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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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贸易；摩擦；路径

一、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及摩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程发展较为缓慢。“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后，我国加大了对外贸易重视力度，尤其是在2005年以来对外贸易总额增长率持续在20%以上，拉开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序幕。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4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7.6%。但在上述贸易过程中贸易摩擦和金融摩擦也逐渐暴露出来。

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反倾销方面。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同年美国对我国对外贸易反倾销待查案例超过350起，其大部分为纺织制品、钢铁制品、机械制品、电子产品等；印度对我国对外贸易反倾销调查案例约为200起，其大部分为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制品、钢铁制品等；欧盟对我国对外贸易反倾销调查案例达到210起，反倾销调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因素。

金融摩擦主要体现在金融博弈方面。我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过程中对对外贸易非常重视，对外贸易占比日益加重，已经成为亚太经济圈的核心。而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尤其是在以美国、日本为首的亚洲开发银行经营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中，大国之间的经济金融博弈逐渐形成，加剧了“一带一路”战略中我国的对外贸易摩擦。

二、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1.重视战略转型，实现贸易升级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该背景下，我国在对外贸易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做好转型升级工作，将核心转移到国内发展中，不断促进内需，拉动内销，消除体制壁垒，从本质上提升生产水平，以战略转型加速对外贸易建设，从而全面优化国内经济结构；需要做好产业效益的调整，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不断优化资源分配，实现产业资源的高效运用；需要做好体制建设，不断加大对对外贸易产品内销的重视力度，做好制度调整，以内销促进外销，实现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

2.把握竞争战略，提升产品质量

核心竞争力是保证我国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在提升我国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对产品进行升级，不断提升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在该基础上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还需要对竞争战略进行合理把握，做好产业的创新，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通过创新实现产品的改革和升级，最大限度避免产品的同质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出口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

3.紧抓合作战略，实现共同发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落实过程中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开始在亚太经济发展基础上加大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我国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吸引外资，将国外优秀技术和丰富的资源纳入到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资源、技术等的全面优化和改善，借助上述资源流动中的外溢效应实现合作中的共同发展。

三、 总结

对外贸易发展^程中要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全面把握，做好战略转型，在贸易摩擦和金融摩擦过程中追求新型发展之路，对知识、技术、资源等进行升级，真正形成高质量、高效益产业体系，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第2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一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及其发展趋势

当代国际贾易创新是村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贫易领域各种创新现象的全面概括。当代国际贾易创新不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在整个国际贾易发展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标明了当代国际贫易发展的突出特征，而且还预示着国际贾易新的发展时代的到来。当代国际贫易创新是全面的立体的创新。从基本内容来看，当代国际贫易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观念创新

当代国际贾易创新首先表现为各国在时外贫易观念上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贫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因此，贾易开放度就成了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志。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国的时外贫易开放则始终是这场浪潮的排头浪。对外贾易作为最古老的村外联系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2)客观估价衬外贾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贾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贫易与国内贾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贫易的基本原则。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重新认识了时外贾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相继逐步放弃了“贫易立国”、“贾易为本”的旧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重视时外贾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3)把对外贾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贸易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环境中.由于“货易外交”的“和平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付外贫易在衬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并通过贾易促进、贸易限制和贾易制裁等方式来调节衬外关系。美国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很快把时外货易提到“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处挥舞“贫易报复”、“贾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吹遇人的姿态，谋求所有的贫易伙伴对美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并以此来调节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其它各个方面。观念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基拙和核心，它不仅规定了当代国际贾易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决定或影响着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其它各个方面。

(二)格局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贾易格局的创新上。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货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货易区相继运行，亚太地区经济贫易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起步阶段。上述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目标或标志的三大贾易集团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对小寺，标志着国际贫易集团化发展格局的初步确立。(2)区域贫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发辰步伐正在加快。欧洲经济区正在实质性地考虑向东向南的延伸，北美自由贫易区己经按照最新一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向全美洲扩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这种大型贾易集团对外扩展的趋势本身就是贸易集团化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全球货易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之不仅表明了贫易集团化和贾易一体化之间的逻样和历史联系，而且标志着全球贫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3)国际货易重心已经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的单一重心的格局。随着国际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国际贾易重心也相应出现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贫易的重心有从多重重心逐步向亚太单一重心收缩的倾向。格局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典型标志，它标志着国际贫易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就，标志着国际贫易制度向完善迈出了十分艰难的实质性的一步。这是因为:国际货易从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比关贫总协定预期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约束性和更高的运转效能将更有利于全球贾易的协调和自由专发展;关贾总协定无法管辖的部分货物贾易(农产品和坊织品贾易)、服务贫易、与贫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投资等领域被真正纳入了世界易组织的制度安排之中。(2)区域协调的迅速增强。随着区域性贫易集团的纷纷建立，区域内货易政策与措施的协调成为当代国际贫易制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区域内协调不仅起着在全球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的条件下部分地发挥全球协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全球协调制度的创新。(3)国别管理贫易制度的推广和泛化。在美国带头推行对外货易的“管理贫易”制度后，“管理贾易”制度逐步成为流行于各国的基本的对外贾易制度。它构成了当代各国对外贾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鲜明的特征。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构建了当代国际贾易发展的基本框架。

(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贯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标志。它具体包括:(])世界贾易组织的创设。根据“乌拉圭回合”签署的“建立世界货易组织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新诞生的世界贫易组织取代了“临时适用”40余年的关贫总协定。这是当代国际贫易制度创新方面的最大成

(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货易创新的重要内容。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贾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逐步地相对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各国对外贫易政策在总体上有向自由化倾料的趋势。尽管保护主义势头不减，但它已经开始从70声O年代的那个泛滥猖撅的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贫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贫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贫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总体上看，各国对外贾易政策中的单纯的关税措施和直接的非关税措施都在相衬地和绝对地减少，其作用也在明显地减弱。但是，各种间接发展的步伐。而且，各种新型的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并开始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一33一贫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体。(3)贫易毛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由于贫易和其它经济领域包括某些非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贾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影响到一国其它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目前，许多国字的贫易政策有明显的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倾向。(4)区域内的共同贾易政策开始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共同的货马政策往往意味着区域内的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它是区域内成员在获得共同保护承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贫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选择，因而构成了当代国际贾易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反映和具体化。

(五)构成创新

贸易内容的构成上的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体包括:(1)国际贾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贾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针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或战咯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贾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贾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长期游离于关贫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和纷织品纳入了新的多边贫易的范围，并把服务贫易、与贫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与贫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入多边贫易体制的管辖范围。构成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当代国你贾易在内容构成上的本质特征。

(六)工具创新

当代国际贾易创新还包括国际贾易工具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贫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贫易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上得益于国际投资的增长和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的推动。(2)现代通讯计算技术为国际贫易提供了新的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EDI(电子数据交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的运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进一步便利国际贫易数据的交换和处理。(3)国际贫易惯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贫易的全过程。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贫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生效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500号出版物)的实施以及其它机构有关货易规则和惯例的变更都更便利了国际贫易的发展。(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贫易如虎添冀。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传统的“港—港”运榆逐渐让位于“门—门”运输，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国际贫易的迅猛发展。(5)各国政府为促进或便利时外贫易发展而实施的各种新的贫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国际贫易工具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各种便利的和优惠的贫易融资方式、贫易信货担保方式等。工具创新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当代国际贫易在实现手段方面的巨大变革和创新。从发展趋势看，当代国际货易创新在时间上还会顺延一段时期，在内容上可能还会扩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渗透和溶合，尤其是在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方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贫易组织与相关其它国际组织的协调与联合等。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和各国特料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真诚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当代国际贫易创新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影响将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发达国宇将越来越多地从创新中获得实际经济贫易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时外贸易处境将更加艰难。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客观地分析当代国际贫易创新对本国的实际影响，并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当代国际贫易创新同样可以成为本国经济贫易发展的很好机遇。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当代国际贫易创新讨我国来说，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机遇，也挑战。当代国际贫易创新为我国经济货易发展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所改善。

