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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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总体因素发展，受到出生率不断下滑、劳动力数量收缩、人口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这就对居民家庭、社会环境发展等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K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

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第2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终于，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

如同一锅沸腾的油滴入了水，于是“滋啦……”一声，油花飞溅，溅到人的手背上，烫出一串燎泡，溅到墙壁上，留下一个难以擦拭的油点，“噼里啪啦”的声响不绝于耳。

“就我同学，生了二胎”，“我们单位那个小领导也生了二胎”，“今天午饭时，我同事说明年这个时候一定抱上二宝”……二胎，二胎，二胎！爸妈这些带有明显试探的话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耳膜。干脆装聋作哑，屏蔽“二胎”这两个字，直到有一天，“璐璐，我们谈点很重要的事吧！”什么事？！我顿时如同被电击――我在学校干了什么？我在淘宝上败家被妈妈发现了？不会啊，我最近啥都没干啊，我又咋了，我的天哪！“不会……”“你说我们家要不要生二胎？”妈妈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是无所谓的，关键是你爸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我们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男孩还是女孩？”我的脸上快挂不住了。爸妈交换了下眼神道：“不是重男轻女啦，只是想再要一个，男孩女孩都好。”“那正好，我也是，不论男女，他（她）一出来，我就掐死他（她）！”，房门被我“咣”地一下摔上，我把自己扔到被窝里。

我为什么不接受二胎？因为我怕争。试想一下，一个和你流着相同血液的生物，他与你有着相同的父母，相似的长相，相似的性格，但他却比你享受着更好的待遇，因为你现在是大孩子了。你要去包容他，但你又讨厌他；你要学会爱他，但你也同样需要别人的爱；你要在别人面前因为他成为一个大人，但不可置否的是你还是个孩子；你努力地想去恨他，但你无能为力地只能爱他……

所以你要转移怨恨，你不能恨父母，他没有错；你不能恨你的弟弟或妹妹，他们也没有错；至于旁人，他们和这事都没关系吧；所以最后，你只能恨自己。你开始厌弃你现在的样子，你心里想“我要变得更强，变得他们都无法无视我，让他们需要我，我要永远超过我的弟弟或妹妹。”可是从一开始，你又何尝是错的呢？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的中心都有一头呼唤着爱的野兽，这头野兽有洁癖，一种对来自父母爱的洁癖，它决不同意与他人分享父母的爱，即使是丢掉，也决不分享。

“你为什么要害怕生二胎呢？爸妈即使生了弟弟或妹妹还是会一样爱你。”我相信这句话是所有父母拿来浇灭长子怒火的缓冲剂。

我不信。我的同学中不乏家中有二胎的。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坐地铁，“你等一下”，她突然说，“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她掏出手机，“妈，你来接我吗？下雨了，不想一个人走……哦……那好吧。”“怎么样？你妈妈来接你不？”“……她去接我弟弟……”“……”

弟弟或妹妹还小，你的父母必须去更关心他（她），没什么啊，人之常情，保护那个更弱小的，恐怕连动物都如此。所以，还是一样的爱吗？父母的爱的容量也只有那么大，一部分给他们的父母，一部分给伴侣，一部分给孩子，一部分给工作。如今，又平白无故地来了这么个小家伙，既然无法拓展爱，那么就只能从你这里拿走一部分。你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地自己填上这个缺口。

有人说，更甚至你的父母也会说“独生子女多可怜啊，一个人，太孤单了……”我不需要无聊时有血缘关系的玩伴，我不需要别人帮我分担给父母养老的责任。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哥哥或姐姐而不是弟弟或妹妹，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没有人不会去把自己与自己最像的、最亲近的、同时在某一层面来说又是最大的威胁来对比；没有人不会去想是不是父母不满意自己，所以要一个新的孩子来满足自己的期望？

我错了吗？我不够好吗？他们不爱我了吗？

我不敢问，我没法儿问，我不去问了吧。

于是，自我怀疑，自我嫌弃，自我厌恶……

总有人觉得我们孤独，事实不然，我们也更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如果生了二胎，那么家里就要买房，房价像发了疯一样地涨，再买房，父母工作的担子将越来越重，明明都快到享福的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像年轻时那样从头再来？！如果生了二胎，那么我的成绩也会受到影响吧！……

你们生二胎，不就是想多一个人养你们老吗？你们不就是怕我不养你们吗？我会吗？我需要人帮吗？我不会变得更强吗？这些话，好像很难言之于口。一切的质问、担心与怒火在妈妈偷偷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要弟弟或妹妹时全部化成一句“我不喜欢小孩”的嗫嚅。

终于，父母还是决定尊重我的意见，不要二胎。

可能我会在别人家的两个孩子互相帮助、共同成长时，偶尔地羡慕，但自己还是不需要了吧，毕竟我胆小，我不敢去体会这份幸福中交织的苦涩。

昨天学校似乎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周末只补课半天，中午便早早地放学了。下午大约一点钟，我回到小区时遇到一个女孩，她孤独地坐在马路牙子上练笛子，我驻足洗耳恭听。

朴树的《白桦林》。

朴树是比我大约大个八九岁的人们的偶像吧，眼前这个女孩，看上去也就初中，她居然会喜欢朴树。

“真好听！”我开始赞叹，“我也特别喜欢《白桦林》，可我不怎么会乐器，唉，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这儿练习？”

“谢谢。”，她笑得不怎么自然，“……弟弟还小，他在家里睡觉，我怕吵了他……”

“呵呵……”我的脸上也挂着不自然的笑，“没事啦，他很快就会长大，很快就好了。”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时间的流驶会让她的弟弟长大，时间的流驶会带走“不好”吗？

朴树是个矛盾体，他一边斥责着娱乐圈的虚伪，一边又以娱乐圈为生。他是个孤独的反叛者，他一边与这个世界抵抗着，又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的意图。

