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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保基金亏损情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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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保基金亏损情况

第1篇:最新社保基金亏损情况范文

郭树清临危受命,市场起初寄予厚望,新科证监会主席果然不负众望,急火火推出股市强制分红制度、交易所清理整顿、启动新股发行改革和垃圾债券等重大制度变革。然而,半年下来,大多数政策停留在纸面,实际效果乏善可陈。尤其是4月1日被市场期许已久的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只字未提新股审批改革,反倒给机构投资者吃偏食,被市场人士讥为“愚人节玩笑”。

显然,中国市场对郭树清的热望,不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情结,中国资本市场的净化显然不是郭树清一人之力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退市制度的实施,理论上大家都赞成,一具体到企业、地方和投资者个人,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除了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要积极审慎操作,也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这是2012年3月郭树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过的话。应该说,不仅仅是退市制度,郭树清上台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当然不仅是阻力,政策设计过程本身的问题也需要总结。

尚须充分论证

2011年11月9日,证监会公告,要求上市公司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完善分红政策及决策机制,决定加强对公司利润分配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的监管,从IPO公司开始在《招股说明书》中细化分红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

这是郭树清上台后烧的第一把火,被大多数市场人士赞誉。政策出发点是因为境内股市圈钱过多,而投资者得到的投资回报很少。上市公司大多是“铁公鸡”,使得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很难树立,投资者只能通过低买高卖,实现投资回报,这助长了整个市场的投机风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指出,证监会在分红政策上使用的“所有、不得、立即”等字眼是过去证监会监管政策中很少见的,且政策在之日就开始执行,这都说明了这项改革的紧迫性与严肃性。

但市场上的反对声音也非常强烈。

首先,从法律上讲,根据《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主决策事项,只有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才有权决定是否分红和如何分红。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在一个规范的市场里,公司的股价本身就反映了公司内在价值,分红与否对于股东来说并无区别,因为分红后除权股价下跌,这相当于拿股东自己的钱给自己派红包,只是一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而已。

更何况,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开征红利税,股票分红所得执行的是按20%减半征税,即10%。而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就该部分收入代其股东纳过税,红利税的征收无异于在“一只羊身上扒了两张皮”。投资者实际所得的现金收入是分红额的90%,但在分红除权日,分红股票的开盘参考价实行的却是按分红额的100%。这样一来,股票还没开盘,投资者的股票账户市值就已经缩水。

在舆论的压力下,证监会的口风开始变化。到今年3月中旬,证监会相关人士明确表示,“强制分红”的说法不妥,公司分红不分红是企业的事,证监会只能鼓励和引导。

政策出台仓促,缺乏论证,前后矛盾的情况不仅仅在强制分红上,在高收益债券的推出上,也能明显看出政策出台前期准备不足的缺陷。

地方力量阻碍

每项改革的出台都要遭受各种力量的阻碍,其中地方政府是拦路虎,这在清理整顿交易所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2011年年末,国务院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称,自该决定下发之日起,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其实,对于以金融创新兴起的交易所,证监会系统包括两大交易所因为抢了它们的生意,运作不规范,可能引起一定的金融风险,早已在各种场合道出了心中的不满。而郭主席上台后,清理整顿交易所,成为他的三把火之一。

按照以上要求,当时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大约300家各种类型的交易所幸存者将寥寥。2月2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证监会成为了牵头单位,但会议“谁的孩子谁抱”的原则,将清理整顿交易所的任务交给了各地方政府。

其实,这些交易所就是各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地方发展而兴起的,让它们清理整顿自己,无异于与虎谋皮。果然,除了一些明显违法的交易所,以及已经出现风险的交易所得到清理之外,整顿的重锤最终还是高高举起,最后终于轻轻放下。

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就在部际联席会议过后没几天,2月8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官网宣布,天津市政府同意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正式运营。至此,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成为自去年年底清理整顿交易场所活动以来,首个获地方政府批准恢复运营的交易场所。有媒体认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去年一年创税约1.6亿元,或是促使天津市政府在清理整顿风暴中下定决心保住这一“金娃娃”的主要原因。

至此,清理整顿违规交易所的重大攻势,最终被化解为无形。

场外市场一波三折

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建立“新三板”也是郭树清今年确定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尚福林主政时期,证监会希望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股份代办转让(即“新三板”)的基础上扩容,发展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

但这一政策在去年年底发生变化。先是去年9月、10月间“新三板”扩容方案没有获得国务院通过,接着是今年1月郭树清在年度工作会议中没有提及“新三板”,转而表示要在地方柜台市场基础上,发展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

当时市场的猜测是,证监会在发展场外市场时可能会考虑兼顾各地已经存在的柜台市场,特别是上海、重庆和天津的地方股权交易中心。

2月,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首批19家企业挂牌,上海、天津、重庆三大区域OTC从此三足鼎立,市场开始猜想场外市场建设的思路可能是“以地方柜台市场为基础发展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

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推荐了不少挂牌企业的多家券商却突然从推荐会员名单中消失,相关企业也转交给了其他投资机构。

当时有媒体报道,证券业协会组织多家有地方代表性的券商讨论后,得出意见是由券商主导各自所在地的场外市场,将来再形成统一的报价系统。这一模式还是在证监会的直接监管之下,将地方金融办和区域性的股交中心排除在外。

本刊获知的最新消息是,证监会已经决定在北京成立“新三板”交易所,中国第三家类似纳斯达克的交易所终于将落户北京。湖南证监局局长杨晓嘉已经赴任“新三板”筹备小组组长,拟任场外交易市场理事长,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拟任“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总经理。

经过一波三折,场外市场发展的最终轮廓才大体清晰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利益与行业利益的博弈极为激烈。

