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影视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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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语文教学；质疑能力和习惯；培养；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093-02

前苏联教育家巴甫洛夫说："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我国古代学者张载也说过："学则须疑"。无论是巴甫洛夫的"怀疑"，还是张载的"疑"我们都可以概括为"提出疑问"也就是"质疑"，而且，这与《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相吻合的。这表明在学习或治学中"质疑"很重要。由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如能培养和鼓励学生养成提问、思考的良好的学风和习惯，就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迅速提高。因此，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质疑习惯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和习惯呢？

因为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今天，纯应试教育仍然搞的很"火爆" ，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少的可怜，而且，越往高年级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况越严重，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更少，他们的主体意识被人为压制而大大弱化。《语文课程标准》认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这就给我们语文教学提出了总的要求和目标。要达到这个要求实现这个目标光靠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是不行的。，因为被动接受往往不能理解知识的本质，所以必须要让他们"动起来" ，要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充分发挥作为主体地位的作用，"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在此，笔者认为大力培养和充分发挥学生的质疑能力，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质疑同样是一种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有道是，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如果把"学"看作吃，那么"问"则是消化吸收。 诚然，"吃"固然必不可少，这是进行消化吸收的前提条件，但是吃只是对食物形式上的改变，而消化吸收则是汲取食物的精华使之变为自身的物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消化吸收"比"吃"更重要，也就是说"问"比"学"更重要。前文说过，"学生总是有疑而问" ，而且问，通常有一个学习思考和探究的过程，是一个由"表面知识"深入"本质知识"（笔者认为，即知识的来源成因与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等）的过程，是一个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求知"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学生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力争使质疑成为他们的良好习惯，使语文教学真正成为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那么，如何提高学生质疑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质疑的习惯呢？

1.教师方面

1.1语文教师要不断更新观念，秉承新的教育理念。有道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只有大胆摒弃旧思想，改变老观念并且积极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才能有新的施教方法。所以，作为语文教师平时要多研究研究《语文课程标准》，把握其精髓。如今，我们都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都在实践课改。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摒弃旧的教育理念，要有"素质教育观念"，要牢记"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还课堂给学生，还时间给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有空间和时间思考，质疑。

1.2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教师真正成为课堂活动的引导者。我们知道，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大多以讲授法为主，它的优势在于"系统性、高效性、示范性等"方面，缺点在于"学生容易处于被动状态，得不到说和读的训练，难以开展异步教学，学生个性发展受到影响"，而《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语文教学应该"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要"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因此，在教学活动中，语文教师要根据课文特点或学习内容用适当的示范质疑（所谓"示范质疑"是指教师根据课文内容提出问题或疑问来积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或疑问）。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学生，且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或疑问最好让其他学生解答。必要时，教师仅作适当的引导和点拨。

1.3语文教师要加强学习，不断的充实和提高自己。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知识面特别广，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五花八门涉及到的领域众多。毫不夸张的说，学生知道的东西有些我们教师都不了解，而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如果学生不能深入了解来问我们，一次两次我们可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应付，如果经常这样，不是很尴尬吗？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教学相长。因此，我们常说，要给学生一碗，老师必须有一锅。也就是说，这"锅"里必须有东西，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所以，语文教师平时要多学习，要多渠道的拓宽知识面，不要局限于语文学科，其他学科或领域也要涉猎，多了解。因为，目前各种学科或多或少的存在相互渗透。因此，我们平时要多学习，多研究，多思考，以期达到师生语文素养共同提高。

此外，还要针对不同教学内容积极创设情境或提供条件，让学生有"疑"可"质"，不管问题是否有价值，都要以热忱欢迎的态度对待和引导学生的质疑。所以，积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就能充分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养成积极思维的良好习惯，从而不断提高语文能力。

2.学生方面

2.1要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念。在学生的观念中，学生就是一个"学"字，学课本里的知识和道理，学老师教授的知识和道理。一味的依赖老师和相信课本，非常被动，没有自己的主见，不敢或极少向老师质疑问难和对课本内容提出疑问，并试着去解决。这样长此以往，语文能力和素养不可能提高。因此，学生一定要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以便适应新的语文学习要求。

2.2要改变传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我们知道，传统的学习方法主要以个人学习为主，不妨称为"单打独斗"或"单兵作战" ，有效率，但很低 。笔者所在的学校现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要求"以预习为基础，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集中了多人的力量和智慧，好多问题可以在小组内就得到解决。因此这是比较理想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它充分体现了"新课标"的理念，只要学生能够坚持下去，学习成绩会大幅度提高。

2.3要养成良好的思考探究的习惯。我们说，只有经常思考才有问题，同时也只有经常思考才能培养成良好质疑问难的习惯。学生的质疑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除了老师的引导外，学生的自我培养和锻炼很关键。因此，要养成思考探究的习惯，学生要经常有意识的对所学知识进行质疑问难，并能试着独立或与他人合作解决，以便逐步提高自己的语文思维能力。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和习惯十分重要，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和语文素养是大有裨益的，因而，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第2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工学结合;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越来越需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直接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及技能型的高级实用人才。工学结合是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职业素质、技术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主线,充分利用学校实训基地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将在校的理论学习通过校内实训以及企业的实际工作经历有机结合起来,为生产、服务第一线培养实务运作人才。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模式是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必然途径,符合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以下简称文管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文化艺术品鉴定基础、市场营销分析、文化市场管理、艺术品经营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面向文化艺术品经营、管理、拍卖行业第一线从事文化艺术品经营、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职业技能的训练至关重要,它关乎学生的就业以及学生对于未来岗位的适应程度,而实训基地则是实现就业与岗位的“零距离”对接最重要的一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学质量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实训基地的建设。如何进一步改革优化实训基地建设,使学生提高专业能力,掌握职业技能,胜任岗位工作,是工学结合的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理念提出的另一缘由。本文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工学结合的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作了探讨。

一、工学结合的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构想

(一)坚持围绕“工学结合”模式,强化校内实训室的建设,构建学院素质教育平台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教师的实践能力能否提高,新的课程、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否推广,在一定意义上都取决于实训基地的硬件装备水平和软件先进程度及教学环境的优越程度。在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目前本校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已建成5个专业实训室:陶瓷、书画艺术品鉴定实训室、杂项艺术品鉴定实训室、书画摹写实训室、书画装裱实训室、艺术品经营与管理模拟实训室,占地面积约714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0人进行教学。实训室内有陶瓷、书画、金银器、玉石等专业资料和教学设施共计千余件,总价值约28万元。为进一步拓展专业群建设满足实训教学的需要,实训基地将新建人文艺术实训室、陶艺实训室,扩建艺术品鉴定实训室。

1.新建人文艺术实训室。新建的人文艺术实训室,将购置一批先进的设计专用设备,满足新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的实训教学。实训过程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针对就业岗位展开实训,重点训练学生的设计创新能力、电脑设计能力和动手绘制能力,使学生掌握最新的设计技术,拓展就业岗位。项目建成后,可以全面满足教学、培训、社会生产、技术开发等需要,实训设备达到企业现场设备中等以上水平,实习实训项目开出率保持在100%,同一项目能同时一次满足30-60人实习实训,可以满足艺术设计专业180名学生实训教学需要。

2.新建陶艺实训室。陶瓷品鉴教学和实训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陶瓷品鉴课程的主讲教师为省内古陶瓷专家任世龙老师。陶艺设计实训室的建成将发挥我院陶瓷艺术教学原有的优势,形成我院职业教育富有特色的实训基地。实践教学亦以“能力本位、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为特点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生产项目和产品研发,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3.扩建艺术品鉴定实训室。艺术品鉴定实训室将继续购置一批古代和当代艺术品作为教学资源。这是对原来书画、陶瓷、杂项艺术品实训基地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校内实训基地的改革,不仅满足本专业实训教学的需要,而且面向全院师生开放,新建设备中将购置多媒体触摸机多台,分别放置于校园人文部、办公楼、信息搂等场所,师生可以随时点击上网,实现资源共享,构建学院素质教育平台,提高学生的艺术品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进一步凸显本院人文兴学的办学特色。

