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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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税收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要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现有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问题，例如，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货物有关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问题，同破产企业与被兼并企业有关的欠税问题和亏损结转的问题，兼并方或受让方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应给予的企业所得税鼓励问题，以及联营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1、破产清算是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税收在原则上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防止“假破产，真逃债”，即一方面把债务包袱卸给国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原班人马和机器设备，却依旧交由别的企业整体接收的非法行为。

2、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中，对国有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将其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对铁路、银行、保险部门的各种收入，也仍然沿用旧办法，全部按部门汇总缴纳给中央。这些办法，助长了在长期条块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别人”的资产可以流入，“自己”的资产不得流出的错误思想，阻碍了存量资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组。

3、税收只有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大力促进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才有不断增长的税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在于后者会比前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投资和再投资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我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税收优惠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有以下各点：1、从我国投资状况看，存在着宏观规模过大，微观结构失调，不符合产业政策等问题。从财政状况看，在连年赤字的条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资的税收减免，仍然高达百亿元。因此，今后我国对投资的税收优惠，应该加强总额控制，引导企业增加自身投入。2、在优惠方式上，尽可能减少采用增列所得税税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做法。3、鉴于我国科技还不够发达，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税收政策上，不仅要给高新技术企业以积极鼓励，而且还要给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以大力扶持；不仅要给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业以鼓励，还要给从事科技开发的科研单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资方向在地区和结构上存在一些失调，建议对在西部地区并且又是生产中所短缺的资源开发，诸如原油、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等资源开发以及农牧业等的投资，给予应有的税收鼓励。5、消费与投资是关系到社会需求与供给的一对重要经济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一些税收政策作出调整，以采取引导消费、鼓励投资的政策为佳。6、修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规定，建议以项目优先取代地域性倾斜的政策。7、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投资税收?呕菪问健＝ㄒ槌钟械挠呕菟奥屎投ㄆ诩趺馑耙酝猓箍刹慰脊獾乃笆招糯囱悠谀伤埃⑺笆盏置庖约凹铀僬劬傻刃问健?nbsp;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鼓励政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同第一、二、三产业一样，也是一种产业，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因此，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科技发展，特别是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专家们建议：1、根据国家有关科技立法，制订财税部门鼓励科技进步条例，使财税支持科技进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税收鼓励应该遵守以下原则：服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原则；不使被鼓励者产生依赖性的原则；同等鼓励的原则；财政承受能力的原则。3、凡经财税机关会同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和单位，允许其建立科技准备金，以便专项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的需要。4、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鉴于其投资大，产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产品，因此，应该考虑给予优惠。

（四）关于对外开放与税收政策。

1、关于涉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我国涉外税收政策，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如：优惠项目、层次过多，范围过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平衡，向沿海倾斜；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财政收入流失等。但这些可视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成本。专家们认为看问题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税收优惠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来说，广东省的三个特区和众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优惠最多的地区，也是生产力最活跃和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从1993年起，该省的税收连续四年每年以100亿元的速度递增，增速居全国之首。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必须作辩证的分析。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对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加强，总结经验，适当调整我国涉外税收政策。具体建议：（1）全面清理、归并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优惠政策更为规范、高效、简明和统一；（2）由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倾斜，转向产业与区域相结合，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3）在优惠方式的选择上，可考虑将现行以直接优惠为主方式改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方式相结?系亩嘀钟呕莘绞剑唬?）逐步理顺流转税的特殊规定，统一进出口税收政策；（5）完善地方税的优惠规定。

