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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2
穿在身上的衣服叫“体衣”，分上衣和下衣，上衣叫衣，下衣叫裳（《说文》“裳”作“常”，“裳”是“常”的异体字）。《诗?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毛传：“上曰衣，下曰裳。”《周礼?夏官?司马》：“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有时“衣”、“裳”并列，如《诗?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统称为“衣”。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论是衣服的形制、功能，还是衣服的色彩、质料，都反映出了时代的特点，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认识。
当古代礼制逐渐完备之后，衣服就不仅仅是御寒和遮羞的了，它还是礼仪制度的象征，甚至是政治的开端，正如班固《白虎通》：“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周易?系辞下》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韩康伯注：“垂衣裳以辨贵贱。”古人竟然认为治理天下从治理衣裳开始，足见古人对衣服的礼仪功能的重视。所以西汉时期武安侯之子田恬，因穿短衣入宫，不合礼仪，而被取消了爵位和封地。（事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b?入宫，不敬，国除。”）
古代与“体衣”有关的汉字很多，下面只介绍 “裘”、“裳”、“裙”、“裤”四个。
1.裘
《说文》：“裘，皮衣也。从衣，求声。一曰象形，与衰同意。”甲骨文、金文中都有“裘”字，均像皮衣毛在外、皮革在里之形，正如《说文》“表”字下所说：“表，上衣也。从衣毛。古者衣裘，故以毛为表。”段注：“古者衣裘，谓未有麻丝，衣羽皮也。衣皮时毛在外，故裘之制毛在外。”而现在的皮衣是毛在里、皮革在外，“裘”字反映出古代皮衣与现代皮衣制作上的不同特点。这种不同特点在古籍中亦有记载，如汉刘向《新序?杂事二》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魏文侯出游，见到一个打柴的人反穿着皮裘背着柴草，文侯觉得很奇怪。“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依侍耶？’”后人以“反裘负刍”来讥讽那种愚昧不知轻重的行为，如桓宽《盐铁论?非鞅》：“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
可以做裘的兽皮很多，如狐、貂、虎、豹、熊、鹿、犬、羊等，其中最珍贵的是狐裘，为君主、王公大臣所服，正如《礼记?玉藻》所说：“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吕氏春秋?分职》：“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因为狐裘是裘中之善者，所以又常常用狐裘来比喻人的品质之善，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右宰?Y从而逃归，卫人将杀之。辞曰：‘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这段话记载的是卫国大夫?Y先是跟着卫献公逃亡，后来又回到卫国。国内反对献公的一派要杀他，他说“余狐裘而羔袖”，意思是自己像狐裘一样，是好的，只是袖子是羔皮的，过失是局部的。后来终于得到了宽赦。晋杜预对此解释道：“言一身尽善，惟少有恶，喻己虽从君出，其罪不多。”
狐裘又以狐腋下的皮毛所制最为珍贵，因为狐腋下的皮毛最软暖。狐腋纯白，因此又称狐白裘。《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赐晏子狐白裘，玄豹之茈，其资千金。”《史记?孟尝君列传》：“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因为狐白裘最珍贵，所以古人常用“狐白裘”来比喻精美的事物，如宋胡寅《和朱成伯》诗：“持身贵比琥珀爵，得句精如狐白裘”。用“狐白裘”比喻优美的诗句。
和狐裘一样珍贵的还有貂裘、貉裘。《列朝诗集?云中曲》：“黑帽健儿黄貂裘，匹马追胡紫塞头。”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诗：“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又《诉衷情》词：“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古代还常常狐、貉并提，如《梁诗选十五?燕歌行》：“夜梦征人缝狐貉，私怜织妇裁锦绯。”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胡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因为狐裘、貉裘都是裘中之珍品，所以穿此裘者被认为是富有的象征。如《论语?