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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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关键词]生育水平 地区差异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研究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地区差异,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七十年代开始,辽宁生育率急剧下降,1970总和生育率为4.23,1982年为1.74,到2000年仅为1.2。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围下降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着。本文将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2]杨鑫,李通凭,魏立佳.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07,(6).

第2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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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 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J].人口研究，1997（1）

第3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1 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 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总峰值将不会达到15亿人，而只会达到13.75亿人左右，而且这一峰值也将提前于2021年到来。青壮年的人口比重严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递升。长久下去，我国将难以实现人口发展平衡。

4.2 “单独二孩”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折中，既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也没有完全的放开二胎政策。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定义总和生育率TFR⑴为2，式（3）中其余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最后得到图2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直坚持“单独二孩”政策，2045年将会出现人口峰值，40年后总人口数大约维持在15.2亿人。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壮年人口比重将出现递减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仍然不能改善。

4.3 “全面二胎”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2015年我国颁布“全面二胎”政策，该政策将于2016年起实施，因此将式（6）中的政策变量FP（t）赋值为1.1，其他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对未来40年人口结构和总数进行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全面二胎”政策颁布后，虽然总人口数没有骤增，但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总体将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最终大约在14亿人口左右波动。此时，青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16%，老年人的比重大约为20%。目前，我国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养育、关心工作，老年人的寿命逐渐变长，因此老年人所占比重相比于青少年儿童略高是可以理解的。此时，我国整体人口结构层次达到一个较为理想、健康的状态。

第4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过去几年里，林毅夫教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有维持8%经济增长率20年的潜力。2014年10月，林教授再次发表文章，表示相信中国经济未来能继续维持7%-7.5%的增长速度。

林教授的预测是基于以下理论：追赶型经济拥有“后发优势”，即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而且差距越大就增速越高。林教授正确地预言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而且，得益于人口和市场的规模优势，中国的增长速度甚至比韩国还高出1个百分点。

这种类比方法的部分思路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这个预测过程似乎没有考虑人口因素。

一般来说，工作人口可用20-59岁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来表示。在1991-2010年期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增长了30%-40%，而在对比的1971-1990年期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也有同样幅度的增长。我们知道，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取决于20年前生了多少小孩。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差不多，这是因为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和40-50年代的韩国及中国台湾，都维持了相似的高生育率。

如果在对比期间，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幅度相同，则可以不考虑人口因素。因此，可以把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71-1990年的GDP增长速度，直接类比到中国1991-2010年的GDP增长速度。在此视角之下，过去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速度也属预料之中。但是在今后一二十年，情况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2011-2020年的人口结构的老化速度和工作年龄人口的衰减速度将远超1991-2010年对比时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其背景是中国施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生育率虽然也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但下降过程远不如中国的那么剧烈。

在长期实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的背景下，中国20-59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2014年只增长0.2%，且在2015年就将停滞甚至减少。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91-2000年，工作年龄人口数量还大约有每年1.3%-1.5%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如果把人口因素考虑进去，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要打1.1%-1.5%的折扣，增长速度将不是7%-8%，而是5.5%-6.9%。而且在2015年后，随着人口老化加速，其减速效应会加剧显现。如果再往后看十年，在2020-2030年，中国的20-59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将以每年1%的速度萎缩。而对比时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在2000-2010年还有每年0.5%-1.0%左右的增长，一正一负对中国就是超过1.5%-2%的负面影响。那样中国经济很可能降速到每年5%以下。

