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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产转业 渔民 政策建议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在陆地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今天,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开发潜力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近海捕捞强度不断增加,海洋资源不断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稳定,尤其是中日、中韩和中越北部湾协定的相继实施,使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为此,我国政府从维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角度出发,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渔业管理经验与政策,我国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开始实行沿海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来,水产品总产量已连续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渔业大国,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船和捕鱼技术的不断成熟,捕捞强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资源枯竭。现在一艘普通的钢质渔轮的生产水平相当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劳动力的使用数量却比帆船节约了30%。
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化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滩涂被占用,港口建设,海上漏油事件的频发,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对鱼类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鱼类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
特别是随着《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和相继生效,我国传统的渔场面积被压缩,大批渔船被迫撤出,据统计,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我国东部各省(市)约有2.5万艘渔船从日韩的对马、济州、大小黑山岛等传统作业渔场撤出,据浙江省统计,仅中韩渔业协定就有超过一万余艘渔船转产,约3万捕捞劳动力下岗待业,波及近10万渔民的生活问题。
鉴于此,从2002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扶持渔民转产转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报废渔船补助,转产转业项目补助,转产转业渔民技能培训补贴等。
2.政策实施的困难
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具有统领的作用,所以对于渔业双转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展渔业经济。尽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努力对渔民实行转产转业,希望渔民提高收入、渔业走出困难, 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 而且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如渔民转产后返流捕捞现象普遍;又如渔民退出捕捞而非渔劳力进入捕捞有逐年增加之势, 削弱双转成果;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海洋开发的推进,临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没等, 对传统的沿岸渔业生产造成极大冲击, 渔民失业或潜在失业增加, 渔民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1]通过实地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双转政策实施的因素主要有:
2.1双转政策涉及的渔民规模大且素质不高
虽然随着捕捞强度和渔业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让大部分渔船和渔民从捕捞大军中退出是历史潮流,但是我国的转产转业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韩协定而被迫集体退出捕捞业的,我们把这种称为突发性转产,而发达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下,受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的常规性转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渔民转产问题来得比较突然,突如其来的协定使我们措手不及,大量待转渔民使得我们不得不尽快制定政策,也使得双转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从2002年起,我国对沿海渔民实行转产转业政策,力争5年内减船3万艘,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此外,渔民相对来说,接受的教育比较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转业的职业技术,造成就业困难,渔区渔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滞后等等也给双转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2渔民转产转业的沉淀成本过高,政府扶持资金少
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所谓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厂商不再进行生产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对于一个人是否要进入或退出某种行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他就可以持续生产;另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他就会选择退出这一行业。
实际上确切的说当厂商的收益在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时,即使会出现一些损失,他也会继续生产,因为如果停止生产,他就蒙受更大的损失。
对于渔民来说,渔船是渔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就是投入生产的固定成本,根据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得知固定成本是通过工人的劳动一部分一部分的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再通过出售从而得到弥补,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对于渔船这样的高价值产品更是这样,动辄几十、上百万,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渔船的专用性很强,几乎不能用作别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场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旧渔船和转产转业对渔民来说成本比较高,难以承受。渔船越大,投资成本就越高。拥有大渔船的渔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捞业经济损失很大,虽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一定补助,但是政府的资金补助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渔民仍是杯水车薪。
2.3政策宣传不到位,完善政策实施的手段
任何一项政策要想达到良好的政策实施效果,除了科学的制定政策目标,进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监督政策实施的过程外,还要有良好的政策宣传手段。渔例如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工作并不负责,仅仅下发给各渔村干部,也不深入渔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渔民们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对其内容却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①宣传教育
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渔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加强对渔民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现在的形式。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取得他们对政策的拥护;
②强制手段
执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强制机关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在利益的诱惑下要分清是非,对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渔船和无证船舶要坚决的查处,依法办理,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思想素质,杜绝寻租行为,认真履行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
③利益诱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今天,双转政策的实施除了国家要进行干预与指导外,更要利用好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在促进渔民转产转业的时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辅助措施,引导渔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捞业,例如建立渔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就业指导,对转产转业的渔民给以生活部贴等等;同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使渔民自主择业,自己选择退出方式,从而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2.4双转政策的补助对象不明确
国家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是渔民,所以对于渔民这个概念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虽然任何公民,商业机构以及外国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国从事渔业捕捞,但我国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应该是传统意义上渔民。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所谓的专业渔民是世代生活在渔村且一直以捕鱼为生的才是渔民,至于原“非专业渔民”的人员成为渔民家庭的成员(入赘女婿等)而下海捕鱼的,这些可以由当地渔民协会视具体情况, 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渔民入会条件来确定。[3]另外,对于“船老大”和“渔工”也要区别对待,都要顾及,例如在渔船报废项目上,根据农业部和财政部的文件规定,渔船报废专项补助的对象是渔船的所有人,即该船的股东,而没有考虑在渔船上的雇工,可见,现行的渔船报废补助政策仅仅注重渔船的产权,却忽视了渔民的渔业权。[4]
3.完善我国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建议
任何一项政策从它的提出、实施到产出,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要正视其中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发展来不断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
渔民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农民还不一样,农民还有土地可耕种,而渔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没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况在渔业资源日渐衰竭的今天,渔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们必须从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视。同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沿海各地的具体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视现实的因素,做到分类指导,合理布局,做到减船、转产转业、保护恢复资源并重。
3.2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实转产转业的各项补助资金,例如对渔船的报废拆解的补助,对渔业税费减免的资金
②加强对渔民培训补助政策。通过农业部渔民转产转业培训专项资金及地方培训补助政策的实施,帮助受训渔民掌握一技之长和提高就业能力
③实行渔民税费减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缔违规涉鱼收费,在办证、纳税方便,给予优惠和减免;四是对从事海水养殖的渔民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
3.3积极发展旅游业和休闲渔业
现代渔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海洋资源的衰竭,必须调整渔业发展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海产品,同时加大滨海资源的开发,促进渔民的增收、转型,从传统的以打渔为生的渔民变成真正的“上班族”,这样才能更好的吸纳更多的转业渔民,促进可持续发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创造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坚决依法办案,处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同时针对我国渔业资源的特点,进行渔业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项符合我国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权制度。
3.5落实渔业权保障渔民权益,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在城市已经有了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险制度,农村也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而渔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工作,渔民,特别是老年渔民,病残渔民等弱势群体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广大渔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渔民的医疗卫生、就业、养老等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才会得到根本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刘舜斌.制度、国情、政策与渔业问题[J].海洋渔业.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96:161
[3]刘舜斌.渔业权研究II[J].中国渔业经济,2009,1(27).
