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艺术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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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人类的艺术审美实践是一种超功利性的精神,在一定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审美需求就得以产生。马斯洛理论将人的基本需求分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此之外还有两种需求: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这两种需求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由此可见,审美需求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所谓审美,就是感受和领悟客观事物与现象本质所呈现的美。它是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与客观事物或现象所历史地发生和建构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性关系,并且审美以其独特的自由性,而专注于物质对象的生动可感的表现性形式,是符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心理实践活动。审美的本质即自由。艺术是人们认识与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在于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并创造生活。艺术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高级、特殊的形态,是人与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2]人们在对艺术美的感受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永恒魅力,促使人的大脑发挥无尽的想像能力,引起人对美的感知,用来完善、补充、丰富甚至改变对象在心目中的性质,重新创造出新的完美意象形成审美共鸣。艺术审美实践是以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实践活动,审美活动主要体现在对艺术品欣赏所持有的态度的认知上,这种认知态度可以分分功利态度和实用态度,在社会发展初期这两种认知审美关系是可以分割的,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人们不直接以功利和实用态度对待客体对象时,才出现了比较成熟、纯粹的审美关系。各种艺术作品呈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艺术审美心理需求,当它以具有美的品格,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视线时,才会以审美价值来实现以审美功能为前提的各项社会功能。由于特定的语境,两型社会文化构建体系内的艺术审美实践除具有以上内涵特征以外,它还肩负有传播、宣传两型文化思想理念的责任,在构建两型社会文化体系的环境下,艺术审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一种通过艺术欣赏来感染群众、传播两型社会价值理念的活动。

二、两型社会文化构建与艺术审美实践的关系

艺术审美实践是两型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习惯”。由此可见,艺术从来就是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审美实践则是艺术社会化最直接的行为与表现。(一)艺术审美实践活动的发展可促进两型社会文化体系的构建人类的审美心理结构分为审美显意识、审美潜意识、审美无意识,这几个层面的结构共同作用,形成了人类的审美经验。艺术审美实践也就是人的审美心理的外在表现活动,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有机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发展将带动整个文化结构体系的发展。艺术审美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对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它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意象和意境来掌握创作中的某种情感和观念。艺术审美活动是一种双向性的自由心理实践,艺术家与受众双向互动的建立,在关系建立中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心理、意志和智慧得到完美体现,观众的主体审美精神在艺术活动中也得到充分的张扬。艺术审美实践活动通过“创作——作品——欣赏”这样一个过程,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与精神面貌,从而最终对社会生活发生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一般来说,艺术审美实践活动具有认知、教育和娱乐三大功能,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审美获得关于社会、自然的信息与知识。正如孔子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可以观”即具有认识社会的作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具有认识自然的作用。通过艺术来对人生、社会与历史来进行体悟,往往更加鲜明与深刻,且通过艺术来认知自然,人们更加喜闻乐见,印象也更加生动。可以说,艺术审美实践可以发挥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人们还可以潜移默化地通过艺术审美实践,使自己个人的理想、感情、追求发生变化,好的艺术作品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与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启迪思想,甚至找到榜样,修正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审美实践对于人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能将两型社会的文化思想内涵灌输到艺术创作中,并将该艺术作品广而展之,人们就能够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切身感受到两型社会的精神内涵,并且产生共鸣,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从而促进与完善两型社会文化体系的构建。(二)两型社会文化的构建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审美实践的发展艺术审美实践的发展,因其具有的浓郁的精神性特质,需要个人创意、技术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而两型社会文化恰好能够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正如前文所说,两型社会文化主张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我们以往的艺术审美环境,往往脱离了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这种生存条件的可持续性,沉醉在一种没有远见的视觉盛宴之中。以产品包装为例,每到过年过节,许多人家里都会堆满各种各样的礼品,如果把礼品包装全部拆掉以后,会发现产生的垃圾量真是非常惊人,里面有为了防腐防潮做的包装,更多的是为了美观而制作的包装,这些塑料、纸张、泡沫在商业的扭曲下仅仅是为了一场奢侈的表演,而实质上是体现了一种空乏的内涵。而在两型社会的文化构建中,我们应该摈弃这种不利于环保的艺术与过度的包装,而应更加考量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与人性的回归。城市景观设计应是两型社会文化最直观也是最宏大的表现,人们对城市景观设计的审美感受直接体现了两型社会理念的物化情况。既然我们说两型社会的文化体系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那么对于城市景观设计而言,其根本的目的应该就是提供给人们一种自然生态感强且富于人性化的环境。在景观设计中,以往的设计理念往往过于借助绘画的范畴来评估其水准,片面强调“如画”的美学效果,片面强调视觉审美,强调视觉审美的霸权,而偏离对景观的全面理解,这是对自然、对生态的粗暴践踏。[3]在两型社会的文化理念下,城市景观中的自然环境应被体验为“环境”而非景色,即审美主体与客体不应是隔绝式的,而是身处其中式的。只有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两者才能有更好的互动,人与自然才能够和谐共生,进而实行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

