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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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碳排放；配额；面板数据模型；价格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6日

一、研究背景

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是碳市场运行的基础，合理的一个现货价格对于繁荣碳交易市场、有效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价格运行机制的分析、为政府确定排放配额供给量、供给分配方式、分配时机等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也为减排企业与投资机构，提供了投资决策信息，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决策者构建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确保碳交易市场的平稳运行。

碳交易作为新的事物，且一直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由于欧、美等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起步早，碳排放配额现货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因此，学者们对欧美碳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价格与价格波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Derek W.Bunn和Carlo Fezzi（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AR）模型，分析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英国市场上的电、天然气、碳价的每日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Rita Sousa等（2014）采用小波分析法，发现煤炭价格引导碳排放价格变动，碳排放价格引导电价变动，碳价波动与经济发展一致。Alberola等（2008）等检验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试验期（2005～2007）内二氧化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与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部门生产指标和二氧化碳排放合规位置，指出EUA的价格变化不仅反映了能源价格、极端气候事件，还反映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三大生产部门（冶炼、造纸、钢铁）的工业经济生产活动。Mansanet Bataller等（2011）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对第二阶段 EUA价格影响不显著，但对EUA与二级市场CER的价差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研究还包括Rita Sousa等（2014）、Atsalakis（2016）、Luis A等（2016）。我国学者对国外碳交易下现货价格的影响因素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如魏一鸣等（2008）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EU ETS碳价格和能源价格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关系，发现能源价格与第一阶段碳期货的关系较弱，与第二阶段碳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指出能源价格变化是推动第二阶段碳价格变化的重要原因。王双英等（2011）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碳交易的量和碳交易的价格和石油价格的关系，发现石油价格和碳交易的量和价格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11年，国家发改委决定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7个省市作为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6月，我国首个碳交易市场――深圳碳交易市场开始交易。随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湖北等碳交易试点市场陆续开市。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2017年中国开始实行全国碳交易市场”。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平稳发展，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体系。本文将以我国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配额交易价格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其价格运行影响因素，以使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价格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碳交易现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价格的因素与机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说，有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供给因素主要包括配额政策（配额数量、分配方式、跨期储备制度等）、碳减排技术、碳税政策、其他减排履约机制项目供给情况等。需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水平、金融市场以及气候等。

（一）供给方面因素

1、配额政策因素。一级市场上的配额供给情况与供给方式将对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低与波动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政府当期发放的配额总量，当期核证减排量的供给、政府配额存储池中的数量、配额的分配方式（免费、出售、混合）等因素，都将对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与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

2、碳减排技术因素。碳减排技术会影响企业的减排成本，当企业面临比较高的减排成本时，可能就会选择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当企业减排技术成熟，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时，企业将减少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购买，相应影响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

3、碳税政策因素。碳税政策作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在许多国家被实践。碳税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势必对排放企业的减排技术、产量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排放量，并进一步影响对碳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

4、其他减排履约机制项目供给情况。《京都议定书》包括了国际碳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减排机制，在JI与CDM机制下，减排项目的数量，开发减排项目的技术将对碳配额交易市场的供给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

（二）需求方面因素。影响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波动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水平、金融市场以及气候因素等。

第2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一、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情况

（一）加强制度建设。

1.坚持“实”字当头，努力在“减”上求突破。大力推进关联事项整合，实现并联审批，对申请条件、申报方式、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发证方式进行梳理细化，精简材料、简化环节、压缩时限，推行“一件事”一体化办理，实现“一件事一次性告知”。

2.坚持推动“好差评”制度治理全覆盖，以群众的满意为目标。重点做好“好差评”，建立“服务好不好、群众来评判”的监督考核体系，实现线上线下评议双结合，企业群众政府三主体考核，畅通企业群众评价渠道，实现实名制、百分百差评整改落实。

（二）优化服务水平。

1.推进优质精准服务，真正做好优质“服务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主动送政策、送服务上门，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济企通”服务企业云平台诉求通道优化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建立惠企政策归口机制，统一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等服务，畅通反馈渠道，坚持“服务至上、质量第一”的宗旨，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建立重点企业区级层面申诉协调机制，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2.推进高效便利服务，真正当好金牌“店小二”。（1）建立健全权责清单与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动态化衔接工作机制，持续梳理公布“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等各类事项清单。（2）推广使用“泉城办”APP，开展云核查。（3）充分发挥“企业简易注销一窗通”平台作用，实现企业注销业务“一站式”办理。

3.推进标准化“一窗受理”服务，切实做好专业“受理员”。（1）进一步优化服务大厅窗口设置，推进无差别“一窗受理”。加强工作人员标准化服务培训，组建专业服务队伍。（2）规范建设基层便民服务站，实现街道和村（社区）全覆盖。推动自助服务区及“秒批秒办”系统向有条件的街道、社区延伸，实现自助服务终端应设尽设。

4.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有序开展双招双引工作。（1）加快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对省、市、区重点项目百分百跟踪帮办服务。今年辖区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辖区内确定7个重点建设项目全部复工。（2）加强企业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做好企业“五员”，推进双招双引有序发展。

   （三）强化管理力度。

1.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全面推行信用承诺制，将申请人履约情况记入信用记录。建立诚信企业“信易贷”绿色通道，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健全发起响应、信息推送、执行反馈协同工作机制。

2.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围绕政商关系，明确政商关系的“正面清单”，鼓励推进政府工作人员对进一步优化街道营商环境、发挥自身优势以商招商、加强沟通合作抱团发展等内容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改进意见，营造“亲商、爱商、重商、扶商”的浓厚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任务重，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深化“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任务重，由于上级相关的政策要求密集出台，对一些涉及到新理念、新事物的任务，短时间内难以充分吸收，导致任务落实创新性不足、特色性不强。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外行监督内行的问题，对于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的问题，个别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简化工作的高效落实。

（二）地方财政收入受疫情影响较大。分析重点纳税企业，除部分电商等行业实现增幅外，其他行业企业均受疫情影响较大。纳税重点企业阳光100房地产公司、银座振兴街购物中心、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均受疫情影响严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推进双招双引工作。下一步街道将在引进和培育方面“两手抓”，保障现有企业存续及业务开展的同时积极发掘亿元以上新增企业，做好企业落地工作，实现辖区经济不断向上发展。对于有人才需求的企业积极对上汇报、联系，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二）强化综合治税工作。重点围绕抓好固定、重点税源以及重点项目建筑增值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全年财税任务。下一步街道逐渐向税收贡献能力大的金融、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转变；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各环节税源，为财税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第3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保险，碳交易，资源，罚款超额累进制，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提出新险种，即碳排放保险，来促进我们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激励企业改良生产条件不断向集约型经济发展，以及加强碳排放量超标的风险管理，提升该风险的管理水平，同时也能提高企业追求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识。