总而言之，如果使用前述框架，假设中国未来十年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和韩国及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的速度类似，甚至略快1%，那么应该有7%-8%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受到工作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由于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大大提前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工作人口规模的衰减，其速度要比对应时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快1.1%-1.5%。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述还只是考虑了工作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人口老化还会带来其他诸多负面因素。因此，低生育率下的人口结构老化和规模衰减不仅会降低GDP总量的增长，甚至也会降低人均GDP的增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数据，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7%，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28%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所以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第5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第6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甘肃地处西北，农村人口数量占全省人口总数比例较大。而受教育程度低的普遍都是农村人口，所以就从生孩子的数量（孩次）和受教育程度上看一组数据（假定孩子的成活率为100%）。六普数据显示，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升高，生育子女的绝对数量在逐渐减少，生育一孩所占比率是上升的，二孩和三孩所占比率是下降的。同时可以明显看出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人们由于观念、经济情况等原因，生育意愿对于孩次大的情况比较多，这样就会增加人口压力。与此同时人均资源占有量就相应减少，从而会对教育规模、结构的布局等方面产生影响。生育水平和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首先，生育水平影响人均教育资源。家庭规模大、孩子多的话，由于经济问题往往会有孩子辍学在家，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其次，生育水平对于人口控制会影响教育规模。人口控制使学龄人口规模缩小，特别是小学学龄人口大幅减少，缓解了教育压力。最后，生育水平影响教育结构和布局。由于农村人口出生减少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农村地区学校大量撤销、合并，教育资源向城镇、城郊、新城区集中。总之，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教育事业发展，使人口素质快速提高，甘肃省文盲半文盲率由1982年的32.42%降至2010年的8.69%。还对改善人们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降低生育率，抑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表3为兰州市各县（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基本健康”的情况表中未呈现）。总体来看兰州市老年人口所占的人口总数比例很小，而且健康情况良好，生活不能自理人口的比率很低，这可以看作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问题并没有给兰州市的经济发展施加太大的压力。

除了健康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还对传统养老方式提出了新挑战，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情况也值得我们关注。表4为兰州市各县（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化相对较高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其次是家庭其他人员供养。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在我国的财政支出里占很大一部分，并且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对此带来严重压力。其次，从家庭其他人员供养这个角度来说，家庭所担负的为老年人提供传统的照顾和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全面责任正在削弱，这表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挑战。从表4可看出，在经济压力很大的今天，家庭其他人员除了自身的生存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或者能力对老年人提供赡养的义务和责任。面对速度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的老龄化问题，我们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要时刻保持对生育水平和老龄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警觉性，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分析

80年代以前兰州市以工业性的人口迁移活动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兰州市的人口迁移流动却出现了新的特征。如果将以往的工业性移民活动当作带有计划性特色的政府指令，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流动就清晰地显示了自发的市场经济型特征。人口迁移流动虽说能刺激城市经济发展，但增加了城市负担，直接扩大了城市人口集聚规模，并引发出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为此，必须稳妥慎重地确定合理的人口迁移变动规模。

第7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的0.7，远低于生育率2.1的世代更替水平，这一数据意味着平均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选择不要孩子。北京的情况比上海乐观一些，但生育率也长期徘徊在0.8以下。

这两个中国最主要城市的生育现状，揭示了中国在这半个世纪中剧烈的人口变动和观念转化：仅仅在40年前，中国的生育率还高达5.1，平均每对夫妇会抚养5个孩子，而现在，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稳定工作的育龄青年，有许多人正在逃离这一被全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过程。

仅仅不过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所经历和信奉的重要习俗和生活方式就经历了彻底的改变，这值得我们去努力探究潜藏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人们不再想生孩子了？

仅仅一代人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不想生孩子了。

全球生育率和中国生育率之比

年份2005-2010

全球2.52

中国 1.55

2成职业女性

为事业不愿生育

3成男人赞同

47.92%

39健康网进行的一次中国网民生育观调查，参与人数3360人，其中1610人表示不想生孩子，占总参与人数的47.92%。

10%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1980年至2005年25年的时间里对女性工资和生育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女性工资每提高10%，生育意愿就下降0.56至0.92个百分点。

39%

近4成的职场女性遭遇到生育压力和生育歧视，并因此影响到收入增长、职位升迁，甚至丢掉工作。

不孕不育率

3% 13%

1990 2010

教育程度和生育率关系

2010年，上海研究生学历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36个，其次是大学本科0.37个，未上过学的是1.8个。