[4]韩立民.渔业经济前沿问题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总结我市年环保工作成果,为贯彻落实全省环保工作会议精神。安排布置今年任务,市政府召开这次会议。刚才,市政府惩办奖励了环保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与各县区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俊文同志作了工作演讲,就我市环保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安排安排,完全赞同,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下面,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
一)从宏观环境看。
国内有两大新闻最吸引人的眼球。一是南方的风沙,近期。为10年来最强,一直刮到日韩、台湾,台湾有媒体讪笑说: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二是西南大旱,连续200多天无雨,正全军全民动员抗旱。究其原因,环境遭破坏,自然在报仇。
丹麦举行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去年底。各国吵成一团,美国授意国际能源机构(IEA发表统计,说中国已经在导致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今年2月3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出“总动员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总理在政府工作演讲》中谈到去年节能领域的政策方针: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并具体提出“今年要新增80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中央给予的信号是继续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工作。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最重要的民生工程”
二)从我市情况看。
经济发展最快的一年,2009年。也是环保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工作主动性明显增强。全市环保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服务发展的意识日益强烈,环评审批效率切实提高,全年审批了323个建设项目,争取各类环保资金2274万元,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减排工作效果显著。市GDP增长12.7%背景下,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却实现了连续三年“双下降”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减排任务,尤其是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提前一年达到十一五”控制目标。处置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妥善处置了两起跨省非法倾倒危险化学品的恶性事件,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此,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惩处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环保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感谢!
污染物发生量不断增加,但是当前我市环境维护工作存在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减排压力日益加大。随着我市的大发展、大建设。将加重我市环境负荷。二是水污染依然较为严重。尽管已投入大量资金对宋汤河、涡河进行了综合整治,沿岸景观得到改善,但大多数坑塘没有治理,涡河两岸排污口还没实施污水管网截流,生活污水直排涡河,严重污染我市水体,市民对此意见很大,这也不符合创建园林乡村、文明乡村的要求。三是环境平安隐患极大。涡河、惠济河、小红河等河流入境前汇集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水质终年处于劣五类,近年来,因河南污水下泄引发我市多起跨区域水污染事故,同时,市一些企业环境维护意识不强,污染物超标排放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如三星化工噪音问题、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污染问题。四是城镇生活污染和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农村乡镇垃圾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农药化肥的不科学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垃圾焚烧试点工作的推进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各部门要把环境维护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打造蓝天碧水,建设美好家园,提高幸福水平。
二、突出工作重点
一)严把项目准入关。要正确处置环保与发展的关系。降低项目环评门槛。发改、经委、环保等各级相关部门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上下联动,密切配合,严把环保准入门槛,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重蹈“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覆辙,坚决防止外地污染企业转移到市,从源头上遏制新的污染源,切实做到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实现近期发展与久远发展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要认真贯彻执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重点抓好“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重点流域区域开发规划的环评,根据区域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对重点产业布局、发展规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评估,提出优化调整建议,促进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维护相协调。对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好项目,要开设绿色通道,确保项目顺利上马;对高耗能、高排放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项目,要从严把关;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禁止建设的项目,坚决不批,以免贻害地方、贻害子孙。
二)加强环境综合整治。一是抓好乡村环境治理。建设、环保、安监、人社、技术监督、城管执法等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尽快组织实施以控制城区烟尘污染、燃煤及粉尘污染、机动车尾气排放等为重点的蓝天工程”实施以饮用水源保护、污染治理和城区坑塘综合整治为重点的碧水工程”综合整治涡河、宋汤河、丁家坑等城区河流、坑塘,确保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要加快城区道路改造步伐,加强乡村道路的美化绿化,加强各居民小区的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努力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二是加强农村环境维护。今年,国家拿出25亿,省里拿出3.2亿,实施“以奖促治”进一步扩大农村环境整治规模。各地要充分利用这项政策,积极组织开展项目申报,争取更多的国家和省资金支持,解决农村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要大力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总结和推广垃圾焚烧试点经验,所有中心镇、建制镇、扩权镇今年要完成垃圾焚烧试点工作,逐步配套建设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全市所有乡镇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同时,各地要强化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监管,划定禁养区,优化养殖业布局,力争今年年底前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现达标排放;结合新农村建设,逐步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环境卫生管理体制与环境污染治理长效机制,促进农村环境质量不时改善。
三)加强饮用水源保护。水是生命之源。人均占有量缺乏全国的1/4不到全省的一半,水资源匮乏已成为制约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正在积极做规划,争取实施引水入亳工程。各级水务、建设、卫生、环保等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饮用水源维护区分级管理,加大对饮用水源地周边污染源的查处力度,确保饮用水源安全。继续抓好淮河流域枯水期间的限产减排工作,加强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治理工作,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平安。市环保局要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动身,工业污染防治、污水处置设施建设、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及早谋划和储备项目,争取列入“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规划,获得国家和省更多的支持。
三、确保实现目标
实施“十一五”环保规划的决战之年,去年。污染减排和淮河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这两项硬任务,必需全部完成。各级政府务必高度重视,将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作为硬骨头来啃,确保完成任务。
一)抓组织领导。做好环保工作。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筹实施、部门密切配合,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把环境维护目标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不时完善环保目标考核制度。刚才,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签订了今年减排目标责任书。希望回去后,尽快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明确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加强督促检查,盯紧抓牢,务求主动。要加强调度,对于不能按期建成的减排项目,要及时调整,确保不影响减排进度。市环保局等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各市减排项目的督促检查,每月对各县区减排进度进行调度分析,及时向市政府演讲。
二)抓资金投入。积极引导污染治理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运营主体社会化,运行管理市场化”新格局,加快污染防治进度。逐步提高财政支出的比重,把重大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积极争取国债资金和银行贷款,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污染项目治理。重点推进全市医疗废物、垃圾处置场、污水处置厂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依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积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参与治污设施的社会化运营。要突出抓好四个污水处置厂的管网建设和提标升级,积极争取国家项目,加快乡村污水管网和截污工程建设,提高运行负荷率,确保乡村污水处置率65%以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减排效益。
三)抓执法监督。环保部门作为全市环境维护的综合管理和执法部门。不辱使命,进一步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对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单位,要责令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要停产治理。对建设项目未批先建的要强制停止建设;对偷排偷放、擅自闲置治理设施的企业和单位,要从严从重处置;对造成严重污染事故的单位,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
