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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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第2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今年3月1日开始，正午12点打开电视看新闻，你会发现《成视午新闻》换了一张新面孔，她就是漂亮的女主播王婵。

王婵有一张很上镜的脸，拍出来的照片相当有范儿，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会以为她的大片是某大牌广告。当然，她也的确拍过很多平面广告。

2011年，在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上大学二年级的王婵，参加了世界旅游小姐的比赛，获得那一年的西南赛区冠军、中国赛区亚军。作为名列前茅的旅游小姐，后续事项单上列有无数公益事业和国际活动，但王婵没有继续走下去，她对记者解释说：“那时候太小啦，面对的选择多，眼花缭乱的，但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通过选秀出名，就想让自己充充电，多见识一下，再来决定自己的人生。”

2012年1月6日晚上，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一美差——2011海南国际旅游岛形象大使选拔》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在万宁兴隆大康乐剧场隆重举行，王婵在最后的“我是冠军”环节中，用诚恳而精炼的语言打动了15位媒体评审和大众评委，问鼎冠军。王婵接棒张燕，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新的代言人，畅享百万年薪，以及海南国际旅游岛环球促销的工作机会，由此游历了日本、韩国、泰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大三的时候，学校的播音主持专业细分了班级，王婵被分到高级综艺班，主攻舞台主持。那时候，她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新闻女主播。

新闻主播

“因为我的专业是舞台主持，所以成都电视台来学校招新闻女主播的时候，我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参加的，最后被选上了我特别惊讶。现在想想，大概就是因为我没有太在意结果，所以心态放松，表现出了自己的稳定和淡定。”王婵透露，进了电视台之后，台里的前辈告诉她，对于一个女主播来说，做新闻其实是最锻炼人的，做好了之后想转型主持别的领域都会游刃有余，这些话让她深以为然。虽然王婵个人更喜欢旅游和综艺，之前更多关注娱乐资讯，但由于现在做了新闻女主播，做一行爱一行的她也开始关注新闻本身。“现在就想怎么把新闻播好，我知道自己在专业上有差距，所以需要下功夫弥补。现在常常看新闻节目，对于内容、断句、语气……无不在心里反复推敲。”

王婵是典型的双鱼座女孩，别看面对大事的时候杀伐决断非常淡定，但遇到小事情反而容易慌张。“当主播有很多意外，永远不知道什么状况等着你。最糗的一次是跟现场记者做电话连线，因为信号原因，记者的连线忽然断了，我正好没戴耳麦，编导没法通知连线情况，我还在傻呼呼地一个劲儿微笑点头，急得编导隔着玻璃大喊。我常常是播着播着自我感觉良好，暗自在庆幸今天的播音没出错，却马上就说错一个字，只好悄悄掐自己的大腿。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每次一出什么岔子都特责怪自己。”

至于未来，王婵没有想好，她说先这样一步一步走好、走稳当，就像对待感情的看法，顺其自然。毕竟她才21岁，一切都才刚刚起头，不着急。

Q&A Q=成都女报 A=王婵

Q：很多新闻女主播都是短发，形象干练又比较好打理，你为什么还是留长头发呢？

A：我是个保守的人，小到形象设计，大到生活态度，不敢有太大的突破，所以一直都是这个发型就没有想要改变。我只有在小学4年级剪过一次短发。

Q：大学时代参加了那么多选秀比赛，还取得很好的成绩，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做严肃新闻主播？

A：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学到很多东西。但人生还是需要一些真正踏实的东西，比如一份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新闻女主播是一个值得做下去的事业。

Q：参加那些比赛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胆子变大了，我知道自己有语言优势、有镜头感，但内向、害羞，一说话脸就红。参加比赛之后，这些部得到了改善，所以现在才敢坐在播音室。

Q：很多选秀获得好成绩的漂亮女孩都会进演艺圈，你没想过做女明星？

A：播音主持对我来说更有意义。我没学过演艺，再说我的父母也很保守，家庭很传统，我读大学跟人家上高中一样，上班了跟人家上大学一样，每天得按时回家，被管得特别严，可能也不太适合进演艺圈吧。

第3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大四学生、学生会主席。作为向全省大中小学生发出倡议的学生代表，我感到非常荣幸。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一定会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当代大学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但是由于社会阅历有限，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模糊状态。我告诉记者，他们曾在学校内搞过“谁是你的偶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大学生都以比尔·盖茨、李嘉诚等作为自己的偶像，而把雷锋、焦裕禄等冷落在一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浪潮中，拜金主义思想对大学生们的冲击。现在，大学生之间互相庆祝生日已经成了约定俗成，同学之间互赠的礼物也越来越贵重，远远超出了尚无经济来源学生的承受能力。另外，还有一些大学生不能以正确的心态面临择业、考研等现实问题，分散学习精力，产生“60分万岁”的不良心理。

我表示，“八荣八耻”标准的提出，为大学生们的成长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清楚地告诉广大青少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为他们的成长指明了方向。自从学校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活动以来，大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践行“八荣八耻”的行动中。在一次“热爱祖国为荣，危害祖国为耻”为主题的讨论会上，同学们提出了数十项关于大学生怎样热爱祖国的表现。最后，大学生们达成了共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技能本领就是对祖国最诚挚的热爱。

我认为，“八荣八耻”对正在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中小学生的成长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广大中小学生应以“八荣八耻”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自觉抵制庸俗、低俗的不正之风，树立健康向上的道德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

我表示，好的社会风气将会为广大青少年的成长提供健康的土壤。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先进典型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为榜样，将使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更加符合时展的要求，为中华民族的强大与振兴积蓄力量。

