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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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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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 养老保险基金 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

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3．调整国家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的职能。一是立法职能，负责制定确保养老金系统健康顺利运行的法律法规。二是对养老金事务的动作实施监督，确保养老保险的经办管理规范化。三是接受有关个人和机构就养老金事务提起的申诉、举报、批评、建议，调解有关养老金事务的纠纷，受理有关养老金事务的诉讼。

第3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10月31日凌晨，象征性的全球第70亿名成员之一的婴儿在菲律宾降生。此刻，人类的心情似乎颇为复杂，一方面全球每年新增的人口高达7500万，资源分配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欧洲人口每年减少约90万，日本人口也已经连续2年减少，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就此放缓。

人口太多还是太少

总和生育率，通俗说，就是妇女从最初进入生育期开始生育，直到退出生育期，在这个完整的35年内，按照既定的生育模式，平均每个妇女能够生育多少孩子。如果每个育龄妇女在此期间平均只生一个，总和生育率即为1，以此类推。

理论上，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总和生育率简单说应该是2，且新生儿性别比基本是1:1。因为只有当母亲生育了一男一女，孩子才能抵消父母一代死亡带来的人口减少。

可现实是，考虑到新生儿成活率、性别比，或者有人不愿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数字需要达到2.2~2.3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如今，世界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5，而中国更是已经从上世纪50年代的6，下降到1.4。

以总和生育率1，新生儿性别比1:1来计算，800位男性和800位育龄妇女将生育400个男孩、400个女孩，400个女孩未来又将生育200个男孩、200个女孩，此时，三代人口总和为2800人，而当第一代人死亡后，第四代由200个女孩生育的200个孩子作为补充，总人口数量也锐减为1400人。

因此，如果从现在起中国维持总和生育率1.4不变，千年之后，人口数量有可能不断减少至0。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表示，短期内这种趋势并不会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但是总人口已经继续增长20年了，今后二三十年还会继续增加。”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人口增长有惯性，之前出生人口多，这些人逐渐进入生育年龄， 尽管平均生育人数减少了，一定时期内总量还是在增加。当然，一旦过了人口增长惯性期，人口就会进入逐渐减少的阶段。”

人们究竟应该忧心如何应对接下来50年内新增的二三十亿人口，还是警惕更久远的未来人类可能会消失？段成荣认为，纯粹的数字计算无法代替百年、千年之后人类的真实发展状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应对老龄化多是纸上谈兵

与人类也许面临消失的境遇相比，眼下焦点在于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致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20%，中国也达到了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将近2000万，而达到20岁开始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约有1800万~1900万。此外，即使在劳动人口内部，四五十岁较高年龄层的人口也占到了1/3。

老龄化除了对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提出了挑战，由于高龄劳动力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劳动转换很慢，会造成这部分人口的失业。同时，高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

例如，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了老龄化进程，10年之间老龄化从13%上升到17%。而它在1990年的失业率为2.1%，2001年失业率上升到5.6%。同时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2003年日本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

不过，在段成荣看来，老龄化是由于寿命的延长，尤其是医疗进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例如饮用水卫生、克服营养不良、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的结果。他认为，老龄化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能一味将其定义为问题。

梁中堂也表示，尽管许多欧洲国家、俄罗斯、韩国都在鼓励生育，试图缓解老龄化的趋势，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现代人不愿意承担过多责任和压力，牺牲自由，不需要靠孩子成就未来，生育的意愿很难回升。”他告诉记者，生育率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下降，事实证明是一种历史规律。

因此，防止老龄化几乎已经回天乏术，当前的重点在于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养老保障问题，以及保持经济增长。但梁中堂坦言，世界范围内还未能找到良策，中国更是纸上谈兵多于实际行动。

人口与资源不是矛与盾

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另一部分人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事实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并非非黑即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中国，资源远没有中国充足，但却比中国富裕，环境问题远没有中国突出。同时，人口少于中国，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也大量存在。

所以，发展的问题并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而是国家制度、科技发展、国民素质的问题。资源终究会越来越匮乏，但只要科技进步，总归可以找到代替它们的方法。

