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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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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

第1篇: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 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

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被列为会议的首要议题之一。自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失衡”进行概括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就备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关注程度更是有增无减。本文在简要综述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后,重点从与利弊两方面探讨在当前新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试图让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更客观和理性的认识。

当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共有如下几种主流观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美中之间不平衡的贸易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南北经济失衡以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经济失衡,而全面了解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对我国的影响,更利于我国采取正确的调整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 Rodrigo de Rato(2005)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破坏。然而,目前对失衡的调整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外部风险。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如下:

(一)外汇储备问题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见图1)。面对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汇储备只是用于债权投资,收益率较低,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加之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复苏国内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低利率政策,外汇资产的收益就更低,外汇储备的增值保值越来越困难;再者,巨额的储备使我国货币错配问题越来越严重,细微的汇率变动都将导致我国巨大的外汇贬值损失。

(二)增加国内流动性并加重通货膨胀

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引起物价上涨。 2011年2月26日,易纲在第24次CMRC朗润预测报告会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010年M2余额为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M1余额为26.7万亿元,增长21.2%;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4.5万亿元,增长16.7%。易纲认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面对通胀的压力(见图2),央行理应更加收紧货币政策,但过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骤降,也使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三)经济结构和资源保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我国的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计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大发展。但这种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多年的发展中,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资源保障压力增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国为鼓励出口赚外汇,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国内资源更多地流向对外部门,结果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挤占了内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当外部市场下滑时,国内经济便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国目前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产品耗费了我国大量资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2.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9%,其中原油消费量增长12.9%、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8.2%。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消费量7.7亿吨,增长12.4%;精炼铜消费量792万吨,增长5.1%;电解铝消费量1526万吨,增长6.0%。使我国的资源保障压力不断增大。

(四)贸易摩擦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额的外贸顺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贸顺差分别为2981亿美元、1957亿美元和1831亿美元。中国对美的大量贸易顺差,使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2010年全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部分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将美国从中国进口制造品视为其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诱发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自美国2010年10月启动对中国的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301调查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变化,已经从过去的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方面,向产业政策等更高层次转变。

(五)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在美国的高压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和。现在,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除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外,美国最希望的就是签署第二个 “ 广场协议”即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因而随着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2011年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重提人民币汇率法案,以图实现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政治化。我国提出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的难度不断加大。

(六)热钱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和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热钱”净流入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并且在过去十年中,“热钱”年均流入中国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储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热钱”合计净流入近3000亿美元。虽然流入的数额与我国的外汇储备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热钱的涌入特别是集中涌入个别行业,仍然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虽然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对中国经济都有重大不利影响,已经到了必须要调整的地步,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其对我国也有一定的正面效应。

为应对将来可能的国际收支逆差转变作准备。据王宇(2006)所述,经济失衡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等国家与美国比较优势实现的不同步,才造成“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不平衡”。因此经济失衡是临时的,可以随着美国比较优势产业未来的出口增长而得到弥补。相反,中国大量的外贸顺差未来可能转变为贸易逆差。另外,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的丧失,以及各项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费的上升,中国不再可能保持现在的储蓄率,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中国的顺差便可能减小并可能出现逆差。虽然这两种转变是漫长的,但中国需要有所准备。

为进口和对外投资提供了基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战略能源物资,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新动力和基础。再者,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崛起,我国也必须加大对外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优势。无论是进口还是“走出去”,庞大的外汇储备必然为其提供坚实的基础。

就业问题。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15779.3亿美元,其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7403.3亿美元,加工贸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贸易的背后是约60万条生产线及附带的3亿劳动大军,201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见图3)。在当前城镇仍有大量失业人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形势下,保持适当规模的出口对我国的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业、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在发展中解决。虽然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加大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风险,但鉴于国内消费短期内难有突破性的增长,投资已经产能过剩,经济转型难以短期到位等现实情况,扩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贸易顺差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难以替代。据统计局初步测算,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净出口扭转了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趋势,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

增强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和经济风险的抵抗能力。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在牙买加体系中,汇率频繁波动,加上国际巨量投机资本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越来越大。为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平稳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我国需要频繁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的大体稳定,而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其必备的基础。

为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国家和港澳地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逐渐实现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在逐步加快。 在实现国际化的进程中,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要求一国政府必须要有充足的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结论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来讲是把“双刃剑”,有弊也有利。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也有必要,为失衡的调整做出贡献。但近来,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强调外部世界对失衡的影响。毫无疑问, 强调外部世界的目的还是要其他国家更多地分担失衡调整的风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对我国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失衡有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以选择恰当的调整战略与调整途径。

参考文献:

1.解佳转.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J].知识经济,2010(14)

第2篇: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上世纪整个80年代,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如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间,有10年是贸易逆差;实际利用外资中的60%左右是对外借债,每年实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到50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除1990年外)一直低于100亿美元,1986年仅为20亿美元。在长期存在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零部件的强烈进口需求,对资本充满“需求饥饿”而外汇供给和资本累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优惠外资和管制资本流动的差别性措施,以缓解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从实践效果来看,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从1992年开始,尤其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持续保持了顺差(除1993年以外),2005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101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尤其是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攀登新台阶,在1992年达到110亿美元,1993年为275亿美元,1994年为338亿美元,1996年为417亿美元,2002年为527亿美元,2004年为606亿美元。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1994至1997年增加了1187亿美元,年均增加300亿美元;2001至2003年增加2376亿美元,年均增加792亿美元;2004和2005年则分别增加2067和2089亿美元;2006年外汇储备余额预计将达1万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外贸、引资、外汇储备以及GDP的大国。

我国在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取得显赫实绩的同时,下一步的发展也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l)增长拉动,不断加剧了国际上的贸易利益冲突,也带来经济和产业安全问题。二是长期使用鼓励出口和优惠外资的促进措施虽然大大缓解了外汇和资本缺口,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资源错配、价格扭曲和福利净流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观念。如以前认为国内能够生产、有资源或市场优势,就不需要进口的观念需要改变,能源和重要资源的进口、生态环境的进口、技术的进口就十分重要;以前不同程度存在着鼓励扩大出口、不鼓励增加进口,仅就贸易谈做大做强的倾向和片面性,一些地方存在竞相优惠外资、不优惠扶持内资,扩大而不是缩小内外资差别待遇和不公平竞争的与国内发展不协调、不配套现象,都需要改变。三是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会导致实际资源净输出和发展受制于人的困境。四是缺少对内开放的配合尤其是民营经济的积极参与致使开放带来的技术外溢、结构升级和主体成长低于改革预期。

对此,建立在一切为了出口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需要转变,应当转向体制和机制上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模式,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放型经济不同于传统的“一切为了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也不同于以前的对外开放政策,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包括对国内和国外企业都公平对待和非歧视性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包括有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的开放的宏观调控体系;再次是包括积极参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贯通国际市场与国内统一大市场之间联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第四是包括承接国际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全球综合运作能力,同时对世界开放市场的诚意;最后是包括内需为本、外需为辅、以我为主、差异竞争的大国开放战略。在“十一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各项发展目标中,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外贸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下一步的发展应在继续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进口,提高国际资源能源、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服务对国内发展的注入和支撑;在继续保持FDI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加快实现“本地化”和扩大对外投资,提高企业的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继续保持中国经济整体保障能力持续上升的基础上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提高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体制调整的灵活性;在继续保持外需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构建一个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的比较完善和规范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机制。