1%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测算，房价每上涨10%，生育率就会下降1%。

5000~8000

6成以上的城市人群表示，月收入在5000至8000元之间，才敢考虑生育孩子。

生育率最低的城市

上海 0.7

北京 0.7

澳门 0.91

香港 0.97

杭州 0.98

大连 1.0

天津 1.12

宁波 1.2

南京 1.3

0.37 1.8

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

根据中情局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的数据，全球227个国家和地区（梵蒂冈除外）中，中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这些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生育率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处于垫底位置。如果使用联合国的数据，那么你会发现，全世界5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地区）都是华人社区：中国大陆（1.22）、新加坡（1.09）、中国香港（0.97）、中国澳门（0.91）、中国台湾（0.90）。

儒家社会向来重视子女，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人伦极为重视，但在现代化之后，却都一举跌入全球最不愿生育孩子的国家（地区）之列，实在让人感到费解。中国大陆尚有计划生育政策可做解读，但在日本、新加坡这些从未实行过生育导向政策的国家，生育意愿的低迷，就值得人们考虑其成因。

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实行过生育导向政策的华人社区，其生育意愿的变化，就值得参照。

韩国现行生育政策口号：一个孩子很孤单，对子女最好的礼物是弟妹。

韩国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家庭计划政策，并提倡小规模家庭。政府通过指导和适当辅助措施鼓励国民少生孩子。但推行几十年后，韩国却遭遇了严重的出生率下降问题。韩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6.0一直下降，于是韩国政府于1996年废除了长达36年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并开始鼓励国民生育。

可情况未发生根本好转。进入21世纪后的韩国，逃避生孩子的趋势愈演愈烈，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创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低水平。许多人担心日趋老龄化的韩国会失去成长动力。于是，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并鼓励多生孩子。可2010年的生育率也仅升至1.22。

中国台湾现行生育创意标语：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

中国台湾

和韩国一样，中国台湾也曾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家庭生育计划，以引导民众的生育观念，并提出诸如 「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这样的生育口号。但是到了1984年以后，台湾的生育率就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线之下，此后就再没恢复过来。

到2010年，台湾的生育率再创历年新低，首度跌破「一字大关。这样的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尽管台湾当局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抛出一系列鼓励婚育措施，但收效甚微。

最后一个女人

去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其网站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女人》，按照现在的生育率对各国和地区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进行了推算。按照该推算，中国香港最后一个女孩将在2798年出生，中国澳门则更早，中国内地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

《经济学人》指出，亚洲很多富裕地区的女人不愿意被婚姻的枷锁困住，更喜欢过单身生活。这是她们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的信息，如果生育率不提高的话，世界上有83个国家和地区的女人将不会有足够的女儿接替她们。如此循环下去。按照《经济学人》的简单推算，离香港地区现在的375万女人最终缩减为1个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龄为31.4岁推算，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为公元2798年。

《经济学人》指出，即使是至少拥有3700年历史的中国内地，如果现在的趋势得不到改变的话，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澳门地区虽然生育率比香港高，但由于人口总数比香港少，澳门剩下的时间比香港更少，大约只有600多年。

按照《经济学人》的推算，离香港地区现在的375万女人最终缩减为1个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龄为31.4岁推算，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为公元2798年。

A

繁忙和丰富的生活

城市人群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挤压了大部分家庭生活时间，城市越大，生活的节奏越快。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的性冷淡、家庭生活欲望减退，已成为都市人群中普遍的现象。此外，城市拥有着丰富的娱乐生活和社交活动，年轻人更乐于享乐，而不是依赖从家庭生活中获得乐趣，所以晚婚晚育，或者为了保持理想的生活状态而不育的几率更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生活，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将会逐步趋同。

B

短缺的劳动力

城市化水平的骤然升高还意味着：传统大家庭的解体和小家庭的增多，以及邻里关系的陌生化。这造成了育儿环境的不安全性提高，所以，要养育一个孩子，对城市青年来说，意味着在长达至少10年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劳动力来进行看护：从婴儿时期的照顾，到幼儿园的接送、小学期间的看护，等等，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很难选择让一方辞掉工作来长时间承担这一重任。所以，要么是聘用外人来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不小的经济压力，要么是请求父母帮忙。