第4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可以弥补计划生育政策在规避养老风险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一步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为适应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方式社会化转变的必然趋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重点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问题;进一步况固和完善城市养老保障制度;扩大社会救助事业和福利事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以房养老”。

我国自上个世纪}o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开始代替对子女数量的追求，对男孩的偏好有所减弱等都是很好的体现。然而，在个别地区，生育观念的转变并不尽如人意，依然存在性别选择或生育水平较高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方面成效显著，但在规避个人的养老风险上存在缺陷和不足，这也是男性偏好和多子女的传统生育观继续维系的重要原因。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采取国家行政命令的形式，带有强制色彩，人们只有被动地接受，到年老时风险比较大。在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农村，男性偏好和多子女的现象屡见不鲜。要切实转变人们的男孩偏好及多子女的生育观念，必须从免除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入手。通过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来促进生育观念转变，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十分必要的。与计划生育制度相比，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国家实行的对人们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一种经济手段，人们可以主动参与，并带有自愿色彩，能起到减少老年风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消除社会矛盾和减少摩擦的作用，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生育观念形成的社会背景与转变条件

(一)生育观念的内容

生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兼有三个特征，即数量、时间和性别(顾宝昌，1992)。生育观念是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看法、态度和倾向，直接支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生育观念通常由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两部分构成:其中生育意愿描述人们对生育子女数量、性别、生育时间等的主观选择偏好;生育动机则描述人们产生特定生育意愿的目的或原因。生育观念是可变的，一般会随着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或作出相应的调整。生育观念是个人、家庭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理性反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我国的传统生育观念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我国的传统生育观念是与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些传统生育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为:(1)早婚早育。人们鼓励早婚早育是为家庭尽快增加劳动力，以便增加收人;(2)密育。密育是多子多福思想观念的体现，因为人丁兴旺、社会系统广泛会提高家庭和家族的社会地位;(3)男性偏好。同农耕活动中男子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和收人来源相关。传统农业经济本身决定了男性劳动力是国家、家族和家庭最主要的财富(伶新，2000) ，是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4)重数量，轻质量。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死亡率高，多子女不仅是家庭收人的保障，也能起到减少风险的作用。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适应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现代生活变化的要求，总体上讲是有利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等制度安排也使家庭养老功能削弱，风险增大，能否实现老有所养的担忧普遍存在，可以看出部分地区养儿防老和为解决后顾之忧而生育者占多数。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家庭之外的养老风险化解机制来弥补计划生育的不足。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社会养老保障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的，是相对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而存在的先进养老模式。过去，在养老问题上人们更注重家庭而忽略社会，认为生育子女的目的，就是防老养老。面对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和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问题将日益突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2000年已达7.0% ， 2003年达到7.5%，2005年是7.7%，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有不断增强和加速的趋势。因此，解决养老问题对社会安全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二十多年后，在许多城市家庭中开始形成“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代际人口结构模式。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人/户)是4.43人，1998年减少为3.63人，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为3.13人。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家庭人均收人减少，赡养老人能力降低。而现代社会青年人婚后大多选择离开父母单独居住;另外，老年人的观念也有很大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增强，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也不愿与子女同住，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这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

再次，社会化的大生产。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使得家庭不再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其经济功能和生活保障能力削弱。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在各种经济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也无力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重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流动加快，激烈的市场竞争弱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分离型家庭增加，如劳务输出地的农村即存在大批留守老人，增大了老人的生活风险。

养老保障是影响人们生育观念的最根本的原因(刘书鹤，2001)。一旦生儿育女的家庭养老价值为社会养老保障所取代，人们养儿防老的动机也就失去了根基，进而促成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不久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就十分明确的提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转变群众生育观念的根本性措施”。由此可见，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促进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生育观念转变的影响分析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对生育观念转变的影响，具体到两个方面即对生育意愿和生育动机的影响表现为:

(一)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包括对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对子女性别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对生育时间的选择，即在什么时间生育和生育子女的时间间隔。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生育数量的影响—独生子女或少子女。在没有社会养老保障之前，人们通过多生子女来满足老年生活有保障的预期。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即没有必要通过多育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子女多甚至会成为生活的负累，降低生活质量。从而免除了人们养老的后顾之忧。即便是没有子女的家庭，通过社会的力量也能为老年生活提供物质供给和精神帮助。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养老保障无疑是少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应对养老问题的重要选择，这种选择又会对后代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