二、碳排放保险的理论基础以及参数设置

在以下模型中，将涉及到收益最大化情况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设条件和碳排放量保险系数假设。

（一）收益最大化情况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设条件如下：

⒈CDM合理定价且价格恒定

⒉CDM在国内以及国际上能够无摩擦地自由交易

⒊企业不存在偷、逃税现象

⒋在保险期间内，企业的规模和产量不变

（二）碳排放量保险系数假设：

⒈国家标准碳排放函数

我们规定，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会逐渐限制企业的碳排放量。因此，我们设定了一个“国家标准碳排放函数”，企业每年的国家规定碳排放量逐年递减。对于不同的产品生产企业，国家对其产品的允许碳排放量每年按照一定的减排量k进行减少（一定年限内），以促进企业改良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假设：

At：企业在t年国家规定的排放量

A0：企业投保时，国家规定的碳排放量

AT：企业的国家目标排放量，即国家所规定的，在第T年必须达到的准许排放标准量

k：企业每年的平均标准减排量k=

因此，国家标准排放量递减-时间函数表示为：At=A0-kt，k=

⒉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

对于超过国家年排放标准的企业，国家统一进行惩罚性罚款，罚款额（P）由基础罚款（P）和超额排放累进罚款组成，对于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业进行罚款额为（P），此后按照p=aX2+P进行累进的罚款，X=A-At为企业的超额排放量。即超排越多，每一单位罚款额增加越多。国家对于企业罚款收入，部分可以收归国库，部分可以对未超排企业进行鼓励性转移支付和对于购买碳保险企业进行适当补偿。

⒊碳排放保险保费

碳排放保险保费额应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量，缴纳一定量的费用。I=f1At，f1是单位保费， At为国家标准排放量。保费也可以按照企业自身预估碳排放额，随企业自行购置投保额，此时单位保费为f2，其中f2＞f1，I=f2（At+X）=f2A，X为企业预估碳排放超排额。

⒋企业实际碳排放量： A

⒌免赔率：α

⒍单位保险金： θ

θ值由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保险公司根据地区差异共同设定，可以适当调整 θ值大小，促进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

⒎保险金赔付额：

当A＞At，保险金赔付额B=（A-At）*（1-α）*θ=X*（1-α）*θ；当A≤At，保险金赔付额B=0

⒏企业投保激励制度：

P1=d*p=d*（aX2+p），参数d即因为购置保险，国家进行的罚款减免系数，此系数0＜d＜1。此项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积极投保，基本上应保障投保企业的减免额大于基础保费。

⒐若企业发生超额排放行为，即保险事故发生，则国家的实际罚款P2：

对于超过国家年排放标准的企业，国家统一进行惩罚性罚款，同时，对于已购置保险的企业，按照每单位超额排放量按照赔付率θ进行赔付。即企业实际罚款额为P2=P1-B=d*P-B=d*（aX2+p）-X*（1-α）*θ

⒑CDMs机制R1：

国家对于CMD的定价合理，在短期内，我们设定其价格不变，即单位CMD价格C元。当A≤At时，即企业未发生超额排行行为，企业能通过谈交易市场获利R1。R1=（At-A）*C

⒒保费返还额：R2

若企业未发生超额排放行为，即保险事故未发生，则对企业的部分保险费进行返还，返还额为R2。 碳保险年返还额应根据碳保险类型进行赔付，按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量，缴纳一定量的费用的保险，按照R2=β1At返还，β1＜f1，β为返还比例。保费按照企业自身预估碳排放量和小于国家标准的排放额，即按返还率为 β2计算，其中β2＜f2，R2=β2At。最大保费返还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

（三）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运用EVIEWS软件对中国各省1994年-2007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行拟合，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等三项数据（见附录），得出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由于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缺少1995、1996、1998年的数据，所以这里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弥补，将数据导入MATLAB，运用命令interp1（x，y，xi，‘linear’）进行插值，得出1995年、1996年、1998年工业数据是1108、1200.8、1373.5，单位亿元。

下面是数据建模的过程：

从以上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在经费较低的时候，废气排放量较高，而随着经费的提高，废弃排放量有了显著的降低，尤其在经费为0～80这一段中，废弃排放量下降了55%左右；而随着经费的进一步增加，其边际效应开始逐步体现，当经费从80增加到160时，废弃排放量只有约25%的下降。根据经验推测，应该使用logistic、指数、或者双对数进行拟合，经过比较检验，可知采用双对数函数进行拟合时的效果比较理想。以下对其主要过程进行详述。

双对数函数的形式如下：

lny=a+blnx

经过回归处理可得到如下结果：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数都是显著的，但是从DW=0.745758可以看出此结果可能存在自相关，所以检验是否存在自相关，这里对残差使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滞后阶数从1到10进行循环，可发现该方程存在二阶自相关，如下图：

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0.02

εt=ρ1εt-1+ρ2εt-2+ν

使用EVIEWS进行估计，可得到如下结果：

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数都是显著的，拟合度也很高。下面再对残差进行自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以看出，已经明显消除了自相关性。所以最终模型如下：

lny=2.185147-0.3590611lnx

得出该函数的经济含义：经费每增加1%，废气就会减少0.36%。所以有必要让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碳排放量，碳排放保险才有可行空间。

三、碳排放保险的模拟操作

由于现在大多企业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而未来发展趋于集约型，国家积极倡导企业产业优化，因此碳排放保险定义如下：积极促使企业改善技术和设施，减少碳排放。国家财政部应联合保监会和银监会设立碳排放基金，并通过财政支出对碳排放基金的成立进行注资，资金除了要保证补偿赔付外，还要保证基金能在合理运营中抵御风险。

（一）未购买保险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⒈CDM>国家标准：

对于未购买保险的企业，保险公司不承担承保责任，不用进行赔付。但与此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超过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需要对罚款征收，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价格，对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度，即P=aX2+p。总收益为E1=-d*P=-d*（aX2+p）

⒉CDM 国家标准：

此情况即未引入碳排放保险的情况，企业只能对因为技术、机械设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国家标准的CDMs进行销售，无其他收入。总收益为 E2=R1=（At-A）*C

（二）购买保险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⒈CDM>国家标准：

由于公司在超排前已经购置了碳排放保险，保险公司基于投保公司的保额进行赔付，将赔付款纳入碳保险基金。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超过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进行罚款，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价格，对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度，即P1=d*p=d*（aX2+p），参数d即因为购置保险，国家进行的罚款减免系数，此系数0＜d＜1。此项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积极投保，基本上应保障投保企业的减免额大于基础保费。总收益为E3=B-d*p=X*（1-α）*θ-[d（aX2+p）+f1At]