二、“两税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差异

1994年第五次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当前税收体制的基础。在所得税方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适用于国务院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条例》。总的来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从税率来看,这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相同,均为33%。但外资企业基本税率为30%,另3%为地方税。但大部分地区对外资企业不征地方所得税(据统计,只有不到1/4的地区征地方所得税)。在特定区域和产业,对外资企业有所减免,分别按照24%、20%、15%和10%征收,而内资微利企业则只有27%、18%两档优惠,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2)对外资企业税基规定的范围更加灵活。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规定更灵活,标准也更低。工资、捐赠等全部列支予以税前抵扣。

(3)对外资企业的减免税优惠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两套税法税收优惠规定的相同之处在于,均允许企业实行年度亏损结转。但在减免税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比内资企业多得多。内资企业享受两项税收优惠政策,而外资企业在地区、产业项目、行业、再投资、间接投资等方面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如外国投资者用利润进行再投资,可退还已缴所得税40%的税款。

内外资差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核心内容。据财政部门估算,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平均为11%,国内企业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为30%左右①。据估计,如果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征收水平达到国内一般企业的水平,2005年的财政将增收约1000亿元。

随着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根本思路的变化,必须对该所得税体制进行重要调整②。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提高、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因此,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以往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预期的税制改革中,利益可能受损的外资企业对“两税合一”持反对态度,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策,希望现行对外资的优惠税制维

持不变③。

我们认为,实施“两税合一”完全必要,只要掌握政策力度、完善配套措施,现阶段我国完全具备推行“两税合一”改革的条件。

2、“两税合一”的必要性

(1)在制度层面上,两税合一标志着我国在建设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方面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外资企业各种“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的回归,应该成为此一阶段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两税合一”改革消除了对内资企业的人为歧视,有利于扭转内外资企业竞争中,内资企业不利的竞争地位,有利于逐步消除外资或“假外资”企业的寻租套利行为,有利于各种部门、地方性优惠或歧视性政策的下一步规范与整合,有利于遏制目前外资对我国某些重要行业的全行业并购势头。

(3)该项改革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集中于跨国公司产业链中低技术环节、主要从事简单加工工序的中小外资企业,往往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而生存。这类外资企业所占用国内优质要素,与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不成比例。“两税合一”改革将压缩这类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空间,缓解外资经济领域资源错配、价格扭曲的局面。

(4)这项改革不仅将为内资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的扩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如果改革采取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的方案,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可望更多地转化为研发投入。

3、“两税合一”的可行性

对“两税合一”的最大疑虑,是担心政策调整会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影响政策的连续性从而降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已逐步从成本驱动为主向市场驱动为主的方向转变,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的作用已经明显减弱。从我国投资环境来看,影响外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逐步放松的经济管制和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增长潜力。“两税合一”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从长期看,该项改革实际是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的一种规范,实际上有利于保护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从政策连续性来看,统一税制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激励机制走向规范和公平非歧视的通行做法,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常通过税收制度的变化调节国内经济。因此,该项改革并不说明我国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最后,关于“两税合一”问题,有关部门已在公开场合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数外资企业一直高度关注相关改革动向,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做出适应性调整计划。因此,“两税合一”对外资的实际影响必定将小于一般的预期。

财政收入可能的减收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两税合一”初期可能会影响所得税收人,但从长期看,改革将有利于涵养税源,也有利于我国真正走向“宽税基、低税率”的可持续的财税发展道路。

三、“两税合一”可能带来的利弊影响

1、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分析

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大力推进“两税合一”的改革,符合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要求。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企业要求统一税制、公平税负、实现公平竞争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应尽快通过统一税率、统一税基、统一规范优惠政策,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征收在一个水平上。在此,我们考虑三种不同的“两税合一”方案,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判断这些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④。

(1)如果调整的方案是一个折中方案:即,部分取消外资企业所享受的优惠税收制度安排,同时给予内资企业某些类似外资的税收优惠,从而最终的调整结果,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水平同时达到24%。则根据CGE模型的测算,同未调整情况相比,调整后的第一年:GDP将提高0.05%,居民消费提高0.18%,投资增长0.5%,进出口分别增长0.11%和0.13%,企业所得税收人减少10%,财政收入减少0.95%,公共消费减少1.11%。调整后的第五年:GDP将提高0.05%,居民消费提高0.21%,投资增长0.53%, 进出口分别增长0.13%和0.15%,财政收入减少1.19%,公共消费减少1.25%。

(2)如果调整的方案“就低不就高”:即,维持外资企业目前享有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不变,同时将相关政策给予内资企业,最终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征收水平同时达到15%左右的水平。则与未调整的情况相比,在调整后的第一年:GDP将提高0.07%,居民消费提高0.23%,投资提高0.62%,进出口均增长0.17%,企业所得税收入减少17%,财政收入减少1.17%,公共消费减少1.48%。调整后的第五年:GDP将提高0.07%,居民消费提高0.28%,投资增长0.66%,进出口均增长0.19%,财政收入减少1.40%,公共消费减少1.50%。

(3)如果调整的方案“就高不就低”:即,完全取消外资企业目前享有的税收优惠安排,同时内资企业的所得税政策不变,最终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征收水平同时达到30%的水平。则与未调整的情况相比,在调整后的第一年:GDP将减少0.02%,居民消费将减少0.05%,投资减少0.05%,进出口将分别减少0.06%和0.04%。调整后的第五年:GDP将减少0.02%,居民消费下降0.05%,投资减少0.13%,进出口将分别减少0.06%和0.03%。

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在 20%至25%之间。如果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水平统一到15%的水平,虽然各类企业都不会对此有异议,但此项政策短期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过大,总的财政收入将下降1%以上。而如果将征收水平统一到30%的水平,则可能引起外资企业的强烈反弹。因此,第一种折中方案,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水平统一到24%,可能更为可行。

2、对外资经济影响的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如前所述,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安排的调整,该项政策的越来越不构成外商选择投资地点的决策因素。所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执行该项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类“税制支出”(Tax Expenditure)越来越丧失其必要性。

目前,除我国外,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越南两个国家实行内外资差别税制,而这两个国家都不会对我国的制造业直接投资流人构成重要影响。具体可作以下分析。

(1)是否影响我国的直接投资流人规模。现有大量定量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规模、成本低廉且供应充足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在以上这些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仅仅外资所得税政策变化,不会对我国每年的直接投资流人造成值得关注的影响。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一五”规划指出,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鼓励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内需、内资等内生型增长因素的发展,如果“两税合一”造成外资流入量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也只是周期性或暂时性因素影响的结果。从长期看,“两税合一”所带来的中国投资环境改善,将引致我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上一个新的台阶。

(2)是否会引起外资存量的变化。我们估计该政策不会引起外资存量的减少,大规模撤资现象不可能发生。对此,我们分三类企业进行分析。

其一,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在华投资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国内投资布点的沉没成本巨大,不会因为企业所得税制度的适度调整而撤资。