(一)有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时外经济贫易制度虽然在总体上符合关贫总协定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外经济贫易制度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事实上，我国时外经济贫易制度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当代国际贾易的制度创新，特别是世界贾易组织的建立，不仅为我国对外经济贾易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和规范化提供了新的尺度，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贫易组织的时间日益临近，又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制度的尽快完善带来了压力。

(三)有利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当代国际货易创新突出了自由和开放这两个主题，因而将推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是世界经济大字庭中的重要一员。不仅我国需要世芥.经济大家庭，而且世界经大家庭同样离不开我国。相信在当代国际贾易创新的推动下，我国能够尽快成为关贾总协定和世界贾易组织的成员，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补互利作用和功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甘于象我国这样一个急需大量发展资金而又面临外汇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显得特别重要。但是，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相对于进口增长来说，总是不尽如人意。当代国际贫易创新为我国迅速扩大出口贫易带来了机遇。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贫易创新正在有效地枢制长期泛滥猖撅的贾易保护主义，为我国出口贾易的扩大提供了更有利、更宽松的国际环境。其二，在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我国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之一。迅速发展同我国的贫易关系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愿望，这为我国出口贫易发展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其三，我国经济振兴引起了少数发达国家的震惊，它们利用各种不公平竟争手段时我国出口贫易的发展进行人为的打击和压制。随着国际贫易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我国出口贫易发展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将会有、四)有利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发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基本上属于“外部促进”型。在这种情况下，村外贾易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于国内经济活动对外贫易往往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外部作用于国内经济活动。因此，从国氏经济总体看，时外贫易只是国民经济的补充性的机械的组成部分。对外货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的促进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当代国际贾易创新推动了各国对外贫易讨国内经济活动的全面的更深刻的渗透，使对外贸易逐渐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因素，对外贫易对国民经济的外部影响、夕卜部促进逐渐转变为内部影响、内部促进。这将更有效、更充分地发挥我国时外贫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字，我国也同样面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严峻挑战。(1)当代国际贫易创新是一个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贫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贫易各个领域的全面的主体的创新过程。它标志着国际贾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对外贾易还处在一个较为幼稚的发展阶段。从对外贫易观念到时外贾易制度，从时外贸易政策、立法到衬外货易措施、行为，都与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当代国际贫易创新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上述差距，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处境更为不利。(2)当代国际贾易创新突出了自由与开放的主题，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贫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的幼稚性很容易在时外开放、自由贾易的面前暴露出来。丧。果对外开放度迫于外部压力而不切实际地快速增大，讨外贫易的自由度也大幅度地提高，那么，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就可能会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延缓我国现代化的进程。(3)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它们获得了当代国际贾易创新的绝大部分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从总体上看，则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被动的接受者和参加者，无法影响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发展过程和其各个方面，因而也就难以公平地获得国际贫易的利益。(4)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国际贾易利益的重要来源。我国技术水平落后，贾易商品结构老化，技术含量低，贫易工具和贫易手段比较落后，也就难以改善贫易条件。因此，即使出口贫易规模扩大了，贫易利益也可能会绝对地减少，造成时外贫易的贫困化增长。(5)在代国际贫易创新的条件下，我国衬外贾易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贫易的发展。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我国处于美苏对杭的“中间地带”，国际环境相时宽松。但是，旧的格局打破后，“中国牌”的意义消失了。这无疑会影响我国的对外贫易发展。当代国际贾易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在总体上是挑战大于机遇。但是，当代国际贾易创新为我国外贾发展和经济振兴所创造的机遇可能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1)我国有了相时较长时期的时外开放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摸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对外开放的理论思路和

实践模式，比许多刚开始实行时外开放的甚至目前仍然对外封闭的发展中国家更能够适应当代国际贫易创新所造成的更为开放的国际贫易经济环境。(2)我国对外贫易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墓本上符合了关贫总协定所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贾易体制，从能够减轻外部体制的冲击压力。(3)我国企业十年余的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竟争中得到了磨炼，为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期，也是我国外贫发展的繁荣时期。我国在事实上参与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范围和程度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大得多。这为我国更好地抓住和利用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外贸易创新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根本出路

为了抓住当代国际贾易创新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更充分地面时挑战，我国应该实行对外贫易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外贸易观念创新

首先，应该从理论上、观念上确认当代国际贫易创新的客观性，正确认识和评价当代国际贫易创新对我国经济贫易发展的’影响。同时，要以坚决的态度勇敢地参与正在进行中的当代国际贫易创新。只有勇敢地面对挑战，才能抓住发展的机遇。其次，要检讨时外贫易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重新确立时外贫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丢把时外贫易看成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的分子，而不是机械的组成部分，并据此理顺时外贫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内在联系，为充分发展对外贫易对国内经济的促进发展创造起码的条件。再次，要确立发展的观念，反对单纯的对外贫易增长，警惕我国衬外贸易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要把对外贫易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正确处理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对外贸易战略创新

要放弃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复进行的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行为，确立平衡发展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战略。我国是一个内需型的发展中的大国，出口导向战略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进口替代战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毕竟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自身克服的问题。而且，我国进口替代战略已经进入了中间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阶段，接近于完成一个进口替代周期，因而在客观上也面临战略转向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当代国际环境来看，面对当代国际贫易创新，任何单纯的进口替代和出。导向战略都难以付诸实施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和当代国际环境来看，应该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平衡发展战略。从目前看，我国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实现从进口替代向平衡发展的转移，更好地适应当代国际贾易创新的新的国际环境。挥关税的实际保护作用。(2)逐步放弃直接的非关税措施，代之以间接的非关税措施。直接的非关税措施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等在许多国家都开始遭到冷落。相反，各种新型的更灵活更有效的间接的非关税措施又十分兴旺。这是当代国际贾易政策发展的趋势。和这种趋势成鲜明衬照的是，我国目前仍以直接的非关枕措施作为主要的非关枕措施。因此，应尽量实现以直接非关税措施为主向间接非关税措施为主的转换。这样做，不仅实际的保护效果更好，而且使用起来更灵活，同时，国际典论压力也小得多。(3)要借鉴各主要国家通行的新的非关税措施，更新和增加我国付外贾易的政策手段。同时，也可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非关税措施。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贫易政策的基本潮流。

(三)对外贸易政策创新

要系统地检讨我国对外贫易政策的制仃和实施，实行对外贫易政策创新。主要应包括:

(l)大幅度降低关税水平，同时优化关说结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逐步降低关税政策在对外贾易政策中的含量，逐步放弃这种原始的和最鲜明、最简单的贫易保护政策。许多国家开始实行有选择的“零关税”政策。相比之下，我国关税水平明显过高。而且，在关税结构上也不尽合理。因此，应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并根据通行的有效保护理论和政策，合理调整关税结构和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的进口关税，维持适度的中间产品进口关税，以充分发

