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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采用武汉市1996－2010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能源数据以及相关经济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碳足迹模型，测算近15年来武汉市土地利用的碳排放量和碳足迹，并分析其碳排放量、碳足迹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市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在1996－2010年处于逐年增加的状态，2010年已达到1996年的1．4倍；武汉市的总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也在逐年增加，碳赤字较为严重。碳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主要是由武汉市建设用地不断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结构不合理造成。为此，武汉市不仅要控制建设用地的扩张，同时还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关键词 ：碳排放；碳足迹；建设用地；能源结构；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2－0313-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2.015
气候变暖是全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给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带来了严峻和现实的压力与挑战［1］，掀起学术界有关碳排放研究的热潮。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彭佳雯等［2］利用脱钩模型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杜婷婷等［3］则以库茨涅兹环境曲线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的函数关系。也有学者对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引起的碳排放效应变化进行了研究。如苏雅丽等［4］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益进行了研究。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是利用指数分解法对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如蒋金荷［5］运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法（LMDI法）定量分析了中国1995－2007年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贡献率。对于碳足迹的研究，赵荣钦等［6］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碳足迹。还有其他学者通过碳足迹计算模型，从碳足迹核算和碳足迹评价的角度进行了有意的探讨［7－9］。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效应，有助于从土地利用调控的角度控制碳排放。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分析武汉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碳足迹，探讨武汉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为武汉市调控土地利用以减少碳排放提供科学依据，对武汉市构建“两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市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江汉平原的东部，地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地形以平原为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截至2010年，全市土地面积为8 494．41 km2，农用地面积为4 270．45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3 174．05 km2，林地面积为975．81 km2， 建设用地1 596．51 km2，未利用地面积2 627．45 km2。本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 762．20亿元，同比增长12．5％，位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五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198．70亿、3 254．02亿、3 303．48亿元，比重为2．94％、48．12％、48．94％。人均GDP为68 286．2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738．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 813．59元。全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 959．04亿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测算模型
根据李颖等［10］、苏雅丽等［4］的研究，本研究基于各种用地类型的碳排放／碳吸收系数计算碳排放量，主要涉及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其中建设用地具有碳源效应，耕地上的农作物虽然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会被分解释放到空气中，因此将耕地视为碳源［11］，林地和草地为碳汇。
碳排放测算公式［10］：
CL＝∑Si·Qi （1）
其中，CL为碳排放总量；S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Q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吸收）系数，吸收为负，其中耕地、林地、草地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422、－0．644、－0．02 tC／hm2［12］。
建设用地的碳排放主要通过计算其建设过程消耗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间接得到。这里的能源主要是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建设用地碳排放估算公式［10］：
CP＝∑ni＝∑Mi·Qi （2）
其中，CP为碳排放量；n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Mi为第i种能源消耗标准煤；Q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其中煤、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 6 tC／t标准煤、0．582 5 tC／t标准煤、0．443 4 tC／t标准煤［12］。
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足迹
碳足迹是指吸收碳排放所需的生产性土地（植被）面积，即碳排放的生态足迹［13］。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即NEP是指1 hm2植被一年的碳吸收量，用来反映植被的固碳能力［13］，采用NEP指标反映不同植被的碳吸收量，并以此计算出消纳碳排放所需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碳足迹）。森林和草原是主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这两种植被类型的碳吸收［13］。根据赵荣钦等［6］、谢鸿宇等［13］的方法，首先计算出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再根据森林和草地的碳吸收量计算出各自的碳吸收比例，最后由各自的NEP计算出吸收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所需的森林和草地的面积。化石能源碳足迹计算公式为：
其中，A为总的化石能源碳足迹，Ai为第i类能源的碳足迹，Ci为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万吨标准煤），Q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Perf与Perf分别为森林与草原吸收碳的比例；NEPerf与NEPerf分别为森林和草地的净积累量。吸收1 t的CO2所需的相应生产用地土地面积计算结果见表1。
2．3 数据来源
能源数据与经济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1996－2010）》，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数据来源于武汉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3 结果与分析
3．1 武汉市碳排放量
根据公式（1）、（2）和《武汉市统计年鉴》所查询的武汉市能源消耗量，以及武汉市历年土地变更数据，计算武汉市1996－2010年的碳排放量见表2。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量来看（表2），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 由此可以说明建设用地为主要的碳源。同时可以看到，武汉市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增加较快， 1996到2010年间，武汉市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增加了1 091．6万t，增幅为88．58％，碳排放总量也增加了87．21％。通过SPSS 19对建设用地面积与碳排放总量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可见武汉市的碳排放总量与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走势保持同步。
在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同时，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但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对碳排放总量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影响，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耕地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建设用地来讲数量太小，最高也只占碳源排放总量的1．6％；二是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量，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
另一方面，武汉市的碳吸收总量也在不断增加，1996到2010年间增加了2．09万t，增幅为49．76％，其中占碳汇吸收比例较小的草地碳吸收量在逐年下降，但是林地的碳吸收量占总吸收量的90％以上，甚至有些年份达到了99％以上，且林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林地的固碳量在增加，从而使得武汉市碳吸收量15年间不断增加。
3．2 武汉市建设用地碳足迹分析
由公式（3）计算武汉市1996－2010年的能源消耗碳足迹间接得到建设用地碳足迹，如表3所示。由表3中可以看出，武汉市的建设用地碳足迹逐年增加，在此期间，虽然武汉市的林地与草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足总碳足迹的增加速度，同时人均碳足迹由0．63 hm2增加为0．74 hm2，由此表明武汉市的生态系统不足以弥补能源消费的碳足迹。不同能源的碳足迹表明，煤炭的消费是引起总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表3也表明，森林的碳吸收能力比草地要强，碳足迹以森林为主。
3．3 影响因素分析
3．3．1 土地利用结构 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对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都会产生影响。1996－2010年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武汉市的林地面积不断增加，草地面积在减少，但是由于林地是主要的碳汇，因此武汉市的碳汇量随林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耕地面积在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且增加速度较快，一部分面积的增加是由于耕地的非农化，即耕地转为了建设用地，而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源，因此，武汉市的碳排放量随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而增加。
3．3．2 经济增长方式 现有的研究表明［10］，国家工业化，能源消费碳排放是最主要的排放类型，可占二氧化碳排放的90％以上。从上述武汉市碳排放量测算结果来看，能源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由此，应分析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变化。
碳排放强度是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是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认和反映其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指标［14］。计算可知，1996－2010年武汉市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1．88 t／万元下降到2010年的0．53 t／万元，下降了71．81％，年平均下降4.79％。根据何建坤等［14］的研究，要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要大于GDP的增长率。而武汉市1996－201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14．54％的GDP增长率，这远远不能实现碳减排。