城市化

按照社科院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而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在几乎所有国家中，一条普遍的规律是城市人口的生育率要远低于农村人口。在此之前，人们称其为「欧洲现象，以为生育率的低下，只存于欧洲社会，可是随着全球城市化率的提高，在所有地区都出现了相同的现象，不管是东亚儒家文化的韩国社会、中东伊斯兰文化下的伊朗，还是欧洲基督教下的俄罗斯，这一共同的现象使人们认识到：影响人们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文化、种族、肤色，而是生活方式。

C

阶层流动的挤压

曾有网友在论坛上表示，身为「穷二代的自己不愿意再生育「穷三代了，这一言论获得了45%的投票支持。在高房价的挤压下，年轻的都市人成为各种奴隶，房奴、车奴、卡奴，因此如果生下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孩奴一词，显示了当下城市青年的生活困境。「穷二代不愿生「穷三代的现实，集中体现了近些年来中国阶层的固化，社会的流动性不足，权贵阶层垄断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底层民众则陷入全面的焦虑之中，不管是食品安全、房价，还是世袭招聘，直至到「生儿育女这件事上，都显示了上升通道阻塞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全面影响。

D

抚养成本的升高

养育孩子是一件再现实不过的事情。父母两个字，不仅是当出来的，更是「买出来的。要当父母，买的东西可是一长串。折叠式娃娃车、大房子、婴儿床、婴儿服、尿布、玩具、奶瓶加热器、奶瓶消毒器、奶嘴、婴儿用纸巾、电子产品、学费??而近年来抚养小孩的成本涨得更快。虽然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但各家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了这是件对财务要求很高的事情：中国社科院给出的数据是49万人民币，美国农业部最新的数据是在美国需要23万美元。此外，由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为人父母必须更重视孩子的质量，在义务教育之外需要花费的相关投入也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当父母，买的东西可是一长串。折叠式娃娃车、大房子、婴儿床、婴儿服、尿布、玩具、奶瓶加热器、奶瓶消毒器、奶嘴、婴儿用纸巾、电子产品、学费……而近年来抚养小孩的成本涨得更快。

女人们不想生了

人们不再想生孩子了——在生育率降低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女人们不想生了。

也许是现今全球最有名的女权组织「FEMEN的成员们总是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她们觉得可以吸引眼球的角落，进行各种颇无厘头的抗议，让人很怀疑她们的目的也许只是找个理由胸膛而已。但实际上，「女权的兴起并不只是给我们增添了些这样颇有些香艳的谈资，而是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职场和男人们进行竞争，甚至在其收入发展趋势大有超过男性的当下，职业女性因为职位、自由度、个人事业等方面的考量，生育意愿降低甚至不愿生育的情况越来越多，而男人们面对这样的状况，却往往只能报以一声叹息。

职业女性的崛起

在19世纪中期，不过区区100多年前，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哪怕是在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妇女们的身份仍然是被归入丈夫名下的。赋予已婚妇女财产权在当时曾被警告说可能「将摧毁婚姻。因为如果一个妻子有权获得资产，她就会从她的丈夫那里获得「实际的解放。那「还有什么能阻止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做她想做的事呢？

时过境迁，百年以后，一切都变了。这已经不仅仅是妇女从丈夫那里获得「解放的问题，而是女人们「夺过家庭经济大权的年代了。虽然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还时不时地被人提及，但大势似乎不可扭转——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比她们的老公收入更多。在美国，这个数字占到了夫妻都工作家庭的1/3，而乐观地估计，到2024年，在美国从事教育、医疗、学术、艺术等行业的职业女性收入将超过男性，而法律界和医药业将在25年左右的时间内被女性掌握。

