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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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关键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影响

一直以来，一国经常账户净额是衡量该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处于有利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从1992年开始，迅速扩大，在2006年达到7984亿美元的新高度，金融危机后，受危机的影响，逆差有所减少，但在2011年依然达到了四千多亿美元，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额一度占到美国GDP总量的5.87%，近两年也占到了3.2%。可见美国经常账户贸易逆差额之大。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顺差，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也认为一国贸易顺差有利于该国经济增长，而逆差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但美国的经济状况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事实表明，美国经济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且暂时并没有趋停的迹象。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而经济却能保持较快速度发展，平稳运行，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确立了其世界货币地位。也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合理的一个表现。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提出，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在特里芬难题面前，美国选择了前者，即长期贸易逆差，使大量美元外流。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元贬值。问题并不仅仅在此。更严重的是，美元外流太多，超出了正常国际贸易的需要量，导致全球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适当的外汇储备对于发展国际贸易，抵御金融危机是十分必要，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过度的外汇储备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美元贬值，使得各国外汇储备大量缩水，外汇储备越高，缩水越多，这是直接的财产损失，相当于外汇储备被美国挟持，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大量的外汇流入，贸易顺差国必然发行本币进行适当的对冲，如果不能合适的控制本币发行数量，本币超发，则容易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本币币值不稳。在现存的金融体系下，美国作为这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很多国家在拥有美元储备后，往往不得不将美元重新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主要是投资于美国国债，这样，从经常账户流出的美元，部分又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流回美国。

美国经常账户长期巨额的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也会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大量的外国商品涌入，必然对美国本土产业造成打击，其首当其冲的往往的就业人数比较多的制造业等，因此容易造成失业问题。另外，长期美元外流，造成投资减少，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而且，美元贬值，不利于保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因此，在面临长期巨额贸易逆差面前，美国会采取相关措施，保护本国产业，适当缩减贸易逆差。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个措施就是促使外币升值，例如上世纪的日元升值。由此，某些时候，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怪题：国内物价上涨，而在国际市场是，货币却在升值。如此一来，既有利于维护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又有利于保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隐患，需要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美国应适当采取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国内需求，减少支出，逐步缓解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在国际储备方面，应在国际协作的基础上，适度分散外汇储备币种，选择比值稳定，具有一定成长潜力的货币。充分发挥国际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监督作用，制定有效的国际金融准则，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汇率协调机制，保持国际汇率的基本稳定，为国际贸易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区域内试行相关金融体制改革，保持区域内金融系统稳定，互利共赢，为国际金融体制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吕江林主编.国际金融（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第2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作者:陶明

格致出版社

2010年8月

美国的贸易政策体制为保护主义的上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认为,对于经济战略必须考虑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国际贸易的各项成本往往会集中反映在某些行业,它们尤其会影响到那些国内市场受外国竞争削弱的企业和工人。贸易政策必须同时兼顾他们的利益,即最低限度保护由于市场力量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败者,至少使他们相信美国的贸易制度是公平的,否则美国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国内政治基础将岌岌可危。

国内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美国普通百姓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公众对自由贸易存在许多疑虑,这种状况恶化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逐步削弱可能持续下去。

首先,美国权力阶层的精英一直主张自由竞争的贸易体制是最好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增加国家福利,不愿意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结果是美国中下层人群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能工人感到不安全。

如果说美国在扩大贸易方面的总体收益是巨大的,年收益在1万亿美元左右,那么安置因贸易而下岗的工人的成本则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完全可以花费很少就能够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度过适应全球化的难关。根据美国专门研究这一损失的项目估计,为抵消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而付出的调整成本每年仅为500亿美元,即使这样,美国政府也不愿意付出这一费用。美国现在每年仅花费10亿―20亿美元来补偿适应全球化而产生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弱势群体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公众将贸易失衡推定为其失业与贫困的首要原因,中美贸易不断创纪录的失衡数字以及中国商品的随处可见,使中国成为美国公众转移怒气的对象,最后,美国公众将他们对现有贸易政策的不满通过自己手里的选票传达给美国议员,而对于争取当选的美国政客来说,迎合选民支持自然成为他们通往权力殿堂的最佳政治策略,我们看到,某些政客甘当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言人。对此,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全球化理论要求我们要有耐心,政客可没有这样的耐心,他们关注下一届的选举并且有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去等待演变的力量逐渐打造成全新的世界。

(本文摘自《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国内体制、动力机制与案例分析》第102―103页)

《美国公司治理机制晚近发展》

作者:朱园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荐读理由:本书以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如何解决"效率"与"责任"或者"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而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为主线,梳理和归纳了美国公司治理晚近发展的基本脉络,从法学的视角介绍美国在不同时期的主流公司理论,对美国经营判断规则、反收购的法律规制、股东诉讼制度、美国公司法处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的法律制度、强化经营者责任作出重点研究,对我国借鉴美国公司治理法制的可能性及需要注意的地方作出详细分析。

《战略机遇期金融创新的重大挑战:中国政策性金融向何处去》

作者: 贾康 等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3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关键词］ 金融发展工业制成品 RCA 指数