三、两型社会文化构建与艺术审美实践的双赢

第2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第3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关键词： 艺术文化文化产业生产力社会产能社会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J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社会产能与再生产能力的大小，既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状况的表现，也是消费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这是历史辩证法的一个基本通则。实践证明，日益蓬勃的大众文化消费所决定的艺术文化的社会生产力，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内容。这在整个中国社区建设城镇化与艺术生活化、生活审美化形影相随，视听艺术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的今天尤为显突显。特别是在党的十更加强调人本、民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景中，这实质上也是在新的高度、新的时代意义上,历史重提了艺术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历史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们知道，历史是现实的，真理是具体的。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特殊矛盾。目前，我们面临的新的现实是：在经济/技术/知识/信息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民众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适应于包括城市规划、城乡文化旅游、公共生活设计、以及创意产业等生产力解放需要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快城镇现代化建设步伐以应对国际竞争和未来挑战的不断对外开放，使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提高的现实需要与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长远利益间的关系问题；学习利用人类各民族先进文化与抵御霸权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垄断、颠覆间的关系问题；多种所有制形式下多种文化形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主旋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城乡人口素质与教育就业、资源开发与环保、倡廉与反腐等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矛盾，既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矿源，也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任务。在这种关系中，任何“壁上作品”或“城建文本”，都无可回避地构成了自己的一定的文化政治属性，从而任何作者，也都必然表现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感”。

应该说，我国艺术文化实践中的道德自觉和审美理想，实在是民族复兴的一种国际现实性。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其现实要求，就是看艺术创作、生产和艺术产业，能否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否反映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从而归根结底是能否围绕国计民生根本利益实现十最新提出的社会建设“六大目标”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来创造。也许不妨这样说，这不仅是贯穿人类历史“民贵”、“民主”精神传统的价值取向与主线，同时也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所自觉追求的价值标准和境界。

就此意义看，作为存在于国情中的普遍规律的切实体现，在象征社会与视觉文化时代，从物质消费到文化消费，进而从消费文化到消费社会，实现愿望与实效的真正统一，其现实的重要归结点之一就是：切实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力促增长方式转型。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继续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做好这一点，则更要探索、研究和不断汲取“艺术”在人类文化意义上所饱含的个性自由、能动创造的精神因子和普遍力量，全面不断地通过公民素质教育、社会文化传播、大众审美实践、以及城镇民众公共生活和家居环境的艺术化、美学化建设，在公益性与产业化的合理互动中，不仅促使其广泛地被整个社会所共享，同时也促使涵养其间的人的解放、人的创造精神的解放，从而在生产力能动要素的意义上，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意义上，不断促进生产力的根本解放。

就艺术对社会、对城镇化建设、对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作用而言，始终存在着的“理论探索”与“作品生产”相互作用的两个层面的实践支持。换言之，在“精神实践”层面，目前仍有几个没有成过去但却关乎未来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开掘：

发展生产力，首先离不开包括文学艺术自身内在的“工业”科学。这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相应于通常的物质的工业，“诸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这样一些抽象普遍形式”的运动，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这因为，“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而“人的第一个对象，即人，是自然界”。说到底，在文化生存和文化产业时代，人不仅是自己的直接对象和中介，同时更是目的。而艺术的产业化、生活化，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理想化的存在。