部门协调的硬度

2011年12月17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全国有2万亿元的养老保险金分散在各省,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3.9万亿元,扣除贷款后余额还有2.1万亿元。组织这4万亿资金,设立一个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委托一个机构,投资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郭树清此言一出,即受到证券和基金公司的欢迎,这明显是为它们拓展了业务。此番言论也得到了一些社保专家的赞同,因为中国社保基金管理分散,管理者不作为,不能积极做到保值增值。尤其是在负利率时代,社保基金有较大的亏损

但市场人士则怀疑郭树清此言有为市场抬轿的嫌疑,更有人认为,在大盘进入熊市经年,多数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和一些券商亏损严重的形势下,社保基金入市是为这些亏损解套,此番言论被认为动机不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位学者就告诉记者,郭树清的此番言论显然是套用了西方成熟市场的思维模式,而中国资本市场就没有长期投资价值,类似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资金是不可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赚钱的。

3月21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双方于3月19日在北京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委托投资期限暂定两年。

此消息刚刚过去5天,3月26日,国家财政部在官网《关于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称,除可转存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家债券外,地方财政部门不得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至此,关于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便偃旗息鼓。

从以上社保基金入市这个事例我们看出,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力,可能把一个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点从债券市场的建设就可以看出来。

债券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石,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但长期以来,由于部门利益争夺,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要建设好债券市场,首先要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

第2篇:最新社保基金亏损情况范文

博鳌亚洲论坛落幕,五大热点引世界瞩目。4月13日,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在风光秀美的博鳌海滨降下了帷幕,与会代表和媒体记者,相约来年再见。在这届主题为“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的论坛中,中国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中国金融与美国次贷、改革开放三十年、房地产拐点论、能源价格与环保节能、青年创业等都纳入了与会代表的视野。(摘自中国网)

中国电煤紧张状况缓解,煤炭价格开始下降。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自今年初冰冻雪灾以来一直持续的电煤供应紧张状况目前已经得到缓解,发电企业的存煤周期普遍达到15天左右,煤炭价格也开始下降。

据介绍,随着节日期间停产和检修煤矿的陆续恢复生产,目前中国每天的煤炭产量已经从400万吨增加到500万吨左右,而随着冬季取暖期的结束,每天对煤炭的需求减少约30万吨。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调查预测,今年全国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主要用能企业对煤炭的需求比去年大约增加2亿吨,而全国的煤炭产量今年也会增加2亿吨以上。(摘自中国新闻网)

中国第一季度交易创历史新高,材料制造业最活跃。据面向全球金融界提供信息及技术解决方案的著名汤姆森金融最新公布的中国市场2008年第一季度并购交易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第一季度交易创历史新高,材料制造行业表现最为活跃,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公布的并购交易金额达到了破纪录的431亿美元,这创下了今年第一季度交易的历史新高。同时,材料制造行业最为活跃,其交易总额为218亿美元,市场占比为五成多。而金融与能源行业分别以总额72亿美元和60亿美元紧随其后。

此外,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跨境并购交易总额几乎相当于去年同期的四倍。而海外收购的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其比率则为12:1,达到了244亿美元,而国内交易的总额则为41亿美元。(摘自中国新闻网)

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直到年底方可减轻。亚行报告称,中国的通货膨胀将越发明显。这一状况直到今年年底,才能有望减轻。

去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8%。亚行预计,今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将达到5.5%,明年则会达到5%。

受极端天气影响,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9%。为了缓压力,政府临时“冻结”了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规定只有经官方批准才可以提高其他物价。 (摘自新浪网)

当前土地违规违法反弹压力大。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主持召开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领导小组第五次扩大会议时强调,土地执法监管任务艰巨,任重道远。土地执法难,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当前,土地违规违法反弹压力大,换届效应突出。发展路径依赖明显,建设用地需求强劲。土地违规违法手段不断翻新,方式更加隐蔽。对此要高度警惕,对于土地违规违法反弹一定要有敏感性,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摘自搜狐网)

经济增长面临过热风险,要坚持好字优先。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存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的风险。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坚持好字优先,坚决摈弃盲目攀高求快的指导思想,坚决遏制争投资、抢项目的扩张冲动。

文章指出,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总体要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严把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加强对投资新开工项目的控制,从紧把握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维护金融稳定。要加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努力增加有效供给,稳定物价上涨预期。同时要增加对因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群众的补助。

(摘自腾迅网)

上海酝酿社保金网上实时监管。上海市政府网站消息说,目前,上海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建立本市社保基金(资金)网上实时监管系统,对各类社保基金(资金)实施动态监管,通过对基金征收、管理和使用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实施对基金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全程监管。据新民网了解,该项措施一旦施行,上海有望成为全国首个网上实时监控社保金账户收支的省级行政区。(摘自新民网)

多家企业提涨价申请,涉及食用油、方便面、牛奶。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提高小包装食用植物油价格申请已经获得批准。与此同时,顶新国际集团、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和白象食品集团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方便面提价申报。此外,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了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调和油等小包装食用植物油提价申报。

除了已经获批纯牛奶提价的光明、三鹿公司外,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已经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提价申请。(摘自《北京晚报》)

人民币升值加速未追上美元贬值速度。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必然的,至于升值多快、均衡点何在,则主要看美元能够贬值到何种程度;就目前来看,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步伐还没有追上美元贬值的速度。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而言,中国从2005年实施一次性汇改伊始,就一直处于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之下。但是从人民币具体的升值速度看,显然还是遵循了“以我为主”的策略。从具体的升值幅度看,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不过是预期趋势的延续,并不会改变其操作策略;而对于短期投资者,也就是市场所谓“热钱”而言,汇率的快速上扬意味着短线市场走势的风险,反而有助于遏制热钱的进入。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在今年一季度升值达到4.5%,创下汇改以来的最快速度。(摘自《证券日报》)