第3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老年保障之所以令人关注，是因为养老不仅仅影响当下的老人，而且还影响到今后几代人的退休生活。所以中国近来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刺激经济，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比如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同样的目的。与此同时，新公布的二孩政策旨在减轻缓解老龄化问题，以及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但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奏效，还是一个问题。

1990年-2009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由零上升至35%。这种高速攀升使人瞠目结舌，因为国际经验表明老年人通常不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相比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美国老年人的储蓄率在同一时期几乎下降了20%。

这是老年人应对老年保障不确定的一个手段，其信号是，家庭和国家养老都不可靠，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我认为老年保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但对于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员来说，中国独特的发展途径会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比较艰难。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代际之间的扶持，并且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要负责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这种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不可持续。其次，社会保障不是退休之后收入的可靠来源，老少比升高使得现行的统收统支账户也不可持续。第三，过去20年来，医疗费用翻了4倍，这对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成本剧烈上升，但与此同时养老的收入却没有同步提高。最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产生了隔代相传的收入不均，不仅收入在老年人群体里分布不均，而且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会代际固化。如此一来，在一个没有对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会里，老年人自己积聚财富的动力变得非常强烈，这也是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高速攀升的原因。

现在，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原因是传统家庭保险形式的逐步消亡，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一胎制”政策，使得老年人无法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散养老成本。过去，退休之后生活来源约有一半来自于儿女， 而对接近退休的城市人口（45岁-60岁）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预期其大部分收入将来自儿女。根据城市户口调查，有五个到六个孩子的父母约有70%的收入来自于儿女。但是，只有一个至两个孩子的父母，只有10%的收入是从儿女那里得到的。子女越多的家庭，父母可以依靠儿女获得住宿的现象越多。在城市里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儿女不再是老年人可靠的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养老金制度也不可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了少数人，大部分人依旧在养老体系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城市和农村全部劳动力中只有31%的人员有资格享受某种形式的公共保障。农村中只有11%的人口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有许多人名义上有一个社保账户，但实际并没有钱。

事实上中国的老年人可能所存无几，无法保证他们的未来购买力，而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恐怕也有同样的思想准备。因此，他们的应对措施是积聚更多的财力。但是在银行存款得不到较高的实际回报的情况下，同时又缺少其他相对“安全”的资产，中国消费者手上的储蓄除了投入于跌宕起伏的股市和房市外，别无其他投资出路。与此同时，通胀预期在上升，老人们的钱会更不值钱，因此保护他们的购买力变得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旨在促进消费的政策，不管是通过宽松的货币环境还是直接的财政政策，都不可能见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年人高储蓄低购买力，是中国社会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又被重要的政策选择和持续的社会常态所塑造。

比如老年人预期寿命增加同样带来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85年的68.9岁上升到2010年的75.2岁。但与此同时，医疗费用在这些年里翻了4倍。1995年-2002年，65岁以上人的医疗自费支出上涨了22%。可以说是为了防老，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毫无疑问，自付医疗费用的上涨，极大增加了养老的成本。这对老年人本来就弱的购买力而言，实在是雪上加霜。

另外，代际不均等现象也很突出。2000年参加工作的人的收入现值，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人的7倍。更大程度的不均等增加了价格的压力，进一步侵蚀了老年人的购买力。

因此，社会保障的改革迫在眉睫。但由于社会老龄化，加上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尽管政府制定了一个2020年达到全民覆盖的目标，但充实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是有争议的。核心的问题是如果政府要全面覆盖养老，养老的钱从哪里来。围绕“国企分红”充入养老金以及关于养老金入市投资等，都没有共识。最近宣布的二孩政策， 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舒缓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压力。但放松独生子女政策，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增加出生率的目标，存在疑问。

第一，以多生子女为养老的传统手段，与当下增强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格格不入的。正是由于加强社会保障而使家庭失去了多生孩子的动力，减少了需要孩子的数量。第二，生育率政策的时效性可能会比想象得长。到目前为止，“全面生育二胎”政策还没有正式落实，而要等到各个地方政府出台实施细则，更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富裕，生育率将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增加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所致。所以，放松生育率的政策对于养老金规划的改革来说，不一定是可靠的缓冲。

第4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1980年出生的王蕊目前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的税后收入为1.5万元，年末另有5万元左右的年终奖金。妻子豆豆，29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税后年收入7万元左右。双方均有社保及公司购买的企业补充医疗险。

目前育有一个2岁大的儿子，由男方的父母带着。和许多“80后”小家庭一样，王蕊夫妇和父母一起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套三居室中。目前支出方面，这个小家庭每月的基本支出在3500元左右，其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伙食费在2000左右，娱乐及购物费用为1500元。此外，王蕊夫妇过年一般会给双方父母各2万元的红包。

家庭资产方面，目前夫妻两人拥有3万元的1年期定期存款，1万元的活期存款，市值10万元的股票资金及市值10万元的基金投资。由于王蕊在2010年刚结婚时就颇为看好上海的房产市场，因此除自住房外，夫妻两人还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投资房，每月还贷3000元，租金收入为5000元。自住房与投资房的市值分别为380万元、300万元，投资房贷款尚欠30万元。

王蕊平时就很注重家庭理财，除了3个月的流动资金外，基本上不会把钱放在银行。他最近看见小区旁边的银行网点在销售几款理财型保险产品，大堂经理告诉她：“这几款产品，不但能很好地抵御通胀，而且还有保障功能。”

理财需求

虽说从家庭资产角度来说，两人的经济状况称得上比较宽裕，但考虑儿子未来的教育培养，需要花费不小的费用。比如明年儿子就得上幼儿园了，可能得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双方家庭的父母今后的赡养也得靠夫妻两人承担，因此两人也担心提上日程的二胎计划，是否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如果要生育第二个孩子，妻子的收入可能会受到一部分影响。

另外，如果第二个孩子出生，为照顾到两个孩子今后的出行，王蕊还想为家里添置一辆10万元左右的代步车。他不知道，以现在的家庭财务状况，是否能实现这些目标？尤其是除了投资，孩子教育费用基金和养老的盘算外，是否也该同时在保险上做一些规划？像小区旁边销售的理财型保险，他是否可以考虑买几份？