长久以来，女权主义者们——比如波伏娃，都认为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核心。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甚至达到主导地位，这必然会影响到她们对「家庭决策权力的要求和期望——这可能会引起男人自身的危机感。男人们不再是唯一赚钱养家，甚至不是主要养家的人，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扮演女人们「供养者的角色。而诸如生儿育女这样的家庭大事，自然也不再是男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谈，甚至是「听女人的。

不生的理由

「如果没有当过母亲，那这个女人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这句话你也许已经听过千百次，但是它或许已经过时了。法国人气作家Corinne Maier的新作《法国妈倡导不生孩子的四十个理由》就在挑战生儿育女这个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价值观。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已为人母，似乎她是在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诫还未「犯错的姐妹们。

Corinne Maier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既有「不生就可以继续享受人生，「避免变成‘空洞的黄脸婆’ ，「孩子扼杀性乐趣（因为生产过程中医生常会用到外阴切开术）这样的「常规理由，又有「避免成为‘活动奶瓶’，「育儿使家庭被专家‘殖民’（痛恨儿科医生、心理学家、营养学家、教育专家的骚扰和说教），「避免语言退化（因为和小孩说话，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童言童语，时态和用辞都简化，当你的小孩长大时，长期操这种「蠢蛋语言的你却退化了），「你一定会希望孩子未来能幸福，但他们的幸福，却不是你能掌握或预测的（气候变暖、竞争白热化、臭氧层破洞，还有三聚氰胺、皮鞋胶囊、PM2.5??好吧，后面这些是我加的，总之就是世界太危险了，小孩子们还是先待在火星吧），这类古灵精怪的原因。但总之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不生了。

收入越高，越不想生

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深究 Corinne Maier给出的「不生育理由的合理性，现实中的数字已经在说话了，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逐步降低。

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女性怀孕对其在职场的打拼颇有影响。虽然有种种法律措施来保护女性的权利，但因怀孕而使职业生涯遭遇变数的事例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对一些已经处于高收入高职位的女性来说，这样的影响更为巨大。在生儿育女和当「女强人之间，有时她们需要做出取舍，所以有社会学研究者表示，「女性的社会活动不断扩大，因此进军高收入职业群体的女性，想放弃生育并在职场上继续打拼的现象越发明显。

除开对职业发展的考量，个人自由度和家庭幸福指数也在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Corinne Maier曾在她的大作中「警告说「当母亲是女人的陷阱，既要上班、做家务，还要接小孩、煮饭，还要保持纤细的体态，「这太强人所难。而且还告诫说「孩子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强力胶，在他们小时候，连你上个大号都不得安宁，就算是长大以后，一有问题，你也得义务帮忙，他们会黏你一辈子。Corinne Maier认为生孩子会毁掉 女人们的自由。

Corinne Maier的话或许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有调查显示，90%的夫妻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婚姻满意度下降，尤其是婚前就已同居的夫妻，这一影响更为严重。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两人的性生活等一切问题突然都发生了变化。

怀孕生子对职场生涯的造成的困扰，孩子出生及养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乃至身体的体型变化，个人的自由时间和夫妻的性生活受到影响??这些都成为女人们「不生育的理由。

男人们不再是唯一赚钱养家，甚至不是主要养家的人，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扮演女人们「供养者的角色。而诸如生儿育女这样的家庭大事，自然也不再是男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谈，甚至是「听女人的。

婚姻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在近60年间一直经历着变化，意义最深远的，是女性地位的上升和婚恋观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推迟了结婚年龄，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过去30年间大幅提高，已近逼近30岁，和富裕发达国家相当。推迟初婚意味着，她们中的很多人会终生不婚。这一数据显示了女性在获得和男人相当的工作机会后，有了更独立的经济地位，这种转变会促使她们对婚姻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她们当然还渴望婚姻，但结婚只是为了使自己有更幸福的生活，而不再是依附男人过活的生活必需。