经济增长既需要资本的投入，也需要土地、能源等物资投入，若经济增长使得土地、能源等物资消耗加剧，碳排放量加大，则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剧，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取。为评判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可选用能源碳排放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其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具有同样的测量意义［15］。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都大于或接近于1，而发达国家则小于或接近0．5［15］。其值越大，说明能源碳排放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计算发现，武汉市能源碳排放系数达到了0．76，远远大于0．5。由此说明，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3．3．3 能源结构 不同的能源其碳排放系数不同，三大能源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天然气最小，石油居中。因此，煤炭的消耗量越大，则能源碳排放量越大。根据公式（2）可测算各种能源碳排放量，并得出三大能源碳排放量趋势图（见图1）。由于各能源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呈正比，因此，能源碳排放量的趋势与能源消费量的趋势一致。由图1可知，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在1996－2010年间较为平稳，煤炭的消费量在1996－2002年间保持稳定，2002－2006年快速上升，2006－2009出现微小下降，2010年又开始上升，与武汉市碳源排放总量变化走势一致，煤炭消耗量占总能源的67％以上。可以看出，武汉市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平均碳排放系数是指能源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其变化能够反映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当低碳能源比例的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会变小。从图1来看，武汉市1996－2010年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较为平稳，在0．707~0．717之间浮动。以上分析表明，武汉市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
3．3．4 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武汉市能源消耗总量在15年间由1 790．13万t增长到了3 352．96万t，与此同时，其碳足迹也由328．13万hm2增长到了618．78万hm2。能源消耗总量与碳足迹走势图（图2）表明，碳足迹随着能源消耗总量的变动而变动，两者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走势。
采用回归分析可以定量分析能源消耗总量与碳足迹的关系。本文以95％的置信度通过有关检验，其相关性如表5所示，能源消耗量与碳足迹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9 5，说明碳足迹受能源消耗总量影响较大。
4 小结与讨论
1）建设用地是主要的碳源，其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是武汉碳排放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武汉需控制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同时，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通过集约利用缓解建设用地供求矛盾，实现低碳集约利用。
2）武汉市的总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在不断增加，虽然武汉市的林地与草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足总碳足迹的增加速度，表明武汉市碳赤字较为严重。其中，森林碳足迹和煤炭碳足迹为碳足迹的主要“碳汇”和“碳源”，煤炭的消耗是引起总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增强生产性土地，特别是森林的固碳能力，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消费量，提高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费比例，可以较好地降低碳排放水平。
3）1996－2010年，武汉市碳排放量总体上升。主要原因除了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外，还受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结构的影响。较高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反映出武汉市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建立低碳的能源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低碳经济社会的关键。
4）通过土地利用变化以及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分析了武汉市的碳排放以及碳足迹的变化，但是在计算能源消费碳排放时，因数据的限制，仅考虑了化石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未计算农村生物质能燃烧带来的碳排放。同时，由于目前对碳足迹的概念和计算边界缺乏统一的定义，计算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碳足迹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庄贵阳．低碳经济：中国之选［J］．中国石油石化，2007，7（13）：32－34．
［2］ 彭佳雯，黄贤金，钟太洋，等．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研究［J］．资源科学，2011，33（4）：626－633．
［3］ 杜婷婷，毛 锋，罗 锐．中国经济增长与CO2排放演化探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2）：94－99．
［4］ 苏雅丽，张艳芳．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益研究［J］．水土保持学报，2011，25（1）：152－156．
［5］ 蒋金荷．中国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 2011，33（4）：597－604．
［6］ 赵荣钦，黄贤金．基于能源消费的江苏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碳足迹［J］．地理研究，2010，29（9）：1639－1649．
［7］ SOVACOOL B K， BROWN M A． Twelve metropolitan carbon footprints：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global assessment［J］． Energy Policy， 2010， 38（9）：4856－4869．
［8］ KENNY T， GRAY N F．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six carbon footprint models for use in Ireland［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9， 29（1）：1－61．
［9］ 黄贤金，葛 杨，叶堂林，等．循环经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10］ 李 颖，黄贤金，甄 峰．江苏省区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效应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08，24（S2）：102－107．
［11］ 肖红艳，袁兴中，李 波，等．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效应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9（1）：38－43．
［12］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R］． Geneva：IPCC，2006．
［13］ 谢鸿宇，陈贤生，林凯荣，等．基于碳循环的化石能源及电力生态足迹［J］．生态学报，2008，28（4）：1729－1735．
［14］ 何建坤，刘 滨．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衡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4（6）：740－743．
［15］ FANG J Y， CHEN A P， PENG C H， et al． Changes in forest biomass carbon storage in China between 1949 and 1998［J］． Science， 2001， 292：2320－2322．
低碳是什么？
中国提出的自主决定贡献中有一个重要贡献，即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达到峰值，这就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之后不能消费更多的化石能源，不能拥有更多高排放工业，交通和建筑方面也会更低碳。
那么，生活中的低碳是什么概念？
低碳指降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应地，低碳经济则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而低碳生活则是指低能耗和低污染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特点的生活方式。
低碳生活其实并不只是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而是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所以低碳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有利于人们的健康。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等，现在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低碳生活可以体现在饮食、衣着、出行（锻炼）和居住方面。
不过，既能体现低碳生活，又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是人们的饮食和穿衣。人们消费的食物需要人类的各种劳动和资源消耗来生产。调查和研究发现，生产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如肉类，比生产谷物类食物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二氧化碳更多，据此就可以把人们消费的食物分为高碳食物和低碳食物。
这里的高碳食物和低碳食物的概念是以粮食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耗高低和主要是排放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多少为衡量标准的。所以，低碳食物就是在食品的生产过程和人们在消费食品的过程中（包括加工和运输）耗能低、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出量少的食物，反之即是高碳食物。
相应地，人们所穿的衣服也有低碳和高碳之分，划分的依据也是服装原料的生产和加工排放二氧化碳的多与少。低碳服装指的是以棉、麻、丝、天然纤维为材料制成的服装，高碳服装指的是以化纤合成纤维材料制成的服装。
高碳、低碳饮食与健康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计算表明，生产1千克的牛肉需要10千克的谷物;生产1千克的猪肉需要4～5.5千克的谷物;生产1千克的鸡、鸭肉需要2.1～3千克的谷物。同时，生产1千克牛肉相当于排放36.4千克二氧化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肥料相当于释放340克的二氧化硫和59克的磷酸盐，耗费1.69亿焦耳的能量，足以点亮1个100瓦的灯泡20天。可以看出，生产肉类食物的耗能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多，因此，肉类食物是高碳食物，而谷类等碳水化合物则是低碳食物。
另一个比较更能说明问题。德国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差异极大，如果以相当于宝马汽车（118d）行驶里程的排放量来表示（如下表），生产1千克农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小而大，依次为冬小麦、牛乳、猪肉、乳牛肉、奶酪、公牛肉。
显然，吃牛肉、猪肉等相当于让汽车跑的里程更多，排放的二氧化碳更多，所以是高碳生活;吃谷物，如麦面和稻米则是低碳生活。高碳生活和低碳生活对人健康的促进和影响是不一样的。
从总体上来看，肉类食物由于蛋白质、脂肪含量较高，会导致人的许多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和癌症等。例如，肉类和脂肪中的饱和脂肪酸及低密度脂蛋白较多，可导致心血管病和癌症;而谷物类食物中由于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纤维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含量丰富，因而能减少和预防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和癌症等。
以红肉而言，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从1995年开始对54.5万名50～71岁老人进行膳食和营养的调查，并持续了10年。结果发现，过量食用红肉（如猪、牛、羊肉等）和加工过的肉（如汉堡、热狗、培根、冷盘等），如每天吃90克（1.8两）红肉与每天只吃20克（0.4两）红肉的人群相比，前者10年后因为心脏病导致死亡的风险男性增加27%，女性增加50%;因为癌症导致死亡的风险男性增加22%，女性增加20%。膳食中白肉（如鸡肉、鱼肉）含量多者，死亡风险低。每天食用红肉超过160克的人与那些尽可能少吃红肉的人相比，患结肠癌的风险高出30%，患直肠癌的风险高出40%。那些爱吃禽类和鱼类的人与少吃这些食物的人相比患直肠癌的可能性要降低30%。
红肉也即高碳食物，其不利于健康的原因在于，红肉含有大量容易引起乳腺癌和肠癌的饱和脂肪;红肉的铁含量过高会导致其他癌症;多吃红肉极易造成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而患上心脏病;红肉中含有血红蛋白及肌红蛋白化合物，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形成亚硝胺等致癌物;红肉里含有较多的雌激素，会增大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红肉消化后产生的食物残渣较少，使肠蠕动减弱，会使有害物质在肠道内停留时间增长，增加直肠癌的风险;另外，饲料里面的农药残留等长时间在动物体内积蓄，食后会对人体形成危害极大的毒素。
