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主要途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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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途径

第1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太湖流域农业结构现状

农业产业结构

总体现状农业是苏锡常三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呈现出逐步衰落的态势，在地区经济中比重较小。调查显示，农业产生的生产总值仅为区域GDP的1%～3%左右。2010年，太湖流域（特指苏锡常）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40.68亿元，第二产业为7999.12亿元，第三产业为5083.2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81∶60.04∶38.15。苏州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8.86亿元，第二产业为4155.54亿元，第三产业为2436.89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60∶62.00∶36.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太湖流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45.23％。无锡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3.50亿元，第二产业为2546.07亿元，第三产业为1809.9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40∶57.60∶41.00，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流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6.38％。常州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8.32亿元，第二产业为1297.51亿元，第三产业为836.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3.10∶58.92∶37.98，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占流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8.39％（图1）。从农业产业结构来看，太湖流域苏锡常三市的种植业和渔业是支柱产业类型，其次为畜牧业、林业（表1）。具体三市均以传统种植、生态农业、水产养殖、畜禽养殖等为主，其中常州利用溧阳和金坛等丘陵地带在经济果林、花卉苗木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现状

（1）种植业。太湖流域农作物主要有粮食作物、油料、棉花、麻类、糖料、药材和蔬菜瓜果。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共有农作物种植面积68.207万hm2，其中苏州27.242万hm2、无锡17.613万hm2、常州23.352万hm2，分别占流域种植总面积的39.94%、25.82%和34.24%。在农作物品种上，太湖流域共有粮食作物44.416万hm2，占种植总面积的65.12％，在三市的空间分布比重为36.57∶27.32∶36.11；油料作物4.976万hm2，占7.30％，三市空间分布比重为35.57∶16.40∶48.03；蔬菜瓜类14.813万hm2，占21.72％，三市空间分布比重为52.07∶27.37∶20.56；其余棉、麻、糖、药等作物种植面积占5.86％，主要分布在苏州和常州（表2）。

（2）林果业。太湖流域林果业主要有蚕桑、茶叶和梨、橘、桃、苹果、葡萄等多种水果。从产业产值上来看，太湖流域林果业虽然不是整个流域农业产业的主要支撑，但凭借流域优越的自然水土条件，林果业成就了太湖流域一批特色产品，如无锡水蜜桃、苏州丝绸、茶叶等。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共造林14245hm2、四旁植树2395万株、育苗15795hm2，年末拥有各类桑园、茶园、果园面积分别为7104hm2、15326hm2、30270hm2；全年共收获蚕茧3530t、茶叶11012t、水果299915t。在空间分布上，桑园主要分布在苏州和常州，分别占流域桑园总面积的54.24%和40.92%；茶园主要分布在无锡和常州，分别占流域茶园总面积的37.34%和48.26%；果园分布较为均衡，三市均在30%左右（表3）。

（3）畜禽养殖业。畜禽养殖是太湖流域农业产业中相对重要的产业，“十一五”期间，太湖流域畜禽养殖业发展较快，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9.29%。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畜禽养殖年产值为87.25亿元，占流域农林牧渔总产值的35%。全流域全年共出栏牛6100头、猪约290万头、羊约23万只、家禽约8698万只、兔约30万只，至年末尚存栏牛5.22万头、猪178.86万头、羊12.52万只、家禽2151.45万只、兔子6万只（表4）。

（4）水产养殖业。凭借太湖流域丰富的水资源，水产养殖是太湖流域农业的第二大支撑产业。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共拥有淡水养殖面积14.393万hm2，年收获各类淡水产品53万t，会同少数海水产品共实现产值115亿元，占当年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5.65%。在养殖品种上，整个流域淡水产品较为丰富，有青、草、鲢、鳊、鳜等多种淡水鱼和河蟹、青虾等甲壳类水产品，此外，“太湖三白”、“太湖珍珠”等水产品已成为整个流域的特色水产品。

气候变化对江苏农业产生的影响

根据江苏省气候变化中心1961—2007年全省气象观测资料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已成为客观事实。全省年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0.16~0.45℃。由北向南增加的幅度加大，苏北每10年上升0.16~0.39℃，苏中每10年上升0.19~0.45℃，苏南每10年上升0.21~0.43℃。按照二氧化碳当量计算，江苏省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82445.71万t，农业生产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约为43.9万t甲烷，折算为922.4万t二氧化碳当量；固体废弃物和废水处理排放温室气体总量为43.9万t甲烷，折算为921.5万t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全省稻田甲烷排放量为36.2万t，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量为6.2万t，动物粪便管理系统甲烷排放量为1.5万t。气候变化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由于受温、光、水、气及其变化的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呈不稳定变化趋势，冬季变暖将导致病虫害大暴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可能会给农业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破坏。同时，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如春季气候变暖会导致湖泊蓝藻大规模暴发，影响生态系统平衡，进而影响农业生产。资料显示，太湖流域平均气温每升高1℃，农作物生育期缩短10~15d，导致产量降低。以水稻为例，双季稻区早稻平均减产约为16%～17%左右，晚稻减产平均14%～15%[4]。

太湖流域发展低碳农业对策分析

低碳农业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排放最少的温室气体，同时获得最大收益的农业发展方式，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以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为手段，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做好病虫害防治、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实现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碳汇、高效率的农业。从理论而言，低碳农业是一种资源节约型、效益综合型和生态安全型农业，与其他农业发展实施相比，除具有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之外，还具有生态涵养功能、气候调节功能、农业碳汇功能。因此，在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应当大力发展低碳农业。低碳农业的实现途径分析农业既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也是温室气体的吸收主体。农业如何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的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在生产管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减少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对气候的负面影响，减少对生态环境的面源污染，对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3-6]。根据调研结果以及碳的源汇理论分析[1-3]，江苏太湖流域低碳农业的实现途径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储备两大类途径，其中减少碳排放途径又可以分为直接减少碳排放和间接减少碳排放的2种途径，增加碳储备途径又可以分为直接增加碳储备和间接增加碳储备的2种途径；从微观上可以分为生态健康养殖途径、农用化学品替代途径、立体复合种养途径、农村清洁能源途径、废弃物循环利用途径、新型农作物育种途径、农田间歇灌溉与清洁栽培途径、节水节能途径、平衡施肥途径、提高反刍动物饲料利用率途径、污水生态净化循环利用途径、病虫害综合防治途径、植树造林生态屏障途径、草地保护性管理途径、加工与营销环节清洁生产途径、农业低碳消费途径等16种具体的实现途径。不同低碳农业模式对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效果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江苏省在低碳农业发展方式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在本省原有的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实践和发展创新了一批具有江苏特色的低碳养殖和低碳种植的低碳农业新模式，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成效。这些低碳农业模式主要包括：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农业面源污染物生态拦截模式、乡村生活污水生态净化模式、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种养复合生态循环模式、三品生产基地模式、环湖生态农业圈模式、农用化学品替代模式等（表5）。