第二，对生育子女性别的影响—生男生女都一样。长期以来，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是社会的普遍观念。人们通过养儿来防老，有了儿子就有了生活的保障。因此，出现了男孩偏好的现象，影响了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造成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健全养老保障制度来缓解，比如兴办福利性质的养老院，推广养老保险等，使人们逐渐摒弃养儿防老的观念，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观念。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象将逐渐消失。

第三，对生育时间选择的影响—晚育。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人们早育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家庭早点增加劳动力，以积累财富，为老年生活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倾向于晚育，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我的发展，积累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对于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妇女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善自我，在身体和心理发展成熟的条件下生育更加有利于下一代的成长。

第四，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优生优育。在生产力不发达和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和繁衍，人们必然要早育、多育，重数量轻质量。而现代社会提高人的素质成为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尤其注重优生优育优教，以培养健康和高素质的人才，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对生育动机的影响

生育动机是人们产生特定生育意愿的目的和原因，即为什么要生育子女。过去，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养儿防老，家庭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模式。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养老内容主要是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三个方面。现代社会养老问题逐步社会化，社会养老有利于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促进个人发展、减少依附性，有利于个人、家庭规避风险，实现老有所养。社会养老影响生育观念的转变，使生育子女的物质效用减小，转变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三)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经济社会意义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丰富了生育观念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生育观念建设稳步发展。其经济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新生育观念，降低生育水平。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实际困难，有利于人们对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促进我国生育水平进一步降低，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二，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新型生育观念。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下，人们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道德观念都将发生转变，晚婚晚育、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尊老敬老等观念在生活中将进一步增强，并融入人们的生育行为中。

第三，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能起到与计划生育政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使人口政策系统化、科学化。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不足，大大降低了老龄阶段的经济风险，使家庭一胎及少生优生政策的贯彻阻力大大减小，使人口政策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从根本上转变了生育观念。

四、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为适应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方式社会化转变的必然趋势，借鉴国际上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重点解决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

受“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存在巨大的差距。相对城市而言，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几乎还是空白，目前仅处于试点阶段。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全国抽样调查的10084个农村60岁以上老人样本中，不享受养老保险的占96.9%.，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1.5%。农村老龄人口约9001)万人，目前生活主要依靠子女供养。2004年全国农村从业人员4.78亿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只有0.54亿人，参保率仅11.9%。而且现有的农村养老金额度标准严重偏低，起不到养老保障的作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在农村。只有健全了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摒弃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从而扫除农村计划生育的最大思想障碍，有效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要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养老模式由家庭养老模式为主向综合养老模式转化。所谓的综合养老模式，就是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政府和相关组织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鼓励农民开展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多形式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以个人储蓄积累养老保险为主，国家、集体给以必要支持的社会保险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城市养老保障制度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将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纳人保障范围，提高待遇水平;多方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并保证基金的保值增值，加强基金监管;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对退休后仍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应鼓励其再就业，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加强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增强服务意识。

(三)扩大社会救助事业和福利事业

城镇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低收人人群的基本收入;要合理确定低保的标准和范围;积极发展社会养老福利机构，尤其是发展对贫弱人群的福利服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鼓励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以房养老”

第5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第6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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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老年人；老龄化；犯罪特点；法制教育；犯罪对策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第8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红利就业

一、经济增长弹性分析

探究过去的经济增长原因，对寻求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国内外都有很多讨论和看法，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生产函数为

Y=F（K，L，R，Z，J）=KαLβRηZδJξ…（1）

其中Y、K、L、R、Z、J分别代表国内总产出、资本形成、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和结构变量。其中分别用1978年不变价GDP表示总产出、用1978年不变价资本形成和劳动就业人数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高等教育毕业生数代表人力资本、用进出口额占GDP的百分比表示制度因素、用第一产业产出份额表示结构因素。在方程（1）两边取对数得：

Ln（y）=αln（K）+βln（L）+ηln（R）+δln（Z）+ξln（J）+ε…（2）

用来自06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到2005年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用eviews软件得出回归方程为：