中石化反驳“炼油业务今年将亏损140亿美元说”。国际能源署在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测后,对外表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全年炼油业务亏损将达140亿美元。中石化集团内部人士对此表示质疑,认为IEA预测并不准确。

中国石化去年营业收入为1.20484万亿元,相比2006年1.061万亿元增加了13.5%;其每股收益达0.634元,同比增长5.5%。不过,中国石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96.22亿元,相比上一年的501.35亿元人民币略有下降。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同 业 视 点

审计署武汉办积极参与“四城同创”活动。去年以来,审计署武汉特派办积极参与武汉市开展的“四城同创”(创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和园林城市)活动,有效地促进了特派办精神文明建设和审计业务工作。其具体要点如下:

一是广泛宣传“四城同创”活动,增强干部职工的创建意识;二是积极参与“四城同创”活动,展示文明礼貌的市民形象;三是大力倡导文明审计风尚,展示文明执法的职业形象;四是严格实施机关内部管理,展示文明高效的机关形象。

河南省审计厅紧盯大案要案线索,努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近年来,河南省审计机关在全面建设上成效显著,多次受到省委、省政府的好评。但党组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强化审计监督的力度,必须在查办大案要案上下功夫,在案件查办的数量和质量上有新的突破。为此,经党组研究,首次把查出大案要案线索纳入年度考核目标:厅机关各业务处年内没有上报大案要案线索,年底考核时将取消评先资格,并要求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审计署南京办稳步提高机关内部管理水平。2008年,如何在较高的起点和平台上找准管理创新的重点,进一步提高机关内部管理水平,是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党组近期一直考虑的问题。近日,办党组就此问题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提出了下一步具体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财务公开和透明力度,增强大家共同理财、厉行节约的意识;二是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细化预算支出项目,严格预算执行;三是实行精细化管理,创新节约措施,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四是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建立长效机制;五是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定期对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审计署西安办改进本地审计项目实施方式受到好评。今年以来,审计署驻西安特派办在实施涉及陕西省的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和支农专项资金等几个审计项目中,该办改进审计项目计划管理、现场审计方式和审计思维,改各个审计组分头进点为集中进点分头调查,改层层联系资金流转单位为上下级一次性衔接,改单纯审计监督为监督与服务相结合,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节约了审计机关审计成本,降低了被审计单位行政成本,增进了审计与被审计单位的理解和配合程度,被审计单位认识到了审计服务的客观、公正、便捷和现实性,变被动配合为积极协助,增加了审计调研深度,在微观审计中发现了许多涉及全局的普遍性问题,积极主动地为被审计单位排忧解难,受到被审计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审计署深圳办全面开展保密检查工作。根据审计署保密委员会的工作要求,为确保党和国家秘密安全,切实提高全办保密管理工作水平,近日,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办将在全办范围内开展保密检查工作。该办保密委员会高度重视本次检查工作,成立了保密检查工作机构,制定了详细的组织实施方案,并通过逐条讲解、专门培训等方式,使全办干部通过检查进一步明确保密管理的工作要求,明确计算机与非计算机、移动存储介质与非移动存储介质的区别,明确保密工作行为规范。

黑龙江省部署审计13个地市262个行政村“村官”。本次审计的对象为现任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而且对村支书和村主任进行“捆绑式”审计。近年来,黑龙江省部分市、县对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2006~2007年,审计123人,查出违法违规资金587万元,处理处分38人,免职14人。实践证明,开展这项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地促进了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履行经济职责,规范了村级财务管理,提高了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综合效益,为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使用管理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提供了参考依据,加强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湖北武汉市将村级“普九”债务审计结果作为市委1号文件决策依据。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成果,加快推进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湖北省武汉市审计局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于去年对全市63个街乡镇、1 798个村1995年至1997年村级“普九”债务情况展开专项审计,审计认定的0.98亿债务被市委1号文《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意见》作为化解村级债务,促进农村综合改革的依据。据了解,明确将审计结果作为重大决策依据写入市委1号文件,这还是第一次。该举措得到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地方村民的一致肯定,认为审计认定工作细致扎实,为市政府划转债务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决策依据,为农民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赣 审 动 态

江西省审计厅厅长伍自尧、副厅长桑昌武非常关注“普九”债务审计工作。伍自尧在第二次审计组长会议上要求审计工作做到“三见”:即见账、见物、见人,把审计工作做细做实。桑昌武到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市及永修、德安、星子、乐平、余干、万年、余江、南昌县督导“普九”债务审计工作,期间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召集5个市审计组和24个审计小组的审计组长进行座谈,了解审计进展情况,解答审计中遇到的难题,对审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3月9日,他又在南昌主持召开了萍乡、新余、赣州、宜春、吉安、抚州审计组组长和联络员会议,确保了“普九”债务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江西省审计厅行政事业审计处)

江西省监察学会、江西省纪委调研法规室为进一步加强对新形势新任务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研究,日前组织专家认真评审2007年度调研成果(论文),江西省审计厅监察室撰写的“浅谈如何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一文荣获三等奖。

(江西省审计厅监察室)

江西省审计厅法规处积极参与“巾帼建功”活动,充分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取得可喜成绩。近日,该处被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授予首届省直“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叶 敏)

江西省审计厅始终坚持把党内统计工作作为机关党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高度重视,狠抓落实,确保了上报报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被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评为“全优报表”单位。(何永清)

2003年以来,江西省审计系统广大档案工作者在省档案局、审计署、厅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忘我工作,在档案为审计服务中做出了新的贡献,涌现了一批优秀集体和优秀档案工作者。为表彰他们做出的突出成绩,省档案局决定,授予省审计厅档案科“全省档案工作优秀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南昌市审计局徐林、抚州市审计局李青、上饶市审计局严春华“全省优秀档案工作者荣誉称号”。

(王克刚)