其二,即使是对那些严重依赖于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些中小外资企业,也难以因为所得税率安排的变化而重新选择投资地点。因为这些中小外资企业在投资初期很少有利润,企业所得税不是影响这些企业经营的主要问题。当进入赢利期后,投资环境改善的收益大于所得税负的成本,“两税合一”不会成为他们退出我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周边国家所得税率均高于我国(越南除外,为 17.5%),他们能重新选择投资地点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其三,根据资本金来源来确定差别税率的制度,在实践中激励企业“改头换面”,因此那些原来属于内资、出境之后以外资身份回到在国内投资的“假外资企业”则可能因为该项政策变动调整注册登记。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登记的外资存量下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3)是否会对大型跨国公司盈利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大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主流。根据最新的统计,2005年在全球 5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投资中国。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实现利润转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利润转移直接涉及所得税税基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是监管者与纳税方博弈的结果。税制改革仅从制度层面明确了纳税人的责任,具体还有待于新的监管手段、监管办法去落实。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没有税收饶让制度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并不能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益。目前我国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未实行税收饶让安排。我们向外资少收的税,又被跨国公司母国所征收。因此,我国调整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实际较多涉及的是税收收入在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分配问题,而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不大。

(4)是否会影响到中小外资企业的生存。如果外资所得税实际税负提高10个百分点,无疑会对一些中小外资企业造成重要影响。按照具体政策调整的方式不同,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如果“三减两免半”等减税期政策取消,那些钻政策空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反复注册、反复享受优惠政策的个别外资企业可能将无法生存。个别企业避税的动机加大,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不良途径回避所得税的征收。

四、“两税合一”的改革应考虑配套措施及过渡期安排

目前,对“两税合一”改革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一些在国内投资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政策施加影响。如前所述,“两税合一”实际是对我国市场竞争环境的一种规范,跨国公司应该是公平市场环境的拥护者,他们不能在享受高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的同时,妨碍我国对内外资企业实施公平待遇政策改革的进程。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此前所做出的涉外税收政策调整之所以没有对外资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原因在于在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同时,出台了诸多配套措施⑤。目前,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有上升压力,这些确实对外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盈利状况造成了一些影响。因此,可以考虑在出台“两税合一”改革方案的同时,推出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降低所得税改革的影响。

(1)“两税合一”的改革应与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相配合。在着重考虑税制的透明、简单、公正的同时,兼顾企业总体税收承担水平不发

生大的变化。与税务结转、加速折旧的有关的规定,应成为新所得税制度的重点。

(2)税制改革应有利于监管成本的降低。新税制可以首先废除无效的税收优惠鼓励措施,更多地着眼于从监管层面消除现行税法中的各种与扣除成本有关的虚报现象。

(3)考虑出台过渡期安排。不同企业应区别对待,对于经营三年以上的外资企业应按照新税则征管,个别困难企业可做个案处理;对已经签订合同,正在建设实施中的企业考虑过渡期安排,使它们能够正常开工营业。

(4)与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同时给予内外资企业。

总之,“两税合一”改革属于一种机制性改革。随着利益格局的形成和固化,这类改革越往后推,改革的难度越大。目前,包括内外有别的所得税、出口退税在内的各种鼓励外资、出口经济活动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不良后果。资本项目经常项目的双顺差,通过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形式对货币政策执行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从宏观调控的高度看待“两税合一”问题。这项改革所涉及的法律层面问题远远少于一般的估计。从具体税收监管实施细节、征管办法入手,税收征管当局有能力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条例》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推进实质意义上的改革。

注释:

①参见2004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②社会各界要求“两税合一”的呼声很高。2005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就提出了《关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提案》。

③早在2004年1月初,微软、摩托罗拉等54家在华跨国公司曾联合上书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要求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

④采用的CGE模型的基础数据集是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SAM以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结合了经济循环账户、资金流量表等统计数据。为了进行模拟我们将所有产业部分的中间消耗、增加值、所得税等变量,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内资与外资两种类型。在基准情况中,内资与外资的所得税率是根据所得税额与利润额计算而得;在模拟情况中,我们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根据模拟方案的设计进行外生给定,比如在“折中方案”中,我们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均设定为24%;这样税率调整的影响就表现为各个宏观变量在模拟情况的值,相对于基准情况变动的百分比。

第3篇: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贷危机资本市场对策

一、前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至今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发展,其未来趋势和可能的后果值得高度关注。为了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积极有效地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通过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提出保护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应对策。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

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房贷次级债危机。美国房贷次级债是美国金融界前些年曾经大力推荐的金融创新产品。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指各类金融公司超越传统的商业金融业务范围或传统的借贷条件限制,为投资者或消费者提供的新型金融产品。它包括零首付房贷,零首付车贷,透支信用卡,房贷次级债以及其它名目众多的金融投资理财产品。就其设计理念来说,这些新型金融产品,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投资渠道,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更适合、更合算、更充分的信贷服务。因此,这些新型金融产品的问世,自然受到了美国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也引起了不少国外投资者的兴趣。美国的房贷次级债是美国金融界为了促进美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把自己的业务做大,向购房者提供的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因而存在还债高风险的购房信贷。房贷次级债市场的繁荣,不仅为有关银行、而且也为美国房地产开放商、美国房贷次级债市场玩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它也带来某种社会效益。它破例帮助了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实现了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梦想,缓和了社会矛盾,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房贷次级债市场的繁荣,不仅不能长期掩盖其风险,而且会把其局部性的风险演化升级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当购房者不能按期支付房贷的本息即所谓断供现象不断发生、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房贷次级债所蕴藏的风险就会立即显现出来。

随着其风险的进一步显现,就引起了有关投资者对自己持有的房贷次级债进行恐慌性抛售,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由于心理恐慌和信用缺失的传导,次贷危机开始向全面信贷危机演变。2008年10月初美联储宣称信贷危机恶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贷大幅萎缩。第二季度,家庭和金融业借款仅增长1.3%和6.6%,低于近10年两位数的增速。二是企业短期融资困难。商业票据市场规模从2007年夏天的2.2万亿美元萎缩到1.6万亿美元。三是贷款和债券价格急跌,企业融资成本剧增。9月投资级债券价格下跌7%,垃圾债券跌幅创20年纪录。四是商业银行大量卷入。截至6月底,列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问题名单”的银行数高达117家。至此,由次贷问题开始,经过整个金融链条的不断扩散和升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行中两家破产、一家被接管、两家改制,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并波及全球,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一些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债务危机,2008年10月6日,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狂泻不已,道指跌破万点大关,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主要股市纷纷出现巨幅下挫,俄罗斯股市跌幅超过2位数。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蔓延为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是对一个对全世界开放的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金融界带来程度不同、但总量巨大的直接投资损失,而且给这些国家的金融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激荡,推动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世界蔓延。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

尽管由于资本市场的封闭,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要远远小于OECD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衰退、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更加严峻,一方面,美金融危机向全球实体经济扩散,各国均受其害,中国经济面临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调整正处在关键时刻,国际金融动荡带来的风险又要关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对外金融投资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首先,雷曼等美金融机构破产将使我国金融业持有的美金融资产遭受直接损失。截至2008年9月20日,已有7家中资银行披露持有雷曼债券或有对雷曼的贷款,涉及雷曼的债券和贷款总额约为7.2164亿美元。但从已公布的情况看,中资金融机构与雷曼相关的风险敞口占其总资产的比重较小,对其资产质量影响不大,风险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其次,受雷曼破产影响,国内首只QDII基金———华安基金旗下的“华安国际配置”保本责任人正是雷曼兄弟国际公司,因此,该基金可能面临清盘。

