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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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商业经济 商业理论 立场 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第2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第3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 物流；产业；组织；理论；述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3. 059

[中图分类号] F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3- 0105- 03

0 前 言

虽然经济理论一直是管理理论的支撑基础，但是物流理论的发展却呈现出由实践到管理理论再到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物流管理理论是物流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物流经济理论反过来成为物流管理理论发展的支撑依据。

为了更好地展开对物流产业组织发展的研究，笔者对已有的物流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梳理，提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1 物流产业组织理论

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主要针对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市场绩效分别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对于整体物流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物流产业、产业集群与空间布局、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产业发展策略、特定产业的物流发展、交通运输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

通过中国知网，以“物流”为篇名的搜索结果数量为135 884个，但是从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对物流产业宏观及中观层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其中以“物流产业”和“物流产业组织”为篇名的搜索结果分别为13 112和196个。另外关于物流产业的著作类研究成果主要有4部，分别为帅斌（2006）的《物流产业经济》、田青 等（2007）《物流产业经济学》、徐杰（2008）的《物流组织网络：结构与运作》以及刘军（2010）《现代物流产业的组织模式研究》。物流经济理论的缺失成为阻碍物流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原因。

众多的研究结果显示：物流产业从整体来说，属于市场集中度比较低的产业，且呈现纷繁复杂态势。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物流产业组织的结构及演进规律进行分析。但目前国内学者对物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业、供应链方面，对物流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尤其对物流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少。在仅有的15篇对物流产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也只有张圣忠（2006）的《物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童燕（2008）的《中国道路货物运输产业组织与变迁研究――基于动态SCP的分析》以及楚岩枫（2010）的《我国物流产业系统演化机理研究》3篇文章真正属于基于产业组织演变视角的研究。

目前国外对物流产业的研究也较少，且主要是针对供应链一体化、物流外包效率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系统性的对物流产业组织的研究。供应链理论不完全是管理学方面的理论，从规划与设计层面来说也属于经济学范畴，主要涉及上下游企业间的一体化、合作契约等内容。货运行业的一体化与准一体化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哈巴德（Hubbard，1998）、尼尔森与希尔沃曼（Nickerson & Silverman，1998）、Alberto Fernandez & Manuel Gonzalez & Benito Arrunada（1998）等。哈巴德（1998）分析了在美国货运车队中专用性高的拖车存在敲竹杠现象，同时内部采购、长期契约模式可以降低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尼尔森与希尔沃曼（1998）基于美国洲际货运商产业的调查，研究了契约风险的3种来源以及通过对企业内部运作和市场外包两种模式的选择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性。Alberto F. & Manuel G. & Benito A.（1998）通过对欧美零担货运产业一体化和准一体化组织的比较分析，发现绝大多数自我雇佣的货运司机都被准一体化到较大的货运商组织中，这一事实被分散程度较高的表面现象所掩盖。Alberto F. & Manuel G. & Benito A.认为准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很好解决了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也获得了规模经济和密度经济，而引导货运商采取纵向一体化行为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与专用性资产有关的敲竹杠风险而非为达到规模经济和密度经济的目的。另外Alberto F. & Manuel G. & Benito A.通过对欧美市场的对比分析，发现劳动关系限制法律和税收引导政策均会对纵向一体化程度造成影响。

但是目前中国还缺少对物流产业网络组织发展规律及相应变革机制的研究。物流产业内子产业的市场形态并不完全和整体的形态相同。因此在物流网络组织中，对于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与物流业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对于物流网络组织理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在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于对第四方物流与第三方物流的特征比较以及协作模式研究两方面，且分析大都不够深入。目前对第四方物流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大都不成体系。目前，现有的理论主要集中于第四方物流的形成机制、特征与类别、平台运营模式、系统设计以及协调机制的研究，而对第四方物流产业组织的研究寥寥无几。

