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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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新增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社会经济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50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项目编号：G20151202600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对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4日

《辽宁省2013年度卫生计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19.1%。其中，沈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大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虽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龄化现象相比全省更加严重。就此增长率数据结合通过进行生育意愿问卷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后，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就长期而言，新增人口将不断增多，因此预测辽宁省未来十年人口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来，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考虑到二胎的养育成本和当下的物价消费水平，很多符合条件的适育人群没有享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福利，因此新增人口数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并没有很大的人口突破。五中全会决定放开“全面二胎”政策，即：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政策的宣布，立刻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纷纷表示政策实施后，有意愿生育二胎。对此，我们可预期的结果是“婴儿潮”的出现更加刺激辽宁省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教育产业的影响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振兴与繁荣起着巨大的作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我们的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后备军，将直接影响基本战略的实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转变，孩子的教育也成为了家庭一个重要的计划。

（一）新增人口增多，直接刺激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培训、托管的猛增。而家长也愿意将时间与精力投资在这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优质的照顾，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影响或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很多母亲选择不做家庭主妇，早早地把孩子送到托管或幼儿园中，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里。虽然家长可以选择让爷爷奶奶带孩子，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及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更多的父母会选择托管和幼儿园，让专业的人员护理孩子。所以，从直接的影响来看，私立、公立的幼儿园、托管将会大幅度增加，以满足“全面二胎”政策带来人口增加的趋势。

（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预计未来小学、初中的受教育人数会普遍增加。那么，学校就会面临着校区扩建、师资力量补充等各种问题。目前，在辽宁省乃至全国教育设施系统和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及教育部门将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增长进行预测、部署以及资源整合和调整，优化教育结构。

（三）人们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父母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增强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许多父母都为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特长班，期望孩子在学习之余能发展几门特长，为孩子将来更好地择校和就业加上一把保险锁。对于孩子本身而言，发展几门特长既有利于他们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也能培养起他们健全而又丰富的知识结构，同时对其社交面也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各种特长班会随着婴儿潮的出现迅猛发展并不断地完善成为一种新的朝阳产业。

教育贯穿于我们的一生，随着政策的实施，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将不断增加，所以高校的软硬件设施设备也将进入一个快速更新与进步的时代。除了教育的直接对象――学生增长之外，还有各个与教育有关的群体及个人也会产生量的变化。教师是教育的承担者与载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就是需要更多的优秀教师资源进行教学，那么某种意义上也就可能解决了新一代“90”后、“00”后的工作问题。同时，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培训班也会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样也带动了辽宁省相关教育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家政服务业的影响

家政服务业是指将部分家庭事务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由社会专业机构、非盈利组织、家政服务公司等专业人员来帮助家庭与社会互动，构建家庭规范，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家政服务涉及20多个门类，200多个服务项目，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家政服务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传统的搬家、保姆等项目不断细分，月嫂、陪护、保洁、保健等服务不断成为家政服务的主要内容。

（一）月嫂的功能将会越来越显著。月嫂是与“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相关的一个服务群体，是母婴护理师的俗称，主要是专业护理产妇与婴幼儿，服务的内容以月子护理为主，新生儿的护理占80%，产妇的护理占20%。在“全面二胎”政策影响之下，婴儿的增多也会导致对月嫂的需求增加，那么月嫂市场就将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月嫂培训势必会迅速发展，而且会由中年父女向年轻女孩或者更广泛的女性范围扩张或延伸。同时，根据我们的观察以及走访，发现大连本地在近几年里出现和发展了多家的月子中心和会所，其中根据服务项目和级别的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月子中心这个朝阳产业，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势必也将会蓬勃发展。不论是月嫂还是月子中心，这两者都是政策的受益者，这是一个在新时代里可以不看学历而看能力和经验的工作项目，这样的工作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女性因低学历而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尤其是下岗工人或者是农村妇女。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人口就业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除了月嫂之外，另一个与家政服务密切相关的是保姆行业。保姆与月嫂不同，它的服务周期和服务范围都比月嫂较为广泛。所谓月嫂，就是指其工作周期在新生儿诞生的前几个月内，照顾新生儿母亲并帮助她护理新生儿成长初期遇到的各种问题，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新生儿。当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需要月嫂的专业陪护，而父母又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和管理家务时，就会对保姆产生很大的需求。保姆是专门根据要求为所服务的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琐碎事务的人员。她们负责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和膳食营养管理、家庭人员日常生活流程的安排、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社会关系的处理等问题。保姆的存在让孩子的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中，减少了处理日常琐事浪费的时间。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保姆行业有着很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婴儿潮的出现也会在其他相关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保洁、保健、陪护等，将会大力推动辽宁省经济的发展。