(二)可能诱发我国股市、房市动荡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有演化为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金融市场正面临持续的动荡和全面的风险重估,从而可能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传染性风险。从国际金融动荡向国内股市和房市的传染途径上看,主要有市场心理和资金两个渠道。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重估可能影响国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心理预期,引发我国股市和房市的风险重估。另一方面,尽管2008年年初以来,我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跌,股市的泡沫风险已经基本释放。但在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下,国内脆弱的投资者信心还可能受到打击,而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也可能导致股市中的“热钱”抽逃,股市可能出现过度下跌。股市过度调整不仅减弱了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股市财富效应丧失也将压制消费,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在股市中被一网打尽”,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将前所未有地显现,以中产阶级为消费主体的几乎所有新的消费热点必将随之降温。与股市已经完成深幅调整相比,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泡沫风险尚未得到释放,如果美国房价下跌和次贷危机深化影响到国内居民的购房预期,前期进入我国房市的“热钱”也获利回流,则房地产价格泡沫可能会加速破裂,对我国金融平稳运行造成较大冲击。近日,由于身陷次贷危机,雷曼宣布转让其拥有的上海福海商厦股权。AIG、摩根士丹利、高盛等也在挂牌销售其在上海的物业,筹资救急。外资机构在华投资房地产多被视为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如果越来越多的海外机构投资者、外资企业等为了弥补总部损失而大举出售在华资产,把资金调回母国,则我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硬着陆”风险。

(三)我国证券市场受到一定冲击

不可忽视的是,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压力,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股票市场剧烈动荡。2008年A股市场总体下行。上证指数从2007年底的5261点跌至2008年底的1820.81点,跌幅达到65.39%。此间,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曾探底到1625点的年度最低点。

尽管短期内金融危机对国内股市产生了重大冲击,但是多位专家仍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将稳健发展,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在于中国经济将会保持长期平稳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工业化、城镇化所推动的。工业化刚刚进入中期阶段,完成工业化还需要很长的路需要走,而城镇化才是初级阶段,按照世界指标来计算,还有相当的距离。另外,我国的国际化进程才刚刚开始,经济危机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四)美减息将使美元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严重打击投资和消费信心,美国经济受财政刺激刚呈现出的增长势头被全面破坏,未来美国经济将继续疲弱走势,经济下滑风险加大。为稳定经济和金融局势,美联储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增加,从而打击美元汇价。如果美元持续贬值,相应会造成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减小,而从美国进口到我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就会相对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增长将放缓,而进口增长会加速,总体效果是减少我国的净出口,减少我国的总需求,这样会对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美元成为避难货币后,导致美元走强,周边货币和欧元大幅贬值,将导致我国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打击我国出口竞争力。近日欧元跌势已明显加剧,10月21日欧元对美元跌至1.3051,创下了20个月的新低,英镑对美元更是创下五年新低1.6653。

(五)“热钱”流出的可能性增大,投机需求减少

本轮全国的房地产热有相当部分是由“热钱”流入引起的,尤其对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更是如此。次贷危机新风暴将使世界许多经济体出现流动性不足,需要大量资金回流“救市”,客观上增大了国内“热钱”流出的可能性。另外,从趋势来看,人民币不再单边大幅升值,“热钱”流向也因此发生改变。大量“热钱”一旦撤离,再加上贸易顺差减少,国内流动性也会从“过剩”变为“不足”,导致投机需求大大减少。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056亿美元,同比增长32.92%。1—9月国家外汇储备增加3773亿美元,同比多增100亿美元。9月份外汇储备增加214亿美元,同比少增36亿美元。从外汇储备的当月增加和外贸顺差的差值看,近期人民币波段性贬值导致企业的结汇意愿明显减弱,这又反过来减缓了人民币的重估压力。同时,9月份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西方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根据外汇储备减去外贸顺差及FDI的数值的经典“热钱”计算公式,可以观测到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热钱的流向在悄然改变,即热钱出现“逆转”迹象,从中国本土向海外转移。

四、中国资本市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对策

(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为化解这一难题,建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政策组合。

1.积极财政政策

通过减少税费降低企业和居民负担,增加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减轻生存压力、渡过难关;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和相关税制改革,以支持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全面清理服务业不合理的税费政策,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加快发展和升级;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尽快启动一批见效快、社会效益好的公共建设工程,以迅速弥补短期最终需求的不足,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适度放松货币供应,灵活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对信贷结构的引导。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转变到保增长、保就业上,既要化解热钱流入和流动性过剩压力,更要高度重视全球信贷紧缩和通货紧缩向国内传递的可能性。

(二)加强资本流动的监管

一方面要防止资金的大规模撤出,对于黑市外汇交易和地下钱庄等资金流通的地下渠道进行打击,另一方面要防止外部资金为了寻求避风港躲进中国,这也是金融风险集聚的重要途径。目前看,对于海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在中国的抄底行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能让他们轻易投资于国内的房地产项目,尤其是不能让他们低价收购房地产项目。否则等到他们获利撤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要遭受真正的冲击,而且还会卷走我们巨额的房地产利润。所以可以对国内遇到困难的房地产开发商设置一些独特的金融工具,既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也可以让一些国内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分享一些房地产开发利润。

(三)在维稳基础上审慎推进创新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下,我国资本市场将维稳摆在突出位置,并通过创新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今年以来,钢材期货上市,早籼稻期货交易获批,创业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氯乙烯期货上市稳步推进,发行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一系列市场创新步伐明显加快。通过创新促进发展。因为没有创新,市场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资本市场发展为经济服务,就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尤其是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促进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资本市场创新需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功能。创新从广义来讲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创新,包括品种和工具,也包括服务,我们现在市场功能非常单一或者说非常欠缺,只有通过我们的创新,市场功能才会进一步健全,市场功能健全以后,市场才会有吸引力。资本市场创新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现在谈竞争已经不是谈我们在境内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国际竞争。中国加入WTO以后,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非常快,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推进开放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来市场的竞争力不是关起门来说自己的竞争力,而是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你不创新,市场竞争力就没有办法提高。目前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跨国的兼并、收购,包括交易所之间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实际上是大家都想控制资本市场的资源,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资源,也包括投资人的资源等,实际上比的就是竞争力和影响力。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提高竞争力,才能使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不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推动世界经济协调机制建设

从最新形势看,世界经济发生硬着陆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衰退的风险显著上升。短期内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和各国的有效应对。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当前的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既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空前机遇。为此,必须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协调的行动方案和立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推动美国等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二是与各国一道致力于推动全球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三是积极推动加快改革现有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机制,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扩散和传递;四是积极推动新一轮多边谈判,抵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五是在全面权衡利弊前提下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救市行动,在姿态上可以积极一点,但行动上要十分慎重,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承担超过我国实力的责任,看准了关键时候才出手。

(五)防范国际金融传递性风险,努力维护金融稳定

全球金融风暴从多层面向我国金融体系的传递性风险,使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为此,必须把维护金融稳定放在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方面,要正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保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前提下,稳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合理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以主动化解自身逐步累积的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更应加强金融监管,增强金融政策的预见性,及时化解外部金融冲击和传染。一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防范房市“硬着陆”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稳定资本市场,积极防范全球金融风暴的传染性风险引起我国证券股票市场的过度调整;三是适时调整金融政策导向,防止信贷紧缩和信心风险的进一步上升,切实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流动性监管,及时实施应急预案;四是密切关注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化态势,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改变单边升值预期,防范过度升值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带来的打击和风险,迫不得已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调整一揽子货币的权重,稳定人民币汇率,以更好地控制国际金融风险的传递。

(六)坚持严格监管与持续监管的原则

1.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合作,减少部门风险

尽管我们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但在实践中,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间的混业经营已在某些领域有所发展,金融业务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初见端倪,对市场的监管会出现监管过度、监管不足或监管空缺等多种情况,在没有集中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而市场风险又时时存在交叉扩散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建立各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机制,以集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资源与优势,共同应对风险隐患。