第4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关键词】谈话节目 亲和力 以民为本

电视谈话节目，进入我国观众视野已近二十年历史，并作为主要节目样态占据各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深受观众的喜爱。但是，也有些谈话节目好景不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成功与失败共同表现为谈话节目的“亲和力”是强还是弱的问题。

所谓“亲和力”，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电视谈话节目的“亲和力”，是“谈话”通过电视传媒与受众产生的紧密感、亲切感、信任感和认知认同，从而达到内容和形式“亲和”受众的能力。淮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电视谈话栏目《沟通》，先后荣获安徽电视新闻十佳栏目和优秀栏目称号，在淮南区域受众评出的“我最喜爱的栏目”中，进入前三甲。《沟通》栏目从始创就在增强“亲和力”上下功夫，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实践。笔者以数十年策划、编导《沟通》的感悟，试从以下三点对电视谈话节目的“亲和力”进行浅析。

一、以民为本 大众话题

电视谈话节目的“亲和力”，从根本上要“以民为本”，以“民本思想”为栏目指南。这一栏目性质，确定节目的主题应是“大众话题”，“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老百姓说自己的话”，表述普通百姓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

传媒的“亲和力”与新时期党的“民本思想”，在社会发展和人们信息诉求的现实推动与投射下紧密相关。“民本思想”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立场——“以人为本”，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传达民意，为民代言，拉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因此，从“民需”的心理动因出发，以“大众话题”为主题的电视谈话节目是大众传播的主要通道和手段，是社会化实践的主要载体。正是这一载体，使“民本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同时，电视谈话节目也不断选择、优化、调整为更符合“民需”的传播模式。

“大众话题”使广大百姓感到这是自己想要说的话，感到“谈话”与自己相关，感到自己被重视，感到自己成为新闻“主角”。特别是一些面临困难的弱势群体，认为找到了一所“权威”的可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救助站”。另外一些观众则以一种关注的态度，看新闻媒体是否能为求助者解决问题，解决那些问题,是一时做样子，还是常态化?《沟通》栏目坚持把“大众话题”作为谈话主题，关注民生实际问题。把新闻价值定位于普通百姓的诉求上，因而备受关注。几年来，先后将老百姓的住房、看病问题，钱袋子、菜篮子问题，孩子上学、假期安全问题等等，都一一列入谈话主题。然后，针对不同的问题邀请相关的市领导或相关的部门领导作为嘉宾，进行“沟通”，达到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沟通了思想，既了解了政策法规，又心情舒畅的效果，深受平民大众的好评和支持。

二、平等交流 服务受众

电视谈话节目是在电视“平民化”过程中诞生的，使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以平民视角关注生活，平民大众享有平等话语权。传播者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交流，以此构造一个不仅开放，更是情感表达和心灵交流的大众的公共话语空间，使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

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这种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与“电视”这种现代化最普遍的传媒手段相结合，有效地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心理需要，解除经济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道德伦理困惑，让人们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种种迷惘中缓解和解脱出来，获得一种文化舒展。这正是大众的公共话语空间所产生的效果。“公共空间”，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公共空间”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人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物为主。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得到了拓展。电视谈话节目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接近原生态的节目样态，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大众的公共话语空间。让普通大众在电视荧屏上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谈论真实生活的体验，倾诉心中的隐秘，从中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和精神渲泄。不但张扬了“倾诉”的魅力，同时，也满足了“倾听”的需求。

在这种宽松开放、平和对等的大众的公共话语空间，更有利于深入交流内心世界。纵观各家电视台，凡是“亲和力”较强的谈话节目，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对“对人关怀，服务人心”的精神。对人的关怀，不仅要关怀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更要关怀人的社会行为，关怀支配这些行为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通过对节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态和困惑，讲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而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给观众一种心灵的触动，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们从这种对周围人的感动中，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传达出对于人和生活的一种关怀。

三、策划选题 彰显人文

电视谈话节目要在几十分钟内把话题说深说透，而且增强其影响力和收视率，其中“争议性”必不可少。“争议性”的本质是多元化论点之间的争论，谈话节目中的“争议性”让话题内蕴含的矛盾冲突得到充分展示和演绎，将话题导向深入，更重要是体现了对受众的人文关怀，显示出成熟社会对大众的宽容。

从谈话中的“争议”本身来看人文关怀。在谈话节目中争论那些尚未形成合理的，并具有“重大性”、“前沿性”、“焦点性”社会舆论，就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公众权利的尊重，这些公众权利包括传播学所说的“知情权”、“知晓权”。在谈话现场观众成为谈话节目中争论的一方，还体现了社会对受众“媒介接近使用权”的尊重。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传播学教授尹鸿认为，把“天井边”民间争论搬上电视，让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与过去追求的“无杂音”主流声音同时在屏幕上响起，这是社会宽容度增大的标志。这种尊重与宽容，就是社会对公众的人文关怀；这种尊重与宽容度源于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开放，结果是社会向更高级发展。

从话题本身内含的矛盾冲突性质来看人文关怀。在人们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最关心的是人本身，因为，对任何现象与事件关心的本质都是对人的关心。目前，直接以人文关怀为目的“争议性”话题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对当代社会特殊转型期中人们的生存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关怀。二是对永恒的人性关怀，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状、历史与现实、坚强与脆弱，这些人性中永恒存在的矛盾冲突，在新时期新的文化氛围下表现新的特点、新的情况的关怀。因此，无论是对争论的“话题”，还是对“争议”这种形式，都充分体现出巨大的人文关怀。

策划“争议”选题，是谈话中争论达到理想效果的前提。策划“争议”选题，要把好两个基点：一是，是否符合“争议性”话题属性，是否容易走进误区。二是，是否在社会上争论得最多、最激烈，是否在社会上争论得最尖锐、最多样。这是确定选题的前提条件。同时，还要把好从不同角度对话题内含的矛盾冲突双方,进行充分正反辨析，最后达到接近事物本质认识。