三、“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婴幼儿市场的影响

首先，乳制品、奶粉等婴幼儿食品、孕妇保健养生品行业的发展。“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新生儿人口的增加对辽宁省母婴市场的需求大大增加。二胎政策的落地，婴幼儿奶粉行业将首先受益。若考虑奶粉喂养比例的提高和奶粉价格的自然增长，未来几年行业整体收入增长可能超过20%。随着人们对孩子的营养补充意识的提高，对优质奶制品和对孕妇的保健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奶粉在这类市场的占有率较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将显著增加国产奶粉的销量并促使辽宁省乳制品、婴幼儿保健品朝着优质、高效、健康的理念发展。

其次，婴幼儿生活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的服装产业的发展，儿童相关行业及产品，如尿布、婴儿推车、儿童服装等会明显受益。“全面二胎”政策逐步放开带来的政策红利，已经促动了国内外众多的服装品牌纷纷加速在童装市场里的布局。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用品、最好的服务、最科学、最安全的产品，随着新一代年轻父母消费观念的转变，婴儿纸尿裤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走强的趋势，这让婴儿纸尿裤行业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庞大市场。由此可推之，育儿生活用品产业将不断发展。

最后，益智类儿童玩具、动漫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各种各样的新式玩具争相迸发，儿童益智类玩具也发展得风声水起，例如家教机、智能游戏机、智能汽车、各种动漫人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智能玩具。智能产品的出现引起了孩子的兴趣，并且巧妙地抓住了孩子的喜好，充分调动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助力开发孩子的脑力世界和精神世界。随着家长生活观念的转变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发展益智类玩具和动漫产业的需求就日益凸显，对辽宁省的服务业创新起着推动作用。

四、“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养老产业的影响

辽宁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影响辽宁省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老龄化进程，但短时间内来看，“全面二胎”政策不能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辽宁省养老问题还十分严峻，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给辽宁省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就目前来看，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在这三种模式构成的体系中，家庭养老作为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养老院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则严重滞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80、90”一代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很多人都面临着要赡养四位老人的重任，在这种家庭结构下，“养不起父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高龄老人的日益增多，急需突破原有的家庭养老方式，建立多种适合省内发展的养老模式，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通过对辽宁省内一些养老机构走访调查，结合辽宁省一些养老机构的资料，分析出目前养老存在以下问题：（1）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在已有的养老机构中，社会化养老设施不足、基础薄弱；（2）专业护理人员极其短缺。辽宁省养老机构不仅数量少、容量不足、设施简陋，而且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技术服务水平低，专业护理人员极其欠缺；（3）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我国养老机构主要分公立和民办两种。其中，公立养老机构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入住率接近100%，全社会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现象。而民办养老机构则由于投资回报率低，民间资本进入的意愿和热情不高，现有数量只占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10%。相比公立机构，由于收费较高，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低，床位使用率仅58%。

（二）养老产业依然存在发展机遇。根据以上养老问题的现状分析，“全面二胎”的实施对辽宁省的养老产业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需求更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为辽宁省养老产业带来发展机遇。伴随传统养老模式的削弱，辽宁省的社区养老、助老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提供的医疗护理、休闲娱乐等，可以替代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补偿某些家庭缺失。高龄老年人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得到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交流情绪和感受，消融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苦闷与烦恼，得到精神慰藉与寄托，形成健康、和谐的心理状态，排除高龄老年人常有的孤独和失落感。因此，也催生出辽宁省养老产业的衍生服务业，如老人陪聊服务、老人心理咨询、老人健康理疗等等。针对高龄老年人的特殊身体状况，政府也应建立高龄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体系，比如每年对高龄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对高龄老年人的医疗收费进行优惠，特殊情况应免费治疗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辽宁省养老保障体系。

五、“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医疗产业的影响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不断推进，加之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全面二胎”政策的冲击，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步提高，将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强大的婴儿潮，这必将带动一系列婴儿产业的发展，与婴儿产业密切相关的就是妇产科事业与医疗器械事业。