一、金融发展与一国贸易的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金融市场发展对贸易结构影响日益凸现。Baldwin（1989）首次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他认为，金融体系完备的国家往往在高风险产品行业的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将对这些行业出口的潜在风险起到分散作用。利用Baldwin(1989)和Kletzer以及Bardhan（1987）的一些研究，Thorsten Beck（2002）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其假设是：工业制成品较初级产品具有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利用65个国家的30年的数据，Beck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与工业制品贸易顺差相应较高，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与工业制成品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它学者如Slaveryd 和Vlachos（2005），Ju 和Wei（2005），aRibeiro和Lucinda（2003）也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结论和Beck的基本一致：金融发展水平同一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一样，对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有重要影响。在Michel Samba &Yu Yan （2009）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制成品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他们运用1978-2001年的数据，利用VECM模型实证表明，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将增加2.7%。

国内学者胡岩（2003），包群和阳佳余（2008）、陈建国和杨涛（2005）、史龙祥和马宇（2008）等从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各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工业品出口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变量，同时不同的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白当伟（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齐俊妍（2010）运用中国2001-2006年30个行业的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市场发挥暂与不同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的确影响了贸易竞争力，但金融市场发展对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存在不同影响。

本文主要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江苏省1990-2008年的金融发展与江苏工业品出口竞争力进行研究，并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机械设备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因为这两类产品在江苏省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占有主导地位。

二、金融发展影响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1.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动员资金到私人部门，从而克服流动性约束。由于中小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门槛，因此在我国总体来看中小企业融资十分困难，而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动员资金到中小企业，发达的金融市场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

2.较低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进行资本投资，从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当前产业内贸易发展日益迅速，产业间贸易主要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则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所致。由于制造业较初级产品而言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显著，规模经济需要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当金融市场发达时，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提高企业拥有的资本存量，从理论上说，有高额行业内贸易的制造品一般比较精密复杂，如化工产品，药品和电子电器，这些产品在生产上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3.金融发展有利于分散风险，从而促进企业的研究开发，研究开发是一种高风险投资。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投资者进入一个全新的异于传统的行业，必然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对每个投资者来说并不相同。早期进入新行业的投资者需要承担较大的其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而发达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使研究开发资金多元化从而降低风险。根据Qian和Xu（1995）的研究结论，分散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有较高风险的研究开发。市场中新兴公司和创新的项目很多，市场只会选择有效率的企业进行投资。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中，由于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较高甄别成本，预算软约束将使得效率低下的公司不易被淘汰，而且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在甄别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公司时不如风险投资基金等其他类型的机构，Block（2002）建立了一个金融市场与创新的指数关系，对17个OECD 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国内研究创新指数进行分析，他发现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进行研究创新的指数也高。

三、1990-2008年江苏省工业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分析

1.江苏总体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对工业制成品总体竞争力采用Balassa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Balassa（1965）构造的RCA指数在考察各国比较优势的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本文考察中国省市不同年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因此省际层面的RCA指数表示为:

上式中MXjt、MXt分别为第t年第j个省市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全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 Xjt、Xt分别为t年第j个省市出口额以及全国出口总额。如果RCAMjt值小于1, 表明该地区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具备显性比较劣势;反之, RCAMjt大于1则表明该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具备显性比较优势。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9年）数据，我们测算了江苏省工业制成品及其各分类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制成品总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1990-2009年一直大于1，反映江苏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其它省份具有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江苏工业制成品占全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90年的5.6%上升至2009年的16.7%。90代后由于国家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进一步放宽，江苏省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江苏得到充分发展，使得江苏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分类来看，化学制品及有关制品的比较优势波动较大，1990-1992年RCA指数一直小于1，1993年后 RCA指数一直大于1，说明江苏省化学制品出口从竞争劣势转为具有竞争优势，其占全国化学品出口的比例从1990的4.6%上升至2009年的24.1%。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主要是一些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纸制品和有色金属，这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呈明显下降趋势，从1990的2.27下降至2009年的0.79，其占全国原料制品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15.4%下降至2009年的13.6%。这说明江苏省在这类产品方面相对其它省份而言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从杂项制品来看，江苏省杂项制品出口RCA指数一直小于1，杂项制品主要是服装、旅行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显示江苏省在这类产品出口方面相对其它省份不具竞争优势。江苏省机械及运输设备的RCA指数一直大于1，且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10上升至2009年的1.24，显示江苏省机械设备相对其它省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占全国机械及设备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5%上升至2009年的17.3% 。从高技术产品的RCA指数来看，江苏省高技术出口品从1998年前RCA指数小于1逐渐转变为RCA指数大于1，显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优势逐步加强，与此同时，高技术产品占全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上升至2009年的24.6%，占比大幅上升，显示江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相对其他省份明显增强。

四、估计模型及数据来源

1.模型说明

根据理论分析的结论，金融发展有利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特也别是对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这两类产品也就越具有竞争优势，这里我们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这里表示不同不同种类产品的显性优势指数。用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根据理论分析本文主要构建以下三类指标：（1）金融深化指标，用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化的不断加强和深化的过程，反映了地区金融市场的相对规模，用FS=表示，为江苏省当年广义货币供应量；（2）金融中介指标，反映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相对地位，前述理论分析已经说明，直接融资更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FZ=为当年新增国内贷款，DI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DC为当年自筹资金，FZ下降标明直接融资相对间接融资比例提高；（3）贷款期限结构，以全部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额占全部贷款比重FL表示。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江苏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比高达70%，这里引入FDI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用RJGDP衡量本地市场规模，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大的内部市场规模更容易实现工业制成品生产过程的规模经济收益。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江苏统计年鉴》（1990-2009年）。由于我们重点关注金融发展对江苏省中高技术产品竞争优势变化的影响，因此这里我们将工业制成品总体RCA指数、机械及运输设备RCA指数和高技术产品RCA指数分别对解释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2.估计结果及分析