内容摘要:2011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值创历史新高,越过4000亿美元大关,受此影响,第一季度我国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我国6年来首次季度贸易逆差。本文从贸易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人民币币值、贸易伙伴国出口制裁、本国物价及通货膨胀水平、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综合分析此次贸易逆差的成因,并指出现阶段适度的贸易逆差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关键词:贸易逆差 进口 出口 人民币升值 经济发展
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国际收支均呈现出持续的“双顺差”格局。2001年以后,“双顺差”呈现出大幅增长态势,当年经常项目顺差为17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为348亿美元,到2010年两项余额分别增至3054亿美元和226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由2122亿美元激增至28473亿美元。“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高速增长构成了潜在威胁。一方面因美元持续贬值造成了储备资产严重缩水,另一方面,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造成了国内生产资料供给不足,极大的限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高度的出口依存度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受他国因素影响较大,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发展。
2011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6年以来的首度逆差,达10.2亿美元。此次逆差的出现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彰显政府意欲调整长期贸易收支失衡格局的决心,有助于减少同贸易伙伴国家间的摩擦,有利于抑制国内当前的高通胀趋势,同时表明进出口并重,稳定出口,努力扩大进口的政策正在得到落实。
贸易逆差的成因分析
(一)贸易政策
在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口需求大幅下降等外部因素与大量出口高耗能、高污染初级产品导致的环境污染、国内生产资料供给短缺日益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臻增大等内部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已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已逐步将促经济增长的途径从加大出口转向扩大内需上来。商业部部长陈德铭在两会期间的新闻会上明确指出2011年外贸总的指导政策是“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在此政策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加快了自贸区战略的实施进程,加大了诸如下调进口关税、简化进口申请程序等提高进口增速的措施。而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政府外贸政策方针的转变及配套措施的施行。
(二)人民币币值进入升值轨道
近年来,在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美元不断贬值以及西方各国频繁施加压力等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已进入升值轨道。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新与美元脱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近10个月内累计升值达4.39%,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破6.5,创汇改以来新高。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出口产品仍以科技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的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消耗大的二次加工型产品为主,平均利润空间仅为3%―5%,且主要出口品替代性较高。因人民币升值的客观因素所引发的出口产品普遍价格上涨,必将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进程,我国加工贸易类型产品出口将面临巨大挑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附加值将会下滑。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进一步增强,将大幅削减购买外国产品、海外旅游等方面的支出费用,对进口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在出口大幅削减和进口持续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必将实现对外贸易由顺差向逆差的转变。
(三)劳动力成本提高
在国际劳工标准全面普及、推广,劳工标准资格认证日趋严格及主要生产加工出口制成品的东南沿海等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将不可扭转。考虑到我国出口结构中占比较大的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仅为5%左右,因此,劳动力成本即使小幅提升,也会对我国出口企业盈利水平造成严重影响,最终打破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经济模式。近年来,浙江地区最低工资水平上升了60%,珠三角地区也有高达30%到50%的升幅。由于短期内企业无法通过技术革新“消化掉”因工人工资水平提高而导致的产品成本上涨的原因,产成品价格将随之增加。在中国“涨薪潮”的大趋势背景下,印度、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之下劳动力更为廉价,近年来,不仅大量的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订单由我国转向了印度、越南等地,有些外商甚至将工厂从我国迁至上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从我国进口产品的结构上看,主要以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由于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在国际市场中垄断性较强且生产过程中需求弹性较低,加之我国因国内供给不足、需求旺盛造成的替代性较小等原因,进口商在国际市场上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2011年以来,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不断创出新高,而我国对其进口则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随着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不断上涨,其对我国对外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将进一步增强。
(五)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持续、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使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摩擦不断。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另从占比份额看,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更是达到全球的75%。考虑到欧美等国为振兴制造业、降低失业率,缓解国内政治矛盾,必然会制定实施各种措施促进出口增长,并对我国实施更为严厉的出口制裁措施,使得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大幅增加出口企业的成本及风险性。
贸易逆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 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操纵汇率的说法不攻自破
由于我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双顺差”的地位,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国内外汇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此外,为挽救日益萎缩的制造业、降低失业率,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国多次向中国发起政治责难,指责其涉嫌操纵汇率,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目前,人民币已进入升值轨道,随着其升值幅度的加大,其导致的国际热钱流入、出口额削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缩水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而适当的对外贸易逆差,有助于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大趋势不变的背景下,将有利于维持一个较为平稳的升值过程,避免因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强烈冲击。
(二)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寻求进出口平衡
“双顺差”反映了我国正逐步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格局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此外资本和金融项目上的持续顺差证明了我国吸引外资能力逐步加强。但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胀压力。同时,由于对顺差贡献度较大的多为初级产成品,不仅附加价值低、环境污染大而且会造成国内生产资料供给短缺。此外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不利于振兴发展民族产业,不利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而适度的对外贸易逆差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减轻因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贬值而使我国蒙受的损失程度,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避免受他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 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大力度转变过去主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从国际大环境上看,国际经济形势动荡、战乱频发、出口制裁更加严厉,不确定因素增多,过大的出口依存度将对我国经济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从内部因素上看,扩大内需引导居民消费,在出口增速减缓,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对拉动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维持社会稳定将起到决定性意义。
(四) 减少贸易纠纷,降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适度的对外贸易逆差将减小我国与欧美等主要出口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扭转出口企业因主要进口国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而引致的出口成本增加、持续经营困难的状况。目前,欧美等国经济由于金融危机遭受重创,急需保持较高出口额以削减财政赤字及降低失业率,因此,预期未来几年,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制裁力度将更为严厉,而贸易逆差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贸易摩擦的升级。
(五) 缩减外汇储备,维持其合理的积累水平