总之，“亲和力”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生命，决定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力和收视率。本文浅析的三点是增强电视谈话节目“亲和力”的最基本条件，而实现最基本条件的前提是要坚持“走转改”，只有不断增强栏目团队贴近实际、融入生活、情系群众的能力，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增强“亲和力”，创造出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第5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关键词]“80”后；婚恋；电视剧；主题

“80”后在我国是指国家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一般泛指出生在1980～1989年间的青年。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现在的他们还被贴上了很多包含贬义的标签，比如“垮掉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等。从这些标签中我们可以看出“80”后一代人的一些共性特征：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比较叛逆，思想开放前卫，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如今，“80后”们开始步入而立之年，在“奔三”的道路上，他们渐渐感受到就业和结婚的双重压力。面对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和高房价的压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蚁族”和“房奴”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奋力打拼。“80后”的成长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因此更加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一些反映“80后”婚恋生活的电视剧陆续登上荧屏，成为近期的荧屏热点。从2007年赵宝刚导演的《奋斗》开始，此类电视剧迅速以星火燎原之势占领各大卫视的电视剧场，可以说是播一部火一部，比如《裸婚时代》《AA制生活》《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婆婆来了》《离婚前规则》等，这些热播剧成为反映“80后”婚恋状态的“影像标本”。一时间，关于“80后”生活状态的词汇如“裸婚”“闪婚”“隐婚”“蚁族”“独一代”“AA制”“夹板男”成为观众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80后”婚恋题材电视剧包含着丰富的主题内涵。

一、从校园爱情走向现实婚姻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婚恋题材电视剧表现的主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就是“情爱”，强调爱情纯精神、抽象的本质，排斥肉体的结合。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中储蓄着性本能，所谓的爱情就是性本能的表达。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则认为爱情是由美貌、、好感三者相结合引发出来的真挚情感。他们的看法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相比而言，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一书中的观点更客观，更全面。 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爱情把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连接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结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方面的、深刻的、有生命的辨证体。”①

校园爱情单纯而又美好，据有关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恋爱或正在恋爱的比例高达6919%。 “80后”婚恋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很多是由大学校园里的情侣发展为结婚对象的，校园里的纯真爱情能否经受得住生活的磨炼和考验，这是所有校园情侣必须考虑和面对的实际问题。这个过渡能否顺利进行是考验男女双方婚姻成败的关键要素。《奋斗》中的向南和杨晓芸就是一对从大学校园走出的恋人，并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大学里，向南对杨晓芸一见钟情。两人迅速成为恋人，毕业后就领证结婚了，过起了居家小日子。然而，单纯的校园爱情敌不过琐碎的柴米油盐，现实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刚结婚，租来的房子就到期了，他们不得不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出去找房子。向南得知杨晓芸有了孩子后，因为怕加重经济负担不敢要，和杨晓芸意见产生分歧，导致杨晓芸流产了。生活中的两人总是为了各种琐事争吵不断，最终二人决定离婚。离婚后的杨晓芸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后悔不已，于是找向南极力挽回，最后向南心软了，同意和她复婚。故事以大团圆结局结束，留给观众特别是“80后”观众很多思考。婚姻中的双方不能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要多为对方去着想，才能使婚姻更加稳定和谐。同样，《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和何琳也是从大学中开始恋爱的，王传志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何琳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二人在家庭背景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校园恋爱，虽然双方家长极力反对，但是最终还是妥协了，二人顺利结婚。结婚之后，从乡下来的婆婆搬过来和他们一起居住，矛盾开始不断产生。婆婆不满儿媳太娇惯，儿媳则埋怨婆婆整天絮叨，家庭大战不可避免发生了。从校园恋爱到实际的婚姻生活是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的，夫妻双方包括双方的家庭都需要不断磨合，才能使家庭生活更加和谐美好。

二、“闪婚”“裸婚”进行时

“闪婚”和“裸婚”是“80后”婚姻模式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热衷的一些新型结婚模式。“闪婚”是“闪电式”结婚的简称，指恋爱双方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相当短，少则几天，多则数月。“裸婚”是指不买房、不买车、不办婚礼甚至没有婚戒而直接领证结婚的一种简朴的结婚方式，是2008年兴起的网络新词汇。由于生活压力以及现代人越来越强调婚姻自由和独立，“婚礼” 在年青一代的婚姻中被重视的程度日益削弱，因而“裸婚”也就成为“80后”最新潮的结婚方式。电视与生活息息相关，电视剧紧紧把握时代脉搏，“闪婚”和“裸婚”的话题经常出现在“80后”婚恋剧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几乎大部分的“80后”婚恋剧的开头都有一个相似的情节，就是小情侣们去偷户口本结婚，不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去登记领结婚证。在电视剧《奋斗》中，杨晓芸与向南偷户口本闪婚，剧中杨晓芸有一句台词：“我想跟你好谁也拦不了，我想跟你处谁也挡不住。”这体现了“80后” 为爱向前冲的勇气。《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和童佳倩，《AA制生活》中的张林和蔡娟，《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的金亮和米小米，《当婆婆遇上妈》中的陈大可和罗佳等都有过偷户口本结婚的经历，这也成为此类电视剧开头的惯用的叙事情节。选择“闪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家长不同意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反映出“80后”们的叛逆心理，不喜欢按常规出牌。婚姻并非儿戏，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社会学家郝麦收教授称闪婚不符合婚姻的基本规律，爱是婚姻的基石，爱需要双方深入了解。闪婚会使这种足够的了解打折。闪婚已经导致“短高快”（认识时间短、激情高、离婚快）婚姻产生，这说明闪婚的支点不稳固。婚姻的成功和稳定，需要感性、理性双轨发展。在电视剧《闪婚》中，韩金贝和古峰认识几天就闪婚了，由于结婚之前双方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婚后的两人在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分歧。韩金贝像个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古峰的关心和照顾，而夹杂在各方关系中的古峰对此只能深感无奈。电视剧告诉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应该慎重，不能盲目跟风。