发展生产力，同时更离不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人本学”，抑或是当代文化生存意义上的新的“精神现象学”。亦如马克思所见，这不仅一般地指所有的“工业”科学的对象化存在“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同上书），同时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受到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形态的现实规定。

生产力的发展，其核心要素是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生产要素的核心。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和“景观社会”中，生产力的效能与效率，始终与掌握、运用和创造知识、创造文化、创造美的生活的人分不开。人从来是、今后将更加是生产力各要素中能动的、因而是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存在的人的活动，从来是、而且将来更加是既按照科学规律创造，同时也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同上书）。这是工学与人学、技术与艺术、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乃至人与自然、存在与意识的真正统一与同一。这点，在信息工程、环境工程、生命工程，尤其在当前蓬勃发展的网络经济、体验经济等“文化创意产业”所代表历史走向的“新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现实直观。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对自身需要、自身实现的满足和发展。正如现代城市建设以人为本、以民为贵那样，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以技术工具为目的，只能是以美的环境、美的社会、美的生活为目的。并且，这种要求不仅作为目标理想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最本质、最深刻、最现实的日常生活需要，艺术诉求与审美消费，正成为“后现代”再生产最强大、最持久的社会生产力。

那么在社会实践层面，应该说“艺术世界”各门类艺术以各自特有的、本质的、为其它不可替代的方式来支持生产力和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有直接和间接两大方面诸多角度诸多形式。如：以多姿多彩优美和谐的内容形式来陶冶丰富人们的身心生活，消除劳动的紧张和疲劳；又如：或以深刻而崇高的审美震撼力，或以委婉幽默的讽喻，或以正面的揭示和张扬，引导提升人们的认识，升华民众的情感，弘扬社会正气，激发生产创造干劲和学习热情；再如：大到城市规划建设小至器具细枝末节，以深入周到的人文情怀，通过对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使用方式、心理感受等美的设计营造，不断刺激社会消费再生产循环速率，为生产力发展不断提供新目标新方向新动力，等等。就其在社会建构与产能意义上讲，当中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首先，艺术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支持，本质上是通过对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存在的人的精神意识与情感的审美的作用来实现。故，在建立生产力的概念与艺术家精深发展自身业务能力之间，就一切艺术生产和文化创造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民生幸福指数这一最高原则看，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多多益善。

其次，艺术文化对社会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服务社会生成、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介入和作用，同时使得多种艺术形式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和力量。如城乡建筑、大众电影、公共雕塑、环境设计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文化产业化和再生产，等等。

最后，包括当下令人瞩目的的“双11”电商一天销售190多亿的业绩证明，现代设计艺术特别是作为在地位和影响上将作用于其他一切生产活动的网络产业方式的当代信息设计，已成为全球“注意力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要件，并因此使得艺术与设计通过“社会设计”切实做到了与社会剩余价值创造之间的跨越式联系。

综上我们有理由说，艺术在文化和产业化意义上的生产力，不仅是当代人类社会具有巨大社会产能的一种重大生产力，同时更是以人的精神诉求与文化消费为内驱力的中国“后现代”社会发展、文化生存等“社会再生产”趋势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3][法]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法]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程原.当代美术学的文化相位与社会建构[J].文艺研究，2003：（6）

[6][美]戴维・斯沃茨. 文化权利[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第4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本次展会展出展品共计160余件，展品主要是来自广东、云南和北京等地的高端极品翡翠及宁夏珠宝玉石收藏界的珠宝玉石珍品，是西北首届高端精品展。展会上价值1.2亿的玻璃种满绿观音雕件为此展会价值最高的展品，此雕件在西北地区首次亮相。

通过此次展会活动的举办，将有力地促进西北地区珠宝玉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更好地传播和普及珠宝知识，提高宁夏市民对珠宝玉石的浓厚兴趣和品鉴能力。