“给王先生提两点建议：一是充分提升资金利用度，提前进行子女教育金储备。二是合理增加商业保险，有效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

李松AFP金融理财师，2008年7月加入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现任光大银行私人银行（北京）中心财富顾问，从事理财工作6年。

具体理财规划建议

备用金规划

王先生当前有紧急备用金4万元，按照家庭每月开支6500元计算，则紧急备用金倍数为6，能够满足家庭3～6个月的生活支出。为了提高资金投资收益，建议王先生将定期存款改为货币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年化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至4%，普遍高于定期存款，而且资金灵活性比较强，一般在提交赎回申请T+0或T+2个工作日后，本息便能到账。

教育规划

关于生育二胎，王先生需要重点考虑的是2岁的儿子及未来的第二个孩子养育费用和教育费用。按照通货膨胀率3%计算，在上海地区，现年2岁的儿子，上中等幼儿园的话，每年费用大概需2万元，3年共需要6.18万元；9年义务教育按照每年1万元计算，共需要10.16万元；3年高中教育每年1万元，共需要3.09万元；4年大学教育每年2.5万元，共需要10.46万元。因此，未来19年的宝宝教育费用总需求约为30万元；未来第二胎宝宝，前2年抚养费大概在4万元，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用同第一个孩子费用应该相差不多，在30万元左右。因此，粗略计算，两个孩子共需教育抚养费约70万元。

采用每月基金定投的方式，假设平均年化收益率为6%，每月定投1645元，便能在连续投资19年后，获得70万元资金。

购车规划

为了让家人出行方便，王先生想为家里添置一辆10万元左右的代步车。考虑到王先生家庭资产负债率较低，仅为4. 26%，因此建议王先生可以增加负债金额，到银行申请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车贷一般需要30%首付，即3万元，王先生家庭每月结余13500元，因此攒足首付相对轻松；贷款额度是车价的70%，即7万元，贷款期限为5年，贷款利率为8.16%，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每月需要还款1425元。

保险规划

王先生夫妇是家庭的经济支柱，需要供养一家8口，偿还房贷车贷，准备教育经费，家庭负担较重。建议王先生夫妇在现有社保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增加定期寿险和重疾险，以充分保障家庭抗风险能力。一般定期寿险和重疾险总额度=家庭负担+个人年收入的10倍，个人年度保费一般建议额度为个人年收入的10%，即王先生夫妇商业保险保额397万元，夫妻年度保费3.6万元，平均每月3000元。

投资调整

按照上述规划，王先生家庭每月可以结余7430元，加上现有的10万元股票和10万元基金，构成流动性资产，将这部分资金和投资收益作为老人赡养资金。建议王先生对现有投资进行适当调整，降低一次性股票和基金的投资总量，改为银行理财产品+定期定额投资。

“王蕊一家目前还没有保险的规划，暴露了很大的风险敞口。建议王蕊夫妇为自己购买适当的养老年金，附加健康险和意外险。”

佟欣平安人寿高级理财规划师

客户理财需求分析

①子女教育金的专项规划

②双方父母的赡养

③生二胎的计划

④添置一辆10万元左右的代步车综合

理财建议

客户正处于家庭成长期，这个阶段虽然有很多财务目标等待实施，但也恰恰是家庭责任最重的时期，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让一家之主的家庭支柱在各个方面都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所以，此阶段先要完成的重中之重是家庭财务安全的规划。

建议夫妻双方各买50万元保额的重大疾病保险，同时王蕊家庭责任身故保障200万元，豆豆家庭责任身故保障100万元，此项保障每年缴保费3万年（约每个月2 5 0 0元），缴费期2 0年。如未发生风险，6 0岁时，可转换成退休金，领取约80万元。此种方法可用一笔储蓄，照顾人生不同的两个阶段的重点需求。

基础子女教育金的专项储备，利用商业保险强制储蓄的功能，确保专款专用；利用其分红的特点，抵御通货膨胀；利用其豁免的功能，确保一旦过程中大人发生风险，孩子教育万无一失。此项储蓄每年需3万元（约每个月2500元），缴费期15年，到期可领取约80万元左右，用作孩子基础教育金的储备。

就投资而言，客户目前的配置相对单一，短期银行储蓄无法保值，股票和基金受市场影响又很大，因此建议补充中段的理财产品。具体方法是每月可拿出1万元，购买三五年期理财产品，以长时间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获得稳定收益，（置车计划也可从此处支出）。同时，每月还可拿出5000元，加上银行的短期1万元，用作以月为单位的短期理财产品的购买，可以在保证资金高度灵活性的前提下，获得比活期更高的收益。以此作为家庭应急责任准备金和要二胎的准备金。

上述理财建议中涉及到的产品有“平安鑫祥分红型产品”附加重大疾病、“平安鑫利分红型产品”、“世纪天使分红型产品”、平安银行“平安财富--日添利现金管理”类人民币理财产品。

“王蕊一家目前还没有保险的规划，暴露了很大的风险敞口。建议王蕊夫妇为自己购买适当的养老年金，附加健康险和意外险。”

华泰保险理财顾问

王蕊的家庭保险规划建议

王蕊一家目前还没有保险的规划，这暴露了很大的风险敞口。建议王蕊夫妇根据自己未来退休生活的打算，为自己购买适当的养老年金，附加健康险和意外险。

根据子女教育计划，给孩子买上相应的教育年金，同样附加健康和意外保障。这样可以兼顾理财和保障，一举两得，作为附加险的健康和意外保险也可以让保费便宜一些，同时年金保险也有万能和分红两种类别可选择。

以王蕊家庭来说，如果车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建议先为未来必要的资金做好理财规划。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买车和养车在不远的将来不会是件难事。