2 物流产业组织效率的实证研究基础

现有研究文献对物流产业效率的研究不少，主要是针对区域物流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的实证研究，大约有30篇，但针对导致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则缺少系统的规范分析。Oum T.& M.Tretheway & W. Waters II（1992）提出了交通运输生产率测度的概念、方法和目的。Oum T.&Zhang Y.（1997）分析了交通运输的规模经济。Gordon R.（1993）探讨了交通运输部门的生产率。荣朝和、高宏伟（1999）对运输业规模经济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密度经济概念。王岳平（2004）主要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对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影响。Hokey Min & Seong Fong Foo（2006）主要分析了DEA模型对于研究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运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帅斌、杜文（2006）构建了简单的物流产业研究的DEA和PCA模型。周伟（2006）通过研究证明了物流网络扩张时，运量增加引致密度经济，进而导致利润上升、价格下降，进而确定了密度经济、范围经济和幅员经济3种途径的合理搭配可以实现物流组织的规模经济。郭小平、张岐山（2007）采用改进DEA方法根据2005年中国省际截面数据对中国物流产业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得出物流产业竞争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优势相关且2005年中国物流产业总体竞争力水平不高3个结论。王亚华 等（2008）采用Bootstrap-Malmquist指数与DEA结合的方法，对1980-2005年间中国交通行业的生产率变动作了较为详细、深入的分析，提倡理念、科技、体制和政策四方面的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陈治亚 等（2008）对物流企业的规模经济进行研究并证明了物流企业组织表现出较强的规模经济性。刘玉海 等（2008）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对2000-2004年的中国道路运输业营运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魏明侠 等（2009）构建了现代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产业关联以及波及效果研究框架。田刚、李南（2009a）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基于1999-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对于中国物流产业来说，存在技术效率起决定作用、规模效率由于产业组织结构过于分散普遍存在无效率的状况。田刚、李南（2009b）根据1991-2007年中国各省物流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SFA方法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技术效率下降导致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提倡理念、管理以及体制机制方面的技术创新。余永泽、武鹏（2010）基于2003-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FA方法中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物流产业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在当前中国物流产业规模递增阶段，资本投入依然是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物流资源的浪费、市场化程度低、区位因素是导致区域物流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钟祖昌（2010）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根据2007年中国各省物流产业发展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物流产业规模效率低并提出物流产业改革应注重规模扩张的建议。刘秉镰、余永泽（2010）采用DEA方法对2003-2007年中国各省的物流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采用Tobin回归方法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王维国 等（2012）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与DEA模型结合的方法，根据1998-2010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重点对物流业能源投入的效率进行分析，为绿色物流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刘秉镰 等（2012）采用Hicks-Moorsteen指数与DEA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产业经济结构、铁路运输内部结构、资本深化程度、引致需求因素、铁路网密度、国有铁路所占比例、公路设施等替代方式对铁路运输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樊元、马丽梅（2012）采用SFA方法对2003-2006年间中国各省的物流产业效率进行了测算。陈怡（2012）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对中国物流产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刘俊华（2014）采用Malmquist-DEA方法对2007-2012年中国西部地区物流产业的效率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建议注重可以提高纯技术水平的政策。孟魁（2014）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对2005-2011年中国中部六省的的物流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不能简单追求规模经济。

除了上述对物流产业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之外，邓雪平（2009）、王舒鸿（2010）、李兰冰 等（2011）、余沛（2013）等人均采用DEA方法对上市物流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

3 总 结

目前物流管理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相应的起基础支撑作用的物流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物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更少，且主要为对物流产业组织规模经济效率、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系统、深入分析物流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则基本处于匮乏状态。

对中国物流产业运作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DEA、SFA等方法，集中于对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区域基础设施导致的效率差异等方面的分析，也有少数对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分析。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文献是基于物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宏观分析，但未结合产业效率方面的研究。上述大部分物流产业实证研究文献由于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分析结果较为泛泛，现实指导意义也不明显。比如上面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都对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但是大都没有对物流产业组织独有的规模经济内涵以及产业演变的动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对物流产业组织规模的认识较为模糊，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更是缺乏。这使得作为物流产业微观决策主体的物流企业的决策过程缺少严密的理论作为基础支撑。因此笔者未来将会对物流产业组织的演变趋势、物流产业组织内部的关联性、物流产业组织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M].刘刚，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Oum T H， Zhang Y.A Note on Scale Economies in Transport[J].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1997，31（1）：309-315.

[3]T Oum，M Tretheway，and W WatersII. Concepts，Methods and Purposes of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n Transportation[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Policy and Practice，1992，26（6）：493-505.