子罕》：“子曰：‘衣敝?A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子认为，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名贵的狐裘或貉裘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耻辱，才是真正的君子。到了清代康熙以后，以玄狐为最贵重，貂皮次之，并规定玄狐只有王公以上才可以穿用且非阁臣不得赏赐。因为用狐皮、貂皮做的裘衣即轻又暖，所以狐裘、貂裘等名贵衣服又统称为“轻裘”或“轻暖”。如《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又《公冶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孟子?梁惠王上》：“抑轻暖不足于体与？”蔡邕《衣箴》：“今人务在奢，严志好羌饰。帛必薄丝，衣必轻暖。”
虎、狼为猛兽，因此穿虎裘、狼裘则是威猛的象征，多为宫廷侍卫所穿。《礼记?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郑玄注：“卫尊者宜武猛。”是说国君的右侍卫穿虎裘，左侍卫穿狼裘。
羊裘为粗劣之裘，因此穿羊裘常被用来形容人贫穷或生活简朴。如《淮南子?齐俗训》：“贫人则夏披葛带索，……冬则羊裘解札。”《后汉书?马援传》：“（马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这是说马援把万贯家财尽分他人，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
鹿裘也是粗劣之裘，可能是因为上古中原地区鹿易得而皮又不如狐、貂轻暖的缘故。如《淮南子?精神训》：“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韩非子?五蠹》对尧的简朴生活则记载的更为详细：“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裘”即鹿裘）《晏子春秋?外篇》：“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贫也，是奚衣之恶也？’”
如果在庄重的场合，还要在裘外加上罩衣，以增加服饰的文采，否则被视为“不礼”。《礼记?玉藻》：“表裘不入公门”，就是说裘外不加罩衣不能到正式场合。罩衣叫做“裼”，主要起美饰作用，同时也有尊重对方的意思。《礼记?玉藻》：“君在则裼，尽饰也。”孔颖达疏：“凡君在之时，则露此裼衣，尽其文饰之道以敬于君也。”裼衣的颜色和裘必须协调。《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郑玄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则以素锦为衣覆之。”即国君的狐白裘外要罩上素锦裼衣。又：“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绡衣以裼之。”是说大夫、士等穿狐青裘时要用黑色有花纹的丝织品做裼衣罩在外面。又“犬羊之裘不裼。”郑玄注：“质略，亦庶人无文饰。”即老百姓穿的犬羊之裘，由于质地差，不需要在外面罩上裼衣。《论语?乡党》也有这样的记载：“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因为裼的作用主要是增添文采，所以即使是贵族平时家居也可不加裼衣，《礼记?玉藻》：“不文饰也，不裼。裘之饰也，见美也。”就是说，非正式场合可以不加文采，故不加裼。
2.裳 裙
《说文》无“裳”字，“裳”作“常”，“常，下裙也。”在古代，“裳”就是“裙”，指下衣，是用几幅布帛连接而成。《仪礼?丧服》：“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郑玄注：“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这是说“裳”是由七幅布帛连接而成。刘熙《释名?释衣服》：“裙，群也，联接群幅也。”魏晋以前，男女都穿裳裙，《诗?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礼记?曲礼下》：“大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这是说男子穿裳。唐李端《相和歌辞?襄阳曲》：“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月白如霜。”这是说女子穿裳。《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管）宁常著皂帽、布襦?F、布裙，随时单复。”《晋书?卷九十七》：“其男子通服长裙。”这是说男子穿裙。《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王）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孔雀东南飞》：“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这是说女子穿裙。
3.裤