第5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在老龄问题及应对方面，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前列。自1850年法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陆续进入老龄社会。2015年，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3.5%，预计本世纪中叶，将普遍超过三分之一，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老龄化程度更高，将达到40%左右。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应对举措更为健全，经验更为珍贵。

一些国家面临的老龄化挑战

一是人口规模萎缩危及国家安全能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趋势，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到2030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出现停滞或缩减的态势。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总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则，到本世纪末，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将会减半。目前，俄罗斯平均每位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子女，使得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适度规模的人口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口规模萎缩趋势将威胁和破坏发达国家维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续。

二是劳动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叠，劳动力面临长期短缺。人口老龄化还意味着劳动力老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与预测，1980年，西欧和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4.5岁和32.6岁，到2030年，假设生育率不变的话，这两个地区和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飙升到45.6岁和51.6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将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年龄大于正式退休年龄。此外，当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趋势。这两方面的趋势共同推动劳动力供给日益降低，劳动力长期短缺现象逐步凸现。

三是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下降，速度放缓。一方面，全社会用于养老的经济支出加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负担，对经济增长形成外生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给经济增长带来内生性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欧盟的预测显示，在当前老龄化趋势继续延续且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欧盟25国的平均GDP年度增长率将从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维系，公共财政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健康保健、护理费用大幅增加。欧洲委员会预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度相关，预期寿命每提高1岁，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来，英国养老金已经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与此同时，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医疗费用和长期照护费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为例，1980年到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1/4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财政负担沉重。

五是老年群体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政治压力群体。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例如，德国灰党、乌克兰养老金领取人党、俄罗斯养老金领取人政党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压力群体，也成为选举制国家各大政党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保障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普遍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适度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延长缴费年限、加强待遇与缴费之间的精算联系、发展职业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开发治疗老年疾病的低成本医疗技术和药物、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提高个人付费比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补充医疗保险、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提供成本等措施，缓解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财政压力。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有效分担了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德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激增、医疗保险支付难以为继的问题。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迟退休年龄。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提出“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思想。如美国从2002年开始，对不同出生队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把退休年龄逐步由65岁延长到67岁。英国计划先将女性退休年龄用10年时间逐步延长到65岁。德国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5岁升至67岁。

除提高退休年龄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延后领取养老金。一是奖惩并举。比如，德国现在规定，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每提前1年减少3.6%的养老金给付，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领取，每年增加6%的养老金给付。二是增高提前领取养老金的门槛。比如，意大利原来规定只要缴纳37年保费，到54―56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现在则改为需要缴纳40年保费，最早到57岁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持续增长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障。为此，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资本。欧洲设立的2010年就业指导目标规定，要使85%的年轻人完成高等职业教育，25―64岁人群终身学习的参与率要达到12.5%以上。日本颁布了《促进终身学习的相关法》，为个人终身学习提供便利和激励。同时，一些国家还非常重视研发费用的投入。瑞典和芬兰在欧盟国家中研发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5%。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面对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机构照料服务成本增高、政府负担日益沉重的现实，发达国家大多倡导老年人回归家庭，实行居家养老，并给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种支持。美国、德国、日本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减轻他们的压力，给他们休息调整的机会，并对照料提供者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此外，还包括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给予照料提供者税费优惠和现金补贴。比如，韩国政府对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实行遗产税和收入税部分减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贴，使家庭照料老年人这一传统得到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顾70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减税优惠等。德国在2012年实施了《家庭护理休假法》，该法规定，被护理老人的家属可以享受护理休假，确保能够安心护理亲人。家属可以获得的护理假期最长为2年。

五、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发达国家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从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各国实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弹性工作制、实行带薪产假，减轻女性在工作与家务间的冲突。比如，韩国政府规定，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日本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二是通过提供生育津贴、税收优惠等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如西班牙政府规定，劳动妇女所生的子女在3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100欧元补助。如果这个家庭生育第二胎，对于第二胎子女给予每年3000欧元补助。第三胎子女将获得每年6000欧元补助。 三是给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誉奖励。如，2008年5月，俄罗斯向多生育的妇女授予“父母荣誉勋章”。四是对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诸如免费或低费的托儿服务、保姆训练等服务。瑞典规定，幼儿园收费与家长的收入挂钩，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总收入的3%的托育费。

发达国家虽然在鼓励生育方面开出了种种优惠，但总体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仍不断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生育率从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六、吸引国际移民，补充劳动力资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许多国家采取了吸纳国际移民的政策，特别是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高的素质型人才。比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接收技术型、技能型、商务型和学生移民。国际移民对发达国家起到了“一石数鸟”的经济社会效果，既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增添了其人口增长活力、节省了人力资本培育投入。但也带来了文化、族裔、、收入差距、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比如，2016年2月，在德国“抵制西方伊斯兰的爱国欧洲人”组织和欧洲其他反伊斯兰化组织的共同发动下，欧洲10余国同时爆发反伊斯兰反移民游行示威。

第6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独生子女；养老；困境

一、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

（一）经济供养问题突出

城市老年人的消费，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的基本费用，还有参与社会活动、满足自身兴趣爱好、购买服务和支付医疗等消费，尤其是医疗费用占老年人消费的很大一部分。退休金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且他们的经济积累有限，单纯靠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来担负医疗费用是很难的，与此同时，独生子女进入工作岗位不久，经济实力有限，生活成本较高，独生子女不仅不能给父母提供帮助，反而从父母那里获取经济资源。独生子女对子代的巨额投入上更是进一步挤占了他们父母的经济资源。因此一旦遇到较多的医疗费用时，就会面临困境。

（二）缺乏精神慰藉和沟通

首先，独生子女父母只有一个孩子，且独生子女追求自己的生活，因此更多情况下他们独自在家，会经常感到孤独，这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其次老年人的自我精神调节能力不强，尤其是当自己退休之后，角色的迅速转变让他们心情低落、无所适从。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日益下降，身体的疾病使他们的精神低沉，同时因为给伴侣或子女带来负担而造成内心愧疚。尤其是老年丧偶或者老年丧子给他们以致命性的打击，让他们一蹶不振，甚至会产生精神疾病。而独生子女又必须面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琐碎和压力，不能顾及老人。