⒉CDM>国家标准：

保险公司不用对投保公司的进行赔付，实现盈利。投保公司不仅可以对因为技术、机械设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国家标准的CDMs进行销售。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低于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进行补偿，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补偿额，此项支出来自于碳保险基金。总收益为E4=R=R2+R1=R2=β1At+（At-A）*C或者E′4=R=R2+R1=R2=β2At+（At-A）*C

由上述情况的分析可知，购买碳排放保险对企业在企业的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有利，因此碳排放保险可行。

四、关于我国碳排放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改善各省区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针对各省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速度过慢，应当大力调整和优化各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尤其是要大力开发和利用绿色能源与清洁能源，提高其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具体而言，对湖北、重庆等省可以大力开发水电;西北地区则可以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光热利用等项目;农村地区则注重生物质能的开发和高效利用。对于某些省区特有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应当促进煤炭消费相关的技术创新，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二）合理控制煤炭产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煤炭生产加工业对地区CO2 排放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针对煤炭行业采用相应的减排措施。首先，应当合理控制煤炭产量，从源头上减少CO2 的排放。例如，限制生产企业的规模、关闭生产效率低的小煤窑、淘汰高耗能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等。第二，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依托于技术创新来实现CO2 减排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例如，对于煤炭生产中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加工和利用，从而减少废物的排放，并通过重复利用为企业产生经济利益。第三，对传统的煤炭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引导其逐步加大对其他可再生能源或绿色能源的开发，一方面实现控制煤炭产量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

（三）加快各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不同省份经济发展的异步性非常突出，因此需要针对各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具体而言，对处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程中的省份，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技术进步为目标，以提高技术水平和利用清洁能源为主; 对一些较发达的省区，应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以传统的煤炭生产或高耗能的重工业为主要经济命脉的省区，不仅要积极提高现有工艺的技术效率，而且要积极寻求其他清洁产业的发展途径。

（四）制定并完善各省区CO2 减排工作的分析制度。

在制定各省区CO2 减排政策时，不能单从全国排放总量排名的分布来决定重视与否，而应当针对各省区特定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趋势决定政策的实施力度。具体而言，对于那些CO2 排放总量很低，但是恶化程度较快的省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其CO2 减排工作。当然，前提条件是该政府必须要对本省区在全国的CO2 减排工作所处的位置和本省区的CO2 排放状况有真实和及时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建立各个省区的CO2 排放核算和比较制度，同时需要一定的相关专业人才进行分析和指导。

（五）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碳强度目标是一种自愿性目标，和国际承诺没有相关关系，不需要国际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考虑未来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同机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通过试点来解决。在欧洲，碳交易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其经验对中国节能减排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别涛，王彬．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中国构想[J]．环境经济杂志，2006，(11)：52．

[2]施天涛．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97．

第4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而且中国经济尚处于发展中阶段，投资仍应维持在一个与储蓄率相匹配的水平，然而当前过高的实际利率已经难以促进投资。

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几乎全部落实，加上存在经济落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未来继续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辅之以信贷激励工具是更可能使用的选择。另外，财政政策依旧应该改变目前的支出格局，加大投资，仅依靠居民消费来维持总需求并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且空间不大。

物价应当着眼总需求

针对学界与金融市场关于中国是否已经陷入通缩的大讨论，央行副行长易纲指出，若仅以CPI来判定，中国还未出现通缩。话虽如此，然而长期存在通胀过低的情形，至少已经足以反映出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总需求不足。

CPI依然是目前最全面地反映居民生活成本变动的经济指标，但是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刻画通货膨胀形势和总需求的指标。以美国为例，考虑到诸如粮食减产、石油供给波动等临时性因素，而这两项约占到CPI权重的25%，因此也就有了剔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CPI。再看中国，食品占CPI的权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但农产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偏低，政府通过补贴收购储备粮变相提高了农产品价格，非食品CPI同比涨幅2015年以来在1%附近波动。

其次，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从实体零售向网购的迁移。在观察统计样本的时候，就不能把网购价格排除在外。阿里巴巴下属的阿里研究院制作的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反映了网购主流商品和服务的一般价格波动。该指数年同比涨幅自2012年至今只有一个月为零，其余月份均为同比下降，最新公布的9月份数据为同比下降1.6%。

再者，中国虽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食品支出在居民总支出当中的比例比发达经济体高，但是按照恩格尔定律揭示的普遍规律，这一比例也是在递减的。因此，物价也应当动态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变化，不能夸大食品在统计CPI过程中的权重。

另外，目前社会各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整个经济体的债务负担较重，但对利息负担的估计却仍有不足。其原因在于农业部门的负债率很低，大部分农户甚至没有负债，因此在用通胀计算负债者的真实利率的时候，给农产品和食品价格较小的权重是合适的。相反，用CPI估算的通胀实际上会低估高负债的工业生产部门承担的真实利率，进而低估利息费用。

而PPI的降幅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了工业生产领域的通缩现状。这也与目前企业部门债务负担最重、居民部门债务负担最轻的宏观现象相吻合。据此计算实际利率的话，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真实利率已经达到10.2%。很显然在这么高的利率环境中投资是一定会受到抑制的。

在10月23日央行公布“双降”的解释中，也提到了GDP平减指数负增长的现象。中国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为-0.3%;第三季度实际GDP为6.9%，相比之下名义GDP增速仅为6.2%，平减指数应当更低。GDP平减指数跌为负值反映出整个经济很可能已经处在通缩当中，即便是CPI同比增速还是正数也难有说服力。

这里需要考虑金融市场的作用。客观上，金融泡沫是有推高通胀的作用的，这一点也被陷入低通胀困境的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用来制造再通胀。可金融泡沫的破灭也会相应地造成去通胀的效果。随着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从2014年开始普涨，应当也对维持通胀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金融泡沫的破灭，未来通胀水平有可能继续下行。

影响未来通胀的另一因素食品价格受到农产品供需影响。但是2015年入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玉米、小麦价格出现罕见的20%-30%的降幅。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粮库售出结束后各地仍有很多粮食不能入库，国家粮食局称粮食存储量之高“前所未有”;同时全球农产品价格下跌也导致了国内粮食进口量增加下跌，未来粮食市场进一步开放也是大势所趋。

因此，随着推高CPI的临时性因素逐渐消褪，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的冲击也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那么更加不容乐观的总需求状况或将暴露出来。

低通胀因投资不足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储蓄率和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大体呈同向变动的关系。这其中的逻辑是储蓄在过去基本上顺利转化为了投资，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和通胀水平的周期性波动。

尽管政府有意调整过高的储蓄率，但从2006年至今，中国仍维持着45%-50%的储蓄率水平，目前仅略低于2008年的峰值，尚未出现储蓄率趋势性下降的苗头。而且中国维持着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去几年中国的储蓄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净储蓄额占全球净储蓄额的比例依然在上升，远高于发达国家，支持投资活动的融资。