链 接

赌石――沿袭千年的翡翠交易方式

过去，翡翠赌石（原石）的买卖是珠宝界最神秘的一种交易，它的神秘就在这“赌”字上。 一般仅从外表，并不能一眼看出其“庐山”真面目。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也没有一种仪器能通过这层外壳很快判断出其内在是“宝玉”还是“败絮”。因此，不仅买卖风险很大，还很“刺激”，故称为“赌”。如果赌赢了，利润会很大，所以这种买卖从古到今历久不衰。

清至民国年间，珠宝行业有个行话叫“赌行”。所谓“赌行”，指的是珠宝玩家到珠宝行寻觅翡翠的一双慧眼。翡翠贸易尤其是原石贸易，成功倚仗着运气，就像赌博、彩票一样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第5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20世纪初期，法国野兽主义绘画和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出现，这两种绘画流派的艺术形象均极度夸张甚至趋于变形，色彩明暗对比强烈，笔触豪迈粗犷、潇洒不羁，标志着现代绘画的正式诞生。1907年，法国立体主义绘画兴起，以抽象的块面进行构图，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中画面的完整性，现代绘画由此进入独立的逻辑创作阶段。1909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启发之下，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尝试通过对线、形、色、光的重叠排列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感、速度感乃至光感和声音。同时期出现的德国青骑士社将表现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在造型设计上无限夸张、强烈扭曲、极度变形，在色彩运用上强弱突出、对比鲜明，在创作技巧上则采取富于哲理意蕴的抽象或半抽象手法，直接促成了抽象主义绘画的产生。抽象主义绘画不再强调形象的象征意义，而是主张使用点、线、面和色彩等基本的绘画语言来传达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和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达主义流派在瑞士形成，并迅速流行于欧洲各国。它完全否定了以往的艺术规范，采用彻底的虚无主义，将拼贴手法、偶然机遇等融合于美术创作之中，个体主观性色彩极强。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出现，它以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学说为艺术创作的核心理念，主张从梦境、潜意识和臆想中获取灵感，创造出完全摆脱现实束缚的超现实画面。二战后，现代绘画在美国获得进一步发展，分化出抽象表现主义，这种绘画风格集抽象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一体，彰显出极高程度的自由和个性，构图设计与色彩安排的独到性将现代绘画推向又一个高峰。

二、以抽象变形为构成原则的艺术设计

俄国画家康定斯基是德国青骑士社的重要代表，也是投身抽象主义艺术创作的领军人物。他指出，“点、线、面是造型艺术最基本的单位和语言，它具有符号和图形功能，可以表达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它具有抽象的形式、艺术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精神”。点是相对于所存在的空间而言面积和体积都非常小的空间占有实体，形状对它来说无关紧要，这就赋予了点以实质的抽象性。线既可以是任何物体的运动轨迹，也可是视为任何形态细长之物的简约存在，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简化性和普遍性，因而也是一种典型的抽象元素。面同样如此，任何一个二维空间，无论形状如何、尺寸如何，均可归为此类，相对于点和线而言，是更为直观的抽象存在。基于其自身的抽象特质，点、线、面的艺术性结合也是抽象的。在现代绘画中，艺术家不再囿于自然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是经过自身情感的加工与个性的灌注，通过剖析内力的运动变化，对事物的外在形态进行抽象变形，着力刻画物质的内在本质，而这种内力的运动变化则被艺术家们视为自然物质的生命活力。因此可以认为，现代绘画是通过点、线、面三种艺术元素的运动组合来表现形态的抽象变化，包括形态的节奏、韵律、方向和位置等，继而展示形态之下饱满的生命活力。例如蒙特里安的作品《树》，通过纵向与横向的线条来表现树木的生长规律与生命特性，位于中心位置的模糊可见的主干，则展示出树木生长运动的主要脉络。由此可见，以抽象变形为核心的构成原则所强调的是事物内部的气势、节奏和生命力这些共性的存在，而不再是外形这种个性因素。这就说明，尽管抽象变形之后，事物的原本形态在现代绘画中不复存在，但其本质的、共性的内涵却清晰可现。又如，在米罗的《绘画》中，观者可以发现其中的很多形象都是由单纯的点构成，并且这些点是富于思想、蕴含表情的，它们艺术性地连成线、结成面，令整个画面充满动态美、节奏感与灵活性，让观者产生无限联想。