江西省审计厅2007年对省属10所民办高校2005~2006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向省发改委、省教育厅提出了明确核准民办高校自学助考班学费标准的意见。省发改委、省教育厅针对审计意见进行了讨论研究,下发了赣发改收费字[2007]1043号《关于对有关学校调整学费问题的复函》件,重申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通知,即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不高于5 000元,其他专业每生每学年不高于4 500元,由学校在规定学费限额内确定具体的学费标准。

(张珊珊)

瑞金市审计局新的领导班子积极思索改变方案,希望重新焕发瑞金市审计机关的昂扬斗志、激起奋发向上的学习热情、增强时不我待的时间观念。该局出台了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新措施,全面扫除不利于审计事业发展的不良因素。(闻绥衢)

丰城市审计局2007年根据市政府安排,联合市纪委等单位对全市22家房地产企业和74家资源型生产企业2005年1月1日~2007年6月30日的规费进行了清理,分别查出漏缴规费1 404.13万元和1 715.68万元,已上缴财政专户802.97万元和1 590.54万元,为该市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该局荣获了丰城市组织财政收入突出贡献奖。

[又讯]丰城市审计局在某单位进行财务收支审计时,发现一笔“证证不符”账,即该单位2006年5月支付一笔试卷及教辅用书款,记账凭证转付金额30 867.25元,而报销发票金额为10 867.25元,经审计人员调查核实后,确定为该单位多付供货方书款贰万元整,于是为该单位追回了长达一年半的多付款,挽回经济损失贰万元。(饶慧琴 葛名德)

吉安市政府高度重视“普九”债务审计工作:一是市长周萌、副市长左继生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市审计局关于“普九”债务审计工作情况的汇报;二是市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普九’债务清理化解工作的通知”,要求教育、财政、农业等部门一定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审计部门的工作,切实把“普九”债务审计工作做好;三是专门召开全市、县(市、区)教育局长会议,并特邀部分县(区)长参加,要求高度重视这次审计工作;四是市政府要求市审计局整合审计资源,组织精兵强将,举全市审计之力,做好“普九”债务专项审计工作。目前,此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曾宣洋)

樟树市审计局努力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一是在审计计划上,优先安排、突出重点;二是在审计手段上,转变观念、创新方法;三是在审计纪律上,严守规程、廉洁从审;四是在审计环境上,加强沟通、提升绩效。(黄 涛)

新余市审计局纪检组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抓好廉政宣传,突出主题教育活动,创新廉政制度建设,积极开展廉政调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该市六届纪委三次全体会议上,被市纪委、监察局授予2007年宣教调研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刘波同志被授予纪检、监察先进个人称号。(张梅保 胡小红)

萍乡市代市长陈卫民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在全市审计工作会议上,陈市长充分肯定了审计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要用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主题,突出审计重点、关注市委、市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大举措的落实情况,关注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突出有比较优势的重点审计领域,形成审计工作特色。二要着力保障民生,规范权利运行,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要注重严谨细致,提升审计质量。必须把依法审计,客观公正作为审计的首要准则,牢固树立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把审计队伍打造成一支“忠、精、真、廉”富有战斗力的品牌队伍。四要加大绩效审计力度,监督各部门,管好用好纳税人的钱,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五要抓好督促整改,确保审计实绩。要把问题的整改与促进制度完善结合起来,查原因、补漏洞、不重犯。(苏 青)

赣县“普九”债务审计组严格按照省厅审计工作方案,采取“一审、二帮、三促进”的工作方法,一审:就是通过审阅债务资料与实地审计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将非“普九”债务进行核减;二帮:就是对真实存在,但债务资料不全的“普九”债务项目,通过债务张榜公示、询问、函证债权人等手段来帮助债务人认定债务;三促进:就是 对债务项目真实存在,由于种种原因漏报的债务项目,促进债务人健全债务资料,审计组再给予确认。

(吴才全 高联民)

新干县审计局自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和文明审计活动以来,认真整改,正式制订了《新干县审计局关于对外公布审计结果暂行办法》,规定凡是重大项目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审计结果必须对社会公布,并将对外公布审计结果列为每年的目标管理考核内容。近日,该局首次在《新干县报》全文公示了《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结果》,这是该县第一次在媒体上真正对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曾建军)

第3篇:最新社保基金亏损情况范文

在新的费率结构将对现有收入产生冲击的情况下,基金公司即将获得突破的非公募业务、QFⅡ独立账户业务、QDⅡ下的全球化资产配置等将为公司带来新的收入平衡其收入结构。

2005年底管理费收入排在前30%的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占比达到了71.%%,基金份额占比达到了74.2%。而在2001年,管理费收入排在前30%的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占比只有45.37%,基金份额占比只有46.72%。显然,基金盈利能力对规模的依赖度正日益加强。

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基金行业价值链向银行、券商等销售渠道倾斜。我们预计,即将面临突破的是基金费率的调整,而调整的核心是重新切分基金业利润蛋糕,合理体现销售渠道在基金行业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而在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基金业也在尝试新业务的突破,重构行业价值链。

基金费率结构调整带来利益重构

经过几年的发展,开放式基金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销售体系(图1)。

根据2005年数据统计,中国开放式基金销售份额中,银行代销共占基金销售总量的54%,券商代销占22%,基金公司直销占24%。由此可见,银行和券商成为基金公司首发和持续营销的决定性渠道。

基金让利鼓励银行,券商销售情况愈演愈烈

2005年以前,在基金行业价值链中,基金公司是创造利润的核心环节,其他环节对基金业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基金公司们也通过“早涝保收”的管理费积累了130多亿元的收入。