进一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体现在政府和企业，居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大约20%，因此如果要靠消费提升总需求只能依赖于收入增长。然而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恶化，低通胀不会带来工资上涨的动力，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消费支出还会上升。

对比中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至少在五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中考察，消费需求大体上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投资才是影响经济波动更主要的因素，美国投资贡献了绝大部分GDP增长的波动。中国消费增速下行过程中，投资增速更明显的放缓导致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动提高。

因此，用储蓄率下降和增长模式转型来解释中国目前的低投资和低通胀是不完备的，而不是说目前中国的低投资是理所当然的“新常态”。那么更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储蓄转化为投资受阻，障碍就是真实利率过高。

三年多的低通胀状态足以让投资者形成长期预期，而且事实上中国的投资回报也在下降。这就导致了资本的边际效益偏低，甚至不足以覆盖利率，难以吸引新的投资。而在工业领域，通缩让真实利率更高，相关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承受资本的损失甚至是破产。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并会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

财政防范两个极端

凯恩斯告诉我们，投机信心或者信用状况二者之一的弱化足以造成经济崩溃，但是经济复苏却需要二者同时兼备。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降低无风险利率，其作用机理在于刺激投机信心，却对改善信用状况无能为力。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双降”甚至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方面的效果也很有限，紧跟着降息之后公开市场回购利率下调的幅度只有10BP，商业银行也纷纷上浮存款利率。

就货币政策而言，既然短期的政策利率已如同挥舞空中的绳子，那么未来更可能的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财政政策实际上更为重要。从长期考量出发，需要政府以社会公众的共同福利来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益，并负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

如果把范围扩大得更广一点，并结合目前中国部分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偏高的实际情况，这种投资应当不限于实物资本，还可以扩大至对劳动力的投资，诸如教育、医疗、城市公共服务。

第5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

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第6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 碳排放；因素分解；广义费雪指数；动态演进

中图分类号 N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0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1

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迅速，能源消耗不断增加，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未有改变，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费造成约有90%左右的碳排放，导致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作为约束性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国的CO2排放演化变化对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以避免走发达国家“污染在先治理在后”的发展道路，具有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不少成果。Wang等［1］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对我国1957-2000年的CO2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结果表明代表技术因素的能源强度是减少碳排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结构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经济增长带来碳排放的增加。Fan等［2］ 采用适应性加权迪氏分解法(AdapIive Weighting Divisia，以下简称AWD)分解了1980-2003年碳排放强度(carbon intensity)的影响因素，发现尽管中国的CO2排放总量在上升，但是碳排放强度在下降。徐国泉等［3］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指数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冯相昭等［4］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对1971-2005年中国的CO2排放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胡初枝等［5］通过对我国六部门能源消费数据使用简单的碳排放公式计算得到的1990-2005年CO2排放量进行了简均的因素分解，指出规模和能源强度是正负两类最主要的因素，并且指出不同产业碳排放差异较大，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减少有一定影响。国外也有很多有关碳排放的研究成果，Chris P. Tsokos, Yong Xu［6］通过建立一个CO2排放的微分方程系统，得到一个随时间变量变化的累积函数，利用该系统预测了10、20和50年CO2排放构成因素的变化率。Knapp等［7］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角度，研究了全球CO2排放量和全球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全球人口是全球CO2排放量增长的原因。D. Diakoulaki等［8］采用简化的Laspeyres模型，将希腊在1990-2002年之间均等的分为两个碳排放时期，研究结果为希腊的碳排放增加的原因给出了解释，并为完成碳减排的目标提出了建议。D. Diakoulaki, M. Mandarak［9］用简化的Laspeyres模型，利用5个因素分解分析了欧洲14个国家的工业部门CO2的变化，发现大多数欧盟国家虽然已经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但没有充分发挥减排贡献。

由以上可见，当前对碳排放变动因素分解分析用的较多的是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但它们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费雪指数法则折衷这两种指数方法，并能很好的克服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因素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本文从碳排放现状出发，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采用广义费雪指数法对中国碳排放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最后一部分给出了主要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碳减排对策。本文用新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碳排放变动演化情形，所得结果综合了以往方法的结果，并获得新的有意义结果。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抑制作用逐渐增，强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的结论，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2 GFI模型评价

寻找二氧化碳减排途径的前提，是准确分析和计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原因何在。指数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的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研究各方面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目前，最常用的包括Laspeyres指数分解和Divisia指数分解等［10-12］。但是，当指数分解存在残差项时，说明碳排放变动的部分不能为以上模型所解释。拉氏指数法及绝大部分D氏指数都存在着这个缺陷。相对于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法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费雪指数法则能折衷这两种指数方法，并能克服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法的缺点。Ang、Lju和Hyun-Sik Chung［13］比较了广义费雪指数(the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与其他五种常用的IDA方法，即：拉氏指数、帕氏指数、AMDI，算术平均D氏指数、LMDI Ⅰ(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Ⅰ)、LMDI Ⅱ(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Ⅱ)，并利用Fisher提出的因子互换检验、时间互换检验和比例检验；Balk提出的总量检验；Ang和Choi提出的零值稳健检验；Chung和Rhee提出的负值稳健检验对各种方法进行了上述检验，给出了检验结果，为选择合理的因素分解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广义费雪指数只在其中的总量检验中未通过，其他检验均通过，而其他方法均有两个或更多的检验未通过，因此广义费雪指数表现出优良的因素分解特性，综合来看其是进行因素分解的最佳方法。

碳排放因素分解法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加法分解(Additive Decomposition)和乘积分解(Multiplicative Decomposition)，目前研究中多选用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方法的加法分解，均存在一定缺陷，费雪指数法属于乘积分解，模型更加复杂，而且对分解因素更加难以把握，本文克服了这些问题，首次将费雪指数法和碳排放公式很好的结合，很好的选择了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故而本文拟采用费雪指数法对中国碳排放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进一步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3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演进分析

3.1 模型基础

Ang等［13］提出的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具体实现过程如下：设V为总量指标，其由n个分量X1，X2，…，Xn表示。i表示总量指标的次级分类，用于进行结构变化的分析，则有：V=∑iVi=∑iX1iX2i…Xni。定义N={1,2,…,n}，N的势为n。 S为N的一个子集，势为s′。定义函数V(S)=∑(∏l∈SXTl∏m∈N＼SX0m)，V()=∑(∏m∈NX0m)其中为空子集，上标表示时期0和时期T。根据“几何平均”原理，将VT/V0分解为n个部分。每一要素X

3.2 数据处理及结果

采用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简单计算和整理得到，值得说明的是GDP采用了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以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具体见表2。

在该模型中，X1代表能源结构因素，即i种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份额；X2代表能源效率因素，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X3代表经济发展因素，即人均GDP。利用公式(4)(5)(6)，分别计算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结果见表3、表4和图1。