三、以分解组合为形态要素的艺术设计

现代绘画以分解组合为形态要素的艺术设计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打散构成、立体解析和意义合成。打散构成是指，在现代绘画中，艺术家往往以局部为形态要素，把单一的自然形或其变形自由分解为部件，这些切断后的部件可以不再具有自然形，也可以不再具有原本的功能，随后，艺术家把这些部件作为绘画的构成要素，使用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来构成新的形象或画面。打散构成是一种自由的分解组合，具有同一性的部件经过重复组合，便可创造出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进而产生和谐统一的整体美感。例如，在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形，第323号》中，重复出现了众多大小各异、颜色不同的圆形色块，它们在暗夜之中静静流淌，相互重叠而又彼此分离，整个画面展示出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和运动感，还体现出强烈的和谐美和韵律美。立体解析是一种有规律的分解和组合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艺术家把单一的形体分解成为多个立体投影图，再通过诸多艺术手段，将这些投影图组合成为崭新的画面形态。这种分解模式能够让画面产生一种支离破碎的美感，并能营造出一种传统美术所不具备的多维空间感受。西方现代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就是立体解析的典型代表，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绘画完美融合，把所要描绘的对象分解为多个形态各异的部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视觉美感和空间概念。例如，在《拉提琴的人》中，毕加索为观者提供了多个观察角度，观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到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美国画家希勒继承和发展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他的《震教徒的农舍》在画面中同时呈现出正面和侧面效果，左侧似乎是蓝天，但上面点缀着三扇窗户，又像是农舍侧面的墙壁。整个画面呈现出复杂的几何式构造，构图严谨稳固，视觉效果丰富，既体现出极强的秩序性，又彰显出透视重叠的效果，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艺术色彩浓厚，令观者产生耳目一新之感。意义合成是指对多个形态进行分解，从中挑选出一部分意象进行组合与重构，对意象的意义进行叠加，继而扩大形象的内涵。不过，融为一体的意义相互之间并不能保证是完全肯定和包容的关系，它们往往与现实不符，是一种偶然的、随机的结合，呈现出超自然和超现实的特征。通过这种艺术设计方式所构画的图像能够带给观者强烈的内心冲击，让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感受到图像背后艺术家深刻的思想与充沛的情感。意义合成方法的运用主体是超现实主义画派。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强调远离或超越现实，潜入人的内心世界，其创作灵感大多来自人的潜意识及幻觉。他们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夸张、变形、分解、种族、错位、叠印、倒置等艺术手段，将一些毫不相干的形象拼凑在一起，塑造出近乎荒诞的心理幻境，借此表现人类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例如，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画面中三块停止行走的时钟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形态，它们像柔软的面饼一样，一个软绵绵地挂在树枝上，一个呈九十度直角耷拉在像是长着婴儿脸的怪里怪气的生物上，还有一个搭在生物旁边的平台边沿上，仿佛就要融化一般。在空洞荒凉的海湾背景之下，三个超越现实的时钟向观者呈现出一个时间已经绝对停止的绝对安静的世界。在这幅图画中，各个形象细节精准，除却三个钟表以外呈现出高度的写实性，但整个画面在视觉上却带给观者一种荒诞怪异、不合逻辑、同时又似梦似幻的感受。

四、结语

第6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关键词】武汉江汉路；城市公共艺术；文化社会心理；分析

城市公共艺术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对于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城市公共艺术进行深入的剖析，将公共艺术运用到城市的建设发展中，促进现代化人文城市的建设。

一、城市公共艺术和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的任务之一是运用移情的方法让受影响群体产生亲社会的行为，这些既包含了公共艺术范围的内容也含有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内容。江汉路位于汉口江滩上，长约1.6公里，宽约10至25米，是武汉一条百年老街。现在的江汉路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聚集地，是老江汉路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的地方，在这里，公共艺术将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前所未有的和谐相融的局面。对江汉路进行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研究，有助于创建更多更符合武汉的故乡情怀，同时对公共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公共艺术建立的江汉路市民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觉