“裸婚”现象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面对飞速上涨的物价和房价，很多年轻人只能望房兴叹，面对社会的高压，“无房”“无车”“无存款”的“三无”人员只能被迫选择“裸婚”。电视剧《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喊出了“裸婚族”的心声：“我没车，没钱，没房，没钻戒，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刘易阳和童佳倩是“裸婚族”的代言人，花9块钱去民政局领个结婚证就算是结婚了，他们的婚姻同样受到了亲朋好友的祝福，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可以过得很幸福。“裸婚”是一种人生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三、两代人之间的博弈

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有一句台词说道：“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这句话道出了家庭生活和单纯的恋爱本质的不同，婚姻并非仅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它还包括两个家庭甚至更多的社会关系。如果各方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和家庭的稳定。

梁漱溟曾经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②在传统伦理法则的制约下，婚姻不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纯粹关系，它无法摆脱与其原生家庭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所产生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复杂的代际关系所产生的冲突。何为“代际关系”？“简言之，就是共存于一定社会中相邻几代人的关系，它表明的是不同年龄组构成的各个社会阶层间的差异。”③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冲突。

电视剧《AA制生活》中的女主人公何琪为了让老公韩心省钱还房贷，和他提出“AA制”家庭理财计划。韩心负责96平方米的婚房的还贷，自己负责物业费水电煤气费以及其他日用开销。何琪认为即使结了婚，也要坚持“亲密有间”的理念。但是她的这种“AA制”计划遭到了婆婆的极力反对。在婆婆看来，夫妻俩结了婚，就要共同承担家里的开销，不需要划分得那么明确。婆婆非常想要尽早抱孙子，何琪认为自己还年轻，事业刚起步，不想过早要孩子，这让婆婆也非常不满，两人的矛盾也一步步升级。剧中的另一对小夫妻蔡娟和张林也同样面临着来自双方家庭的压力。蔡娟出生在大城市，家庭条件优越，而张林来自贫困山村，由于家庭背景的巨大差异，二人的结合受到了双方家长特别是蔡娟父亲的强烈反对。传统的“门当户对”思想让蔡父始终无法接受张林，他不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蔡父的态度让张林觉得很自卑，在蔡娟家人面前抬不起头，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经常为此事争吵。电视剧《丈母娘来了》中的刘波和赵蔓蔓都是独生子女，结婚之后二人在家务分配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最后二人决定每人轮流做一个星期的家务。这事被两家的妈妈知道了，结果轮到谁做家务的那个星期，各家的妈妈就不辞辛苦地过来包揽各种家务活。结果儿媳妇埋怨婆婆做的菜不好吃，婆婆埋怨儿媳妇回家太晚，不做家务。丈母娘再掺和进来，矛盾激化，小两口的生活完全被“两个妈妈”打乱了。

老一代人的价值观总是偏向传统。他们认为女方嫁给男方，就从属于男方的整个原生家庭，而新一代年轻的“80后” 媳妇们显然不会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她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个性，追求和丈夫平等的家庭地位。因此，两代人之间的摩擦和分歧频频发生。通往婚姻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也是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事，“80后”们要学会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关系，在保持个性的同时不能失去正确的婚恋价值观。同时，家长们也不要过多干预子女们的生活，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少一些责备和指责。

“80后”婚恋题材电视剧关注“80后”的情感生活，讲述了“80后”们从校园青涩的爱情到实际婚姻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反映了他们在选择“闪婚”和“裸婚”后如何应对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孙雪丽：《高校校园爱情现状及大学生爱情观的研究》，《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10期。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第6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论文摘要:纪录片应该是一种叙事艺术，纪录片中采用故事化叙述故事，但是纪录片的故事并不等同于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的故事，它从本质上排斥虚构，更接近生活、历史的原生态，这是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内在约束与限度。纪录片的故事化不能违背纪录片特有的真实性。无论是从受众接受方面，还是从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国际接轨等角度来看，都可看出中国纪录片故事化的必然，本文将探讨中国纪录片故事化的形式表现的方面。

纪录片要求以现实素材来结构影片，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为拍摄对象，整理现实生活，对杂乱的生活发表个人的诠释、个人观点，也就是必须创作者作出自己的艺术处理，从而达到创作者的艺术要求与审美要求，这正是叙事艺术的“叙事”“故事”“叙述”的要求。事件是叙事成立的前提，是叙事的讲述对象。一个事件或长或短，或平实或曲折，创作者把情节通过媒介载体讲述，呈现给受众，受众通过自己的知识水平、阅历、经验理解创作者的讲述，从而建构故事。叙事不是故事的一种静态呈现和反映的过程，而是故事的讲述者通过故事文本与故事接受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交流过程。可见，叙事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行为，这一行为是以事件、叙述者、接受者为主要要素的，文本是叙述的结果。在目前的文化语境中，由于纪录片创作者考虑观众的收视率这一因素，纪录片创作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故事化、戏剧化叙述的倾向，使一些原本故事性不是很强的题材，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也喜欢用故事来表现。

所以说，纪录片应该是一种叙事艺术。

纪录片中采用故事化叙述影片，但是纪录片的故事并不等同于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的故事，它从本质上排斥虚构，更接近生活、历史的原生态，这是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内在约束与限度，纪录片的故事化不能违背纪录片特有的真实性。