太湖流域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强化低碳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低碳农业发展的源源不竭动力，也是江苏省低碳农业得以不断发展创新的原动力。一是要鼓励低碳农业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二是要加强低碳农业的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三是要加大低碳农业示范点的建设与规范；四是要开展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五是要加强低碳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六是要加强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研究。

（2）完善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加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江苏省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从制度上规范和引导江苏省低碳农业的发展。一是要加快制定与低碳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地方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体系；二是要建立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市场碳汇机制；三是要制定低碳农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设立低碳农业建设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和财政贴息资金。

（3）加强低碳农业的金融支持。发展低碳农业需要本省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建立适宜本省低碳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大低碳农业建设项目的投入力度，支持高碳农业的低碳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基本建设项目和种植养殖方式与耕作制度调整；二是要建立低碳农业的生态补偿机制，支持因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发展形成的部分产量损失和经济投入；三是要通过投资、税收和价格等优惠政策引导社会、企业、农民积极投资低碳农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4）加强低碳农业的宣传培训。通过舆论宣传、技术引导、典型引路和示范推广，逐步推进本省低碳农业健康、快速发展。一是要利用现代宣传舆论工具，广泛开展低碳农业知识宣传，大力宣传建设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意义；二是要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开展低碳农业科技培训；三是要鼓励企业和农民尝试低碳农业措施，培育低碳农业建设示范企业、示范产业和示范村镇；四是要增强公众参与发展低碳农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

第2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关键词：碳减排；全球碳减排方案；中国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 X16；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1）05-0001-06

收稿日期： 2011-01-13

作者简介：卞家涛（198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能源金融、金融机构管理。

余珊萍（1949－），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金融机构管理。

一、引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碳减排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其中，全球碳减排方案（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由于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2排放大国，今后的长期排放数量及排放路径被全球广泛关注，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日俱增，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此，对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文献梳理，以厘清研究脉络和进展、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对于公平的确立“后京都时代”的全球碳减排格局，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高效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全球碳减排方案述评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危害，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由于涉及经济代价、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一个覆盖世界各国的碳减排方案始终没有达成，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或分配各国的碳排放权”，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一）主要国际组织、国外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曾静静、曲建升和张志强（2009）通过研究主要国际组织、国家、研究机构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情景方案后，得出：温度升高的控制目标总体以2℃为主，即到21世纪末，将大气温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2℃的范围内；一般都倾向于在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10-6～550×10-6 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内，但各个方案中有关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减排措施和减排量分歧仍然较大。［1］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提出《公约》中的40个附件Ⅰ国家， 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到2050年则要减排80%-95%；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拉美、中东、东亚以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 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可理解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长速率，但排放总量还可增加），到2050年所有非附件Ⅰ国家都要在BAU水平上大幅减排。［2］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提出全球CO2排放在2020年达到峰值， 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发达国家应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 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到2050年则减排80%；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则要比1990年减排20%。［3］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8）提出以2000年为基准年， 2030年全球应减排3%，其中OECD国家减排18%，金砖四国排放可增加13%，其他国家增长7%；到2050年全球减排41%，其中OECD国家减排55%，金砖四国减排34%，其他国家减排25%。［4］GCI（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紧缩趋同”方案, 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标趋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上升，到目标年都趋同于统一的目标值，实现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5］Stern（2008）提出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应该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即2050年排放量应该减少为每年不到20 Gt CO2e，以后进一步降到每年不到10 GtCO2e。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应该控制在2tCO2e左右，发达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到2050年至少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6］Srensen（2008）提出在2100年比2000年升温1.5℃目标下，对2000－2100 年期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同时为各国匹配了明确的年人均排放额度。根据“人均未来趋同”（即当前排放高者逐渐减排，低者可逐渐增高）的分配原则，到2100年左右时，达到不同国家人均排放相同。［7］Browne和 Butler（2007）提出创建一个国际碳基金组织（ICF）来解决减排问题。ICF的首要任务是设定减排量，将碳浓度保持在参与国一致同意的上限水平之下，然后通过政治磋商来分配减排目标比例，以反映目前人均收入和排放水平的变化。［8］（二）国内学者关于上述方案的评价

丁仲礼、段晓男、葛全胜等（2009）认为IPCC、 UNDP和OECD等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 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以上的人均未来排放权，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并指出IPCC 等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没有资格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考。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的做法，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并最终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认为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从分配排放权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9］潘家华、陈迎（2009）认为GCI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从公平角度看, 默认了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趋同过程中的不公平，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10］吴静、王铮（2009）采用MICES系统对Stern方案进行模拟，得出Stern方案虽然能明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但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均排放的角度来看，均牺牲了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世界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认为Srensen方案的设置较为激进，在实施上存在技术困难。［11］黄卫平、宋晓恒（2010）对Browne & Butler提出创建ICF的提议给予了肯定，但认为ICF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实行一国一票制（基金以消费基数形成认缴义务），并主张ICF初始资金的认缴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不能根据各国的经济规模来确定，即初始资金发达国家承担50%，剩下的50%再由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消费基数认缴。［1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发现：在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有些缺乏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有些则充满实用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13］（三）中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陈文颖、吴宗鑫和何建坤（2005）提出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一个趋同是 2100 年各国的人均排放趋同（或不高于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另一个趋同是1990 年到趋同年（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趋同。趋同的1990－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以及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将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不同的水平这一目标来确定。并认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发展空间，其人均排放在某一时期将超过发达国家从而将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4］丁仲礼、段晓男、葛全胜等（2009b）根据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国家。［15］樊刚、苏铭和曹静（2010）基于长期的、动态的视角，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并根据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关系，通过计算两个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国累积消费排放量，发现中国约有14%－3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别国消费所致，建议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16］潘家华、陈迎（2009）设计了一个同时考虑了公平和可持续性的碳预算方案，即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碳预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调整、转移支付、市场、资金机制，以及报告、核查和遵约机制等，建立了一个满足全球长期目标、公平体现各国差异的人均累积排放权标准。［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假定T0代表工业革命时期， T1代表当前， T2代表未来某一时点（如2050年）。首先，根据目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总的累计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则，界定T0―T1期间各国的排放权。各国排放权与实际排放之差，即为其排放账户余额，从而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并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历史责任”明确转化为其国家排放账户的赤字，欠排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则表现为排放盈余。其次，科学设定T1―T2 期间未来全球排放总额度，并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每个国家在T1―T2期间新分配的排放额度，加上T0―T1期间的排放账户余额，即为该国到T2时点时的总排放额度。方案既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的优点，又克服了其覆盖范围小、发展中国家缺乏激励，以及减排效果差等缺点。是一个具有理论依据且能很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后京都时代”公平减排方案。［13］通过对碳减排方案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的分配原则。在此原则上形成的方案，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减排方案相比，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具有公平性、正义性、合理性。