表3及表4是中国碳排放变动的GFI因素分解结果。我们发现，经济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最多为12.125(占42.9%)，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影响次之，分别为7927(占28.7%)和7.827（占28.4%）。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碳排放总体在不断增加，2000-2002年期间，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缓慢，但是，2002年以后一直急速增长，年增长率超过10%。显然，造成中国人均碳排放急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

增大。而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因素是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但效果并不明显。效率因素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近几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强趋势，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趋势有所减缓的主要原因。2001-2003年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与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最小，而此时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长最缓慢，但随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的减小和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的增大，抑制贡献率与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又不断扩大，导致了中国人均碳排放呈指数增长。

3.3 影响因素演进分析

从本文以上研究，已经得到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发展这三个影响因素对中国碳排放变动的贡献率的大小，为了解决这些因素在未来具体如何演进，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讲过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拟合方法，很好的反映碳排放影响因素瞬时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过程如下：

首先拟合出能源结构因素的瞬时变化率，图2表示能源结构因素DX1的变化率，纵坐标代表变化率（%），横坐标代表时间（年）。

能源结构因素的瞬时率拟合方程为：

dDX1(t)dt=-0046 979 t4+37675 t3-1133 e+006 t2+1514 3e+009 t-7590 1e+011

若能源结构因素变化率D•x1(t)>0时，则表示能源结构随时间的变化率为正，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

图2 能源结构因素的变化率特征

Fig.2 Rate of change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大。由图2可见，2002年至2004年中国的能源结构因素瞬时率都是为正，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能源结构因素发挥了逐渐增强的抑制作用。

若能源结构因素变化率D•x1(t)

类似可以得到能源效率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的瞬时变化率，形成图3和图4。

能源效率因素的瞬时率拟合方程为：

dDX2(t)dt=0502 22 t3-3 0213 t2+6058 4e+006 t-4049 6e+009

若能源效率因素变化率D•x2(t)>0时，则表示能源效

率随时间的变化率为正，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

大。由图3可见，2002-2005年中国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时率都为正，而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说明这一时期能源效率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年增强。

若能源效率因素变化率D•x2(t)0时，则表示经济发展随时间的变化率为正，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大。

由图4可见，2002年至2008年中国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时率都是为正，而经济发展因素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说明此段时期经济发展不断地促进碳排放增长，给碳减排带来极大的压力。

4 结果比较及特点

在关于碳排放因素分解方面的研究中，本文所得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以下给出了本文与其他人研究结果的比较及特点分析。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3］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指数分解法分析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得到2000年以来，人均碳排放增长率超过10%，2000年以后，抑制贡献率与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这一结果与本文相似。但本文又进一步得到2001-2003年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与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最小，而此时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长最缓慢，但随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贡献率的减小和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的增大，抑制贡献率与拉动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又不断扩大，导致了中国人均碳排放呈指数增长，并且近几年能源效率因素逐渐增强，这一系列的结论有别于前者的研究结果。

D. Diakoulaki等［8］采用简化的Laspeyres模型，从人类活动、能源强度、混合燃料三个因素方面分解分析了希腊在1990-2002年之间的碳排放，得到人类活动因素引起CO2排放量增加32,242万t（占到150%），能源强度因素占-35%，混合燃料因素占-15%，后两个因素共减少CO2排放10 575万t。本文得到经济发展因素（即人类活动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最多12.125(占42.9%)，能源结构因素（结构效应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即能源强度因素）的影响次之，分别为7.927(占28.7%)和7.827（占28.4%）。说明经济发展因素对中国和希腊都是正效应并占到主导位置，其它因素虽然起到负效应，但减排效果微弱。

Ming Zhang, Hailin Mu等［15］采用完全分解方法分析CO2强度，能源强度，结构变化和经济活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活动对CO2排放量变化起正效应作用（占196%）；1991-2006这段时期，能源强度下降对CO2排放减少影响较大（占到126%）；CO2强度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得到中国CO2排放量在全球减排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本文认为2000-2008后这一段时期能源强度（能源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仍然不明显，为7.827（占28.4%），但其抑制作用还在逐渐加强。

李艳梅、张雷、程晓凌［16］按照“共同产生、平均分担”原则，构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选择1985-2007年的数据，计量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演进和碳排放强度变化所产生的碳减排效应，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碳减排效应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强度降低。该模型没有很好的处理结构分解过程中的残余项，而本文得到的是碳排放强度（即能源效率）因素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近几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强趋势，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趋势有所减缓的主要原因。

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经济增长也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我国碳排放政策的缺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滞后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持续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是我国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产出的增长是满足国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维持经济系统运行带来的能源消费是无法避免的，其导致的环境压力上升也是在所难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在2002年后急剧增长，说明仅依赖能源效率的提高已难以抑制经济发展引起的中国人均碳排放。因此，本文强调在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我国碳减排的政策制定不能从控制经济发展规模的方面采取主要措施，应该大力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的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

5 碳减排对策建议

为了达到2020年碳排放减排的目标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碳减排对策：

（1）环境调控政策和相关立法的完善。前文研究得到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应建立实施技术标准、碳交易、碳排放的企业准入门槛、节能减排等政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完善相关的碳排放法律法规。

（2）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由于受能源赋存条件以及经济条件限制，我国很难尽快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但是积极增加油气进口，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增加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所占比重，中国的碳排放将得到很大的缓解。此外，在加强能源结构调整的同时，加速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减少碳排放。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3）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中都提到，碳减排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研究中也得到，能源效率对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有加强趋势，可见今后继续依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的空间还很大。可通过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加强能源管理等措施，提高一些高耗能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高耗能工业部门的节能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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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in China

TIAN Li xin ZHANG Bei bei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China)

第7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截至2008年7月，全球其他国家持有美国国债总量已经达到26764亿美元，较2007年7月的22010亿美元上涨21.6％。

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透支其未来的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模式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已有时日，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失衡的经济会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

美国消费的透支，在房地产领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透支，在前几年的低利率松货币环境中，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超级繁荣，并由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各种复杂得让人难以理解的金融衍生工具，将泡沫营造得登峰造极。随着银根收紧，民众贫乏的支付能力有如皇帝的新衣，根本无从掩饰房地产市场的极度透支。支柱既去，泡沫大厦随即坍塌。

次贷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东亚过度储蓄、美国透支性消费的模式已难以维持。然而，在未来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如何调整仍未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美联储和各国央行如何共同应对这一危机，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全球共震

在《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虽然美国政府已针对金融市场出台一系列援助措施，但美国现在仍亟需大量资金注入，以弥补其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的损失。事实上，无论救市成功与否，美国的“双赤字”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而美元独霸全球货币体系的局面已然松动。

在此之前，美国的财政、贸易双赤字局面已使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一方面，美国消费透支，政府财政赤字也因减税和军备开支积重难返；另一方面，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所获得外汇储备增量却又不得不流回美国。