一、欲望对象

尹鸿定义欲望对象是“观众欲望投射的对象，是观众关怀、期待、注视的对象，是观众爱与恨、同情或仰慕的对象，是观众欣赏兴趣的直接因素”。

在欲望对象中，必须有观众的梦想、审美、价值在里面，或是观众的一种白日梦，即实现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梦想。后结构主义的电影理论在“重新阐释”精神分析学的主体与客体同化理论时提出了“镜像阶段论”，这一论述认为，婴儿在第六至第十八个月期间，开始察觉到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这时婴儿虽然自己不能行动，但通过镜子能确认自身，确认自己与自己的镜像同一，确认自己与镜中和人的区别。这就是主体对自我镜像的第一次认同，这种镜中幼儿的情境与电视观众的情境具有类似性，尽管荧幕形象不同于镜子对人像的反映，但由于纪实电影及其逼真地表现人的本貌，观众也愿意像婴儿向自己的景影像认同那样，向电影画面认同，并通过镜头录制的形象认识自我、关照自我、意识自我，使自己看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如《龙脊》中的小学生潘能高对学习的渴望，山村困难的生活环境，乡村教师独特的教育方式，对很多所谓的城市人来说有不少相似，因为在中国，很多城市人的根都在乡村，都曾有过潘能高一样的渴望，都曾经经历过像潘能高一样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情景，因此这些相似的境遇，使人们看到自己的过去，为自己在城市生活中迷失的自我找回奋斗之根。

对纪录片而言，欲望客体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欲望对象以人物为多，如孟京福、潘能高等等，那这些人物具有什么特征才能更充分的体现纪录片的故事化呢?

第一，纪录片的人物必须具有人情味，必须具有一定的伦理特征。所谓人情味就是指人的行为(包括名人和普通人)引起的兴味，使观众产生感情认同的因素之一。人情味来源于观众对他人行为的天然的好奇心，这些行为中包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反映和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人们的一定的伦理特征也是激发观众情感的因素之一，伦理特征较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投入。但是需要讲究策略，即编导与人物之间在感情上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对人物的审美与价值判断隐藏的深一点，一切都让人物自行呈现，这样观众会比较容易得就接受人物。此外，对人物伦理内容的挖掘，必须在考虑启恒久不变的因素外，还必须将其放在具体的时代变化中。如《壁画后面的故事》中教师刘玉安对陶先勇的关怀，老师蛮可以放手不管可是他却一直在支持，经历着期盼—努力—失望，再期盼—再努力，一直到最后期望彻底破灭，观众在看他，并不断的认同他，他的行为也得到伦理的认同，得到观众的赞扬。

第二，就是要让主要人物处在一种变动与变化之中。这种人物的变动与变化，或陷入一种前途未卜的冲突中，或失去了宝贵的东西，或受到几方面的攻击与争夺，只有这样才会使观众参与其中，关心人物的命运变化。如《最后的山神》中孟京福是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最后即意味着他处在急变的时代中，与郭宝林这样的定居族之间的代际差别;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冬天来的时候又一位鄂伦春族的老人去世了，他们这一代又离世代生活的山林远了一步;一位老人的去世，使得孟京福伤心;一棵画有山神的树被砍伐，使得孟京福神伤。他如何来寻找自我文化的身份，这也就深深的牵动着观众的心。

欲望对象是纪录片的核心，具有了这样的特征，才能在观众心里造成亲切感、认同感、紧张感、运动感，才是吸引观众不断观看下去的动力。

二、情节

情节来源于生活，尽人皆知。人，天天都泡在生活中，捕捉生活较容易，但是把生活变得生动，则比较难。这就需把平淡的生活情节转化为具有新奇性的故事。蕴含新奇的故事，并非荒诞不经，也非故弄玄虚。在陈辞中出新意，在平淡中见奇巧，常常会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喜。

情节建构故事，纪录片的故事化需要情节的有机建构。

首先，情节能够使观众进入具体时空感知体验纪录的内容。观众在观看纪录片中所纪录的具体过程的过程中，其感情不断积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积聚，受到感染。如《龙脊》中由于记录了潘纪恩因学费问题而面临失学，而他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又促使他想尽办法要挣到学费，他便去淘金，在流水与细沙之间，我们的手也似乎在触摸，我们的眼睛也紧紧的跟着，内心充满了希冀，盼着奇迹的出现，从而实现潘纪恩上学的夙愿，我们就这样急切的随着镜头等待着，那小小的一点的出现便足以让我们欣慰与满足。

其次，情节记录过程，由于事件的最终结局的不可预知，往往会使观众产生与事件平行的思考。如《小鸭子的故事》中有一个情节，一只小鸭子因先天不足，身材矮小，几次都未从池塘里跳出来，只能眼看着妈妈带领着其他小鸭子远远而去，。这只小鸭子能从池塘里跳出来吗?这一悬念似的情节紧紧抓住观众的心，观众为小鸭子的命运担心。然而这只小鸭子没有灰心，一次一次的试着往上跳，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跳上了池塘，此时观众的喜悦油然而生。生动真实的情节使观众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小鸭子的每一次失败，都倾注着观众的再一次期待，观众的心理在期待过程中获得了动态平衡，从而联想到人类自身，感受自己曾遭遇过的挫折和坎坷。

情节的逐步展现，带领观众逐渐进入纪录片的故事，“看到一个人眼睛逐渐湿润，眼角上慢慢出现泪花，与落泪者共时体验到他那难以抑制的悲伤和感动”，一点点体味，一点点深入。

三、矛盾冲突与悬念

在各类型的节目中，矛盾冲突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且矛盾冲突的最终后果让人捉摸不定，那么这个矛盾冲突就会变得更加鲜明有力，更加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成为足以吸引广大观众和抓住观众的一招妙计。在纪录片中，米勒曾提出“为使观众兴趣保持持久，尽量在影片中增加矛盾冲突、挑战及困难。”