2.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消除产生金融风险的制度根源

基础制度的健全完善是防范市场风险的根本,当前市场监管的重点应集中于解决好股权分置改革的后续问题;改革发行监管制度,为注册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规范与完善;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等。通过市场制度的改进与完善,逐步形成具有投资价值和以市场投资为主的资本市场。

3.稳步有序地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将对现有国际金融格局、金融体系、金融组织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冲击。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情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审慎推进国际化进程,宁稳勿快。严格审核评估拟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与合资证券公司的外方资产财务状况与经营管理能力;严格审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质,继续实行严格的投资额度限制,防止外资对资本市场的冲击;鼓励国内规范经营,具有相当竞争实力,有较强投资管理能力与较丰富投资管理经验的合格境内投资者进行一定的海外业务尝试与拓展。通过以上有进有退,松紧结合的市场监管,在尽可能阻断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资本市场蔓延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国内企业、金融机构的海外购并重组,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七)完善外贸外资政策

当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内外需关系。控制经济下行风险,应对外部冲击,必须要启动和扩大内需。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事实说明,中短期内扩大内需难以迅速填补外需缺口,而且外需下滑短期内还会加剧内需回落,加大经济下行风险。因此,扩大内需不是不要外需。当前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大力扩大内需,重点是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要大力化解出口面临的压力,竭力防止出口过快下滑,减少损失。为此,必须尽快统一思想认识,改变“减顺差”导向下形成的认识和政策惯性,迅速出台一揽子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的外贸外资政策: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除了少数例外产品之外,尽快恢复按法定税率退税;二是取消对加工贸易的限制,全面优化加工贸易的监管环境;三是全面评估和合理调整近年来各部门出台的涉及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大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大通关建设,降低行政成本;四是尽快出台支持出口企业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五是尽快加大政策性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的力度,帮助出口企业缓解外汇风险和融资困难;六是稳定利用外资政策,及时出台新的鼓励外资导向性政策,允许外资从国内贷款用于资本金投资,稳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采购的信心。

五、结束语

由次贷危机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国内市场受到一定冲击,不能因为资本市场有风险而丧失信心,美国市场的金融产品高度复杂,近年来泛滥,而中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初级阶段,金融产品发展尚处早期,国民经济对于资本市场提供的服务还有巨大的需求。因此,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而停止发展的步伐,否则将使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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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关键词:人才聚集 隐性知识 共享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016-05

一、引言

人们发现,有效的知识共享能够把分散于不同个体头脑中的零散知识转化为一个强大而富有活力的集体智慧,能够提高知识创新和知识增值的效能。显性知识共享可以依赖于工具去实现,而隐性知识共享最有效的途径是而对而的交流。隐性知识在经历了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和内化四个阶段后,实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隐性知识的共享,并由此产生新的隐性知识,其进阶状态是螺旋式上升的。

国外对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开展较早,大概可以分为三类:(1)对企业隐性知识的共享:Stenmark认为企业内部隐性知识的共享不一定非要通过显性化才能实现,通过构建基于个人兴趣的文档来描述个人的隐性知识,进而应用信息系统促进其交流和传播,同样可以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Tboreas提出了一种用讲故事的方式实现并促进隐性知识在企业内部共享的方法,并进行了实地验证。(2)隐性知识转化模式:Nonaka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创造转换模式,即SECI模型,把知识转换描述为: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知识社会化过程;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外化过程;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综合过程: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知识内化过程。DavenPort和Prusak(1998)提出知识共享的意义就是将知识进行传递和吸收,Senge指出知识共享不仅包括知识的传递,还包括帮助对方学习知识的意愿和行动:Nancy(2000)提出共享就是将知识分给他人,让别人通过学习而知晓与别人共有相互学习的知识,最后形成组织知识。(3)隐性知识共享的意愿和动机:Hendfiks根据双因素激励理论提出知识工作者进行高水平知识共享的动机来自激励因素而非保健因素:Hayek指出实际上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他人没有的独特信息,这些信息的共用可以带来好处,但只有当他愿意合作时,知识的使用才能成为可能。

国内隐性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对知识特性的隐性共享的方法、模型、机制的研究。李伟、卫民堂等通过对隐性知识的分类,提出了两主体间伪隐性知识转移的语言调制模型以及两主体间真隐性知识转移的联结学习模型。毕小青等人以知识人的能力维度为出发点,以个人能力维度与知识维度的匹配度为核心,建立了以知识资源与个人能力相匹配的知识共享模型,完成知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实现了知识资源的价值最大化。王娟茹等在隐性知识共享模型与机制研究中对隐性知识的四种类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隐性知识共享ITEI模型,并提出了隐性知识共享的组织机制、沟通机制、团队运作机制三种机制:南旭光研究了隐性知识转移和溢出的交流机制,区分了知识转移和溢出模式,提出了个体间、组织间、区域之间三个层面的知识流转。(2)对隐性知识共享中存在的障碍、问题的研究。严浩仁分析了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各种障碍,提出了构建和完善企业知识共享的内容与途径。李江等人通过研究隐性知识对情景管理的依赖性,探时了情景管理米克服组织内隐性知识共享存在的诸多障碍,提出了情境隐性知识管理方法研究,为组织隐性知识的共享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机会。刘希宋蹦隐性知识的特性为出发点分析了利技成果中隐性知识转化的障碍因素进而提出转化的路径及策略。(3)对组织内部环境与隐性知识共享关系的研究。张淑华考察分析了组织氛围的不同维度能够在一定水平上预测隐性知识的不同因子的共享程度。闰举纲通过对组织文化变革中组织文化类型的演变与隐性知识转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有利于隐性知识转移的相互信任的企业文化模型。(4)对隐性知识共享的效率进行的研究。宋建元从隐性知识的可编码化,知识拥有者的传授能力等分析了个体和群体的隐性知识共享的效率。

虽然上述文献对隐性知识共享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出发角度不同,但与科技型人才聚集相关的研究却略显不足,难以推动在一定条件下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共享。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机制,探讨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提高隐性知识共享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旨在极大地发挥人才聚集效应的信息共享效应,为区域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的特点及共享意义

(一)隐性知识的定义及特征

1.隐性知识的界定。1950年,波兰尼(Polanyi)在《个人知识》和《隐性方面》中对隐性知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分析。他认为,在一个人所知道的、所意会的及与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未编码的知识――隐性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个体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感知与判断,人们感知到的事物能被明确地认识,但是人们不能完全清晰地表达出来。他认为隐性知识来源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和感知,是源于经验的。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认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他认为隐性知识不仅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此外,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斯滕博格(Robe J Sternberg)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隐性知识与人类思维及心理过程的关系。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界定,那些属于较难编码的诀窍类知识,不易用文字或语言表达或传播,通常附着于个人或组织,只能通过实践与社会互动关系而取得并加以利用的知识属于隐性知识。