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父母爱子心切，在传统思想的认知下，他们会不惜一切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医院是新生儿降临后第一接触的地方，婴儿潮的出现不仅会对妇产科医院产生大量的需求，而且对相关领域技术水平和医疗器械的要求逐步提高。需求的增长也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人们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时代里，强大的竞争压力必将会带领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像当下热门的“互联网+医疗”（即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务）为更多的适孕人群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于是“互联网+医疗”的创新创业项目应运而生，大连市的许多医院也不断推出“掌上医院”等一些电子医疗的项目，提供更好、更快捷、更便利的医疗服务，解决看病排队耗时长、老人的保健护理等问题，同时为孕期妇女打造了更科学的孕期方案以及婴幼儿的生产方案，这也为辽宁省医疗器械、妇产医疗保健、儿童孕妇医药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政府强有力的监控下，积极发展医疗产业将是辽宁省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就目前医疗市场现状而言，儿童医疗市场供需明显不足，因为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随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逐步提高，产妇数量也会不断增多。新生儿出生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运而生，如接种育苗、预防流感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对儿童医疗相关行业的需求大大增加。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过程中，满足全面二胎政策而不满足单独二胎政策的人群，从年龄结构上比较偏向30～35岁以上，较短期看高危产妇会增多，会增大医务人员的压力和风险，对技术精湛、有较高的从医素养的知识应用型人才的渴求度提高，也对辽宁省的医疗发展水平和医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保险行业的影响

保险行业一直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行业，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保持对保险行业的较高需求。“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增多，人口随之增加，同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辽宁省的社会保险行业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保险将会出现进步与发展。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保险长期内呈现上升趋势。在“全面二胎”政策下，新生儿会增多，父母为了让适龄儿童在上学期间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将会购买更多关于教育方面的社会保险。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加，会通过购买各样的社会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健康，例如医疗、工伤、失业等一系列的保险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样，新生儿的增多生育险也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需求的增多会带来保险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不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全面二胎”政策将会推动辽宁省保险业的发展，这也要求辽宁省保险行业推陈出新，在获得广阔客源的同时更加有效地保障居民的权益。

七、“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一）从短期需求来看，“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会太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有可能生二胎的夫妻工作刚刚稳定，他们的经济基础只能满足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费用，而不具备为了再生一个孩子换房以及抚养教育的经济实力。因此，为了节约支出，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短期内家庭不会产生换房或购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来，已积累了1.4亿户独生子女，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父母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当前的投资趋势，很可能还要多更多），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下一代是无需为住房担忧的。但是，也存在更换户型，或者为了孩子的成长而刻意购买学区房的可能。

（二）从长期需求来看，未来房地产需求表现不会太明显，整体需求会呈上升的趋势。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增加了新生儿的出生数量，每年将近有百万的新增人口，虽然短期内由于家庭经济等方面原因房地产需求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日常的生活活动，那么孩子的居住环境就催生了由目前2居的住房向3居、甚至4居的住房置换的需求。此外，新生儿的出生对学区房、交通环境、地理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考虑，会刺激家长对房屋购买或者置换的考虑，另外家庭对于户型的要求也将更贴合家庭人口数目现状，对室内设计、房屋建造、房屋设计等行业的需求越来越高。由此看来，辽宁省的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几年会呈现折线波动趋势。

八、“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环境的影响

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将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变化。人口增长不仅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平衡，而且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环境保护。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刺激对土地住房、资源、生活必需品等的需求，加大对资源的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矿产资源开采量加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辽宁省森林覆盖率达37%，植被覆盖率中等偏低，人口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大，加快对植被的砍伐，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空气质量下降。这一局面也促使辽宁省经济实现转型，向高新技术、低碳环保型、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逐步向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如类似辽宁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相关产业会蓬勃发展，形成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三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由人口增加带来环境影响促进相关环保企业的发展，将逐步促进辽宁省企业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由于生育周期、成长周期客观存在的时间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短期内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就长期而言， “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新生儿数量增多，人们为满足第二个孩子的生长所需，会在生存生活条件上的消费大幅度增加，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进而辽宁省消费结构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较十年前会有明显的增长，也带动养老、教育、儿童用品、家政服务、医疗、保险、房地产行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此外，人口的增多加剧了辽宁省环境的压力，也促进辽宁省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进一步为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补充人力资源后备力量、缓解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辽宁省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4.