2、关于税收国民待遇问题。由于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财税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下同）给予本国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矛盾的，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基本含义是对外国人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人，因而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国民待遇原则不排斥给予外国投资者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与涉外税收优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五）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退还其已征收的增值税，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转税。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能够使本国货物以不含税价进入市场，既能达到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强比较利益的透明度，达到互利的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消除出口商品岐视的经济政策，体现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尽管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不能“短视”，只盯住矛盾不放，而应积极加以完善。因此，专家们建议：1、遵循“规范、实效、简化、统一”的原则，逐步缩小退税率差异，体现公平待遇；尽可能缩短出口退税时间，减轻企业筹集困难；兼顾手续简便和监控严密，提高征纳效率；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税政策的持久执行。2、按照全社会的增值税平均实际负担率，结合对某些差异的微调，确定一个退税率，定期公布执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业消除顾虑，放手经营。3、为了做到退税的横向公平，建议将现行出口分别外贸与生产企业按照进价与销价（FOB）计算增值税改为一律按照进项金额计算增值税。4、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和统一退税计算方法，建议将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归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税率减出口退税率）。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负担明确，便于操作管理。5、用税法约束出口退税时间。可以考虑在申请单位办齐出口退税手续后2个月退还税款，逾期由税务机关承诺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予补偿。6、建立职责明确、审核有序的出口退税管理系统。由日管机关负责审定出口退税的进项税金；出口退税必须在对企业的进项税金总额、出口收汇等凭征和应征税款额的严密审查以后进行。

二、关于完善税制问题：

（一）关于优化税制结构：

优化税制结构是指，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需要的税制结构就是优化的税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制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收入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基本适用，但目前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影响了双主体的形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当前应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二）完善税种

1、关于完善增值税问题：

（1）征税范围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优化，关键不是要不要扩大到劳务领域，而是在劳务领域覆盖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操作上主张循序渐进，分步互位。但在具体征税范围的确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征税范围的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值税管理规范的影响，以及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先期可考虑对增值税扣税链条影响较大。也便于操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纳人征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应尽快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连，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关联度高，与增值税的规范操作抵触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实施的劳务纳入征税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将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待难题。

（2）选型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近期仍维持生产型增值税格局，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消费型可视为增值税改革的长期目标。

第二种看法，主张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作为进项税金分年抵扣。

第三种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力，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只能逐步过渡。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旨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对前者在规定的购置年限内允许部分抵扣，对后者一般当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递增，直到全额抵扣。

（3）税率优化问题。第一，税率结构模式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主张简并税率档次，认为单一税率结构可以有效消除“无税扣税”、“低税高扣”等弊端。一是维持当前的双税率格局，并且，双税率结构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税率的量度调整。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税率适度，可继续维持。但优惠税率有偏高之嫌，可考虑向下微调为11％。第三，弱化优惠税率累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考虑在技术上设定一个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税率与优惠税率的率差），同时在全部纳税环节统一执行一档基本税率。当国家在对适用优惠税率的纳税人征税时，除按照发票扣税外，再补扣一个设定的扣除率，从而保证抵扣和链条的完整，解决因优惠税率的应用而造成税负在纳税人之间转嫁的难题。

（4）增值税的管理问题。汉前增值税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税收流失严重，必须加大增值税规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体办法有，第一，改进和加强发票管理办法。第二，整顿和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并实行增值税税金结算专户管理。第三，赋予税务机关在异常申报方面的核定征税权，制定转让定价和利息、费用分摊的专门规定。第四，改革现行增值税制度简化“三附表”的填报内容。建立税务机关辅导后再申报的纳税辅导制度。

2、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

（1）纳税人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仅以法人为纳税人是涵盖不全的。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应称为“经营所得税”，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组织，均视为纳税人。

（2）税率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比例税率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所得税率，它具有计算简便、透明度高和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优点，所以，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仍采用30％的比例税率。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比例税率，其税率可维持现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档累进税率；三是以比例税率为基本税率，制定三级超额累进的优惠税率，即10％、20％和30％。

（3）应税所得额的确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较乱，税基受侵蚀，税款流失严重。因此，要从多种途径探寻建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办法，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由若干计税扣除标准组成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彻底消除企业财务制度对计税所得的影响，对实行计税工资办法的人员要有明确的界定，明确汇总纳税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标准等。所以应同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与企业财会制度完全分离的分行业税前扣除标准。

3、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税种之一。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影响着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加以完善。