在今后的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我们可以将我国学者提出的方案作为谈判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同时，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使国外相关主体能够逐步了解、认同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以便在“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分配中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三、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作为CO2排放大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深入剖析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积极寻找减排途径与对策，既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又是高效实施节能减排、加速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与碳减排对策

王锋、吴丽华和杨超（2010）研究发现： 1995－2007年间，中国CO2排放量年均增长12.4%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交通工具数量、人口总量、经济结构、家庭平均年收入，其平均贡献分别为15.82%、 4.93%、 1.28%、 1.14%和1.11%，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长度、居民生活能源强度，其平均贡献分别为－8.12%、－3.29%和－1.42%，提出通过降低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来实现碳减排。［17］

王群伟、周鹏和周德群（2010）对我国28个省区市1996－2007年CO2的排放情况、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CO2排放绩效主要因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平均改善率为3.25%，累计改善为40.86%；在区域层面， CO2排放绩效有所差异，东部最高，东北和中部稍低，西部较为落后，但差异性有下降趋势， CO2排放绩效存在收敛性；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则抑制了CO2排放绩效的进一步提高。作者建议：既要注重科技创新，又要大力加强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提高人员素质，以更有效地控制CO2排放；针对区域CO2排放绩效的差异性，可加强节能减排技术、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交流和扩散；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降低能耗结合起来，并考虑所有制的变动，以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作为改善CO2排放绩效的重要举措。［18］陈劭锋、刘扬、邹秀萍等（2010）通过IPAT方程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在技术进步驱动下， CO2排放随着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依据该规律将碳排放演化过程划分为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等四个阶段，发现在不同演化阶段下，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依次为：碳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驱动、碳减排技术进步驱动、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绝对主导。并指出：碳排放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不能脱离基本发展阶段，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起点和基础不同，发达国家应以人均和总量减排指标为重点，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减排行动则应以提高碳生产率或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提出中国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国际合作，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来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19］除了上述文献在研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之后，提出的针对性碳减排对策，学者们又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一些碳减排的途径。

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2002）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CO2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20］高鹏飞、陈文颖（2002）研究也得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1］不过，王金南、严刚、姜克隽等（2009）认为征收碳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22］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系统应始终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要从强化金融机构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配置给予市场和政策方面的支持、理顺价格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等角度入手，运用金融市场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3］梁猛（2009）提出通过转变资金的使用方式，将直接投资于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转变为项目的坏账准备；完善配套的运行机制、建立二级市场；发挥保理工具在节能减排融资方面的独特作用等途径来加强金融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24］彭江波、郭琪（2010）认为金融具有的资金、市场、信用等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造金融工具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创造流转交易市场、改变微观主体资信等级等途径支持节能减排市场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从而助推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25］潘家华、郑艳（2008）认为减排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充分利用各种市场机制：进一步拓展CDM的范围和规模，发挥其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一种作为个人消费性排放标准的碳预算，对于超过标准的碳排放征收累进的碳税，对于低于碳预算的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从而约束奢侈浪费性碳排放；在积极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成本较低、更具适用性的一些成熟技术推动减排。［26］陈晓进（2006）提出：在近期，通过节能降耗，尤其是大幅降低建筑能耗和提高工业用能的效率，能有效地减少CO2排放；在中期，发展和利用CO2捕集和封存技术，是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最佳途径之一；在远期，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燃料或者无碳能源替代煤炭，是减少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途经。［27］（二）碳减排与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工业增长

林伯强、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得出，中国CO2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即2020年。但实证预测表明，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后发现，除了人均收入外，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CO2排放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工业能源强度。提出降低中国CO2排放增长的关键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建立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能源的合理消费和提高效率。［28］林伯强、姚昕和刘希颖（2010）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满足能源需求的角度，将CO2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通过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并通过CGE模型对能源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决定了中国目前重工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以，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应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径来节能减排。［29］张友国（2010）研究得出： 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指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等政策措施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并降低碳排放强度。建议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整个生产部门的能源利用技术。［30］张雷、黄园淅、李艳梅等（2010）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始终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中部地区碳排放在全国的比重表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西部地区比重虽较小，但基本保持着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发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成熟，其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越减缓；缓慢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导致难以降低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原因。提出：积极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演进速率；推行现代能源矿种的资源国际化进程，最大限度地改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次能源供应结构；加大对非常规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的研发力度。［31］陈诗一（2009）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作为与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研究发现，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甚至为负。指出为了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32］陈诗一（2010）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从2009－2049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了模拟，认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通过均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在2039年达到最高峰，其后继续均匀减排至2049年的－1%的减排率”是通向中国未来双赢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路径。在此路径下，节能减排尽管在初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实现提高环境质量的既定目标，而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生产率，最终实现中国工业未来40年的双赢发展。［33］通过对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启示我们：在制定我国碳减排目标时，需要综合考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地区发展等具体因素，从战略高度系统性地实施碳减排行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实现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四、展望与结语

综上所述，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碳减排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1）加强定量估算以增强全球碳减排方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的研究；（2）以人民币为碳交易结算货币，争取碳定价权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研究；（3）碳减排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4）碳减排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

何建坤、陈文颖、滕飞等（2009）为我国当前碳减排行动指明了方向，即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统一认识，提前部署。推进技术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根本途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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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Forecas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IAN Jia-tao, YU Shan-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 China）

第3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关键词】低碳发展；碳排放强度；政策途径；河南省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现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促进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门。河南是一个人口和经济大省，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河南省碳排放强度虽然在明显下降，但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如何促进并尽快实现低碳发展，促使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拐点早日到来[1]，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本文针对河南省碳排放的特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趋势，着重探讨河南实现低碳发展的政策路径。

1.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在逐渐增加，并且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是河南省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其作用的贡献值与贡献率还在不断的上升。同时，在研究时段内，河南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现出三次曲线的关系，而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反比曲线的关系[2]。这说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非必然经历一段时间的上升后逐渐下降，有可能出现反复，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如果没有有效的宏观经济和环境政策的干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果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

发展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要求和权利，经济产出的增长是满足人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能源消耗作为维持经济系统运行的一项基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强度和满足国民生活需要的能力。因此，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环境压力上升是难以避免的[3]。特别是，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这是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的必经阶段。目前，河南省以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增加起到了加速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一直在波动中上升。1998年，河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45.0%，工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39.3%，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河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已提高到56.9%，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达到51.9%。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河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维持在56.3%-57.3%之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维持在50.7%-51.8%之间。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河南定位为国家的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形成了机械、电力、建材、冶金、化工、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烟草等一批重点产业，这对碳排放的快速增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虽然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对经济快速增长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节能减排和降低碳排放的任务异常艰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原崛起一定要走发达国家和地区那种“高投入、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避免重走工业化老路的必然选择。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重化工业领域，要进行资源整合，加快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换代，大力推进和推广清洁煤技术；二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低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快实现经济结构从高碳产业主导向低碳产业主导的转变。为此，必须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走全面、协调、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尽快使河南省经济完成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以更少的资源环境和碳排放低价，来维持中原快速崛起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2.大力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