Log(gdp)=4.710331+0.337295Log(L)+0.281533Log(K)+0.200589Log(R)-0.772137Log(J)+0.246181Log(Z)

R-squared=0.99752%Prob(F-statistic)=0.000000

各回归系数统计量相当显著，拟合度也比较高。因为是涉及到多变量的线性回归，担心是否存在非平稳性问题。我们发现虽单个时间序列存在非平稳型问题，且都是一阶平整数列，但通过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统计量显著，即拒绝是非平稳序列的假设，说明这几个变量符合协整关系。故可以充分相信回归系数的统计量及其显著程度。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1）弹性系数中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最为敏感，其中劳动力每增加1%，总产出增加33%。这与劳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是一致的。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加上9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使得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转变，有研究发现，中国正享受最高的“人口红利“，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达70%。并且这种比例在2013年将达到最高值。可见如果正确的利于”人口红利“优势，中国可望实现高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2）是资本投入，其中资本每增加1%，产出增加28%。可见资本作为生产的第二要素，也能从很大程度上带动经济增长。当然，如果作为资本比较稀缺的国家，如果要素价格没有被扭曲，那么要素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下，即便产出对资本的弹性很强，利用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投入也并不一定可取。（3）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增长贡献也不容忽视，人力资本每增加1%，带动经济增长20%。近年来，我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在逐渐的增加，尤其时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投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未来长久的经济的增长还得靠人力资本来维持。要素总是有它的限度，即便对于中国这种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也要基于有利的人口结构。随着经济的日趋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只会增加，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这种需求只有依靠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才能维持。（4）另外结构因素也相当重要，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越小，那么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国际实例来看，发达国家以及诸多的发展中国家，其第三产业的产出份额都很小。而中国的这种比例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依然是最高的。而有专家研究发现正是由于第一产业中转移了大量劳动力，才使得中国的经济有显著的发展。但尽管如此，我国因为户籍制度的制约，城乡之间形成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机制，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依旧有一定的障碍，故进一步改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以户口识别身份的现象。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是政府应极力采取的措施。

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以上分析了，各因素对产出的敏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需要计算得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利用1978-2005年相关数据得出，结果如下：

以贡献率为例：

从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来看，消费对产出的贡献率从1978到20世纪末期，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形势，同时也作为最大的贡献份额出现着。但到了20末到至今，资本投资的贡献率显著上升，而消费急剧下降，导致最终资本的贡献率远远大于消费，2003年达到最大，相差38.2%。这种格局的出现，当然有其历史和人为双重原因。

首先，20世纪末，国际上经历了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大部分国家经济产生动荡，中国经济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但同样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以及国民的不安。加上国内正处于经济转轨和体制变迁的最初阶段，大量工人下岗，没有收入来源。而社会保障体制、金融市场还尝不健全，居民的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所以消费自然有明显下降趋势。

其次，政府从20世纪末以来，以大力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的存在、以及国内储蓄率的上升使得政府持续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利率持续下降，即资本的价格被人为地扭曲。私人资本投资加上政府投资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所的上涨，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缔了消费，作为第一贡献率或者说推动力出现。

投资增长的趋势在这几年虽然有所改变，但一直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及主要因素存在。

三、存在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途径

但是中国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农村以及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的上升等。而这些问题又是关系到国际民生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大问题。

追究其原因大概可以总结如下：中国的消费和投资严重失衡，消费很低、投资过快，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到50%以下，这种比例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比较少见的，消费的下降最终原因还要归因于人们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一方面，随着我国从计划到市场机制的进一步转变，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依靠市场来配置。原国有企业冗余劳动力被推入市场，而这部分人多数是教育水平比较低，同时年龄比较大的老员工，所以这部分人的自然失业率也是最高的。另外新生劳动力也一时间适应不了劳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廉价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作用，导致失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养老、医疗、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障，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增加，自然会使得消费率很低；其次，这种消费与投资的失衡，导致了收入多数被资本所有者获得，而资本所有者只占少数，所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短短五年的时间，劳动收入在GDP中占的比例从40%下降到25%。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与我国发展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意愿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增长方式并不符合公平与效率的目的。要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首先，一个社会如果分配机制是公平的，那么分配结果也会带来社会的更加安定和谐，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最好环境。其次，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项政策旨在增加占多数的中低阶层的收入，那么就会减少贫富差异同时增加居民消费。这样对中国的国内需求的扩大就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再次，社会的竞争力来自于比较优势，通过采用最大化的就业政策使得劳动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不是把资本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中国现阶段的资源比较优势就资源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技术层次较低，如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具有竞争力，效率与公平问题才能统一。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在资本价格被人为扭曲，失去了其作为资源稀缺性信号的情况下，过度使用的结果。这样的增长在资本稀缺的中国其成本是巨大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样一种现象的形成毕竟有它的特定历史原因，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四、实现经济方式转变的历史性和紧迫性