第2篇：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没有人会否认69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战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样也没有人会辩解这一体系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风雨飘摇走过近70载，布雷顿森林体系总是让人爱恨交加。其遗产和让人头疼的难题依然保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内政治绑架就是明显例证。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经济和贸易领域出现多个互相交融的新趋势，这也给世界经济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如今，“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是个热门说法，但欲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来，应知他从何来，欲知如何改进这一体系，应知原体系的内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这一“死而不僵”的货币体系，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并接上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新“地气”。

从何而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见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国、英国、中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商讨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和战后重建事宜。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各国决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前者致力于促进战后重建，后者司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三鼎”成型，人称“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英、美两国全球经济盟主地位实现机制化的易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在地缘政治层面，二战之后，世界权力版图发生巨变，英、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霸主宝座易位。在金融话语权层面，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金本位制下央行货币空间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以应战通缩，一战后成型的各国货币与英、法等大国货币挂钩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分崩离析，二战后大国开始新一轮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战中耗费糜巨的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国，而美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巨量黄金储备成为美国经济实力和傲人财富的鲜活诠释。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地址，告诉世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尽管英国人当年极力反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最终落户华盛顿，而且两大机构总部地址同白宫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学者出身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Harry White）。在学术造诣上，怀特显然不能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比肩，但是凭借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地位，怀特和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议程设置、专家分组、讨论时间分配、会议文件起草等关键环节。怀特力主强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来防止英国等贸易大国进行竞争性贬值，他的提议力挫英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怀特计划”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蓝本。

是否还在

随着二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各国对黄金的需求锐增，加上越战和美国约翰逊总统“大社会”福利开支扩张等因素冲击，到1968年，美国占全球黄金储备的份额降至四分之一，维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固定汇率制日渐吃力。

上世纪60年代，美联储放松银根的举措又导致国内通胀抬头、经济竞争力下降。为应对国内经济困局，1968年，美联储取消发行美元必须要有币值2598的黄金支持的强制性要求，部分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当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完全以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为导向。

历史总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国央行完全以国内经济目标为政策导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历史。随着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日益增多，美国面临黄金偿付危机，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向外国出售黄金，彻底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若说随着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布雷顿森林时代已是过去时，似乎又与事实不符。“怀特计划”是希望借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阻止英国等贸易伙伴用货币竞争性贬值来谋求贸易优势，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1971年，美国被迫结束怀特提出的构想。即便如此，美元依旧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是所在国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仍在华盛顿，并未向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所建议的在伦敦设立第二总部，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设立第二总部，两大国际机构的工作语言仍是英文。美国人一直担任世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美国是性一拥有对两家机构重大决策否决权的国家，各个关键职能部门中的重要决策背后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让两大国际机构成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们的办公楼有多气派，而是办公楼里藏龙卧虎。在两个各拥有188个成员国的机构里，高管尽管肤色不同，但多数拥有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美式思维和价值观有着较强的认同感。2012年竞选世行行长的美国候选人金墉、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奥坎波、尼日利亚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长奥孔乔一伊韦拉的肤色不同，大多数媒体和评论人士将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争。其实换个角度来看，3人皆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语会话，美国是他们事业腾飞的平台，3人的履历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此外，两大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并未被边缘化。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再度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提供技术支持和全球宏观经济监测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减贫、消除发展瓶颈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面貌发生巨变并非坏事，世行名称和职能的演变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战炮火的创伤；黄金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结束，从侧面印证了全球贸易流、物流的极大繁荣；区域性经贸、金融合作见证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极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内的美国精英并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过去时，而是处在不断演进的现在进行时，三大国际机构的构架、定位都在动态调整。若与三大国际组织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发生巨变。研究该体系的知名学者、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本·斯泰尔（Benn Steil）告诉笔者：“如果怀特和凯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经认不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了。