但这一状况正发生突变。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53。70%的基金公司认为,中国基金市场由于盈利模式同质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营销费用逐步上升带动了成本上升,从而挤压利润空间。各基金管理公司只能通过加速发行占领市场份额,从而获得盈利。这种按照发行份额盈利的模式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之一是,开放式基金的首发规模及持续营销都主要依赖于银行、券商销售渠道,使得目前银行和券商渠道对基金行业的影响力已增强到一个临界点,正拉动基金行业的利益分配向渠道倾斜。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基金销售中银行获得的分成最为丰厚。目前业界的惯例是,银行除获得1-1.5%的认购(申购)费用和0.15-0.25%的托管费外,还会从基金公司获得每年管理费的10-15%,而赎回费用中除了法律规定的25%必须返还基金资产之外,其余基本上都分给了银行。

而且,为了激励银行的销售,基金公司还为银行带来的大客户提供额外激励,一般分一次性激励以及尾随激励两种,大致是按销售额的0.1-0.3%返给银行。而且这种激励最初只在基金首发的时候实施,后来逐步扩展到持续营销。在首次发行中,基金公司给予银行的认购一次性奖励一般在0.15-0.2%之间,最高可以给到认购总额的0.3%。

货币市场基金费用分成情况较股票基金更为严重。基金公司除了0.25%的销售费用全部给代销银行以外,有的基金公司更是从0.33%的管理费中拨出0.3%给托管行,有的新公司为维持销售渠道甚至贴补销售费用。

与银行相比,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基金公司需要获得证券公司的营销支持,另一方面,处境艰难的券商对于基金分仓佣金收入也十分渴望。虽然没有银行那么强势,但是券商仍然能获得1-1。5%的认购(申购)费、0.5%的赎回费、认购期间收取的比例不定的营销咨询费和0.15%的尾随佣金。除此之外、券商仍然会以分仓的形式,要求获得数倍于销售量的证券交易量,提取其中的交易佣金作为代销基金的奖励。尽管这种做法被证监会明文禁止,但其存在多少表明当前销售费率结构已经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种基金公司与营销渠道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将成为影响基金行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提高申购费率,适当降低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

针对目前基金公司在基金销售中向渠道暗送利益的状况,当务之急是要促进基金销售环节的费用透明化。监管机构应全面监管基金销售的所有环节,例如销售机构、销售行为、销售人员以及各基金公司的登记结算系统(TA系统),严密监控基金销售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促使基金销售各个环节趋于规范化。

在促进销售费用透明化的同时,基金费率结构也须进行调整。事实上,参考国外基金市场的费率情况,中国的基金费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用于支付销售费用的申购费率,与国外的差距比较悬殊(表1)。因此销售渠道的费用在现有费率水平下难以弥补,如果强制维持现有水平,只能降低代销机构销售基金的积极性和“逼迫”基金公司绕过法规,变相向银行和证券公司支付“回扣”。

费率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适当提高基金的申购(认购)费率,弥补销售环节的费用支出,同时每年按照基金资产的一定比例收取持续营销费用,可以借鉴美国共同基金的12b-1费用进行设计。而且证监会也注意到了基金销售环节存在的问题,目前已经出台了《关于就进一步完善开放式基金销售费用收取方式及其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作出了向基金持有人收取基金销售服务费的规定。

进一步分析收取基金销售费用后可能引发基金持有人、基金公司、银行和券商之间的利益转移状况。按照2005年底的统计数据,基金持有人向基金公司支付管理费41.63亿元,向银行支付托管费8.01亿元,向券商支付交易佣金4.56亿元,基金新增份额向银行和券商支付的销售费用约为10亿元,而全年全部基金的收入约为74.5亿元。折算之后,基金持有人全年获得的收入仅为10.3亿元。如果按照《通知》的规定,基金销售费用不得超过净值的1%,若按1%收取,基金持有人还要支付基金销售费用40。5亿元(按2005年末开放式基金总规模4056.86亿份估计),如此一来,反倒亏损约30亿元。

而且,如果按照1%提瞵肖售费用,则基金公司获得的收入将大幅增加,甚至超过管理费收入,考虑到投资者的承受能力,在提取销售费用之后,应适当降低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事实上,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都有下调的空间。目前基金公司普遍把管理费率的30%作为对销售渠道的补贴,在提取专用销售费用之后,这一部分自然可以减少。另外,中国托管费率的水平明显高于国际水平,如今托管银行数量已经逐步增多,竞争应该带来费率的相应下降(图2)。

券商研究能力成为基金投资管理价值链重整的另一要素

基金费率调整之后,除了影响基金行业的利润分配之外,还对基金公司的生存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一方

面,管理费的降低,减少了现有基金公司的收入,对于成立时间较长,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问题不大,但是对于新近成立、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管理费的降低将使其营销压力显著增大。以目前基金公司平均年运营成本约3000万元估计,每下降0.1%的管理费就需要其增加管理资金3.3亿元左右。而目前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在管理30-50亿元资产规模下才能保证保本收入,这对刚成立的基金公司无疑是个挑战,也可能引发现存的一些小型基金公司的退出。但同时,通过提高销售渠道的盈利也适当减少了销售渠道对中小基金公司的“歧视”,降低产品销售的难度。

在此情况下,基金公司必然想方设法提高投资管理能力,保证投资人的利益。因此,基金投资对研究的重视与依赖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将进一步导致研究能力突出的券商与基金的协同方式发生改变,拥有了基金分仓中对等的谈判权,并可分享更大比例的基金交易佣金。而且我们预计,研究能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成为券商分享基金行业利益的最重要手段。

事实上,近几年排名前10名的券商占基金分仓佣金的比例均超过了50%。通过对比2005年末的券商基金交易佣金收入的排名和《新财富》2005年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的排名,可以发现,研究能力靠前的公司都获得了比较多的基金分仓(表2)。表明目前券商研究报告的质量已经成为获得基金分仓的首要因素。