“裤”是个后起形声字，《说文》无“裤”字。古代“裤”写作“?F”、“绔”。《说文》：“绔，胫衣也。”段注：“今所谓套裤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释名?释衣服》：“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这说明形声字“绔”中的声符也兼表意义。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上古的裤子和现在的不同，古代的裤子没有裆，只有两个裤筒，各自套在腿上，每个裤筒上端有绳带，向上系在腰间。古代的裤子是和“深衣”相配而穿的，故无需担心会露出裆部。正因为裤无裆，所以古代礼制规定，如果不是过河，不准把外衣提起来。如《礼记?曲礼上》：“不涉不撅。”又“劳毋袒，暑毋褰裳。”“撅”、“褰裳”即撩起衣服。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代的裤子似乎也有有腰有裆的。如《史记?赵世家》：“居无何，而（赵）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魏书?皇后列传》：“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皇子，（平文皇）后匿（昭成）帝于绔中。”如果说把一个孩子藏在一条裤腿里，似不现实。
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代有裤子还是生活富裕的标志，《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在歌颂廉范治理成都提高百姓生活时说：“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F。”《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记》：“（黄）香躬亲勤苦，尽心供养，冬无?F、被，而亲极滋味。”
虽然有裤子，但质地不同，也标志着不同的身份、地位或贫富。古时的“纨”是织造精细的绢，质地上乘，用纨制作的裤子则为有钱人所穿，于是后来便用“纨绔”指代富贵人家不务正业的子弟。《汉书?叙传》：“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颜师古注：“纨，素也。绮，今细绫也。并贵戚子弟之服。”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陆游《书叹》：“布衣儒生例骨立，纨绔市儿皆瓠肥。”
关键词： 《四库全书》提要稿 《汉书》 比对研究
自乾隆三十八年始修纂《四库全书》以来，抄写成形的《四库全书》不仅分列七处馆阁收藏，在此过程中还陆续编了《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禁毁书目》等可与《四库全书》相佐证的书目。不管书目收录多寡，《四库全书》在收录各种书目的同时，也形成了每种书目自己独有的提要，粗略分来，可分为四种类型：分纂提要、汇总提要、阁本提要和《总目》提要。分纂提要主要有分纂官各自撰写的提要，汇总提要主指经过整理的《初次进呈书目》提要，阁本提要主要有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七阁提要，经历英法联军、等战事，现存完整者只有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三阁书前提要，文澜阁提要虽仍存在，但因经收购和补抄，不复当年模样。《总目》提要主要有浙本、殿本、粤本三种。由于《总目》提要详细介绍书目著者、书目内容以及版本源流等各方面内容，不免庞杂，故《简明目录》应运而生，与《四库全书》所收录书目保持一致，但提要内容则简略许多，一目了然。本文围绕邵晋涵分纂稿、《荟要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以及《简明目录》八本提要，从中辑出关于《汉书》的单篇提要，汇总在一起，拟从《汉书》书名、卷数、内容、班昭续《汉书》、评价这几个方面给予具体分析。
【比对】
一、关于书名。
邵晋涵分纂稿、《荟要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简明目录》均作“《汉书》”[1][2][6][7][8]。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在文中作“《汉书》”[3]，书口作“《前汉书》”[3]，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作“《前汉书》”[4][5]。由此见，书名存在《汉书》与《前汉书》之异，笔者以为，既可能是所参照版本不同所致，如下所述，也可能是为区别范晔所作《后汉书》，而将之前班固所作的《汉书》命为《前汉书》。说明：正文所征引邵晋涵分纂稿取自《四库提要分纂稿》；《荟要提要》取自《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殿本《总目》、《简明目录》皆来自“九五”国家电子出版物重点工程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取自《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史部）》；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取自《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浙本《总目》所用为中华书局1965年版《四库全书总目》。以下所引《四库全书》提要稿均出自以上八本，不再赘引。
二、关于卷数。