矛盾冲突对纪录片来说，应该来自客观生活(事物)本身，不可以虚构，但是可以强化。创作者可以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化，特别突出偶发性因素，构建出一种明显的巧合，对比、因果或转折关系，常常以环环相生的方式编织出曲折跌宕的情节，以此来吸引观众。如在《生命》中，编导就是捕捉“母救女”故事本身隐藏着的许多矛盾冲突来编排故事的，比如家庭经济压力带来的矛盾，在挽救还是不挽救小张琨生命这个问题上家庭成员及其亲友之间的矛盾，在决定由双亲中的谁捐肾救女中的矛盾，最终决定由母亲捐献后父亲的不安，母亲割肾后带来的隐隐约约的惊恐和舍己救人的神圣感之间的心理矛盾，以及双亲之间不同的付出带来的心理上的矛盾，对于手术医界不同见解的矛盾，以及双亲之间不同付出带来的心理上的矛盾，手术后各方面的期盼、希望、惊恐……这些矛盾本身充满着戏剧性，然而片子正是依靠这些矛盾，才抓住了观众的心。 转贴于

所谓悬念，主要是指编剧和导演利用观众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前景的关切和期待心理，在剧中设置悬而未决的矛盾现象，从而吸引观众的关注，并急切期待解决的后果，以便吸引和集中观众的注意力与欣赏兴趣，诱导观众迅速进入剧情，已达到饱和状态的欣赏效果，在接受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这一叙事技巧的运用，往往在常规叙事被阻断后，可以引发观众强烈的期待愿望。在故事化的纪录片叙事中悬念的作为一种增加观众观赏兴趣的方法已经被大量运用。如《壁画后面的故事》中更是将生活故事处理的结里套结，环环相扣，悬念迭生。在陶先勇能不能坚持活下去的悬念里，观众与教师刘玉安、与陶先勇的家人、还有陶先勇本人共同经历着期盼—努力—失望，再期盼—再努力，一直到最后期望彻底破灭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观众也一直在期盼着奇迹的发生，可这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纯属虚构，悬念之后，最后的结果令我们扼腕，一个生命体的离去令观众在一阵担忧之后神伤。总之，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匀速运动，它必须是一个曲线的积累过程。

在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中，创作者不能为了故事化而摆拍主人公，把原来真实的故事拍成假的，也不能为了情节跌宕起伏，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而人为干预主人公的生活等。如果这样只会舍本求末，也是缺乏职业道德的。所以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应该以非虚构为底线。

四、故事化的叙事者

故事化的纪录片有叙事者的明显痕迹，无论是叙述行为，还是叙述态度上。有人根据叙述者对故事(人物、事件)的态度把叙述者划分为两种类型:客观叙述者和自我意识叙述者。

客观叙述者强调客观，即对外部世界的实录，消除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使其隐身于文本之中，尽量不露出叙述的痕迹，仿佛人物、事件自行呈现。正如福楼拜所说，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中露脸，就像上帝不该在造物中露面，你看不见他，却又能感觉到他，他处处不在，却又无处不在。叙述者竭力保持中立态度，就像观众应做的那样:忽略故事是经某种中介媒介传递的这一事实，反而相信他们看到正是现实生活所发生的。用客观画面与同期声将诸如环境、气氛、人物的言行表情等毫无遗漏的客观地呈现给观众，一般不使用人工音响、光效、解说词等。

而自我意识叙述者与此相反，往往是采用一些可传递的自我意识存在的方式让观众感知它的存在，就是叙述者在作品中明显表现出的自身的立场和看法，叙述者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对叙述事件、人物，纪录片可以或多或少的表现主观的感受和评价，在陈述故事的同时，解释和评论故事。主要通过主观镜头，或摄影机的摇晃，或干预性的解说等。镜头得摇摇晃晃，会使观众马上就联想到拍摄场景或叙述者，其也正代表了创作人观察现实时的目光是融进了创作者们的较为完整的情感体验与哲理思考，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存在的反应，而且还传达出更丰富、更具魅力的生活理想、生活意境、生活境界。指点干预的的解说词，主要是指对纪录片的叙事形式进行干预，让叙述接受者知道叙述者在讲故事。故事化的纪录片中的解说词的运用不仅不会破坏叙述得逼真性，而在其中适当运用一些指点干预则会增加真实感。自我意识叙述在故事化的纪录片中得到广泛地运用。正如美国纪录片理论家比尔.尼科尔斯文在批评“直接电影”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类纪录片有时使人困惑，更时常使人为难，它们难得向观众提供它们所追寻的历史、场合或对场景的预测。”自然主义似的跟踪纪录一旦失去其内容上的新鲜感和所蕴含的情感因素及故事结构的矛盾冲突就毫无价值，因此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的创作者无不是在纪录真实的同时，把自己的审美体验表达出来。