[2]邬沧萍，杜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3]王琳.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原因的国际比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4.1.9.

第2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第3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生育政策；二孩；教育资源；适应性

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调整、新的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提前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分析预测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及时防范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小学数量和规模需求可能成为几年后的连锁反应； 以及之后新的上大学难、就业难等等；生育政策调整带来低龄人口增加，必然会带动社会抚养比结构产生变化，从而带来社会抚养负担增加等问题，同样必须提前探讨。很多新问题、新难题将会出现，需要明晰和回应。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例外，肯定会让社会付出代价和成本。如何前后衔接、配套跟进，政策设计要妥善，避免造成新的矛盾。相同的担忧出现在美国的人口集中增加，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影响，Baby - boom Generation对婴幼儿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现有托儿机构、幼儿园、儿童医疗机构、甚至婴幼儿用品等方面的紧张和不足。

二、“单独二孩”政策概念、特点

2013 年计划生育“单独二胎”出台，之前过紧的生育政策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达到。经过 30 年的摸索实践，我国基本成功达到这个目标，迅速的使大量人口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上。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迅速发生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又面临人口结构性失衡，严重危及到了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单独二孩”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应对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负效应的过渡性政策，符合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

三、“二孩”政策的影响测算以及对教育的影响探讨

据统计，中国从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另一个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每出生1万人，就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

为了简便分析出出生人口与教育资源的关系，采用两个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普通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a）；出生人口数（b）。如果a显著大于b，则招生人数比出生人口数大，出生人口不会对教育资源有较大的压力，下表参照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汇编，将招生人数与出生人口数进行对比可见：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由笔者汇编

由上表可看出，数据a显著大于数据b，进入2000年后出生人口与招生数基本持平，招生人数缓慢增减，波动不大，进入2010年之后，人口稳步小幅增长。2010年8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而且大都是晚婚晚育，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我国老龄化的问题凸现明显。

四、人口发展建议措施

4.1 网上预约出生计划

建立完善的生育系统网络，依据调查摸底得出各地不同婚配生育情况，进行登记，录入生育系统之中，进行社区汇总，通过部门安排，建立不同的子系统，最后汇总入总系统中。

4.2 制定优先级生育年龄，分段生育，避免出生堆积

为了避免生育堆积，影响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适当延后较年轻妇女生二孩，让出时间优先年龄较大妇女生二孩，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根据a和b的差异，制定出不同优先生二孩年龄来使用于不同地区。

4.3政府提前做好公共服务的分配，生育政策的调整放在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单独二孩”放开后，新旧政策如何衔接，配置政策如何跟进，这些问题更需要全面考虑。任何一个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都会涉及不同的群体，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政策的影响也会是不一样的。社会职能部门对压力的应对，实现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 马晓华. 人口学者： “单独二胎”后生育率将稳定在约1. 8[N]. 第一财经日报

[2] 乔晓春，李建民，陈卫，等. 人口学教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 张娜. 单独二胎政策前世今生[DB/OL].[2013 - 11 -27].

第4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一个较广泛社会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国仍旧接受着来自“老龄化”趋势的严峻挑战，与“老龄化”对等的就是服务市场劳动力短缺，对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双重标准，更多地关注在养老服务行业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动上，人们对于养老观念和文化理念、价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认识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会活动频率和次数明显下降，进而与社会接触减少，家庭作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成员也理所当然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必然导致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则是集中在居家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则是较为疏离。[3]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虽然有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和企业等不断助力推动但收效甚微，养老服务所衍生的文化产业需求无法满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兴趣、素质拓展、人际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会大众对于养老的话题、价值观、文化意识则是营造舆论压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员认为迫于现状资源和条件，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承受压力大、尝试妥协和负担转介。特别是一些残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难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会资源投入更加大，产出的价值无法预估，也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回收和产生效益。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成长变得孤单，也减少了他们体会中国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舅舅、姨妈、表姐这些富有特色的亲属称谓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伪命题，带来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撼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决失独、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外，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另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可能在近十来年仍然是以“老龄化”趋势为主线，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二胎”政策开放必然推动形成儿童和青少年数量增长，所带动的不仅是人们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澄清和认知，更带动社会在特殊人群关注方面会向未成年人大范围转移，在文化塑造、价值体现和意识形成等方面也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孩子们在较为完整的家庭体系、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化体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今后会老有所依，比如对于养老服务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度降低，对养老文化和价值出现较为乐观的态度，在今后家庭发展和孩子成长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早教、幼儿教育、婴儿护理、月嫂服务、儿童玩具等都会呈现翻倍的增加，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满足的方面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和社区教育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所以在影响人们文化表现和行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影响人们的社会服务环境