（一）自我认同是维持互动的内在支持。自我认同是个体认同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某个地位、某个文化中的过程，为了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人需要得到相应的群体认同，而成为某一群体的一员可以给个体带来相应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部分，它把个体所属的文化和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相应的归属感，艺术认同是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在江汉路建立公共艺术是为了加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个体的归属感，公共艺术的特点之一是参与性，这一特点符合认同感的概念，认同感是联系人格和社会以及文化的桥梁。公共艺术也受地域特点的影响，好的公共艺术作品有几个必要的条件：独特的构思、鲜活的地域特点、独一无二的艺术性。地域特点是指作品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能表现一个区域、一方人民、一座城市的历史。

（二）老市民的生活片段与公共艺术产生的文化自觉。江汉路的步行街上有着许多耳熟能详的公共艺术，其都是按照真人的比例打造，来源于老汉口的群众，其中热干面是武汉代表性的美食，反映了武汉人的生活饮食，挑水则反映了武汉在缺水时期，每家每户都要凭水牌才能挑水用的历史，纳凉则表现了在过去没有空调的年代，武汉人都把竹床挪到马路上，形成的就是竹床阵，是武汉独特的夏季纳凉方式。这些都是能反映汉口文化的生活片段，这些取材都能表现群众的本地情节，建立具有历史感、代表性的公共艺术，使市民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武汉人对城市的认同，通常源自对城市外表的考虑，结合自己的主观意识、文化环境等方面得到综合认识，这种认识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江汉路也通过这些公共艺术和道路上的建筑物、江滩等事物结合起来，形成了武汉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公共艺术在打造江汉路的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让武汉的市民得到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使每个个体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三、江汉路公共艺术的社会情感分析

目前江汉路的公共艺术的建立，不单是经济推动的作用，同时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也是群众的社会情感的体现。市民在江汉路的公共艺术中游览，这些公共艺术是对武汉人的生活的赞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些公共艺术与群众内心的文化认同、心理需求和认同感等相互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共艺术的设计者和市民的个体情感互相交错，从而使人们在观赏公共艺术的时候，出于本身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会产生欢喜、愉悦的情感。这些情感是武汉人这一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情感互相交融，产生了印象深刻、直达内心的体验和感受。这些感受和体验不断叠加，促使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促进武汉地理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武汉通过保障生态文明发展的方式有助于武汉在中部城市中的崛起，这一系列的体验在社会群体中不断传开，使社会群体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这些积极向上的情感指引武汉人建立正确的文化、情感和生活态度，对武汉的发展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公共艺术在建设人文城市、打造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魅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促进城市的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公共艺术还会使受影响的个体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产生对城市的热爱，涌现强烈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提高民众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热爱和骄傲，有助于现代化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媛媛.武汉江汉路城市公共艺术的文化社会心理分析[J].中国包装,2015,(1):60-62.

[2]向春芳.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方案[J].神州（下旬刊）,2013,(7):237.

[3]郭媛媛.论城市公共艺术的心理学特征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08.

第7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最后将“创意+文化”作为目标，重点建设创意文化公共服务平台，实施创造精品和推销学院产品及推销人才，完成整个“创意文化园”的流程和方案。

 

“斯坦福大学工业园的建立，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现代意义的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开端。波士顿的‘Route128’依托哈佛、麻省理工等大学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领，成为美国科技和工业创新的中心。麻省理工大学在这方面也相当突出，每年有大约150家与麻省理工大学有关的新公司成立，其中至少有10%的新公司是直接由该校的成果转化产生的;跃升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1]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有《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以“昆士兰模式”为例》，“昆士兰模式”即将人才、创意和企业在特定的空间内形成集聚发展的效应。2012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全球大学创意博览会”旨在促进高校创意成果的市场化转化。高校总部“创意云Cci”(Creation cloud idea )的诞生将带动更多的大学生、年轻人开发新的创意。国内艺术院校“创意文化园”就是基于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借鉴这种模式发展艺术教育的产学研办学思路。安徽艺术院校也在有效利用本校资源的基础上，建设了一些“创意文化园”取得一些经验，促进了高校科研水平的持续提升。

 

1 安徽高校“创意文化园”的建设条件和措施

 