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作“一百卷”，邵晋涵分纂稿、《荟要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简明目录》均作“一百二十卷”，联系之前文溯阁、文津阁提要书名作“《前汉书》”，加之此处卷数不一，可能是所用版本不同所致。按：《汉书》，又名《前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至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多，于是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此次分类将《汉书》分成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故后世所用版本可能是参照颜师古本而来，而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所采纳“一百卷”，可能是古本《汉书》。
三、关于内容，从以下四方面来进行简要分析。
（1）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内容大致相同，然有两字不同。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云：“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伏剑周章。’”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作“伏剑周章”，浙本、殿本《总目》写作“仗剑周章”。查邵晋涵分纂稿，云：“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伏剑周章’。”概文渊阁本参照邵晋涵分纂稿写就。《通志》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五十四作：“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伏剑周章’”，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同；而《南史》卷五十列传第四十、《诸史提要》卷十、《十七史商榷》卷七、《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一、《佩文韵府》御定卷三十四之五皆云：“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10]文中《南史·刘之遴传》出自《南史》，《南史》卷五十列传第四十用为“仗剑周章”，笔者认为，文中“淮阴”指“淮阴侯韩信”，“伏剑”为“以剑自刎”之意，“仗剑”为“持剑、执剑”之意，“周章”为“周游、四处闯荡”之意。若理解为“伏剑周章”，即韩信以剑自刎，则既与后面的“周章”一词不搭，也与历史上韩信被吕后及萧何骗入长乐宫钟室害死的史实不符，故此处当以浙本、殿本《总目》所作“仗剑周章”为是。
（2）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内容与邵晋涵分纂稿内容有许多相同之处，以下一段是内容完全相同的，引之如下：
《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伏剑周章（浙本、殿本）《总目》作“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英彭，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今本‘芮尹江湖’句有张晏注，是晏所见者即是今本，况《之遴传》所云‘献太子’者，谓昭明太子也。《文选》载《汉书述赞》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同，在昭明亦知之遴所谓‘古本’者不足信矣。”
按：邵晋涵分纂稿写作时间当前于后来的浙本《总目》与殿本《总目》，由此可推断，浙本《总目》、殿本《总目》此段内容当是采用了邵晋涵所撰分纂稿。
（3）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内容与邵晋涵分纂稿内容也有不相同之处。邵晋涵分纂稿云：“自魏王肃始撰伪经，至梁人于《汉书》复有伪古本，然心劳日拙，千载如见，究不可掩。”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总目》、殿本《总目》云：“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至梁人于《汉书》复有伪撰古本。然一经考证，纰缪显然。”有关撰写伪经的年代，二者出现分歧，邵晋涵认为“自魏王肃始撰伪经”，盖指王肃伪造《孔子家语》、《孔从子》二书，意在借世人“重古之风”达到流传个人作品的目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殿本《总目》认为“自汉张霸始撰伪经”，盖指东汉成帝时张霸伪造《古文尚书》，后成帝使人用皇家所藏的孔壁《尚书》对看，错讹颇多，故成帝将张霸投入狱中。从时间上看，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浙本、殿本《总目》所说“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要先于邵晋涵所谓的“自魏王肃始撰伪经”，而伪经出现的年代究竟在何时，此处不好断定，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势必对解决此类辨伪问题能有所帮助。