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有其特定的条件，需要经济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并通过对可持续增长的压力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

首先，要求经济体制实现从计划配置资源到主要依靠市场配置的转变。因为通过市场来调节，企业的生存靠产品的竞争力来获得的条件下，生产者才能注重提高效率，依靠技术进步，选择符合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节约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增长才可能更有效率。

其次，要求政府实现经济职能的转变。如果政府仍然发挥着生产组织者或者投资者的职能，就不可避免地要干预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

再次，实现转变归根结底也是特定发展阶段的要求。当某种投入要素仍然具有比较优势，虽然预见到未来的不可持续性，要求生产者改变依靠其他要素或生产率的提高来进行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时，一种鼓励创新并对创新风险给于补偿的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国要及时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实现奔小康的宏伟前途的关键。据调查统计我过现今的人口年龄组合已经达到了最优化的程度，劳动力人口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0%，老人和小孩相对占比较低的比例，所以社会的负担很轻。而这些大量的劳动力如果不得到充分的利用必定造成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和资源的严重浪费。从而导致消费过低、人们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经济水平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21世纪民生的问题最重要，而老百姓中生活保障问题无疑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只能依靠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增加劳动力收入份额才能解决。所以政府应该极力维护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尽量避免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对要素价格的干预，价格才能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样市场才能合理配置资源，使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才有可能。

当然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是值得关注的。我国现有的丰富劳动力也是得益于良性的人口劳动年龄组合。有专家估计在未来20年内这种优势还有可能得到持续。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力将会出现结构性短缺，储蓄率也有下降的可能性。然而，现今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也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领先。由于政府投入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受教育阶段之间和人群之间的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发展表现出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状况造成发展机会的差异，一部分人群甚至因受教育和医疗服务获得等方面的困难，成为脆弱群体，陷入社会边缘化状态。造成这种不可持续因素的存在，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物质投入的基础上，而较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

第9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字：人力资源西部地区反思出路

面对中国版图，我国西部地区广大的土地便映入眼帘，这片土地物产丰富，自然资源丰饶。西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经济不发达，社会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力资源开发存在一系列问题。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经济振兴的关键因素，如何解决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问题是当今西部经济发展极其紧迫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较晚的国家。

人力资源开发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关心的热点。人力资源开发最早出现在国外,国外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由于开始的比较早,因此比我国成熟,研究国外的人才开发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人才战略

1、人力资源开发的特点与现状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劳动人口，也是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源是把人力当作一种财富的价值观，人力资源开发旨在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从而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力资源不同于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人力资源包括社会的、人文的、个人的因素，具体的表现在人口的特征与结构，民族的文化程度与健康状况，劳动者的工艺技术水平以及整个公民群体的工作热情，奋发向上的精神。人力资本是也被称为人力资源，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价值的总和。

1970年，麦迪逊（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在考虑了劳动者年龄构成、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认为“有效的”劳动供给(包括就业增长、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5%。1972年，纳德里（Nadiri）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

2、人才与城市经济

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才的积聚。没有人才这股新鲜的血液维系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便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失去发展的活力。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推动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一种是集约型增长方式。对于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我们不能质疑给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种增长方式是以大量的消耗资源来换取的。在当今社会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现实下，再依靠这种增长方式，经济会渐渐的失去发展的潜力。现阶段寻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成分，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是重视人才的培养，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一个城市真正重视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经济才会腾飞！