在“二胎”政策实施前，普遍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对于家庭在社会服务需求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疏导、素质拓展、兴趣培育、学习教育(包括社区教育)、成长规划等一系列显性需求，以及行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隐性需求，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中处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综合事务服务内容中更是居于顶层设置。在家庭关系需求的调试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表现在较为单调没有可比性的关系处理观念，集中体现在独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强。其次在“倒三角”结构上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呈现的“双层”居家养老问题，既具备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娱康乐、人际拓展、兴趣学习、角色适应和社区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备个案老年人出现的隔代教育与互动、老年健康促进(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导致的抑郁、妄想、痴呆等精神问题预防和治疗、情感支持、社会网络化重构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约家庭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会服务需求的突出点还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婚恋问题、失能和残障人士护理照顾问题、独生子女上学、就业和成家后的空巢问题、独居问题及失独家庭问题等，对于个体的心理介入、增能赋权、精神帮扶需求愈发严峻，都给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动下，不仅减少家庭需求总量，分摊个体需求维度，降低总体矛盾深度，还能促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实现本土化落地，满足综合社会服务提出量。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广泛试行实施，对日渐凸显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都采取较为及时的应对措施，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志愿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派驻社工站，以城区社区、农村村屯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特殊人员等需求为导向，重点解决留守人员(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困境人员(社区失独、空巢、政府兜底对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员存在的社会服务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长效化模式后，随之产生的便是家庭结构趋于平衡、家庭发展与成员个体期望均衡化、社会服务总量的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了很多社会服务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帮扶更显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期来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会服务需求将得到有效缓和，利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其他有利制度与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续驱动下，使得服务试点推广和本土化根植实现更为符合实际的覆盖，在对服务对象实施服务取得的成效评估和检视方面也会更加具有需求的针对性、服务的具体性和影响的长效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下的良好成长。综上所述，“二胎”时代，人们在家庭、生活、事业上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背景都发生改变，以社区为组织基层单位的服务覆盖也会慢慢成为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体验社会的重要实施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总价值的需求概念也将渗入到每个居民、每户家庭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管向梅.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探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8).

[2]杜洁.社区空巢老人精神生活研究--以涿州市某社区调查为例[D].河北大学，2014.

[3]施巍巍，罗新录，唐德龙.福利经济学视角下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决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齐齐哈尔市的三个区为例[J].学习与探索，2015(2)：40-46.

[4]谢慧蓉.浅析全面二胎原因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港澳经济，2016(3)：78.

第5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二胎；上海；经济发展；社会；家庭；消费；产出

为了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于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然而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国情本就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的容量不足，该政策反而加重了人口对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但是更多学者指出该政策将解决“失独”问题，减少中国福利体系的压力；从长远来说，它增加了劳动力储备，增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减少出现“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问题。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应以消费为主（蔡P2013）。上海市老龄化极其严重，消费需求不足，即使达到需求，预计未来劳动力也无法满足生产力，最终导致生产力低下，经济衰退。如果把整个经济笼统地分割成消费和生产两方面，人口增长意味着未来有效劳动力的增加，促进了生产；同时人口增长也会使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即需求，生产即供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刺激着经济的增长。从长远来看，逐年递增的二胎最终会转化为劳动力，促进企业的生产，加快经济增长。

因此基于经济统计分析视角，对多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海人口与经济现状，并从家庭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二胎”政策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一、上海的人口现状

在国际上，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近十年来，在上海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直至2014年，比重已经上升至28.77%，年增长率高达6.32%，已远超欧洲部分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等。

注：数据来源《中经数据网》

目前，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良好17岁及以下占总人口数量则相对比较稳定。而18岁-59岁年龄层的人口比重则在逐年下降，至2014年从年增长0.63%减少到负增长3.23%。这说明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人口远小于退出市场的劳动力人口，将出现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低下等问题。而且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即使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其经济水平也远没有达到可以赡养人口比重占了将近30%的老年人群体。