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碳排放减排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3]。在河南省碳排放的抑制因素中，能源效率的作用比较显著，是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的情况下，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是最有效的碳减排途径。这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战略需要，也是减轻河南省经济增长对能源高度依赖的一项长期战略。要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大对先进节能技术的倾斜性投资，推动能源开采、转换及利用环节各种创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为提升能源效率提供必要的保证。同时，加大《节能法》宣传贯彻力度，加快制定各行业《节能法》实施细则，建立并实施有关碳排放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及企业准入门槛，从法律、政策层面保障能源效率的持续提高。

3.积极改善能源结构，增加洁净能源的比重

通过对河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发现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值为负值，是碳排放的重要抑制因素。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河南省能源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对抑制人均碳排放的贡献比较小。1978年，河南能源消费中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比例分别为92.3%、6.8%、0%、0.9%，而到2008年，这四者的比例为87.9%、7.92%、2.7%、1.5%，能源结构仍高度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比例仅略有增加。如果能通过能源替代，增加石油、天然气、水电等洁清能源的比重，逐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这对抑制河南省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是极为有利的。为此，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结构调整规划，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扶持发展风电、水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项目，努力提升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另一方面，在化石能源中，增加相对低碳的天然气的使用，是能源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目前，天然气在河南省一次能源消费中比例还不到3%，这与世界平均高于25%的水平相比，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加快能源领域的体制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和价格机制、政策宏观调控以及实施有关产业政策，理顺能源价格，积极引导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切实改变高度依赖煤炭的结构，大幅度提升洁清能源的比重。

4.结合行业特性，制定差异化的行业节能减排政策

河南省工业行业间直接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性，可以划分为直接碳排放量和直接碳排放强度都较高的高碳行业、直接碳排放量较大和直接碳排放强度较低的中碳行业、直接碳排放量和直接碳排放强度都较小的低碳行业以及直接碳排放量较小、直接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碳排放关注行业4种类型[4]。由于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投入产出的关联效应，由这种关联效应所引发的间接碳排放也不容忽视，且在一些行业中占有较高比重。因此，针对工业行业间碳排放的差异性，减排政策需要具有行业针对性。

对于高碳行业，由于其是工业碳排放的主要排放源，因此应作为碳减排的主要对象。改善能源投入结构、提高行业技术和能源利用效率，关停一些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量大的落后产能，是该类行业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对于中碳行业，其也是工业直接碳排放的重点部门，改善能源投入结构，控制排放总量是一个有效途径。而对于碳排放关注行业，提高行业技术和能源利用效率，同时，鼓励新型燃料的生产和使用，降低碳排放强度是减排政策的着力点。

此外，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间接碳排放需要引起重视。如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部门，虽然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大，直接碳排放量较小，但该类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较长产业链，对其他产业的碳排放需求较大，间接碳排放在其碳排放中占有很高比重。提高这些部门中间产品的利用效率，减少中间消耗，应作为促进这些部门发展的政策重点。

5.针对区域差异，制定分区域的节能减排政策

由于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地理条件以及区域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河南省低碳发展与碳排放特征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可以划分为低碳发展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率高的低碳经济区；低碳发展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率低的伪低碳经济区；低碳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高的高碳经济区等三种类型。针对区域特性，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区域差异化的减排政策，对于促进河南省低碳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整体目标的实现十分关键。

对于以郑州、洛阳等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区，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步”是政策的着眼点，继续发展绿色环保、技术先进的产业，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高效的能源利用效率十分关键；对于以焦作、济源等为代表的高碳经济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促进结构转型与升级，改变资源型经济的局面，提高资源和能源投入的利用效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十分重要；对于以周口、驻马店、信阳和南阳等为代表的伪低碳经济区，如何改变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技术进步的低水平发展，防止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与城市的扩展而带来的高排放出现则应成为政策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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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064-06 [WTHZ]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12

纵观国内学者对碳排放方面的研究，多数从国家和省域层面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演进、碳排放与能源结构演进、碳排放估算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碳税减排政策设计、碳排放与工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从市域角度来对碳排放进行测算和研究相关关系的不多，主要集中在对上海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研究等［1-14］。相关研究均未涉及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层面，市域碳排放量大部分来源于工业企业化石能源消耗和水泥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所有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的绝大部分。本文对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的碳排放进行实证分析，为湘潭市市政府和两型办制定湘潭市低碳经济示范市发展战略提供数据支持的同时，也可为其他省市如何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强度提供借鉴。

1 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特征与趋势分析1.1 1999-2008年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化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总体趋势分析按照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能源消费量分为能源终端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投入量－产生量) 和能源损失(包括运输和输配损失)量3个部分。能源终端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占重要地位，包括原煤、洗精煤、原油、天然气、焦炭、焦炉煤气、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热力、电力等。电力既有本区域内火力发电也有区域外来电，直接根据能源消费量或一次能源消费量计算碳排放有一定的误差［3］。湘潭市的电力消费既有本地火力发电也有市外来电，热力主要是本市供热，其碳排放是按火力发电和供热投入的能源计算，不再计算能源终端消费部门热力和电力的碳排放。湘潭市1999-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化石能源消耗量数据根据2000-2007年《湘潭统计年鉴》、《湘潭改革开放30年》和《湘潭经济社会发展60年》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和能源加工转换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情况表整理而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湘潭经济社会发展60年》［7-8］。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计算，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结合湘潭市能源统计数据的特点，采用以下公式计算：A =∑12i=1Bi×Ci 。式中，A 为碳排放量，单位t；Bi 为能源i消费量，按标准煤计算，单位吨；Ci为能源i碳排放系数，单位t/t；i为能源种类，取19类(见表1)。湘潭市主要消费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将能量单位转化成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t标准煤等于21 930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碳排放强度的计算公式为：D=E/F，式中D为碳排放强度，E为碳排放量，F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湘潭市1999-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邓明君：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碳排放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第1期表1 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从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数据上可以看出，未统计外来电力的情形下，总体上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和焦炭的消耗占了所有化石燃料消耗（折合标准煤）的99%左右。湘潭市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存在很大空间。如图1所示，十年来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化石燃料消耗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趋势。2003-2007年，湘潭市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工业连续五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完成了湘钢600万t钢技改、电厂二期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工业化进程使得2003-2007年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上升很快，到2008年趋于平稳。从图1可看出，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从2003年以来下降很快，2006-2008年碳排放强度从2.92降到了1.79，在碳排放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此大的降幅非常难。这主要得益于：①2006年前，湘潭市围绕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开展创新性技术攻关，突破了一批瓶颈技术，开发并应用了一批重大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②2007年初湘潭市制定了《节能减排科技支撑行动方案》，全面实施了“1126工程”，即：通过攻克10项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推广10项持，重点打造了装备制造业、精品钢材、新能源设备、小轿车等四大产业基地，这使得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食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的能源消耗加快，碳排放量上涨较快。2008年，湘潭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由于有新企业进入或原企业产能扩大导致该行业能源消耗量猛增，碳排放量变化大。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湘潭市进一步加快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力度，在“上大压小”的原则指引下，2007年关闭了10户小火电，这使得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碳排放量在2008年下降较快。