2.隐性知识的特征。(1)难以转化性。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它的主要载体是个人,它不能通过语言、文字、图标或符号明确表述,不能通过正规的形式进行传递,很难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只能通过人们的身体感官或者直觉、领悟获得,难以转化成显性知识。(2)难以交流性。隐性知识是人才个体独具的经验、技能、思维,是依托特定情境存在的,难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公式来表达,难以学习交流,不同年龄不同学习背景的成员拥有的隐性知识差别很大,隐性知识的获取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进行。(3)难以规范性。隐性知识深深植根于个体的言行及思想中,很难用正式语言传达且专属个人,表现形式既隐约又不拘一格,具有难以统一标准,难以规范的特点,是高度个人化、难以规范的知识,它存储在个人脑海里,不容易被表达和传播,就像是一个人的某种能力,是个人技巧、经验的总结或某种智力的结果,难以传递给别人,只能靠感悟和领会来获得。(4)一定程度的竞争性。

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是一个理想状态,是所有学者的心愿,但它却与人类的行为准则以及“人是自利的”本性相抵触。虽然无私奉献是我们所提倡的高尚品德,但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人们都会计算自己的付出与回报,当然回报不仅有有形的物质利益,也包括无形的精神感受,如声望、名誉等。美国社会学家覆曼斯认为人际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交换关系,社会交换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公正性期待,也就是当交换双方对于自已付出和回报的比例感到满意时,交换才能进行下去。隐性知识拥有者由于担心将自己掌握的知识贡献出来会使自己失去竞争优势。(5)加速增长性。隐性知识必须在个人知识显性化或多数人共享的情况下才能快速增长。部分隐性知识经过挖掘、编码后可以显性化,使之利于表达、沟通、交流、分享,才可能使知识创造价值。在适当的激励措施下,个体所具有的知识和经验可加速增加,随着知识的逐步被获取和吸收,可提供的知识基础本身也在增大,于是知识基础按不确定的比例不断增多,个人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最终加速增长。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隐性知识界定

科技型人才不仅是隐性知识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创造体,更是隐性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吸收者。这些隐性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与人才流动有密切关系。科技型人才在流动的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科技型人才聚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主体都是具有丰富知识的高水平教授、专家、学者或具有一定知识水平且已具备一定技能的高级工程师等等,拥有其它个人和组织无法比拟的政策支持、资源和环境优势等。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科技型人才和科技型人才聚集组织中难以规范化、难以言明和模仿、不易交流与共享、不易被复制或窃取、尚未编码和难以显性化的各种内隐知识,同时还包括通过流动与共享等方式从外部获得的隐性知识。

(三)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特征

1.潜减性与共享性。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隐性知识是极其高度个人化和难以规范化的各种内隐知识,它包括那些正式、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方法等。这些难以转化的隐性知识主要根植于科技型人才或利技型人才聚集组织的行动与经验中,无法直接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形式来表达,也很难被别人模仿,只能通过紧密合作将隐性知识融合于文献信息提供的显性知识服务中得以观察和体会,通过实践和直接交流而获得。

2.增值性与垄断性。隐性知识通过学习和共享后创造出的价值远远大于它隐藏干个人或群体时所创造的价值。当有限的资源被不同的行为主体拥有的时候,资源的相互交换就成了资源组合的先决条件。不同的主体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不同,交换隐性知识时会产生不同的知识组合而创造出新的知识,在很多时候都会产生l+l>2的效果。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隐性知识是经验性的知识,是个体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得来的知识。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是一个理想状态,是所有学者的心愿,但它却与人类的行为准则以及“人是自利的”本性相抵触。它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其价值体现于科技型人才自身,掌握这些关键性的隐性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就能获得某种特殊利益,而通过交流或传播给别人则会丧失竞争优势,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垄断性就会被打破,而由隐性知识带来的超额利益以及个人的精神荣誉也会随之消失。

3.覆盖性与专业性。科技型人才聚集中人才的密集性和学科的多样性使得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具有覆盖而广的特点。专业性是指科技型人才通过长期的高校教育或训练掌握了已经证实的认识科学或高深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基础理论并从事具体的科研工作。由于隐性知识的高度个人化和受环境约束等特性,具有程度深,承载量大,涉及专业性强等特点。

4.层次性与交互性。科技型人才聚集是不同年龄的科技型人才聚集,他们的学习环境、接受的教育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生活环境等都不相同,掌握的隐性知识类型、方向、程度不同,具有层次性;他们来自不同专业或相关专业,学科间相互联系越来越多,相互交叉渗透阶段越来越深,具有交互性。科技型人才聚集隐性知识的共享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简单交融,他们对隐性知识的理解更加严谨、深刻,并且他们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会产生新的隐性知识,增加隐性知识的含量和提升其层次级别。

5.稳定性与动态性。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的稳定性是指科技型人才面对新知识时,用来同化新知识的原有知识是否已经牢固掌握,是对原有知识的巩固程度。稳定性越强,越有助于知识共享。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的动态性是指科技型人才知识的获得是蕴含在生活、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在创新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知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动态性。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的共享不仅仅是原有知识基础上新知识的同化,更是一个知识创新的动态过程,这就要求科技型人才不断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对知识的掌握,通过科学研究产生新知识,获得新知识,从而更好地促进知识创新和隐性知识共享。

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隐性知识所具有的上述特殊特性,影响着隐性知识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交流和共享。隐性知识的特点体现的越明显越复杂,共享就越难以实现。

(四)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的意义

知识不同于一般物品,它不会在使用和交换中被消耗,反而通过共享能够扩大知识范围。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知识拥有者可以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氛围:一种是在强竞争环境下,各个成员相互比拼,互相“保守”着自己的知识,个人的知识增长全凭实践的积累及个人的反思;另一种是形成一种良好的交流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每位知识拥有者都把自己的经验、困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自己走的弯路可以提醒其他成员绕过,自己的困惑可以依靠集体的智慧解决。科技型人才聚集中大家都把自己掌握的隐性知识通过恰当的方法表达使之显性从而供大家学习参考,促使大家共同进步,同时也可以把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隐性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推动科研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科研成果来自于每一位科技型人才的努力,科研水平的高低更是科技型人才团结的集中体现。基于此,科技型人才的隐性知识交流、提高、共享是很有必要的,提升科技型人才间隐性知识共享的意愿,实现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对科技型人才的科研水平提升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机制

(一)概念模型

科技型人才可能是来自不同专业,或者来自同一专业的不同方向。在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每位科技型人才都同时扮演知识提供者与知识接受者的角色,以往的研究表明,知识提供者的共享意愿和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十分重要,但知识提供者的表达能力同样重要。知识提供者如果能用合适的方法清晰的表达自己具备的隐性知识将大大提高隐性知识共享的效度。

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由于不同的科技型人才具有不同的学科专业背景,各自所倾向的理解系统和思维模式也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隐性知识共享造成了困扰。笔者认为电子化的交流和面对面的交流有效

结合更能发挥作用。

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共享与各自的背景知识相关,科技型人才往往乐于请教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知识网络来获取相关的背景知识。社会关系和知识网络为科技型人才提供与课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帮助其理解相关的其他专业知识。如果说社会关系知识网络属于更广的环境的话,那么聚集中是否存在促进隐性知识共享的氛围也是隐性知识能否高效共享的一个关键。这一点与聚集人才组织是否重视隐性知识探讨、共享与有无激励措施有关。人们基本不会主动的将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公开,这些特殊的知识经验一方面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是缺乏共享意识或者不具备表达能力,所以即使是被询问,不一定能得到预期的答案,应该有主动推进隐性知识共享的措施来改善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在该模型中,科技型人才的隐性知识通过不同的交流方式在个体之间进行共享,关系资本表示科技型人才问的联系程度。知识提供者与知识接受者并不能绝对区分,每个人可以同时承担提供者与接受者两个角色,共享意愿和知识表达吸收能力是每个人具有的两个因素,而社会网络作为外部因素影响着成员隐性知识量。学习习惯和团队氛围属于宏观因素,大范围影响着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的共享意愿和吸收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共享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实现的,有正式共享(展开讨论会等)与非正式共享(如人与人随意交谈等)模式,隐性知识通过何种方式共享严重影响着隐性知识共享的有效实现。由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特点将隐性知识共享机制分为组织机制、管理机制、行为机制、文化机制、激励机制。