(四)对外贸易体制创新

这首先要清除一个一直困挠我国外贫体制改革的理论误区，即体制改革二体制自由化。这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约束。我国对外贸易体制与国际贫易体制接轨最本质的要求不是要扩大我国外贫体制的自由度，而是要求我国外贸体制规范化，即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和规范设定和理顺外贾体制。因此，和国际接轨，不仅包含放弃一些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保护的内容，也包括吸收一些符合国际规范的保护性的内容，充实或纠正本国讨外贸易体制。当然，对于一个长期实行较高程度的保护主义的我国来说，外贾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降低保护程度。尤其是在进口体制上，尽管和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在总体上已经取得基本上的一致，但仍有不少方面还需妥完善和加强。这不仅是我国复关的需要，也是我国外贾自身发展的需要。其需要完善的两个比较突出的方面是:一是外汇体要逐步降低外汇的实际管制程度，完善外汇市场机制，提高市场自身的作用程度，并创造使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条件。二是企业外贫自主权。要逐步增加外贫企业的自营权的范围和一37一程度，更应尽快实现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外贫发展上的公平竞争。

(五)对外贸易立法创新

要改变目前外贫立法满足于修修补补的现状，要有一个外贾立法的宏观安排和总体思路。要构建我国对外贫易法律的总体框架和体系。这是我国外贸立法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要加强外贫立法的专门化建设，通过制仃和硕布一列专门化的外贫法律，推动我国外贫立法的系统化、立体化发展。例如，反倾悄法、反补贴法、反垄断法等专门的法律门类。我国对外立法需要借鉴国外贫易立法方面的一系列成功的经验，这也是促进我国外贾立法与国际货易法律接轨的重要推动力量。次，并相应降低原材料出口比重，以改善对外贫易条件，扩大外贸利益。三是提高制成品的技术含量，通过不断增加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和内在质量，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的要求。

(七)对外贸易工具创新漏”

要不断更新和创造对外贫易工具，以推动我国时外货易更快地发展。主要有:(1)加快代通讯工具和手段在对外贸易中的运用和普及，尽快推广EDI;(2)建立和完善衬外贫易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和制度;(3)建立和完善贫易担保制度:(4)尽快实现从“港—港”运输向“门—门”运输的转换;(5)逐渐普及国际贫易各个领域内国际通行的则、惯例，刘正贫易行为和作法。

(六)对外贸易对象的构成创新

我国对外贫易时象的构成是影响我国贫易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当代国际贾易创新要求，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提高服务贫易产品的比重，增加目前有一定竟争力的服务产品的对外输出，同时培植新的服务产业和部门，并通过外向化发展提高其对外竞争的适应性。二是提高制成品出口的比重，通过不断增加衬出口甘象的加工程度，提高出口产品档

第3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贸易战略调整 服务贸易 竞争优势

一、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瓶颈和贸易战略调整

近年来，中国出口的产品竞争力不强、倾销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使得出口贸易面临严峻挑战（顾卫平，邓雅勤，2007）。中国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和发展加工制造业获得了贸易大国地位 ，但要从贸易大国发展为贸易强国，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而培育竞争优势则是必由之路。

但是，国内学者多是从如何培育加工贸易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研究培育贸易竞争优势的，裴长洪和彭磊（2006）认为要充分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进一步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促进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很少有学者从服务贸易的视角研究贸易战略的调整。

二、发展服务贸易与贸易战略调整的关系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江小涓等，2001）。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1980年～1998年，全世界农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7％和25％下降到5％和20％，而服务业却从56％上升到61％。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升到70％左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大多在70％以上。可见，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规模就越大，水平也越高，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与服务贸易的水平相联系的(刘庆林，2004)。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转变贸易结构不合理现状的突破口。

除此以外，服务贸易还有以下的特点使它和贸易战略调整息息相关：首先，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具有替代性，不仅能减少全球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而且对企业、对一国贸易增长方式也是有利的；其次，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进口服务贸易，能为经济运行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服务供给和支持，促进经济的高效发展，从而促进货物贸易及整个对外贸易的高效发展。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近97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虽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917.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2.1％，但服务贸易额仅有1928.3亿,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约11％，这个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此可见,我国的货物贸易发展迅速,但服务贸易发展缓慢,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并不合理,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旅游和运输服务的出口占中国服务出口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比重仍然很低。

最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仍有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缺乏统一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容易产生责任不明确、交叉和条块分割、经营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垄断等问题。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在行业划分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有许多不符合国际惯例。

总之,中国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如果不尽早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使服务贸易止步不前,更会拖延贸易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反的,如果服务贸易能够快速地发展起来,那么贸易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就能够加快。

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转变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虽然，至今为止，服务业还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服务业的比重势必逐步上升，并且将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支柱，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加大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时，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政府可以在两个方面扩大服务贸易。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以有效地规范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还很落后，服务业中许多部门都无专项法规。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暂时相对薄弱的服务行业在给予保护的同时，应对本国服务业提供一些政策和资金支持。

再次，加快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要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要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最后，创新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在管理服务企业时，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尽量实现人力资本、生产价值和财务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裴长洪 彭 磊: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现阶段我国贸易战略调整[J].财贸经济,2006(4)

[2]顾卫平 邓雅勤: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理论反思[J].上海经济研究,2007(4)

第4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1.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下，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生产网络遭到冲击，贸易融资形势恶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这一切都实质性地削弱了世界贸易的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贸易、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显著。我国的GDP增长是靠外贸出口带动实现的

。中国对它国或地区震荡的反应敏感，对外依赖程度的较高，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当前世界已进入贸易争端的高发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的地方贸易保护政策也愈演愈烈：今年1-4

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38起，同比上升26.7%，中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

2.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等高级化知识经济贸易结构发展方兴未艾

国际贸易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依托，其变化趋势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伴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贸易，全球知识服务型贸易发展迅猛。近20多年来，其规

模已经从1980年的3600亿美元扩大到目前的2.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9%。在行业结构上，知识服务贸易日益向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倾斜，传统的运输业、旅游业所占份额持

续下降；在地区分布上，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所占份额继续扩大，东亚地区的增长尤其显著。二是高技术产品在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最快。近年来发展中国家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

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知识经济贸易必然对国际贸易有着巨大的影响

当前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和快速推进，全球将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更具有时代的特征。“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且极具活力的经济形态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型经

济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专利、创意等软件产品成为重要的产品形式，知识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消费；高科技产业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创新是知识型经济的灵魂。

对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的影响。知识型经济贸易中，无形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它包括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知识是当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直接资源，金融危机下需要走出一种新型的贸易发

展路线来保增长因此，以知识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将不断发展，日趋专业化、规模化，进而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市场，最终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

知识型的经济贸易时代，国际贸易方式将从传统方式逐步向网络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的贸易方式转变，大大减少了一些沟通和交流的阻碍环节。网络贸易是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

交接，以及货款交付等，大都通过全球电信网络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音像书刊、软件设计、咨询服务和信息传递等;也有实物产品交易，它的交易

磋商、签约、货款交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在具体地点进行。通过网络进行的知识型经济贸易迅速发展，给金融危机下的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如何通过知识经济型贸易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知识型经济贸易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全面认识这种压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发挥知识资本在外贸中的作用，争取在未来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促进国民