此外，对配偶的期望上，中国女性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月入4000元才有资格谈恋爱的话题，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已，这意味着女性不再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婚姻的自由、女权的大幅提升、更公平的收入，以及显而易见的，相对较少的人数，都使她们在婚姻市场上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火暴，24名女性对单个男嘉宾的身高长相、家庭事业、谈吐性格等方面的判断，只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注脚。男性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并且将会更残酷：中国目前的男女收入比率为1:0.65，而在更为发达、女性权益更受保障的西方国家，数值比这更高，英国是1:0.71，美国是1:0.88，挪威甚至达到了1:1的理想状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显然无可阻挡。

此外，对低质婚姻的不容忍，还使得中国社会的离婚率大幅攀升。中国的离婚率已经保持连续8年递增，每年有200万个家庭解体，这种越来越高的离婚率，打击了人们对像美德一样的长久婚姻的信心，对家庭财务、长远规划，甚至子女生育方面，都施加了负面的阴影。如果同样的现象发生在西方，这并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生育率，但东方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婚姻和生育文化。在美国，将近40%的小孩是单亲妈妈生的，在一些北欧国家这个比例高达60%，人们对不结婚但拥有小孩的现象司空见惯；而在亚洲发达国家，例如日本，这样的单亲家庭的比例却低至不到2%。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在儒家文化下，未婚生子仍是不被主流道德观所接受的，所以，如果要生育孩子，就需要有稳定的婚姻。事实却是，晚婚和不婚，以及拥有失败婚姻的人越来越多。

「剩女一词的出现，不过是对这些现象的集中描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经济自由、对爱情充满期望，对低质的婚姻更不容忍，这些期望在某种程度上为她们的婚姻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和难度，所以，在婚姻之路上遭遇的坎坷就更多一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更早，更容易达成适合的婚姻。而找不到适合结婚男士的都市女性，主动或被动地单身，造成了她们最终成为「剩女，她们既在传统的道德要求下无法单身抚育孩子，又拥有较高的经济独立性，两相结合的结果就是：更低的生育率。

生儿育女

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在中国，生儿育女从来不是件个人的事情。

来自家人的催促是最常见的压力。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意味着，不管你在世俗的生活里获得多少成功、乐趣、幸福，仅仅因为没有生育后代，这一切都不具有任何意义。这种固执的缺憾教育，成功宣扬了拥有自己的孩子乃是一种圆满生活的必须。

此外，一对已婚的夫妇，如果迟迟没有养育小孩，还得遭遇到隐私上的困扰。亲戚、朋友、同事会关切你的生养计划，他们不会有任何侵入他人隐私的道德困扰。想要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只能是生下孩子，否则就会面临每年不停的关心，对你生育能力的揣测，甚至是道德上的品头论足。

此外，社交也是个难题。在结婚、生子这样的问题上落单和特立独行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后就会发现自己会遭遇社交上的尴尬：从前的朋友们都已为人父母，大家聚在一块儿时，论题往往都集中在育儿经上，哪种尿布更好，哪个幼儿园报名容易，谁家孩子有出众的才艺??而落单的人就只能沉默以对，两次三次之后，你会发现连社交都变成了一件让人厌烦的事情。

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以上这些情况说不了。

Me First

对没有生育意愿的人来说，当父母只是件符合「政治正确的事情而已：符合父母的要求，符合亲朋好友的眼光，符合社会的大众潮流。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别人的意愿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呢？

在他们看来，「自己优先(me first)，才是有勇气的表现。人生的意义，不用靠一个小孩来证明。人们忙着挣钱养家、工作、制造下一代，然后往复循环，独独没有去体验生命的梦想和意义。如果小孩子只是一件安慰人生的道具，生育才是件不道德的事情。

模仿来的渴望

在生儿育女之前，很少会有人扪心自问：我是真想要孩子，还是因为社会的压力才发展出这样的渴望？人们生孩子，把这当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所以我也要结婚；因为大家结婚后都生孩子了，所以我也要生孩子。这种渴望更像是一种模仿来的渴望，并非发自本心。而生育这件事，本应是人生的一种选项，而非必须。