1.3 2005-2008年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点企业碳排放特征及趋势分析根据湘潭市1999-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吨标准煤的排放系数均值（0.7 648），本文测算得到湘潭市重点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数据，结果如表4所示。原数据有30家重点企业，由于有个别企业改制、停产、破产，本文只选择了其中的27家企业，分析其碳排放的特征及趋势。

从表4可以看出，2005至2008年，湘潭市重点企业中多数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均处于平稳下降的趋势，重点企业中的几大能源消耗大户，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这主要源于：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建立热电联产项目，采用循环锅炉后，遵循能源梯级利用原则，年节省原煤1.1万t，节水60万t。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先后投入10多亿元进行循环节能技术改造，基本实现了烧结、高炉、转炉、棒材等工序设备冷却水与废水的循环利用。为消化烟气脱硫装置所产生的废渣，湘潭电厂与其他企业合资兴建了一条利用废渣生产纸面石膏板的生产线，年产石膏板3 000万m2，使每年近20万t工业废渣得到综合利用，这使得湘潭电厂2008年的碳排放量明显下降；②大力推进科技创新。2006年在钢铁企业重点推广“三干三利用”（即焦炉、转炉和转炉煤气干式除尘技术及对水、煤气和固体废渣的综合利用技术），全市钢铁企业综合能耗下降了8.89%。2008年湖南韶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2 500 t/d干法窑熟料冷却机节能技术改造，建成了8 000 KW的余热发电系统，实现年发电5 343万KWh，节约标准煤18 829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7 072吨/年；③节能工程建设。2007年，湘潭市完成了30家重点能耗企业中6 700台老式电机与老式变压器80%的更新改造。2008年湘潭市狠抓工程减排，进行“以气代油”、“以气代煤”改造；④充分发挥企业重组改制的作用。引进中国五矿集团重组湖南铁合金厂，成立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强度在重组后发生戏剧性变化。湖南金宏泰肥业有限公司的碳排放强度在公司改制后变化显著。

2 结论与启示

理论上，工业碳排放强度包括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4个影响因素［9］，还有学者指出建立节能激励机制、加强能源技术领域研发力度与国际合作、优化外贸结构等措施也能够较好地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但现实中，深入贯彻实施这些政策、制度和措施却非易事，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好规划，建立节能的长效机制。地处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湘潭市通过实际行动高效可持续地降低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变化驱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节能工程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和企业重组。同时，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降低碳排放强度还有很大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淘汰高能耗的设备和改进生产工艺，提高天然气、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湘潭市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成功经验在于：湘潭市通过“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节能减排模式，很好地运用了“结构节能、技术技能和制度（或管理）节能”三种节能途径，解决了当前节能工作普遍存在的“政府动员多、企业和消费者行动少，号召多、具体措施少，行政性手段多、经济与法律手段少”三多三少问题［10］。对于其它省市来说，未来为了实现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必须制定完善的区域节能减排规划，还需要政府加强产学研知识转移的渠道建设和维护――即政府在宏观上调控和指导大学与科研机构以及产业的发展和研究方向，成立产业基金和科研基金来促进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产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信息交互平台［11］，使区域节能减排科技发展获得高校与科研院所等相关专家的支持。同时，在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时，目标必须着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合作支点上，突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打造低碳经济园区，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最后，建议建立并实施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探索市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机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探索性开展碳排放交易，兑现我国在碳排放强度控制上对全世界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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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arbon Emission of Municipal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Xiangtan City

DENG MingJun

(Business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China)

第5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金融发展是合理估计碳排放需求，制定和实施碳减排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比例随时间变化的协整关系；其次，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时变特征，在样本区间内，其影响程度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另外，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显著小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具体而言，稳定状态时它们对碳排放的贡献分别为7%和78%左右。

关键词：

金融发展；碳排放；经济发展；状态空间模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多，北京市CO2排放量逐年上升，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艰巨。为了缓解由CO2等温室气体带来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相关研究和实践，寻求有效的碳减排途径、合理估计碳减排需求成为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重要努力方向。特别是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1]以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2]。近些年国际上出现了部分文献讨论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但是结论并不一致。部分文献认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融资和各种技术创新活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有利于节能减排。Tamazian等（2009）[3]认为，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从而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低碳经济发展；Jalil等（2011）[4]认为中国金融发展没有对环境造成危害，反而促进了环境保护，并且中国碳排放量从长期看主要取决于人均收入、能源消费以及贸易开放程度。Ozturk等（2013）[5]认为，从长期看，金融发展对人均碳排放量并没有显著影响。Birdsall等（1992）[6]研究指出，金融发展能够吸引FDI和高水平的研发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环境质量提升，而且也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利用新技术的激励和机会，帮助他们生产清洁的和环境友好的产品，最终广泛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但是，也有部分文献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内涵丰富，发展程度越高，可能会增加对高耗能、高排放设备或器件的使用，从而推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上升。例如，郭郡郡等（2012）[7]利用多国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Zhang（2011）[8]则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情况，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等多个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中国金融发展是推动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显著推动碳排放的增加。另外，从研究方法看，现有文献讨论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时，基本上是采用自回归模型[9]、动态最小二乘法模型[10]等固定参数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静态的，难以表现金融结构、经济结构的动态特征，结论往往较为笼统。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这种变参数方法[11-12]定量讨论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北京市有关部门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说明与模型方法

（一）数据说明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以金融中介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北京市也不例外，同时由于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数据并不完整，因此，本文讨论的金融发展仅考虑金融中介规模，并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13]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FIRt为北京市第t年的金融相关比率；CRt代表北京市第t年中资银行贷款总额；GDPt代表北京市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时，本文选取北京市人均实际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按1980年可比价计算。此外，由于人类消耗各种能源所产生的CO2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基于北京市能源终端消费值，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即0.67）[14]换算得到北京市历年CO2排放量。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0—2011年，相关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2012）》。由于对数据取对数后不改变变量之间原有的关系，并能使变量趋势线性化，消除异方差，因此本文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以lnTCE、lnFIR、lnGDP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CO2排放量、金融相关比率以及人均实际GDP。

（二）模型方法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考察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利用状态空间形式表示动态系统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第二，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全局优化的卡尔曼滤波（KalmanFilter）算法[15]估计动态参数。

