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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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80后 民族意识 民族观 引导调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高校80后大学生的民族意识

80后是一个在中国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他们的思想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都具有时代特点；这个时代又是中国民族关系稳定发展的时代，民族交往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在迅速增加，正确的民族观和理性的民族意识，对于这一代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观教育，尤其是要以民族院校牵头，加强高等教育中的民族理论的学习，提议应将相关民族理论的学科纳入高校公共课必修课中。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与汉族学生交往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民族”，不应刻意强调公民的民族意识，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民族关系不必要的紧张，尤其是在城市精英聚居的地方，这样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

那么民族观教育应该是以民族高校为例进一步加强还是将民族意识尽量引导为公民意识，尽量避免民族意识呢？到底哪种途径有利于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就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的民族观、处理民族矛盾的方式方法等做了对比，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调查为我国民族观教育的大方向提供一点小线索和依据。

对80后大学生民族意识的分析与认识

根据本次调查的目的，笔者选择了北京市三所民族构成、年级和专业分布具有不同特点的院校，其中包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第二外国语学院三所高校的80后在读本科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所研究生院校80后在读研究生作为适合样本。

调查对象民族意识的基本状况。一是被访者对民族基本常识回答的认知水平。―“您知道我国有多少个民族自治区？”的问题考察可以明显看出，被访者大多知道我国民族自治区的总数，但是在读硕士被访者能正确回答的比重高于本科生被访者，文科类学校被访者比理工类学校被访者更能正确地回答问题，而中央民族大学的被访者比其高校的被访者更能准确地回答出问题。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学校教育方向以及所学的专业和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您知道您所属民族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是多少吗？”的统计分析中发现，中央民族大学被访者比其他大学的被访者更能准确回答出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本民族的人口数量情况（中央民族大学被访者回答正确的占63.15%，其他高校的被访者回答正确的不高于40.8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院校被访者较非民族院校被访者会更多地关注本民族的发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汉族被访者（回答知道并且能正确写出汉族人数的比例占72%）更能准确回答出本民族的人口数，明显高于其他高校的汉族学生（平均不足50%），这主要是民族大学的汉族同学长期生活在多民族学校的大环境中，民族意识逐渐强化并开始关注本民族的发展；也和学校的民族教育有很大关系。

二是从被访者对民族文化生活的态度考察。―被问及“您喜欢您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吗？”民族地区65.91%的被访者“喜欢本民族的节日”，非民族地区的被访者只占43.47%。如果说出现上述数据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较多，少数民族一般都非常喜欢本民族节日。但是如果只考察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汉族对本民族节日的喜欢程度，我们会发现更大的数据差距，民族地区的93.33%汉族被访者“更喜欢本民族的传统节日”，而针对同一问题非民族地区的汉族被访者只占44.60%。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民族地区的汉族长期和少数民族杂居，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相对于非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我意识要稍强一些，其次，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族，或多或少的见过或者亲自经历过民族的各类节日，这会无意中强化他们对自己民族节日的关注；对于非民族地区的汉族而言，他们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是汉族，他们本身的民族自我意识就不是很强烈，更难谈及民族节日甚至是对民族节日的感情。

―被问及“您愿意让您的后代保持您的民族身份吗？”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教育背景的被访者，他们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特点。

第一，少数民族被访者更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73.21%的少数民族被访者更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汉族只有39.47%的被访者有此想法。原因应当比我们可见的更为复杂，无论如何，社会政策的平和以及利益的驱动显然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高考加分等。

第二，民族地区的被访者比非民族地区的被访者更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来自民族八省区84.05%的被访者选择“我一定让我的后代保持我的民族身份”，非民族地区只有42.07%的被访者这样认为。所以，民族地区的被访者比非民族地区的被访者更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保持原有民族身份，虽然就个体而言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肯定包含了少数民族有较强的民族自豪感这一因素，他们愿意一直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也与民族关系的融洽正相关，因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紧张时并不缺少隐瞒自己民族身份以求生存的实例。此外，民族地区被访者比非民族地区的被访者更能感受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关注和利益倾向（如对口支援或相关的优惠政策等），他们并不觉得由于自身是少数民族而有利益损失，所以更愿意让后代保持民族身份不变。

第三，民族地区的汉族被访者比非民族地区的汉族被访者更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保持本民族身份。57.89%民族八省区的汉族被访者选择“我一定让我的后代保持我的民族身份”，而非民族地区的汉族被访者只占37.80%。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为，不同民族身份感与民族之间的交往相关，在民族地区的汉族较之非民族地区的汉族有更强烈的身份意识。

第四，民族地区79.41%少数民族被访者和非民族地区64.44%少数民族被访者选择都选择“我一定让我的后代保持我的民族身份”。这从侧面也说明不管少数民族身在何方，他们的民族意识的趋向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了国家在实行有些民族政策时，确实也考虑到了散居民族的利益和发展，才使得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自豪。

第五，民族院校73.91%被访者更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保持原有民族身份，非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倾向于这一想法的只占46.93%，同时，从“不知道，还没有考虑过”这一选项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只有13.04%的被访者选择此项，而非民族院校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的高达32.31%，说明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对民族身份保持的问题更敏感更关注，而非民族院校的学生较少考虑民族身份等相关问题。

从以上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不同被访者，由于出生环境、知识结构、教育环境、专业选择等使不同被访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但是总体而言，民族院校的被访者比非民族院校的被访者的民族意识强；民族地区的被访者比非民族地区的被访者的民族意识强；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区的汉族被访者的民族意识比非民族院校或非民族地区的汉族被访者的民族意识强些。不管是自身生活的环境因素致使部分被访者的民族意识强还是由于民族教育的结果致使部分被访者的民族意识增强，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以及在处理有关民族矛盾和认识民族政策时，是不是会出现被访者的民族意识的强弱与被访者处理相关民族问题态度的负相关？下面就以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就民族交往和民族矛盾相关问题的回答做一统计。

调查对象民族交往态度。―对“您觉得民族身份影响您和他人的交往吗？”从选择答案“与本民族交往一样，不会有不同的态度”的比重中可知，各高校持该态度的比重基本持平，说明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并不会因为民族意识强而排斥其他民族；同时，民族意识稍强的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和其他高校被访者在回答“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时，回答比例基本持平，说明民族院校被访者也有部分被访者“无心”考虑这个问题。

―“您会以民族为界限来划分朋友吗？”对“以民族为界限划分朋友”的问题答案中，选择“我交朋友从来不考虑民族的因素”的被访者中，中央民族大学的被访者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高校，主要原因是还有另外一个选项“虽然会考虑到民族因素，但是我的朋友还是很多民族的”，中央民族大学本科被访者和硕士被访者比例分别是39.21%和 41.30%，由此可见，在中央民族大学不同民族学生交往没有排外倾向，虽然会考虑民族背景，但日常的交往场景为不同民族背景的学生常态交往创造了条件。其他高校被访者交朋友不考虑民族因素比例较高，这应当与具体学校学生的民族构成情况相关。