价值链调整结果:基金收入多元化

基金管理公司在公募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在销售环节与渠道、在分仓环节与券商的协同方式上发生了本质变化,使得基金业价值链由以前较单一的收取管理费向上下游延伸,最终必然挤压基金公司的利润空间(图3)。这必然使得基金公司开发新的价值增长点。在这一趋势之下,基金的业务扩张不仅仅是一种积极进攻策略,也是一种保留现有客户的防守战略。目前特定资产管理业务、个人养老账户管理、QDII业务管理、私募基金管理等都可能成为基金管理行业价值链重构中新的利润增长点,各家基金公司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进行筹备,以备在政策放宽之后立即开展业务,实现公司从单一业务格局向多元化业务格局的平稳过渡。

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基金公司在短期内将可能在非公募业务、独立账户业务、QDH相关业务获得实质性突破。

开展非公募业务可调整基金收入结构

中国市场非公募资金的运作已经开始启动,企业年金的运作具备企业自主制定计划、基金公司特定账户管理的特征,就带有非公募基金的性质。而目前更多的需要进行个性化业务的资金由于无法进行合规的特定管理,大都采取持有标准化产品的方式进行管理。如果这部分资金能从标准化产品投资人中分离出来,无疑将是基金管理公司重要的业务来源。

目前全球范围内私募基金总量估计超过了5万亿美元。而掘估计,中国A股市场的私募基金规模大约有5000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略弱于1/3,规模较大的单一基金数额估计约2至3亿元。这么庞大的私募基金规模带来的管理费收入不容小视。基金管理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可以为这部分资金提供优质的专有服务。

非公募业务的发展将会使得基金公司的收入结构得到调整,从单纯依赖公募基金业务转向两者并重。与公募基金业务相比,非公募业务的竞争相对温和,可以使得公司的收入结构趋于稳定和多元化,减少业务集中风险。国外的大型基金管理公司都是两者并重,以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管理公司为例,作为美国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4531亿美元的资产,其中的24%来自于私募业务,客户大多是机构和富裕家庭,私募业务为公司提供了比较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图4)。

QFⅡ独立账户业务将为基金带采超过10亿元收入

通过独立账户推动QFⅡ业务也是基金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业务,最新讨论的法规将允许基金为QFⅡ提供专户理财,这能为基金公司提高收入来源。100亿美元的QFⅡ,按股票基金1.5%的管理费计算,基金公司每年可以获得大约12亿元的管理费。

而这是独立账户专户理财的一种业务。事实上,独立账产业务将为基金公司提供新的业务领域,形成产品的差异化,增强竞争力。我们向52家基金公司的问卷调查显示,专户理财、定向理财的突破已经成为基金管理公司关注的焦点,约59.26%的被访者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快定向理财、专户理财的政策突破,加快创新。目前很多基金公司都在积极筹备专户理财业务,主要对现有的大客户进行针对性的理财方案设计,避免在业务放开之后,现有的大客户被其他公司抢走。

QDⅡ业务将促使基金公司全球化配置资产

2006年4月13日, 中国人民银行了(2006)第5号公告,不仅大幅度地放宽了经常项目下企业和个人的用汇限制,还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可以采取各自的方式,按照规定集合境内外汇资金或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理财活动。从外汇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执行QDⅡ制度已经没有制度障碍。

在QDⅡ制度的背景下,基金公司要做好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资产配置的准备和尝试。美国、欧洲、香港、中国台湾等成熟市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资产管理进一步开放过程中,基金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部市场的产品进入。这些海外产品因为具备更为成熟的投资经验、范围更广的资产配置领域、灵活度更高的调整技术而吸引较多本土资金,削弱了单纯投资于本土封闭环境下基金管理产品的竞争力。尽管目前中国对于海外投资产品还没有放开限制,但全面与国际接轨无疑是未来资产管理发展的趋势,尽早准备和尝试才能提高本土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力,而不会在海外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后被边缘化。美国和香港部分资产管理机构的配置产品显示,在注重风格化的配置产品外,偏全球地域性配置的产品同样是重要组成部分(表3)。

按照目前趋势,中国基金公司的管理业务将更趋向于复合性的资产管理范畴,表现在通过股票型、债券型或者混合型公募基金的运营为社会资金提供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管理产品,通过货币型基金产品为社会流动性管理提供有力选择,通过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管理领域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提供管理,通过特定账户理财业务为社会各类机构、企业或者个人提供专项的账户理财服务,以及通过QDII业务为国内资金投资国外资产提供渠道。正是业务的拓展和制度的完善使基金管理公司改变当前单一化业务模式,基金市场形成广义的复合性的资产管理范畴,从而提升基金管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切实发挥其专业理财的优势(图5)。

公司在行业价供值链中的新定位:专业化策略

目前基金管理公司正在分化,如一些实力相对雄厚、设立时间较长的基金公司追求完整的基金产品线,成为全能型的基金管理公司。但与此同时,在某一领域具竞争优势的基金管理公司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有的基金管

理公司着力经营指数型基金,有的着力经营债券型基金等等。随着市场产品不断细分,在专业领域内建立投资管理优势的基金公司同样能保持市场地位,例如在指数产品、ETF产品、LOF产品等专项产品领域积累管理优势,也能体现公司特色而发展壮大;而具备较好的投资研究潜力和客户服务体系的公司则能在特定账户理财上获得优势,从而获得定向理财市场的话语权。

但目前基金管理公司的专业化策略要取得成功,还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摸索和自我改良。例如专业指数化投资的先行者――万家(天同)基金管理公司早在筹备初期,就确立了以指数化投资为主的经营战略,为此,公司召集了一批国内外优秀的专家和在数量统计专业具有很高造诣的研究分析人员,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息系统和科学的风险控制体系。但经过4年的运作,该公司的指数化产品体系并不具备显著竞争优势,在发行的四只基金,即万家180指数基金、万家保本基金、万家公用事业基金和万家货币市场基金中,仅有两只的投资策略是明确与指数化投资相关的(表4)。