二、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碳排量与金融发展的时变均衡关系为了考察所有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采用扩展的Dickey-Fuller（ADF）方法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lnTCE、lnFIR和lnGDP的水平序列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水平序列并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后，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所有变量在进行一阶差分之后都显示出平稳性，因此可认为在样本区间内，北京市CO2排放量、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首先采用固定参数协整方程考察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根据EG两步法，采用ADF方法检验协整回归的残差序列，结果表明固定参数协整回归的残差并不平稳（如表2所示），这表明基于OLS回归即平均意义下，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进一步，我们根据王海鹏等[16]的做法，对时变参数协整方程（2）中的残差序列ε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变参数模型的残差是平稳序列，这表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刻画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时变参数协整关系是合适的，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变量之间并不具有固定比价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但是存在长期均衡比例不断变化的协整关系，换言之，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固定参数回归是伪回归，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存在的时变均衡关系。

（二）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时变影响分析利用Kalman滤波算法估计状态空间模型（2）①，得到时变状态变量如图1和图2所示。可见，样本区间内，北京市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都具有时变特征，传统的固定系数模型并不能准确估计它们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从时变状态变量的演变趋势中，得到的发现主要如下：1.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时变的，在不同时间阶段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从图1中可以发现，在1980—1994年期间，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at）的变化较为平稳，始终维持在0.03~0.12之间的水平，同时在此期间，该系数始终为正值，说明总体上来看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的，即金融发展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中，at值在1984年出现了较大缺口，其原因估计是在当时出现了国企股份制改革，金融行业活跃，在同年成立的工商银行更是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证，而在金融体系活跃开始时，金融发展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必须通过金融业促进工业、交通行业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快速发展才能实现，而该过程较为复杂并不能很快进行传递，由此出现了1984年的缺口。而状态变量at在1985年、1986年迅速反弹也说明了金融发展影响碳排放量是有时间滞后性的。1994年后，at的值迅速减小，并在1995年跌为负值，在1998年跌至谷底，约为-0.15左右。这个波谷的形成与1997—1998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当年金融行业大幅衰退使得金融发展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碳排放量产生正向影响，反而出现了负相关的情况。随后几年，由于金融危机逐步复苏，整个金融环境开始好转，于是又出现了状态变量的快速反弹，并在2007年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8年状态变量有所下降，其原因估计为美国次贷危机，但此次金融危机中北京市并不是主要受灾区，故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只出现了小幅震荡。2.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整体上扬。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始终为正，表明经济发展一直是推动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程度持续上扬，进一步表明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和设备在北京市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角色；而且，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明显强于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发展在碳排放量急剧上升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可见，经济发展仍然是驱动北京市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因素，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有效碳减排的关键途径。

（三）碳排放量的预测方差分解采用预测方差分解方法比较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冲击对碳排放量变化的贡献率，评价两者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如图3所示。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波动的贡献率均逐渐增加，之后分别稳定于7%和78%。此外，研究还发现，在第6期以前，碳排放量波动主要的贡献者是其自身，此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碳排放量本身，在系统趋于平稳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相对最高，金融发展的贡献率略低于碳排放量自身。

三、主要结论

第6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碳排放权形成的原因、碳排放权主客体的关系以及低碳经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产权理论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市场交易为基础，公众参与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关键，产权保护为保障的低碳经济发展“五力”模型。

关键词：低碳经济产权理论碳排放权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近几年来，如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当前，学者从产权理论角度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交易障碍的排除上。国内最早用产权理论分析低碳经济的是天博士（2007），他对碳排放权的特征进行了界定，认为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强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议。张国丰（2010）通过对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要从初始配额分配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方面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张鹏（2010）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论述了知识产权制度应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上对低碳技术创新给以回应。然而，还没有学者从产权理论的视角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第7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内容提要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关于碳排放的讨论也日益升温，“碳币”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12月19日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是各国对碳排放问题讨论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也是“碳币时代”的原始规则。而规则的制定者，在日后的低碳经济中，毋庸置疑地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如何兼顾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合理地降低碳排放，为“碳币时代”的到来打下基础，成了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碳币碳排放权交易低碳经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碳排放问题的争论不但没有暂时放缓，更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减排计划似乎有着空前的热情——在制定自己国家减排目标的同时，更是“积极”地制定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为经济复苏和经济转型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金融市场上对美国制定的减排计划的高调反映，一些金融机构对此计划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支持，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减排计划在给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盈利和创新空间；更是因为按照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减排计划一旦实施，碳排放权的交易将会推动碳币时代的到来。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将会以碳币为工具，迎接属于他们的碳币时代。因此，我们要看到减排计划背后所酝酿的碳币，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掌握先机。

一、碳币及其生成的历史条件

(一)碳币

首先要明确的是，碳币并不是一种像金属币、纸币、电子货币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形态，它是一个意想中的货币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衡量世界上各种货币币值的新标准。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货币本位，像金本位和虚金本位制那样，使信用货币和“碳”关联起来，进而影响到某一种货币在世界市场上的信用地位和币值。目前我国对碳币的定义为：碳额度与黄金额度可以互换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戴星，2009)，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准确定义和衡量标准还没形成，不过很明显的是，在“碳币体系”下，除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碳排放额度将会成为影响该国货币地位和币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碳币生成的历史条件

促成碳币诞生的最直接因素是国家之间碳排放权的交易(CDM)。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努力降低碳排放以达到该协议所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短时间内降低碳排放量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资源，更有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失衡。即便不会给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重的冲击，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当然是发达国家不愿意面对的结果。《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个时间差便成了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条件之一。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世界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就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该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与199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减排任务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排放量、经济和技术实力不同，所要承担的减排任务也不尽相同。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目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或者说要实现该目标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愿意用放松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换得该目标的实现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要么通过采用新技术或者转变能耗模式来实现这一减排目标，要么就向率先完成减排目标的国家或者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购买碳排放权力，即以付出货币的形式将自己的减排任务转移出去。如果购买碳排放权的实际成本要小于该国在短时间内实行本土减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碳排放权的交易无疑就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的首选。

以欧盟为例，1990年欧盟的碳排放量约为4.57亿吨，我们假设欧盟每年按1％的速度降低碳排放量，则2008年其减排任务在300万吨左右。在欧洲市场上2008年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约为30欧元／吨，而在中国市场上大约为10欧元／吨，这就意味着如果欧盟将减排任务完全转移到中国要比完全转移到欧洲市场上节省6000万欧元，而同样完成了减排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欧盟所支付的减排价格则可以转化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假设的例子，不过足以说明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空间。

随着《哥本哈根协议》(草案)的制定，国际市场上的碳排放交易会越来越多，而碳排放的交易价格也会逐渐上涨。很明显的，碳排放权的交易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货币关系，但是这样以碳排放权交易为纽带的货币关系还不是“碳币体系”。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碳金融产品的出现，碳排放权交易将会逐步在金融市场上显示出其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影响力。