截至201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增至3047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24.4%。我国不仅外汇储备的存量巨大,而且近年来由于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其增速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从2009年6月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到如今超越3万亿美元仅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巨额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央行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的局面,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我国货币市场规模有限,央行通过发行央票回笼货币的对冲操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外汇储备量远远超过了维持汇率稳定所需的最优数量,从而造成了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需要的合理水平,外汇积累过多导致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增加了人民银行对冲工作的压力。此外,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不断走弱的现状使得以美元资产为主要币种结构和投资渠道的我国外汇储备缩水严重。因此,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的贸易逆差对减少外汇储备,使其保持在合理水平等方面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此外,我国应保持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依据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及与我国外贸相关度选择储备货币的资产形式、安排其期限结构,同时加强对外汇资产的监管力度。为使企业规避外汇风险,允许其保有一定额度的现汇。目前,我国超额的外汇储备,除投资于金融领域外,可考虑增持石油、有色金属等战略性储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专业人才、扶持实力雄厚的企业积极开展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在减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监管及利用,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结论
国际收支趋于一个动态平衡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在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双顺差”的背景下,适度的国际收支逆差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保持外汇储备合理水平,减少贸易摩擦,振兴民族工业。在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巨额“双顺差”的大背景下,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的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显示出了积极的信号,但考虑到春节长假等季节因素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欧美等国处于后金融危机现状等外部原因,此次出现的贸易逆差能否真正扭转我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的失衡局面,使贸易平衡格局逐步向好,仍需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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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为尽快走出危机,各国在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同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据统计,从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了3334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就实施了904项。特别是在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分别为127项和125项,是2012年第二季度(26个)的5倍左右。
手段――
国家援助和政府采购措施取代传统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为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再工业化”政策,以解决国内实体经济空洞化、出口减少、就业不足等问题。各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将工厂搬回国内,避免在海外投资,投资保护主义风险随之增加。同时,很多国家实行了“产业政策”,包括进口替代政策,要求外资进行技术转移,以及对特定行业进行金融支持等措施。如法国将电动汽车可享受的环保奖金最高额由5000欧元提高至7000欧元,政府承诺在大型城市设立电动汽车充电柱,混合动力还被纳入汽车和电动汽车政府采购计划。整个欧盟地区也有意采取类似措施,目的是争夺电动汽车的全球市场。自2008年11月至今,国家援助措施和政府采购已经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26%,成为最重要的保护手段之一。而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目前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1/5。
影响――
以光伏产业为代表
以光伏电池为例,就新兴产业而言,发达国家对华的贸易摩擦始于危机后。2009年8月,德国两家大型太阳能公司向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提出对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反倾销调查申请;9月,德国光伏产业联盟准备收集中国企业证据,向欧盟提起反倾销立案调查。201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先后公布了对华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仲裁税率(对中国涉案企业征收18.32%-249.96%的反倾销税,14.78%-15.97%的反补贴税)。
美国的“双反”案件一方面产生了显著的“贸易破坏和贸易转移效应”,使得我国对美国光伏产品及组件的出口骤降、市场份额锐减;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显著的“能力破坏效应”,使得我国国内的部分生产商处于停产状态或退出市场。根据全球光伏网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美国“双反”导致2012年二季度中国对美洲市场出口量大幅下降,跌幅达到22.3%;按照出口额计算的美国市场份额也从一季度的23.3%跌落到了二季度的7.3%。2012年,光伏行业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硅棒、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生产商的数量从901家锐减至704家,其中组件生产商从原有的624家锐减至454家。此外,还有180家生产链内生产商进入临时停产状态。
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江苏省的光伏产业抓住了机遇,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江苏省光伏产业的规模和出口都是全国之最,产量约占全国的70%,超过90%的产品销往欧美等海外市场。然而,发达国家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围堵对江苏省光伏产业产生较大影响。据统计,2012年1-4月,江苏省太阳能电池出口价值总额29.4亿美元,同比下降39.2%。以无锡尚德为例,2011年公司毛利润出现了金融危机后的首次负增长,毛利率也不及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仅有8.07%,也是自2005年上市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双双为负;其中,净利润率从2010年的9%跌至2011年的-27%,营业利润率从2010年的7%跌至2011年的-17%。2012年情况继续恶化,公司市值已经由上市之初的49.22亿美元跌至1.94亿美元。
目标――
信息、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稀缺资源成为被保护主体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被视为带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各主要经济体都将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企图依靠资金和技术优势,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因此,保护主义开始向新兴产业蔓延。
2011年11月,美国正式对进口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发起“双反”调查,紧接着又对原产于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和应用级风电塔等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2012年法国成立11个委员会对国内的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等一些核心产业进行监督,以在“必要”时干预国外企业的并购。贸易保护正在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展。
由于稀缺资源被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达国家格外重视控制这一战略性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大量出口资源型产品,长期粗放式经营和大量出口,导致许多丰裕型资源变得极为紧缺,有些甚至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于是,发展中国家开始通过出口限制等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本国资源,稀缺资源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渐显现。
借口――
发达国家常以全球治理为借口,打压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
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粮食和食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问题,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乎人类生存,也是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全球新的治理机制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议题。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常常以全球治理为借口,行贸易保护之实。一些发达国家凭借环保技术优势,以节能减排为口号,提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概念,碳关税、碳标签、碳认证等“三碳”问题便应运而生。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今后对因拒绝减排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也于2009年10月和11月先后投票,通过了在法国国内征收碳税的议案。
一旦征收碳关税,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现有的国内标准来计算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高碳产品面临被征收高碳关税的风险,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碳标签一旦成为国际出口商品的通行证,将会有效地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碳认证一旦在发达国家广泛推行,其国内消费者将会倾向于购买地理位置更近的本国产品,这将降低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归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低碳”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经济霸权的一种新形式。
原因――
与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
贸易保护的抬头势必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包括减少贸易机会、增加失业人口、减缓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等。目前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依然难以量化,因为很多都涉及许可证或监管规则层面的改变,不像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等容易计量。世贸组织估计,2008年10月以后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对世界贸易产生了3%的抑制作用。