（1）金融发展对总体工业制成品RCA的回归

表2：金融变量与总体工业制成品RCA的回归

从上表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江苏省工业制成品竞争优势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深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整体工业制成品竞争优势提高0.008；直接融资相对借鉴融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将增加0.012。对比可以看出，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于提升工业制成品竞争优势较金融市场规模更有作用，这和齐俊妍（2010年）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作为贷款期限的指标中长期贷款比例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说明工业制成品出口企业并不偏好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这和包群（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江苏省工业制成品显性优势作用明显，衡量内部市场规模的人均GDP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企业更加看重的外部市场规模，外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于其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而内部市场规模作用并不明显。

（2）金融发展对机械及运输设备和高技术产品RCA的回归

表3：金融变量与对机械及运输设备和高技术产品RCA

从金融发展对江苏省机械及运输设备制成品的回归结果来看，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中介对于提升工业品竞争优势作用显著，金融深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机械制品竞争优势提高0.005，直接融资相对借鉴融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机械制品显性比较优势将增加0.001。对于高新技术产来说，金融深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其竞争优势增加0.001，而直接融资相对借鉴融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其竞争优势增加0.003。可见金融中介对于提高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具有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长期贷款对于机械设备制品有促进作用，而对于高技术产品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投向于船舶、汽车行业较多，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软件园区软件业则较少。一方面这些企业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具有外资依赖特征，从国内银行贷款较少，另一方面，软件行业缺乏有效的抵押获取贷款难度较大，因此中长期贷款这一项作用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三类回归结果来看，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提升江苏省工业制成品竞争优势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竞争优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长期贷款对于促进机械船舶出口竞争优势有明显作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仅体现在金融市场规模上，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对于提升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具有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利用金融促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时，应继续扩大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规模，鼓励发展新兴的金融业态，更要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问题，促使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中介机构在降低企业融资风险和融资负担的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比例，引导资金投向高投入、高产出的新兴产业，促进江苏加快形成在全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金融高地，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阳佳余（2007）：《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科学》第4期

[2]姚洋 章林峰：《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分析》，《世界经济》第3期

[3]王金凤：《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对制造业出口的促进》，南开大学

[4]朱彤郝宏杰 秦丽：《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关系的经验分析》，《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

[5]沈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动态演进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世界经济研究》第6期

[6]齐俊妍：《金融市场发展与贸易竞争力：基于中国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世界经济研究》第5期

第4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吸引外资效应。著名的钱纳里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国内储蓄率低，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对资本的需求，普遍存在着“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口，并使其潜在的经济增长变为现实。泰勒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外资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引进大量外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有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外国金融服务机构的直接投资还是其它类型的跨国公司的投资都会随着本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另外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必须积极主动地成为各种国际或区域性协议的签约国，这无形中将对我国政府以往经济管制行为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一定的约束，促使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进行金融监管活动，重建社会信用基础。这将为本国金融市场提供一个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降低金融领域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大大提高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二）金融效率效应。金融体系的低效率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低效率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竞争的缺乏。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状况将会得到有效克服。（1）竞争性市场金融体系的形成，将有效克服垄断经营所产生的“租金”，从而促进金融企业的规范化经营，减少甚至消除“寻租”行为对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体系秩序的不利影响。（2）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有利于限制和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介入和干预，增强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金融机构能够根据风险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信贷对象，分配信贷资源，保证信贷资源流向高效益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提高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信贷资源的质量。（3）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市场化金融体制的形成，而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将强化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弱化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有效遏止企业的过度扩张行为和“投资饥渴”，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资金的利用效率和质量。（4）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国内金融服务企业可以相对便捷的学习和模仿外国同行的管理和交易技术，并且在存在巨大国际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学习和自我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技术转移的有效性。（5）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伴随着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对人才的常规培训工作以及所提供的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了解国际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培养本地人才提供了相当可贵的条件。

（三）国际收支效应。（1）经常项目效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加速了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部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从而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会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从而为促进和带动本国的货物商品与服务商品的出口创造良好的条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业务和海外业务的发展，使金融机构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向本国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企业提供从信息咨询、市场调研与预测、各种贸易融资便得，到贸易结算在内的多功能、全方位金融服务，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资本项目效应。从理论上讲，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以通过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一方面为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大规模融资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从而使得国际信贷成为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另一方面，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资本的自由出入扫清了障碍，为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出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提供了条件。