第4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 ，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第5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第6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第7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一）信息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信息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及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也是对信息及其技术与产业所改变的经济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产生与其他经济学一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瞩目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技术巨大发展及其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必然结果。信息经济学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处的时代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1.信息、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日益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3.信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增大。

4.社会经济生活分散化、多样化、小规模化、非群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不算长，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被提出算起，至今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整个经济学发展历史的1/6。

信息经济学有它的“史前”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把信息与市场竞争、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联系起来，认识到企业为了获取完备的信息必须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发现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但是，信息经济学一词的提出则是在同一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后他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译。）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注：他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于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他提出信息搜寻理论，后来还在1977年指明，应当用不完全信息假设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该书于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7年出了第3版，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至70年代还先后被译成法、德、意以及西班牙语。（注：该书在我国也即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内提出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注：据他测算，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知识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在美国国内对该书的引用与评论延续了10多年，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经济及其经济学。1980年至1983年，马克卢普又扩展上述专著，并对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测定进行更新，陆续发表《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多卷本著作，其中第一卷为《知识与知识生产》。

从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止，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信息的经济学分析或对经济理论中信息的分析，还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

就前一方面的分析而言，不少经济学家在考察作为经济行为变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以及需要支付成本等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导出了种种理论。如阿克洛夫(G.Akerlof)（注：阿克洛夫同斯彭斯、施蒂格利兹一起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提出的“柠檬”（即二手货）理论、斯彭斯(M.Spence)在1973年提出的“信号”理论、赫什雷佛(J.Hirshleifer)在1971年提出的“信息市场”理论、格罗斯曼(S.J.Grossman)和施蒂格利兹(J.E.Stigliz)在1976-1980年提出和补充的市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等等。其中，阿罗(K.J.Arrow)（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克里(W.Vickrey)和莫里斯(J.Mirrlees)（注：两人因从事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而同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信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阿罗把信息同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联系起来，对信息的特性、成本以及信息在经济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并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论文集。[1]维克里在所得税和投标、喊价的研究中解决了在信息分布不对称条件下使掌握较多信息者有效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并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莫里斯则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委托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经济周期性理论等等，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并得以修正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的研究，国际信息贸易与其相关的投资、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并使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即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发生了应用的、宏观的信息经济学份额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

  （三）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外相比大约晚了20多年。最早是从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起步的。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同时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安排了《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3,4,5]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进行了组织准备。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在90年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领导了一系列全国性学术活动，对信息经济学各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主题就有信息系统建设的经济问题[6]、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市场培育与管理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问题、信息革命对经济与管理的影响问题、信息经济及其管理问题、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问题，以及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还组织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92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同美国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高等院校讲授信息经济学的老师和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推动了许多高等院校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的院系建设，促进了各种信息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写作和出版。1996年在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目录中单独列示和介绍了“信息经济学”这一学科。[8]

近五、六年来，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信息系统经济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信息网络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二，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第三，从单一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研究扩展到全方位的多样化的信息经济问题的研究。

  二  信息经济学的内容

从信息经济学发展历史出发，结合全球信息化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来确定信息经济学实践研究的具体内容，把它加以归纳和系统化，这比脱离历史与现实，从事“规范研究”，抽象地议论信息经济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要更为科学和更贴近生活。当然，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史还会延续下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将随之扩展和细化。但迄今为止，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完全可由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来构筑（注：本文未涉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云，而且还由于现代科学发展已使学科的划分较难用特定的研究对象作标准，边缘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之兴起，导致不同学科同时研究相同的对象，只是所用的研究方法各异而已。）

  （一）信息的经济研究

  1.信息的费用与效用问题

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一样，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过程。信息又与劳动产品或服务一样，可以作为产出，满足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需要。信息还可以成为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信息是不可分割的和可以重复使用的。作为商品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价值、成本、价格。但信息商品的供求有其固有的特点，供给不仅决定于生产，还与传播有关，需求在满足过程中会诱发新的需求。同时信息商品的成本往往不以该商品的使用程度为转移，而信息商品的价格也有特殊的形成规律，它的高低不仅受成本的影响，而且还与信息商品的效用大小相关。总之，信息商品不同于物质商品的特性，是信息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2.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问题

信息是宝贵的资源，被称为软资源，其作用在于改进管理和决策，使物质和能量之类的硬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只是信息本身的集合，后者还扩展到与信息相联系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科学的管理。在分配中，要做到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对象提供恰当的信息。在管理中，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节约与效率的关系，达到信息共享、支持决策的目的。