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细节尚待完善，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秩序调整中的一个标志_生事件。《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指出，金砖五国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两成，总共拥有约4.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砖五国的提议将使得主要新兴经济体整合力量，全球金融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将不只是美欧所主导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尽管世界经济治理秩序的未来面貌尚难定论，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势必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斯泰尔认为，金砖国家设立开发银行就是给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敲响了警钟。半个多世纪前规划世界治理秩序离不开美、英两国的协商，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伯格斯滕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与谋划，未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规划关键在于美中两国的协商。

凯恩斯当年曾提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由美国和英国共同享有否决权，一超独大的美国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国的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在逐渐缩小，美国应当考虑在现有的国际舞台上，让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国享有否决权，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美国人一家的游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春季会议期间告诉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要像“镜子”那样反映世界动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和二战后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如今全球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又达到新临界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总量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拉加德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例已升至44%来印证中国等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借债国，颇像二战后英国的地位，中国、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是持有美国国债数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主。

关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内核，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复活版布雷顿森林体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观点有合理之处，也引发了热议。根据杜利等人的看法，资本富足的美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以较低的利率短期举债，来应付国内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同时再把国内的资本以长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出到劳动力富足但资本短缺的国家，赚取更大的投资利润，美国继续扮演“短借长贷”的“世界银行家”角色，这种金融循环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双赢，尽管美国存在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但是BW2体系或许比原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具可持续_生。

但是，也有专家持反对论调。希腊央行的史蒂芬·霍尔（Stephen Hall）等学者则认为，BW2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稳定，他和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同样面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这些稳定破坏性因素的威胁。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埃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占GDP高达8%、经常账户项目年度赤字超过3%的内外“双逆差”局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续。美国接近债务危机临界点是学界的共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需调整过度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和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在BW2时代，美国的经常项目从顺差变为逆差，美国国内的温和财政赤字变为巨额财政赤字，这预示着BW2时代或将是一个“短命时代”。

史可明鉴，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遗憾也为未来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怀特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设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尝试，但是该体系并未建立凯恩斯提倡的超储备货币，从而来克服信用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为了缓解国际金融体系困境而在1969年设立的IMF特别提款权（SDR）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超储备货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议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划师”怀特将汇率作为自己思路构架的核心，汇率议题确实是连接各国利益的主要桥梁。BW2时代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和国际贸易分工大繁荣的时代，贸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国既要避免全球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国际贸易萎缩，也要避免滥用央行创造流动性“无锚”的现状来谋求出口优势和减小偿债压力。

目前，日元等币种“竞争性贬值”尽管主观目标未必是谋求出口优势，但客观结果会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竞争力。怀特最初没有设立世贸组织的考虑，因而在原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在汇率、贸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对日本这样大股东的货币政策“吹响警哨”，这些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软肋。

第3篇：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第4篇：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关键词 绿色GDP；核算；低碳；产业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2-008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7

绿色GDP是为公众熟知的词汇，其含义是指在核算GDP的同时考虑环境资源损耗，把环境资源 的变化状况加到原有GDP核算体系中去，加强环境与经济的联带关系［1］。通过绿色 GDP核算，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发展规划、污染控制 和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政策建议。

一般的公众可能不完全了解它的确切含义，但这一词汇的普及程度远大于许多科技词汇 。然而在现实中，绿色GDP并没有被应用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我国在2006年首次 了《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一研 究的本意是综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进，但报告的公 布却备受争议，由于绿色GDP数据过于敏感，一些参与试点的省份也相继退出。目前，我国 已经暂停绿色GDP的核算工作。但有一个事实，即无论怎样的争议都抹不去绿色GDP在公众中 业已形成的认识。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凝聚全球力量以获得新发展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低碳经 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其根本宗旨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 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双赢。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已确定在5省8市开展低碳产业建设试点工作。实际上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内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意。从国家发展规划的角度，循 环经济规划已成为国家规划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在“十二五”规划体系建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低碳经济的相关内容可以纳入到已经规划的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中。 另外，如何衡量发展成效也成为与之相伴的课题。结合我国首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本文认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绿色GDP核算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核算工具。 本文将论述绿色GDP的思想理念，并进行案例核算研 究，希望藉此推动绿色GDP未来的应有发展。