调查对象对民族矛盾的认识。―对“如果有媒体报道您的民族的负面消息，您的感觉是？”的调查结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出于民族情感，不同院校被访者选择“非常气愤”的数据基本持平（本科生被访者中平均25%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硕士研究生为22%），但是从回答“我会理性分析”的数据对比来看，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68%的被访者，硕士研究生73.98%）选择“理性分析”的被访者显著高于其他院校的被访者。这从侧面反映民族院校的被访者不会因为民族意识较强反倒非理性地看待一些民族矛盾。

―对“您是怎样认识民族矛盾的？”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91.42%民族理论专业的被访者倾向于选择“民族矛盾是发生在不同民族个体或群体间因权益或信仰，风俗不同造成的冲突和矛盾”，非民族理论专业68.42%被访者选择此项，同时，31.58%的非民族理论专业的被访者倾向于选择“民族矛盾是仅指不同民族个体或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发生的谩骂或者殴打事件”。显然，这与相关专业修养有直接联系。

―对“您觉得解决民族矛盾的途径排序是？”的调查结果。民族院校的被访者46.93%选择“加快发展民族经济排在首位”，对于这一选项，非民族院校的被访者平均不超过23%，而45%的非民族院校的被访者认为提高各民族的素质修养更关键。同时我们发现，硕士研究生比本科生更能正确看待解决民族矛盾的途径。如果更具体分析中央民族大学被访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我们发现，民族理论专业60%的被访者认为“加快发展民族经济排在首位”，非民族理论专业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的被访者只有39.47%。不难发现，正确的民族观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更合理认识并解决现实民族问题非常重要。

调查对象对民族政策的理解。与被访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族政策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即使不通过调查，也可以从常理中得知，由于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比重要远远高于非民族院校，而少数民族又是这一国家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所以势必会使民族院校更理解这一政策。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说明民族院校的比非民族院校在理解民族政策上更深刻，但是如果民族院校的汉族被访者理解度高于非民族院校的汉族被访者，那么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表1中的数据是在民族院校汉族被访者的比例（31.15%）要远远低于非民族院校汉族被访者的比例（约在80%）前提下得出的，可见，民族院校的汉族被访者更能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认知，正确的民族观教育能使汉族大学群体更能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

表1：调查对象对民族政策的理解

结语

有些学者提出“许多来自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但是当他们在民族院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课程之后，民族意识开始萌现并不断强化。这就使得保持了几千年统一历史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逐步淡化。”①实际上，高校民族理论教育并不是强化了个体民族的民族意识，而是对个体民族的民族意识起到引导作用。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差异，只是民族个体对其所属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差异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学生由于成长的社会背景差异，民族认同意识表现形式不同，有的处于民族意识的初级阶段，表现为自我束缚和自我封闭，有的处于只关注自身民族排斥他民族的净化阶段，也有处于能积极接受、欣赏他民族的跨民族阶段，机械简单地消除各族裔民族之间的差异、弱化民族认同意识并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实际，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实现族裔民族认同目标的途径。民族观教育的出发点应以适度的引导为基本方式，教育不同民族成员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民族国家中，不仅热爱本民族，也应以包容的态度欣赏他民族文化，依据民族意识的发展规律引导不同民族成员从自卑、自负的民族意识，向包容、自信民族意识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必然要体现对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认知以及处理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路径的认知，通过掌握分析民族现象的理论及了解我国民族政策体系，了解民族理论与政策背后的真正秩序与联系，理性认识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问题，打破学生认识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时“麻木不仁”的状态，使他们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有真正的理解。

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各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该决定对发展民族教育、强化民族团结做了全面的重要部署，强调要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并且就全国小学、高中以及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分别做了具体安排，要求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下同）开设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推动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民族学类教材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统一使用，巩固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民族学教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师范院校和民族院校设立民族理论与政策师范专业。可见民族观教育对未来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用。这种民族观教育不仅仅是民族现象相关的知识本身的传播，也是引导大学生民族意识朝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更是培养大学生具备认识和分析民族问题时宽广视野，使学生获得正确的概念、观念、理念。

（作者为西北民族大学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31920130106）

【注释】

第2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近年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越来越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认同及其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内容涉及民族认同的概念内涵、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将相关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民族认同的内涵

国内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表述，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认同指的是一种归属感或归属意识，是对这种归属的认知、体悟和情感依恋。目前在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认同概念大概有以下几种：

把民族认同称之为民族自我意识，即“自己人”的心理。

在《“民族意识”初析》一文中，熊锡元认为，学术界所说的“认同”指一种归属感，所以民族认同就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金炳镐在《民族分界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一文中指出，民族分界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是相对应的客观存在。民族认同意识，就是民族归属心理；民族分界意识，就是民族自我区别的心理。

还有学者按照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主体的状况不同，将民族认同分为两方面：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少数、文化弱势民族的认同和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的认同。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指对某一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就是族群认同。”

（二）国家认同的内涵

国家认同，主要是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关于国家认同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国家认同是国民认同，其主体是公民，其客体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佐斌认为“国家认同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分的知悉和接受，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贺金瑞与燕继荣教授认为：“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人对国家的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国家身份而具备的前提的。”徐则平提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认同并效忠于民族国家”。还有学者将国家视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认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认同。第二，国家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认为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和民族（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如陈茂荣认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威的认可、接纳、服从、忠诚”，“国家认同具有性、政治性、领土性、阶级性、合法性、波动性六大特征。”

（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出现了“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等不同的观点。西方学者更多的倾向与“冲突论”和“替代论”，而国内学者主张“共生论”的居多数。

张宝成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一文中既论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性，同时也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共生性。他指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差异性，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冲突，同时二者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他主要从认同的客体、认同的基础两方面说明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和冲突性；同时又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为前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认可和保护民族认同，并借助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因素来获得。

而主张“共生论”学者则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相互依存的联系性。金志远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一文中通过对“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辩证统一论”等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张宝成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一文中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差异性，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冲突，同时二者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 钱雪梅在《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一文中从辨析认同的基本特性入手，分别考察了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说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事实及其含义。

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价值模糊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用民族认同取代国家认同；还有一种观点只强调针对少数民族一定要强化国家认同，而只字不提主体民族，不提民族认同。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认同理论

“认同”（ identity），源自于拉丁文 idem，原意为“相同”或“同一”，16 世纪在英语中出现。起初主要用于代数和逻辑学，而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后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某种深刻的、基础的持久的或根本的东西，区别于“自我”、表面的、偶然的、易变的内容和表征。认同首先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其次，认同是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回答，与不认同或斥异相对立，是一种归属感和身份感；再次，认同包含个体层面上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层面上的社会认同，且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基础，社会认同是自我认同的表现；最后，认同的客体是丰富的、复杂的，因而认同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又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等 。