(二)坚持围绕“工学结合”模式,加强校企合作,积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校企合作是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和岗位训练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它能使学生熟悉企业的生产环境,弥补校内实训条件的不足。在校企合作中,学生不仅巩固了专业理论知识,熟悉了企业技术应用的过程和生产、管理的具体运作,而且积累了从业经验,提高了综合知识应用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在工学结合的实训基地建设中我们十分注重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我们的具体做法包括以下方面:

1.巩固与已建校外实训基地的联系。为了满足本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本专业现已与杭州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杭州收藏品市场、浙江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六和文化会馆、文物商店、浙江省博物馆等多个不同类型的企业签订了校外合作协议,我们的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

2.积极拓展新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我们注重追踪与专业建设和专业发展相吻合的文化单位,不断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如已与浙江省拍卖协会取得合作,与上海古今通宝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这些均充实了文管专业校外实训基地的教学内容,使学生通过严格的训练,熟悉了不同类型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情况,全方位提高了学生自身的职业素养,使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3.积极利用校外实训基地的场地和设备条件,使学生真实体会艺术品拍卖的整个过程。我们充分利用与多家拍卖公司合作的机会,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拍卖会的全过程,包括前期艺术品的收集、整理,预展以及拍卖,并聘请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为学生现场讲解有关的流程。学生通过参与真正地感受到了拍卖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技巧性,普遍反映受益良多,这样的实践机会,是校内实训无法提供的。

(三)坚持围绕“工学结合”模式,打造教学团队:校企师资人才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工学结合”的实训基地建设中要求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但在目前学校办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仅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必须要有企业的鼎力支持,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互为补充。

1.专职教师深入实践进行学习。对专职教师而言需经常化、制度化地到企业对口实践,在真实的“场景”中感受最有价值的教学资源。

2.对于企业的兼职教师,由于企业兼职教师本身有自己的工作,很难一学期都在学校上课。可以采取在学校上几节实践课的方式。这样既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又能使学生接受具体实践的指导。

3.企业的专家可以以讲座的形式进行讲授。我们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如邀请浙江嘉泰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金少俊以及杭州二百大市场部经理蔡秋声等人来为学生做相关主题的讲座,学生普遍反映受益匪浅。

二、工学结合的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实施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资金问题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所需实践教学实物多为艺术品,其价格一般较高,特别是高质量的艺术藏品价格更是不菲。在学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实训基地已相继购买了一批包括玉石、金银器、陶瓷、书画在内的藏品,但是在目前办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此类藏品的价格和质量多半不高,特别是对于书画艺术品,我们还只能购入高质量的仿品。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为学生创造更多近距离接触真品的机会,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是实训基地建设实施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校外合作企业的积极性问题

第3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一、 影视作品应保留独特舞台艺术特色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掀起了一股狂潮，在当代艺术舞台上独占鳌头。在这个发展阶段过程中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依附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以及人物关系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影视作品充分结合文学作品能够全面提升影视作品的叙事功能，文学作品对于当代影视行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譬如影视作品《新版红楼梦》《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红高粱》等都是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在上映后获得了受众热切追捧。

但实际上，影视作品在新时期中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还是因为影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参照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而是在创作过程中突出了影视作品的艺术特点。[1]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时，通常会围绕着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展开创作，并通过采用影视作品创作特色来对原著中的内容进行增加或者删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明。因此，影视作品如果想要获得较大成就，就需要保留着自身舞台艺术特色，并拒绝做文学作品的附庸产品。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应当充分汲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和精神内涵，但是应当要保留着影视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形式，这样才能促进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又不至于使得影视作品内容过于乏味。因此，影视作品创作者将文学作品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时应当要充分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勿让影视作品失去舞台艺术特色。而当前来说隶属文艺片的影视作品都受到影院与受众群体的排斥，而文艺片影院票房更是一落千丈。[2]当今时代是消费时代，许多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寻求感官享受和精神享受，而文艺片所表达的主题内容都是比较沉重和悲剧，因此，电影影院和受众群体都不太喜欢此类影视作品。同时，导致文艺影视作品不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还有导演在改编过程中的局限性思维。许多导演在制作影视作品时容易受到文字思维局限性的影响，致使我国影视行业比西方更为落后。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不要受到文学思维的限制，而是跳出文学思维束缚并以全新模式来进行电影创作。譬如文学作品中散文式、抒情式以及叙事性等，一旦应用到影视创作中便会导致电影作品枯燥乏味，致使观众对电影作品提不起兴趣。因此影视作品创作人在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应当要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结合时展需求和市场上大众心理需求从而创作出具有独特舞台艺术特色的影视作品。

当前来说，电影市场上，不仅商业片排挤艺术片，而好莱坞大片也打击着我国影视作品的发展。在好莱坞西方大片的打压下，国产影视作品应当要充分结合电影发展的基本特性，汲取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精神内涵，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我国影视作品想要在电影行业中取得较大成就，就必须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着影视作品的迅猛发展。

二、 文学作品应当坚持艺术创作特色

当前已经逐渐进入全民消费时代，人们难以耐心花费长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但很多人愿意通过观看电影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群更加青睐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地位日益凸显。

在时展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当前我国许多文学作家逐渐开始进入影视行业，在影视行业中充当着影视编剧，并按照影视作品的基本要求来创作文学作品，这种行为导致经典的文学作品逐渐转变为世俗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想要在影视行业发展如日中天中获得更多利益。就人性来说，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文学作家进入影视行业开启影视编剧道路是正常的，但是文学作家在进行影视剧本创作过程中应当要重视影视作品市场发展和艺术特点，始终保持着正确而良好的心态，不能只顾着市场需求来撰写出世俗文学作品，这样会导致文学作品只能成为影视作品发展的奴隶。所以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着端正的态度，不仅要看到电影市场的基本需求，还要创作出经典的文学作品，不能使创作的文学作品过于世俗。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充分坚持着其独特特色和创作模式，不能为了创作电影而创作文学作品。同时文学作家应当要重复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应当要以端正且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结合。

在当今时代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而实际上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独特特色和艺术魅力是无法被其他物质完全取代的。文学作品在精神内涵和人物塑造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相对于影视作品更好。[3]目前是图像时代，但是影视作品也难以完全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实际地位，文学作品永远都不会被消除，因此，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过程中不能做影视作品的奴隶。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为受众群体创作出更加富有艺术特色的作品。

三、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

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影视作品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是却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文学作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发展盛况不再，有的人认为影视作品能够逐渐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本质关系，只要对两者本质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就会知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舞台艺术特点，两者相辅相成，并且都难以取代各自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能够通过其各自的形式和表现方式来呈现出人物形象特征和感情心理，从而使得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两者能够在艺术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就说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相互借鉴的地方。相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结构以及情感表达上更富有感染力，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着文学作品精髓来展开创作。影视作品更加重视舞台艺术效果和视觉感受效果，在感官感受上更胜文学作品一筹。而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和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等都比文学作品更好，因此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两者都能相互借鉴各自的精髓并相辅相成。

当前来说，我国影视作品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对于影视作品这种普遍现象就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的展开创作。譬如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创作的《英雄》以及陈凯歌的《无极》等逐渐由艺术片向商业片转变，因为电影叙事逻辑和情节逻辑以及人物性格逻辑等方面较为紊乱，所以在上映后漏洞不断，并受到观众的抨击。[4]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影视创作者应当在影视内容中融入文学性，从而使得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始终保持着平衡关系，只有美艳画面和绚丽动作没有丰富的故事内容是无法满足观众需求的。因此，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导演不仅要重视视觉和精神享受，同时还能让观众情感得到共鸣。始终保持着艺术和商业的相互平衡，以满足当代观众的基本需求。