（三）生活缺乏应有的照料

独生子女父母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身体状况逐渐下降，有的甚至缺乏自理能力，这就要求有人能够照顾他们。而基本的柴米油盐等生活资料是需要子女为其准备的，但是很多子女因为忙于工作和生活，不能够及时的为他们补充生活资料。有的老年人因为疾病的困扰不能自理，但是子女又无法在身边进行照顾，因此他们的生活难以正常的维持。

（四）传统养老观念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对于青年人来说，大部分青年人出生于80年以后，他们的思想虽然并不守旧，但是也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过分追求西方文化，宣扬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等，他们认为赡养老人与他们无关，缺乏责任意识。还有一部分人虽然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但是保守固执，不能够顺应新的潮流。他们碍于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虽然他们不能提供舒适的环境供父母养老，但依旧会把父母留在自己身边照顾。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小到大接受传统的教育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对机构养老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养老机构的原因。

（五）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不完善

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结构链条不完整，国家不够重视，因此一部分有较好设备的养老机构费用昂贵，而相对便宜的养老机构条件设施和环境又比较恶劣。社区养老目前虽然提出的一些新的范式，但是还不够完善，且缺乏专业服务人员，让一些老年人即使想去机构和社区养老，但是可供他们选择的余地并不大。

二、造成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政策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的人口压力减轻了很多，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带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养老问题。该政策使得城市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没有了我国传统养老的基础，每个独生子女在供养父母的同时还要抚养下一代，双重的压力使得独生子女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老人，这是造成我国城市家庭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最初的原因。各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关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和补贴，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养老的经济问题，但是由于该政策的覆盖面小、衔接性弱、奖励额度低和奖励的形式单一问题，因此无法起到实质性作用。同时由于每个省份的经济情况不同，因此省与省之间的奖励补助也不同，即便在同一城市，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也会导致奖励和补助的不同。除此之外，该政策没有涵盖到无工作的独生子女父母，这就会产生社会不公平。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三个主体共同承担，分别是国家、单位和个人，坚持社会统筹与家庭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社会部分由国家承担和企业承担，个人部分由企业、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但是在我国，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缴纳的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现阶段社会上还有很多的企业没有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即便这样，因为就业的严重性，依旧有很多人去为这样的企业工作，养老保险制度在保障大多数老年人生活上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对那些社保体系之外的老年人缺乏保障。

医疗保险制度。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经验，尤其是医疗方面。我们之前一直忽视了医保制度直至发生非典。非典事件促进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但是非典至今也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而建立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存在很大不足，例如覆盖率不高、报销比例低、保险涉及范围窄等。很多在私企工作的人都没有医疗保险，且因为报销比例低，因此只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并不能有效的解决。报销缺乏灵活性是现行医疗制度的一个不足。

（二）社会原因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晚，且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资金严重不足、有失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缺乏有效的管理等。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和较窄的养老覆盖面不能满足接下来的养老需求。

养老资源缺乏。（1）经济资源不足。我国养老事业获得资金的渠道少，主要靠国家，其次是社会和家庭。仅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经济资源往往是指我国为养老而建立的一系列设施，包括医疗器械、健身娱乐、文化休闲及生活设施等。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的基础养老配套设施和养老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难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远远跟不上老龄化的发展速度。（2）缺乏专业的服务人员。养老机构如果只有资金和硬件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专业的社工服务人员是重点。而当前的绝大部分服务人员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社区养老知识及养老专职技能，他们不能够了解老人的需求和想法，往往会和老人产生不可避免的一些摩擦。（3）民间企业缺乏热情。虽然各个地方政府的扶持养老政策不同，但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政府对民办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不多。虽然我们倡导人文关怀，但是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这就导致了民间企业对养老产业缺乏热情。而养老问题的解决除了要靠国家的投入以外，更多的需要靠广大的民间企业。（4）老年产品科技含量低。由于老年人的状况特殊，需要适用于他们的生活产品。但是，由于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发的生活产品科技含量较低。

（三）家庭支持原因

生活照料方面。由于老年人身体原因，需要子女为其经常购置日常物品，有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是不能够大量储存，但却必须经常购买。除此之外，还要经常为他们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就医看病、照料病患等。这些生活的一点一滴都靠独生子女夫妇来完成，由于现在独生子女夫妻双方要赡养四位老人，还要顾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就避免不了会对老年人照顾不周。

精神交流方面。首先由于一个独生子女家庭要供养多个老人，因此不可能很细致的顾及到每一个人，而老年人将他们养老的期望都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因此不免会有失落感。其次，独生子女因为求学、工作、婚姻等多种因素，长时间与老人不在一起，因此沟通交流的机会较少。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变少了，退休后的老人与外界的交往逐渐减少，这会使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消沉。因此城市独生子女在赡养老人时不可以仅仅局限在他们的物质上，精神上也要足够重视，这就要求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多多的与父母进行谈心，使父母在心灵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同时了解父母的内心世界。可是，由于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照顾，他们中的一些人群存在对自己的照顾能力差，并且认为他人照顾自己理所应当，更不要提及照顾父母了，因此让他们回报父母变得困难。

人口流动方面。人口流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空巢家庭的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业压力迫使人们从一个城市流向另外一个城市，再加上人们对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盲目追崇，他们会去别的城市工作、生活或定居，高的生活成本使他们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居住，这就导致了他们与父母不仅不能够生活在一起，而且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无法照顾老人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一旦父母遇到突况，他们也不能及时的赶到。

（四）文化原因

传统养老基础。我国传统的“土地养老”决定了我国的养老基础。在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农民能且只能靠土地生活，土地的质量与数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土地的收成，因此土地是最基本的要素，更是养老的基础。而依靠土地获得经济收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因此我国自古以来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和家庭的经济实力成正比。比较多的兄弟姐妹减轻了他们各自养老的负担，同时让父母的养老更有所可依，奠定了我国的养老基础。而现如今计划生育之后，每个城市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帮他们分担，这就抽掉了我国家庭养老的基础。