（二）民族认同理论

民族认同（ 有时也称为族群认同）是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认同”涵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之后的学者们不断地为民族认同的概念做界定，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 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 这个术语取代了先前的两个术语： “民族特点”（ national character） 和“民族意识”（ national con-sciousness）。美国学者迈尔威利・斯徒沃德强调，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卡尔拉主张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且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有四个基本要素，即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

（三）国家认同理论

国家认同的研究起始于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最早的国家认同研究是Piaget和Weil在1951年对4―15岁日内瓦儿童的研究，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心理学界才又涌现一批有关国家认同的研究，如Jahoda、Tajfel等人对儿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和自我类化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为基础，经过心理家们多方面研究，对国家认同的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们开始更多考虑宗教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四）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已经产生了众多的文化适应理论模型，如 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等，其中以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应用最为广泛。Redfield等人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两种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两种模式的变化。Donal dB等的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五）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

在西方的研究中，民族认同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在两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进行，一个是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86）另外一个是认同的发展理论（Erikson， 1968）。前者主张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认为人们都有寻求积极社会认同的需要，以此提高自尊， 那些积极评价自己所属群体的个体比消极评价自己群体的个体享有更高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后者主张当自我认同是和谐、稳定和建构良好的时候，其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 并认为年轻人在开始形成和发展更大的认同问题时， 民族认同在青少年时期特别重要。

Drew，Rosanna和Leigh对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发现，由于移民在进入新的文化背景后，一般会出现文化冲突和文化休克现象，因而那些具有较高民族认同的移民，由于他们的这种民族认同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外部的社会支持，因而他们的心理不安感较轻。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卓然，但同时也存在着问题和不足。

第一，研究对象较单一。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研究成为近几年学者关注的重点，但是研究者在研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时，研究对象往往只是选取某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或者学生群体（如大学生）为样本，倾向于研究少数民族和学生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而不是选取主流群体（如汉族），往往忽略了针对少数民族和学生群体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民族范围或特定的群体范围，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也很难提出大众化的对策。

第二，研究深度还不够。目前针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还较少，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影响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性的因素、地理环境的因素、方面的因素和心理方面的因素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会随着现实情景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复杂性决定了研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一定要站在整体性的高度，运用多学科的视角，比如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有针对性的采取多种方法，比如民族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深度访谈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心理学的量表测验方法等，从而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相互借鉴，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两者既存在张力和冲突，也存在和谐共生，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其一致性是主流方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入研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相关理论，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强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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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承；隐性课程；学校教育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结合我国多民族统一的格局。民族文化传承从广义上讲可以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从狭义上讲可以特指某一单一民族的文化传承，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本文主要取用狭义概念。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国一贯坚持的主张，历来受到重视。

一、从家庭到学校的民族文化传承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做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过程，其本质是民族个体习得文化和传递文化的总过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家庭一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最主要场所。其他的传统文化习得场所还有民族传统节日，地方传统集市等。但在现在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人员大量外出打工，改变了民族地区原有的家庭结构；现在化生活用品的涌入，改变了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集中办校和寄宿制也使得民族学生一定程度远离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教育以必须接过民族文化传承的大旗。其实很多民族地区已经在开发和推广本民族课程。一批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和民俗类课本被带入了学校课堂。民族文化是一个包含甚广的概念，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服饰、音乐、文学创作、价值观念等等有民族特色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进来。学校应该如何整合这些资源，又如何将学生培养为一个真正有本民族意识的人，而非只是一个民族知识的学习者，都是值得研究的。“隐性课程”可以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可靠视角。

二、“隐性课程”的含义

不管是国外的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在隐性课程的概念和内涵辨析上都是有细节争议的。“隐性课程”相似的概念有“潜在课程”“无形课程”“非正式课程”等等。在内涵的指代上，有指非预期学习结果的，有指学习状态的，有指校园文化的，有指学校环境的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隐性课程”本质。综合各方的观点，我们选取对“隐性课程”比较一致的认识。“隐性课程”是对立于“显性课程”的一个学术概念，是对学校课程的拓展与延伸，是课程内外间接的、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非特定心理反应发生作用的教育影响因素。“显性课程”的概念对于“隐性课程”而言，相对明晰。显性课程是指一个教育系统内或教育机构中用正式文件颁布而提供给学生学习，学生通过考核后可以获得特定教育学历或资格证书的课程，表现为课程方案中明确列出和有专门要求的课程。其实在“隐性课程”概念没有诞生之前，显性课程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课程，它要求明确，公开施行。通过对比描述，可以发现如果只关注显性课程，就必然忽视人的发展而陷入应试教育。而民族文化传承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教育，又怎么能沦为为应试服务。所以在学校的民族文化传承，必须重视与挖掘隐性课程的作用。

三、“隐性课程”与民族文化传承结合的意义

民族文化传承的丰富内涵与“隐性课程”全面发展的目的相吻合。从学校民族文化传授的知识的层面看，课程内容可以包含“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民俗民风”“社会历史”“传统科学”“民族艺术”和“语言文学”等。以上都可以开发为显性课程。但从民族文化情感传承的角度，就应当发挥隐性课程的文化氛围渲染作用，从授课的环境，教师的态度等因素感染学生。

“隐性课程”打破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支持在学校的主导下开展有意义的民族活动。比如民族艺术课程，可以请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承人来给同学们亲自示范，并让学生动手参与；民族历史可以请本民族的长者进行讲述；生活风俗上，可以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等。其实，许多学校已经展开了许多具有“隐性课程”意义的活动，把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搬进校园就是突出的代表。学生在欢庆本民族节日的同时，是不会把它当作一门课的，但这种活动的效果却往往能超过课堂的讲述。

“显性课程”培养了学生的民族知识和技能；“隐性课程”培养了学生的民族热情和民族意识。对民族的热爱首先源自于对本民族的认同，打破单纯的说教，通过学校、社区、家庭、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影响。努力在学校还原学生一个真实的民族交往环境，培养学生对民族的情感。许多德育工作者都十分重视“隐性课程”，其实民族文化传承中也是一种德育。

四、民族文化传承“隐性课程”实施的关键点

理论的归宿是指导实践，那么透过民族文化传承“隐性课程”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得出很多启示。首先，学校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大胆地开发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校本课程。每个民族的特色不一样，很难出台适应各个地区的统一课程，学校应当在有限的民族文化教材的基础上，发掘受社会欢迎的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其次，必须着力建设一只富有民族热情，精通民族知识的教师队伍。教师在学生中有权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一名教师对民族文化真诚的爱，会打动很多的学生；相反，如果教师缺乏热情，照本宣科，民族文化传承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次，学校必须加强与当地民众和学生家庭的合作，形成一种校内校外的教育合力，鼓励学生带着疑问回到生活中找寻答案。在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展上，可以广泛引入社会人士到学校授课。最后弱化对民族课程的量化评价，不宜以试卷的形式来考察学生，应以“润物细无声”的态度来考核学生，由学生自身来评价课程。切不能因为重视民族知识的考查，而给学生带来厌学的负面情绪，这样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传承，反而破坏了学生原本的民族热情。

民族文化传承需要各方的努力，本文仅从学校教育中“隐性课程”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表达了关注。“隐性课程”时刻提醒着学校，尽管民族文化传承被纳入了学校教育体系，但我们必须保有一种“无为而治，崇尚自然”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靳玉乐.潜在课程简论[J].课程.教材.教法，1993，06：48-51.