  3.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问题

信息系统、信息网络都是信息资源的组织形式，其建设与运行需要昂贵的经费支持，同时却可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所产生的间接效益往往远大于直接效益。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建立和完善效益尽可能好的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是必须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则。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用于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资金等投入日益增加，为使这种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亟需研究对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进行费用与效益分析的评价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从生产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能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从基本建设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产品。这就决定了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远比一般的信息产品的费用效益分析复杂得多，且有质的差别。

第8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收入分配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 人力资本积累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人均实际GDP从1978年的378元增长到2008年的4505元，年实际平均增长率高达8.6％。然而，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急剧恶化，我国整体经济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亟待改善。

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l955)提出了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提高，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则会产生一系列阻碍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因素，从而收入不平等状况开始维持不变并随后逐渐改善。在此假说提出之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分为了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围绕该理论假说，产生了大量运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的实证研究，然而，结论却并没有与理论假说完全保持一致。国外的研究表明，倒U曲线基本能够揭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和大多数OECD国家的收入分配动态，但对欠发达国家，结论并不明显(Anand和Kanbur 1993，Aghion等1999)。我国学者也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并且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有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能够支持倒U型假说(杨俊、张宗益2002，陈宗胜1991)，有些则没有找到我国收入分配符合倒U型的证据(李实1999，李实、赵人伟1999，王小鲁、樊纲2005)。

其二，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和OECD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特是其工资差距的拉大，产生了各种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再次反弹恶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从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尤其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来解释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再度恶化现象(Aghion等1999)。这些文献可以被看作是对倒U假设的发展，它们给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在可能出现倒U型之后再度不平等提高的可能性。事实上，倒U曲线所反映的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演化过程，然而并没有指出在实现工业化后的现达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演化和决定因素。

其三，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和兴起，旨在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分配政策，大量研究开始将兴趣转向相反方向，即考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平等是有利于增长的，主要是由于富人趋于具有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所以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时更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除此之外，更高的不平等还可以克服投资的不可分或通过提供更高的激励促进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最近发展的理论对该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Aghion(1999)的总结，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出平等化促进增长的可能性，更加平等化会导致更广的投资机会、更大的投资贷款激励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增长。Galor和Moav(2004)试图将这两种相冲突的观点统一起来，他们的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图景：在经济发展早期，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不平等通过将有限资源聚集而有利于积累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人力资本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平等化则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虽然这些最新发展的理论旨在分析初始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其均从经济环境以及微观个体的禀赋和特征出发推导长期的增长，所以收入分配的演化也往往在其中被内生决定。

总之，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领域，从考察整个经济长期的收入分配转变为考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或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微观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理论研究的转变与深人为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以下分析其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

三、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西方经济理论指出，人力资本是决定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相比发达国家资本的积累过程，由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本，技术转移或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都将使得经济陕速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阶段，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仍具有传统经济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市场不健全的特点，所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又是经济在长期中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如果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教育和决定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其他因素将成为主要的市场力量主导收入分配，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将导致不可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我国农村及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整体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状况突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水平的底下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所以，无论是试图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旨在改善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

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则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国内有诸多研究关注城乡动力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障碍的存在不利于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然而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扫除这些制度可能并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因为即使城乡是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即农村入力资本与城市一样也能获得合理的报酬，但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的差异，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仍然存在，这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不断扩大。换句话说，在一个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推动的二元经济中，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会导致更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

缩小。所以，消除市场分割的促进劳动力转移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事实上，大量数据均表明，从农村转移出去就业的劳动力相对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两类农村劳动力并非同质的，大部分转移的劳动力或有更好的身体素质，或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如果二元经济的发展逐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则要求基本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如果不改变农村落后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就无法更充分利用农村入口资源，其他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将在长期内失效，相比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对农业的补贴是一种最直接的城乡收人再分配政策，一方面能让更广大的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硕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能刺激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如果只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原因是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资源＼，城市转向农村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而提高农村入力资本生产技术的收入转移措施将有利于限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比如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等。相比之下，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也不同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教育，如果税收主要来自城市，那么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城乡财富转移，公共教育可以缓解在收入水平低下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融资约束，从而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所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彻底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四、结论

本文在总结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理论基础上，将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与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紧密联系，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作出了判断，并从中得出了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若干启示。如果人力资本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将对增长和收人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与环境的区，由此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差异，这种差异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所以，首先，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其次，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最后，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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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田，中国社会科学，1999(2)，

第9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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