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知识型经济贸易是建立在我国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当前应该从实际出发，提高整体份工业水平和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步骤有站绿的发展知识型经济贸易，为国

的外贸发展奠定基础，走出当前经济低迷的局势。

2.通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并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我国产品的知识含量与技术含量，才能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及其附加值，推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进一步

优化，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产品，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外贸的经济效益。

3.通过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在知识性经济贸易时代，网络贸易将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通过一下途径大力发展网络贸易：

加强对电子商务及网络贸易的宣传，提高人们对网络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引导网络贸易的发展。是加快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络的建设步伐，使我国对外贸易的信息技术与国际间的企业贸易接轨。是政府

和相关企业加紧制定有关电子商务安全保障规范性法律条文，提高电子商务及网络贸易的法律地位，规范并促进网络贸易的发展。

第5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一、2009年：全球贸易大幅萎缩已成定局

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贸易萎缩大局已定。世界贸易组织(WTO)在7月24日的《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修正了关于2009年全球贸易形势的预测，认为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0％，降幅高于3月份预测的9％，是六十年来的最大降幅。也就是说，全球贸易萎缩程度已较亚洲金融危机和科技股网络泡沫破灭时更为严峻。

美国需求疲弱是全球贸易萎缩的主导因素。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5月出口环比增长1.6％，而4月为下降2.0％；进口环比下降0.6％，为2004年7月以来最低，4月为下降1.5％；5月贸易逆差为259.6亿美元，较预测值的302亿美元大幅缩窄，为1999年11月以来最低。由此可见，美国对进口需求的削减步伐，快于其他国家对美国需求的削减，使得美国贸易逆差缩窄的趋势得以继续，但同时也成为全球贸易萎缩的主导因素。

全球贸易链条的一头，是贸易逆差国消费者的“去杠杆化”，链条的另一头，是贸易顺差国制造业的“去库存化”。危机之前，美国进口需求是推动全球贸易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2005-2007三年间，美国每年进口总额均值为1462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1％。美国一国进口的萎缩必将带来若干国家出口的萎缩。

其他主要贸易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一是日本5月经常项目盈余较上年同期下降34.3％，继续打压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二是英国5月贸易逆差创三年来新低，贸易收支的改善来自于进口减少(而不是因为出口增加)，特别是从非欧盟国家的进口缩减。因此，数据并没有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出口强劲增长的图画，而是表明消费者处境艰难。三是加拿大5月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高点14.2亿加元，主要因为能源及汽车出口锐减，使出口降幅大于进口。由于加元汇率处于高位，出口量及出口价格双双下跌。四是德国5月经季节调整的贸易顺差为103亿欧

元，较4月的90亿欧元略有增加，但出口几无变动，主要受益于进口的下降，且较去年同期的151亿欧元已大幅缩减。五是韩国国际贸易协会(Ⅺ-TA)7月预测，2009年全年，韩国出口可能下滑15.6％，进口减少24.9％。

二、企稳迹象显现，但反弹动力不足

7月23日，研究机构DutchCPB表示，全球贸易额仍在急剧下滑，但企稳迹象正开始显现。该机构在其最新的全球贸易报告中表示，截至5月的十二个月中，全球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8.4％，相比之下，截至4月的十二个月中这一跌幅为6.4％。不过，在截至5月31日的三个月中，全球贸易额仅较此前的三个月下滑了3.6％，相比之下，截至4月的三个月中，这一跌幅为6％，而在截至2月的三个月中，这一跌幅甚至达到12.7％，可以看出，全球贸易正显示出企稳迹象，特别是“亚洲地区已接近稳定”。

美国5月贸易数据也透露出部分企稳信号：美国进口连续第十个月下跌，但跌势趋缓，显示美国需求疲弱，但可能已接近底部；出口环比由跌转升，也显示出触底迹象。

但是，目前看来，全球贸易出现明显反弹的动力不足。

首先，美国的消费支出受制于失业率、储蓄率高企而难以迅速恢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声称“美国消费者不堪重任”，全球贸易赖以高速运转的最重要的引擎无力支撑。

其次，金融危机淘汰了落后产能，在总量变化的同时也在迫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环保与绿色产业、新能

源产业、医疗产业等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但这一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应的需求与现实供给的不平衡、不匹配也会继续制约全球贸易的反弹。

第三，新兴市场转成需求主导的经济体仍需时日。即使是目前最被看好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习惯等难以改变的因素而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消费率，因此难以担当替代者角色。

近期的确有这样一种趋势――由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希望转向了“中国因素”。早在6月份，全球最大航运对冲基金Tufton Oceanic Ltd.表示，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今年来涨幅高达五倍，全靠中国铁矿石需求这个题材。全球大约18％岬型货轮都停靠在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铁矿石进出港口，集中的程度超过2008年航运业最巅峰时期的14％。一旦中国需求减弱，BDI指数就很可能转趋下跌。另外，新加坡星展银行7月23日在其报告中称，中国正超越美国，2009年将成为新加坡最大的非石油出口市场。美国历来是新加坡商品最大的买家，但新加坡2009年上半年对中国的非石油出口值较对美国出口值高出8亿新加坡元(5.55亿美元)。该报告强化了亚洲贸易国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将取代深陷衰退的美国，成为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但是，中国因素的上升更多地是由于美国的后退，所谓此消彼长，成为新的“引擎”尚需时日。具体体现在：第一，从中国最新公布的6月贸易数据看，出口和进口的环比虽然都出现回升，但同比仍分别下跌了21％和25％；第二，以2007年为例，中国进口总额为9559.5亿美元，而美国约24000亿美元，中国需求的替代作用将是地域性的，亚洲受惠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第三，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相似，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较低，2007

年约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且持续下滑；第四，贸易保护主义已在全球抬头，对中国的打击尤其大。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政府已推出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措施近半是提高关税。然而，除中国外，其他新兴经济体目前的实际税率仍大幅低于世贸组织的进口关税上限，意味着它们有大幅上调的空间。一旦实施，将直接打击中国未来的出口。

三、贸易重要性上升，增加未来经济复苏难度

伴随着贸易的萎缩，贸易重要性却在上升，世界跨国贸易产品所占比例已经大幅增加。1990年，贸易额占GDP的18％，而到了2006年，比例上升到30％，2007年基本持平。1998-2008的11年间，除2001年外，世界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都明显超过实际

GDP的增长率，前者的平均增长率约为6％，后者仅为约3％。

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十年来，日本愈来愈依靠出口带领经济增长――日本制造业2008年的产品出口比率为21％。高于1998年的16％，同时出口占比由20世纪90年代的9％上升到2008年的15％；德国出口所占GDP比例2005年虽仅为41％，但仍远高于1980年的20％；巴西、中国和印度出口占经济比例虽然都不超过35％，但仍远高于二十五年前的比例；美国是出口占比最小的国家之一，2005年出口仅占GDP的11％，1980年为10％。

随着贸易重要性和各国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衰退会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同时也增加了未来经济全面复苏的难度。进出口同时萎缩情况下的贸易逆差缩窄可以形成对GDP的正向拉动作用，但容易推动“假复苏”，而非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

四、贸易依赖性决定复苏顺序

美国贸易数据还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欧美日(G3)本轮经济复苏前景的判断。从5月贸易数据的地区分布看，美国从日本和欧盟进口的下降最为明显，从中国和OPEC的进口小幅上升。

不仅是现在，本世纪以来，欧元区的出口增长都与美国消费增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数据显示，从1995-2007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占欧元区出口总额的60％以上，其中美国和英国合计占比高达33.8％。欧元区制造业出口以德国为核心，其最具竞争优势的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这类产品的购买，更多要依靠融资来支撑。需求／价格弹性很高，在危机时最容易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削减消费对欧元区的冲击要远远大于新兴市场地区。日本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和日本出口对美国的依赖性更甚于欧洲。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在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中“先衰退，先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确。美国在2007年四季度陷入衰退，先于欧、日，预计美国的复苏也将领先于欧洲和日本。

五、旧模式卷土重来?