1.1 资金和硬件设施

 

安徽高校的艺术专业都有一些教学旧楼剧场、展厅、实践中心、计算机中心、工作室、设计室等场所。可以整合作为创意园用房。例如，安徽师范大学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5653.68万元，教学用计算机8767台，多媒体教室座位数26824个、语音室座位数968个。如果高校之间加强合作，有些资金不足的高校就可以避免设备仪器的重复购买，也可避免因项目不饱和造成的设备仪器资源的浪费。资金、设备充足了可以使大学更直接地参与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其次，对于新的投入可以政府拨款、学院出资，企业赞助提供项目资金，设立创意园管理资金委员会，定期对创意园进行审核，监督计划项目，设立各类“基金”来推动项目执行;例如，“在英国艺术委员会的常规资助机构中，有90%以上的机构都有教育项目”。[2]为相关协议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对科技人员向企业转让专利成果给予奖励等。

 

1.2 师资及专业设置

 

安徽艺术院校办学多年，中等师资力量良好，教学及指导实践能力较强，但是顶尖学科与专业带头人仍然十分缺乏，目前正在改革科目设置不全、缺乏创新的旧科目，主要涉及新闻出版业、教育培训业、文化旅游业、信息服务业、动漫及其他设计服务业，新兴艺术品制造与交易产业、游戏、会展、艺术管理等专业严重不足。“创意文化园”的建设有利于学校聘请专家和科研人员担任兼职的教师，为教师团队注入新鲜血液，更为新专业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3 学生

 

“创意文化园”直击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市场缺乏的人才，给学生更多的平台，承接企业的真实项目或模拟项目进行教学和生产。例如，执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举办“艺术实践周”、“实践学分”的活动，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越强、专业水平也越高，也越能够被企业接收。

 

2 建设流程和实施方案

 

建设“创意文化园”按照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首先是艺术院校与文化产业市场的对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美术系将所有的专业方向重新进行组合，在原有的工作室基础上增加新的工作室，总共有绘画、室内设计、室外设计、展示设计、品牌设计、数字影视、游戏设计、演艺服装、布艺设计、名师工作室等20多个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室相互联系就扩大了学校原有的“创意文化园”，增强了与安徽的工艺美术企业合作的能力。创意文化园的发展将能够吸引相关企业、聚集科技力量，提供良好的交流与服务平台，培养文化产业需要的人才和创意产品。最后，将产品和人才推向市场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可以更快地把科技含量高、有附加值的产品推向市场，更快地将人才推向企业，使企业也更渴望创意产品和人才(如图1)。

 

2.1 交流与服务平台

 

(1)增加学术交流平台。图书馆建设电子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建设资源共享平台，信息与学术公开服务省内外，坚持长期打造一个学院专业展会、一个学院专业论坛、一个学院专业网络、一个创意展览馆，推动安徽创意文化走向全国。例如，安徽大学的师生艺术作品展示网、文典大讲堂、安青在线等，还有安徽师范大学的安徽省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慕课平台，新上线的《创业创新执行力》《创业管理实战》《从泥巴到国粹——陶瓷绘画示范》等网络课程，以及馆藏的275.2万册图书基本实现了数字化。

 

(2)重视学术交流。邀请国内外知名院校的专家、教授到安徽院校进行交流、讲学;举办学术节、科技文化节等活动。例如，“黄梅戏艺术表演和交流研讨会”聚合创意要素、传播创新文化，举办“创新创意文化节”“创意动漫节”等。

 

(3)与产业集团联合投资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这套平台上注入了很多公共资源。例如，可以创办进行动漫深加工的大工作室，学院艺术实践中心，可为创意文化园承接优秀的演出，音乐会、美展、策划等创意产业的一些活动。可以建立共享使用制度、措施，充分开放共享研发中心与研发平台，在不同高校之间、研究机构之间、企业之间，提供更便捷、高效的信息空间：

 