二、“碳币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迫于缓解气候问题和《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国际规则的压力，世界各国将会逐步降低碳排放量。但是如前所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或者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减排目标。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越来越繁荣，碳排放权也会逐渐成为各国货币之间的一条纽带。目前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提议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来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比如碳排放权期货和现货。这些金融产品使得各国在金融市场上可以直接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如我们所知，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影响各国货币的主要金融产品有黄金和石油，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繁荣，如果碳排放权也进入到金融市场，将会成为和黄金、石油并列的影响货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时候，碳币便基本上形成了雏形。

可见，在2012年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肩负起减排责任，碳排放权货币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即便是碳排放权拥有了货币职能，碳币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碳币体系下的货币本位问题

之前已提到，目前一些人将碳币理解为一种新的货币本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碳币的片面理解。因为随着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信用货币逐步占领了市场并且适应着经济的发展，但是信用货币背后依然有着国家黄金储备和国家信用的支撑，这也是信用货币的基础。碳币不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它最初是一种由部分国家制定出的规则而促成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中又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而最终这种金融产品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支撑碳币的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更何况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之类的国际规则不可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信用关系本身就带有着比国家信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这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信用关系也充当了信用货币的货币本位，那么它在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的同时，势必也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世界货币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在未来的碳币时代，究竟什么会充当碳币的货币本位——依旧是黄金，还是带有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的参考一揽子货币币值的多重本位制?这将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之一。

(二)碳币的发行权问题

无可厚非的，碳排放权的制定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出更有利于该国的减排目标。以美国为例，假如《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到期以后，美国在2032年新的减排目标是比2012年降低10％。如果以其自身的实力来看，到2022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该减排目标，那么美国就可以将剩下十年的减排能力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出去，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了十年的碳币发行权，而其究竟有多少的碳币发行量，就要看他自身的减排能力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

如果美国拥有着到2032年可以实现比2012年降低30％的减排能力，那么他额外拥有的碳排放权就是：2012年碳排放量×(30％-10％)=A；假设2022年到2032年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均价为P，那么A×P=Q，Q就是美国可以控制的碳币发行数量。至于何时发放，发放多少，就要由其自己说了算了。

可见，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主要在于减排目标的制定方面。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这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很不平衡的。所以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也将会是未来各国争论的焦点。

(三)碳币体系的影响

在碳币体系下，各国的贸易商品、关税和汇率水平都会受到碳排放量的影响。对于贸易商品来说，如果以碳币衡量各国的货币币值，那么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形成除了受到目前已有的因素影响之外，还要受到该国减排目标的影响。对于拥有着较轻减排负担的国家来说，在实现减排目标之后，可以通过卖出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的外汇储备，并且节省购买碳排放权的货币，这样就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正常流动性和币值稳定，也维持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即不会因为国内缺乏资金而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或者落后，其产品可以用更低单位的碳币价格表示出来，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相反，对于有着较重减排任务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需要支出额外的货币来购买碳排放权，另一方面也要在减排技术和设备方面花费资金，这将会影响到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碳币标价较高，从而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经济发展带来恶性循环。

碳币体系对关税的影响类似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拥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在制定关税方面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其可以借用碳币工具，对那些没有碳币发行权国家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对于没有碳币发行权或者较少碳币发行权的国家来说，只能在关税的制定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至于各国关税的变动水平，其中主要依据就是碳币发行权的多少。

在外汇市场上，碳币发行权所属国的货币和碳币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其货币的币值在碳币体系之下会有着更加强势的地位，币值稳定且剧烈变动的风险较小；没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的货币币值就会由于缺少了碳交易信用而变得相对弱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货币币值的影响，缺少了变动的主动性就意味着存在着较大的汇率风险。

三、碳币体系下规则的制定和作用途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拥有着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要实现他们自己制定的减排目标困难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完成发达国家为其制定的减排目标就比较困难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要完成减排目标，途径有三个：

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发展低碳技术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能耗模式。不过如之前所述，这势必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即使完成了减排目标，在新一轮的减排计划制定当中，发达国家又会重新针对这些没有参与权的国家制定出新的减排目标，如此循环下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二是向发达国家购买先进的减排技术和设备。虽然说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是在未来的碳币体系之下，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不会无偿无尽地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而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向发达国家购买技术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减排任务。

三是向提前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采取这条途径就意味着正式的将本国货币纳入到了碳币体系之下，也就是说该国货币在碳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碳币”的左右，被左右的程度就取决于所购买的碳排放权的多少，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购买碳排放权的国家的货币将受控于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

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都拥有着绝对的主动权，碳币将是这些规则制定者的工具，而不能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将财富以“碳币”的形式转移到规则制定者的囊中。

因此，碳币体系的规则制定势必会成为各国争取碳币主动权的焦点。不过由于综合国力不同，减排计划的制定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这种规则最终也会向制定者的利益靠拢，维持着制定者的意愿。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及早的认清减排计划背后所掩盖着的“碳币”，在规则的制定中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四、目前中国面临的碳交易状况和建议

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我们一贯坚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过《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2012年之前中国的减排目标，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积极的为中国制定着2050年的减排目标，甚至要中国和印度承担全球减排总量的20％。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显然，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出来的减排标准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未来减排计划的制定，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掌握主动权。

从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情况来看，我国签订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已经超过了印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如图1)。

目前我国拥有着数量众多的碳排放交易项目，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拥有着潜在的减排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正在努力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资金和活力，又发展了我国新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使我们逐步熟悉该市场上的交易规则，为以后碳币时代的到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来看，国内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要远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虽然这样可以为我国带来更多的交易项目，但是并不能很好的为我国带来应有的收益。因此，我们还应该合理的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使国内的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打造碳交易市场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经济转型，努力将减排压力转化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如何将这个特殊的经济时期同节能减排联系起来，实现经济发展和降低排放的双重目标，将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既有利于我国在未来的碳币时代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将会稳步推动我国经济向碳币时代平稳地过渡。

第二，参与国际减排计划的制定，维护自己的权益。碳币体系的关键之一就是减排规则的制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就意味着碳币的发行权。若要在碳币时代拥有更多的碳币发行权，使我国在碳币体系之下处于主动的地位，就必须参与到减排计划的规则制定中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维护本国在碳币发行方面的权益。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打好碳金融产品发展的基础。碳币一旦开始生成，必然首先出现在宏观条件良好的金融市场上。所以我国应该从现在的碳排放权交易开始，努力熟悉碳交易的交易规则和发展趋势，并且及时地改善宏观金融市场环境，做到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这样才能在碳币时代到来的时候，使碳币在第一时间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8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关键词：能源碳排放量万元GDP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130-02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因此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碳减排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及碳排放大国共同承担的责任，但要完成一国理应承担的减排责任，需要一国内部各区域协调联动，从而顺利实现减排目标，为自身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相应贡献。

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对其1998～2008年的能源碳排放量、万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同时对估算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以期得出富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及减排措施。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一词作为代表。本文的碳排放特指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2 估算方法