1.组织机制。由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对于促进隐性知识共享有若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组织共享氛围和关系资本两方面来研究组织机制对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1)共享氛围。Sveihy和Simons认为,建立一个对知识共享持有积极态度的共享氛围非常重要,它为队伍提供行为标准或规则,是影响知识共享的重要因素,强调知识共享的主要障碍是抵制知识共享的内部氛围,而合作和信任影响知识共享意愿和行为:Goh也认为,团队氛围为知识共享提供一个彼此信任和值得信赖的环境,一个积极的自发的自觉自愿的氛围,对知识共享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良好的团队氛围的形成,领导方式及行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Banik等(1998)认为,领导可以创造良好的团队氛围,使得团队成员彼此间开放性和信任度提高。良好的团队氛围不仅为团队成员问提供了“软”环境,也为团队成员间的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条件,从而有效的促进知识共享。当领导重视隐性知识实施隐性知识共享时,各成员会较愿意进行知识共享。组织领导越是推动有用知识在群体问共享,群体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就会通过知识共享产生最佳知识流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知识共享要求领导者必须是学习者和教导者,而不是命令和控制者。组织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和关心支持会促进科技型人才之间的信任,激发科技型人才知识共享的热情,创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此外,组织制度和文化也会为共享氛围提前设定基调,而组织内部的激励措施和主动推进措施更加使群体氛围朝有利于知识共享的方向发展。(2)关系资本。关系资本指项目各成员间的信任、互惠和联系强度的水平。创造一个知识共享的环境依赖于积极的个人和团队关系、团队内的尊重、相互信任和互惠。在没有正式控制和协调机制的环境中,信任是打破成员间地域和组织距离的动力。过去的研究表明虚拟团队中存在非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制度化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出于情感联系、知识或过去交往的历史。“快速信任”(swifllrus)可以解释临时团队如何达到高水平的信任,即使成员不享有任何过去的联系而且不一定能指望有任何进一步的关系。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人际交往的方式培养信任,科技型人才往往在他们原有的组织环境、工作实践或角色的基础上接受信任的期望。信任的积极期望激励个体主动参与刚队,加强个体问值得信赖的关系,进而促进隐性知识共享。

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由于个体成员的不可替代性,每个个体在充当知识提供者的同时很可能也扮演知识接受者的角色,个体问分享知识不但不会使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下降,相反很可能会得到同伴的尊重。在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个体之问的强联系能培养相对较强的知识表达和吸收能力,会增加成员问的共有知识和共同理解,这样就减少了相关背景知识的解释,增强了个体对彼此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理解机制的把握,从而使相应的隐喻或模型以及表达出来的零散、片面的知识更加有针对性和易于理解,尤其是分享复杂隐性知识时,往往涉及较多的背景知以,这时共有的理解系统格外重要。

2.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的原意是指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在本文将管理机制理解为利技型人才聚集中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进行隐性知识共享,本文主要研究交流方式对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科技型人才的交流力试大概有两种:电子化交流与面对而交流,两种交流方式各有利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化交流能够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实现科技型人才聚集知识共享的时效性。而且,明晰化的显性知识经常通过电子化的方式在人才间传播和共享,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隐性知识和复杂知识来说,一般是通过师徒制、干中学、情境故事等方法进行分享,这些需要人才聚集在一起,通过一段时间的面对面交流和沟通,才能实现隐性知识的有效共享,真正解决问题。Dixon指出,即便是分享已经处理好的明晰知识,电子化手段也只能起到80%的作用,剩下的20%依旧需要面对而的人际交流。

3.行为机制。行为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表活动。行为机制是人们为适应环境而采用的一些方法或手段。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共享的前提下,行为机制则理解为科技型人才为学习他人的隐性知识主动积极地想要去分享别人的隐性知识或自己具有的表达和吸收能力,即共享意愿和表达吸收能力。(1)共享意愿。在科技型人才聚集的情况下,在有信息需求的情况下,隐性知识接受者的共享意愿是十分强烈的。隐性知识共享意愿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隐性知识共享的数量和质量,共享意愿越弱,越不愿意把知识与人分享,就会有越多的隐性知识沉淀下来。在人才聚集的情况下,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往往意味着自已有某种权力和专业权威,而共享这些知识则会使知识拥有者担心失去自身的独特价值,影响自己在专业圈内失去竞争优势,所以大部分个体可能并不乐意主动分享这类知识。在人才聚集中,由于聚集的条件就是依据他们拥有不同层次或相关专业的学习知识,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有着其他个体无法复制的隐性知识,因此身份和地位问题可能并不是造成共享意愿不强的主要原因。Szulanski研究发现,当知识拥有者缺乏激励或诱因时,往往不会主动分享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环境下,本文所涉及

的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科技型人才可能还会缺乏共享意识。所以,假如聚集的条件下存在利于隐性知识共享的氛围,比如有主动推进知识的措施,如福特公司的“最佳经验复制”系统科技型人才的共享意愿应该会得到改善。(2)知识表达与吸收能力。知识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有形知识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是无形的难以言喻的。Grant认为知识本身具有独享性,必须有公开的意愿和能力,才能使知识共享有效运作。对于聚集的科技型人才来说,在主观上具备了共享意愿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拥有相应的知识表达能力,才能将需要共享的知识传授给知识需要者。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每位人才都来自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校甚至不同的专业,各自拥有不同的理解机制,这就要求知识提供者不仅要将自己的隐性知识表达为显性知识的能力,还要求知识提供者能以知识接受者容易理解和吸收的方式对显性知识进行解释。否则他们各自拥有的知识也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同时,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决定利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的效果。知识吸收者能力可以使知识接受者易于成功吸收、消化与应用新的知识。知识接受者如果缺乏必要的吸收能力,单纯的依靠知识提供者的表达是无法达到知识共享目的。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受到社会网络和学科复杂性的影响。一方面,知识接受者对新知识的吸收需要借助与之有关的背景知识,在背景知识与新知识之间建立联结,以利用新知识,而以往的研究表明,科技型人才倾向于求助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知识社区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来自不同环境的个体包含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解释机制,聚集中的人才学科背景越复杂,知识接受者理解新知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大,进而不利于隐性知汉的有效共享。

4.文化机制。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特点决定了科技型人才的文化机制对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一个科技型人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决定着他理解、驾驭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丰厚的知识才能给其他成员带来广播的知识渲染。结合以往对科技型人才的研究,本文从利技型人才特有的知识特性和科技型人才的知识存量来说明对隐性知识共享的重要性。(1)科技型人才拥有的知识特性。利技型人才是人才资源的优秀群体,受文化教育较多,知识相对渊博,受教育文化和社会阅历的不同影响,个体之间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也不同,他们思想活跃,在解决问题中常常能提出新的想法和见解,容易点燃创新的火花,创造出新知识。他们拥有较高的技能和丰富的知识,但是他们拥有的知识受时间、技术的制约,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他们拥有的大量有价值的隐性知识无法用形象的公式、图片表达出来。(2)知识存量。别于临时聚集的利技型人才而言,良好的学习习惯会促进知识共享。McGrath的时间、交流、绩效(TIP)理论指出,一个没有历史的团队,在技术和环境都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解决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必须具备一些可以借鉴模式以避免绩效的不利影响。组织拥有“先前的相关知识”是组织提高吸收外部知识能力的重要条件。这种知识就是本研究中指的学习习惯和背景知识,电可以理解为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存量,也就是科技型人才长期的学习工作中积累的显性的文件资料和隐性的经验技巧。