有子女的人生更幸福？

一个常见的偏见是：和有子女的夫妻相比，无儿无女的父母更不容易感觉到快乐。但事实真正如此吗？相比有子女的夫妻，无子女夫妻在性生活、社交活动和个人兴趣发展上的满意度更高，此外，他们还避免了因抚养孩子之间的争执对夫妻关系造成的影响。不过，至今尚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哪种生活方式带来的幸福感更强，因为个体的婚姻生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不要孩子的25条理由

1.缺乏对孩子的欲望

2.不愿意为孩子牺牲隐私

3.不愿意为孩子牺牲时间

4.不愿意承受增加的财政责任或负担，或无力支付这一成本

5.认为要孩子将阻碍职业发展

6.认为家长身份有一天将被自己厌恶

7.认为保持一定程度的与伴侣之间的情感和肉体亲密性在孩子出现后会变得不可能

8.感觉到或者事实上无力做一个有责任心、有耐心的家长

9.不生就可以继续享受人生。一旦有了孩子，就会失去自我，开始活在别人的时间里，照别人的行事历走

10.身体状况不允许，如存在糖尿病、抑郁症或宫外孕的风险导致怀孕变得危险或困难，或抚养孩子变得困难

11.害怕或厌恶怀孕的生理状态

12.认为生产是人生一大折磨

13.担心母乳喂养令身材走形

14.相信不把更多的人带到世界上来是仁慈之举

15.认为如果孩子是多余的，带他（她）到世界上来就是错误的

16.认为既然有如此多的孩子等待被领养，有意地要孩子就是错误的

17.认为养宠物比养孩子更有乐趣

18.既要工作又得抚养孩子是件痛苦的事情

19.孩子扼杀性乐趣

20.世界上人口太多，空间有限，不生育是一种美德

21.教育孩子是一场战争

22.中国环境太差，不适合小孩生长

23.把孩子作为维系婚姻的手段，对子女不公平

第8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耕地 矛盾

一、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

1.城市化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约3.8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30.4%。但与世界相比，发展还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达到77.4%。据专家预测，我国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70%，在未来50多年中，将有约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市人口。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其规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设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计算，增加5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地5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2.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最新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0.106公顷（1.59亩），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人均耕地较少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京津沪三市，这里自然条件较好，粮食产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全国还有607万公顷（0.91亿亩）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积中，无灌溉设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全国还有30万公顷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这些都说明，我国耕地的总体质量也是不高的。

3.缓解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途径

在客观上，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展城市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较快地发展城市，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切实地保护耕地，使两方面得到协调和统一，在发展城市中尽可能地减少耕地的占用。

二、发展城市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化利用关系

1.城市化建设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从而减小众多人口对耕地的压力

城市和乡村代表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单元，由于城乡经济水平、妇女职业类别和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而使两者的妇女生育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城镇始终低于乡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镇大大高于乡村，高达90%以上，乡村二孩率超过城镇的1倍多。1998年我国城镇人口出生率为13.67‰，自然增长率8.36‰，而县出生率为17.05‰，自然增长率为10.04‰。以上海市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5.20‰，自然增长率为-1.80‰。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经济水平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则总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无论是生育率、多孩率，还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两者呈相反关系。造成城乡生育水平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妇女文化程度的差异。乡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农、林、牧、渔业妇女文盲、半文盲多，这“三多”已成为乡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职业与劳动性质。劳动性质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联。脑力劳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这一因素与经济和其它社会因素共同的影响，使他们的生育率较高。职业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生育率的高低，农、林、牧、渔业妇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职业妇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质，减少农业人口，降低生育率。

2.城市化建设有利于集约化利用土地，从而扩大耕地面积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两不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主要是转变用地方式，走集约利用土地、节地挖潜的路子。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而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粗放用地变为集约用地，并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是既积极而又有效地保护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纳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见表2。表2显示，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农村始终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为37942万，人均居住面积达9.3平方米，而农村人口为86868万，占总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积达23.7平方米。以山西省为例，1996年5个地级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农村人均占地则达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强，人均用地也越少。与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产出率和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也较高。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见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国城市增至666个，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万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产业密度（人均gdp）高，第三产业比重大。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可以使农民统一经营，连片耕作，减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农业生产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城市化建设有利于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