同样的，文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影视作品，许多文学作家在评价影视作品过程中通常会以文学视觉和文学思维来看待影视作品，因此，对于现代化影视作品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区。文学作品应当要充分观照影视作品的优点，脱离文学固有思维的禁锢。在现代化消费时代里影视作品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大众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因此，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充分结合大众文化展开创作，从而通过文学思想和精神内涵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此外，文学作品还可以借助于影视作品来不断拓宽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充分利用影视作品的优势特点来宣传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特色和精神内涵。不但能够有效提高影视作品文学素养，还能有效推动着文学作品的迅猛发展。譬如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在上映后便受到广泛好评，便会引发许多观众阅读原著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样不仅让影视作品得到发展，而且还能不断拓宽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都具备着平等的地位，都有着各自的艺术特色，两者相互结合能够实现“双赢”目的。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不能延用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而是实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形式的相互转化。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作品过程中不但要遵循着原著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而且还应当结合现代化时展和市场发展的基本需求，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改造，保留原著作品中的精髓内容并摒弃原著作品中的糟粕部分，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加良好的影视作品。同时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可以结合艺术灵感展开创作，即使没有完全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但是却能让影视作品更富有文学性，两者相互结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两个关键点。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故事与人物直接组成了精神内核，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影视作品在改编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和人物形象特点等，而是对其内容进行相应更改。正如批评家张卫所说，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神似”，这样不仅能够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还能够实现影片内容创新。在改编过程中可以遵循文学作品精神内涵，但不应当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需要不断创作出具有着影视作品独特特色的电影。此外，也不能胡编乱造使得影视作品完全脱离文学作品。譬如国内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红高粱》与《我的父亲母亲》，其中这两部影视作品结合电影的主要特点来对故事情节进行相应的改动，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基调以及精神气质等。影视作品《红高粱》和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史》两者都将人物形象和情感内涵表现出来。而影视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和文学作品《纪念》两者都能够使得观众真切感受到父亲与母亲的情感。但是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对话剧《雷雨》进行改编，而实际上该部影视作品在情节编排与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和话剧《雷雨》有着很大的差异，无法表达出原著中的效果。

结语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应当要相互结合，文学作品在影视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影视作品也能够不断拓展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人群，两者相辅相成，并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能够不断丰富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周利荣.传播媒介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12.

[2]周建华.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流变[J].巢湖学院学报，2015（2）：57-62.

第4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学影视改编；影视传播；文学传播

2015年可以说是网络小说的改编大热年。除了已经播过或正在热播的《何以笙箫默》、《花千骨》、《盗墓笔记》等，还有将要播出的《云中歌》、《琅琊榜》等，今年开播的电视剧主要都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来。近些年，各种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视电影作品都受到了诸多关注，如《失恋33天》、《左耳》、《小时代》等，其中也不乏叫座又叫好的影视作品如《亮剑》、《甄执》、《归来》等。

在人们流连于电影电视和小说剧本之间时，我们应该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影视作品与原著的关系，而是潜藏在其背后的影视传播与文学传播的关系。

一、影视改编与文学作品的紧密结合

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向来都有着“联姻”的关系。细数中外电影史，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片数不胜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以及中国的四大名著等等经典作品都被多次的搬上大银幕，时至今日还是世界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来源。

号称当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名导”，他们的重要影片几乎都来自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张艺谋的《红高粱》改编于莫言作品《红高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改编于李碧华作品《霸王别姬》；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于王朔作品《动物凶猛》；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改编于王朔作品《顽主》……这些影片莫不是以小说为底本而进行改编创作的。电视剧方面，《还珠格格》、《金粉世家》等还有改编自金庸小说的一系列武侠影视作品更是人尽皆知。

二、影视传播与文学传播的巧妙融合

（一）影视传播是对文学传播的推动

1、有利于经典文学通俗化

很多文学作品可能并不是那么易懂也没有那么大众化，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的它们获得了一个创新发展的契机，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美国学者林达・赛格统计得出，85%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文学改编作品，如《西线无战事》、《乱世佳人》、《辛德勒的名单》、《教父》等。从纸媒或网媒到屏幕，文学作品影像化，能赋予作品文字不具有的直观感染力。由于电影电视的广泛传播，使得这些文学名著以一个更具象化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来，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影响。

2、带动了相关作品的热销

有的文学作品可能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前并不为人熟知，如果影视作品获得成功，会相应地带动对原著的关注和原著的热销。如果是本来就有读者基础的文学作品，会更加推动其文学传播。

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作品被改变成影视剧的经历。《手机》的作者刘震云就曾在采访中指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几乎都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因此而名利双收。刘震云自己的小说《手机》《温故1942》和《我叫刘跃进》被冯小刚和马俪文搬上大银幕后，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销量。

3、促进了网络文学、草根作家的生长

在近年来被改编的文学作品中，网络文学作品占据了绝对的数量。网络文学参与人群广，社会影响大，已经成为当代文坛发展得最快、成长性最强的新兴文学版块。

2000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登上大银幕，算是网络文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先例。虽然首次的尝鲜并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但也算是为网络文学和影视作品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蓝宇》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再到《搜索》，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学的改编之路越走越好。

《花千骨》首播即取得网播量破两亿的成绩，创造了电视剧首播单日网播量的最高纪录。截止7月24日，花千骨网播总量已破100亿，成绩惊人。如此庞大的观看人群和热门程度都足以说明改编剧的市场之庞大。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将文化价值转变为了商业价值，这样不仅为网络文学创作带来大量利润，还吸引了更多的草根作家进行网络文学创作。

（二）文学传播是对影视传播的支撑

1、文学作品是影视传播的创作源泉

如今，影视飞速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学“能够（而且首先能够）为真正的银幕创作提供丰富多样的题材和形式：神话和传奇、主题、情境、题材、风格、美学观念，尤其是语言风格、人物心理和读者心理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现在的影视作品可以说是站在文学肩上文学作品解决了电视电影的题材荒，给影视剧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拓展了影视剧的题材，丰富了影视剧的内容。

2、文学读者是影视传播的潜在受众

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之所以如此火爆，能够取得7.26亿票房的好成绩，除了因为导演和演员所吸引来的关注，也有很大一批电影票房支持者是原著的忠实读者。作为原著的读者，早已对电影的上映产生一种期待，不管电影的口碑是好是坏，都会带着好奇的心理去观看。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也是利用文学作品的人气效应来获得影视剧市场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改编这样已有庞大读者群的文学作品，收视和票房都会有保障。

三、影视传播和文学传播之间存在的问题

（一）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

文学作品的内涵寓意往往是从文字符号转换为影音符号后的影视作品很难完整地表达出来的。影视作品同文学作品比，其表现抽象事物的能力也有待提高，在揭示更为复杂、深刻的主题方面也往往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态。

还有，由于受影视作品时长的限制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它可能只能挑取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表达阐述，不能宏观地表现出原著原本想要表达的东西。《亮剑》已算得上一部口碑比较好的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电视剧不如小说，焦点就是电视剧没有完整地表达出小说的精髓，人物命运不完整。

（二）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学性的缺位

过度商业化这一点在现在改编蔚然成风的网络文学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是目前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规模化发展中的一个环链和一种扩大再生产策略。仅2011年，盛大文学共售出

版权作品651部，之后几年的数量和售价直线上升。发展到现在，盛大文学的估值已达到50亿。如此巨大的资本诱惑，已经使盛大等网络学公司有组织地策划一种新型网络文学生产项目，即专门针对影视剧改编的网络文学生产。

据统计，截止2014年，网络文学的读者已达2.93亿人、注册200多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网络们在创作时就考虑着如何迎合影视主题，什么样的剧情场景比较好拍摄出来。但是，这种专门的有意识的创作不仅背离了文学创作的本衷，做不到对文学的有效传播，而且大量存在的同质化内容、粗制滥造的成品会对传统作家和文学本身造成极大的伤害。

以“唐家三少”为笔名的网络张威，是网络顶级人气名家，连载过《狂神》、《善良的死神》、《惟我独仙》等多部高点击率作品。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定位：“像我们现在写的玄幻小说，不存在任何文学性，没有任何文学价值。只是让大家在一天工作之后，看一下放松自己。我只是要娱乐大家。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更有甚者，一些影视作品为赢得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往往对原作进行恶搞式改编，哗众取宠，偏离了文学精神和文学主道。像一部经典名著《西游记》被拍了很多遍，但有的版本已经改得完全跟原著没有太大关系了，穿插着各种现代人物的设定和各种莫名的剧情设置，实在是不知所云。