危机之后，美国“借助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获取廉价融资，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扩大对外投资”的旧经济模式广受批评，但上述关于全球贸易“企稳”的论断是否意味着这一旧模式又将卷土重来?

过去的增长模式的确有着强大的惯性，美国去杠杆化不是第一次，贸易逆差缩窄甚至出现顺差也不是第一次。而每一次出现危机之后，美国人的储蓄率都会出现急升，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后就曾经猛增到10％，而2007年经济繁荣的时候曾经出现负储蓄率。同时，美国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伴随着贸易逆差缩小，甚至消失，而经济扩张期则往往伴随着逆差的扩大，比如美国逆差最高值出现在经济过热的2006年，上一次顺差出现在经济衰退的t991年。

但是，这次的调整比以往都来得猛烈：储蓄率由－2.7％上升至6.9％，幅度远超上世纪70年代的高位上升。经常项目逆差占比缩窄的幅度也前所未见。

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论据支撑“卷土重来说”，那就是――过去的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原因。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与生俱来的“特里芬两难”决定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要供应者，美国只能是一个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国；如果不这样，流动性的短缺就会令全球经济陷入紧缩，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因国际清偿能力不足陷入危机。

特里芬提出这一理论时全球还保持着固定汇率制，但他的理论又被称作“信心与清偿力两难”，即：世界货币必须维持币值和购买力以巩固信心；但同时要保证清偿力，而且也有动力――世界货币国家独有的低利率融资优势使得借钱消费成为理智的必然，因此在必要性和主动性的推动下，经常项目逆差不可避免，但这又会损害世界货币的信心。可见“特里芬两难”的实质不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问题，而是世界货币的供需问题；美元目前仍是世界货币，不仅是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交易货币，也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因此该“两难”仍然适用于现在。所不同的只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担心是美元是否能够兑换成黄金，现在的担心是美元是否会贬值?美国公债是否会发生通胀性违约?特里芬理论意味着，美联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本来是有选择空间的，虽然非常艰难。当时美联储如果拒绝应对最初的流动性需求而实施高利率政策，就可以防止全球范围的借贷浪潮，而最近几年借贷的金融标准也就不会一再放低。但这么做，不仅贸易增长会放慢。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也会因此放慢。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争论恐怕仍将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破碎不堪，而新的秩序建立起来尚需时日。鉴于此，我们可能将经历一段漫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美国“廉价融资，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扩大对外投资”的旧模式仍会存续，但将以一种弱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全球贸易将难以回复过去的顶点，而萎缩正是对过去模式的一种纠正。在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出现根本性变革之前，贸易和资金流动模式都将不断调整，以寻找新的平衡。

面对这样的局面，对中国而言，现实的选择是一方面为长远打算，寻找并倡导新的、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内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立足现状，通过政策导向，进行结构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并非指迅速承担替代美国有效需求的角色，强求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而且从来没有一个经济理论证明，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比生产型的经济效率更高，或增长更可持续。

第6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日本；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优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简介：丁一兵（1973-），男，武汉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刘璐（1987-）， 女， 辽宁营口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从以往的由日本向其它东亚国家提供资金和资本品，其它国家生产最终产品并销往美国等外部市场模式，逐渐转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其它东亚国家向中国提供资本品和零部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最终产品销往美国等外部市场的新“三角贸易”模式①。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将中国逐步带入到区域生产网络之中，东亚内部国际生产分割程度不断加深，使得成品与零部件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

随着东亚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对中国和日本间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显得极为必要。中国与日本间的产业内贸易扩张是否推动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是否意味着中国与日本间水平分工程度提高，是否反映了中国与日本间经济结构不断趋同，这需要人们在对上述产业内贸易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基础上进行更加细致地考察。

首先，本文将中国与日本间的产业内贸易区分为中国“出口成品-进口成品”、“出口零部件-进口零部件”、“出口成品-进口零部件”及“出口零部件-进口成品”四类，并将制造业产品分为中低技术、中高技术、高技术三类，在此细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与日本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程度指数，以此确认中国与日本之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的演变，以求考察中国与日本的产业内贸易是否存在结构性的优化升级，以及这种优化升级能否始终持续。

其次，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日本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否具有积极影响。这对于明确认识中国在中日两国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了解当前东亚分工模式对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意义，探讨东亚经济合作的条件，探索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生产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基于三种模型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

考察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特征，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细分具有重要意义。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6）重点考察了东亚国家国际生产分割情况，发现制造业零部件贸易的增长远大于制造业总的贸易增长。张伯伟、胡学文（2011）认为东亚内部的零部件贸易是区域内产品出口的内在动力，东亚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不断加深。张会清、唐海燕（2011）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部门，认为零部件及中间产品的出口推动了技术的进步。总体看来，现有文献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产业内贸易、特别是零部件与中间产品贸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专门针对产业内贸易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考察并不多。由于现有相关文献在分类方法上相对比较粗略，在测算方法上主要仍运用传统手段。如果要对中国与日本间产业内贸易的性质、结构特征的演变得到更加清晰地认识，需要在这两方面进行更加深入地拓展。

丁一兵：中日产业内贸易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013/09本文统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选取的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中的第7类产品②的四位数数据，对于产业内贸易的测算主要基于Gluble&Lloyd所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③。本文要考察的是日本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产业内贸易的具体类型，也就是要考察成品和零部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具体来说包括四种类型：（1）日本向中国出口零部件进口成品的产业内贸易；（2）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品、同时也进口成品的产业内贸易；（3）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品、进口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4）日本向中国出口零部件的同时进口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因此，需要将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成品和零部件的划分，划分方法主要参考Athukorala（2003）④。

1. 一般加权模型。应用传统的GL指数，计算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四种类型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公式为：Ximt=1-X-MimtX+Mi

（1）

其中m=1，2，3，4，分别代表上述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这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由低到高，代表产业内贸易的优化升级。i代表不同的三位数编码，即不同的产品，i取值从1到41，代表共41种产品。经过以上计算后得出41种不同产品的四种类型产业内贸易指数。为了便于分析7类产品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总体情况，需要将这41类不同的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指标。因此，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分别计算每类产品下的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量，在每种类型总的产业内贸易量中所占比重作为权数，具体公式为：

本文在公式（3）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分别比较日本与中国之间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的变动情况。图1用来反映日本和中国之间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加权指数变动情况，其中S1t表示日本向中国“出口零部件-进口制成品”，也就是日本在中国进行加工装配后将制成品再出口的过程。S2t表示日本向中国“出口制成品-进口制成品”，这代表了比较高级化的一种产业内贸易。S3t表示日本向中国“出口制成品-进口零部件”。S4t表示日本向中国“出口零部件-进口零部件”，用以衡量零部件贸易的发展水平。S1t类型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明显高于其它三种类型，这说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模式仍然是加工贸易占主导，其次是S4t类型即零部件贸易，在2004年之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随后出现明显的下降。