二、金融服务业的特质与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是金融服务业的特殊性质，即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金融市场的失灵使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进行外部监管。（1）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及其连锁性反应将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进行补偿，但个别金融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严重的不对称性显然使这种办法显得苍白无力。（2）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特性。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体系带来的利益为社会公众共同享受，无法排斥某一部分享受此收益，而且增加一个人享用这种利益也不影响生产成本。因此，金融体系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3）金融机构自由竞争的悖论。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决定其不完全适用于一般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原则。（4）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金融体系中突出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现象，导致即使主观上愿意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随时因信息问题而陷入困境。然而，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金融机构又往往难以承受，因此，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就有责任采取必要而适当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体系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主要通过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宏观环境四个子系统体现出来。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实质上主要是由金融制度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基本功能所造成的。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有关分析显示，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自1995年已基本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改革的深化正在逐步提高，这无疑是我国今后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保证。从四大子系统对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因子来看，银行系统对整体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子自1996年以来一直高于50%，1998年高达636％，2000年为57％下降了66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国家实行“债转股”等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的政策措施有关，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其脆弱性程度令人担忧。金融市场子系统对整体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子自1995年以来相对于其它子系统而言越来越突出，影响因子从1995年的144%上升到2000年的232％，在四大子系统中仅次于银行系统位居第二并呈上升趋势。今后我们应从完善金融监控机制着手，更多关注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脆弱性，及时化解股市风险，防止股市脆弱性累积，以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稳定。

三、我国金融监管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分离监管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同时承担着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两项重要职能，随着国内金融业垄断市场格局的打破，金融市场体系的扩张速度将会大大加快，依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水平，人民银行在完成制定货币政策、经营管理国际储备、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等任务的同时，对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庞大商业银行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管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将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放在一个部门内，也具有很强的道德风险，管理者会以一个目标的完成来掩盖另一个目标的失败。因此，突出金融监管的地位，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的分离是我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内容。

（二）创新监管组织。目前的分业监管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监管重复现象严重、监管信息不能共享、结构性监管与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等等。入世后，随着国内的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业务的日益混合和联系的不断加强，我国分业经营体制中隐含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在目前监管机构设置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组织创新。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由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家监管机构，成立金融业监管协调委员会，开展联合监管。金融监管委员会的设置可以大大促进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协调，提高监管效率，抵制潜在的监管信息内部化倾向。

（三）明确监管目标。总体来讲，我国金融监管目标过于宽泛，既不明确又难以操作，更难以量化考核。根据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般有两个，即：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前者是由于在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一般比债权人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利用自己信息上的优势，将金融风险或损夫转嫁给债权人。后者是由于一方面金融机构经营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货币，而且其经营活动本身就是以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信用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内在风险，另一方面金融风险本身具有较强的连带性和易传播性。自从1990年代以来，随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加大，维护金融稳定逐渐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

第5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作者简介：李莉莎(1981-)，女，广东佛山人，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摘要：后冷战时代，美国逐渐从传统的权势霸权转向制度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掌管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国际经济机制，被纳入美国的制度霸权战略中。美国通过或正式或隐性的权力对IMF进行渗透。使之成为美国维持和巩固霸权地位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美国；制度霸权；IMF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44-05　收稿日期：2007-08-27

一、美国霸权方式的发展：从权势霸权到制度霸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几大力量虽然国力增长强劲或发展潜力可观，但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力全面与美国抗衡。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态势使得美国感到天下无敌，建立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成为其在后冷战时代追求的战略目标。然而，美国的霸权目标面临着诸多制约，如其他大国推进多极化的努力以及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的挑战。因此，美国仅靠传统的霸权手段越来越难以支撑其更大、更广的霸权目标。这促使它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新的霸权方式，那就是制度霸权。

制度霸权指霸权国依靠占优势的实力地位制定和维持由自己主导的或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机制，通过国际机制建立和巩固霸权，或当霸权衰落时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来挽救霸权或为霸权辩护。制度霸权与传统的权势霸权区别在于：后者主要依靠霸权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来维持霸权体系和霸权秩序，核心是强制性治理；前者则主要依靠国际机制来维持霸权体系和霸权秩序。所谓国际机制，指的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汇聚着行为体愿望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是“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当然，完全的权势霸权或制度霸权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两者在许多时候是相辅相成的，制度凭借权势加以建立，权势也可以凭借制度得以加强。不过，霸权偏重权势还是偏重制度则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早在二战临近结束之时，美国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填补英国霸权崩溃造成的真空，建构自己的霸权体系。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GATr，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机制；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驻军欧亚，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军事战略网。这些国际机制相互影响，共同协作，构成了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有力工具，约瑟夫・奈认为国际机制是“软权力”的重要成分；而苏珊・斯特兰奇则将其概括为“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

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制度霸权的倚重呈日益增强趋势，其战略考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在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相互依赖日趋加深的条件下，任何一国仅凭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单独应对各种超越国界的全球问题，以支配全球为目标的美国霸权战略当然不例外。第二，推行制度霸权可以降低霸权成本并获取更多权力。现存的国际机制大多是由美国主导或按照美国意愿建立的，较多地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制度霸权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它使得美国能够引诱或强迫其他国家遵守其设定的一系列“游戏规则”，从而达到控制和剥削他国的目的。美国还力图通过操纵国际机制筹组由自己领导的国际联盟，在这个联盟的框架内借助盟友之力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从而降低维护霸权的成本。第三，通过现存国际机制改变其他国家“搭便车”的方法，建立起一种“仁慈霸权”，用一套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则使对手自愿就范。第四，制度霸权还符合美国的文化及政治传统。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怀有“美国至上论”和“美国例外论”的民族优越感以及“天定命运”的“普世主义”使命感，按照其意愿改造世界的欲望向来非常强烈。这充分表现在其冷战后时代推行的对外战略中，如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与机制。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机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深，美国制度霸权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国际经济机制的控制和利用。在目前以WTO、IMF和WB为核心的投资、贸易和金融三位一体的国际经济机制中，本文集中讨论国际金融机制及其组织载体IMF，通过IMF与美国霸权互动的视角，探讨美国制度霸权如何从经济领域辐射到政治领域。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特殊影响：美国把IMF纳入制度霸权战略的动因