1 绿色GDP概述

为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各国 学者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将现行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为以绿色GDP为核心 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The System of Integrat 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中，首次提出生态国内产出（En vironment Domestic Products，简称EDP）。绿色GDP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核算的 基础上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新的GDP核算，它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 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的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价值被国外统计学者称为可持续发展 的国内生产总值（Sustainable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SGDP，我国统计学者则将 其称为绿色GDP［2］。

1.1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计量GDP，首先要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同样， 要想获得绿色GDP，也离不开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建立［1］。 SEEA在两个方面对SNA进行了扩展：一是在SNA总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列内容，即列出未包括 在经济资产中的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将SNA的资产范围扩展为包括全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二是在“国内生产净值”项 后增加了“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和“非生产自然资产的其他累计”两项内容。 其中“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包括属于经济资产的非生产自然资产的耗减和不属于经济资 产的其他非生产自 然资产的降级。“非生产自然资产的其他累计”则反映了非生产自然 资产的存量变化，是不属于经济资产的其他非生产自然资产向经济资产的转移［3］。

经过从SNA到SEEA的扩展，在新的框架中，从表1的第1列和第8行的平衡关系中可以得出 绿色 GDP 的计算方法：

绿色国内生产净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国内生产净值-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1）可以看出了绿色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方法，也就是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生产中使用的 非生产自然资产，即资源环境成本。如上所述，由表第6行可知，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 资产包括非生产经济资产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降级两项内容。这种方法是按生产法计算的 EDP，与当前我国按照生产法核算GDP的思路一致。

从上式还可看出，绿色GDP是与NDP相对应，而不是与GDP相对应。但本研究参考《中国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做法，即考虑到在实际应用方面，GDP远比NDP更为普及 ，因此采用绿色GDP与GDP相对应的总值概念，不采用净值的概念，也就是绿色GDP=GDP -资 源消耗成本-环境损失。

1.2 绿色GD核算难点

绿色GDP核算的关 键就是对资源环境成本的估算。然而，目前开展绿色GDP核算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和相当 的复杂性：①缺乏基础统计数据，尤其我国对资源和环境 自然资产转为经济资产 自然资产减少 8.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净出口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净额 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 自然资产降级与减少 9.持有损益持有损益 持有损益

10.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其他变化 其他变化

11.期末资产存量期末存量 期末存量的存量与流量的统计基本还是空白， 基础数据严重缺乏，目前的统计技术还不能为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 供准确的、全面 的量化评估。 ②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 影响具有复杂的时空性。 ③资源和环境的估价困难， 资源环境还没有明确的市场交易行为、交易价格， 有 的即使有市场价格，也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价值；环境降级，尤其是对人民健康带来的危 害更是难以估价。从而，对其成本估算往往采用虚拟的间接方法，且常附带很多假设条件。 ④统计方法还不成熟，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强的核 算方法，有些方法只能在实践中比较、选择，这样也就带来不同国家之间数据可能存在不可 比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 各国并非全部依照SEEA架构编制完整的账表进行绿色GDP测算，而是选择对其经济较有影响 力的资源、环境主题进行试编，依各国国情及资料情况加以调整。 尽管各种核算不尽相同，但各种核算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 都认为绿色GDP就是要考虑环境因素， 它们都强 调了绿色GDP是在原有GDP的基础之上 依据环境因素进行 调整［4］。

2 绿色GDP核算简化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绿色GDP的核算涉及复杂，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进行一些简化，其基本思路可以从两个方 面开展：一是计算经济社会活动的负面成本，二是计算经济社会活 动的正面成果［5］。