3、人才资源的放射性开发

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国外体现的是一种放射性的状态。以美国为例，为了使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在加强高等教育、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美国许多科学技术学院的专业完全是根据当地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实际需要确定的。设置哪些专业和开设哪些课程，事先要多次调查，反复征询有关企业单位的意见，然后进行评价，再报地方委员会批准，如发现劳动力市场某类技术人员过剩，即报教育委员会批准，停止招生。这种根据社会需要设置课程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以短期的高等教育的形式大力开展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在美国传统大学的同一专业内设有多种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并按行政区域设社区学校及初级学院，现有的社区学院与工商企业挂钩，共同开设成人教育课程。美国不仅重视本国人才的培养，也注重挖掘外国高级知识精英。美国对外国高级的知识分子的也是相当优厚的，优先获取“绿卡”的优惠。

4、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现代化发展

人才培养是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我们的调查，西方的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具有丰富的经验，比较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纵观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然资源依赖型，一种是人力资源依赖型。一般的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是采用人力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人才的培养是这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高科技发展的带动，哪个国家掌握先进的技术，哪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高科技是以人才为后盾的，国家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为国家源源不断的输送高科技人才，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软肋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扩大。虽然西部也保持了连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部。要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这就要求西部必须以高于东部的速度发展，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那么西部要以怎样的增长动力才能保持高于东部的增长水平？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必须以人才为后盾，最后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及其潜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西部地区是否拥有足够数里的高素质人才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1999年上半年，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这为西部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就西部大开发而言，它是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而发展西部的人力资源开发事业是重中之重！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对于现在来将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1、西部人力资源现状

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60％，总人口约2.85亿，占全国人口的23％。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本应是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西部地区却是全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45.7％，各专业科技人员也仅为全国的15.5％。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与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密切相关。分析我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部地区普查登记总人口为35531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为25990.1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37%，占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7.12%。

（2）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老化的趋势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看，我国西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45-49岁组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从1990年的7.35%，上升到10.82%，上升了3.47个百分点，45-64岁组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3.35%上升到30.13%，增加了6.78个百分点。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劳动力人口趋于老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加速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进展，人口的老龄化对社会的贡献会越来越少，同时对社会、政府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由于国家政策对西部的倾斜，重视科教事业的普及，西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总体说来，比1990年有大幅度提高。文盲半文盲人口比1990年下降一半，受过高等以上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但是，西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西部地区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03年，比1990年有较大提高，已达到初中水平，说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已见成果，但是尚低于7.63年的全国平均水平；除陕西外西部地区各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好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而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不高。特别是中国户籍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和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地区的人口和劳动力的集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与这些地区的差距将越来越拉大。

（4）人才流失

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从西部企业和员工个人角度来分析。就西部企业的组织职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组织结构本身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管理层次复杂、管理力度不当。就领导职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领导者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计划能力、控制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不足，也可能是领导者风格、个性原因导致，主要表现为任人唯亲、墨守成规、集权控制等。就计划职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目标设定不当、目标管理失效、工作与人员不匹配等；就协调、控制职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权责不清、沟通不足、奖惩失当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用人机制僵化、招聘人才不当、员工培训不足、激励制度缺乏力度、薪酬不合理、考核不力、人际关系失调等。就员工个人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个人目标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不同、主导需求差异、个性及价值观差异、晋升渠道限制等。西部地区在人才流失的众多原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的经济环境，信息的沟通条件差。

2、西部人力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人口过剩，劳动力素质低下，进而导致就业不充分。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5.72年、4.41年、4.87年、4.15年、4.14年，而同期全国平均数为5.52年，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文盲、半文盲比例远远高于汉族地区。据卫生部2000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1993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这些都制约着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成功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的增长依靠劳动力的高素质（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来提高生产效率，运用知识，科学的管理方法。而西部的教育和卫生事业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本地的人力资源开发，导致高文盲率。严重制约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又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三、改革开放下中国人力资源的反思和考虑

1、人才流动与人才资本的优越性

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然的反映，只有正确的引导人才的流动才能真正的起到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人才流动是调节人力资源不均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人才的流动能够带动新技术的传播，新管理经营理念的普及。“没有一个公司嫌人才多，但是也没有一个公司不浪费人才”，人才流动也是一种很好的防止人才浪费的方法！