[2] 庞学光.关于隐性课程的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1994，0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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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钟志勇.学校教育视野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J].民族教育研究，2008，No.8401：109-112.

第4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的概念分析

要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民族认同，这是任何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也是对于民族认同感能否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民族主义因素能否反作用于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

然而没有民族，何谈民族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又何谈它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辩证关系。因此我们就先要为民族、民族认同以及民族主义下个定义。它们作为复杂的概念，很难为其下一个标准全面的定义。但是通过本尼迪克特?B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的本质是想象的某种类型的共同体，其成员具有共享的祖国和文化，而“民族不是国家并且不是族群”＼+①，它并非仅仅存在于同一地理区间内。于族群而言，它又具有着政治目的性。然而无论怎样属于同一民族的群体，就往往存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与文化传统，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

而对于同一共同体之中上述方面具有归属感的自觉认知就是所谓的民族认同。正如王希恩在《说民族认同》一文中提到过：“民族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从本质上看民族认同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它以文化作为认同的基础，以血缘关系作为认同的关键纽带。也就是说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精神文化环境的人群更加容易形成民族认同的自觉和可能。

而谈及民族主义，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来界定，由于我们讨论的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民族主义在思想活动层面的含义。在心理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对于民族利益、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信仰或主张；或者是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总的来说“民族主义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②。在这些方面，正如不列颠群岛上或是非洲大陆上生活的群体，不能否认它们在特定的地缘条件下形成了同一或者说相近的民族特征及民族意识，这也为提供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奠定了前提条件。

正是因为概念的复杂性，也导致二者的形成辩证性关系。对于民族主义思想而言，民族和民族认同更早出现，同时也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进一步反作用于民族认同，对于民族认同的强化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认同的辩证关系

2.1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剂

从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对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并非拥有民族认同就能够形成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认同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在包括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催生民族主义思想。因此民族认同的结果不一定能够产生民族主义思想，而民族认同却是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推动民族认同的动因主要包括相同的文化氛围、血缘纽带基础、共同的生存环境以及相近的宗教信仰几个主要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这些民族的塑造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强弱形态特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从相同的文化氛围主导下的民族认同来看，中国形成的提升威望型民族主义当属一例。尽管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然而在几千年儒家文化主导形成的“东亚文化圈”、“华夷观”以及“大一统”等观念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在近代列强侵略炮火的刺激下，“华夏民族”的概念迅速膨胀，推动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进而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民族革命的爆发，最终成就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儒家文化中庸等思想的影响下，就中国的民族主义特点来看，可见以文化氛围主导形成民族认同下的民族主义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进而体现为缺少攻击性的以发展自己而提升威望的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征和民族性。

对于血缘纽带这一要素来讲，往往是同生存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在它们影响下形成的民族认同可以放眼整个非洲大陆。在热带与亚热带气候分布区，为他们带来了相似的生存条件和血缘纽带基础。他们面临相近的生存困境和挑战：炎热、贫困、疾病等等。他们所信奉的是部族和神明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所以他们直至今天有很多还保留着血缘纽带部族的传统，例如非洲东部某些国家和地区，真正的统治者尚为他们的族长而非政府机构官员。而在这样的民族认同下形成的民族主义是爆发性很强、但又具有脆弱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整体上看，整个非洲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具有着相似性，这基于他们共同的血缘关系和生存环境。而它的爆发性又体现在二战后随着殖民帝国的消亡与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他们迅速爆发一系列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谈到这种民族主义的脆弱性则表现在它的组成是一个个小的部族，有不同的内核，在殖民历史遗留问题的刺激下，就像南北苏丹的分立自制一样，这个民族主义会随着文化氛围的改变而分崩离析。

说道具有宗教信仰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特点，就不得不提到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兴起。二者的重要推动力：前者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共同的宗教文明世界，以及宗教改革打击天主教会对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解放；后者则是在神道教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的思想文化底蕴。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具有意识形态的强制力，有助于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的文化氛围，在这样强大吸引力的推动下，迅速有效地形成民族认同，进而发展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建立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样的民族主义往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在处理不当时容易导致其倾向于扩张性并具有攻击性。例如日本在近代全面中就将这种右翼极端性的民族主义表现的十分突出，意在指向扩征和侵略。

2.2民族主义思想为民族认同“塑形”

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推动近现代民族主义革命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体现在现代国家发展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当然，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它对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反作用。在现代国际浪潮中，民族主义思想强弱和特点影响着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态度和积极性，影响着一国人民对于本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所做的取舍，而这样就不断地改变和塑造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本身的认识形态，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发展。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倾向性越强，人们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深厚，而这样又进一步的塑形和深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态和进步。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推动，相互发展的动态辩证关系，体现为一种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也由此影响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进一步的发展。

在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曾经利用过民族认同下的民族主义。但只有正确利用的民族和国家才具有充足的发展力和生命力，在新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只有不断认清本国国情，重构民族认同的话语，满足和适应民族主义的文化诉求，充分发挥它在内政外交上的积极作用，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长久立足、不断发展。

[注释]

第5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天人相谐

敬畏自然、感恩自然是草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脆弱、严酷的自然环境，使草原民族选择了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较之农耕，畜牧业对自然的依赖性显然更强。生存的压力，使人们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深刻，较早地形成了生态意义上的“天人和谐”思想。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完美和谐的一种秩序，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万物和谐共存是“天道”，尊重自然就是对“天道”的尊重。草原民族对大自然倾注着爱和敬畏。牧人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完全是本着这一思想建构的，“居无常所，逐水草而进”的游牧生产生活本身就是古老的、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

“天人相谐”的意识已融入草原民族的每一个细胞。道德方面，他们谴责和鄙视贪婪攫取自然资源的人，反对竭泽而渔的行为；在精神领域，牧人自觉地将保护植被、动植物生长和水源清洁当作自己的神圣责任，用禁忌的方式约束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制度层面，以法律保护生态，是草原文化的一大特色，蒙古族从习惯法时代开始，就确立了保护草场、水源和野生动物的法律制度，到了16～17世纪在成文法中更加完善。草原民族“天人相谐”的生态观及实践，标志着草原民族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已上升到自觉高度。