科技进步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提高了城市和农村的集约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从而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约用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越高，农业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则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长速度快等特点。

总之，城市化的发展使科技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假如我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去开垦后备的土地资源和复垦荒芜的土地，从而增加耕地数量；农业科技的发展使农业先进的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对农田精耕细作，从而可以提高耕地质量，达到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反过来农业的发展又保证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1999

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

3.国际统计年鉴，1997

4.刘岳等编：国人口分析与区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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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60、70年代人口之和占据我国总人口的42.6%，而50年代人口占据18.7%。现如今，50年代人群已经完全成为老年人群，60、70年代人群正在步入老龄化，这也是现如今我国需着重解决的问题。本文重点以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出发点，进而提出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希望对我国社会发展有所帮助。

人口老龄化过度老龄化问题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现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在人们认识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年人转向老年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现如今比较主流的观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辩证分析，这些观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澜鞯摹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指出，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在60周岁，现如今，国家、地区评判人口老龄化是：国家、地区中60周岁人口达到该地区总人口的10%或65周岁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时，即被称之为老龄化地区。老龄化会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带来很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出相应的措施，出台一系列的有效政策，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简述及所带来的问题

（一）适度老龄化与过度老龄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现如今80周岁人口到处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从客观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是自然现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当今人口老龄化定义分析，可以划分为适度老龄化和过度老龄化。以稳定人口理论可以推导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在60岁左右，那么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在21%左右，理论上可以称之为60岁条件下适度老龄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导出70岁在22%左右、80岁在26%左右。根据此类方法推导，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发展下去的老龄化水平就已经达到过度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处于初期阶段，老龄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彰显，但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问题。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全是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老龄化分口不断增多，其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增加。具体来讲，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人口规模缩减，致使劳动力缺乏、有效劳动力下降、储蓄率下降，引起养老、医疗保障支付困难，加重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削弱经济增长步伐，进而演变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以我国人口年龄布局来分析，我国正在酝酿过度老龄化风险。以理论推导分析，计划生育是导致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主要因素，两个完整的计划生育家庭结构中，中老年人占据半数以上，即双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极难逆转，计划生育期间我国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假设我国生育率在1.5，那么未来我国稳定人口会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纪中叶老龄化将高达38%；21世纪末达到40%以上。过度老龄化会造成我国人口极速缩减、公共财政危机、经济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问题。因此，现如今虽然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但以当今人们生活情况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复杂性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经济宏观因素，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微观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例如产业结构不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落后等。这一系列原因，有的属于内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可避免的。

（二）传导机制模糊性

随着人类社会愈加复杂，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复杂，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虽然其实质关系非常复杂，但却非常模糊，即不相关现象。特别是一些内生联系，其产生环节极其难以察觉，看似不相关的两种现象，却有可能是一种共生关系，并非是因果关系。笔者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例，看似老龄化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但中间传导环节依然与国家人口、劳动力人口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受国家传统、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国家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强调一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下滑的途径不是单一的（直接影响），而是诸多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间接影响）。

（三）发展长期性

解决一个阶段的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是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宏观人口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问题。以我国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当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计划生育影响，80后、90后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数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贯穿于21世纪之中，各个阶段老龄化问题不断积累、展现，甚至是爆发。以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终身积累。

（四）风险累积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问题突然爆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具备模糊性、隐蔽性、累积性等特点，一旦爆发老龄化危机，那么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力，并且也无法保障取得预期效果。同时，风险累积性也体现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计划生育影响，那么80、90后也会形成这种意识，也被称之为风险沉淀。以我国为例，如今我国是由适度老龄化向过度老龄化过渡阶段，虽然我国想要弥补计划生育带来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为了减轻家庭压力而放弃二胎，或者人们没有二胎意识，我国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没有缓解。总之，老龄化问题必须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社会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相关部门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调整人口结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