（4）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内容相同，而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内容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在内容相同情况下，当是文津阁本参照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而写就。同时，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内容与荟要本提要有许多内容大致相同，荟要本为：“颜师古因其叔游秦之《決疑》，更集众说，为注地理音释，精核无比。然历年既久，不无脱误。令以诸书互证，附列于后。宋人读《汉书》，或至三十七校，今刻本庶无遗憾焉。”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在“为注地理音释，精核无比”后，多出“号为‘班史忠臣’”句，与前邵晋涵分纂稿中“颜师古注，唐人称为‘班固忠臣’”类似，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中“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亦类似，而文溯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完成时间在分纂稿、荟要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之后，故可能同时参考了分纂稿、荟要本、文渊阁本三本提要。
四、关于班昭续《汉书》。
除荟要本书前提要未有提及，其它各提要均有所体现。邵晋涵分纂稿云：“案，固自永平受诏修《汉书》，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云：“《汉书》一百二十卷，汉班固撰，其妺班昭续成之。”文溯阁、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云：“而《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此与邵晋涵所云同。浙本、殿本《总目》云：“《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汉班固撰，其妺班昭续成之。”几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同。《简明目录》云：“《汉书》一百二十卷，汉班固撰，其妹昭续成之。”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同。从各提要所载班昭续《汉书》之事，描述几乎相同，可见这一观点当为公论。
五、关于刘之遴的评价。
邵晋涵分纂稿评价之遴对《汉书》鉴评多谬妄，在举多例表明的前提下，还加上作者自己的评价，此举列其一：“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夫纪、表、志、传之次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于纪，而表、志反在传后，诸王既以代相承，宜总题曰‘诸王传’，何以《叙传》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耶。且《汉书》始改《史记》之《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列传，自应居列传之首，岂得移在诸王之后？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传》次于本纪，是恶知史法哉。”可见邵晋涵本人对于之遴评鉴《汉书》的看法多是不苟同的，直接以“恶知史法哉”结句来强化对之遴话语的不认可。《简明目录》亦评价云：“而《南史·刘之遴传》别有《汉书》真本之说，颠倒其篇目，窜乱其字句，实为谬妄，故今所传本悉不从之遴说焉。”与邵晋涵分纂稿表达意思相近。
六、关于颜师古的评价。
邵晋涵对颜师古“忠臣”称号的中肯评价，既指出其注尚有不足之处，又指出颜注的成就：“颜师古注，唐人称为班固忠臣，惜其祇聚诸家旧注而定其折衷，不能旁征载籍，以推广其义，然后人致正《汉书》者俱不能出颜氏之范围，则谓之‘忠臣’也亦宜。”《荟要提要》云：“颜师古因其叔游秦之《决疑》，更集众说，为注地理音释，精核无比。”肯定颜师古注《汉书》地理音释的功绩。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浙本、殿本《总目》云：“《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说。……殆贵远贱近，自古而然欤。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体矣。”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浙本、殿本《总目》将唐人多不用颜师古《注》，解释为“贵古贱近”，对颜师古注《汉书》总体上是持褒扬态度。
七、关于班固作《汉书》的评价。