相比而言，白肉则是低碳食物（当然相比于谷类食物是高碳），比红肉有利于健康。因为，鱼和家禽的肉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降低身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鱼肉里的欧米伽-3脂肪酸则可以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
猪肉消费的误解
消费猪肉可以导致大量的碳排放是一个事实，而中国人又比较喜欢吃猪肉，因此有人把全球变暖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英国《经济学人》2014年12月20日发表题为《猪的帝国》的文章称，中国养猪行业“管理混乱”，每年排放数十亿吨的污染物，是中国“最大的水源与土壤的污染源”。中国养猪制造的污染物还有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是比二氧化碳高300倍的温室气体。当今地球上严重的全球变暖大概也是中国的猪造成的。
中国人爱吃猪肉不假，中国是一个猪肉消费大国也没错，但是把中国人吃猪肉当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或祸首就有点危言耸听了，至少这样的观点是罔顾事实。
全球变暖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基于权威的科学组织和科学家的结论，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发达国家的化石燃料排放又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迄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了5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这些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其可能性已提高到90%以上;主要结论之二是，在过去150年间，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排放了全球70%以上的温室气体。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了95%。从1950～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
畜牧养殖业中的牲畜排放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固然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报告，畜牧养殖业排出的温室气体只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在这18%的温室气体中，养猪并非最大的祸源，而是养牛。
牛肉生产在各方面的消耗都是第一位，其生产占地是猪肉、鸡肉生产占地的29倍，同时比猪肉、鸡肉生产多耗水11倍，此外还要多排放5倍的温室气体。另一个比较是，与土豆、小麦以及水稻等主食相比，每生产一卡路里的牛肉所占土地要多出160倍，温室气体排放量多11倍。
那么，谁是养牛大国和牛肉消费大国呢？同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阿根廷是世界上人均消费牛肉最多的国家之一，每人每年消费牛肉70千克。尽管美国人均牛肉消费为37.4千克，但由于美国人口多，因而成为世界上牛肉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占全球牛肉消费总量的20%以上。此外，世界上出口牛肉最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美国、巴西、加拿大，4国合计占世界牛肉出口总量的47.99%，约占世界出口牛肉的一半。
因此，即便要追究养殖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罪魁祸首”也应当是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和加拿大等国家，而且，欧盟各国，如法国和英国也逃不了干系，他们也是牛肉消费大国。中国固然是世界上主要的牛肉消费国，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消费远远低于其他主要牛肉消费国家和世界平均消费水平。
即便猪的养殖和猪肉消费是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中国也只是主要责任者之一，从人均消费猪肉看，中国人吃猪肉只是排在世界的中上水平。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报告，2013年中国的猪肉消费量达到5261.5万吨，占全球猪肉消费总量的50.2%，高于第二大的消费地区欧盟27国和第三大的美国。但根据“国家主人”网站提供的数据，前几年世界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从高到低的国家排名是：丹麦（人均消费142.6千克，下同）、西班牙（123）、中国香港（121.9）、德国（117）、匈牙利（90.2）、波兰（83.2）、瑞典（79.4）、法国（76.6）、中国（75）。在该统计数据中，中国只排名第9位。根据2013年的数据粗略估计，中国目前的数据超过瑞典，与波兰大致相当。
低碳服装、高碳服装与健康
以棉、麻、丝、天然纤维为材料制成的服装可称为低碳服装，以化纤合成纤维材料制成的服装可称为高碳服装，原因何在？这可以从碳排放指数得到解答。
根据服装的碳排放指数可衡量每件衣服的使用年限、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总量，以及年均碳排放量。计算表明，一件纯棉衣物一生大约排放7千克二氧化碳，一件化纤衣物在其生命周期中排放约47千克二氧化碳，远远大于纯棉衣物，但化纤衣物的寿命较纯棉衣物更长。因此，低碳服装也泛指可以减少个人在穿衣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的服装或穿衣方法，而一衣多搭、增加每件衣服的使用率，选用可循环利用材料制成的服装等方式是降低服装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径。
穿着和消费纯棉服装不仅耗能少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且有利于人的健康。纯棉服装中的棉纤维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在正常的情况下，纤维可向周围的大气中吸收水分，其含水率为8%～10%，因此纯棉服装会让人的皮肤感到柔软而不僵硬。
纯棉服装还具有保暖性和抗静电性，因为棉纤维是热和电的不良导体，热传导系数很低，而且棉纤维本身具有多孔性，弹性较好，纤维之间能积存大量空气，空气又是热和电的不良导体，所以，穿着纯棉衣物让人感觉温暖舒适。由于棉纤维是天然纤维，其主要成分是纤维素，还有少量的蜡状物质、含氮物和果胶质，对人的肌肤无任何刺激及副作用，久穿对人体有益无害。
另外，纯棉衣服的耐热性和耐碱性也让衣服可以经久使用，从而让人们少消费衣物，从而做到低碳生活。例如，纯棉衣服的耐热性能良好，在110℃以下时，只会引起织物上水分蒸发，不会损伤纤维。所以在常温下穿着、使用、洗涤印染等对纯棉织品都无影响，由此提高了纯棉织品耐洗、耐穿、耐热性能。而且，棉纤维对碱的抵抗能力较强，在碱溶液中，棉纤维不发生破坏现象，该性能有利于使用后对污染的洗涤，消毒除菌，也有利于人的健康。
化纤产品制成的高碳服装则对人的健康有诸多不利，尤其是女性。
首先，化纤服装容易引起女性少奶无奶、感染，甚至易致乳腺癌，主要是因化纤衣服和乳罩的纤维堵塞乳管。其次，化纤衣服可引起过敏性皮炎、皮肤瘙痒症，也可引起丘疹、红斑等，女性、老人和儿童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皮脂腺和汗腺萎缩，皮脂和汗液分泌减少，皮肤干燥脱屑，免疫功能下降，而化纤衣服吸水性差，汗液吸附在皮肤上易致微生物繁殖和腐败，造成瘙痒，诱发过敏和湿疹等。
合成纤维生产过程中混入的各种原料，如氨、甲醇等微量化学成分对皮肤过敏的人尤其是对儿童刺激性较大。化纤衣物在制造过程中会加进许多添加剂，如甲醛树脂、防皱处理剂、柔软加工剂及荧光漂白剂等，这些化学物质极易被皮肤吸收，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湿疹、接触性皮炎、异位性皮炎、荨麻疹等。
化纤衣服还容易诱发膀胱炎，这在从内裤、胸罩、内衣到衬裤、外裤都穿化纤制品的女性中较明显。因为，化纤内裤极有利于尿道口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化纤内裤也容易导致外阴瘙痒，因为化纤内裤是较强的过敏原，如果本身对化纤织物过敏，内裤又过于紧小，症状更为严重。
化纤衣服的另一个不利健康之处是容易产生静电，给人体带来一定的危害。化纤衣服产生的静电可以改变人体体表的正常电位差，影响心肌正常的电生理过程及心电在无干扰下的正常传导，例如，静电能使病人加重病情或诱发早搏等，持久的静电还会使血液的碱性升高，导致血清中的钙含量下降，钙的排泄增加，从而引起皮肤瘙痒、色素沉着，影响人体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等。
关键词：人均能源碳排放；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结构；LMDI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6-0014-06
一、引言
自从18世纪中期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IPCC的四次气候变化报告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特别是占温室气体主要成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影响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重新审视以能源消耗为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经济增长方式。于是，低碳经济自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动关系，探讨减排二氧化碳的影响因素，对实现减排目标和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Lisakas等[1]利用代数分解方法研究了欧盟1973―1993年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Josep G等[2]研究发现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2000―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长速率从1.3%到3.3%，其中65.16%来自全球经济活动的贡献，17.6%来自全球碳强度的贡献，18.15%来自最近50年来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比例变化的贡献。James B[3]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产出的关系，认为三者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来看，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李艳梅等[4]以1953―2007年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数据估算了碳排放的变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碳减排效应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强度降低。徐国泉等[5]采用1990年为基期，利用1995―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变化，认为经济发展是影响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的调整作用不大，能源效率有效的抑制了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王迪等[6]利用Laspeyres分解技术，以1996―2007年的6部门终端能源消耗数据研究了江苏省的碳排放变动，认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解释了江苏省碳排放量变动的大部分原因，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明显，能源效率的提高对抑制碳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因素分解法被广泛的应用在研究能源和经济发展相关领域的问题，其有助于找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及通过理论的指导可以发现哪些因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尽管国内部分学者也应用因素分解技术研究了影响全国或者区域的碳排放因素，但有的分解因素不够完善，或者是数据期较短，研究的结论作为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1981―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量、人口数和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动状况为研究对象，利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完全分解技术，从经济增长、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三个方面考察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
二、模型构建
（一）能源碳排放计算公式
本文根据IPCC[7]能源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将能源碳排放总量分解为：
Ct=Cit=••Et（1）
=••••P（2）
式中，Ct为t时期能源碳排放总量；C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能源碳排放量；Et为t时期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折算成标准煤，下同）；E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所消耗的能源总量；C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碳排放量；Y为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P为t时期的人口总数。
（二）因素分解模型
由公式（2）可求得，第t时期人均能源碳排放量为：
ACt==•••
=SitFitItRt （3）
公式中，Sit第i种能源第t时期所占总能源的比重，即能源结构；Fit第i种能源第t时期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即能源排放强度，也就是能源的碳排放系数；It第t时期单位GDP消耗的能源量，即能源强度；Rt为第t时期人均GDP量，作为经济发展指标。
相对于基期的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量为：
?驻AC=ACt-AC0=SitFitIitRt-Si0Fi0Ii0R0
=?驻ACS+?驻ACF+?驻ACI+?驻ACR+?驻ACrsd（4）
D==DSDFDIDRDrsd（5）
式中，?驻ACS，DS分别为能源结构变动因素；?驻ACF，DF分别为能源碳排放强度变动因素；?驻ACI，DI分别为能源强度变动因素；?驻ACR，DR分别为经济发展变动因素；?驻ACrsd，Drsd分解余量。
需要注意的是，?驻ACS、?驻ACF、?驻ACI、?驻ACR分别是各因素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有单位；DS、DF、DI、DR分别是各因素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率，无单位；