贸易保护的抬头是金融危机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与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经济结构进行深度调整(国际分工格局改变),全球经济再平衡(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以及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密切相关。因此,即使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彻底走出,贸易保护的抬头趋势也不会很快消退,仍然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新贸易理论认为,政府的战略性政策能够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一国的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条件下的福利水平。正如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发展曾经是电子革命的核心一样,新能源产业是低碳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一国如果丧失了在该领域的有效竞争能力,就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受制于能源约束,进而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个潜在产业的发展需要成功的创新,而创新所需的研究基础和动力需要市场的支持。尽管国际和国内市场都能够提供这样的科研和需求支持,但是相对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更加直接和可靠。因此,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初期,欧美等国相继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为本国市场进入设置限制,旨在为本国创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优势。2010年10月15日,美国对我国清洁能源政策措施发起301调查,拉开了中美新能源贸易摩擦的序幕。2011年11月到2012年1月的。3个月间,美国先后对原产于我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和应用级风电塔发起双反调查。2012年6月,欧盟委员会公告,对我国的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也都表明,2012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
趋势――
向新兴市场蔓延
光伏产业只是我国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备受国际贸易保护“重点关照”的一个缩影。据介绍,近两年来,欧美等对我国贸易救济措施已经呈现出明显由低向高趋势,即从传统钢管、农产品等转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配备其他辅助措施,来势汹汹。
从商务部公布的信息看,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遭受贸易摩擦最集中的是通信产业和清洁能源两大领域,且案件规模大、措施严。如在通信领域,欧盟先后对从我国出口的集装箱检测设备大型扫描仪和数据卡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而在新能源领域,美国先后启动对华清洁能源301调查、对我国晶硅光伏电池产品和风塔进行“双反”调查等,其中仅最后一项就涉及产品金额30亿美元,是2010年以来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发起的最大贸易救济案之一。
同时,欧美的贸易保护措施日益系统化、制度化。为能够顺利发起贸易调查,美国今年启动了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统一行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矛头直指中国。据介绍,美国众议院通过《1930年关税法》修订案,扫清了美国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法律障碍,政策重心之一就是我国的高新产业。
从涉案区域看,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区域集中于欧美地区。但不少专家认为,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向新兴市场蔓延的风险在增大。欧美的贸易调查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易被其他国家和地区“跟风”。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晨说,据了解,继欧盟对我国通信产业发起反倾销等调查后,印度也在密切关注,并多次传出将发起调查的信息。
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支持;绿色信贷
中图分类号: F832.7
一、国内外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目前,欧、美、日等国家已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减缓气候危机及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英国于2003年首先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立法形式促进实现《京都议定书》,以遏制温室效应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生活的破坏作用的国家;2005年美国就已经通过了《能源政策法》,后又通过一系列如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法案;2007年欧盟各国达成“欧盟战略能源技术研究安排”; 2008年日本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安排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方式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其重要计划是确立日本到2050年实现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60%至80%的远期目标。
中国对积极参与减缓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一直高度重视,积极提出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如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2002年的《京都议定书》, 2007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提出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底在歌本哈根(Copenhagen)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做出重要承诺,即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部分省市已开展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试验和实践。2008年吉林省吉林市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在低碳经济前景、投资、政策、制度等方面确立了吉林市全面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绘制了有关《吉林市低碳经济路线图》,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动低碳概念的“低碳经济示范区”。同年上海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也推进 “低碳经济实践区”建设。 2010年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低碳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方面发挥示范及带动效应的深圳市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广东省则启动“国家低碳省”试点工作,以促进经济转型、节能减排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013年深圳开启碳交易市场。
以上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验和实践说明,发展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促进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地方低碳经济发展及金融支持实践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和全国循环经济 “双试点”城市——铜陵市,因铜立市,属资源型城市,但目前正面临着铜矿资源匮乏、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和升级,所以发展低碳经济是铜陵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助推新兴产业和谋划未来重要战略发展的动力,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2009年作为入选第六批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铜陵市,其低碳经济发展取决于碳金融的支持。
(一)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定量分析
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可通过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Kaya公式来进行具体分解并进行定量分析。Kaya公式最初是1989年由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 Yoichi)教授提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该模型将碳排放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能源结构、技术等变量联系起来,主要估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C=(C/E)×(E/GDP)×(GDP/P)×P
式中:C为碳排放量; E为能源消费量;GDP/P为人均GDP;E/GDP为能源强度,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C/E为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数;P为人口。
通过上述模型,可以结合GDP等相关数据,对未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计量和测算,从数量上表明其碳排放情况和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以铜陵市为例,2011年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9.4亿元,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则为1.042吨标煤/万元。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推荐值为0.67、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确定的参考值为0.68、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参考值为0.69,综合以上参考值,相关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可为0.68。以上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可得铜陵市2011年碳排放量为409.752万吨,单位GDP碳排放量0.707吨/万元(见表1)。
基于模型测算的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来看, “十一五”以来,铜陵市通过开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及生态城市建设,坚决淘汰关闭了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废气排放、粉尘污染较严重的落后产能,实施了有色一冶鼓风炉关闭,钢铁厂、焦化厂搬迁,关停80%以上的小水泥厂,关闭发电小机组等一系列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高”产能;另外,通过强化节能预警调控和监察,实行重点用能企业能效对标,实施新亚星干熄焦等重大节能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实施污染减排提标改造工程,推动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重点排污企业达标排放等有效措施,使得废气污染源得以有效控制,实现了省政府下达的二氧化硫、碳排放削减量年度目标,单位GDP碳排放从2005年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958吨/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707吨/万元,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低碳经济发展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二)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践与挑战