四、影视传播与文学传播的发展路向

文学形式与影视技术相结合，早已经是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是一种维系文学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避免读者流失的一个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影视剧向文学汲取营养和新鲜元素的一个有力途径。

文学改编的影视纵然存在很多缺陷和软肋，如文学改编成影视的限制、影视剧的商品化等等，这需要文学创作者们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价值，影视创作者们摆脱趋利心态，择取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恰当的原则对其再创作，进行大胆且不失偏颇的创新，这样才能达到二者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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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绮瑾.“他们用网络炒作，我们用网络写作”[N].南方周末，20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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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立山.交融与断裂：试论电影对文学的改编[J].电影评介，2011（15）

[9]姚常龄.网络文学改编电视剧研究[D].山西大学，2013

[10]康莉霞.影视作品与原著差异的分析与思考[J].作家，2010（02）

[11]王国臣.影视文学脚本创作[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第5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一)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相似处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菲兹利埃在《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一文中说，“不要忘记文学文化与电影文化极为相近;譬如，与哲学文学相比，两者要接近得多。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文学始终就需要解决与电影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叙事艺术的问题。”［2］弗雷里赫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个说法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文学和电影的相似之处了。［3］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大家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不管是原著还是改编后的影视作品，都大受欢迎。经典的文学著作被改编，有利于大众对创作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感悟。但一提到文学作品，人们很容易想到“文学性”，认为“文学性”是文学作品所特有的，而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则不需要“文学性”，这种想法很显然是错误的。以《红楼梦》为例，1987年版的电视剧以原著为依托，尊重原作者创作风格，遵循情节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人物衣着还是气质举止都受到好评，虽时隔二十余年仍经久不衰。而新版的《红楼梦》片面追求收视率，情节严重失实，尤其黛玉的裸死更是引起唏嘘声一片。正是新版作品缺乏必要的“文学性”，虽然场景华美，拍摄技术更为先进，但只能说新版体现的是“美学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另一种形式是影视作品改编成书籍，不管是哪种形式，二者共同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差异性

1.文学作品较抽象，影视作品较直观

文学作品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通过文字描写表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地理特色、人文环境或是表达一种感情;而影视作品是通过拍摄画面、角度、场景、光线、音效等手法来营造氛围，表达作者意图。以《西游记》为例，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悟空特地邀请观音菩萨前来收服红孩儿，红孩儿不知天高地厚，与菩萨对阵。———红孩儿:你就是菩萨?真搞不懂其他妖为什么要怕你，也不过只是坐在莲花上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哼!———菩萨:不试试怎么知道?(微笑)———红孩儿:那就来啊!怕你不成?看我的，去吧!风火轮!———菩萨:金箍圈，去!书中虽然有具体的情节描写，但读者对风火轮、金箍圈没有直观印象，而电视剧《西游记》中运用特效、多次曝光等手法形象逼真地向观众展示了打斗场面。再如电影《红高粱》，原著用寥寥数语描写具有当地特色的“颠轿”风俗，而影片中却用了5分钟的时间展现了这一场景，让观众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何为“颠轿”。再如1937年，日本侵华，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尤其是，日本的残虐令人发指，教科书、历史纪念馆都曾记录了这一历史。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似乎淡忘了这一部分记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电影《南京!南京!》的上映又掀起了一股国人回顾历史、勿忘国耻的浪潮。影片中，日本人那一声声的炮响，回荡在空中，炮弹雨点般砸在南京的城墙上，也结结实实砸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一群士兵镇守南京城门，他们用仅存的力量抵抗着日本侵略者，捍卫着一个士兵、一个中国人的最后尊严。在和平年代，我们忆起这段历史不是要让国人生活在仇恨中，而是让国人铭记落后就要挨打，在和平时代居安思危，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2.影视作品受众要多于文学作品受众

与文学作品相比，电影更商业化，知道如何迎合观众的品味，如何获取高收视率、高票房。如若提起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可能不少人对他知之甚少，但提起电影《红高粱》，大多数人就耳熟能详了。莫言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而电影《红高粱》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和姜文主演，并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不知是莫言的《红高粱》捧红了张艺谋的《红高粱》，还是张艺谋的《红高粱》成就了莫言的《红高粱》?快节奏的生活难以让人们静心读书，即使是读书也是尽可能阅读精简版，快餐文化应运而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多的信息已然是现代都市人的便捷选择。影视作品是叙事作品的一种，可以尝试在小说的参照下，把叙事学中关于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讨论向影视推进。总体上看，影视作品的叙述者是一个看不见的“集体人”，采用外聚焦的方式叙述，同时可能出现叙述者(或聚焦者)的变化。［4］文学创作只需要一个作者即可，而影视作品需要导演、制片、美工、演员以及后期制作。电影或是电视剧不是以虚构的场景来完成，而是要把原著以真实的场面呈现出来。文学作品的作者可能名不见经传，但若是改编成影视作品，除了有好的剧本、高超拍摄技术外，演员的选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前，首先会关注参演的演员，这也是影片不惜耗巨资邀请一线明星加盟的原因，更是以此为噱头提高影片知名度和关注度，尤其是近几年流行的偶像剧和宫廷剧，更是大打明星牌。因此，文学作品较影视作品在宣传力度上稍逊一筹，从而导致影视作品的受众要多于文学作品受众。

3.文学作品较影视作品更能提供想象空间

文学作品描写更为细腻，能够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的起伏变化，细致刻画人物动作、神态，文学作品更能为读者提供想象空间。电影能用视觉、听觉的效果表现人物形象、场景、氛围等，但电影是直接将人物形象固定展示出来，限制了观众对心目中人物形象的想象。观赏影视作品，一个观众只有一个哈姆雷特;而阅读文学原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原著《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儿让刘姥姥在饭桌上逗贾母笑这一章节时，曹雪芹描绘了一幅精彩画面: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哎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只是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水喷了探春一裙子……单是“笑”这一场景，有细描，有一笔带过，详略得当，读者读来可发挥想象，脑海中浮现这一场景。但在影视作品中，拍摄的角度以及演员的演技水平等限制条件，会把这一场景定格在某一刻，无法让观众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剧情。

二、文化传播过程中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发展趋向

第6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影视话语;《红粉》;当代文学;经典化

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并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小说《红粉》于1995年由李少红导演拍成同名电影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0年之后，2007年20集电视剧《红粉》热播，又对小说以影视话语的方式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影视改编与小说文本互动的关系中，批评者尤其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往往关注小说“文学性”在改编中的“流失”，甚至对影视改编文学诟言颇多。在我看来，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这种“诟言”大大遮蔽了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功能和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红粉》的影视改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影视叙述与认知广度

“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1]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视话语方式对提升文学大众认知程度的作用则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红粉》来说，小说《红粉》在文学界首先是作为先锋文本来解读的，经过影视改编，小说由影视叙述迅速走向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从这一现象来考察，要理解影视叙述对文学认知广度的提升效应，应该首先探讨小说《红粉》何以是一个“先锋”的文学文本。我们这里只是在先锋小说的整体叙事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去指涉《红粉》的“先锋性”叙事特征:

第一，叙事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叙事方式。美国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性的内在性”。尽管《红粉》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但在叙事中充满了后现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小说的题目和两个人物——秋仪和小萼。“红粉”一词显然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为小说的题目命名显然意欲凸显这种“不确定性”。再从人物来说，如果在叙事中把秋仪和小萼整合成一个叙事符号，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放在这个符号下演示，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生存可能，从而来揭示现代生存境况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写法。苏童没有这样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阅读中读者却被导向这种“先锋”叙事的设想，感知了两种叙事张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状态，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向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向游移。