根据Ang等[8]人1998年提出的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结合式（3），把影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各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驻ACS=L（ACit，ACi0）ln（） （6）
?驻ACF=L（ACit，ACi0）ln（） （7）
?驻ACI=L（ACit，ACi0）ln（）（8）
?驻ACR=L（ACit，ACi0）ln（） （9）
?驻ACrsd=?驻AC-?驻ACS-?驻ACF-?驻ACI-?驻ACR
=ACt-AC0-L（ACit，ACi0）（ln（）
+ln（）ln（）ln（））
=ACt-AC0-L（ACit，ACi0）ln（）
=ACt-AC0-ACit，ACi0）
=0（10）
式中，L（ACit，ACi0）=（ACit-ACi0）/（lnACit-lnACi0）
即这是一个完全分解，不带有残差。
对式（5）两边取对数，可得：
lnD=lnDt-lnD0=lnDS+lnDF+lnDI+lnDR+lnDrsd（11）
由式（5）和式（11），可得：
=====（12）
假设为任意常数，设=
=L（ACit，ACi0）（13）
则有式（12）和式（13）可得：
DS=exp（L（ACit，ACi0）×?驻ACS）（14）
DF=exp（L（ACit，ACi0）×?驻ACF） （15）
DI=exp（L（ACit，ACi0）×?驻ACI）（16）
DR=exp（L（ACit，ACi0）×?驻ACR） （17）
Drsd=1
三、数据来源、处理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能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人口数据和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其中GDP数据已经由作者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能源碳排放总量数据依据式（1）计算得到；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据见表1，计算结果见表2。
（二）人均能源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本文依据Ang等[8]人1998年研究中国工业行业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分解因素，把影响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四个变量。文中假设Fit不变，即各能源碳排放强度不变，所以?驻ACF=0，DF=1，也就是说影响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因素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的基期为1981年，依据公式（6）―（9）和（14）―（17）计算可得表3的结果。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1982―1996年相对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较为缓慢，呈逐年较平稳增长，2002―2008年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显著。特别是2002年以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0.03%，略低于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0.6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从1996―1998年有一个下降的阶段，尽管降幅较小；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从2007年以后增幅开始显著收窄，2000―2007年，后一期比前一期的能源碳排放总量增幅都在1 000万吨以上，但2008年仅比2007年多排放约400万吨。
经济发展与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引起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图1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曲线对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线的走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线的向上拉动作用显著，这也符合人们的预期。经济发展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呈现先增大、再减小，最后增大的趋势，这主要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有关，1990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7.1∶41.3∶31.6，2008年则为10.7∶47.4∶41.8，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导致了人均碳排放的快速增长。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影响先呈现正相关，而后呈现负相关，开始起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其拐点出现在1995年，但是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变化的影响有限，贡献很小，主要原因是非化石能源的供给总量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结构对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近来年有加大的趋势。能源强度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是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弱于经济发展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贡献，且其贡献有减缓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的趋势，我们将各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分为拉动因素和抑制因素，拉动因素为经济增长，抑制因素为能源强度的降低。由于能源结构在1995年以前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起到了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后开始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故能源结构因素贡献率数值在很接近数值1的上下微弱变动。根据经验可知，非化石能源在消耗的总能源中的占比越大，其总能源碳排放量越小，在人口数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能源碳排放也越小。综合以上分析，能源结构的变动也作为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因素考虑。为了方便观察，我们将抑制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取倒数，即为人均能源碳排放降低的贡献率（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拉动因素（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型增长，且各阶段的贡献率明显大于抑制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加上能源结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微弱，从而导致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趋势。能源强度在2002年以前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但是在2002―2004年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趋势，之后贡献率开始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25.8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26.02%；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开始了再次重工业化的趋势，对能源的需求量快速扩大，而能源利用技术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相反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催生出了盲目投资，经济结构调整有走回头路的趋势。2004年以后，能源强度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止跌反弹，逐步开始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得力于2004年11月国家出台了节能领域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其后国家先后对焦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政策文件。在此期间，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照明器具等数十类产品的能效标准相继出台，《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一系列与建筑节能设计有关的标准与规范也陆续颁布，这些文件对2004年以后能源强度对人均能源碳排放贡献率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对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量随经济规模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2002年以后，由于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显著超越了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尽管能源强度的贡献在逐步增加，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值由正转负，即由加剧人均能源碳排放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可知，自1982年以来，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主要呈增长趋势，且增幅成指数型增长，其中1996―1999年增幅略有下降，2002―2007年增速显著加快，但2007年以后增速放缓，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而抑制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的降低，而能源结构的改变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先有拉动作用，而后出现抑制作用，但效果不显著。能源强度在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具有阶段性，开始抑制作用明显，中间有一个调整过程。近年来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不断放缓的趋势，但是其和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仍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拉动作用，故人均能源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
减少人均能源碳排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出发，将节约能源，降低能源强度，即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作为减少人均能源碳排放的长远战略方针。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首要位置”的能源发展方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实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节能减排政策，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加大非化石能源总量的供给，逐步提高天然气、核电、水电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重。考虑到中国人均水资源紧缺，在水电开发的时候，要注重统筹利用，加大太阳能、风电的开发力度，同时大力发展核电，增大核电能源的供给，有效改变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
第三，应大力发展60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大型联合循环机组，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加快建设百万千瓦级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建设，推进高温气冷堆、核中子增殖反应堆、核聚变反应堆等技术的研发应用，真正实现零碳排放。
第四，加快技术升级，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在高效利用煤发电技术、建筑节能、清洁生产等方面组织科研攻关，攻克消耗能源总量大和高耗能领域中的关键节能技术，重点发展冶金、制造、水泥、化工等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
第五，转变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遏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第二产业不合理的增长，坚决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转变国民经济再次重工业化的不合理趋势。充分利用财政和税收等手段，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和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效地引导国民经济走上低碳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K.Liaskas， G.Mavrotas， M.Mandarka， et al. Decomposition of industrial CO2 emissioms: The case of European Union［J］. Energy Economics，2000，（22）：383-394.