英雄主义

英雄崇拜文化在草原民族中十分普遍，仅蒙古族民间就流传有550多部英雄史诗。作为草原文化中最完美的人格定位，“英雄”的概念在草原文化中既是对人的本性的诠释、对生命价值的道德阐释，同时也是对理想人际关系的具体解读。因此，英雄观是领悟草原文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聚焦点。

英雄崇拜最初产生于人们对力量的崇拜，但草原民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停留在“力”的崇拜上。作为体现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文化“符号”，英雄被塑造为社会基本道德观的化身。首先，英雄不是张扬蛮力的莽汉，也不是独善其身、恃才自傲的众叛亲离者，“英雄”必须是顾全群体利益、与群体命运休戚与共、受到社会敬重的人；其次，英雄是知难而进、为理想勇于献出生命的人。英雄注重的是社会荣誉，为此不惜献身，而不是受利益驱使。

英雄崇拜作为草原文化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通过示范和导向，在社会上确立了一种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对草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包容并蓄

充分肯定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能够采取宽容和开放的制度，这一文化取向在草原文化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宽松和兼容的文化政策，使元代的文化得到繁荣发展，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曾指出：“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包容性也为草原民族博采众长、促进自身文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草原民族是古代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人类文明成就的最佳整合者和转化者。开放性为草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奠定了基础，较强的整合和转化能力，又使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得到了升华，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动中促变

第6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壮族民歌；民族意识；生命审美意识；真境；逸境

中图分类号：J642．2l“218”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壮族音乐的一个分支的壮族民歌，是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多元性的社会结构中，长期扎根于本民族民间文苑土壤里的一支奇葩。它不仅语言独特，而且在思想内涵、音乐结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是传唱民族史诗，记录和反映壮族的成长和衰退、流动和停驻、冲突和消释、快乐和痛苦、失败和成功的“长歌”。还是抒写一事、一情、一景的“排歌”、“散歌”，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意”、“境”之美。它不仅具有与生命审美意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的鲜明民族意识，而且具有朴实自然地反映本民族的民族意识特别是本民族对大自然的钟爱的声画自然和谐合一的“真境”，以及超越感性生命甚至超越音乐本身的“逸境”。

一、壮族民歌中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对自己民族的属性和特点的觉悟和认识的总和，它包含着对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生存发展需要的理解，更体现着自觉维护和积极发展本民族利益、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的经济、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特色以求独秀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追求。

应该承认，壮族民族中的民族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壮族的生存发展意识和抗争意识。典型的代表是传唱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的长歌和传唱“歌仙”刘三姐的各体民歌。对此，人们已多有论列。我想多说几句的是壮族民歌与生命审美意识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我们可以从壮族人民利用民歌表现生命活动的积极、强烈程度和表现方式方法之多样得到证明。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大家熟知的现象对这种内在关联作一些简单的辨析：

首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壮族地区的人们，世世代代从小就喜欢听民歌、学唱民歌。对此，人们不是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民族“天性”，就是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种“风俗”。其实，这是一种民族生命审美意识的曲折表现。换言之，壮族人民大众之所以喜欢听民歌、学唱民歌，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传唱本民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的长歌或对歌中，从传唱“歌仙”刘三姐的各体民歌中了解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创造史，学习和体验本民族的祖先布洛陀这位“无事不知晓的老人”和“歌仙”刘三姐的斗争意志和生存智慧，而且是因为他们觉得学唱民歌、会唱民歌本身就是一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审美对象的活动，它体现的是一种善于体验生存意志和情感，善于享受生命快乐的一种智慧。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以学唱民歌、会唱民歌为荣，以学唱民歌、会唱民歌为美。

其次，壮族人民大众不仅把民歌作为个别男女之间谈情说爱、谈婚论嫁的特殊工具和手段，而且把男女对歌的形式公开化、集体化、规模化、合法化、持久化、狂欢化，使男女对歌成为一种比物质交换、商品贸易的“圩期”更盛大、更隆重得多的歌圩、歌节，这也不是单从伦理学的角度就能作出透彻解释的；相反，它是对一般的伦理规范和交往行为理论的超越，其目的是使歌圩、歌节成为壮族人民大众直接体验、演绎和表现生命的自由形式和广阔天地，使它成为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审美境界。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民俗文化理论和“广场概念”的批判性理解，这里暂且不论。

第三，壮族民歌中，无论是“夜歌”、“日歌”、“嘹歌”还是“贼歌”，无不涉及情爱婚嫁、人情世故。而唱歌的人，又无论男女，都没有年龄限制，不仅年青人喜欢对歌，中年人也喜欢对歌，有些歌手成为当地的“歌王”、“歌后”以后，虽已步入老年，仍然把对歌当成一种“过瘾”的乐事。广西田阳有个名叫黄达佳的“歌王”，虽然当上了县里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年岁也大了。不得不把传唱包括《布洛陀》古歌在内的传唱民歌的任务交给他已经40多岁的侄子，但有时一到周末他还是要去对歌，有时甚至对到天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民歌里“有很多充满人情的东西”，唱歌“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他这种生命审美意识就像一首山歌所唱的：“柴火不晒最难烧，人不唱歌容易老，酸甜苦辣任君唱，万般忧愁随风飘”。由此可见，在壮族民歌活动中，无论是民歌还是歌者，都把人情、人性上升到了生命本体美的高度。

第四，壮族民歌中的男女对歌，具有明确而严格的程式，有见面歌、重逢歌、邀请歌、赞美歌、相思歌、结交歌、送别歌，对歌的人可以根据特定的情景和主客观需要加以选择、排列或随编随唱，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情思。

第五，在壮族的对歌活动中，人们往往要把优胜者推举为“歌王”、“歌后”，作为人们为追求生命自由而歌唱的榜样，并通过他们教歌、传歌来强化人们的民族生存发展创造意识，激励人们的生命自由意志和审美情趣，同时也使壮族民歌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第六，壮族民歌在广西的一些地方(例如东兰、天峨)还被运用到“蚂拐节”，结合到“蚂拐戏”、“蚂拐舞”、“蚂拐刀”、“蚂拐棍”里，通过对象征具有繁盛生命力的青蛙的赞颂，来表现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表现壮族人民大众从娱神到娱人的生命美学精神。 第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三姐长篇传奇》有一首“独”字歌：“独屋独住独昏昏，独凳独盏灯；独床独坐独自想，独自流泪独自吞。”有人认为，它只是在刻画一个孤独凄凉的女子的愁怨心态。从表面看，这是不错的；不过，如果我们联想到刘三姐的传奇故事，我们就不能不领悟到，这是作为壮族文化意识、斗争意志、勇气和智慧的代表，对本民族在封建社会里遭受剥削阶级和异民族的压迫的生存困境的一种“慎独”式的审美观照和反思，其中是隐含着对个体生命以至民族生命的自由的渴望的。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独特而深沉的生命审美意识的某种警醒意义。