这一局面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调整。在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看来，目前全球货币体系因此可能面临一次“大洗牌”，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和欧元的崛起暗示了未来货币格局的趋势。

“金价和油价的上涨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市场这个信心的变化，当市场参与者对于美国的‘庄家’地位丧失信心，自然会出现这种转移，欧元的出现给投资者提供了另一个选择的机会。”沈联涛说。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虽然美国政府连续释放坚持强美元政策的信号，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决定了所谓的强美元政策只能是空中楼阁；无论是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资产市场繁荣，目前看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依靠不断增加外部资本输入而支持的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每年需要输入的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美元资本的意愿却在不断下降。

一方面，中国和许多其他东亚国家已经开始追求更加均衡的增长模式，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外部账户盈余；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元贬值，各国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愿也开始下降，并转向持有更多的欧元、英镑等资产。

不过，即使各国已经认识到投资美元资产，特别是国债资产可能存在的缩水风险，他们的选择余地也并不大。

谢国忠称，解决金融危机之道，需要全球的共同参与。这种全球协力的必要性在于，如果听任美国一家独撑困局，鉴于美国经济令投资者疑虑的现状，一旦美国国内各种债务之间的辗转腾挪已再无回旋余地时，印发货币便成惟一的出路。而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遭受重大损失，并导致全球范围内不可预测的衰退。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7月，全球其他国家持有美国国债总量已经达到26764亿美元，较2007年7月的22010亿美元上涨21.6％。这也是各国不得不配合美国步伐的重要原因，在一个密切联系的世界金融市场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是，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的欧洲国家，很难以财政刺激的方式来协助美国。在欧盟成立之初，就已经对各国的赤字率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政府年度财政赤字总额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国债总额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各国目前的配合政策，可能仍然仅限于央行通过常规工具向市场中注入流动性。

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可能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重要，一旦以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资产减计压力降低，将给欧洲和美国脆弱的金融业争取到消化“坏账”的宝贵时间。美国7000亿美元援救计划由此显得非常关键。

衰退之忧

金融市场的危机尚未见底，实体经济的衰退却已近在眼前。

二季度美国GDP一改颓势，环比上涨3.3％，本来很令投资者鼓舞；但很多经济学家却仍悲观地认为，这一数字不过是由净出口和个人消费支出支撑起的“假象”。

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原因是返税计划的刺激；净出口增长，则因为美元在二季度中出现相对弱势。在消费项目中，近期无论是消费者未偿信贷、个人消费支出，还是与消费具有较大关联的耐用品和零售数据，均不见好转迹象。随着退税计划影响消失，经济能否维持坚挺，前景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节节攀升，美国7月和8月两个月的失业率分别上升至5.7％和6.1％。

摩根大通亚洲研究部门负责人大卫费尔南德斯（David Fernandez）认为，和前几次经济萧条期相比，目前美国失业率的恶化程度虽然尚有不及，但失业率的不断上行，将可能意味着更广泛意义的负面打击。

另一大不确定性在于，如果美国庞大的刺激计划得以实施，美国必然再度面临庞大的赤字困扰，美元下跌继而油价再度飙升的一幕也许会再度重演。9月22日，在美元下跌和合约到期，空头头寸补回的影响下，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交易的10月交割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巨幅上扬25美元，创下近年以来的单日涨幅之最。

而在前期，原油价格最低探到接近90美元每桶的低位。正如黄金、原油一贯表现出来的趋势一样，相关因素的变动往往会出现联动影响。财政刺激计划可能要以通胀的风险作为代价。

渣打银行美国经济分析师大卫赛蒙斯（David Semmens）称，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包括失业率，工业产出和零售数据均表现疲软，夏季的大规模退税计划使得消费者支出没有过于衰退；不过该退税计划的刺激已经逐渐弱化，下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有可能推出，但其效果可能要等到2009年才能见分晓。

现在美国实体经济各方面的指标都无法让人乐观：失业率高涨，工资增速回落，房价和资本市场萎靡不振，信贷进一步收紧。金融市场的动荡必然令个人消费或企业支出更趋于谨慎。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出口，无论是对欧洲还是世界其他部分，在最近几个月均有所回落。

谢国忠对美国经济前景非常悲观，认为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下滑大约2个百分点。

“财政刺激计划可能有助于金融市场信心的恢复，但无法阻止实体经济的衰退。”赛蒙斯认为，美联储仍可能在2009年初降息，而至6月可能会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

不过，目前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对通胀时刻保持警惕。经历次贷危机中的紧急降息后，联储委员们似乎已开始对放松利率出现抵制情绪――哪怕是很小的让步。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团队在其近期报告中预测，美国GDP增长速度年内仍将停滞，而这种迟缓的增速可能要一直延续至2009年末。通胀则将逐步缓和，CPI回落速度可能要快于核心CPI的回落速度。虽然现在至年末美联储利率政策仍将保持中性，但在明年上半年，政策可能会向减息一端倾斜。

第8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受“三公消费”政策影响，高端白酒市场持续低迷，行业渐入寒冬。大势如此，泸州老窖（000568.sz）的未来不免令投资者心神不定，担心其能否平稳过冬。

从泸州老窖2013年中报来看，公司二季度似乎出现转好迹象。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营收达到52.56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一季度实现收入30.84亿元，同比下降3.38%；二季度实现收入21.72亿元，同比增长8.55%。但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营收虽然增长，毛利却在下降，尤其是高端产品，其销售更是下滑惊人，幸好中低档产品放量，才能有效弥补业绩损失。

 

营收增长但毛利下降

尽管二季度营收同比出现正增长，但是，刨除当期预收款贡献后的实际销售额却是在下降，只不过降幅有所收窄。

实际销售额=营收-预收账款的减少÷1.17，按此计算，2012年上半年，实际销售额为50.48亿元，2013年上半年，实际销售额为44.90亿元；2012年一季度实际销售额为28.61亿元，2013年一季度实际销售额为23.75亿元；2012年二季度实际销售额为21.87亿元，2013年二季度实际销售额为21.15亿元。

 

据此可知，2013年上半年，实际销售额同比下降11%。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7%，二季度同比下降3.3%。可见，二季度实际销售额降幅有收窄的迹象。

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据也呈现出同样的势头。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9.25%。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2.1%，二季度同比下降3.98%。

 

降幅收窄，确实是转好的信号，但是，进一步分析又会发现，二季度的转好迹象中又不无隐忧，这主要体现在毛利方面。

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毛利同比下降11.78%。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7.25%，二季度同比下降18.59%，同比下降幅度扩大。可见，泸州老窖二季度出现增收利减的情形。

 