2.2 创意产品(1)扶持大学生原创作品。例如，原创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改变产品外观、更换产品包装，或是设计新的营销模式。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如2013年10月26日在合肥大剧院上演的话剧《青春派》，就是安徽大学戏剧系的学生原创编剧，与和昌地产(集团)合作完成的，该话剧以80后的生活及情感为创作素材，由该校学生主演，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2)打造精品。打造黄梅戏、徽文化、徽州茶道、徽菜的创意包装加工、健康保健品等。例如，极具安徽当地特色的黄梅戏曲教育，“再芬黄梅艺术实验班”等。

 

2.3 推销产品与人才

 

(1)定期举办或参加“校企联合会”、“创意博览会”，促进产学研转化，推动高校文化创意园的长远发展。

 

(2)“企业专场人才交流会”“创业项目投资推介会”活动，为企业和大学生搭建面对面沟通的平台。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求职机会和创业辅导、融资渠道的同时，满足企业和投资机构发现优秀人才，寻找创意项目的需求。例如，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与浙江横店影视基地艺术团、黄山国际大酒店、福建福祥艺术团、厦门金樽演艺公司等国内十几家大中型企业也与学院签订协议，实行订单式办学，扩大学生的就业实习基地。

 

3 制定“创意文化园”的发展目标

 

3.1 明确定位

 

安徽艺术院校“创意文化园”可以定位为：“以徽文化、巢文化的商品研发设计和企业品牌策划为主要突破口，以提高安徽企业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为己任，凸现创意、创新、创造的功能，把‘创意文化园’打造成一个创意公共服务平台和创意产业结构集聚的园区。”[3]例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安徽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桐城派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中心都定位明确，坚持就有成效。

 

3.2 创意园的集聚力量

 

各类创意企业陆续入驻，一类是学院对现有设施重新整合，对创意文化园进行设计和规划，使创意文化园成为享创造之乐、创意之美的一片园地。另一类是校外驻扎，依靠科技和创意能力对外招商，吸引产业集群。前一类较多，后一类发展力量薄弱。例如，安徽大学有合肥安大电子检测厂、安徽安大华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七八个校办产业，而关于文化创意的产业集聚较少。

 

3.3 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参与深度不够

 

急需将高科技、设计创意等融入文化产业，形成新型文化产品，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今后，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和研究方向，提高师资专业素质，提高科研综合水平，加强与科技学校交流，培养创新型人才，“科技+创新”是高校“创意文化园”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

 

3.4 管理模式

 

在高校文化艺术产学研发展过程中，存在校企关系不顺、师资老化、经营机制不灵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其核心和本质是运营机制与管理体制的问题。建立“创意文化园建设领导小组”，进行整体规划，在听取企业和院校的意见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小组进行认证，让行业专家融入创意文化园中，将创意发展等付诸实施。因此，从机制创新与管理规范的角度科学准确地实施高校创意文化园的方案，探索高校文化艺术发展的新模式。

 

4 结论

 

“创意文化园”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与发展、学习与创意的新环境，增加了学校与企业、科技院校交流的机会，是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创意文化产业和艺术院校实现共建平台、相互协作、合作共赢的目标。

 

安徽艺术院校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建立“创意文化园”，使学院具有强大的介入产业的技术和科研能力，具有制造、创造和营销文化产品的能力。今后要将“创意文化园”建设得更加完善，更具有集聚力，使安徽艺术教育名符其实地适应文化艺术产业大省的发展。安徽高校文化艺术教育的发展带动和促进安徽相关行业技术进步也是责无旁贷。

第8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我们适逢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面对转型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正是顺应时展的强烈呼唤。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实践活动,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文化建设,是文化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全过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应该是积极向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文学创作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荣八耻”标准,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批评各种不辨荣耻甚至以耻为荣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要求体现在文化阵地建设和城乡基层文化活动中。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社区文化机构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广大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阵地。对这些阵地要积极建设、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视文艺、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文化糟粕。

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积极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和消费，净化文化空气，创造良好氛围。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形成鼓励优秀作品、抵制腐朽文化的长效机制，创造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

第9篇：社会文化艺术范文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

对科学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实的科学并不是我们常识中所认识的科学。我们可以直观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学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实体。我们可以把某些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称为科学，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版物等等，但这只是科学的某种体现或它理论化形态，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只是某种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16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自然法则》，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