邵晋涵对班固编《汉书》严谨作风予以肯定：“汉制近古，固此书叙次缜密，故郑康成、干宝引以注经，而经师如服虔、韦昭皆为《汉书注》，盖实有可辅经而行者。”《荟要提要》云：“固书因父彪旧业，及刘向、刘歆、扬雄之所述，文赡事详，昔儒悉研精焉。故为音义训注者，应劭、服虔、如淳以下二十余家。”指出了班固编撰《汉书》的诸多有利的背景，故而文赡事详，引后世诸人为之音义训注。笔者以为，提及“固书因父彪旧业，及刘向、刘歆、扬雄之所述”，当指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因时间跨度从皇帝至汉武帝止，故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等都相继缀补时事，班彪为班固之父，其所作《后传》数十篇也是续《史记》之作，故班固在前人及其父所作《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这在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中有详细体现：“初其父徐令彪以司马氏《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作后传数十篇，固以所续未详，乃采辑前记如刘向、刘歆、扬雄之所述以成是书。而《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殿本《总目》对固作书有受金之谤、窃据父书之谤、窃盗父名等语一一作出解释，还班固以公允：“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然《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俱称‘司徒掾班彪曰’。《颜师古注》发例，于《韦贤传》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是亦无其事也。”
在《四库全书》各类提要稿中，分纂稿当属雏形，经整理而成汇总稿，即《初次进呈书目》，其次为七阁本提要、再由纪昀等总编纂官将之修改而编定为《总目》提要，最后又因《总目》提要繁琐而出《简明目录》，经历之多，故而各提要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有相沿袭者，也有中途撤销、补充、改动者。仅从《汉书》诸提要来看，浙本《总目》与殿本《总目》内容相同，而邵晋涵分纂稿、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浙本《总目》与殿本《总目》内容大体相似，有些微处改动，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可看出诸本提要间确实存在一种沿袭关系。再观《荟要提要》，所叙内容虽与诸阁本、《总目》提要相似，然却言简意赅，无沿袭之处，故可推断《荟要提要》编纂者应无借鉴在其前所作的分纂稿，为独立创作。文溯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内容相同，且文溯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与荟要本提要有许多内容大致相同，与邵晋涵分纂稿、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也存在相似之处，概其可能同时参考了分纂稿、荟要本、文渊阁本三本提要，从这亦可窥诸提要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库全书》诸提要论述《汉书》时多注重论据，如对固作书有受金之谤、窃据父书之谤、窃盗父名等作出解释，而引用《文心雕龙·史传篇》、《韦贤》、《翟方进》、《元后》等文来力证，做到了讲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笔者以为这应与清朝朴学昌兴，注重考据有关，彼时四库馆里馆臣多宗“汉学”，如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人，此种风气也多少影响到了编纂提要的文风。以上仅就《汉书》提要一例大胆作出猜想，诸多说法尚有待比对更多的提要来例证，也说明将《四库全书》各提要结合起来一并研究，无论于校勘学、历史学研究，还是学术观念、学术风格之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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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汉碑分布
山东境内见于文献著录的汉碑共计77件，其分布东达平度、南至单县、西到曹县、北止历城，遍及27个县市。为汉代北海国、济南国、齐国、琅邪国、泰山国、东平国、任城国、济阴郡所属。
济宁市共42件：《北海相景君铭》、《武斑碑》、《乙瑛碑》、《孔谦碑》、《孔君墓碑》、《礼器碑》、《孔子墓碑》、《郑固碑》、《孔宙碑》、《衡方碑》、《史晨碑》、《孔彪碑》、《武荣碑》、《熹平残碑》、《鲁峻碑》、《郑季宣残碑》、《孔褒碑》、《竹叶碑》、《汝南周府君碑额》、《武氏墓群无字碑》、《陶洛残碑》、《汉南残碑》、《归德桥碑》、《鲁相谒孔庙残碑》、《孔志碑》、《麟凤碑》、《阳嘉残碑》、《武开明碑》、《武梁碑》、《孔君德碑》、《严举碑》、《度尚碑》、《孔扶碑》、《孔宏碑》、《长侯成碑》、《青山碑》、《孔翊碑》、《刘岱碑》、《禹庙残碑》、《魏冉碑》、《孔翊碑》、《浚仪令衡立墓碑》。
菏泽市共13件：《行事渡君碑》、《张寿残碑》、《杨叔恭碑》、《东平宪王碑》、《马江碑》、《伯成碑》、《李刚碑》、《薛季像碑》、《班孟坚碑》、《故绎幕令匡碑》、《刘曜残碑》、《丁昭仪墓碑》、《子贱颂德碑》。