［2］Josep G. Canadell， Corinne Le Quéré， Michael R. Raupach， et al. Contributions to accelerating atmospheric CO2 growth from economic activity， carbon intensity， and efficiency of natural sinks. PNAS，2007，（11）：18866-18870.
［3］James B. Ang， CO2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utput in France. Energy Policy， 2007，35（10）：4772-4778.
［4］李艳梅，等.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与减排途径分析［J］.资源科学， 2010，（2）:218-222.
［5］徐国泉，等.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 （6）：158-161.
［6］王迪，等.江苏省节能减排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比较［J］.资源科学，2010，（7）:1252-1258.
［7］IPCC2006.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J］.Energy，2006，（1）．
［8］B.W Ang， F.Q Zhang and K-Hong Choi.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 Energy，1998，（6）：489-495.
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pproaches Analysis on China's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Zhu Mingxu, Huang Shaopeng, Sun Na, Xu Guanyu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s &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opulation and GDP data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of 1981-2008, an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lead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restrains emission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and changes in energy structure play a driving role on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 before 1997, then play an inhibitory action in emission, but the con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trend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关键词：成本管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
引言：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低碳经济成为一种流行的经济模式，各国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资源并交易，而碳会计作为环境会计的一种应运而生，ISA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SA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完善的碳会计核算准则，但是并没有出台标准的会计准则，碳会计在我国的起步时间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因此计量、确认和报告都存在缺陷，这也是我国企业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各国都开始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企业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的一种，同时也是会计核算的一部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碳排放权核算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部分，将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核算范围扩大了;第二，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从碳核算得到合理的信息，为企业低碳发展和经济管理做出贡献;第三，低碳经济理论发展也受到企业碳排放权核算的促进。我国的碳会计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一致的统一的标准，除了碳排放权核算，还有碳成本核算等内容。
目前国内外都开始深入研究碳会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国也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作为研究重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颁布了核算方法，但是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学者在碳排放权是资产的一种上意见一致，但是对于如何计量、属于何种资产却不一而同。此外，除了核算碳排放权，还包括分配、归集和计算碳排放成本等。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强制披露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方式不尽相同，内容也不够标准和完整，也缺乏可比性，信息使用者无法运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也是构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的意义。
2、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工业大国，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开始试着执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也积极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督促企业加强节能减排。1988年确定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八个城市为水污染排污权交易试点城市。清洁发展机制自2005年开始在我国快速发展，相应的带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的增加，只2008年一年就有上海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等交易所成立，这也反映出低碳经济的观念开始在国内普及，个人、企业都重视节能减排，2009年天平车险公司完成了第一笔减排项目交易，我国并没有实质上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基本政策正在逐步完善。
3、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目标和对象
3.1核算对象
传统会计主要是采取措施监督公司、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用监督结果反映公司、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传统会计和碳排放权会计是存在差异的，《京都议定书》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影响企业资产等其他会计因素。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显然是碳排放权，计量工具就是货币，通过全面的记录企业涉及碳排放的经营活动并编制报表，监督企业的减排活动，为决策者提供可用的信息。
3.2会计目标
会计存在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传统会计目标，一般认为有两种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碳排放权会计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消除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笔者认为决策有用观更适合碳排放权会计目标，我国参与了CDM项目，那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是非常必要的，相应的产生了碳排放权管理;再者，企业管理者能够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同时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监督、核算周边环境受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
4、确认与计量碳排放成本
4.1核算内容和对象
核算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分配和归类材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碳排放成本的确认，企业中和碳排放有关的经营活动，其流程费用就是碳排放成本;第二，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分析，了解经营活动中发生碳排放成本的环节和原因;第三，确认计量方法;第四，记录成本，制作报表并披露。
4.2成本计量
数据收集：计量碳排放量的公式是：A（活动强度）*EF（排放系数）=GHG（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碳排放系数就是使用单位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国家科技水平不同，能源利用率也不尽相同，因此碳排放系数也是不同的。
设定排放量：也就是碳排放基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阶段，排放的碳也不同，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也就是基期，一般是一年或者几年的平均值，企业碳排放量就是报告期碳排放量和基期碳排放量之差，可以得到结果并计算碳排放成本。
4.3成本计量方法
笔者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法，成本计量分为若干阶段：（1）产品研发，产品研发阶段的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主要是研发费用，要将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碳排放成本收集起来，符合规定的资本化并纳入碳排放-研发成本;（2）材料采购，传统材料采购不应将碳排放成本计入在内，按照产品数量计算碳排放-采购成本;（3）生产，生产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这个阶段的成本应当进入碳排放-制造成本，没有计入的应分配到碳排放成本项目;（4）产品销售，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一般没有关联，应将这个阶段的成本计入碳排放-销售成本;（5）回收处置，这个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就是销售产品并使用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污染环境的治理成本，企业可以将回收的材料用于生产，因此这个阶段的成本可以包括废弃处置成本和循环利用成本等。
结束语
综上，本文介绍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在我国的发展现状，针对企业碳排放分析了具体的碳排放成本计量方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颖.基于低碳经济的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研究[J].商业时代.2014，（05）：107.
[2]肖序，熊菲，周志方.流程制造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5）：29.