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养儿防老”的观念让老年人认为居家养老是最合适的养老方式，局限了城市独生子女的父母的思想，让他们不愿意去养老机构养老，更愿意选择在家里与子女一起生活。

三、结语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家庭养老风险，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社会和政府的影响。对于独生子女来说，没有兄弟姐妹让独生子女在父母养老上受到双重压力；对父母来说，由于缺少子女的关照，因此不利于其身体和精神的发展；对于社会来说，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样，政府为了解决养老的困境，必须加大社保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基于目前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现状和困境，从政策、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提出对策。这些对策中重点强调了社区养老，社区养老是应对我国老龄化的最理想方式，家庭养老加社区养老是利国利民的养老方式。集中养老只是用于应对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采取的策略；附属社区托养老人是家庭养老面向社区乃至国家养老的一种好的过渡方法。同时，住房养老也是补充现在养老不足的一个重要方法。

虽然我国的养老问题不能短时间内解决，但是，随着我国单独二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我们相信，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只是现阶段的，今后会缓解这种养老问题，相信我国未来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会老有所依。

参考文献

[1] 赵正宏，张军.对安全人性化需求规律的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4（9）.

[2] 马月.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2.

[3] 杨书章，郭震威.中国独生子女现状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04）.

[4] Diamondback. &Stiglitz， J.E.1977.Monopolo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

第7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68-02

引言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明显。2006年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多的问题，还存在一系列因为数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变化引起的其他问题，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国军、刘水杏，2004）。如果把房产看做生活必需品，房地产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同年龄人口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不同，住房需求的主体集中在青年人口，特别是25—35岁的即将成立家庭的新婚夫妇（赵君丽，2002）。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青年人口比重下降，房地产刚性需求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刚性需求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购房需求层次观

学者们普遍的看法认为，购房需求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住房刚性需求，主要是25—35岁人群，这类人群购房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的需要，其需求弹性小，不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影响；二是住房投机需求，即弹性需求，主要是35—45岁人群，他们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购房是为了投资或者改善住房的需要，一般为二次购房，其需求弹性大，容易受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2011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数据可得知：购房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占总数的75.0%，见图1。

（二）误区及剖析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房价不断攀升，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房价的不断高企，使得专家学者都纷纷研究和预测房价的未来走势，他们普遍认为，在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和国际的大好前景下，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大的条件下，房地产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导致房价将会高居不下。在纵观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的相关看法之后，我们归纳出以下的3种看法。

1.家庭小型化引致住宅刚性需求增加

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未来家庭住户趋向小型化，而家庭的小型化意味着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户数增多，特别是单人户、2人户、3人户的增加，从而引起住宅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变动。未来的城市家庭将是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两口之家的老年“空巢”家庭、新婚无子女家庭和单身住户为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城市住宅需求单位将趋于小型化，两室一厅和一室一厅的需求量将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住户总数的增多，将导致住宅需求总量的增加（赵君丽，2002）。

2.人口总数增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

有学者认为，从把房子看做生活的必需品来说，房地产需要是刚性的，人口的多少可以体现房地产需求的一般趋势，在人均居住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和聚集必然会增大对住房总量的需求（谢琛、袁建华，2010）。在中国人口基数大，未来人口数量必定是增长的前提下，即使人口老龄带来青年人口数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必然使得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持续上涨。

3.人口老龄化增加住宅需求

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老人出于养老的需求，与子女一起居住会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如两代人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的差异，作息时间不同，处理问题意见不一，再加上日常起居不便，住在一起时间短尚能忍受，时间一长难免出现矛盾。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未来对住宅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李晓娥，2005）。

学界与社会的观点大多数认为，中国人多，所以房地产市场需求大。但是以上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误区，第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家庭小型化会引起房屋需要的套数增多，但是忽视了未来以刚需为主要住房需求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两者巨大的差异可能无法弥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总数增多就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并没有考虑到购房者年龄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所带来的需求会让房地产市场上升，而实际上青年人住房的刚需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所以青年人口下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

（一）定量分析

在此，借用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2010）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中的预测数据。在考虑生育政策的适度转变包括允许独生子生育二胎，从2025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调整至2，其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年龄阶层人口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以下为未来各年龄劳动力人口分年龄组预测结果2。

从图2中可以直观看出，2010—2050年间，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龄人口逐渐增多，相应地，25—34、35—44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40年间，由于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是必不可免的。

（二）定性分析

以上，笔者已经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20—3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变化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影响，用数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20—39岁人群规模减小，从而引起房地产刚需的下降。从定性的角度深度分析20—39岁人群的如何从人口规模减少的其他方面引起房地产市场刚需下降，概况而言，主要有两点原因：（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消费使得住房需求降低。此外，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前后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

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降低

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社会抚养率（抚养比率：这个社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比例上升）（哈继铭，2007），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挤出”住房开支从而削弱房地产有效需求。首先，住房的刚需必然随着刚需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在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中，我们看到，20—39岁人口对于住房刚需是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青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住房的刚需是会因此而下降。其次，抚养比率的增加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沉重的养老负担将会推迟或者甚至减少住房开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进入老年以后，劳动力逐渐丧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逐渐变弱，其养老费用，除了依靠自己的积蓄外，社会和家庭也需要承担。从目前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四、二、一”的家庭将会占据大多数，不少子女婚后会与父母同居一室。可见，家庭供养老人的压力十分巨大。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得社会财富向老龄人口流动，侵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日益加重的抚养负担挤占了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使得住房购买力整体下降。

2.人口老龄化必然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质的改变，从而使得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同向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从养老的开支来看，养老可以把养老的费用内部化，由家庭内部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而社会化养老需要家庭提供养老费用，这将扩大家庭消费中服务占消费结构的比重（马晓君，2004）。

当社会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时，一方面，老年人会为自己储存一部分资金，以预防疾病医疗需要大量开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子女也会为减轻父母医疗费用等压力而进行资金上的储蓄与安排，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降低社会人均消费率的增长。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必然会挤占住房开支，从而对住房刚需造成负面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20—23岁、36—40岁年龄段人口对于房地产需求影响较大（谢琛、袁建华，2010），而20—23岁尚不完全具备买房的能力，多是在亲朋好友以及父母的帮助下得以满足住房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得这部分人口数量降低，直接减少刚性需求，而住房的刚需一旦满足后，受供养压力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有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左右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2025年左右，小户型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人口增长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增长将会被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多抵消，从而最终使得房地产市场刚需降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地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老龄化问题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长远影响的这一趋势难以扭转。基于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我国政府亟需审视我国的人口政策，同时防范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哈继铭.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J].中国房地信息，2007，（7）.