以上这些简单辨析，说明壮族民歌的民族意识，从美学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审美意识，它是壮族民歌的“意”、“境”之美的主导方面。我们从事音乐教育的抓住了这一民族特色，才能让学生从深层里领悟和把握好壮族的民歌。

二、壮族民歌中的“真境”

庄子说：“真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显然庄子意下的真是回归自然的真，是赖以生存在民族土壤里的真。壮族民歌产生于壮族人民大众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它的根始终深植在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里，因此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就都必然表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真”。这种“真”，既表现在我们前面所说的民族意识的毫无遮掩的真实表达上，同时也表现在古朴的音调、旋律上。例如：天等壮族民歌《赶歌圩》、德保壮族民歌《民族团结花盛开>，其音调、旋律就十分朴实、自然、优美，听起来就像流水 欢歌、百鸟和鸣那样婉转流畅。壮族民歌的音乐结构、和声织体更是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多声部的民歌里，几乎完全摆脱了常规程式的束缚，与西方的传统和声思维不同。壮族多声部民歌里不仅常常出现西方和声学中最忌讳的尖锐刺耳的大二度和声，而且对平行四度、五度、小六度和声音程的运用也比较多，让人感觉除了音调、旋律优美之外，声部之间的“协和”简直就像大自然的音响那样令人心往神驰，不但丰富了表现手法。而且使单纯古朴的音乐形象具有一种声画自然和谐合一的美。如壮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支声型二声部民歌，它的起音由低音部开始，高音部进入后便以同样旋律作大二度变化，或作三、四度音程变化，到结尾时又以大二度作长时间拖腔，直到终止。这种超乎常规的音乐结构和“不协和”的和声织体，由于其声画自然和谐合一，就常常可以使听众进人一种独特的古朴自然的民族生存幻境之中，使听众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生活在古老的壮族山寨里一样。需要说明的是，壮族民歌这种“真境”，并不是壮族民歌手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壮族人民大众长期受到自己生活的特殊环境的熏染，对自然有着独特的钟爱，因而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和声思维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拉法格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民间诗歌是自发的，天真的。人民只是在受激情的直接的和立时的打动下才歌唱，他们并不依靠任何巧饰，相反，他们追求确切地表现感受到的印象。因此格林兄弟可以肯定说，在民歌中他们没有发现一句谎话；维克多・雨果可以宣称，在《伊利亚特》中没有虚假的形象。”所谓“自发的”、“天真的”，就壮族民歌而言，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及其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激情和热爱的朴实自然的流露。

饶有兴味的是拉法格这段话，还可以移用来说明壮族民歌“真境”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即兴而来、有感而发、见物而唱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真实性。这种自然真实性，不但在于它深刻反映了壮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痛苦与欢乐，更在于大多数民歌手都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却有着天然的音准感觉，能使民歌旋律与民族语言天衣无缝协调配合的能力，从而唱出具有独特音乐风格和原生态韵味的音乐效果来。对于这种“天籁之声”，对于这种驾御音乐的天赋，以及对多声思维的独到把握，人们常常用“难以置信、难以想象”来加以评价。其实，这也是壮族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长期熏陶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恩斯特・卡西尔论艺术的一段话说得好：“美的特征和本质，不会因任何隐密和神秘的气氛而遮掩其光辉的，也不需要捉摸不定的混乱不堪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解释”。正因为壮族民歌的“即兴性”和“天籁性”所形成的“真境”是壮族自然社会环境和人文传统的“真境”的反映，所以它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才能演绎出既令人难以想象，又让人们不得不信服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顽强生命力的音乐，造成一种抗衡常规的新和声感觉，产生一种回归自然，通往宇宙天体，通向自由的神韵。

当然，壮族民歌在臻于“真境”方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不同类型的民歌中“真境”也是有差别的，至少其中还有好与差、浓与淡之分。因此决不能固守旧有民歌的“真境”而必须努力创新。正是基于这点认识。广西的音乐工作者和壮族民歌手这几年在创造具有新的艺术高度的“真境”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广西音乐协会主席傅馨采用广西那坡县[过山腔]山歌元素创作的《壮族大歌》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既保留了[过山腔]的主题音调，又在原[过山腔]宫调式的基础上。巧妙地加入了羽调式元素。在和声运用上，作者不但保留壮族传统的和声结构，还加入了西方音乐传统平衡大小调交替手法，不但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更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感受。歌曲从引子起

［过山腔］间调个性突出，尤其

这甩腔，在全曲反复出现，仿佛这甩腔是一种呐喊、呼唤，形象地表现出壮族母亲带领千万子孙走出山寨，走出重重大山。歌词主要围绕着壮族母亲的形象，追忆神话中创世大女神“母六甲”为生存而创造天地万物，为子孙后代生活而造福人间，并展现出壮族人民自尊、自信、自强的信念，在团结协作的精神鼓舞下，走向那辉煌灿烂的彼岸。音乐跌荡起伏，婉转流畅，旋律忽高忽低，节奏忽紧忽缓，张弛有度。歌曲中段到最后，声部从二声部发展到四声部，声部和声的叠置充实了音乐内在的力量，音乐形象更加突出。整部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形式，不但体现了民族性，更体现了时代性，体现了民族传统与现代审美的结合，体现了繁简与浓淡、虚境与实境的对比，使壮族民歌的“真境”焕发出了新的色彩和光芒。正因为这样，它荣获了2003年“中华民歌大赛”创作二等奖，广西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采用该作品编的舞蹈，也获得了2005年中央电视台CCTV第三届舞蹈大赛的银奖。

三、壮族民歌的“逸境”

“逸”，即超迈，逸乐。这是壮族民歌追求的一种审美境界。这种境界美，可以用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遥吟俯畅，逸兴遄飞”。

壮族民歌中的这种“逸境”，从内容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感性生命的超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关于壮族民歌的生命审美意识的辨析中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下边只想就形式方面谈点看法。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壮族民歌的表现手法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姿多彩的。它往往通过不同的歌体，以不同的旋律、节奏、调式、调性来渲染一种神奇之感，把人带到真实而空灵的想象联想的境界，让人在直接感知音乐元素的奇特组合的同时，去体味无尽超越音乐本身的美，产生一种类似王勃描写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寒，声断衡阳之浦”的超逸感受。

下边我们先以广西壮族的“嘹歌”为例。

广西壮族的“嘹歌”，可称为广西壮族民歌的“母歌”，是壮族民歌的原生态文化、根性文化的标志。它的内容非常丰富，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农耕百事，山水人情，世间变化，无一不可用它来表达。传唱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的主要歌体，也是“嘹歌”。所以它被专家誉为“壮族的百科全书”。