掌管国际金融体系的IMF是三大国际经济机制之一，它从建立到运作过程，一直受到美国的主导，是美国制度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12月温哥华亚太经合组织高层首脑会议上就曾意味深长地说：“在全球范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起作用的中心地位是不能改变的。”正如约翰・拉格所言，IMF得以建立，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美国的实力与意志。1944年7月，正是在美国的新汉普什尔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产生了成立IMF的构想。二战接近尾声时，同盟国的主要国家考虑了多种不同的方案，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最终美国方案胜出，IMF应运而生。而自IMF建立以来，无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之下，美国一直在IMF的运作和决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对IMF主导权的重视和坚持，根本动因在于：IMF所掌管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国际政治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

从广义上讲，国际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几乎包括了整个国际金融领域；但从狭义上讲，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指国际间的货币安排，所以也叫国际货币体系，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为满足国际间各类贸易的需要，各国政府根据共同的准则或达成的共同协议，对于支配各国货币关系、世界货币职能的原则、惯例、协调和组织形式的安排”。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是一种结构，并将金融结构定义为“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总和”。究其实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保证全球资本稳定有效流动，支撑世界经济繁荣高效增长，同时维护全球化所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和经济政治结构的稳定。

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有赖于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全球整体经济政治的巨变，国际金融体系主要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国际金融体系的变迁，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历程显示出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影响。对此，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三大流派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阐释。

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各种政治差异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国际体系需要关心维持着一个体系的某国或国际集团强有力的领导，具体的机制在政治上很少是中立的。每一个国际货币体制都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秩序，国际金融与霸权国家对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事务施加的影响密切相关。霸权国家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又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霸权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世界金融联系的基础，霸权国家透过国际货币体系对其他国家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金融的主要职能是把积累的资本转移到边际收益率最高的地方。国际资本流动是世界经济中的强大动力，资本从已经过剩的地区转移到具有较大生产潜力的地区去，是世界体系扩大和充满生机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世界上相互竞争的国家当中，国际金融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它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且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来源。由于借贷双方权力的不平衡，原先仅仅商业上的安排，现在变得政治化了。由此，对外投资与国际金融活动常常引发政治冲突。

新者认为，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在国际金融流通中，发达国家资本的大规模输出以及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性不仅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占有和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而且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引发国家信誉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达国家通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而使其垄断地位得到空前加强。这种垄断地位造成了国际经济合作的不对称依附和政治上的主从关系。一方面，股东和债权人呼吁本国政府干预他国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债务国政府把重点放在社会优先目标的能力受到了负面影响。

可见，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领域，还蔓延到政治领域，不断冲击并调整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此过程中，美国为了实现霸权战略必然重视透过一定的机制操纵国际金融体系，借助其经济职能发挥并维持本国的政治优势，IMF就是其中重要的组织机制。

三、美国在IMF中的制度霸权：正式权力与隐性权力

二战后，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建立并主导IMF，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这种霸权地位进一步维护和保障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战后初期，美国凭IMF和马歇尔计划，实施了杜鲁门主义，复兴了欧洲并组织北约同苏联进行冷战，进行朝鲜战争，支付巨额军费。这一切使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美国也成为了世界的中央银行，同时将美国推向了世界霸权的顶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牙买加体系取而代之后，美国继续通过霸权合作的模式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石油美元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石油输出国的大部分盈余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进了美国财政部的账户，这样美国可以利用沙特等盟友的石油美元改善其国际地位，进而以石油美元和日欧的贸易盈余作为军费发动海湾战争，借惩罚伊拉克之名控制了中东石油，把前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排挤殆尽，取得了中东和谈的主导权。随着IMF职能的调整，美国透过其发挥政治影响的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由直接干预转向通过国际机制渗透来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改造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全球霸权新秩序。在俄罗斯东欧转轨，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中，美国通过IMF实施的这一战略性转变都清晰可见。

第6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作用机理

一、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总体概述

最早对“金融发展”这一概念作出定义的是Goldsmith

（1969），他认为金融发展其实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Goldsmith（1969） 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中最早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量化指标，FIR=（M2+银行贷款+债券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保费）/GDP。 另一个指标是McKinnon（1973）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的数量指标M2/GDP，有的学者简称它为“麦氏指标”或“经济货币化指标”，它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深度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如图所示就两个指标而言我国的金融市场的规模是不断增长的。

图1：1999年-2013年我国FIR和M2/GDP走势

从我国实际宏观数据来看，货币资产总量（M2）由1990年的119897.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106524亿元，增长了10倍，M2占GDP的比重由133.7%上升到194.52%。截止2012年底，我国黄金储备达到3389万盎司，外汇储备33115.89亿美元，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167.48%、1900%。社会融资规模由2002年的20112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73168亿元，增长将近9倍。从证券市场基本情况来看，截止2013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A、B）已达到2489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数达到106家，境外上市公司达到182家。股票市价总值239077.19亿元，较2010年增长5倍。国债发行总额15544.01亿元，增长4倍，企业债券发行额到2012年底达到37366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82886.95亿元，较2002年增长13倍。