图1 日本和中国之间产业内贸易加权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经作者计算整理后得出。

2. 技术加权模型。为了进行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日本和中国之间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需要在成品和零部件划分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技术等级的划分。因此，本文将三位数分类产品分为中低技术、中高技术、高技术三个层次⑤，在此划分技术层次的基础上分别给这三个层次的产品附以不同的取值（用Tk表示），以代表其因为技术等级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将Tk作为另一权数，对上文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技术含量加权，加权后的公式为：

s′imt=∑41i=1TkXimtwimt

（4）

其中Tk根据分类产品所属技术等级赋值，即中低技术、中高技术、高技术分别赋值1，2，3。图2由四个图标组成，分别表示中低技术水平、中高技术水平、高技术水平以及技术加权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动情况。图2（1）中日本和中国之间中低技术水平的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S’1t呈下降趋势，零部件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上升趋势。图2（2）中的中高技术水平的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变化情况比较复杂，但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图2（3）中，S’1t和S41t整体上高于S’2t和S’3t。所以，日本与中国之间针对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于在中国组装后出口以及零部件贸易方面，这与前两种技术条件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产业内贸易占据了主要地位，其发展程度远远高于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成品产业内贸易下降的幅度超过了零部件产业内贸易。S’imt表示将技术等级及各种类型的贸易占比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既体现了四种类型产业内贸易重要性的不同，也体现了中低技术、中高技术以及高技术这三种技术等级的差异。从图2（4）可以看出技术加权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形态，与高技术水平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形态非常相似。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零部件产业内贸易及加工贸易发展程度较高，这更加印证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模式更倾向于加工贸易，二者在东亚区域内部的分工地位还存在一定差距。

图2 日本和中国之间四种技术水平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经作者计算整理后得出。

总体看来，日本与中国在中低技术水平的零部件产业内贸易上总体水平较低。日本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中高技术水平的成品产业内贸易。对于高技术水平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来说，日本和中国之间仍然以加工贸易为主，并且这种分工模式所导致的贸易模式开始出现改变。对于高级术水平上的成品产业内贸易，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发展程度比较低，说明中日之间生产技术差异比较明显。

3. 范数模型。按照Athukorala的分类方法，7类产品共分成41类子产品，每类产品项下可计算得出四种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为了便于观察而将这41类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整合，用一个综合指数来代表这41类产品的成品和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进而考察日本和中国之间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参考白雪梅、赵松山（1995）对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研究方法，引入“范数”而修正后的范数既能反映地区间产业结构，又能够测度不同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修正后的范数为：

其中m为地区数，n为产业部门数，Xij为i地区j产业的产出占该地区总产出的比重，Wi为不同的产业所占的权重，该修正后的范数对于描述地区产业结构状况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它能够准确反映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因此，可以借鉴该范数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正，用以反映日本和中国之间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 权重有四个，即w′imt， Wimt，Qmt，Tk，分别表示每类产品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量占该类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每类产品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量占7类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每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量占7类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技术权重。此外，将产业内贸易指数Ximt的计算进行了修改，分母使用的是进出口的总量⑥，用X′imt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其中t表示年份，K表示7类产品的进出口总额。Tk代表三种不同的技术等级，分别为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分别对应赋值1，2，3。m取值1，2，3，4，分别对应表示“出口零部件-进口成品”、“出口成品-进口成品”、“出口成品-进口零部件”以及“出口零部件-进口零部件”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Rm表示对四种类型产业内贸易的水平程度的赋值，用以表明该四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优化程度由低到高。本文修正得出的能够反映日本和中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程度的综合指数为：

资料来源：联合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

（wwwcomtradeunorg），经作者计算整理后得出。

从图3中可以看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表现为不断优化升级的趋势，但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停滞。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仍然表现为垂直分工模式下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的加工贸易角色仍然主导总体贸易状况。一方面表现为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将其生产过程中的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存在技术差异的中间产品即零部件的贸易。虽然中日之间加工贸易类型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但是早期零部件贸易规模的大幅提升还是促进了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的优化。但是，近些年来中日零部件贸易的增长势头也已放缓。

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东亚新“三角贸易”生产网络推动了东亚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生产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研究发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产业内分工有趋于固化的态势，这种趋于固化的分工模式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另外，这种趋于固化的产业内分工模式说明中国仍然处在垂直分工的较低水平，这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收益会产生影响。东亚经济体之间在生产、分工以及经济结构上更趋于水平，会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包括贸易、货币等领域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种趋于固化且仍然体现为垂直分工特征的产业内贸易模式，不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开展和推进。

二、中日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影响因素分析

1.理论回顾。在实证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已经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了细致而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以产业内贸易指数或总量贸易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产业内贸易结构变动的研究较为少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选取大多集中在以下几种指标。

第一，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两国居民对于差异化产品的需求程度（Linder，1961；张彬、孙孟，2009），贸易伙伴国居民的需求决定了本国的出口优势。Helpman和Krugman（1985）认为人均GDP的差异反映了两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性，以及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程度，Balassa（1966b）指出FDI代表了差别化产品的出口量，Fukao（2003）认为FDI加速了东亚地区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William、Richard和Tochkov（2010） 以FDI净流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亚洲出口导向的FDI和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其研究发现外国公司利用中国优势进行生产，将产品出口回本国，其结论是FDI的净流入能够促进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第二，Zhang和Zhou（2005） 将高技术品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比重及制造业产品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比重作为影响因素，认为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促进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有着积极的正向效应。因为制造业产品更容易出现产品差异化，也更易于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割中去，产业内贸易更易于发生在制造业部门。由于以往文献对于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探究已经较为充分，本文使用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而进行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相关因素，对于中国与日本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特征演变的影响。

2.模型设定。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本文选取相关解释变量，对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模型的基本设定形式为：

注：表中所给为各检验统计量的P值。S表示原序列，DS表示一阶差分后序列；A表示接受原假设，R表示拒绝原假设。***表示1%显著性水平，*表示10%显著性水平。

经过上述单位根的检验发现PP检验的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考察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方法，若通过了协整检验，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此时的回归结果是较精确的。

（2）协整分析。本文应用Johansen提出的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包含两种检验方法，一个是特征根迹检验，另一个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当统计值小于临界值时接受原假设，相反则拒绝原假设。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得到相应的统计量值和p值，结果汇总于表3，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四个协整关系。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为了进一步考察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升级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对短期波动的影响，本文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进行分析。由以上协整分析可得如下误差修正关系，即反映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

受样本容量的约束，VEC模型无法估计出一阶差分项滞后项的系数，也即无法分析各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模型仅估计出能够反映长期均衡关系的一阶滞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所以，在本文构建的VEC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仅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

4.结论。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的差异对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指数有着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其居民的消费偏好相似，更易于发生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相反，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因此，两国人均GDP的差异对产业内贸易的实际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的综合效应。本文在构造用于反映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程度指数时，将两国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赋予较高等级的权重，用来反映中日间机械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化发展趋势。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中日之间人均GDP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两国产业内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起到了拉动作用，随着日本对中国FDI的不断增加，中日两国之间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两国人均GDP差异的扩大则不利于此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发展，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趋于停滞。