高档酒营收毛利双降

通过分别对泸州老窖高档酒（特曲及其以上产品）和中低档酒（特曲以下产品）的深入分析，笔者发现了导致二季度增收利减的原因所在。

首先，中低档酒的营收和毛利“齐飞”。

数据显示，近几年中低档酒的营收和毛利同比均在稳步提高，尽管2013年一季度这两项数据逆势下降，但是，二季度出现企稳重回高增长的迹象。2013年上半年中低档酒营收增长18.1%。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2.5%，二季度同比大幅增长57.58%；2013年上半年中低档酒毛利增长5.4%。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44.3%，二季度同比大幅增长76.65%。

 

然而，高档酒的数据走势却令人生寒。

数据显示，近几年，无论是一季度还是二季度，泸州老窖高档酒的毛利率同比都在稳步下降，而2013年一、二季度降幅加速；2013年二季度之前，高档酒营收和毛利均在稳步增长，而二季度却忽然下降，而且是大幅下降——2013年上半年，高档酒营收下降8.4%（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8.57%，二季度同比大幅下滑34.55%）；2013年上半年，高档酒毛利下降15.7%（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1%，二季度同比大幅下滑41%）。

 

笔者由此推算，高端的国窖1573二季度销售下滑严重，降幅应该超过50%。

有一个数字对比非常说明问题：2012年5月21日，泸州老窖停止了国窖1573的发货，直到三四季度才陆续恢复发货。也就是说，2012年二季度的营收中确认的国窖1573的营收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可见2013年二季度国窖1573的销售萎缩相当严重。

 

上半年泸州老窖消费税大幅下降，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表明泸州老窖高端酒（特别是1573）销量出现了大幅下滑。

2012年11月27日的泸州老窖《关于2011年消费税情况的澄清公告》中称，2011年为销售收入为42亿元的高档酒缴纳了5.2亿元的消费税，相当于2011年年报中高档酒营收（56.4亿元）的近75%。据此推测，高档酒中有部分的特曲酒并不在此纳税范围内。由此也可以看出，2013年，国窖1573的销售降幅一定相当严重。

 

笔者曾在《泸州老窖内在价值估算》（刊发于《证券市场周刊》2013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限制“三公”消费使高端白酒需求出现了“永久缺口”，这应该是泸州老窖高端酒二季度营收下滑的主要原因。而高端酒需求的这一“永久缺口”又导致了渠道去库存化，这又加剧了国窖1573等高端酒营收的进一步下滑。

 

中低档酒销量大幅增长，高档酒尤其是国窖1573的销量大幅下滑，这正是导致泸州老窖2013年第二季度增收利减的原因。

1573提价或加剧短期阵痛

泸州老窖的销售政策是先款后货，这样会产生大量的预收账款。而预收账款往往也被视为公司利润调节的“蓄水池”，其充足与否，对公司的业绩预期有着直接的影响。

数据显示，近年来泸州老窖预收款逐年上升，但是，2013年二季度出现异常，同比减少3亿元，下降了12%。看来，经销商预付货款并不积极。此外，经销商的动销也看似并不顺畅——在泸州老窖逾20亿元的预收款中，1-2年的预收款由年初的0.33亿元暴增至6月底的6.25亿元，这意味着部分经销商打款虽然已经超过1年，却仍未提货。

 

在此局势下，国窖1573仍然决意走奢侈品路线，实施“控量保价、逆市提价”战略。7月份有媒体报道称，近期泸州老窖宣布将提高国窖1573的出厂价。此次国窖1573的涨价有两类，其一是国窖1573高度酒出厂价每瓶上调了110元。与此同时，在市场终端价上，国窖1573高度酒从每瓶1389元涨至1589元，涨幅达14.4%，38度国窖则是从1179元/瓶涨至1339元/瓶。国窖1573高度酒的定价已超过贵州茅台及五粮液的主打产品。泸州老窖的董秘也证实公司已提高了国窖1573的出厂价格。

 

从长远看，国窖1573提价是有益的，但短期势必导致贵州茅台及五粮液进一步挤占国窖1573的市场份额。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预计，国窖1573下半年销量难有起色。

而高端酒销售的下滑势必拖累全年业绩走低。公司2013年计划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15%至140亿元，截至上半年，只完成37.54%，下半年经营压力较大。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上半年，泸州老窖产品出现结构化改变，高毛利产品销售萎缩，低毛利产品销售放量。而在这种产品销售局面下，二季度利润却出现转好迹象——在高档酒毛利大幅下降41%的不利情况下，扣非后净利润却只小幅下降了3.98%；中低档酒营收、毛利率、毛利三项指标均出现大幅增长。中低档酒营收首次超过高档酒营收，而且是大幅超出34%，毛利同比大幅增长76.65%，大部分抵消了国窖1573大幅下降的负面影响。

 

此外，管理层正在积极市场开拓。4月，泸州老窖开始和葡萄酒龙头张裕商谈合作销售事宜，泸州老窖白酒与张裕葡萄酒将互进对方专卖店；同月，泸州老窖集团发起的泸州老窖智同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战略目标是团购商贸化；6月，泸州老窖与中国石化合作签约，泸州老窖系列酒品与中国石化易捷品牌展开的全面合作，泸州老窖旗下多种产品正式进入2万多家中石化易捷便利店进行销售；7月至9月，在全国重要城市巡回举办“生命中的那坛酒”感恩中国行系列活动，各款高端大坛定制产品可在容器上体现个性化定制信息，形成独一无二的限量大坛定制酒，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9月，泸州老窖与酒仙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泸州老窖将在最大的全品类酒水电商零售网站——酒仙网进行全品类布局……

第9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顺差；产业结构调整；货币政策

一、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一)外汇储备余额持续增长

我国外汇储备从1992年末的194.43亿美元到2007年3月末的12020.31亿美元，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年以前外汇储备余额在1000亿元以下，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0.49亿美元。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增长势头更猛，同比增长均在30％以上，2006年末超过10000亿美元，达到10663.44亿美元，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国际收支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连年双顺差

在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中，不但经常项目账户连年出现巨额顺差，而且，资本与金融项目账户也同时出现巨额顺差，二者并称为“双顺差”。货物贸易差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差额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两大主要来源。国际收支结构中的两个主要支撑账户没有形成互补和平衡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货物差额及其占经常项目差额之比和直接投资差额及其占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之比都比较高，2005年，经常账户差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608.2亿美元。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连续出现“双顺差”盈余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又一突出特点。