关于壮族“嘹歌”名称的来由，说法不一。据史料记载，居住在右江流域地区的壮族先民曾被称为“僚人”，“僚”与“嘹”同音，故僚人唱的歌被称为“嘹歌”。另外，还有所谓“衬词”说，认为壮族的民歌的歌词中，大都采用“嘹”字来作衬腔，久而久之，当地人便把所有用“嘹嘹”调子来唱的民歌总称为“嘹歌”。“游玩说”则认为，在壮语中“嘹”字的意思即是玩耍，壮人唱民歌就是为了“嘹”，所以叫“嘹歌”。这三种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却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嘹歌”跟壮族人民大众的“逸兴”情趣紧紧相连。

“嘹歌”在音乐形态上具有不同于其它壮族民歌的特点。例如，田东县的“嘹歌”《我的家乡好》，强调低音部要唱得清楚，高音部要唱得好听，因为只有在低音基础上才能发挥好高音。它虽然声音比较低沉， 但委婉动听，音乐旋律性强，音程跳动大，装饰音多，内部富于对比和变化。这与壮族的其它民歌大多只强调高声部，要求高亢、有力、明亮，低声部只要稍做变化，以烘托和丰富旋律色彩的特点相比较，更显出其以变化来强化、深化民歌的“逸兴”品格的用心。

“嘹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歌词基本上是唱两句拉一声“嘹”，再接唱两句，用同样的方式反复，由此形成“嘹嘹”之声连绵不断、贯穿全曲的特色风格。既使音乐旋律的主题核心作用得到衬托和突出，使“嘹歌”在变化中求得统一，又使“嘹歌”在统一中产生变化。从而升华出一种反复回环的“逸”的韵味。

第7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第8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镜秘府论》 卷次顺序 方位观

《文镜秘府论》，“文”即作文，“镜”字揭示了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模仿范例并进而学会写作而编撰，“秘府”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全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卷以配六合。该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对于诗歌写作学习者是很有价值的，其价值仅次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初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弘法大师在编撰该书时用中国传统的方位为各卷次命名，对于作者为什么要以方位为各卷次命名以及卷次顺序为什么是“天、地、东、西、南、北”，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第一，空海在模仿和吸收汉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从仿学开始的，从仿学入手，学习外国的传统文化是文化交流常见的现象，弘法大师来中国以前， 汉语素养已有相当的基础， 能用汉语作文著书。在《诗经》中，有许多篇目都运用了方位词，它们除了指具体的方位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意思。“东”多指征伐之事，多指青年男女幽会之所；“西”则多有一种眷恋，思慕、回望的意义；“南”多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用在一起，寄托憧憬向往之意；“北”字在《诗经》中则多与人生不适意，命途多舛有关。《诗经》中的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之所以有多重意义，这和先民们的空间崇拜有关。原始时期，先民们凭借自然景物辨认方向，从社会生活经验中，逐步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概念，也形成了对“东、南、西、北”的不同的心理体验，从东开始进行顺时针旋转，依次为东、南、西、北，这种排列顺序也符合汉民族的生活习惯。当天地四方观念在人们心目形成之后，还必然伴随着一些情感活动。空海在构建《文镜秘府论》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对空间的崇拜。可见空海在创作的时候，是运用传统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海空采用方位词为各卷次命名。

第二，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加上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对汉文化进行了创新。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卷次排列的顺序是“东西南北”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东南西北”。这说明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日本意识。他不是一味的吸收汉文化，而是把吸收异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实际， 带着本国意识， 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普遍现象， 也是正常现象。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本人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各版本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镜秘府论》的卷次顺序是“ 天、地、东、西、南、北”， 有人又说它是“天、地、东、南、西、北”。到底是哪一种排列顺序才是当年空海原始的编排顺序呢？

通过各个版本的对比，应该采用第一种说法。一、《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记述细目以及《文笔眼心抄》正文，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二、从传本材料看， 《 文镜秘府论》江户刊本每卷末有“ 卷一” “ 卷二”…… “ 卷六” 字样， 顺序是天（卷一）、地（卷二） 、东（卷三 ）、南（卷四） 、西（卷五）、北（卷六） 。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和《文镜秘府论》天海藏本顺序与江户刊本同。《文镜秘府论》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页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 说明此本顺序为天地东西南北。《文镜秘府论》高山寺丙本残南卷， 南卷封面为“文镜秘府论卷第五” ， 则知其西卷在南卷之前。高山寺丙本和醍醐寺甲本年代均在平安末镰仓初， 即使醍醐寺甲本的里页贴纸，也在日本弘治三年（1555） ， 年代均远早于江户刊本。且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4 卷， 显然是自编， 江户刊本等的顺序亦当为收藏者自编， 而非原貌。

卷次作“ 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作“ 天地东南西北” ， 可能就和空海的意识有关。在方位观念上， 中国的传统和日本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古代也有“东西南北” 的说法，但有多个意思。一是在方向上东西和南北对举，还有是泛指到处各处，还可以指人生凄惶之意。不论东西和南北对举， 还是泛指各处乃至用指人生凄惶， 都没有方位顺序的意思。上文中《诗经》中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作方位顺序的是“东南西北” 。这也和中国人的四时观念有关。春夏秋冬是自然顺序， 和这个观念联系， 方位顺序是“ 东南西北” ， 五行八卦也有与之一致的顺序， 而五行八卦之说进一步确立了“ 东南西北” 的方位顺序。讲到方位顺序， 应该是“东南西北” ， 因为这才是顺天顺四时乃至顺五行八卦之序， 才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卢盛江教授曾经向《文镜秘府论考》的作者小西甚一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请教过，他们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东西南北就是日本人的习惯，虽然没有书面文献的证实，但民间的口传往往最能反映真实的风俗习惯，因为风俗习惯就在于每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所以“东西南北”才是日本方位的顺序。

综上所述， 就看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当是“ 天地东西南北”。这说明海空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卷次的时候，他的方位顺序观念， 是“东西南北” ， 而不是中国的“东南西北” 。他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 从《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编撰和《文镜秘府论》卷次的安排， 都能显明地感受到空海的日本意识。

参考文献：

[1][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教育出版社

[3]金安辉.《诗经》中“东、南、西、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J].辽宁教育

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二十卷，第一期.

[4]卢盛江.空海的思想意识与《文镜秘府论》.