潍坊市共九件：《王章碑》、《魏元丕碑》、《童子逢盛碑》、《孙根碑》、《郑玄碑》、《孙嵩兄弟二碑》、《孙嵩碑》、《朱博残碑》。
枣庄市共四件：《伯兴妻残碑》、《仓颉庚午等字残碑》、《永元残碑》、《汉郡太守残碑》。
临沂市共二件：《孝禹碑》、《陈德碑》。
淄博市共二件：《梧台里石社碑额》、《兰台令史等字残碑》。
济南市共二件：《刘衡碑》、《伏生墓碑》。
青岛市共一件：《王舍人碑》。
泰安市共一件：《张迁碑》。
原址不详者一件：《王政碑》。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济宁地区石碑最多，其次为菏泽、潍坊两地，枣庄、临沂、淄博、济南、青岛、泰安碑目较少。石碑以济宁为中心，主要集中于山东西南部。此区是汉代鲁国的中心地带，今济宁是孔孟儒学的发源地，自古礼仪制度完善，文化教育发达。在传统儒学文化滋养下，本地为汉王朝培养了大量高级官吏及经学大师，其下门生故吏盈千累万。在汉代崇尚儒学、敬重品行、奉行厚葬的时风下，大量达官、显贵、地主为自己建造豪华陵墓、增制石碑。列位门生故吏也竞相树置石碑，标榜其派，故使本区碑目林立。
两汉时，青州、兖州、豫州刺史部是我国重要的冶铁中心，发达的冶铁业促进了本区石刻工具的制作与完善。从先秦的石刻符号到秦始皇东巡泰山、铭刻碣石，发展至东汉，境内工匠已能娴熟掌握各种镌刻工艺，为该区石碑制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证，使其形制类型丰富多样、制作精熟完善。
二、山东汉碑形制
汉代山东石碑形制多样，圆首类、圭首类、方首类一应俱全，其形制演变可窥见全国石碑脉络传承，各地石碑形制均可见于此地。
西汉河平三年《孝禹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碑，其碑首圆首，高132厘米、上宽32厘米、下宽46厘米、厚26厘米，碑宽不到体厚的两倍，呈面窄体厚的石碣状。碑首阴线屋檐式平行竖纹，下刻凤鸟昂首相对。碑文书写隶书十五字，字体平正，线条厚重平直，古朴浑厚。该碑形制与功用初见东汉碑制，但形制不甚规整、刻划粗粝，为石碑的雏形。
桓帝之前，山东石碑以圭首类为主。《北海相景君碑》造型规整、图案精致、制作水平远超同期其他石碑类型。东汉山东圭首类碑体浑厚宽博，高度160～283厘米，碑宽79～170厘米，高宽比例平均为2.4∶1。个别石碑高度不足宽度的两倍，更为宽硕，如《武氏墓群无字碑》，碑文书写古茂拙朴。早期《北海相景君碑》结体自然生动、刻画随意放松，晚期《武荣碑》、《鲁峻碑》等，书体扁平、笔画粗细有致、波挑分明。
桓灵时期，圆首碑数量居多，圆首晕纹为汉代石碑形制之标志。该类碑首凿刻三道弧形凹槽，递层排列，偏居一侧，宽度约计十厘米，醒目突出。据现存该类石碑统计，晕纹皆为三道，这种碑首以“三”构图的现象，是石碑制作的偶然巧合？还是其中另有玄机？洪适在其《隶释》一文中，对《老子铭》有这样的记录：“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始终。观天作谶，升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这里的“规矩三光，四灵在旁”不正与碑首晕纹三道，碑面雕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石碑布局结构相吻合吗？《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黄帝内经太素・
知针石》又云：“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尽以三气而生。”可见，这种“三”即是代表天地阴、阳、和的三气。对于“晕”，《说文解字》释曰：“晕，日月气也。”故此晕纹便是日阳、月阴、中和三气的一种抽象表现。而位于晕纹下方的碑穿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它是产生三气的日月，这样圆首晕纹碑便呈现出“气在外越嶂也，日月俱然”的景象。山东《孔谦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归德桥碑》等均属此类。然而，历代学者多将晕纹视为古代下棺引遗留的痕迹。《语石》卷三引王芑孙《碑版广例》曰：“汉碑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别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之意。”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理念贯穿于汉代社会生活各处，形成了“象天地”的宇宙认识。《汉书・礼乐志二》云：“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未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这种理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雕塑等各种造型器物中，班固《两都赋》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李贤注：“圆象天，方象地。”故在此浓厚的“天人相应”的环境中，我们仅从实用的角度去解释“晕”，不免牵强。并且，至于汉碑穿制是否具有下棺之用，多数学者也提出了质疑或否定的意见。