国际贸易方面，到2009 年中国的外贸度额就已达到 2.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其中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2096亿美元，在世界出口额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不足1%增长至2013年的11.8%，到2009年我国在世界贸易的位次上升为第1位。中国连续保持着出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二，中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定。

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额情况

二、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是否有影响，国内外学者也通过相应的实证方法得出一国良好的金融发展有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主流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资源禀赋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相关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是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方式和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所以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技术等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数。

Rajan and Zingale（1999）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相关学者用AK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从资本的储蓄和投资关系出发，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提高了储蓄率与储蓄向投资转化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又扩大生产使产出增加；同时投资资本的供给增加，使得成本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和风险分散，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而促进贸易的增长。另外，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向技术创新环节投入，促进内生技术进步，对技术进步的金融支持越强，从技术外溢中获得效果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强，进而影响一国与他国的技术差异，该国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间接影响对外贸易产业升级而改善贸易结构。

Baldwin（1989）以风险管理的角度，从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两方面着手，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都有利于对外贸易中的不确定风险的管理。国际贸易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风险比如：信用风险、汇兑风险、价格风险、商业风险、运输风险、政治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构成了进行国际贸易的障碍。金融发展能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通过相关国际贸易融资工具（打包贷款、出口信用证押汇和出口托收押汇、福费廷、保理等）、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规避、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便利交易。

Kletzer&Bardhan （1987）、Baldwin （1989）、Rajan&Zingales

（1998）、Levine （2000）、Beck（2002） 、Manova （2005）等研究了一国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Jinjarak（2004）、 Joshua Aizenman （1991）、Jeremy I. Bulow （2002）、Tomz（2004） 也认为一国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形成良好的融资成本机制，一国（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本国经营者获得完整的市场信息的成本降低，同时能为企业提供更多A外部融资渠道，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融资成本也更低，由此形成比较优势，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汇率制度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贬值则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货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同时，资本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两国资本的相对价格的长期趋势没有影响，但本币汇率的升值提高了国内的工资利率比，改变了国内的相对资源禀赋，进而影响贸易商品结构。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资本、技术、风险管理、相关金融机制等各个方面影响一国的禀赋、比较优势、进出口商品结构从而作用到国际贸易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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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4月25日，奥朗德先生展开他当选法国总统后的首次中国之行。在两国可能推进的合作中，“人民币离岸中心”再被提及。

金融危机以来，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纽约、新加坡等金融重镇都加入到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争夺中。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双边贸易也越来越频繁。之前中国跨境贸易的结算主要用美元，从2010年起，中国开始试点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很长，却已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中国正逐步使人民币成为美元竞争的对手。”

货币是一个经济体的血液，货币体系左右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国家利益因此高度金融化。

由于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现行世界体系的基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震荡非同一般。

危机何时走出尚不得知，但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正成为国际热点话题。

5月11日，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结束，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等在内的各成员国一致同意推进金融改革，建立机制解决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国家利益金融化

事实证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代表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依旧不明朗。

不妨先来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从地缘角度，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然而，从金融方面看，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这个问题更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分析说，对外贸易中，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亚洲国家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汇率稳定与否，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挑战。

由美元和欧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已影响了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有学者甚至提出“币缘政治”的概念：“币缘”是各国围绕全球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影响甚至左右着金融化时代国际体系的运行。“币缘政治”是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撬动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

无论“币缘政治”这个概念是否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在对外经济交易中，因涉及汇率，亚洲国家确实是时时谨慎地处理着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指责。”李扬在其论文中曾写道。

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应缘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成为一种信用货币。“货币本位从黄金本位到纸币本位后，金融国际化随之加快。”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记者说。

金融力量已深刻影响全球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说，通过货币的贬值和升值，金融已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打击其他国家或地区并壮大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看来，金融竞争的最终焦点是货币，而货币本位是未来金融领域竞争的制高点。

美元霸权与“美元圈”战略

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急需一种权力来撑开他金融帝国的穹顶，这就是控制世界货币本位的权力。拥有它，美国才能控制世界货币体系，最后推动世界体系的运行。

二战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48%左右，贸易量约是全球的三分之一。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增加，美国最终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实力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

从此，美国向世界提供超量美元、各种债券以及足以淹没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攫取了制造业国家和资源类国家的巨额财富，建立了由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反常规的新型世界秩序体系。

维护美元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成了美国的核心战略之一。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就是为了强力维护美元在石油贸易领域的结算货币地位，然后通过石油向全球输出美元，收取美元铸币税。

近年来，美国又通过支持本国跨国公司，深化全球化产业链，强化“美元圈”。

“美元圈”是对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象描述。在这个网络中，跨国公司把产业链顶端环节保留在中心，其他环节则如湖面的涟漪层层外推，从大规模的一级供应商一直到中小规模的底层供应商。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承担加工组装的角色，并用美元从一级供应商那里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发达经济体）时又以美元结算。

