非常重要,是思想的解放。
互联网无处不在,应用无所不及
“互联网+”是一个聚合概念,“+”什么,“+”在哪儿,“+”完后等于什么?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探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互联网有可能造成七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网络,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软件,无所不在的数据,无所不在的知识及其便捷获取的方式,无所不在的创新,无处不在的“互联网+”。
江西省副省长朱虹在讲话中提出了实施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的三大具体措施: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把“互联网+”行动计划具体落实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上,促进发展转型升级;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三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从地方政府层面探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侧重实践,以局部谈整体,介绍了“电商扶贫”的相关情况。汪向东认为,“互联网+”给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模式,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了新的可能,让这些贫困地区“一开始就可以突破本地市场的局限,一开始就可以对接到广义大市场”。
甘肃省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介绍了陇南利用互联网加快发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通过发展电子商务解决卖难的问题。“我们一个大学生村官卖一只鸡,卖到了160块钱一只,现在互联网用户需求跟你的价钱问题不大,跟你的特色有很大关系。”孙雪涛说。
梁春晓认为,“互联网+”很重要,但是把互联网“+”在什么地方更重要。十年前,把互联网“+”在旁边,当成一个工具;五六年前,把互联网“+”在前面,当成一个渠道;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把互联网“+”在下面,推动未来整个商业和经济活动整个基础设施的全面变革。“仅仅是工具化的看待互联网,乃至渠道化的看待互联网,这是对互联网价值的一种极大的漠视。”梁春晓表示。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则认为,“互联网+”最好是加在血液里,加到细胞里。
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辑钟国兴在论坛闭幕讲话中表示,我们谈的“互联网+”,需要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主题来做,政府、企业、学校、媒体包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加的事情,小的加法变成整个社会的加法,就能实现一种不断的升级。
如何应对“最好时代”的
风险与挑战
经过20多年一层一层的发展,互联网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从技术、经营、伦理、社会治理、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各行各业、各色人群提供了很多机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握好这个机遇?
“未必。”汪向东给泼了一盆冷水,“这个里面还是有风险,还是有可能走弯路。”他认为,能不能抓住“互联网+”的机遇,取决于政策安排是否符合互联网规律,制度创新是否合适。梁春晓也表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加速演变的百年一遇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树立正确的“互联网+”时空观,不能把新的创新安到老的框架里去。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在主题演讲别指出,“互联网‘+’什么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传统思维,绝对不能‘+’既得利益。”权力机关千万不要给那些“互联网+”的企业设置百米栏,不能自缚手脚。他提供了一个政策方面的“3+2”建议――3就是3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就是“互联网+”,2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给未来一个梦想。
汪玉凯认为,“互联网+”的本质是一种新的经济创新模式,政府要为“互联网+”行动计划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他列举了制订“互联网+”政策扶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整体改造、善用法治思维引导“互联网+”健康发展等五件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