第二，叙事的颠覆性。先锋派写作的文化逻辑是从反思和背叛开始的，以审视的思维实施对传统中心体制的颠覆，是一个充满反抗性的文学思潮。处在这个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也彰显了颠覆的姿态，对传统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红粉》叙事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和历史意义的颠覆。小说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从一个叙事视角打开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秋仪、小萼的生命状态在叙事结构中不断被延伸，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断与时下的历史进行对话，造成读者感到小说的叙事线索不断地停顿，从而对传统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粉》的先锋叙事试图撕开历史的面纱，以消解价值的思维去触摸历史真实的内核。

第三，叙事语言的先锋性探索。与其他优秀先锋小说一样，《红粉》对其叙事语言也进行了先锋性的探索和运用。在叙事的顺延过程中，《红粉》的叙事语言不时形成顿挫，使读者在这种停顿中产生了密集的阅读想象，如人的真实和虚假、人与环境对峙的无奈和挤压等，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解意义的冲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潜在文本的言说，潜在文本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两种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创新。《红粉》的这种语言在叙述中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使读者对故事之外的时空进行思考，对潜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先锋”小说一般是晦涩难读的，而《红粉》这样一个富含多种“先锋”因素的文本因影视话语叙述走向了大众视线，拓展了小说传播的广度，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二、影视阐释与评估深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影视版《红粉》是如何通过影视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红粉》进行阐释的?影视话语又是如何“改编”先锋叙事并使其走向读者大众的?这实际上直接指涉了影视话语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评估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中心的新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阅读行为所起的建构作用，“无论阅读是怎样的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2]同样，我们对于影视《红粉》的感受来源于视角观赏行为。我们在观看过程中不难感知到影视《红粉》从影视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构建一种稳定的意义，采用的是易于走向观众的影视叙述路径，连贯性、富有吸引力和能感染人是影视叙述的重要表征。其一，影视《红粉》按时间顺序来实施叙事行为。影视《红粉》选择用时间顺序来安排场景转换和行为进程，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整体叙述是延续的，我们似乎在走进一个风尘女子的民间传奇世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明显带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而先锋小说却与此不同，实施对故事性的颠覆，对故事的情节、连贯性进行反讽，打破叙述的线索，以暧昧取代明晰。其二，影视《红粉》聚焦对人物的影像表现。非常明显，影视《红粉》给了人物完整并相对丰满的形象，而小说文本则淡化了人物形象，人物只是文本中的一个符号，叙事侧重表现光怪陆离的现代意识，“写人物的小说彻底地属于过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特征”。[3]在影视《红粉》的话语叙事中，秋仪的倔强、泼辣和伤感，小萼的怯弱、顺从和柔情都十分丰满地凸显出来，同时也表现了穷途末路的昔日阔少爷老浦的生活和性格，甚至连贪婪、刁蛮的鸨母和冷淡、顽固的浦老太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 影视《红粉》在叙事结构中注重构建观众情感。在重视情节的影视叙事结构中，《红粉》通过营造叙事场景的氛围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情感与影像叙事得到了同步演示，形成了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亲近关系。秋仪大闹喜红楼，因小萼引发的训练营骚乱，婚宴之际小萼与秋仪相见等情节引人入胜，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提升了观众情感与影视叙说的融入程度。在这种影视话语叙事结构中也加入了一些让观众能够“触动”的场景氛围和细节表现，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和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观众的期待心理，触摸了观众情绪的敏感点，用一种感伤的情怀把观众带到影视叙事的氛围中去。而小说《红粉》却尽力破坏读者的阅读情感，用错乱和消解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预设中的对应关系，从而使传统叙事意义的追求走向断裂和破碎。

正因为如此，影视《红粉》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小说《红粉》的叙事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展开了一个完整的影视文本，“使文本能够得到读者方面的理解才来安排或使用这些材料的”[4]，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走进了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视线。更为重要的是，影视从接受学的角度重新对小说进行了阐释，从“大众”和“先锋”整合的维度上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度评估，使小说走上了不断被阅读、反复被阐释的“经典化”之路。转贴于

三、影视话语与“经典”构建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5]这是更多地从两种艺术的本体属性考察，如果从它们传播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来说则大不一样了。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当今影视话语叙述是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

由于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影响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存在的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也在这种变化中发生了复杂的转换，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也出现了矛盾复杂的局面，公众空间的评判声音有效地促使文学批评充分多元化，并使对文学价值的阐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维空间。如果从媒体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那么如何利用影视改编等传播媒介增强“经典化”叙述，并形成有利于彰显“经典”要素、凸显“经典”品格的传媒叙述则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视传播媒介往往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紧密结合，把影视话语与“经典化”联系在一起，是否会以牺牲“经典”的品格为代价?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诺认为应对大众传媒予以深刻反思一样，国内不少学者对诸如影视改编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担忧会造成“经典”品格的“沦丧”。在我看来，尽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但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实践来看，我觉得目前不是“经典”文学品格在传播中的“丧失”，而恰恰是更多“经典”及其“品格”被遮蔽、未发现，是太多的文学作品没有被阅读、被阐释、被流传和被认可，因此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能利用影视传播媒介让一部作品走进大众的视线，得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和认知，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幸运，而被大众读者阅读和体认正是一部作品“经典化”的必要环节，尤其在目前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遭遇“挤压”的语境中，通过影视话语让更多的文学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作品潜在的“经典”品格浮现出来，这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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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正如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所说的：“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如果说诗歌偏于抒情表现，小说偏于叙事再现，那么，戏剧就是抒情与叙事、表现与再现的综合。而尼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希腊悲剧的。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感性的沉醉与放纵，是生命最原始最根本的痛苦的表现，它的表现形式是音乐；而日神精神是梦，是以美丽的幻想抚慰生命的痛苦，它呈现在史诗、雕塑等艺术形式中。而悲剧的故事展开是日神的呈现，其中的歌队却是酒神的表现，因而悲剧是对酒神与日神、表现与再现、音乐与史诗、造型艺术的一种综合。这与中国戏曲是对诗歌与小说、音乐与文学的综合是一致的。

事实上，尼采在论悲剧的时候已经超出文学，而是以人类表现生命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立论的。如果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审视文学与戏剧艺术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戏剧形式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有所差异的。仅仅西方的戏剧形式就有话剧、歌剧和舞剧等文体。舞剧与歌剧原来是合一的歌舞剧，在浪漫主义之后，逐渐独立成为一种演员不说不唱而是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剧，这种戏剧形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疏离。即使是话剧与文学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莎士比亚之前的话剧富有浓重的诗意，而狄德罗之后的话剧则愈趋散文化。虽然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已没有希腊悲剧中的歌队，但与萧伯纳的戏剧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仍然充满着诗情。因此，当西方历时性产生的话剧在20世纪初共时性地传入中国的时候，不但在中国的戏曲文体之外增加一种戏剧形式，而不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取代；而且还产生了不同戏剧精神的话剧。的话剧《雷雨》明显具有古典的悲剧精神，而其话剧《日出》则更像狄德罗之后的戏剧。后来歌剧与舞剧也传入了中国，产生了歌剧与芭蕾舞剧《白毛女》等作品。