灵帝时期，山东圆首碑碑首出现蟠龙图案，率先打破石碑古朴简纯的形制特点，为其注入了生动的艺术活力。《衡方碑》碑首顶梁盘叠七段兽身，无首无鳞，与后期碑首蟠龙图案相近。光和年间《王舍人碑》碑首残毁，但仍可辨青龙身盘叠趺于碑首顶梁。此碑座为龟趺状，体态扁平，结构简单，是已知所见最早龟趺实物。张迁碑碑首双凤戏珠、碑侧龙虎盘缠升至碑首顶端，刻画精细，构图别致，为汉碑中的精品。圆首蟠龙类碑文书写艺术气息浓郁，结体自由随意，笔画变化生动，别具情趣。《张迁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衡方碑》“此碑书体宽绰而润，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势在景君铭、郑固之间”。
汉代方首碑鲜见，山东仅有四件。《凤碑》碑首高大，约占整碑的三分之二，其上减地阳刻一只展翅欲翔凤鸟，身上阴线刻装饰花纹，较为精致。《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石碑》密布碑文，碑面很少装饰，《乙瑛碑》碑侧阴线刻波状蛇纹，身躯穿梭于卷云图纹内。以上各碑书写采用隶书，均为汉隶名品，淳古典雅。无论是“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的乙瑛碑，还是“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的礼器碑，亦或是“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的史晨碑，它们都各领，别具一格。
三、山东汉碑特点
石碑作为文化产物，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每一种形制、装饰及碑文书法均记录着社会更迭的历史，诉说着时代的精神动力，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样，每件石碑也因其所处的时代、地域差异，表现出明显的时空特点。素有“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的山东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地带，境内河泊众多，群山连绵，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它是孔孟儒学的发祥地，历史文化悠久，境内石碑具有鲜明的齐鲁文化地域特点。
山东作为齐鲁之邦，孔孟儒学诞生于此。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环境下，该地儒文化极为兴盛，据《汉书・儒林传》记录：“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后汉书・儒林列传》亦云：“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以上田何、伏生、申培、辕固生、高堂生、胡母生、孟喜、梁丘贺、京房、欧阳生、夏侯建、夏侯胜、严彭祖、颜安乐，为今山东人，均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而在儒学经典著作中，《孝经》被视为汉代重要的典章诵本，以至形成“汉制使天下诵孝经”的盛况。在此影响下，两汉形成独特的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孝”成为品定世人德行的标准，也成为遴选官吏的主要方法。山东《孔宙碑》、《张寿残碑》、《衡方碑》、《孔彪碑》、《鲁峻碑》、《武荣碑》等碑文中皆录有碑主人“举孝廉”的内容，这一方面彰显了墓主人孝德品行，另一方面见证了汉代举孝廉的选官制度。
在汉代遵从“以孝治天下”的时局下，“举孝廉”使人们更加感触到“孝”对命运的重要性，故而各种体现个人孝悌品行的礼仪民俗备受关注，其中“厚葬”成为孝德的重要表现，《盐铁论》录有：“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在此“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时风下，逝者的装殓、丧葬仪式、陵墓营建都十分讲究奢僭，各种墓碑及墓上祠堂功德碑勃然兴起。据现有资料显示，该区功德碑15件，墓碑42件，有11件墓碑集中于曲阜孔林，现存《孔谦碑》、《孔君墓碑》、《韩敕修孔子墓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汝南周府君碑额》等已移至曲阜汉魏晋碑刻陈列馆。孔林是孔氏家族的专用墓地，为我国年代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丰富的孔氏墓碑是汉代济宁中心区石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保存完整、数量众多、形制规整，是研究汉代石碑形制的最佳标本。在厚葬的影响下，境内墓碑并非孤立于坟冢前，部分墓冢前配置祠堂、石阙、石碑、石兽等石刻组件，它们形成一套完整的汉代墓上石刻体系，为古代陵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今济宁嘉祥武氏祠、金乡鲁峻祠仍保存完整。曲阜孔庙的纪事碑―《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碑文多与祭孔有关，《乙瑛碑》是吴雄、赵戒上书请为孔庙增置执掌礼器庙祀官吏；《礼器碑》赞扬韩敕修饰孔庙和制作礼器等事；《史晨碑》叙述了史晨飨孔子庙的盛况，可见汉代本区祭祀制度的兴盛与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