2.1 能源碳排放量

由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致使全球气温变暖的最主要原因，而二氧化碳主要是来源于能源的消耗。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特别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较高，三者之和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92.8%，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的消耗。本文所说的能源碳排放量，特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确定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来源于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编写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计算公式为：

Ai =Si Pi Ci 4/12 （2-1）

式（2-1）中，Ai表示某种能源的年碳排放量，计算结果为碳的年排放量，需要乘以44/12换算成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某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具体见表2-1；Pi表示某种能源的年消费量；Ci表示某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具体见表1；i表示能源种类，即原煤、原油和天然气这三种能源，取值为1、2、3。（在计算时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煤炭和石油的数据，分别用原煤和原油的数据来代替）见表1。

2.2 万元GDP碳排放量

万元GDP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AGDP =(A1+A2+A3)/GDP （2-2）

AGDP表示万元GDP年碳排放量，单位吨/万元；A1表示原煤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A2表示原油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A3表示天然气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GDP的单位为亿元。

2.3 人均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AP=(A1+A2+A3)/P （2-3）

AP表示人均年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人；P表示常住人口数，单位为万人。

3 估算结果

云南省能源碳排量、万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根据公式（2-1）可得估算结果见表2、图1、图2、图3和图4。

4 分析评价

4.1 原煤碳排放量最大，且三种能源碳排放量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根据表2和图1、图2和图3来看，11年中，云南省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三大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量巨大。原煤累计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90.0%，原油累计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9.0%，天然气累计碳排放量只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1.0%。巨大的原煤碳排放量对实现减排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原油在消费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远小于原煤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虽然原油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能源的年碳排放总量产生影响。

天然气的碳排放量从1998～2008年都有波动，但波动中变化的量并不太大。天然气较以上的原煤和原油来看，消费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最少。

4.2 万元GDP碳排放量有波动，但总的趋势在下降

根据表2和图4来看，11年中，万元GDP碳排放量出现波动变化的状态，但总的趋势是在下降，出现波动的原因可能是与某些年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大量耗能工业的调整有关。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能源的消费需求是不同的，导致了碳排放量的不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万元GDP碳排放量会逐渐呈现下降的态势。

4.3 人均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且受人口消费习惯的影响较大

根据表2和图4可以看出，从1998年～2008年，云南省人均碳排放量逐年上升。人口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从人口数量因素和人口消费习惯因素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11年中，云南省的常住人口变化不大，但人均碳排放量却逐年上升，可以看出人口消费习惯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生产产品并消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由于在消费过程中缺乏合理引导,导致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不良的消费习惯,这些消费习惯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碳排放量。

5 云南省减少碳排放量的措施

5.1 将重心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进能源利用结构上

云南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实力逐步增强的同时对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相伴随的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增加，但这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并不违背历史规律。然而，为了减轻环境压力和维护人类的生存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进能源消费结构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5.2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与此相对应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集约型的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模式便成为必然选择和追求目标，而这其中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效益的提高。

5.3 转变消费观念

人口基数的大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反而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习惯、倡导文明消费以及培养消费责任心就成为重点所在，只有坚持消费的低碳化和可循环,才能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5.4 政府政策的正确约束和引导

政府的政策在一个区域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无疑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二氧化碳减排提供政策保障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把碳减排政策放在突出地位，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文颖,高鹏飞,何建坤.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碳减排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4(3):342-346.

[2] 何建坤,刘滨.我国减缓碳排放的近期形势与远期趋势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3-157.

第9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鲁宾斯德教授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被广泛认同,他指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它是一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

低碳经济包括四个内容:(1)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性问题;(2)低碳经济是对于高污染、高排放、没有约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3)低碳经济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目的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人类生活、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多的排放CO2等温室气体而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进行的自救行为。

二、低碳经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历史上CO2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CO2的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证实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Grubb(2004)等通过对早期英国的研究得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较高,但是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弱。Treffers(2005)等学者对德国GHG排放量的减少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实现GHG排放量的减少与经济的较快发展。Wara(2007)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不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种补贴和政治机制,因为它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国内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是关于碳排放权分配问题。王伟中、陈滨(2002)等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应当遵循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和效益原则。潘家华(2003)考虑到除了以国际公平为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发展中国家站在人文发展的角度,坚持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何建坤、刘滨(2004)指出,碳排放权分配应坚持“一种产权、两次分配”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碳排放权分配必须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原则,在公平原则和碳排放“产权”界定清楚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排放权的二次分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陈文颖、吴宗鑫(2005)等考虑到以“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原则来进行碳排放权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公平问题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历史水平还是当前水平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坚持人均分配原则,以保障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和对策。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从低碳产业、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城市和碳汇五个方面指出了多层次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能够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形势下,提升应对能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渊源。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两大主题密不可分,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革。自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低碳经济正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径。低碳经济的出现必然有着经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下面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低碳经济所涉及到的理论进行总结:

1、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经济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但要求体现在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更要求体现到作为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它包括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就是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资源环境产权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与环境资源产权理论密不可分。“产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的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相互间的排他性。当资源的稀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建立排他性规则所费的成本低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时,人们才有建立该资源产权的激励”。

3、排污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三种履约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都是实现并且推动低碳经济的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它将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优化配置”。

4、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没有反映环境的稀缺性,许多环境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零,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应该从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预上入手。

5、政府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是指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了经济效率,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家低碳经济政策能够有较好的了解。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实践当中有必要从低碳所涉及的经济学内涵进行研究,以下笔者尝试从四个方面对低碳的经济学内涵进行了分析:

1、“脱钩”理论角度。将物理学当中的“脱钩”概念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脱钩”理论主要用来分析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解耦”关系的。评价低碳经济的主要标准不是单一的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也不是单一的看经济发展状况,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后两者为理想状态)。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为CO2)之间关系不断从“耦合”到“脱钩”的过程。“脱钩”:是指用较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较多的经济社会财富,它反映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并非同步变化。脱钩指数用来衡量脱钩指标,具体表达式为:

其中,DRt为脱钩指数,EP为环境压力变量,DF为经济驱动力变量,它表示一段时间内环境压力变量的相对改变与相关经济驱动力变量的相对变化的比率。运用脱钩指标可以较好地检验某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够找出造成脱钩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制定灵活的脱钩政策提供依据。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角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能够表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地遭到破坏,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态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环境保护呈倒“U”型关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部不经济导致市场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解决环境问题可以从科斯定理入手。科斯定理指明:“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

4、国际经济学角度。国际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及国际经济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竞争与协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侧重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开展的经济协作活动。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建立在国际相互依赖基础上的重要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加强其在国际间的流动,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碳排放权全球内的最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主要参考文献:

[1]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2]潘家华,庄贵阳,陈迎等.英国气候变化政策: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N].中国环境,2006.1.27.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碳排放的主要途径精选(九篇)

第1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第2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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