比较而言，中国的戏曲与西方的歌剧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昆曲与京剧意译成英文一般为KunOpera与PekingOpera。由于西方文化的分化特点，西方戏剧演变到现代也在向着片面分化的方向发展，话剧是从头至尾的对话与独白，舞剧是从头至尾的舞蹈，歌剧是从头至尾的歌唱。而中国的戏曲，从昆曲、京剧到粤剧、越剧、黄梅戏、吕剧、河北梆子、秦腔等地方戏曲，有全国与地方之分，却没有片面分化。以昆曲为例，这是一种比西方戏剧综合性更强也更加精致的戏剧文体。昆曲有唱腔（类似歌剧）、有道白（类似话剧）、有武术、杂技（类似舞剧），可以说是综合了西方各种戏剧形式的要素。昆曲中的唱腔虽然比西方的歌剧阴柔，不那么热情奔放，却典雅、幽玄、婉转、九曲回肠，并且昆曲的曲牌总数达到1500个，常用的也有200个，避免了后来从京剧到地方戏越来越程式化的唱腔。昆曲的道白虽然不像话剧那样类似日常生活般的对话，但这也是中国的戏剧观念使然，在中国人看来做戏就是做戏，与真实生活总是要有“间离效果”的，这也是中国戏曲始终没有破除脸谱化的原因。事实上，中西戏剧的差异与中西诗画关系的差异是一致的，就是西方追求的是写实与形似，中国追求的是写意与神似。昆曲演员的虚拟表演与西方话剧演员的自然表演不同，其做戏的技法介乎话剧与舞剧之间，而武生的武术与杂技表演要比西方的舞剧还要夸张。在昆曲中，不但表演关羽、林冲、武松的《单刀会》、《宝剑记》、《义侠记》等剧中有武术与杂技的表演，而且表演爱情的《西厢记》、《牡丹亭》等剧中也穿插了武术与杂技表演。虽然昆曲在正视人生的痛苦上不如西方的古典悲剧，但是，昆曲比西方古典悲剧的诗意更浓，比西方歌剧的表情更幽婉玄妙。

唯其如此，才能吸引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如汤显祖、孔尚任、洪升等投身其中，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文学剧本，为文学与戏剧的密切关系留下了千古佳话。昆曲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精致优雅的戏剧，再也没有第一流的文人为京剧与其它地方戏撰写出如此名垂史册的文学剧本。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艺术现象，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文学艺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再也没有产生希腊神话与莎士比亚的艺术土壤，使得希腊神话成为不可企及的艺术范本。当然，在工业文明发达的现代产生了表现新时代的艺术文体，电影与电视艺术[1]就是在工业文明发达阶段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影视与所有其它艺术形式都有所不同，诗歌、音乐、绘画都是开启人类文明的文体，戏剧、小说虽然在不同文明中产生的时间有差异，然而其萌芽都很早；只有影视是属于现代特有的文体。因此，根据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以及相关文本的理论逻辑，结合人类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如果要在几个不同的文明阶段选择代表性文体的话，那么，神话传说与讲故事的口传文学与诗歌是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商业文明的早期阶段的代表性文体，也就是世界古典时代的代表性文体，那个时代的戏剧也具有诗的性质。小说是从商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代表性文体，也就是世界近代的代表性文体；而且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的繁盛与造纸与印刷术的发达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影视则是工业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以及后工业文明的代表性文体，也就是世界现当代的代表性文体。电影在19世纪末产生，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流衍；电视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已经走入千家万户。20世纪后半叶随着数码技术的使用，图像的处理更加大众化，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是摄影师与图像剪辑者。进入21世纪，影视已成为压倒其它一切文体的艺术形式，吟诵诗歌早就穷途末路，阅读小说也进入黄昏，只有光芒万丈的影视图像，在夜幕中吸引着大大小小的眼球。多数人回家就是看电视，看完电视休息。而网络的兴起更激起图像的狂欢，使上网者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搜索选择自己喜欢的影视文本，并且可以即时在网上交流审美体验。其实在电影出现不久，列宁就敏感到这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在所有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乃是电影。

影视之所以能够压倒其它一切文体，就在于这种艺术形式比戏剧的综合性更强，而且影视也能展示在其它时空中产生的艺术形式。美国的类型片之一歌舞片《雨中曲》，伴着诗意的歌唱把踢踏舞表现得淋漓尽致。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等都受舞台时空的局限，而这些艺术形式通过摄影的艺术处理搬上银屏或放在网站上，就可以与更广大时空中的观众见面。在美国乡下演出的剧目在中国的城市可以欣赏，已逝世多年的梅兰芳的戏剧表演今天的观众可以看到。而抛开这种类型片与戏剧舞台摄影，典型的影视艺术文本是对语言艺术、表演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造型艺术、绘画艺术的全面综合与扬弃。但是，影视中的音乐不能像纯粹音乐那样完全按照心灵的意蕴发展，而是要与银幕上的人物情感与故事发展密切配合，所以电影《莫扎特》中的音乐几乎没有将莫扎特的任何一首乐曲演奏完毕，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与莫扎特的语境配上不同的乐曲片段。美国电影《毕业生》中的音乐优美婉转，尤其是将汽车运行的节奏与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是工业时代的一种艺术创造。影视中的画面更是不同于一般的绘画，除了摄影技术将画面拍得更加逼真外，蒙太奇的技法不但使绘画这种空间艺术时间化，可以通过不同画面的剪辑表现很长的历史画卷，后起的电视连续剧展示的时间长度一点不比长篇小说差。而且蒙太奇的技法可以把不同时空中的画面并置，这又与戏剧艺术区别开来，戏剧往往通过分幕分场转换时空，而影视则要自由得多。因此，影视艺术是比戏剧艺术更为自由的综合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影视爆炸而传统文体萎缩的图像时代，再执着于精英文学研究就不合时宜，于是伯明翰学派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化研究兴盛起来。而影视的制作具有与创作诗歌和小说不同的综合性与群体性，甚至传统的剧团与剧院也无法与规模宏大的影视制作相提并论；而影视制作面对的又是一个消费社会，因而从影视将其它文体从中心驱逐到边缘之后，以影视制造与消费为特征的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便开始形成了。

尽管影视在压缩文学的生存空间，但是影视与文学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当然，影视与文学的不同文体关系也不一样。除非抒情诗变成电影插曲进入银屏，像香港电影《屈原》那样将《橘颂》变成电影插曲，一般而言抒情诗与影视的关系较远。而戏剧与影视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戏剧剧本与电影文学剧本也是很相近的文体，而且二者都是以表演为主导的综合性艺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经常客串成电影明星，也就毫不奇怪。为了让名剧不受时空的局限而被世界上更广大的观众欣赏，从1948年劳伦斯?奥立弗的电影改编，到199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四小时巨片，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已五度搬上银幕。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话剧也都被搬上了银幕。上述的影视改编基本上都是力求忠实于原著的，但问题就在于，戏剧虽然与影视是相近的文体，但毕竟是不同的文体，过多的对话会妨害电影的艺术表现，音乐配音也无所适从，而删削对话（话剧）与唱词（戏曲），又会失去原作的旨趣与诗意，出现一个不同于原作的艺术文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巨片《哈姆莱特》一方面追求对莎士比亚原著的忠实，一方面却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下移到19世纪，然而以科学理性著称的19世纪有悲剧赖以存在的命运与天意吗？因此，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就抛开对戏剧原著的忠实，在电影《乱》中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为由头，随意点染成日本古代征战中家族伦理的矛盾与人性的残酷，不以背离原作的细节为意，而在情节框架与表现神韵上又让人想到原作。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与的悲剧《雷雨》，冯小刚的电影《夜宴》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都是这一路数的叛逆性创造。这种电影文本充分尊重电影的表现特性，完全拉开了与原剧的距离。

影视与小说的密切关系并不在影视与戏剧之下，原因就在于小说与影视都有时间艺术的特性，又不像戏剧那样因与影视文体太近而妨害影视的自由表现。而且现代小说的发展在影视中也能得到印证，法国电影从诗意现实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的“新浪潮”与“左岸派”电影，意大利电影从新现实主义发展到以安东尼奥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电影，与小说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基本上也是平行的。当然，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度模式，如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小说文本很难用影视加以表现；然而在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等影片中，还是可以看到意识流在银屏上的卓越表现。而文学上以荒诞与戏仿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在中国的电影文本中已经有所表现，在张建亚的电影《三毛从军记》与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中，就不难发现荒诞与戏仿技巧的运用。在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中，不但有荒诞与戏仿的艺术成分，而且还有中国写意画的影响。小说是以语言为中介的想象性的时间艺术，没有确定的感性画面，但是小说为影视提供了在时间流动中的情节展开以及世界观与情感方式。因此，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屏，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热门文化活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雾都孤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都被搬上了银幕，有的是被改编了数次。在中国也不例外，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李劫人、莫言、余华等现当代作家的主要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封神演义》、《金瓶梅》等古典小说也被影视改编了一个遍。有些作家直接投入到电影的改编与制作中，如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杜拉斯等。关于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在影视的冲击下，小说仅仅局限于一个狭小的阅读圈子，有些作品甚至仅仅供大学中文系的师生研读，但是这些作品一旦被改编成影视，反过来又会激起影视观众对文学文本的阅读欲望。于是，当《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热播的时候，尘封在书店里的《三国演义》也会被抢购一空。这种文化现象甚至是中外皆然。当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小说文本被翻译成其它语种的时候，国外的广告往往是打着张艺谋的旗号来做宣传，因为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活着》比莫言、余华的同名小说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影视的画面与音乐也不需要翻译，需要翻译的仅仅是演员的话语，这只需在画面下打上观赏者本国的语言即可。这也是影视在世界上比小说更易于传播的原因。第二，影视对小说的改编增加了影视文本的文化品味。