以往的研究表明FDI对零部件贸易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的回归结果再次证明了这样的观点。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生产，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对中国的加工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在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综合指数的设计中将零部件贸易作为最高级形式的一种产业内贸易，FDI对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正向作用更加说明中国FDI的流入有利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内生产分工，并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国家产业内贸易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不断升级。

另外，解释变量lnhex和lnrhex对St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以往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处于生产分工环节的最底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身技术的进步以及由加工装配贸易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中国正在不断地增加其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逐渐从原来单纯加工组装发展为从事简单的零部件生产活动，这说明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在不断上升。因此，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对产业内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促进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升级。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表现为不断优化升级的趋势，但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停滞。（2）人均GDP的差异对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向的影响，缩小两国人均GDP的差异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3）日本向中国FDI的输入有利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内生产分工，并促进中日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不断升级。（4）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对产业内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促进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升级。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1）中国应配合积极的政策措施继续引导日本以及东亚其它国家对中国水平型FDI的不断流入，充分利用FDI流入推动中国的贸易转型与升级，同时控制FDI向垂直型发展。（2）中国应积极促进高技术产品产业的发展，同时注重本国高技术产业部门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3）中国应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实现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注释：

① 同时中国也逐渐成为这种新“三角贸易”的枢纽。参见李晓，丁一兵，秦婷婷.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9）.

② SITC 7类产品为机械及运输设备，本文用以代表制造业产业。

③ 传统GL指数计算公式：GL=1-X-MX+M。

④ Athukorala，P.，“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Working Paper No. 2003/21. Athukorala是在SITC五位数的基础上对成品和零部件进行区分，本文借鉴其划分方法，以SITC四位数为研究对象进行成品和零部件的划分。

⑤ Lall，S.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1985-1998”，QEH Working Paper Series-QEHWPS44，2000

⑥ 对传统GL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修正，分母采用进出口总量贸易额，其目的是使得后文进行加权平均时度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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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对外贸易重要性范文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对外开放度的增加，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财长保尔森甚至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又成了危机中“新的牵引”。2011年3月14日总理也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受到巨大的冲击，最低的GDP跌幅达到3.8%。虽然各国的经济波动有内生的周期，并不是由外部冲击直接带来的，但世界经济波动会改变周期内上升与下降各阶段持续时间的配比［1-2］。在全球经济调整和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经济波动协动性（BusinessCycleCo-move-ments）指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通常是以两国或各国之间实际经济活动的相关性来表示，相关系数越大，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或同步（Synchronization）程度越高。随着贸易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将日益显现。国际贸易占中国GDP的1/3，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国际贸易下降26%，但经济总量最终保持了8%的增幅，贸易对经济危机的传导作用并没有预想的大。那么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的其他决定因素是什么？各种因素相互关联，需要在联立方程的框架下分析。因此，本文在该框架下，考虑中国与39个主要贸易国经济波动协动性的关系并找出决定因素，得到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利率、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协动性有正的作用，但是否是亚洲国家有负的作用。且在现有研究中，贸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而产业结构相似度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可能被低估。

2经济协动性机理分析

世界经济协动性产生来源有：（1）牵引力效应（LocomotiveEffect），在全球具有经济“牵引”能力的经济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发生的技术或生产率冲击，通过贸易或国际资本流动向其他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传递。（2）共同冲击（Commonshocks），共同的世界经济冲击，如油价、技术进步等引起世界异质经济体周期的协动性。（3）“锁模”假说（Model-LockingHy-pothesis），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振荡子，具有大致相同的波动频率，一国经济波动可以通过比较微弱的非线性耦合与他国经济锁定到一个固定的（或零）相位差的频率，从而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贸易组成、进口收入弹性、出口乘数、汇率、政策等的变化都能创造世界经济波动。不同经济波动来源也不尽相同，例如2008年以来金融主要是牵引力效应，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迅速传递给世界其他国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来源于共同冲击，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迅速蔓延到经济结构类似奉行出口导向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而锁模效应的存在加快了牵引力和共同冲击效应的传递，放大了世界经济对一国的冲击。经济波动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国际货物市场（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投资）［3］。贸易一体化增强，特定国家的生产率冲击（正）—本国消费/投资繁荣—进口需求增加—贸易国经济提高，但贸易会导致专业化，当冲击为特定产业冲击时，外国不存在该产业，特定冲击不会传导到国外。当存在中间品部门、产业内贸易，特定产业冲击（正）会带来中间品和产业内产品进口需求增加，贸易国经济提高，实证显示中间品和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贸易一体化带来国际经济协动性增加。另外，当两国贸易增加时，需要两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步，政策的同步也会带来经济关联度增加。金融一体化增强，生产率负的冲击—资本贬值—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升—国际资本边际回报率改变—资本重新配置。但是资本的调整成本（投资摩擦）、本国偏好、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分散投资）缓冲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减少了经济周期的协动性［4］，生产率差异阻碍了不同国家不同部门投资的负面的协动性，金融一体化一国经济波动对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作用不确定。经济周期的演变特征由主导产业的发展变化决定［5］，经济体不断演进过程中，结构类似的国家往往面临着潜在的共同冲击。Kose和Yi（2006）认为在控制TFP（全要素生产力）协动性、与第三国贸易密度的条件下，贸易是两国经济同步的主要渠道。只考虑贸易渠道，能解释大国波动对小国在投资、产出、工作时间上的短期影响，但不能解释两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及长期趋势；只考虑国际金融市场渠道，大国波动对小国在产出、就业影响会被低估，只有同时考虑国际货物、资本市场及产业结构特征才能解释经济体之间的协动性。在“锁模”假说下，世界经济的协动性可能起源于某国单方面经济因素的变动，不同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各种因素影响大小更像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目前研究大多是针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只有程惠芳、岑丽君（2010）等少数文献［6］。现有文献中主要影响因素有：一是双边贸易。国家间经济周期相关性取决于贸易一体化程度［7］。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增加对经济同步性作用为正且稳健［8-9］。二是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分工模式对经济周期相关性有相当大的直接影响，尤其是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的经济体之间相关关系更显著［10］。工业化国家的产出和贸易结构有较低的分散性，而发展中国家具有很高的分散性，产业结构相似性的作用并不稳健［8，11］。三是金融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作用较模糊［8］。四是货币联盟。货币联盟国家比自有货币国家更一体化，货币联盟成员国经济周期同步程度更高［12］。五是其他因素，要素禀赋、边界、引力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是否接壤）等影响货物和资本国际流动的因素。因此，世界经济协动性由大国牵引力效应、共同冲击、锁模效应单独或共同作用产生，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传递，由产业结构变动表现。受双边贸易、产业结构相似性、金融一体化程度、货币联盟、要素禀赋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