2.1 自然资源耗减的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土地、矿产、原始森林与水资源等。

各种资源损耗累加（Cr）=水资源耗用价值+森林采伐价值+能源消耗价值+矿产损耗价值

（2）在核算资源耗减价值冲减GDP价值时，资源耗减价值原则上不应包括土地资源利用的价 值，非农业如工业、交通、商业、政府机构、学校等占用的土地，在我国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中的土地征用费是计入形成固定资产的投资，故在建设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中均包括 土地征用价值，而计入GDP价值中的折旧价值己包括了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对于自然资源的耗减，SEEA提出了推荐意见，建议应用“市场定价法”。可再生资源与 不可再生资源都可以按照耗用资源的全部或部分经济租确定其价值。其定价技术包括“净回 报现值法”，“净价格法”以及“使用者成本法”。

2.2 环境质量降级的核算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从生物链的观点来看，它具有连续的负面效应。

各种环境降级累加（Ce）=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 3）对于环境质量的降级，定价方法很多，看法也不一致。SEEA 明确建议应用“维护成本 法”。维护成本，也即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 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的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 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 下限核算。

2.3 再生产品价值的核算

绿色GDP核算中应引入良性循环概念，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再生化等因素（Uw ），要给予考虑，列入产出增加价值，且对其结果进行倍增放大处理，以减轻环境资源的压 力。

2.4 总量调整

在SEEA中，将“绿色GDP”定义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照SEEA的观点，自然资产的使用如同固定资产的折旧，因此考虑环境影响的环境成本 调整合乎逻辑地放到国内生产净值上，即是与NDP相对应。如上文已述，本文中的计算不扣 减固定资产折旧，本文中定义：

经环境调整的系统生产总值EP

＝P-Cr-Ce+Uw

=系统总产值-自然资源耗减-环境质量降级+废弃物综合利用（4）

3 案例研究

3.1 产业生态系统简述

生态产业园是进行循环经济的有效载体，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力支撑。九发生态产业 园隶属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成立并上市。其食用菌生产因其工厂化、立 体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模式，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龙头；双孢蘑菇系列产品先后 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志和美国FDA认可，曾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食用菌科研、生产、加工 和出口基地［6］。

九发生态产业园，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以食用菌生产、加工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网 ，按照功能和作用不同，可划分为能源系统、物质综合利用系统、水系统等三大子系统（见图 1）。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相结合的产业共生生态系统。

3.2 指标计算

对于环境质量降级，采用污染损失法。环境质量降级是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损害， 如对农产品产量、人体健康、生态服务功能等的损害。这些损害需采用一定的定价技术，进 行污染经济损失评估。与治理成本法相比，基于环境损害的估价方法（污染损失法）更具合 理性，更能体现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

对于系统内产生并在系统内综合利用的废弃物，采用废弃物交换的价格（见表2）。

（2）实物量核算。 根据园区中各分公司的投入产出数据，经过核算结果表明，在自然资源耗减方 面，2004 年九发生态产业园，使用煤炭36474.5t，其中复合肥分公司和胡萝卜基地使用的电力按照 每度电标煤耗360g及九发热电 厂燃煤的基低位发 热量折算成九发产业园区的总体的煤

（4）绿色产值核算。通过上文对生态产业园区生产总值，自然资源耗减、环境质量降级、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测算，依据方程（4）可以进行生态产业系统绿色产值核算。

3.3 结果分析

（1）绿色产值对总产值消减额度较大。 通过上述可知，自然资源耗减损失的价值为2548.0万元，扣减指数为14.57％；环境 质 量降级损失的价值为160.2万元，扣减指数为0.92％；前两项合计环境价值损失为2708.2 万 元，合计扣减指数为15.49％。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增加价值为150.4万元，增加指数为0.86％ 。三者综合环境损耗价值为2557.8万元，扣减指数为14.63％，也就是有14.63％的产值被 消 减了，如果按照目前国家计划的GDP的增长速度，几乎等同于经济倒退两年。