第8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影视媒介　文学形象　叙事转换

一、时间与空间艺术的形象互译

文学作品作为在时间中按一定思维逻辑展开的时间艺术，描写人物、环境和抒发感情是靠语言，读者靠从文学作品的具有美感的语言中想像故事的情景。这样，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就得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按自己的方式和理解想像故事和人物。也就是说，文学形象是只可感受而不能实际看见的，其最大特点是想象性和虚幻性。影视媒介作为在空间中按直观画面展示的空间艺术，其最大特点是具象性和可听性，就是能够实际看见，它不需要观看者去想像，它能提供可以看见的特定的情景和人物，并且让观众听见对话和声音。观众只需要注目而不像阅读文学作品那样凝思和想像了。在叙事策略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情节设计、叙事结构、对话语言等，为影视作品的叙事转换提供了基础，而影视媒介又直观传播了文学形象的意义，二者形成了“互译”的关系。

如何把文学作品的想象形象转换成影视媒介的可视形象呢?法国影视传播学家马赛尔和克莱尔指出：要把文学形象变成影视作品，“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延迟修复’关系和‘不同的合作’关系。原著只有在被改编后才能供人阅读，但改编却需要一种特定的适合于某种方式的阐释，这种阐释本身也经常融入到另一时空之中。”其实马赛尔和克莱尔说的这种“阐释”或者说转换的过程就是影视的“声画蒙太奇”制作过程，把语言文字转换成连续不断的可视画面。影视叙事结构的基本单位就是镜头，一部影视作品就是运用蒙太奇手法按照既定的情节、节奏将单个镜头组合成场面进而形成有故事性的段落并最终完成。简单说来，就是镜头组合。要把想象化的文学形象转换成视觉化的影视形象，就必须通过这样的镜头“蒙太奇”转换才能达到。

文学形象用文学语言来表达，它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让我们通过阅读来想象的。这里，作为读者的我们必须通过主观幻象才能理解作品的形象和所表达的意思，文学形象是表现在我们的大脑里。而影视表现不一样，影视把一个个由拍摄影师所拍摄的镜头组合成视觉化的我们可以看见的形象，视觉效果取代了文字阅读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蒙太奇“把生活现象的潜伏的内在的联系，变为昭然若揭的鲜明可见的可以直接感受而不必解释的联系。”在“画面蒙太奇”的叙事中，文学作品中以抽象文字阐释的人物行动、表情描写、背景描写等，都变成了视觉上的可见可听的人物的表情和行动。其次，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人物的内心独自、感情的抒发，是用语言的表达能力间接传达的。我们无法听见这些声音，读者只能通过语言自己想象。在“声音蒙太奇”的表现中，文学作品中用文字人物的对话、描写的 自然 音响和生活音响，被转换成观众能够听见的声音和音响，让观众听其声，对生活现场声和自然声进行还原，很直接地进入影片的情景中去，不需要我们通过思维想象来重新“组合”。这也是影视形象对文学形象转换所独有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抒发方面，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相比，影视虽然能够让我们直接看见和听见形象的造型和声音，但却不能直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这应该是影视媒介表现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气质的短处。一般来说，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影视剧对文学形象的叙事转换一般采取三种处理方法：其一是“删”。由于无法表现，干脆删除。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心理活动表现，由于影视语言无法表现这些心理活动，基本上都被删除了。、其二，用镜头外的话外音表现。如前苏联根据陀斯妥也夫斯基名著《白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由于文学形象的心理活动是小说的主要内容，所以电影用了大量的话外音来表现人物心理。其三，用 音乐 间接烘托或者表现。如电视剧连续剧《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葬花诗”的表现，用了歌曲与音乐直接表现和间接烘托，较好地传达了林黛玉孤独幽怨的心理活动。

二、叙事转换中的再现、增删与解构

影视媒介如何转换文学形象?即如何更好也更有创新一性地从想象性、虚幻性的内心视象变为银幕或者银屏上直观的视听形象，一直是影视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这样的形象转换是一个艰苦的艺术再创造的过程。探讨起来，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以下几种转换方式：

1　再现式叙事转换

再现式叙事转换，就是影视改编完全忠于原著，对人物形象和人物所处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情节的 发展 基本不作变动。

这是用得最普遍的影视媒介转换文学作品的方法，比如前苏联对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的改编，基本上都是遵循再现式叙事转换的方法。前苏联著名电影导演邦达尔丘克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就非常地忠实于原著，除个别细节以外，基本不作大的变动。影片共四集，约有6个多小时，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本色。这部影片受人欢迎就在于导演坚持了“再现式叙事转换”的原则，即不背离托尔斯泰对人物形象刻画和时代背景理解的原意。观众都认可这部影片“是托尔斯泰的，而不是其他人的。”导演邦达尔丘克在谈《战争与和平》的叙事转换时。就说过要尽全力把这部作品道德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巨大力量传达给观众，而不仅仅是再现作品的人物和情节，要深入到事件的本质、事件的意义中去，并从而体现出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邦达尔丘克特别注重准确地体现托尔斯泰原著的精神，努力寻找与托翁原著文学形象相符合的“银幕的等价物”，再现小说所描写的十九世纪初俄法战争的宏大规模和壮观景象。

在

当然，再现式叙事转换虽然忠实于原著，但也并不是说对原著的人物和情节一丝不动地照搬。再现式叙事转换是要在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上忠实于原著，特别是要保持原著的 艺术 风格和完美故事。但也得把握文学作品向影视剧转变中的必须要发生的适当的移植和取舍。如电视剧《红楼梦》，全部人物刻画和基本情节 发展 都忠于原著，但在电视剧的结尾，就做了不同于原著的变动。小说的结局是荣、宁二、府在皇帝的照料下又沐浴皇恩，“兰桂齐芳”，重新兴盛起来。在具体情节上，电视剧对原著的几个情节的叙事转换是有意味的。如元妃之死，原著是因为元妃因病而亡，但电视剧把元妃之死的原因写成了她是因为受不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残酷争斗和窒息的环境而突然猝死。又如导致林黛玉死亡的贾、薛二人的婚姻，在原著中，是毒辣而干练的“贾府大管家”王熙凤为了大家族的利益设了“调包计”，让贾、薛二人结婚。但在电视剧中，“调包计”的情节变成了贾、薛二人的结婚是皇帝下的圣旨，是“奉旨完婚”。这些既不影响原著基本内容的改动，既忠实于原著，又发挥了影视艺术的特长，利用影视直观再现的长处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意蕴。