显然,要真正显示专业化经营和管理的优势,万家(天同)基金管理公司还需要付出更多艰苦的努力。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当前市场竞争压力和盈利目标下,单纯追求专业化和差异化的经营将支付极大成本,而且在初期,优势不一定非常显著,但一旦积累起比较优势,则也相对较容易巩固,也能长时间维持竞争力。

第4篇:最新社保基金亏损情况范文

关键词:传统经济模式;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04-04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召开“十三五”《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话语变化表明了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勾勒出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变路径,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8%,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承认这种增长模式有效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经过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以低成本要素、高投入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已不可持续。

(一)经济总需求不断萎缩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净出口、消费需求三大部分构成。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以下数据如未说明,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公报)。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自2013年2月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降低,与前期刺激政策区间平均30%左右的增速相比,2013年增幅21%左右,2014年增幅降至17%左右,2015年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下滑到10.2%左右的区间,每年投资增速回落5-6个百分点。从进出口总额来看,进出口总额增幅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13年增幅在10%左右,2014年增幅在5%左右,2015年除2月份是以10.8%的比例增长,其余时间都出现10%左右的跌幅。从出口总值来看,出口总值累计增长从2013年初的25%一直跌至年底的7.9%;2014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全年勉强保持5%左右增幅;2015年又持续下跌,下半年一直持续负增长,11月跌至负3.0%。净出口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拉动0.1个百分点。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世界经济,[1]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2]

从消费需求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中相对稳定的力量,近年来消费也逐渐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2013年以来消费也保持着逐年下滑的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来看,2013年增幅为12.5%,2014年增幅降至12%左右,2015年增幅跌至10.5%左右,基本保持了一年下一个台阶的走势。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并认为这是形成生产过剩危机并导致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

投资、净出口和消费是凯恩斯框架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总需求不断萎缩反映了需求框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在中国操作余地已非常有限,传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具备有力和可持续的动力点。

(二)结构性产能过剩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不到5年时间里,不仅推出4万亿计划,还11次调整利率、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自2013年以来,物价总水平明显下降,企业的投资预期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下降,出现了行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发展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调压力,引发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

一方面,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3]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来的下降。2015年9月份数据显示,下降幅度还在加大。尤其从房地产投资情况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住宅的需求约占房地产总量的70%,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住房。[4]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自2013年初的22.8%开始下跌,年底跌至19.8%,2014年从年初的19.3%跌至年底的10.5%,2015年从年初的10.4%一直跌至10月份的2%。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存在。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且降幅偏大,最新的PPI已达-5.9%。从地区看,高度依赖资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本轮调整中降幅偏大。分地区PPI大幅下降与GDP增长、财政收入乏力的地区基本重合;从行业看,重化工业调整幅度偏大,对PPI降幅的贡献超过75%,而其他工业行业和服务业等运行相对平稳。[5]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压力,与成熟经济体的通缩相比,成因大不相同,这种通缩主要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在经济危机压力和地方GDP主义的驱动之下,在投资领域过度投入。

(三)社会消费结构变化

中国社会已经从生存型消费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消费阶段,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已经得到解决,而与人自身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开始快速发展。

一是从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看,1990-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和衣着的人均消费规模从864.7元提高到8213.9元,支出占比从67.61%下降到45.58%,[6]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三项支出在整个消费支出中占比逐年升高。1985-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三项支出的年均增速达到16.47%和16.62%,超出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45个百分点。[7]其中,医疗保健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0.1%和7.8%,交通和通信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5.4%和4.1%,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1.4%和-2.8%。[6]从中可以看出,服务型消费在中国社会消费中的比重逐渐提升。

二是从生活必需品消费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为主。我国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0.1%降到2000年的40%以下,2012年降到36.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1995年的58.6%下降到2012年的39.3%。城乡居民对住房、汽车、电脑、高档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

(四)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15-64岁人口近20年来一直上升,从2012年开始下降,每年下降200-300万人,劳动力总量很快就要跌破9亿。一方面,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的减少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去十年来,劳动力成本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5年的18200元增加到2014年的56339元,年平均增幅在13%。另一方面,社会供养、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大。65岁及以上人口逐年增加,从2010年开始每年达3.5%的增幅,其中2014年增幅达到4.51%。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2005年老年抚养比达到了10.7%,2014年上升到13.7%。

上述分析说明了在经济新常态下,当前中国的供给约束存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供给过剩,其根源是经济结构的增量扩能导致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以及地方政府为了稳GDP、保增长率等目标,导致政府对于生产的“保护性干预”;另一方面是供给短缺,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民众的消费需求变化导致消费品供需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行政部门或其他强势机构在经济中的很多领域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导致“行政垄断性供给短缺”。供需错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出口、投资和消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乏力。

二、供给学派的实践启示

从供需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不仅在于需求方面,而且也在于市场主体对社会需求的把握。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经济滞胀中诞生的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强调从“供给管理”角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上世纪70-80 年代的石油危机叠加英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造成高通胀、高失业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思想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扩张型政策会加速通胀,紧缩货币又会推升失业,无论哪种措施都很难解决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1980年,里根上台前,美国通胀率已达到 13.5%,GDP实际增速为-0.3%。一些经济学者在这种背景下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短短几年时间,供给学派关于税收影响经济行为的见解和税收替代效应被作为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对美、英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选择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于1981年和1986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撒切尔夫人1979 年任首相后,首先采纳了货币主义的观点,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同时采用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西方提出供给侧管理,与凯恩斯主义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同的措施。比较美英两国“供给管理”的措施,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供给学派的实践经历,并非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帮助企业更高效率地运行,以及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种投资领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以此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和活力。所以,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调控上,两者都是一致的,因为其整体逻辑是市场平衡与结构问题完全由市场自发解决。