二、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分析

(一)经常项目下连年出现盈余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日益加大的主要原因

经常项目是一国与外国进行实际资源经济交易的账面记录，综合地反映了一国的进出口状况。我国从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其顺差额也是连年走高，从1994年的76.6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的2498.7亿美元。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同时，在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差额是一直主导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巨额的货物贸易盈余带来了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有明显的改善，出口竞争能力已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我国内部经济失衡的问题――高储蓄带来的内需不足，迫使出口猛增，使得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外向型贸易，外贸依存度较高。这与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有力地促进了出口贸易。1998年以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出口乏力、内需不足局面，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伴随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盈余。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顺差是加大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另一重要原因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资本项目除1998年外也一直是保持盈余状态，与经常项目并称为“双顺差”。在对资本账户实行较为严格管制的条件下。依然能积累大量的盈余，这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居不下。自1994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均为顺差，2005年直接投资差额已突破678，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保持着增长的态势，自1995年到2000年直接投资差额及其占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之比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最高的2000年达到1952.1％，之后，稍有下降的趋势。

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大资本和金融项目账户的顺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密不可分，我国为了弥补本国技术的不足，大量引进外资。而且，由于我国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鼓励收购与兼并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引入数百亿美元，这就直接推动了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的走高。而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又将经常项目顺差越推越高。

(三)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贸易顺差的转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加工贸易一直处于优势状态。再加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的转移，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新型市场国家，而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留在了本国”。其结果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加大。在这种国际生产力布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以传统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中国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

而有资料表明：十多年来我国对欧、美市场贸易顺差迅速增加的同时，亚洲几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是成比例缩小的。即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末端加工工序，已经被大量转移到我国，这样也就把他们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我国。所以，十多年来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持续扩大，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以外商投资形式由其他亚洲国家和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我国居民储蓄率自1994年以来一直高于投资率。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预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的结果。就目前来说，我国城镇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无弹性需求、住房需求和医疗需求。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加之由教育体制改革、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等，加剧了居民未来货币需求的不确定因素。这些都给居民带来较重的负担。

据统计，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防病以及子女教育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居民储蓄率十几年来一直居高不下，2004年就已上升到47％。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由此带来的是消费需求不足。而西方最发达的7个国家平均人均储蓄率只有6.4％。同时，与高储蓄率相伴的是储蓄大于投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渠道不畅。这又造成大量出口贸易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的加大。

三、过度国际收支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提高了我国抵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双顺差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在提高对外融资能力的同时，也表明我国具有良好的国际偿债能力，提高了国际信誉，使我国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时，能够容易以较低的成本取得各类贷款。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也是一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与金融项目账户同时连续多年出现双顺差足以说明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长此以往，过度的国际收支顺差的大量积累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过度的国际收支顺差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构成了对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威胁

连年来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人民币处于不断增大的升值压力之下。同时，市场上形成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还会引发短期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并且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例如，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持续高位运行就与国际投机资金的大量流入有关。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海外套利资金持续流入境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股指的攀升，导致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因此，无论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度累积，还是投机性资本的肆意流动，都将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一定的威胁。

(二)大量积累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国际收支失衡所形成的大量顺差给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影响了我国货币供给量，成为货币供给的另一重要来源。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在于，外国资本流入本国以后，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行交易活动，从而直接扩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一般的会员银行在外汇持有头寸上都有数量的限制，因此在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银行对冲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这样，对中央银行来说，造成了被动投放货币的巨大压力，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长此以往，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随着整个金融体系中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货币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冲击。

(三)高额外汇储备面临保值风险

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60％左右的资产是美元。一方面，这种过于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面临贬值的风险。近年来美元开始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今后几年中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国长期积累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较大。

另一方面，我国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低价资源、高环境成本以加工贸易为主换回不断增多的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连年增加，而又通过购买外国政府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平衡国际收支、繁荣金融市场、稳定本币和汇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美国已连续多次加息，但美国国库券的回报率却很低，上涨空间极其有限，机会成本增加，面临收益下降风险，而且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巨额外汇资产管理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四)巨额外汇储备将引发通货膨胀和投资膨胀

巨额外汇储备在中央银行的账目表上对应的是外汇占款，而外汇占款是构成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组成部分。如，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致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左右，尽管政府会采取“对冲”政策来吸收过多的货币，但基于金融工具短缺的限制，政府难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如果对冲量不足，基础货币投放速度加快，这就会进一步构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同时，基础货币投放所导致的大量流动性，给银行信贷扩张提供了资金条件，可能会引发信贷规模的膨胀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如，2006年1～5月份，我国投资贷款资金总额达到6760.6亿元，同比增长24.1％，增幅同比提高10.4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和投资膨胀风险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五)国际收支顺差余额的持续走高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

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净出口的增加，是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迅速增加的结果，而出口的迅猛增长必然会加剧全球出口市场的竞争，对他国的出口构成威胁，很容易引起他国的攻击和报复，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也随之而来。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同时，美国一直是“双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美国的对华逆差始于1983年，为3亿美元；2003年为1240亿美元，2005年激增到2016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国。于是，这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其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还多次提出制裁中国的议案。2005年以来，纺织品贸易摩擦成为我国对外经贸的焦点。2005年5月13日，美国决定对来自我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棉及化纤制内衣采取“特保”限制，规定这三类中国产品进人美国市场的数量当年最多只能增长7.5％。5月18日，美国对我国出口纺织品的设限品种增加到7个。而在此之前的4月25日，欧盟决定对中国9类纺织品进行特别限制调查，5月23日起，就是否对进口T恤和麻纱启动“紧急特保”程序，与我国进行磋商。而欧元区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的增长势头也一样不容忽视，按照贸易逆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衡量，欧元区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水平与美国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因此，欧洲国家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由此看来，过度的国际收支盈余的确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使一个由经济问题引发的矛盾升级演化成政治矛盾。

四、改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政策取向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必须改善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改变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才能为我国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改变人为推动的贸易顺差格局

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向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放宽进口限制，利用目前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盈余，加紧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经济发展紧缺的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减少经常

项目的顺差额。

(二)改善内部经济失衡状况，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国际收支顺差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我国内部经济的失衡，是国内相对储蓄过剩在对外经济上的反映。应当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更好地动员国内储蓄，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与投资方向，增加有效供给，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加我国国民收入，解决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只有解决我国内部经济失衡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顺差余额累加等对外经济问题。

(三)放宽外汇管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引导资金有序流出

全球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我国形成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对华投资与我国对外投资的极大不对称。因此，我们应该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尤其是要改革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放宽企业对外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制定并落实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完善境外投资的配套措施和国内协调机制，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努力发展境外加工贸易，转移和降低资本账户的部分顺差。

(四)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根据蒙代尔的“三元冲突”理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不能共存，资本自由流动不可能永远进行，作为大国也不能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汇率在更大范围内的浮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我国目前的最佳选择。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浮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贸易和资本合理有序流动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为配合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还应加强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管理，有效阻止国际游资的流入，减缓国际收支的大幅波动，为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创造更宽松的条件。

(五)健全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的相关政策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的进入。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产业的准人机制，扩大加工贸易禁止和限制类商品目录，促进加工贸易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产业配套，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采用国产原料合相关配件，并鼓励加工贸易向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六)进一步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