第9篇：民族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民族认同；少数民族；高中生；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1 — 0077 — 03

1 引言

认同的建构作为青少年的首要任务，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还包括对本民族成员的感知和概念。〔1〕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高中生极为重要，由于在他们的生命阶段，种族划分作为其首要的构造，并且潜移默化中强烈地影响其日后发展的多个方面。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过往的研究都关注于狭义的本民族认同，〔2〕更广义上的民族认同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个体对自己既作为单一民族的成员同时也作为国家民族的成员身份的自我确认，表现为对本少数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义务感。〔3〕民族认同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过分极化的民族认同常常会诱发其产生偏离常态标准的行为，同时导致该群体的狭隘思想的形成，严重影响其日后的行为塑造。而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促使少数民族高中生适应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应试图探寻少数民族高中生中华民族认同的根本诱因及其内部的心理加工机制。少数民族高中生处于生理和心理成熟的过渡期，随着生理的成熟，其行为变化和心理发展都相应地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其民族认同的过程定然受到个体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国外的研究借助观点采择的理论，指出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认同过程中的三个阻碍因素，并且提出了少数民族高中生认同的五步干预模型。同时，国外针对来自相同区域和相同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种族人群进行了民族认同问题的相关探讨，〔4〕对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国内对于此类研究的深入性不强，由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状况将会影响群体行为，因而对于本民族或中华民族越认同的个体在民族冲突情境下越容易出现积极行为。此类相关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的研究，但是很少将亚文化因素作为考虑的重要指标，往往造成研究的片面。由于少数民族高中生作为特殊群体，其自身面对强烈的外部竞争力，内心极大的挣扎和不平衡感致使其对本民族群体的疏离及民族认同的降低，自身亦矮化为“亚文化”群体，可能导致其民族概念淡薄，归属感较低，因而必然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其自身的心理品质的影响，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与此同时，国外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实行以“强化认同”为指导思想的多元文化教育，这一启示性的举措，对于国内学者试图深入全面研究众多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推进制定系统、科学的中国化的方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伴随着心理学视阈下的文化研究逐渐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崭露头角，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社会适应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当少数民族学生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群体进入校园后，必然要面临着来自与原来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有较大差异的主流文化的考验和民族认同的困境。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少数民族高中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外在的行为表现，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发掘不同种群的内在心理潜质，对嫩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同予以深入考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齐齐哈尔地区的在校高中生进行抽样，随机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回收少数民族高中生问卷187份，汉族高中生问卷610，少数民族高中生问卷回收率为18.7%。剔除漏答、错答问卷后，得到实际有效问卷148份，有效率为79.1%。其中，男大学生73名，女大学生75名；高一学生54名，高二学生94名，其中达斡尔族44人、满族35人、回族24人、蒙古族21人、朝鲜族10人、柯尔克孜族10人、鄂温克族2人、鄂伦春族2人，所有被试年龄为17.36±0.77岁。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民族与性别变量间样本差异不显著（Pearsonχ2=9.519，p>.05），表明此次抽样的样本分布较为均衡，抽样较为合理。

2.2 研究工具

（1）中华民族认同问卷，〔5〕由秦向荣（2005）根据翻译国外量表，参考国内涉及民族认同的调查问卷所编制。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修订其中部分题项，将“华人”修改为“中国人”，重新建模进行因素分析。本量表涉及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等四个维度，共21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的方法。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837，各维度的α系数都在.90以上。

（2）民族认同问卷，〔6〕由秦向荣（2005）根据翻译国外量表根据翻译国外量表，参考国内涉及民族认同的调查问卷所编制。本量表涉及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等四个维度，共29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的方法。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834，各维度的α系数都在.90以上。

2.3 数据统计

使用EXCEL2003进行数据录入，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F分析、偏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在性别、民族间的差异分析

各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变量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显示各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在本民族认同的认知、情感、行为维度中少数民族男高中生得分略高于女高中生，而在民族认同评价维度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所有维度中，少数民族女高中生得分略高于男高中生，总体而言，表明少数民族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的民族认同的发展状况较为均衡。同时，各少数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各维度F分析差异不显著。

3.2 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间的相关情况

本研究通过对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各个维度进行计算后，将研究转化为显变量的研究。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间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民族认同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间存在正相关，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

3.3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针对少数民族高中生，进一步以中华民族认同作为因变量，对民族认同作为自变量的预测效果进行回归分析，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的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民族认同维度中的评价、情感、行为共能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总分的51.4%。回归系数R为.717，回归方程：中华民族认同=45.831+.351×评价+.171×情感+.268×行为，回归方程有效（F（4，143）=37.811，P

4 分析与讨论

4.1 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性别和民族属性对民族认同的影响

由于国内外在性别与民族认同关系问题上的研究结果尚无定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嫩江流域的亚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高中生整体的民族认同得分在各维度上男生与女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民族认知、情感、行为维度少数民族男生高中生得分上略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民族认同评价维度上的得分要略高于男生。尽管本研究与国内的一些研究并不一致，例如，李红梅（2009）认为蒙古族高中生男生比女生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是王亚鹏（2003）认为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要考虑地域以及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本研究取样中的少数民族多数是传统的“渔牧、狩猎”的民族，男性对于征服自然的先天优势通过历史沿承积淀下来，从而影响到现如今少数民族男性高中生心理与行为的表现，又由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优势文化的渗透，导致少数民族高中生原有的民族意识重建。基于此，研究又试图探寻民族属性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各民族间的民族认同差异并不显著，这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存在相应的契合，在对于亚裔美国青少年群体的民族认同的研究中，这些群体可能由于轻微的文化倾向，使得民族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微弱地减少，从侧面揭示出文化因素对于民族认同的深刻影响。由于各少数民族高中生自身所处的“双文化”或是“亚文化”的背景使得少数民族高中生彼此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具体表现在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满族等民族之间颇为密切的历史渊源以及他们对于萨满教、共性图腾的信奉。随着历史的推演，进而推动各民族间的融合，这是现阶段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积极认同形成的强烈信号，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建立最佳的社会交流和形成积极的群体意识以及推动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实时性研究提出新的启示。

4.2 民族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

少数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地相关。研究将关注点放在探求亚文化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并且试图探寻少数民族高中生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诱因。同时，研究也关注不同少数民族在各外显变量的差异。本研究显示少数民族高中生具有较高的本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认同；这一结果与多数国内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结果相一致，〔7-8〕但与国外提出的对一种身份的过强认同会削弱对另一种身份的认同的观点相悖，即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黑人、拉美人以及白人对国家认同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9〕这一结果表明国外的种族主义的歧视较为严重，削弱其公民的整体归属感。而较之国外所谓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仅指人数上的劣势，对于其权利没有削弱，而是尽可能予以保证，且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政策的支持和重视程度也较高。然而，结合嫩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而言，“流人文化”以及“闯关东”移民活动，促进了本地区对于中原文化的汲取，加速了其由过去纯粹的民族文化向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的演变，并且由于世居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性格豪爽、热情好客也使得本地区与各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综上种种，促使其产生对于本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强烈的归属感，同时对于其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积极塑造也具有有效的促进作用，进而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GarciaColl， C.G.， Crnic， K.， Lamberty， G.，Wasik，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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