美国则处于美元体系的高端，一方面它消费着中国制造的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还需要中国提供大量的净储蓄——即流入美国购买各种金融产品的贸易盈余。环太平洋地区逐渐形成了由“消费国家-制造国家-资源国家”构成的“美元圈”。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面临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振的三重压力，环太平洋地区成为其维持贸易金融收益的重要战略区域。

2010年初，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启动。随后，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开始谈判。东亚地区加快区域经济和货币整合，这无疑对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元圈”构成了威胁。

2012年，美国开始将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亚太地区，并宣布这将是其今后 10 年外交方略的重要使命之一。

“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金融地位提升。金融全球化的结构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开始向亚太、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美国希望以TPP为样板重构亚太贸易版图。”宗良表示，在美国财政政策趋于紧缩、宽松货币政策接近极限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成为为数不多的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政策工具。

翻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渐涨

“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85%以上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美元、欧元、人民币将成为三大外汇储备货币，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等也会进来凑热闹，这已不是无稽之谈。”2011年底，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道。

国际货币制度从金银复本位制到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再到美元本位制，是大国博弈引致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结果。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在于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最明显表现就是不受约束的美元霸权及其垄断地位。

目前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及石油输出国等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这给拥有巨大经常项目盈余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带来巨大风险。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多数国家喘息未定之际，欧洲最先发出了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开始了对危机本身的反思。

欧洲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应来个大翻新，以改变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延续至今的体系，确切地说就是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欧洲债务危机及其国际救助活动，正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变革的关键力量。

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动摇，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新旧体系转变进入矛盾与摩擦更为尖锐复杂的阶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世界货币体系需要改革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创立超的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内，则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最可能是“三分天下”：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

自2008年底以来，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此外，人民币已在许多国家可自由进行计价和结算。同时，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债权国，中国开始寻求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美元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

中国还提速扩张与国外企业的贸易，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需求增长迅猛。而处于“美元圈”核心区的中国，国际贸易结算仍主要以美元为主，中国不仅面临着汇兑损失风险，在一些稀缺资源和能源的获取上也受制于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然会加速谋求人民币国际化。今年4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达成货币直接交易协议。此前，中国还分别与阿联酋、巴西二大资源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与资源贸易领域开始纵深。

根据央行数据，2012年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2.94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的2.08万亿元增长了41.3%。

如果中国开始大量使用本币结算跨境贸易，美元的地位将大大动摇。

金融表象下的核心利益

各国之间金融的博弈是否会主导未来国际政治的方向？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国际政治金融化主导的各国关系只是一个现象，金融只是一种手段，一国发展仍以实体经济为核心。

宗良表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各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是国家之间利益的核心体现。表面上看是货币的利益，实际上是相关的重要经济利益的体现。”

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通过货币利益来表达，一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受金融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后，新旧金融货币体系激烈博弈的原因。在亚洲国家看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室主任陈道富提醒说，一国的金融发展应与该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超越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没有跨境金融能力的国际化，都会引发金融危机。”

“推动金融全球化是不妥的，金融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和导火索。”连平表示，发生在美国的危机证明，金融化是国家力量所在，也是灾难所在。

制造业是美国立国的根基，在二战后的巅峰时期，美国制造业占到世界份额的 40%。当时的美国金融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本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的经济部门。

而到现在，与生产流通有关的金融交易量不足 1%。从 1995 年到 2007 年，金融利润在美国企业总利润的占比中膨胀了 300%。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2009年的报告中称：过去 10 年来，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

2007年，美国信贷违约保险（即对抵押贷款的破产给予保险）领域的承保金额达到45万亿美元，比美国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量 21.9 万亿美元高出一倍。在这种保险制度下，金融机构为了更多分红，竞相购买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产品。

第8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SDR IMF

一、SDR的解释

特别提款权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储备货币，像美元、黄金一样，可以作为一国的外汇储备，是补充储备货币的一种工具。是IMF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之为“特别提款权”。

二、人民币加入SDR的进程

基金组织规定对SDR货币篮子的审查，每五年进行一次。中国政府在2010年时曾努力加入到SDR货币篮子中。然而当时人民币虽然已经能够满足IMF所规定的“出口标准”的条件，但是不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所以未被接受。

2015年人民币又一次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在复审到来之际，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完善与改进，针对人民币加入SDR做了进一步充分的努力，在技术和操作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在这短短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国际贸易额居于世界首位。

经过五年的努力和等待，经IMF执董会一系列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投票之后，人民币终于迎来了入篮时刻。IMF于2015年12月1日宣布，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将正式纳入到SDR（特别提款权）篮子中。

三、人民币入篮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影响

（一）提升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对外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人民币的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人民币在对外贸易、投资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领域的作用不言而喻，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支持。所以人民币加入SDR后，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将得到显著提高。

（二）人民币加入SDR增加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不论是金融危机时还是现在，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一些不稳定性因素，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持续增加，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加之近来的美联储加息，都波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走势。日本也不甘落后，为了提升本国出口竞争力，主动操纵日元持续贬值，日本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欧洲经济体同样存在诸多波动因素，比如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不久之前的英国脱欧事件，都加剧了欧元的不稳定性。而中国一直以来采用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币值和汇率保持相对的稳定，因此可以成为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力量，能够维持世界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稳定性。