[2] 李晓娥.人口老龄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探微[J].中国人口科学，2005，（S1）.

[3] 马晓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初探[J].辽宁经济，2010，（6）

[4] 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5] 王国军，刘水杏.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8）.

第8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一、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中国人口增长问题有它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就历史而言传统的“养儿防老、人丁兴旺”等旧观念已经有几千年了，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导致了中国人口从解放前的三、四亿人，增长到现在的13亿，就人类自身产污量计算，废水排放量增加约500亿吨，国家提出的污染减排指标化学需氧量增加了2000万吨左右，不言而喻人类对排污的“贡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通过计划生育人口猛增趋势才基本得到控制。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一百年以来他们的人口增长是很慢的，人口是最少的。他们的生存环境之所以好，除重视生态环保外，人口少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如澳洲、加拿大等国家，人口数量只有某的2/3，但土地面积确是某的100倍左右。就现实而言，我调查了大足三个乡镇，也走访了老家十几户农村家庭，发现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出现反弹现象。农村很多家庭，自己都40岁左右了，儿子都快结婚，还生了二胎或三胎，一问都说：“只要缴点罚款就可以了”。从镇里了解的情况看，计生办主要忙于收罚款。一个镇一年要收三、四百万的罚款。同时很多商人、老板、明星、名人都在超生。窥一斑而知全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子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如果再不把人口反弹现象治理在萌芽状态，长此以往，人类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二、控制人口增长的几点体会：

（一）既然人口增长的问题是几十年、上百年逐渐形成的，因此它又是历史的。历史性决定了它是有惯性的，这个惯性是一个物理上的要求，你要去改变它，除你要有足够大的力量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须要逐步改进现有的以“罚款抵超生”的做法。从政策上、制度设计上多管齐下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

（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也很重要。素质提高了，传统的观念才能逐渐改变。

（三）从政策制度设计上，鼓励独生、优生

1、改革计划生育罚款的用途，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超生所收罚款，不应冲抵财政支出，而应建立独生子女档案，让罚款惠及到独生子女家庭，用于发展生产，用于他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破除养儿防老的思想，消除他们老了后的各种后顾之忧。决不能超生在这一代，罚款消费在这一届，好处留在这一届，矛盾、问题留给下一届。如美国的住房每月都要上税，实际上就是从制度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规避了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后，给后面政府带来的压力。

2、公共财政的阳光也应向独生子女倾斜。要从制度上建立起让独生子女在读书、就业、医保、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享受到比超生子女更多的优惠政策。

第9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一、当地回族妇女生育观

1．当地绝大多数回族妇女普遍认同的生育观

平安县古城乡总门村所有村民均信仰伊斯兰教，该村已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已婚育龄妇女共有171人。根据抽样调查：84户人家中有三个孩子的占68%;有两个的占15%；有四个的占5%。据笔者调查，她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育观：(1)孩子中定要有男孩，超生的目的是为了要一个男孩；(2)子女是父母的支柱；(3)最理想的孩子数量为3人；(4)增加劳动力；(5) 提高妇女家庭地位；(6)节育只针对女性; (7)女人跟孩子是一体的。

2 . 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观

1950―1970年出生的育龄妇女认为：自己婚后不懂得避孕，生得孩子太多，但是子女多好，尤其是儿子，可是也不能没有女儿，否则就没有亲戚。1980―1990年出生者认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很严格，如若头胎生男孩，她们就较为轻松；若是女孩则压力很大，这种压力除家庭以外更多的来自社会习俗。1996年后出生的的育龄妇女认为，如果政策允许都生两胎的话，相信很多人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就会主动采取节育措施。当然最好的是一男一女。现在不敢超生因为政策比较严，而且她们深受都市女性的生育观影响，好好教育一两个孩子，远胜家里有五六个男孩。

二、当地生育观形成原因分析

1 . 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

总门村是古城回族乡较为典型的回族村庄，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正南是北村，以东是沙卡（藏族和汉族混居），沙卡村和北村接壤处是南村（藏族、汉族和少数土族混居），该村回族村民与周围几个村庄的各少数民族相处十分融洽。

由于伊斯兰教禁止与非穆斯林联姻，导致该村联姻局限在本村或附近各回族村庄。以前该村交通相对比较闭塞，村民经济生活非常落后，因而在生育行为和观念上，她们更注重于立足本村社区所需要。男孩子的降生，是一个家庭发展和延续的象征，是承担农耕经济的重要角色。经济的封闭影射为思想的封闭，村子里的庄户、人口、耕地等都是以一般人相熟知的基线为其极限。该村庄主要以农耕经济为主，男人为主要劳动者，村内自给经营发展缓慢，再加上以全体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很少有流动人员，且村落自身的成员流动性不大，这为她们生育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必然的条件。村落中每个人都渴望过幸福生活，当然幸福的尺度因人而异，但村落中形成的村民之间的趋同性，又使该村落生育文化成为可能。每个家庭甚至家族都希望儿孙满堂，而且子孙能够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地位，都想过最富裕的生活、享受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成为最令人羡慕的家庭。在传统家庭中认为子女越多，其经济、社会地位也就越高。