2、东部发达地区开发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影响性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具有得天独厚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条件。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生产效率高，生活条件优越。东部人均教育经费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其差额分别为176元（与中部比）和191元（与西部比），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84.6%和99.0%。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交通方便，与国外联系紧密，一些先进的知识，东部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高度发达的经济也使起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更轻而易举。所有在东部地区开发人力资源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的。

东部地区具有开发人力资源的优越条件，同时东部也在为西部培训具有高级知识型人才，利用自身的优势，为西部把好人力资源观，不定时的加强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交流，用自己的开发方法对西部进行深远的影响，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3、西部人力资源的出路

（1）人口数量庞大，自然增长率高。人口数量与自然增长率的高低是影响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的因素，但并不能认为：人口越多、自然增长率越快，对地区经济发展越有利。地区人力资源的优势依赖于劳动力的质量与利用效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地区靠人口数量来致富，而只能是“越生越穷”！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有比较严格的制度措施来保证计划生育措施的实行。应采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来最大限度的控制人口数量。对农村人口政策的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应该下大力气来监督、管理、落实。要重视计划生育惩罚措施的合理性和适当性。并考虑好农村无子女老人的抚养问题，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城镇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认真贯彻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当地人民树立正确的生育观，科学的人口观。

（2）人力资源素质低下。人力资源素质资源素质低下有众多的原因。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投资，宣传科教兴国战略，实行义务教育。对于已经存在的文盲半文盲，在工作之余开设一些免费的辅导班，夜校。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采用较为强硬的措施，保证西部地区每个人都有机会受到基础性的教育，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落实免费义务教育的措施，真正让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得到好的基础性教育，不至于没有钱而退学；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教育，达到职业基础性教育的实用性，优质化，正规性。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应该以市场为方向，增加市场强手的职业培训力度；强化就业后的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

（3）人口与劳动力的城乡结构不平衡。一般来说，人力资源城乡结构的变动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为主要流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与经济发达的地区转移，是生产要素与人力资源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表现。但统计资料显示：在东部地区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大下降的同时，西部地区仍然保持极高的农村人口与农业劳动力比重。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在一些资源条件优越交通环境优越的城镇大力发展小型的乡镇企业，实行就近安置就业。

（4）劳动力就业机会少，隐蔽性失业率高。政府应该大力的引进外商投资，为外来的客户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同时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并且对一些高科技企业进行专项的资金扶植！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工业发展的投资，在政策上予于优惠！对传统的企业实行专门的养护政策，实行适当的政府保护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最为解决劳动力及就业机会少的突破口。在政策上给与乡镇企业已支持，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增强剩余人力资源的流动，大规模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流动，通过流动性提高人力资源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务输出的力度，运营国内的资本促进人力资源的优质开发。

4、人才资源的开发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幅度的提升，在日后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还需要朝以下方面努力：

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合理使用人才。

2、完善自己对人才的激励方式。

3、丰富现有的人才激励手段。

4、实现激励体系的多维化发展。

5、完善用人机制。

6、推动人才管理上水平。

7、能者上。

8、不能者下。

9、改革现有企事业用人事部门的工作方式。

10、大力开展职业培训。

11、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

四、综述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关系到西部经济发展，正确认识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是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总之，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面对严峻的人力资源状况和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及人文环境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还要有忧患意识，全局意识。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时机不断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振兴！

参考文献：

（1）汪建新李晓玉著《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济》1997年第2期

（2）A·P·Thirwall著《增长与发展》（中文版）翻译出版社2002.8

（3）劳伦斯·S·克罗雷著孙非译《人力资源管理--获得优势的竞争工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9

（6）许统邦涂台良著《怎样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4

（7）冷宣荣著《国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对我们的启示》《理论学习研究》2000年第3期

（8）张忠元向洪主编《人力资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1

（9）徐人仲雪蘋著《面对世界的人才之争》新华出版社1992

（10）李富增张鸣彭松建主编《人才与经济发展》1987.10

（11）阿姆扎德赵履宽潘金云主编《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