纪录片《龙脊》中，潘能高边干农活边读书，潘纪恩为了上学外出淘金……再加上不同季节下的那个诗一般的镜头:山坡上的那棵小树，这不正是创作者所要张扬的一种坚韧的不拔的生存意志和面对贫穷却奋发向上的精神吗?又如其中的一个吃饭场景:天刚亮，在晦暗的屋里，潘纪恩一家围坐在小桌旁吃着早饭。黑暗让观众看不清他们吃的是什么菜，但观众却可以想象而知，潘纪恩的父母正因家庭贫困而争论是否让成绩优秀的潘纪恩继续上学。啧啧的吃饭声和着夫妻特有的争论声，画面和声音不断溢出信息和情感。平时少言寡语的潘纪恩，此时却说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话:“你们想让我以后和你们一样苦啊!”紧接着是沉默，和着啧啧的吃饭声的沉默。这短短的一分钟吃饭的场景，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贫困的现实与继续读书上学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而且还得渗透着创作者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深化了全片的主题，表达了创作者的主观艺术情感。正如编导陈晓卿在谈到自己拍纪录片的体会时说:“与其说我想拍别人，倒不如说我想拍自己，想拍我的心。”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繁荣昌盛，现代社会的时尚与变革，后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与后现代的艺术创作无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生活品味，同样也极大地影响或左右着艺术创作思潮。即使如此，受着几千年文化积淀和传承深刻影响的艺术创作者，仍孜孜不倦地追求创作中的神韵和品格。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建立以人为本，以观众为本，以作品为本的创作理念，深入生活，发现生活，挖掘生活中的真实之源，寻觅生活中的真实之趣，故事化吸引观众;纪录片创作者还应该借鉴国外电视纪实节目的运作方式，运用多种多样的销售手段，推行跨媒体、跨地区、跨国界的全方位经营策略，才能掀开中国纪录片新世纪的创新篇章，才能真正凭自己的实力、自己的作品及其独特的风格和品牌走向世界、走向观众、走向未来、走向辉煌。

第7篇：广播电视编导的认识和看法范文

关键词 校警合作;教育技术学专业;公安影视宣传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14）24-0020-04

1 合作背景

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广东省梅州市嘉应学院的实施现状 伴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在全国各级各类的高等院校中，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正在进行深入改革。教育技术学专业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型专业，也是一个交叉跨度较大的专业。根据这一特色，“寻求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结合点，寻求与各类、各层次教育发展的结合点” [1]，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在专业能力上有所侧重，以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教育技术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为了培养学生综合创作影视作品的能力，嘉应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开设了电视摄像与编辑艺术、数字视音频制作技术、多媒体动画制作等课程，在教育技术实验室中有专业的设备和编辑系统，有专门用于影视作品创作的影视编辑室、虚拟演播室和录音室。在教学实践中强化学生的编剧、策划、导演、现场指导、拍摄和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制订拍摄制作计划，完成编辑脚本、联络拍摄地、选择演员、组织拍摄等任务。最后，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剪辑包装完成一部完整的影视作品。

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的做法与成效 公安机关作为政府机关中面对最广泛公众的组织，其警察行为最受关注，加强自身形象建设尤为重要[2]。2004年4月，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宣传科正式更名为梅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主要责任为向公众提供有关警队的资讯，透过与社区及传媒的联系，积极巩固警队的良好形像，使公众维持对治安高度的信心，以鼓励公众协助警队维持治安。

影视作为一种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传统信息媒体，早已融入人们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信息获取渠道。梅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在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体推进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影视媒体的优势作用，除了每周一期的《梅州公安》栏目以外，近年来在梅州广播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民生820》栏目中，开设《今日警情》天天报电视节目，主要报道发生在梅州市城区、梅县新城（含宝华、程江、扶大）“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型案件;报道社会关注的突出治安问题;报道对重大案件的侦破;提示民众增强社会安全防范意识;收集群众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见和建议。

2 合作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校方的思考 嘉应学院是梅州市唯一的高等院校，地方性是学校的第一特征，地方高校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要想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立足地方、融入地方，以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就学校的角度而言，与公安局合作培养公安影视宣传人才至少有三个面的意义和价值。

1）有助于构建科学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评价标准。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有两个评价尺度，一个是学校内部的评价尺度，另一个是社会的评价尺度[3]。学校内部的评价标准主要以学校培养的学生在整体上是否达到学校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为评价依据，社会评价则主要以毕业生是否适应岗位需求为评价依据。校警合作突破了高校内部评价的封闭，促使高校的考核和评估机制与市场经济接轨，与地方社会接轨，建立起科学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质量评价标准。

2）让学生了解社会，向社会学习。合格的影视宣传人才应当具备影视策划、剧本创作、影视编导等综合素质，尤其要具有过硬的实践能力和上手能力。这些能力相当部分只有在实际工作场所才能获得，尤其是一些重要意识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某些难以言传的经验和应变方法，只有在现场环境中才能学到。校警合作可以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设计和实施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也是学生了解社会、向社会学习的一个极好机会。

3）从人财物上获得支持。影视宣传节目的制作除了要求制作人员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娴熟的制作技巧以外，还需要大量的人物财的支持，否则只是一纸空谈。从2012年11月起，嘉应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一些学生在警察公共关系科的统一调备下，陆续去警官培训学校、出入境管理处、消防支队等梅州市公安局各级各类部门拍摄公安题材的影视节目，均得到这些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尽一切可能为学生提供方便，不但提供拍摄所需的人员、场地和器材，还安排免费的吃住行，使学生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进行影视节目的摄编录。

基于警方的思考 在梅州市公安局上下一心全力推进公安影视宣传工作创新发展的形势下，警察公共关系科与梅州最高学府――嘉应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合作培养公安影视宣传人才，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提高人才甄选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公安影视宣传节目的创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智力工程。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从策划、拍摄、采访、撰写解说词到后期制作等，不仅需要创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与较强的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还需要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执着的追求，全力以赴地投入。影视宣传人才的选拔是一个长期深入的全方位考察过程，一旦发现新进人员不合格或者其不愿意继续从事公安影视宣传工作，就会影响宣传工作的正常开展。通过人才合作培养计划，培养对象与培养单位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相互考察并且双向选择，提高了人才甄选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满足阶段性用人需求。警察公共关系科统领整个梅州市八个县市区各级公安机关宣传部门的工作，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人才的需求量事先很难做出精确的计算，在创作某些临时性节目的时候，人手紧缺就成为制约节目顺利完成的重要障碍。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所学知识与影视宣传工作具有承接性，这些学生对工作较容易上手，经过简单培训后，他们基本可以胜任小型节目的创作并协助处理大型节目的拍摄，这样可以满足阶段性警力不足时的用人需求。