从铜陵市实际情况来看,金融助推低碳经济发展的优势已逐步显现。铜陵市已有银行类金融机构10多家、有色集团财务公司1家、担保机构10多家以及20多家小额信贷公司,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架构已初步形成。同时,以存贷款余额及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考查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存贷比、金融相关率等金融指标在安徽省居于前列,经济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表2)。
从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支持指标综合来看,金融支持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以碳强度和金融相关率指标为例,2005-2011年,铜陵市金融相关率 (FIR)由1.85上升至2.24,从长期看,基本呈逐渐走高态势,而同期单位GDP排放指标则呈现逐年走低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来,伴随FIR快速走高,单位GDP排放指标也有加快降低的趋势(见图1)。以上表明,金融资源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持续增强,金融支持与创新是低碳经济产业发展的助推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应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的驱动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在低碳技术研发、进行节能减排工程改造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投融资体系支撑,但目前这一完整体系尚未形成。因受传统资源型城市的固化影响,铜陵市信贷投放、股市融资等金融资源仍集中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持不足;另外,由于低碳经济收益的长期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性目标仍存在冲突,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的认知度不高、金融机构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不足;最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资本市场阶段性滞后、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等制约因素仍与现阶段向低碳经济转型存在一定差距。
以上表明,铜陵市必须进一步明确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发展重点,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融资规模,调整信贷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坚定走低碳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铜陵市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与创新路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淘汰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的低端“三高”产能,促进经济由 “粗放”到 “精细”,由“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由“高碳”向“低碳”转型。同时,应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创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有效增加银行低碳信贷投入,加大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多渠道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和动力。
(一)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规划,明确金融支持目标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等方面与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铜陵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 “双试点”城市,已率先在省内出台了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十二五”专项规划、“十二五”节能专项规划、铜陵市低碳经济试点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见等规划方案。为进一步明确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项目、重大示范工程以及保障措施,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围绕低碳经济总体规划,进一步制定有关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明确低碳产业定位和布局,提出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将低碳经济保障措施及金融支持纳入金融规划和相关支持保障计划,明确低碳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目标和任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
铜陵市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而作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也为其带来更多的产品和业务机会。为此,铜陵市政府、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绿色经济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加大考核力度,促使信贷资金向低碳产业聚集。而商业银行总行等金融机构未来有必要借鉴和遵循赤道原则,主动接纳赤道原则并演变为赤道银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则应加快完善低碳经济绿色信贷体系,将低碳经济项目和企业作为未来信贷支持的重点,加大对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投放力度,扩大低碳经济贷款规模,在贷款条件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以优惠,创新低碳经济金融产品及服务,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及产品的融资及服务支持力度,助推中小企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三)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
铜陵市已有的6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有色、化工行业,且2007年6月以来已无新的公司上市融资,以上表明资本市场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为此,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政府及证券监管等有关部门可尝试为低碳节能减排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优先支持低碳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简化审批程序,优先支持符合低碳发展标准的企业和节能低碳建设项目发行“低碳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低碳金融债券”,加大对节能减排、低碳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投入。另外,还可以将能耗、污染和排放量标准作为公司上市、股票及债券发行中必须达到的强制性指标之一,从而建立对已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低碳减排的硬约束机制。
(四)开拓低碳经济民间金融及其他外部资金
民间金融一直以来被视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如浙江温州等地区,民间金融更是成为了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据央行有关报告推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超3万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6%。为满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应当开拓民间金融参与低碳经济融资与发展的渠道及有效机制,通过完善相关法制环境、建立跟踪监测体系、开展风险教育等手段,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公开有序进入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建立低碳经济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与发展路径。同时,地方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地方性的政策倾斜、税收优惠及公益宣传等必要措施,引导民间金融及其他包括风险投资、外资等外部资金进入本地区低碳企业和项目,为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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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DM 批准 注册 签发 碳交易市场
CDM,是“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简称,即清洁发展机制,是由1997年签署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所创造的一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运行机制。CDM具体是指议定书的附件1国家(工业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附件1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购买经核证的排放消减量(CERs)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CDM是一种双赢机制,它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生效后,我国CDM项目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宣传以及利润的驱使作用下开始迅速发展,四个多月后,我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在清洁发展执行理事会(EB)注册成功,这也是我国开发的第一例CDM项目。到目前为止,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已经产生了9.3亿欧元的经济效益。
就目前中国CDM现状的研究情况来看,近几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的更新研究分析较少,为此,本文将对2005年初到2011年末我国在CDM项目上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分析归纳。
一 中国CDM项目具体情况
1.中国CDM项目批准情况
我国CDM主管部门是国家发改委,CDM项目业主在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批复、当地政府备案、项目设计文件(PDD)等文件并确定碳指标国际购买商后,要首先提请国家发改委批准。
截至2011年12月28日,我国获得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达3560个。
就前3421个发改委批准的项目来看,如表1所示,首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项目数占发改委批准项目总数的72.97%,年估计减排量3.11×108 tCO2e,约占批准项目年总减排量的53%;其次,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和甲烷回收利用项目也占了较大的比重,分别占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总数的15.84%和6.81%,年估计减排量依次为0.85×108 tCO2e和0.6×108 tCO2e,分别占批准项目年总减排量的14.56%和10.3%。