一、我国农业碳排放情况
农业碳排放主要源于农地利用、水稻种植和畜牧养殖，其中农地利用主要由生产过程中农资使用和土地翻耕直接或间接产生碳排放，水稻种植主要是通过淹水性稻田产生甲烷，畜牧养殖主要是通过动物肠道发酵和粪便产生甲烷。
表1可见，2000年以来，水稻种植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每年碳排放量均超1亿吨，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高于44%，但地位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我国水稻种植面积长期徘徊，部分年份出现下降，导致2000―2012年水稻种植中碳排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1%。受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消费快速增长影响，2000―2012年农地利用碳排放量年均增长3.2%，成为农业第二大碳排放来源，2012年农地利用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例达31.7%，比2000年提高了7.9个百分点。相反，畜牧养殖中牛释放的甲烷量最大，近年来因牛存栏量（数量相对少的奶牛除外）的大幅下降，2000―2012年畜牧养殖碳排放量年均下降0.4%，占农业碳排总量的比例也降低3.8个百分点。
2000―2003年，我国农业碳排总量出现了短暂下降，主要原因是该时期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减少和牛养殖数量减少。此后我国农业碳排总量保持了连续增长，2004―2012年年均增长1.6%，2012年达到了27749.7万吨（见表1），未来我国仍面临严峻的农业碳排放增长态势。
二、我国农业低碳发展政策梳理及评价
针对农业碳排放的严峻形势，近十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低碳农业政策，重点解决农业低碳发展中的资金、市场和技术等难题。
（一）出台综合性低碳农业政策
为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农业部于2011年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2015年，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2010年降低8%，氨氮排放总量比2010年降低10%。借助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推广节能高效农业技术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通过建立目标责任制，将农业减排目标落实到位，并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和统计监测体系，完善农业减排政策体系和监管考核机制。
（二）实施一系列专项低碳农业相关政策
从2002年开始，中央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业低碳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
第一，支持保护性耕作。从2002年起，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广保护性耕作，通过技术培训、宣传咨询、作业补贴与样机购置等形式，开展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建设，2009年起实施《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5年）》。
第二，推进测土配方施肥。2005年起中央财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专项补助政策，8年累计安排补助资金71亿元，2013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全面推进农民“按方施肥”。
第三，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2006年起中央开展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试点工作。2012年中央投入8亿元，通过技术物资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应用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技术，促进秸秆等有机肥资源转化利用，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第四，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及其污染防治。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有助于减少粪便处理中甲烷气体排放。从2007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支持全国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资金，支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 2009年起中央资金增加到5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新增1亿元，支持内蒙古等7省区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从2014年1月1日起，全国施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第五，补助草原生态保护。从2011年起，国家在内蒙古等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36亿元，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2年该资金增加到150亿元，全国13省（区）所有牧区半牧区县全部纳入政策实施范围。
第六，鼓励绿色信贷。2012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绿色信贷指引》，对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和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和绿色制造以及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
第七，支持农机节能减排。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工业发展政策》，以财政性资金为导向，借助信贷扶持、税收优惠、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支持等手段，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型农用动力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种肥药精准施用装备、农作物秸秆和牧草饲料储运机械、新型节水灌溉等装备。
（三）政策局部效果开始显现，总体效果尚不明显
目前，经过一系列农业低碳发展政策的实施，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农业节能减排政策体系，局部效果开始显现。凭借保护性耕作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政策，低碳耕作和施肥方式的生产面积持续增加，为农业节能降耗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2012年，通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全国累计减少不合理施肥850多万吨，相当于减少二化碳排放量5730万吨。通过土壤有机质提升工程，项目区田间地头秸秆焚烧现象显著减少，化肥亩均使用量也出现了下降。借助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粪污得到规模化规范处理。依托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主要草原牧区省（区）草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了遏制。然而，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并没有随着低碳农业政策的实施而出现下降。2005年之后，集中出台了一系列低碳农业政策，但是2005―2012年农业碳排放量年增长率仍达1.1%，而2003年前的农业碳排总量的下降也主要源于水稻种植规模下降和牲畜养殖规模的下降，与低碳农业政策关系不大。
三、我国低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
（一）低碳农业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两难选择
低碳农业发展方向与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矛盾，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挑战。由于水稻生产和农地利用是我国农业碳排放的最大来源，而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偏向高蛋白质的消费结构变化，使得口粮和饲料粮种植面积很难大规模压缩，一旦大规模应用低碳农业生产方式，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目标。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当前农业政策的低碳化倾向较为保守，政策实施力度和效果受到制约。
（二）石油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节能减排目标冲突
农资和农业机械的大规模应用与农业低碳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我国中西部地区更偏重于农机应用和推广，对农机减排考虑不足，农用柴油使用量上升空间很大。同时，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等超常使用在保障粮食持续增产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农资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了农业生产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长。虽然近年来测土配方施肥在减少化肥过度使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企业参与积极性仍有待提高，对农业节能减排更为有效的精准施肥施药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
（三）低碳农业的制度和政策不完善
发展低碳农业非常契合节能减排需要，但是当前低碳农业口号性意味浓厚，缺乏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针对性还有待加强。同时，已有政策比较分散，农业部、发改委、工信部、银监会等多个部门相继出台相关政策，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不少支持低碳农业的政策还缺乏准确的事后评估和监管，加以政策投向面太广或指向不明，导致效果评价难以进行。
（四）不成熟的配套制约金融工具发挥作用
因为缺乏农业碳排放评估等配套措施，农业减排效果不能准确量化，不仅无法对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合适的补贴，也因为标的物缺乏，制约绿色农业金融发展。而且，因为政策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节能环保项目上，涉农优惠贷款数量有限，当前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还没有真正对低碳农业发挥积极作用。
四、推进我国农业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稳步推广低碳农业生产方式
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发展低碳农业的前提，遵循“分步实施、梯次推进”的方针，形成低碳农业未来发展良好预期。近期重在宣传低碳农业理念，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低碳农业知识宣传和技术推广，重点推广有助于增产降耗的测土配方施肥、精准施肥施药等低碳农业技术。远期可借鉴欧洲和日本经验，依托农业科研院所，出台专门的低碳农业生产规范，制定不同层级低碳农业生产规范奖励办法，通过直补方式，奖补满足条件的农户。
（二）以石油农业减排为重点，创新农业补贴新机制
将农机补贴与碳排放水平相挂钩。参照美国经验，划分农机碳排放国家标准，鼓励低碳农机技术研发立项，鼓励进口低排放农机。分区域差异化实施低排放农机补贴政策，对于东部、东北等一些农机使用相对饱和地区，只对低排放农机发放农机补贴；对于中、西部等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地区，制定不同碳排放标准农机等级补贴办法，低排放农机享受更高额度的补贴标准。在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政策中，完善企业参与机制，制定配方肥专门标准，取消配方肥生产许可证制度。对精准施肥施药设备和技术研发予以财政扶持，鼓励社会资本从事精准施肥施药技术推广。
（三）以农业低碳化发展为战略，推进低碳农业立法建制工作
尽快确立低碳农业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提高低碳农业战略定位，将农业低碳发展列入立法议程，明确未来农业温室气体总体减排目标，以法律形式建立农业减排硬约束。建立农业减排目标责任制，按各地情况分解落实减排目标，为未来逐步建立农业碳汇交易奠定基础。制定农业低碳发展规划，整合现有农业低碳发展政策，形成支持农业低碳发展资金池，切实降低广大农户参与农业低碳发展的成本。开展农业碳排放统计测量工作，建立覆盖面广的农产品碳足迹及标签评估监测体系，以量化指标评估考核各项低碳农业政策实施效果。
（四）以完善配套服务为推手，构建低碳农业金融服务体系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贸易结构；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9
近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而且正从一个环境问题演变成涉及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和社会等的复杂问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长期沿用的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方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长期依赖资源型出口产品的外贸结构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相违背，亟待加以改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上，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05-2020年期间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年均至少需要降低3.35%—3.9%[1]。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正面临着艰巨的减排目标和任务。
当前低碳产品日渐成为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中的新主角，以低碳认证为主的绿色壁垒已成为国际贸易壁垒新趋势，这导致主要以出口加工贸易方式为主、过分依赖中低端制成品出口的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中显得越来越难以持续[2]。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生产和消费发生分离，在一国生产的产品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消费，而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环境的破坏又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从而留在生产国。因此，国际贸易可能会使生产国的能源利用和环境状况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2003年《能源白皮书》中，它是指基于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低碳经济”这一名词被提出以后，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低碳经济研究的热潮，其中对于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和转型的研究也已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以及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转型路径研究两个方面。
1 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
1.1 国际贸易和能源消费研究
AryeL.Hillman等使用投入产出法，在 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作为解释变量，放宽假设，采用 3*2*2 的模式，即三种要素投入两个国家两种产出，最终通过这个新的模型，对投入产出法的研究作了更深入的探讨[3]。Machado G等研究了1970-1992年间巴西的国际贸易对其能源消耗量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产品中的能源含量明显大于进口产品中的含量，巴西每单位产值出口商品平均要比进口商品多消耗40%的能源[4]。Chen Ying等利用投入产出法，对2001-2006年中国贸易隐含能源消费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巨大的外贸出口引起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从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由于国际贸易，中国实际是隐含能源的净出口国。2002年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为4.1亿吨标准煤，但如果排除进口商品隐含能源1.7亿吨，中国净出口隐含能源为2.4亿吨[5]。Lan Yisheng等认为高出口增长和高能源消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并对21种出口行业工业品能源消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过去的32年里隐含能源出口保持着年均23.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隐含能源的出口量将是能源产出量的8倍。作为一个人均能源产量比较低的国家，中国必须改变出口贸易模式，根据能源消费敏感度，对不同出口产品采取鼓励或限制的政策[6]。