2　增删式叙事转换

第9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学；影视艺术；影响

法国的艾·菲兹利埃说过：“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①近几年来电视剧迅猛发展，它和电影已经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艺术形式，并且有超过电影的发展势头，所以“影视艺术”取代“电影艺术”成为人们讨论当代银屏艺术的经典词汇，所以文学和电视的关系也可以归结为上述两大问题。不论是电影或电视，文学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影视艺术综合程度较高，文学又有严谨而规范的形式，反过来说文学发展的历史比影视要久远得多，影视之于文学的作用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所以本文主要探讨文学能够为影视带来什么的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电影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电视虽然算是一个“年轻人”，但与文学这一“长辈”的影响不无关系，从最初，文学就是电影电视的一根拐杖，对其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电影艺术对文学作品的借鉴，电影创作以文学作品为蓝本。通常电影艺术从两个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借鉴：一是，电影艺术不是直接取材于生活，而是通过改编文学作品而来，电影不需要对生活进行提炼，文学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它本身就站在了生活的肩膀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大多都有文学原著，有些甚至就是文学原著的同名之作，把文学作品的故事通过另一种艺术的样式表现出来，这些被搬上银屏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故事性较强的戏剧作品或小说作品；二是电影艺术从文学中引入思潮、观念、风格乃至技巧，不管中外文学，进行文学创作总有着一定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各成一家以后又相互融通，这些理论和方法像叙述视角、象征手法的运用等都影响着电影艺术的表现方式。总的说来，中国的电影艺术可以说是在文学的抚育下慢慢成长起来的或者说是喝着文学的奶水长大成人的。

在世界电影史上，大量的影片是根据名著改编而来的。在中国，有两个时期是电影艺术家们大量利用和借鉴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时期，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就如现代话剧的草创期没有剧本、没有成熟的舞台体系一样，电影艺术的起步阶段缺少专业的编剧，拿不出像样的、让观众喜闻乐见题材，只能利用已成熟的文学资源，像一些小说、戏曲都曾经被电影艺术家看中，用新的艺术样式搬上了银幕，甚至，连当时标新立异的刚诞生不久的文明戏也在借鉴、参考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时期，就是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时期，由于思想解放，好多被冰冻多年的作家、作品都有机会浮出历史的地表，不再只有鲁迅在“艳阳天”里走在“金光大道”上，好多被错误评判的作品也得到了到肯定，由于观念得到了解放，在文学创作上，题材也多样化起来，本应是文学的表现、但被禁忌表现的主题和内容回归到文学中来，外来文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不断渗透进来，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电影艺术有了丰厚的改编源泉，可选择的范围大大拓宽。当时有很多电影都是因为原著在社会上的影响较大，所以成为电影的选材，如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198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不但在文坛引起轰动，后又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之后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在国外，一些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也大多被电影艺术家所改编，《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为观众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心灵震撼。

为什么电影必须借助文学这根拐杖才能不断向前迈进？文学到底能给电影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文学原著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文化资源。曾有世界知名导演谈到过，文学给了导演很多东西，文学表现生活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个体生命，导演的所见所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要想深刻了解生活、生命这些复杂多变的命题的真实，文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影视艺术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本身就包含着文学艺术的因素，中国第五代导演是较为叛逆的一代导演人，他们追求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但他们的电影依然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很多电影作品也是来源于文学作品。张艺谋曾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就着文学的母体看它们的走向、它们的发展、它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②张艺谋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从“五虎将”时代到“三个火”时代再到“单飞”时代，他都在第五代导演席中稳坐，他的电影艺术的成功与对文学作品的深入开掘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对小说中地域民俗的大量表现、神秘文化想象的开掘，都是他的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

2.文学原著是影视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是有区别的，但也是相通的，从审美上来说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及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从形式上来说，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文学因素也都存在。

文学是电影的拐杖，不单是向电影艺术家提供故事框架，更重要的是向其提供艺术创作的灵感。这就需要电影艺术家能用灵魂与作品对话，就像曾经有诗人说的那样，诗人需要听懂花的声音，电影艺术家要把文学看做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艺术化了的认知方式。对于诗人而言，要认识世界，要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情，无疑灵感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但诗情不能凭空产生，需要客观对应物。同理，对于电影艺术家而言，文学作品就是诗人的“诗情之源”。张艺谋曾经尝试着自己编写自己的剧本，但却不够成功。对此他也坦言，如果让导演们自己去写作，他认为他们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因为他们的生活积淀不够，所以不能写出比较深刻的东西。我们几乎可以为张艺谋的每一部电影找到来源。他自己也曾经解释说他喜欢在空余时间看杂志、看小说，其实是想找点什么。他要找的不仅仅是值得一拍的故事内容，也是在找让他眼前一亮、无法克制创作的启迪、灵感。从文学原著中寻求灵感不仅是张艺谋一个导演的经验之谈，很多优秀的导演能创作出经典作品来都是文学原著的力量和作用。

文学历史悠久，它是人类对世界探索的另外一种方式，是生活之外的生存空间。在这源于生活又异于生活的空间中，影视艺术家们可以体会到一种别样的审美视角、审美眼光。另外，作家尤其是思想深刻的作家长期的创作经验的积累，使得他们在揭示人性的深度、描写时代社会的复杂性、判断国家民族命运等诸多方面，比一般的影视艺术家都要更成熟一些。因此，诸多导演都会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电影作品的首选，最优秀的导演选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强强联合的趋势使中国的电影艺术得到了不少赞誉。

3.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技巧的引入，文学的一整套反映生活、表达生活的方法的运用，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营养。

在我国新时期后，不仅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文学的叙事方式、结构方式甚至文学的思潮、技巧等都被电影艺术所借鉴，推进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艾·菲兹利埃指出：“我们应该看到，文学除了能够为电影化的移植提供作品之外，它能够为真正的银屏创作提供丰富多样的风格和形式：神话和传奇、主题、情境、体裁风格、美学观念，尤其是语言风格、人物心理和读者心理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因此，归根结底应把两种语言之间有益的关系这一方面放到共同的美学和文化背景中考察。”③

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姻缘关系的基础就是二者有着共同的美学和共同的文化背景，这样，中国的电影艺术就会把中国文学的创作、发展自觉地作为自己的参照物，紧跟在文学的身后以追赶社会与文学的潮流，同时也发展壮大自身，

另外，中国的文学中所蕴涵的民族传统也极具吸引力，它会对电影艺术的文学特征的表现产生强大的影响。因为自身历史久远，中国文学包孕的民族传统较之中国电影要丰富和厚重得多，在文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代的文学创作者不断进行传递和积累，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因此，中国电影不可能脱离开中国文学来显示自己的文学特征。文学的传统已沉淀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即便艺术形式发生变化，但核心的民族传统必定会表现出来，这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组成要素。诸如意境营造等多种文学的表现技巧都已被影视艺术家运用到了影视作品中来。

电影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它成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必然会结出中国化的“果实”。“意境”是中国特色的审美范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艺术的至高追求，中国影视艺术家对意境美的追求不仅强化了电影的民族、本土特色，也提升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水准。在张艺谋的《红高粱》中，那一片片旺盛生长随风摆动的红高粱的出现，引起观众无限的遐想与思考，那是对生命力的礼赞之歌；电影《林则徐》有一个场景是江畔送别，导演为了营造诗的意境，让主人公远眺江流，只见江水与帆影，用“孤帆远影碧空尽”展现了林则徐与邓廷祯的惜别之情。

中国电影向中国文学学习了对意境的营造，展现了中国美学的思想境界，这只是文学表现技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先声夺人的运用在电影中的运用也相当广泛。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出场方式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后来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也沿用这一方法写出了主人公曹七巧的出场。中国电影也从文学中引入了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技巧，在《老兵新传》中，大家正在讨论谁到北大荒工作时，镜头中没有人物出现，而先是一声“我去”的声音，然后屏幕上才出现了老战士的形象，观众对老战士的认识是由声及形。在《幸福时光》中，影片开篇是一男一女关于结婚事情的讨论，直到男声说喜欢胖的、不喜欢瘦的女人时，镜头前才开始出现了一男与一胖女。中国电影能够形成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它对文学的审美传统及表现技巧的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有了文学这块土壤，中国电影这个年轻的舶来品，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成为国际影坛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由上可见，文学在电影电视的发展中真的是功不可没，正如导演C·格拉西莫夫所说的：“文学是一切艺术中间具有最大容量和最高智慧的艺术。正是这些主要方面使得文学在一切精神财富中间按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而言，具有不可动摇的位置。”④

注释：

① [法]艾·菲兹利埃：《文学和电影的关系》。

② 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当代电影》，1995年第2期。

③ 《世界电影》，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