“以上统计结果正好反映了2005 年10 月12 日生效的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即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领域是以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为主”。
2.中国CDM项目注册情况
项目获得国内批准后,需要请作为独立第三方的经联合国批准的审定机构DOE(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的简称)对项目进行审定,之后提交联合国申请注册。经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对项目资料的详细审核、网上公示并批准后,项目可正式注册成为CDM项目。
截至2011年12月28日,中国有1740个CDM项目在EB成功注册,占发改委批准项目总数的48.88%,估期年减排量为3.55×108 tCO2e。
就前1717个我国在EB成功注册的CDM项目来看,如表2所示,首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我国注册项目总数的81.08%,估计年减排量占注册项目年总减排量的49.29%,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项目规模的大小有关;
其次,节能和提高能效及甲烷回收利用项目合计占我国注册项目总数的14.39%,估计年减排量占注册项目年总减排量的19.06%,项目数和估计减排量各自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最后,虽然HFC―23分解项目数所占比例较小,但估计年减排量所占比例较大,这与其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的简称,即全球变暖的潜势)较大有直接的关系。
3.中国CDM项目签况
项目注册成功后,需要按PDD中的设计及方法学的要求执行项目,并对项目运行结果进行详细监测、统计,出具项目运行监测报告。聘请第二家DOE对项目运行及监测结果进行核实,DOE核实后对项目出具核查核证报告,并向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申请签发CERs。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对项目运行、监测结果进行审核后,批准签发。截至2011年12月29日,中国已有663个CDM 项目的减排量获得签发,合计签发减排总量达4.78×108 tCO2e。
首先,就前605个获得签发的的CDM项目来看,如表3所示,首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签发项目总数的77.51%,但还是由于规模的因素,签发年减排量仅占签发年总减排量的32.28%。
其次,节能和提高能效及甲烷回收利用项目合计占我国签发项目总数的14.55%,估计年减排量占签发项目年总减排量的16.15%,项目数和估计减排量各自所占比例也相差不大。
最后,HFC―23分解项目有11个项目成功注册,且全部签发,除了GWP较大因素外,加上我国HFC―23分解项目开展较早,目前HFC―23分解项目数的减排量占年总减排量的31.94%,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相当。
二 CDM背景下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展望
在《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三种碳交易市场机制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参与CDM项目与附件1中的发达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进行碳交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广度,但中国碳交易市场仍然发展迅速。CDM项目正在为中国带来更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同时,CDM项目的实施为中国企业引入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为国内企业逐步做大做强、走向国际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此外,在国际碳交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必然也会借势快速成型与发展,规范化的碳交易平台有望形成。
但是,《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资源供给国,除了机遇,在通过CDM项目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各种挑战。
1.CDM项目存在的问题
(1)项目减排类型单一:新能源与再生能源主导。无论是批准、注册还是获得签发的CDM项目,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都超过了其他项目。但是,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普及,该类项目注册会愈发困难。如果我国不能积极开发其他类型项目以求多元化、高技术的减排方式,CDM项目将逐步丧失原有功能,不利于我国碳交易的进一步发展。
(2)项目模式单一:单边项目占比很小。截至2012年1月9日,我国成功注册的1771个CDM项目中,单边项目仅为51个,所占比例为2.9%,大量外资参与到我国CDM项目开发中来。这虽然有助于缓解我国资金短缺压力,激活国内碳融资渠道,但我们不能一味地依靠外资。此外,双边以及多也合作的最根本目的是引进先进技术而非资金。但在我国开发的多边项目中,技术含量大多较低,没有利用好多边项目的优势。
(3)注册以及签发率。我国发改委批准的3560个项目中,注册成功的有1740个,而签发的只有663个。注册成功率为48.88%。签发率则更低,仅为18.6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CDM项目本身从申请到签发需要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我国CDM项目本身质量也存在问题,企业或者机构急于获得资金及收益,在项目选择及开发设计等环节并没体现出CDM项目的宗旨,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了解CDM的国际新规则、新变化,致使注册以及签发成功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为了使中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掌握更多主动权,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探索,帮助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碳交易活动。
2.碳交易市场发展方向
(1)加强CDM项目开发与创新。首先,CDM项目应该把重点放在先进技术的引进而不是资金上。此外,项目还应实现从能源型主导向多元化转变,以提高项目注册和签发的比率;其次,要改变项目严重依赖外资的现状,多进行单边项目开发建设,加强我国金融机构对CDM项目扶持力度,降低企业经济风险;再次,有关机构应加强对CDM方法学的研究,使更多项目能够进入CDM开发;最后,加强CDM咨询服务等中介行业的整合力度,提高宣传力度,推动我国碳交易工作稳步发展。
(2)大力发展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在我国正式碳排放标准出台前,发展自愿交易市场是活跃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手段,自愿减排市场能够有效克服CDM市场的缺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企业等对自愿减排的需求必定会逐步增加,相关政策制定机构应该对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规范,使企业通过科学的碳排放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3)拓宽碳融资渠道。碳交易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的支持,但就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充分挖掘所有可行的碳融资渠道,资金来源大部分局限于CDM项目。我国应该积极利用单、双和多边方式为节能减排项目融资。除了国际合作外,应该积极开发国内碳金融产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与碳交易市场积极配合,增加绿色信贷,统一标准,使我国的碳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
总之,以CDM项目为起点,我国碳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巨大发展潜力。只要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汲取国外先进经验、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国作为碳资源拥有量最多的国家,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必定会创造巨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康晓琴、刘振宏、徐淑媛.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现状分析[J].中外能源,2009(14)
在欧洲,经常可以听到一句笑话:“瑞典这个国家会在7月关闭。”每年这个季节,这里的社会好像进入停顿状态。大多数人关上办公室的门,去森林或海滨度假。按规定,当地人_年可以享受5周的带薪休假,因此,瑞典人大多选择天气最好的7月。
如最近国内媒体报道,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fo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感觉上,瑞典的社会形态真的很接近社会主义。
从经济数据来说,在20世纪,瑞典经济表现不凡。生活质量等综合指标―直在世界前八名之内。1992年人均GNP27010美元,居世界第三位。1993年人均GNP24740美元,与美国并列为世界第五名。
如果把瑞典居民按收入分为五类。最低的一类居民占13.2%,最高的一类占36.9%,这种均等化程度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羡慕。有一个更为具体的数据是,瑞典年薪最高的前lO位企业家平均税后年薪只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14倍左右。瑞典的经济学家称,20世纪瑞典经济是“混合经济”模型: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实施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竞争与垄断中寻找妥协的道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解雇一名员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自本世纪以来,北欧和西欧国家普遍陷入同样的困境:人口老龄化,社保开支不堪重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没有新的工作机会等等。一位欧洲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曾与笔者聊天,他说,如果一个工人因为中欧贸易战而买不到一双中国造的球鞋,他顶多发个牢骚,或者不买了或者改买当地产但是更贵的球鞋。但是,如果让他们失去饭碗,那他们的反应就要激烈得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的企业转向东欧、东亚,北欧和西欧的就业机会减5,-o现在的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去年在竞选中就说,瑞典自从1950年起,就几乎没有产生新的私人企业工作岗位了。30%的瑞典人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小生意因劳工规则而受到不少的限制。因此,失业率的高企将给社会带来众多的麻烦。
而且,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之前所做的调查显示,瑞典的真正失业率不是官方所说的6%,而是16%。原因就是官方并没有把生病的人、正在受训的人、早期退休的人或是那些因为没有工作只好在学校念书的学生计算在内。按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算法,瑞典有超过100万人没有工作。因此,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说,瑞典在“粉饰”其失业率方面的水平可谓世界冠军级水平。
以现在的经济数据来测算,瑞典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已不再是现在时。1970年,瑞典在经合组织中富裕程度排名第四。但是,到1998年,瑞典在经合组织中的排名已经下降到第16位。现在的名次还在下降中。因此,2006年9月17日揭晓的瑞典大选中以温和联合党为主的反对党,也就是所谓的中右联盟击败了中左联盟。当时英国的《商业周刊》以《瑞典向右转》为题来报道本次瑞典大选结果。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取得MBA学位的赖因费尔特18岁就加入“万年在野党”――温和党青年团。1991年他当选为瑞典国会议员,专门从事改善瑞典经济的工作。他担任首相后,就开始对雇主减税,鼓励他们雇用长期失业的年轻人,并计划卖出政府在通讯和航空公司的股份。他还计划减少一般失业人群的社会福利,实行更具弹性的就业合同,增强雇主解聘员工的权利。
回顾一下法国新任总统萨科奇的经济主张吧:减征4%的税收以及社会保障费用;增加劳动合同的弹性,雇主在解聘员工方面获得更大的便利性;豁免对超时工作以及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税。
对比一下,这两人的计划是何其相似!