2．传统文化及的影响

有些人曾偏颇地理解为穆斯林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我认为很不正确。《圣训说》艾布赛尔德的传述中曾记载：穆圣说：“谁有两三个女儿成姐妹，而能善待之，敬畏真主，谁必进乐园。”伊本阿巴斯的传述中也记载，穆圣说：“有女儿而不活埋，而不嫌弃，而不重男轻女者，真主必使其进乐园。”可见伊斯兰教并不是重男轻女的。

伊斯兰教提倡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男人和女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母亲的地位很高，女人最特殊的工作是做母亲。“天堂就在母亲的足下”，母亲是每个人的启蒙导师和最精心的保育员。感化人性的大功业是慈母之心，人性始于母爱，没有母爱就没有人性。母亲怀孕生产，新生命出生后，须经长年抚养和教育，主要是母亲的贴心责任，父亲在外劳苦寻找生活资源，不如母亲与儿女亲近。生育行为被作为女性神圣的使命和义务，该村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该村育龄妇女一般婚后一年内必须生育，若婚后两年内没有生育则会受到村里人的“关注”。且《圣训说》中提及穆圣曾提倡：“不要避孕，生育有定，乃人生，避之无道”，提倡女性生育行为的合理性，所以该村100%的已婚妇女对做母亲的权利都很重视且根深蒂固。她们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是女性婚姻成功与否的标准。所以现代都市女性很前卫的“独身”、“为事业放弃做母亲”，她们是不会趋同的，她们的生育目的很明确。

3．农村经济的影响

该村是典型的自然村落经济，村民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即“靠天吃饭”，处于“男耕女织”的状态。在一个家庭中劳力的多少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多子多福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而且农村劳作过程96%是由手工完成的，对劳力尤其是对男劳力的需要仍然是农民要生孩子（特别是男孩）的一个强烈动因。该村妇女说到：“怀孕第一胎很受关注，自己精神压力很大，如果是男孩就可以心里踏实了，如果是女孩将马上准备第二胎的生养。”在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落后自然村落，“养儿防老”是村民们一致认可的永不改变的规律。她们很认可儿子在她们生活历程中的重要性，一是精神；二是无条件地赡养老人。她们有句俗语即“有儿子的是坟头上的好看”，因为穆斯林妇女不能上坟，这一行为过程必须通过儿子来完成。“女儿是亲戚，儿子是本”。儿子需无条件赡养老人和娶妻生子，但对女儿没有这种要求。她们期望儿媳能照顾自己，而儿子则为她们提供生活来源，这与该村的经济有很大关系。（古城乡副乡长郭廷杰说:“在农村建立健全保障制度可以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如养老、医疗、低保等，很多养儿防老的思想就能被打破，盼望生儿子的念头就会松动。”古城乡计生站站长还建议能否在农村建立养老中心，让那些老人彻底打消“无儿养老”的后顾之忧。）

4．生育行为的社区、家庭影响

一般情况下，农村很多妇女在生育行为上，不是遵从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需求，更多的是受农村社区和家庭的影响。村中有一位名叫团力海的回族女子采取了节育措施，已经有了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孩，她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但是家里老人还是期望她四年后再生一个，至于生与不生，不是她能决定的。

有些2000年左右结婚的妇女，即使是完成了高中教育，可她结婚后还是在一年之内会完成生育行为。有位2003年结婚的妇女说：“上学的时候，心里羡慕那些城市的妇女，先不要孩子，要孩子也是一个。”但想归想，想和做总是存在着差别的。她们虽然比60、70年代的育龄妇女又有进步的意识，如在生育时选择医院，或积极采取节育措施，但其生育的最终行为仍然不是属于她们个人，而是整个社会。如发现怀孕后，孩子的继续孕育与否完全由丈夫决定，一般都会要，这跟伊斯兰教中禁止杀婴有关系。村子里流传这样一句话：一只羊嘴巴下有一把草，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勒孜给”（真主赐予人们的运气与福份）。

在她们看来孕育对自身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孕后流产或终止妊娠过程她们则毫无权力。在生育决策权上，丈夫的决策权完全高于妻子，而且若采取措施而言，采取节育措施的全是女性。若未婚先孕，孩子则是不合法的，是不干净的，甚至受到别人的唾弃。因为没有“尼卡亥”的“婚姻”仅仅是姘居，而不是夫妻生活，所以这样的孩子不能生下来。

5．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无疑在中国取得降低生育率的成就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计划生育对农村妇女生育率的转变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20多年来，我国农村妇女避孕节育率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且生育知识开始慢慢普及。目前虽然多数农村妇女认为生育两孩而且儿女双全最理想，但通过计划生育部门的努力，大多数育龄夫妇能顾大局，识大体，调整生育行为，促使生育模式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但落后闭塞地区的农村妇女生育观的转型的确还需要有发展的农村经济作基础，否则将会很困难。农村与城市计划生育是同步的，但在农村，生男孩则是农民家庭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改革开放，农民生存状况得到重大改善，尤其该村农民工的出现，使传统的生育观念不断被冲击，多子女的生育观不适合她们新的经济状况。

作为生育主体机能的妇女，如何构建科学的生育观，除了计划生育外，也应提供农村妇女展示自我价值的平台。国家计生委正在推动计划生育“三结合”，即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这将会给广大农村妇女创造更多参加生产劳动和就业的机会，从而促进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但此过程任重而道远，因为大多数自然村落的回族妇女，仍因袭传统的生育周期模式：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早婚、多育、生育期长、生育抚养子女的历程艰辛，繁琐的劳务、育儿负担和家庭经济活动，使农村妇女常年忙于应付，身心俱疲。农村少数民族妇女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的改善，还应受到各部门的关注。

参考书目：

（1）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

（2），《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5月第一版；

（3）陈克礼译《圣训经》；

（4）《古兰经》妇女篇；

（5）阿立・蒋敬博士编译《穆斯林妇女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