就因素影响来讲，自然资源耗减的影响程度最大，环境质量降级的影响程度次之，废弃 物综合利用则有正面的影响。环境质量降级的负面影响几乎可以被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正面影 响所抵消，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为159878亿 元 ，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本系统的污染扣减指数为0 .92％ ，低于国家0.88％，表明研究系统在污染物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2）自然资源耗减所占比重高。 国家绿色GDP核算尝试，只考虑了环境质量降级，得出的结果是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 扣减数值为1.8％，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国家核算的2004年绿色GDP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 耗减，而这极有可能会对国家GDP带来较大的扣减。通过本研究系统的计算，发现自然资源 耗减损失的价值占到总产值的14.57％，是环境质量降级损失价值额的15.9倍，无论是对企 业经营者，还是国家官员，这都将是难以接受的。本系统中自然资源耗减损失价值额不可避 免地存在不准确，但这一结果，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绿色GDP2004核算的结果还未 接近真实的绿色GDP。4 讨 论

4.1 绿色GDP对传统经济核算的认识冲击强烈

认真考察绿色GDP的核算理念，会带来对传统GDP的深刻思考。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未能真实体现自然资源本身的经济价值，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和 影响，没有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计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社会转变附 加成本。可以认为，传统的GDP难以准确、真实反映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及国民福利的增长 情况，使人们往往只看到社会经济的表面繁荣，隐藏了社会经济繁荣背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 的破坏与耗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公民都习惯了经济以接近甚至超过两位 数的速度增长，突然转变GDP统计思路核算出绿色GDP，得到的结论是过去一年的高速发展被 悉数扣减，这无疑对传统GDP的认识造成强烈冲击。必须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当时绿色GDP核 算试点省份退出的重要原因。

4.2 绿色GDP核算方法有待完善

要推行国民经济绿色GDP核算，首先要有科学、完善的核算方法。但当前国际上 还 没有 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 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其中，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很难准确 计算。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对绿色GDP核算进行了研究与改进，比如在分析环境经济综 合核算体系框架以及有关绿色GDP的各种界定与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SEEA中有关绿 色GDP的标准核算框架，并对方法加以改进［4,7］；采用归一法克服核算中的虚拟性 和主观性等。绿色GDP核算涉及内容广泛，相关条目完全核算清楚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8］。

在方法的完善获得认可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应用。今后，如何将绿色GDP纳入到我国 已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统计渠道，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应是推动绿色GD P核算真正的难点所在。

4.3 绿色GDP是检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核算手段

我国目前采用生产法进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其突出缺点在于对资源的开采，对环境 污染的治理费用都计入GDP中。这种方法核算的GDP总量，不能体现循环经济建设，低碳发展 的本意。绿色GDP的提出，使资源、环境成本核算凸显出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统一进行 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以货币化的形式进行表示出来，把环境成 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资源、环境的发展价值。因此，绿色GDP是循 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有效核算手段。尽管绿色GDP核算处于暂停状况，但从长远来看，它的 基本理念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有益补充，应引起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的继续关注， 并使其发挥出促进自然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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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GDP Account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in the Context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PENG Tao1 WU Wenliang2

（1.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 chnology, Beijing 100045, China；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Green GDP is a wellknown phrase to the public, but China suspended the pilo t work after first publishing the accounting report in 2006, because the gross d omest ic production was deducted greatly in the accounting results and a number of rel ated

disputes were raised. However, green GDP accounting can make the resource and en vi ronmental cost prominent，and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true state of the na 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lowcarbon economy, whosemain aim is to respond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advocated vigorously， bu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circular economy planning at t he national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purpose of readvocating green GDP accoun ting i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ow to correctly assess the nat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ncept of green GDP, an alyzed the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SEEA) framew 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reen GDP accounting. It constructed a syste matic GDP accounting equation which is adjus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d eple 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adation accounti ng and recycled products accounting. On this basis, a case s tudy was carriedout, taking ecoindustrial park that is the carrier of lowcar bon economy as a 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amount of reduction of the total outp ut value i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a l quality degradation; whil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as a pos itive effect. So, green GDP accounting enables the system development results tobe reunderstood.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green GDP is a useful supp l 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at its acco unting method s should be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should draw the constant concern from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