三、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结构性转型问题,“三驾马车”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仅靠需求侧政策。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否定“三驾马车”,而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2]因为,需求是供给的元动力,供给侧的动力机制应该是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这种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三者综合形成的供给侧产品、服务以及制度供给,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供给侧动力机制体系。

(一)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

供给侧创新的真正作用是引导式改变,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也改变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在宏观经济中形成增长的动力。[8]为此,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1.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进一步推进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加强发展规划、战略、法规、制度、标准等的制定,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管理方式。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的综合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要主动通过引导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必须梳理要素市场,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重。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2.减税让利,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减税”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减税,而是要加快税收体制改革,调整税收结构、税与税之间的比重以及所得税内部级次和级距的搭配。其一,明确结构性减税重点领域。大力推进在进口、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养老产业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环节和领域的减税与税收优惠举措,尤其是对服务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针对所得税、流转税、进出口税、地方税等不同税种,进一步降低政策门槛,调整优惠指标,简化征退手续,扩大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范围,激励企业加大研发阶段投入,鼓励新兴业态创新发展。其二,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继续推进“营改增”。其三,加强创新人才的税收激励。对经一定标准认定的科技产业园或科技孵化器内的所有中小科技企业,比照高新技术企业比例扣除职工教育经费,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适度扩大科技人员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减免征税范围。

3.稳定货币供给,减少政府赤字。为了让经济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中复苏,供给侧调控方式更倾向于稳定货币供给。一方面,要从货币为主的调控政策转向以财政为主的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不能太松。对“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等方面,财政政策的设计要创新机制,加大对这些薄弱环节和领域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正确疏导民间资本进入间接融资渠道。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进一步提高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导支持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有效供给不足的产业。财政出资设立自主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风险投资亏损的弥补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财政补贴予以作为免税收入处理等,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绩效。

4.创新制度安排,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新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新能力源于国家的正规制度安排和非正规制度安排。一是给予创新人才开放、宽容的环境。通过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股权、融资、分红激励、促进科研人员流动、科技评价、职称评定等制度安排,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二是给予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环境。通过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办好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降低企业各种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普惠性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支持企业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研发、科研平台建设。三是形成宽松、创新的社会氛围。引导“容忍冒险”“创新创业”等社会价值取向,在坚持让市场选择创业创新的方向和路径的基础上,让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来引导调节创业创新的规模和形式。

(二)化解产能过剩

化解过剩产能不是靠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靠政府从供给端入手,进行多层次改革。

1.消化既有产能。一是加快过剩产能化解。废除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用地优惠政策,促进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和企业兼并重组,合理引导企业转产,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目前亟需采取确定产能减少总量、允许配额交易、提供补贴政策等措施,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应以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为切入点,采取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公租房或保障房、继续降低房贷利率减少购房成本以刺激需求等措施化解房地产库存为突破口。二是完善企业的竞争和退出机制。现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者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致使有限社会资源被无效地占用,大大降低资源配置效率。[9]剥离处理银行坏账,“僵尸”企业不能再续贷,对于一些非“僵尸”企业,鼓励探索债转优先股、高息银行贷款转成债券等方式激发经济活力。三是通过“区域一体化”战略转移部分产能,加快对外消化。通过扩大出口和“一带一路”等战略开辟新的需求市场,加快建筑、铁路、电力、通信等产业产能输出,将过剩产能和污染产能转移,带动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纺织服装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加强“避税型”区位选择,将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产业转移到拥有出口免税区的国家。

目前,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或被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 PPI 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10]

2.加大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改革力度。一是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在以往限制进入和交易效率低下的领域,下决心放开准入、鼓励竞争。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3]尤其要放宽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领域的准入制度,政府应提供相应的优惠条件,帮助潜在投资者尽快进入这些领域。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可以说,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市场是改革的重点。二是继续推进土地确权流转。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配合城乡之间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解决土地城镇化远远大于人的城镇化的问题,让进城农民享受到城镇的公共资源,在城市安居乐业,将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企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源。

(三)加大公共服务供给

提高有效供给,关键是适应中国消费结构升级而形成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创业结构。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生活业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养老、旅游、体育、文化、法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10个领域作为重点,增加服务有效供给。

1.加强生活业供给。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预计人口老龄化将对2013-2030年期间的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医疗保健、食品、居住和家庭设备产品相关的部门将面临有利的需求冲击,而衣着、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产品相关的部门将面临不利的需求冲击。[6]

2.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产业结构大变迁,意味着服务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产业中释放出来,给为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要大力推动社会企业进入服务领域,建立公益服务生态系统,形成政府、市场和公益慈善的跨界合作。

3.降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融资成本。一方面,建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由政府担保发行相关的债券,基于社会效益精心选择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建立“惠而不贵”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既加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也鼓励社会投资。对重点公共服务领域优先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加快设立PPP融资支持基金,对PPP示范项目前期费用给予奖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符合PPP模式特点的金融服务,构建并优化服务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鼓励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创新运用债权投资、股权投资、项目资产支持等多种形式参与PPP项目建设和运营。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要适应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需求,从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完善财税及土地政策等方面着手,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形成双边、多边、区域性的服务贸易格局,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

参考文献:

[1]李稻葵,张双长.欧洲债务危机:预判与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0,(7).

[2]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财政研究,2013,(1).

[3]刘世锦.实现转型再平衡要“过三关”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5).

[4]刘世锦.房地产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即将到来[J].中国投资,2015,(9).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形势分析课题组.2015 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全年展望――中国经济分化调整中积极拓展稳增长着力点[J].中国经济周刊,2015,(8).

[6]茅锐,徐建炜.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展[J].人口研究,2014,(3).

[7]匡贤明.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EB/OL].http: //news. xinhuanet. com/ fortune/ 201504/ 04/ c_127657021. htm.

[8]贾康,苏京春.“ 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深化探讨[J].全球化,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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