再比较一下德国当家人默克尔,她的政策几乎与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相似,就是放松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例如2006年6月,默克尔推行一项新的医疗改革,这种改革将导致医保的缴费上升。
近期,山东省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点确定了“10+1”项目,其中“1”就是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事项最少、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三最”环境,为重大工程提供支撑和保障。淄博市“三最”城市建设起步早、改革力度大、创新举措实,依托深度优化营商环境,在助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积累了经验。国务院先后两次通报表扬淄博市“三最”城市建设经验,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也对淄博老工业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予以肯定。为更好地融入泛济青烟综合试验区,淄博市将以“三最”城市建设为总抓手,充分发挥在“放管服”改革中的制度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通过持续深入抓好机制创新,使淄博成为全国、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改革试验田,以营商环境的最“优”、“双创”环境的最“活”,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服务保障。
一、主要做法
近年来,淄博市始终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作为加快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综合施策,强力推进。特别是201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高标定位,提出了在省内打造“行政审批事项最少、行政服务效能最高、行政收费最低”的“三最”城市目标,主要领导亲自抓,并连续两年将其作为全市“十个新突破”的重点之一,实行每月调度、考核、排名、通螅各项工作精准持续发力。
(一)“减”字当头,大力推进“三最”城市建设。2015年,淄博产业结构转型步入关键期,转型阵痛持续蔓延,经济增速连续排名靠后,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新节点,市委、市政府勇于创新突破,敢于担当挑战,提出了打造“三最”城市的任务目标,对标全省各市,在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压减审批收费方面进行横向比较,最大程度地精简压缩,制定了《淄博市“三最”城市指标体系》。截至目前,审批事项由300余项精简为124项;平均审批时限由12.75天压缩到3.61天;审批收费由47项缩减为17项。用审批权力的削减、服务效能的提高换取了全市营商环境软实力的大幅提升。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到34.5万户,同比增长16.8%,较商事制度改革初期的14.5万户,增幅达到72.4%。去年,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24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7%、9.2%,经济社会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二)创新服务,切实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改革的纵深推进,倒逼政府部门改变固有观念,创新管理体制,为新动能的培育发展营造最优的发展环境。淄博市在全省较早实施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改革,以此为基础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管理。一是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横向联接市直部门、纵向联接区县的全市政务服务“一张网”。通过精简审批要件,优化流程、压缩时限、网上审批系统升级等,最大限度满足“最多跑一次”的技术和制度条件,截至目前,市级“最多跑一次”行政许可事项比例达到93.7%,区县平均78.07%。同时,在全市开展省市县镇村政务服务体系“五级联动”改革,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二是创新实施投资项目联合审批和市、区县远程视频联审,通过视频联审,审批时限由过去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压减到最少17个工作日即可办结,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13个项目涉及投资1048.31亿元的视频联审,该项工作在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中得到通报表扬。三是探索实施区域化评估评审,对产业发展方向明确的功能园区,提前完成规划环评、震评、水土保持等评估评审报告,变“单体评价”为“总体把关”,实现成果共享,截至目前,全市占地174亩的17个功能园区均实施了区域化评估评审,累计吸引投资项目130余个,项目平均节约评估成本超过70%,节约时限超过80%。去年省政府在淄博市试点基础上以正式文件在全省推广。
(三)强化监管,建立协同联动监管机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破除困扰新经济领域的审批障碍,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切实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市场运行的事中事后监管上来。淄博市先后出台了《行政审批批后监督检查暂行办法》和《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全面推行“双随即一公开”监管,去年全市开展随机抽查6772次,随机抽查对象总数5.1万个,有效规范了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推进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严格规范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制度,依法对0.9万户企业、6.3万户个体工商户、4.4万名失信个人进行了公示,形成了强大的信用监管威慑力,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四)“零成本”创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创新是引领新动能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最终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上。2016年,淄博市着力实施“零成本”创业工程,积极构建起政策引导、平台搭建、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依靠创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出台《淄博市鼓励“零成本创业”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着力打造信息、指导、培训、融资、孵化五大平台。在启动资金、住房补贴、贷款担保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顶尖、高端、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技术在淄博创(领)办新企业进行创业的,分别给予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向创业者提供3年免费使用的创业场所、“零租金”住房或3年租房补贴;对顶尖、高端、高层次人才和大学生创(领)办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担保贷款,由市、区县政府所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分别提供最高1000万元、800万元、500万元和100万元的担保支持;对入驻各类创业载体的大学生,每年选择200个优秀创业项目,给予每个5万元的资金扶持。截至去年,全市创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13家,其中省级示范7家、市级示范6家,总面积达42.5万平方米,入驻企业3000余家,新增贷款15.4亿元,扶持创业5774户。
二、经验启示
从当前情况看,制约新动能发展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瓶颈,有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方面的问题。深度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淄博市委、市政府适应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题中之义。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淄博“三最”城市的品牌已经叫响,完全可以作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样本。总结淄博“三最”城市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符合新旧动能转换规律。新动能具有技术更迭快、业态多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网络化、发展个性化、要素成果分享化等新特征,现有的一些经济领域的制度、政策和管理规则已难以适应新动能蓬勃发展的需要,甚至在部分领域成为阻碍新动能发展的束缚因素,迫切需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从了解情况看,很多新兴领域发展最需要的不是扶持,而是“松绑”,需要在服务和监管两个方面推进新一轮改革。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主要依靠力量是企业,淄博持续减少审批事项、提高审批效能目的就是要为企业“松绑”,注重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着力形成生产要素聚集的洼地效应,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流向淄博。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符合发展新动能趋势的要求。面对新旧动能转换课题,许多地区纷纷围绕培育壮大新动能制定方案意见。主要做法就是两条:一方面是明确新幽芊⒄怪氐悖推动相关领域加快突破;另一方面就是着力营造有利于新动能发展的制度环境,而且第二方面的措施越来越多。因为面对新旧动能转换初期,谁能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技术创新的发展,谁就能适应的好,谁就能赢得主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通过“放管服”改革,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内生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生产率,释放新动能的发展空间,促进旧动能的改造提升。淄博在“三最”城市建设中,进一步借助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减税降费,在审批时限上进一步压缩,审批上更加方便,时间上更加便利,也就能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三最”城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迫切需要。过去审批式、选择式的产业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动能培育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调整,要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围绕产业迈向中高端、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等目标,加快推进管理方式、理念、目标等的全方位转型。“三最”城市建设突出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理念,大幅减少事前行政审批、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变管理为服务,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法规调整、标准规范等方面政府服务的科学性、灵活性和针对性,为新动能的培育壮大、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
三、有关建议
(一)尽快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共享共用
目前,在公共数据共享方面,各部门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条块割裂,网络互联互通不畅,业务系统缺乏协同,数据开发利用滞后,难以有效共享,特别是电子文件、电子证照、电子签名、电子档案在中的法律效力不明确,严重制约了网上办事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浙江、江苏在推进省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依托阿里巴巴技术支持,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方面取得不错效果。浙江省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在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大数据应用。建议国家、省出台大数据相关管理办法,破解上述难题,充分利用政务服务网功能,推进整合各部门系统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业务系统,进一步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群众少跑腿,切实降低制度易成本。
(二)推进新动能领域权责下移
中央对“放管服”改革提出要求,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继续加大放权力度,“全链条”取消或下放。要结合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工作,将新动能领域的权责同步下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改革的试错容错机制。建议以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为契机,将一些由国家、省实施的权限下放到先行区,给先行区更大的市场主体准入空间。在经济建设、养老、医疗等以及其他新动能领域争取国家、省更大放权力度,在项目立项、土地使用、安全生产等领域享受更多的省级审批权限,激发新动能领域市场主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