（三）人民币加入SDR有利于国际货币格局的均衡发展

虽然特里芬难题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但是它所带来的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削弱。人民币加入SDR，有利于建立起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也能够弥补全球货币流动性不足，提高各成员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SDR货币篮子，包含的都是发达国家的货币，使得世界经济格局有美欧等发达国家垄断，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区域，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公平与不稳定性。然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强度，它是对现在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有力补充和完善。从而能够调整国际货币结构，改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促进世界货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和有序的方向发展，使特e提款权能够更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四、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国内经济的有利影响

1.人民币纳入SDR，将会带来一定量的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具有货币发行权的当局，通过货币发行而取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就有权发行和规范一种世界货币，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取得国际铸币税收益。人民币未加入SDR之前，所取得的铸币税也只是取之于国内，用之于国内。但加入SDR后，中国就能从国际上取得一笔可观铸币税收入，而且这笔收入是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代价的。

2.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基金组织的执董会同意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这能够使中国更快的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之中。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名望，这也意味着基金组织这一国际货币系统中的主要国际组织对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高度认可。从而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改变以前所处的被动状态。

3.人民币加入SDR，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后，使得人民币真正成为了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将来会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中的使用，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助于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4.人民币加入SDR后，降低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外贸企业和对外投资公司持有许多的外币债权债务，国际汇率的变动使得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着一定的汇率风险，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一定影响。而当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为国际贸易提供有效的支付手段，人民币可以直接参与对外贸易结算，从而减少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减少因外币使用造成的损失，规避外汇汇率的波动给跨国公司的资产价值带来的风险。外贸企业所面临汇率风险的降低，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改善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的运行效率。

（二）人民币加入SDR后，面临的不利影响

1.人民币加入SDR以后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人民币加入SDR以后，资本跨境流动变得更加自由和频繁，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加密切，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就会迅速波及全球，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动荡，将使得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更加易于波动。2016年以来世界经济波动不断，今年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等事件在给欧元区及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波动，比如人民币近来的持续贬值。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要承担更多的国际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我国货币当局将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维稳难度进一步加大。

2.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宏观调控将面临挑战。随着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变革都将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加直接。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央行对国际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势必会削弱央行对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削弱国家调控物价和GDP等经济指标的能力。使得宏观经济的影响因素变得复杂多样，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此外，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很快，一旦本外爬差收益加大或者升值贬值预期强烈，这种不平衡会被迅速放大，这对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3.我国金融政策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约束。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作为一种世界货币，人民币的变动不再是我国一国之事而是涉及各国的利益，因此人民币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并且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利率的变动以及币值的变化等都将面临更多的“市场化责任”。虽然人民币已经加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但是IMF对人民币的监测和评估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对我国金融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约束。其次，SDR的潜在求偿权受到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关注，因此IMF对人民币的风险对冲工具、流动性、基准利率等各个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

五、结语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同时人民币入货币篮子，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了解人民币加人SDR的优势和缺点，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现实影响，并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更好的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总之，我们要对人民币入篮带来的利弊影响有深入的认识，抓住机遇，积极面对挑战。

参考文献

[1]赵冉冉.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动机及路径[J].国际金融研究.2013.

[2]刘影.人民币加入SDR问题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4.

第9篇：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范文

（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伴随着金融改革持续深化，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IPO融资规模达到1656.6亿美元，同比增长105.1%。

（二）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体制保障

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金融机构上市步伐不断加快，金融监管体制不断改善，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促使我国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和一个比较发达的金融体系，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软环境。

（三）人民币汇率稳定及良好的国际清偿能力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开始了稳步升值道路。2011年一季度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近3.05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保证了良好的国际清偿能力，同时也是国家信誉的象征。

（四）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中央银行市场化调节能力不断加强，稳健的货币政策确保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抵御和防范金融风险冲击方面历练了能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显得相对滞后，限制了整体融资功能和资本市场的深入发展，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一段时间内的审慎稳健行进特征。

（五）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稳步推进

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始终遵循循序渐进式推进的原则，在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自由兑换上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当一国资本账户下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后，很容易引起大量资本流入导致国内经济失衡，对本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期（2010-2020年）

在这一阶段，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各种要素条件仍处于积极培育阶段，尤其是资本项目仍处在管制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进程仍呈现小碎步缓慢前行特征。2020年末，我国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占比将上升至10%左右，人民币将成为各国政府外汇储备资产一篮子货币中的一员。从国际上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资本项目管制放松的现实进程来看，还需约1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发展期（2021-2030）

随着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各种要素条件的完善，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2020年左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大幅加快。预计至2030年左右，人民币将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货币，我国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占比将上升至30%，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攀升至5%。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成熟期（2031-2050年）

2031—2050年，我国综合国力将继续大幅提升，人民币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程度逐步提升，欧元甚至美元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届时，预计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占比上升至50%，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稳步攀升至20%。

三、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持的主要原则

（一）适应性原则

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与整体经济实力、金融体系发达程度等相适应相匹配。

（二）主动性原则

强调市场自发演进和政府引导推动的有机结合，在尊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出台适当的政策措施及制度安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渐次性原则

分步骤、分阶段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1] 潘理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J].华东经济管理，2000（8）.

[2] 虞群娥.论区域货币一体化与人民币国际化[J].浙江社会科学，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