赵晓丽等运用投入产出理论，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计算模型，运用1992、1997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分行业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7]。朱启荣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活动能源消耗量，分析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认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我国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由此形成的贸易结构不利于国内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8]。熊妍婷应用面板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检验了中国能源消费和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增长1%，带来人均能耗0.09%的增加，人均能耗对进出口的长期弹性约为0.5[9]。赵晓丽等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根据“联合产生和平等贡献”原理，研究中国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认为1980-2005年中国进出口能源强度的下降，是由于出口商品能源效率变化的推动，高耗能产品净进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10]。刘强等利用生命周期的评价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的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进行了计算和分析[11]。Fredrich Kahrl等也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活动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迅速增长是导致中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12]。王元道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证明出口贸易内涵能源的增加是我国整体能耗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13]。蒋和平等对广西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出口贸易波动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负向影响[14]。
1.2 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研究
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首先提出隐含碳（Embodied Carbon）的概念，用以衡量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隐含碳”和转移排放有许多相似之处，隐含碳核算又和投入产出原理密切相关，因此投入产出中的许多概念被应用到隐含碳的分析中，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也成为测算隐含碳排放的重要方法之一[15]。
在进出口贸易和碳排放关系上，国外的研究主要有：Wyckoff对6个OECD国家1984-1986年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制成品中隐含碳占到总排放量的13%左右，认为进口产品会抵消国内减排措施的效果[16]。M.T.Tolmasquim在对巴西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向能源密集型的经济结构转变将会给该国环境造成巨大影响，巴西在1990年代CO2排放量的增加与贸易专业化向能源密集型转变存在密切关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致巴西碳排放增长7.1%[17]。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隐含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Shui等通过研究中美贸易隐含碳问题，指出中美双边贸易为全球增加了7.2亿吨的碳排放量，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7%-14%[18]。Dabo Guan等分析了中国1980-2030年的碳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是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三个主要因素[19]。齐晔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20]。孟祺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出口商品国内的碳排放情况，指出进口中间产品无论是对我国还是全世界都起到“减排”的作用[21]。李善同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各产业能源强度差异进行因素分解分析[22]。王媛等应用对数平均指数法（LMDI）对中国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并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23]。魏本勇等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对中国2002年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包括直接和间接排放）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2002年中国为满足对外出口需求而产生的碳排放约为288.22-330.49亿吨，其中国内产生的碳排放量261.19亿吨，约占当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23.45%，单位产值出口的平均碳排放为0.093-0.106千克，其中0.084千克是在国内排放的[24]。李艳梅等通过结构分解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对1997-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25]。宁学敏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中国1988-2007年碳排放量和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量和对外出口贸易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两者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出口的短期变动也同样对碳排放量存在着正向影响[26]。周新研究了国际贸易所引起的“碳泄露”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进行测算，并通过“消费者污染负担”和“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重新测算各国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发现美国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进口国（464亿吨），而中国则是最大净出口国（452亿吨）[27]。
2 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转型路径研究
目前，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的首要环境问题，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报告认为，全球碳排放量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为此，发达国家应实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发展中国家实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28]。Stern提出到2050年，碳排放量至少要比1990年减少50%，发达国家应到2050年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29]。丁仲礼等根据人均累计排放相对原则，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排放增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或地区[30]。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可能的实现路径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发展低碳出口产业；二是加强低碳贸易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出口贸易，碳排放，隐含碳排放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直至2010年11月29日的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2等温室气体的控制减排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范围内已经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Jl）、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碳交易市场，并发展起相应的碳金融市场。标志着后京都时代的国际减排机制相关的架构的确立，对中国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实现中国经济和贸易战略转型的最佳时期。
自从2001 年12 月11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上升到全球第二位，其中出口额已经跃居第1 位，进口额累计达7. 5 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595 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对外直接投资也年均增长超过40%，2010 年以688 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不可避免地急剧上涨。2002年，我国就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一方面我国的能源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面临减排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也具有实际意义。中国实现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体现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承诺。在负责任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仅是由于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为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而排放的，这就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问题。所谓出口贸易隐含碳，是指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从而进口国避免在本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一、关于国外相关研究的综述
归纳起来，国外学者关于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等。
1、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在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量的关系上，国外的研究主要有： Wyckoff 等（ 1994） 通过对6 个经合组织国家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发现制成品中隐含碳排放占到其排放量的13%左右。Shui 和Harriss（ 2006） 计算了中美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得出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所含的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 ～ 14%，这些碳排放最终被美国人消费。Weber et al.（ 2008） 认为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碳泄漏和碳出口，这个观点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Dabo Guan et al （ 2008）分析预测了1980 年～ 2030 年中国的碳排放趋势，结论显示造成中国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分别是出口增长、内需消费和资本投资。
Hillman（1978）在理论层面上，采用国际贸易经典的3 ×2×2模型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 扩展了L e o n t i e f 的投入产出法。M o n g e l l i 、Tassielli 和Notarnicola（2006）也都是以产品部门为基础，应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了意大利商品贸易中的能源消耗问题，通过计算意大利商品贸易中能源和CO2 含量。Lenzen 和Mungsgaard（2002）提出了一个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型（multi region input output model）并且利用它计算出丹麦最终消费的以价值形态表示的产品中所包含的能源数量。
2、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备受关注。国外学者对贸易隐含碳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许多国家都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完成了本国隐含碳的核算，如Schaeffer 和Leal（1996） 对巴西贸易隐含碳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通过国内消费品的离岸制造和生产将碳排放转移给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导致巴西出口产品比进口多消耗了56% 的碳。
Ahmad和Wyckoff（2003）认为，美、日、德、法和意大利是主要的隐含碳进口国，1995 年OECD 国家最大的隐含碳净输出国是中国，俄罗斯次之。Halicioglu （2008） 研究证明土耳其对外贸易是影响其CO2排放量的原因之一； Halicioglu （2009） 发现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显著影响CO2排放量的增加； Gavrilova 等（2010） 利用全碳核算和生命周期分析方法， 对奥地利畜牧业的贸易碳排放进行了研究。
目前计算商品中隐含CO2量较为常见的方法是I-O模型（投入产出模型），I-O模型又通常分为单边I-O模型（SRIO）和多边I-O模型（MRIO）。Sánchez-Chóliz and Duarte （2004），Mongelli et al.（2006） 等使用SRIO模型计算贸易隐含污染物，SRIO模型对数据要求不高，但涉及研究范围较窄。MRIO模型可以覆盖多个国家贸易隐含污染物的流量问题，但是对数据的容量和处理要求较高。Atkinson、Hamilton等（2010）运用多边贸易投入产出模型（MRI-O模型），通过15个国家19个部门的数据计算世界贸易中的CO2流量，实证结果表明，CO2通过对外贸易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3、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
在测算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分析驱动因素。Yan 和Yang（2010） 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 将隐含碳排放变化分解为（1） 技术效应，即产品碳排放强度的变化；（2） 结构效应，即贸易结构的变化；（3） 规模效应，即贸易量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中隐含碳排放从1997 年到2007 年增长了449%，其中规模效应为450%，结构效应为47%，技术效应为-48%。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对外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以及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等。