3相关指标的选取与符号预测

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动性分析一般是考察某国GDP与世界GDP增长率的相关关系，可用经济周期相关系数来衡量，通常用滤波法、差分法和同步化指数法计算。滤波法是分离时间序列组成成分中长期趋势的方法，离差法是GDP增长剔除价格影响得到实际增长的一阶差分，这两种方法主要分析一国长期经济波动趋势，所得结果与样本时间长期有关，且受个别极值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采用Cerqueira和Martins（2009）的同步化指数，该方法能避免各阶段的交叉相关［13］，计算整个期间的相关关系，能区分由于某年单一事件的负影响所带来的非协动关系。2010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也是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贸易占中国GDP总量1/3，对中国经济波动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双边贸易密度计算通常采用双边贸易量与两国贸易总量或经济总量的比值表示，两种计算方法相关度较高，对结果影响不大。因此，本文采用双边贸易总量占两国贸易总额之和的比例表示，Tit=Xit+MitTrait+Trat×100，Xit，Mit分别表示i国t年与中国双边出口、进口总额，Trait，Trat分别表示i国和中国在t年的贸易总额。指数值越大，与中国贸易密度越大，贸易密度受产业结构、GDP、贸易成本等的影响。2000年以来加工贸易总量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均在50%以上，且多为纺织品服装等日用消费品，受需求冲击影响较大，因此贸易密度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协动影响预期为正。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相似经济体往往面临着共同的冲击。产业结构相似度用i国与中国各产业增加值占比离差和来度量，Sit=∑nk=1skit-skt，skit，skt分别为i国和中国t年在k产业增加值的占比。Sit值越大，产业结构差异越大，相似程度越小。产业结构差异受贸易、投资、人均GDP和GDP差距的影响。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使各国按比较优势更专业化的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深入（产业相似度的降低）会使一国只专注于某些部门，而发生在这些部门之外的冲击则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体，减弱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不及发达国家类似，且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产业结构变化快于经济波动，因此产业结构对经济协动性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但产业结构会有间接影响，与货币政策、投资等有交互作用，产业结构越相似，两国投资重点和投资热度越相近，资本回报率越接近，进而贷款利率相关度越高。投资密度指标的构建与贸易密度类似，是表示金融一体化的长期指标。但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相比，中国对外投资量较小且缺乏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吸收i国FDI金额占中国和i国吸收FDI总量的比例，Fit=FDIitFDIIit+FDIIt×100，FDIit为i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Iit，FDIIt分别为i国和中国t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指数越高，双边投资强度越大。指出有较强金融联系的经济体之间经济更同步，但在不完全信息、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金融一体化也会导致专业化从而减少经济周期的同步性［10］。有限的借贷能力使得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增加了GDP的联系，资本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流动（商业票据、短期国库券、期货、期权等），经由利率或汇率的波动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带来的长期流动，通过FDI流量和流向变化，影响各国经济的协动性。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985年为19.56亿美元，1992年后快速上涨，2009年达900.33亿美元，是1985年的46倍，1979—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9426.46亿美元，2009年是全球第二大外资吸收国。外资的大量流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预期符号为正。

4模型与数据

4.1模型构建

本文在上述相关研究基础上考虑贸易密度、产业结构相似性、金融一体化中货币政策（利率）和FDI投资密度、是否同为亚洲国家对经济协同性的影响。但贸易密度又受经济规模、距离、产业结构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产业结构受人均GDP、GDP差距、贸易密度、投资密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基本模型构建如下。

4.2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Corit的计算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Tit数据来自OECD双边贸易数据库。Sit数据来源联合国共同数据库NationalAccountsofMainAggregatesDatabase。Fit，FDIit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FDIIit，FDIIt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Rit数据来自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与中国的距离（以i国首都到北京的距离）、i国货币兑人民币汇率数据分别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Indo地理测量工具和IMF数据库。本文选取1992—2008年17个年度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占比较大，数据相对完整的39个国家或者地区，分别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香港。其余30个国家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捷克、丹麦、埃及、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有9个。

5回归结果及分析

应用Eviews6.0软件，本文在不考虑数据之间的内生关系的OLS模型和考虑内生关系的联立方程中，分别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动性的决定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在简单的OLS模型中，贸易密度对协动性影响为正且显著；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影响为负即产业越相似经济波动协动性程度越大，但不显著；金融一体化中对中国直接投资强度影响为正不显著，贷款利率相关度影响为正且显著；是否亚洲国家影响为负，不显著。而贸易密度受内生变量的影响，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为正，且显著，即产业结构差距越大，贸易密度越高。产业结构相似度也受贸易密度等内生变量的影响，贸易密度和对中国直接投资强度影响为负，且显著，即贸易密度和投资强度增加，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贸易密度、产业结构相似度、直接投资强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采用简单的OLS回归得到的结果可能得不到一致性结果，会高估或低估某种因素的影响。在考虑到贸易密度、产业结构相似度的内生关系的情况下，将所有的外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估计（GMM）。发现贸易密度、产业结构相似度、直接投资强度变量符号均为正，但都不显著；贷款利率相关度影响为正、是否亚洲国家影响为负，均显著。与简单OLS相比，GMM的拟合优度更高，能更好地解释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动性的变化。贸易密度增加对协动性变化的影响程度降低；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出现符号逆转，说明产业结构相似度变量并不稳健，可能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较稳定的影响；其余变量符号与简单OLS估计一致。在联立方程（1）中，回归结果与普通OLS回归符号都一致，但贸易密度不显著，金融一体化中的贷款利率相关度的显著水平提高，是否亚洲国家变得显著。结合GMM模型分析发现，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普通OLS估计中，贸易密度的作用被高估，与Inklaar等（2008）对1970—2003年21个OECD国家回归结果类似，贸易密度对经济波动协动性有影响，但影响低于之前的研究。贸易密度受产业结构、投资流向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种影响，贸易密度的影响会被高估。贸易密度的波动还受到双边经济总量、运输成本（距离）、汇率波动的影响，当一国经济波动（尤其是大国，牵引力假说），首先通过贸易渠道进行传递。产业结构除了受贸易、直接投资影响外还与两国富裕程度（人均GDP）、发展差距等变量相关，因此变动相对较慢，对经济协动性的影响（主要是共同冲击）短期中通过其他因素来表现。中国产业结构处于调整阶段，投资在产业结构变化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相似，两国投资重点和投资热度越相近，资本回报率越接近，进而贷款利率相关度越高。一国经济波动对另一国相同产业有信号作用，两国经济协动性程度更大。在联立方程（2）中，增加产业结构与贷款利率相关性的交互项后拟合优度提高，交互项为负且显著；产业结构相似度、利率相关度对经济波动协动性显著为正；说明贷款利率相关度越高，两国经济波动越同步，产业结构差距越大，两国经济波动的协动性越强。而在贷款利率较高相关度的条件下，产业结构越相似，两国经济协动性越强。因此，在简单OLS中产业结构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动性的作用被低估。贸易是经济波动短期影响的主要渠道，而产业结构相似性影响相对滞后，长期中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产业结构越相似，受到共同冲击的可能性越大。是否为亚洲国家的符号均为负，且显著，说明亚洲国家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作用相反，除了受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数据波动大的影响外，可能是因为样本中亚洲国家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类似，均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国家，与中国产品类似并且相互替代性强，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竞争。在四个回归方程中，贸易密度、对中国投资强度、贷款利率相关度符号均一致为正，说明贸易密度增加，经济波动的协动程度越高，在普通OLS估计中，贸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对中国投资强度增加，经济协动性增加；贷款利率波动一致，与中国经济波动协动程度趋于一致；中国经济与亚洲其他国家经济波动负相关。不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波动协动性的作用不稳健且可能被低估，考虑内生关系及与利率的交互作用下，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协动性影响显著，产业结构越相似，两国经济波动协动性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