5.激励机制。知识本身的外部性可以使隐性知识低成本共享,因此将知识大范围的共享,实现知识的效益,提高人才聚集的竞争力。但是隐性知识拥有者为了回避风险,增强竞争的筹码,就会对所用有的知识有意识“垄断”,这就与共享形成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设计出一套好的知识管理激励系统,使知识拥有者乐于共享知识、创新知识和应用知识。因此,设计以知识贡献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物质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是协调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也构成激励的基础。然而任何奖惩制度上的不完善或不合理,都将导致组织中个体的满意度降低、知识分享积极性降低等现象。制定一系列的奖励机制,支持研究者从事知识创新工作,为其提供足够的资源,如知识网络平台或是专家的指导等。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激励,而是更复杂的激励方式,它隐含了个体对组织所作的知识贡献,包括实际的成绩和积极影响,同时也包括他们对团队的“知识贡献度”。

在物质奖励的基础上,特别是知识型人才对较低层次、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就要追求社交、自尊、自我等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此时,金钱等物质手段的激励作用往往小于精神激励的作用。因此,建立一个全面的精神激励机制对促进隐性知识共享也是会有一定作用的。例如:荣誉激励、成就激励、竞争激励、兴趣激励、沟通激励、参与激励等方式。每一种激励方式都像是一个网眼,只有各种方式一起运行才会构成一张激励之网。

综上,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共享的机制研究如图2所示:

四、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高效共享的策略

隐性知识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有效共享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与科技型人才和隐性知识创新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大程度地分享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隐性知识,提出以下建议:

(一)引进高层次科技型人才,增强科技型人才的聚集力度

科技型人才是隐性知识共享的主体之一,而科学家与工程师是科技型人才中的核心骨干,要加大力度的引进高层次科学家与工程师,增加科技型人才的聚集力度。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所占比重越高,领导核心作用就越明显,他们拥有更多更广的知识量,能解决隐性知识共享的源头问题,并且他们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文化素养,使得科技型人才之间的交流相对顺畅,相互之间的冲突也较容易化解,从而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各种效应如知识共享效应体现的就越明显,越有利于隐性知识的高效共享。

(二)增加科技资金投入,提升科技型人才的竞争力

科技资金投入的总量和科技投入强度是实现隐性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对其产生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研发经费投入力度越强,科技人才研发经费越充足,则科技人才工作的热情就越大,创新能力就越强,越容易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转移越容易实现。科技资金投入不足影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转移。因此,应该尽快加大科技资金投入,不断规范和加强科技经费的投入,尤其是政府应明确界定地方财政支出的职能和范围,财力向科技投入倾斜,增强科研支出的投入力度,调动和激发科技型人才的创新才能,发挥科技型人才的聪明才智,进而实现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的转移。

(三)构建有利于隐性知识共享的组织结构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组织结构对于隐性知识共享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决定着隐性知识共享的成败,所以要保障隐性知识共享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隐性知识共享的利技型人才聚集的组织结构。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等级森严,层次繁多,信息流动不畅,隐性知识共享困难,已不能适应隐性知识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共享迫切需

要,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这种新型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垂直层级型”结构变为“水平链接型”结构,凝缩了隐性知识共享的时间和空间,弱化了等级关系,为科技型人才营造了一种平等、民主与灵活的交流环境,它的管理层次较少,中间层“梗阻”现象消失,上下沟通渠道畅通,信息传递速度快,便于科技型人才而对而地交流和隐性知识自由流动;另外组织扁平化可以减少隐性知识在共享过程中的失真,增加科技型人才上下级间的直接联系,减少决策和行动之间的时间延迟。在知识和信息快速产生、快速传递的今天,必须减少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组织问管理层人员的数量,促使组织结构实现扁平化,以保证隐性知识在其内部快速、准确的共享。

(四)创建有利于隐性知识共享的组织文化

1.构建学习型组织。由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特点可知科技型人才聚集组织是学习型的组织,其本质特征是“善于不断学习”,其含义有四点: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保持学习能力。在这种组织中,学习隐性知识转移和提高科技型人才将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一项重要职能和目标,科技型人才聚集组织会开展经常性的培训以及团队学习活动。在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组织中,科技型人才的学习已经内化为自身的日常行为,溶入到科技型人才的“共同愿景”之中。

2.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科技型人才聚集组织中的科技型人才大多有独立主见,术业有专攻。“尊重隐性知识,转移隐性知识”的组织文化为隐性知识转移机制的创建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种组织文化的内容有:相互信任,这是隐性知识转移的基础;开放式交流,每个科技型人才都要为组织的知识库作出贡献;学习,科技型人才将学习作为一项终生任务和一种生活方式,有义务汲取最多最好的知识;共享,每个科技型人才有义务推进组织知识库的良好运行,以传播、获取、创造和应用新的隐性知识为乐事,并不认为共享隐性知识会危及自身利益。

(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推进隐性知识有效共享

随着科技型人才地位的提升及其经济状况的改善,更为持续而有效的奖励,应当与科技型人才的工作成就和个人成长相联系,重在满足科技型人才的社会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要让科技型人才在隐性知识共享的活动中,体会到与他人合作、交流对自己在人际关系、工作实践中的好处,从而实现科技型人才之间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由外在制度的要求转变为内心的需要,使之自觉自愿参与隐性知识共享活动。但是制定激励机制的过程中也应注意以下原则:(1)合理回报原则,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组织应为隐性知识的提供者创造宽松的奖励措施,一方面要对其在新隐性知识研发过程中的付出绝对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要按隐性知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组织的贡献大小给予奖励性报酬,这种报酬既可以是物质的如奖金,也可以是精神的如隐性知识署名制。总之应使科技型人才贡献隐性知识的回报大于囤积隐性知识的回报。(2)信用原则,要激励科技型人才愿意提供自己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必须要有组织的信用体系做保证,即互惠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科技型人才贡献出来的隐性知识不会被他人盗用或滥用。信用体系的建立应注意,信用必须是有形的,让科技型人才看到因共享隐性知识而获得荣誉。(3)与业绩评估联系的原则,将隐性知识共享作为正规化业绩考核的一部分,让利技型人才感受到正在被关注并赞赏他们积极的隐性知识共享的习惯。

五、结论与不足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隐性知识共享得到的结论:要有一个良好的组织,构建和谐的互相学习氛围;科技型人才要有积极的隐性知识共享意愿和进取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努力运用已掌握的知识,积极运用知识管理、知识创新,对隐性知识进行获取、加工、挖掘、吸收、转化、提炼、升华为显性知识,尽量使隐性知识显性化;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激励措施对个体施加影响,使之具有知识分享的意愿,提高隐性知识分享效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隐性知识分享的机制和高效分享策略,对于利用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去分析如何改善或控制关键性影响因素,提高科技型人才隐性知识共享的主动性和共享效率,还期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分享、掌握和积累更多的隐性知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