1、关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宋涛、郑挺国等（ 2007） 基于EKC 假设，研究中国人均GDP 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倒U 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李秀香、张婷（2004） 实证研究认为， 若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施环境管制， 中国出口贸易扩张会减少人均碳排放， 反之会加剧碳排放； 刘强等（2008） 估算了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碳排放量， 结论认为由贸易所引发的能耗量和碳排放量增加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许广月、宋德勇（2010）研究表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出口贸易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黄敏（2012） 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出口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显示出口规模是出口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
2、关于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朱启荣（2010）使用I-O模型，利用2007年和2002年我国31个进出口部门数据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CO2量，揭示了我国高碳产品转移问题。齐晔等（ 2008） 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研究显示从1997年到2002 年间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 ～ 14%，这个比重到2006 年已达29. 28%。张友国（2010）、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 等采用类似的方法，得出中国出口中隐含碳排放变动主要是由贸易规模和中间生产技术引起。
3、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目前，分解技术是分析碳排放增长因素的主流方法，包括结构分解方法SD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和指数分解方法IDA（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Yan 和Yang（ 2010） 、张友国（ 2010） 、李艳梅和付加锋（ 2010） 等采用SDA 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研究。虽然他们所选择的样本数据存在一定差别，但都得出中国出口中隐含碳排放变动主要是由贸易规模和中间生产技术引起的结论。Dong et al. （ 2010） 则利用IDA 考察了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发现，贸易规模扩大是驱动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经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起到了抵消作用。
三、结论与展望
纵览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发现：首先，尽管不少实证研究支持出口贸易是加剧碳排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从经济学理论逻辑而言， 出口贸易究竟如何影响碳排放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次，发达国家出口贸易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碳排放，这一论点已经被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但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尚需进一步关注和探索。最后，即便已有一些研究论及中国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问题，但多数研究限于宏观视角、地区层面或个别案例的分析，基于行业差异视角的多维度研究与探索尚不多见。为此，我们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重视国际贸易碳排放的研究，并非要实现经济增长的低速度，大幅度减少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而是要建立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完善鼓励低碳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关键要坚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2、强化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构建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环境关系的经济模型。而目前适用的模型与工具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碳排放问题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研究如何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问题的模型是有必要的。
3、积极开展碳排放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统一认识，提前部署。
参考文献：
[1]李秀香、张婷.出口增长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分析――以CO_2排放为例中国[J].环保产业，2004（06）：11-13.
[2] 宋涛，郑挺国，佟连军. 基于面板协整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检验与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07（04）.
[3]刘强，庄幸，姜克隽.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8，（ 8） ： 46- 55.
[4]宁学敏.我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相关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09（11）：51-54.
关键词：对外贸易；FDI；能源消耗；低碳经济；经济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左右，同期对外贸易增长15%左右，贸易依存度上升到60%，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长足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必须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使我国的能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经济增长以高能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不容忽视。化石燃料是当前我国使用的主要能源，占年总用量的90%上，而且环境中的主要空气污染物和碳排放量都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现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2012-2013年冬天全国大范围内的雾霾天气也警醒人们我国空气污染的严重性。中国在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中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所以探究对外贸易以及FDI对我国化石燃料消耗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一、化石燃料消耗影响因素的选取
近30 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综合能耗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而密切的均衡联系， 后者对前者的弹性系数较高[1]。即国内化石燃料消耗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此外还选择了对外贸易和FDI作为待检验因素，国内有学者研究了对外贸易、FDI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刘畅[2]认为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呈显著的线性关系，并且展开研究了投资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FDI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得出用于第一产业的FDI降低碳排放量而第二、第三产业FDI增加碳排放量的结论。通过“污染避难所”假说，我们也可以推论FDI可能对国内化石燃料消耗量具有影响。因为，在能耗控制环境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难以生存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会迁往能耗控制和环境管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对我国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我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3]也必须考虑在内。于是选取2002-2011年这10年间全国的化石能源消耗量、人均GDP、出口总额、进口总额、FDI值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的关系。
1.模型设定。
考虑到化石能源的使用与碳排放具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均GDP与化石能源消耗应满足EKC假说，即人均GDP与化石燃料消耗量呈倒“U”型关系。设定模型如下：
（1） lne=c+α1lnagdp+α2lnagdp^2+u
（2） lne+c +α3lnagdp+α4lnagdp^2+βlnep+γlnip+δlnfdi+u
1.数据来源。本文选择的样本时间区间是1980-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2.指标的选取。本文选择产业生产总值、产业资本存量和产业就业人数三个指标来评价产业结构的发展情况；本文结合Kaya模型和碳的化学燃烧公式法来测量碳排放。各指标具体如下:
2.1产业生产总值。本文采用的各次产业生产总值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历年公布的的当年GDP。用GDPit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2.2产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衡量四川省的资本存量，该方法由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该方法的计算公式为。公式中，i=1,2,3分别表示第一、二和三次产业；Kit表示第i个产业在第t年的资本存量；Kit-1表示第第i次产业在第t-1年的资本存量；Iit表示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投资，δit表示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折旧率。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资本存量基期的确定，大多数选择1952年或1978年作为基期，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期。对于折旧率的确定，国内学者的选择差异较大，如黄勇峰等(2002)选择设备、建筑的折旧率分别为17%、8%；张军等(2004)选择各省份的折旧率为9.6%；杨格(Young，2000)、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的选择分别为6%和10%，本文的折旧率定为上述学者选择的算术平均数为10%。对于当年投资的确定，国内学者中张军和章元（2003）采用积累的概念及其相应的统计口径确定；王小鲁(2000)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年的投资；还有用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作为当年的投资，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即四川省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的投资。
2.3产业就业人数。本文中各产业就业人数来源于四川省历年统计年鉴，用itlabor(其中i=1，2，3)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就业人数。
2.4碳排放量。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对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结合Kaya模型和碳的化学燃烧公式法来计算四川省的碳排放量。Kaya模型是由日本学者YoichiKaya提出的，该模型将经济发展、人口和政策等因素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联系起来，分析地区的碳排放量和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因素、各类能源的排放强度、能源的利用效率、经济的发展因素以及人类的活动的关系。公式中，P为人口，E/GDP表示单位能源使用强度，CO2/E表示碳排放强度即碳排放系数。碳的化学公式法是使用碳的化学燃烧公式:C+O2=CO2，从化学角度来测算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碳的燃烧值约为34070kj/kg，每吨标准煤消耗释放的热量约为29302kj，因此可以计算出消耗每吨标准煤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然而国内外学者发现标准煤含有硫、氮等元素会影响碳排放的测算，因此，本文结合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每吨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本文每吨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为2.499。公式中，itcarbon(i=1，2，3)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tcarbon表示四川省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GDPt和GDPit分别表示四川省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i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
二、模型的设定
鉴于本文中各经济变量数据较大，并且尽量减少或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造如下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第t年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碳排放量的对数值;表示截距项，表示回归系数，表示残差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与结论
1.回归结果及分析表1四川省各产业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回归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第一产业，评价第一产业发展情况的三个因素GDP、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员数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第一产业GDP与第一产业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回归弹性系数达到0.8524，表示第一产业产值每增加1%就会导致第一产业碳排放增加0.8524%;而第一产业的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员数量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相关弹性系数分别为－0.5134和－0.5285，这说明第一产业的资本存量和从业人数的增加不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对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资本存量对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而言，各变量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第二产业的GDP对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影响最大，相关弹性系数达到1.5631，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变量的影响，而且远远大于第一、三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表明四川省的第二产业中，三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居多，反映第二产业的发展结构不合理。对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所有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三产业产值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0.6796，在各产业中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且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与第三产业的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与第一产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