3）获得人力智力的支持和补充。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加入为公安影视宣传工作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提高了宣传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创作创新能力，在节目策划、拍摄，制作等方面得到了人力、智力的支持和补充，合作双方取长补短，资源共享，有助于提高节目的质量，增强节目的竞争力。

4）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警察公共关系工作的一个重点是组织、开展、扩大警察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以增强双向沟通[3]。大学生是社会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规模较大的一个群体，是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对某个单位行业的看法将直接影响未来社会公众对此单位行业的评价。一个愿意为大学生搭建通往社会的实践平台、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单位是深受大学生赞许认同的。通过人才合作培养计划，让一部分在校大学生参与公安影视宣传工作。他们将耳闻目睹从局领导到基层民警、从机关科室到专业警种在树立和提升警察形象时所付出的努力，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也是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一个新思路新举措。

3 合作目标

如上所述，嘉应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与梅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合作培养公安影视宣传人才的计划是一项“双赢”的策略。“双赢”既是双方合作的切入点，又是落脚点，本着“自愿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校警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力图实现实践教学与工作需求对接，技能训练与岗位要求对接，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对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校警合作”的教育技术学专业影视方向人才培养新模式。

4 合作现状与成效

2012年11月，嘉应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教师在教育科学学院潘文涛副院长的带领下，前往梅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进行学习交流。12月中旬，公共关系科主管公安影视宣传的曾繁龙副科长率领相关干警来到学校参观影视节目编辑室和虚拟演播室，并与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师、DV兴趣小组及一些高年级学生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校警双方分享了对合作计划的认识、动机以及对合作成果的预期，达成了合作意向，双方同意在学生实习、见习、推荐就业等方面进行合作。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校警双方就合作的形式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以写作应用型毕业论文为形式的合作 本着“毕业论文题目应来源于实践并有效服务于实践”的理念，近年来，嘉应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有50%以上的内容须体现实践环节，选题应体现应用性，为地方经济服务。在校警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学校鼓励一些大四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与公共关系科的工作实际相结合，为警官培训学校、出入境管理处、市交警支队法制宣传科等部门拍摄公安题材的宣传节目。近一年多来，先后有七位学生的毕业作品被警方采用，作品列表如表1所示。

以协助警方参赛为形式的合作 影视制作比赛是检验大学课堂理论学习和实验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也是课堂实验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参加影视制作大赛既提升了学生综合运用影视理论与影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也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供了新的舞台。在合作的一年多来，嘉应学院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协助公共安全科的宣传干警们参与了多次影视制作比赛，主要的获奖情况如表2所示。

5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虽然目前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以写作应用型毕业论文的合作形式而言，由于本科毕业论文要求是“一人一题”，要每个学生独立完成论文和作品，而影视节目的制作讲求团队合作，靠一人单打独斗制作出的作品往往水平欠佳，同时，大四毕业生面临着就业的压力，也很难将全部心思用在作品的制作上。以协助警方参赛的合作形式也存在随机性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强等不足。

面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校警双方就合作的有关细节，比如培养对象的选取、培养时间的确定、培养结果的评价等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和沟通，并制定了如下改进措施。

加强协同育人质量监督 成立校警协同育人监督小组，成员由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师、公共关系科干警、教育科学学院主管教学领导组成，主要负责以强化公安影视制作技能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改革有关制度的建设。监督小组定期安排带队教师了解学生情况，收集警方的反馈意见，及时发现和解决合作人才培养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健全人才培养计划 校警双方进一步健全人才培养计划，根据公共关系科的用人标准和需求，共同商定详细培训计划，制订培训方案。对培训方案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使培训内容既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又能紧扣公安局的实际需求，确保培训质量。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培养对象在学习影视制作课程期间，必须根据课程要求，接受课程考核。在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参与的实践训练，也需要接受公安局的考核。双方考核通过，方能得到相应学分。

公安局招聘影视宣传科员（合同制） 梅州市公安局设立了影视宣传科员（合同制）的职位，目前已有两名在培训期间表现良好的教育技术学专业09级毕业生被录用，录用情况如表3所示。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有：负责梅州市公安局的宣传工作，主要对接单位为电视台、报社、电台;负责记者的采访联系等工作;撰写、拍摄每次外出的新闻稿件、影片、照片;审核编辑各县（市、区）上传的文章，并在公安局内外的网站上。对于招聘到的这些合同制科员，梅州市公安局鼓励他们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试合格后即可吸收为正式警员。

6 总结和展望

当前产学研的研究太多探讨校企合作，本研究小组处于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的梅州市，梅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化水平与全省存在不小的差距，校企合作的机会和空间不如其他城市多。本研究没有被传统的产学研校企合作的思路所束缚，拓宽了产学研合作的领域，积极探讨与地方政府机关合作培养人才的新思路新举措，研究具有较强的独创性，既有地方特色，又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然而，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合作的最佳形式仍在进一步探索中，校警双方今后如何利用各自优势，建立深层次合作机制，校警联动，提升合作水平？此外，校警合作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一样，追求的结果都是合作双方共同受益，寻求利益的最佳结合，实现利益平衡。利益不均等的合作是不能长久的。由于校警双方在价值文化、知识开放性、创新评价、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在合作时始终有效实施双赢原则，确保双方合作的良性循环？上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改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发展：路在何方[J].中国电化教育，2006（7）.

[2]韩志忠.充分利用媒体改善和发展警察公共关系[J].公安研究，2005（2）.

[3]何根海，潭甲文.基于校地合作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