二、二胎时代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1.二胎政策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二胎”政策开放可以减轻失独的痛苦，也可以减少未来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但是站在经济角度上，一个家庭如果要生育“二胎”，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对总消费的影响程度，了解一个上海家庭所能负担的再抚养一个新生儿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其中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设消费总变化率为Y，其他各项变化率分别为X1，X2，......，X7，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Y=C+aX1+bX2+cX3+dX4+eX5+fX6+gX7

通过Eviews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R2=0.9701，说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且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都较为合理。如表1所示，食品（X1）的统计量值为7.6973，表明食品（X1）消费变化对消费总额变化率的影响是所有变量中最显著的，其边际消费额增长率为0.4513，其次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X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X6）。交通通讯（X5）的消费变化率对消费总额变化率的影响不明显，且其边际消费额增长率仅为0.0031。

因此上海家庭的的主要消费在于食品、家用设备和文化教育。由于家用设备很少涉及孩子，故假设新增人口的消费主要用于食品和文化教育，因此当一个家庭的总消费为y，原消费额为y0，新增消费额为x1，x6，则：

y=y0+x1+x6

令y0为常数，对消费额进行二元线性回归计算后，得到新增食品和文化教育的边际消费额分别为1.3763，3.4231。分析居民是否有能力承担一个新生儿的费用，需要再引入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为z。当z-y>0时，说明居民有能力抚养一个新生儿；反之，当z-y

2.二胎政策对上海整体经济的影响

（1）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二胎”同时对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在短期内，出生率上升会促进母婴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医院的妇产科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从长期看，二胎的成长将刺激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人口增长，与生活相关的产业需求上升，促进其生产销售。

反应上海经济发展的直接指标就是上海的生产总值，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产业指以农业为主的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指以服务性产业为主的运输、通信、金融、教育服务等。

因此基于上海统计年鉴，选择1978年-2014年第一产业（Q1）、第二产业（Q2）和第三产业（Q3）生产总值，与上海总人口（P）进行相关性分析：

第6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二胎时代”

按照国家和地方法规，目前我国所有省份独生子女之间结婚都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意味着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符合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李薇一边将怀中熟睡的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放进摇篮，一边轻声告诫在一旁玩耍的六岁的女儿不要弄出声响。今年31岁的李薇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结婚七年没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与丈夫结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错，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去年她又怀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独生子女，深感一个孩子成长的孤独和寂寞，而且双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儿孙满堂的情景。”她说。

在哈尔滨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宽，四年前生了一个儿子，最近又计划再添一个孩子。李宽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都很不错，而且双方老人又非常喜欢孩子，听说他们可以合法生“二胎”，四个老人都劝他们再生一个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儿女双全，要是再生一个男孩也不嫌多，毕竟两个孩子一起成长是个伴儿，将来也能互相有个照应。

据了解，当前独生子女家庭选择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个伴儿”、“兄弟姐妹长大后可以互相照顾”、“减轻子女将来的养老负担”、“防止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导致绝后”等，此外还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压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儿女开出“你只管生，我负责养”的条件。

都市年轻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实上，我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执行。例如江苏省早在1990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当时多数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龄，此项规定并未发挥过多作用。如今独生子女们的“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却又困惑起来。

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亲，哈尔滨市民袁明虽然在决定生宝宝前已做好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抚养孩子的费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支出每个月就将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有时只好向父母求援。”

对于是否生育“二胎”的问题，很多城市双独生子女家庭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在国内某知名育儿论坛，记者看到很多年轻家长在这里“晒”出自己抚养孩子的成本，每月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装、尿布、玩具支出外，还有婴儿写真、保姆开支、幼儿园学杂费等，多数家长感觉抚养孩子的压力较大。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变化：随着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较关注个人发展的“丁客”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两个孩子能否都接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来培育另一个孩子。一些家长则担心，一个孩子就业都难，再生一个还能找到工作吗？

黑龙江省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表示，根据近十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很多城市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他们面前。

专家：树立正确生育观，理性看待“二胎时代”

对于独生子女遭遇的困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鸿扬认为，“80后”一代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世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却在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遭遇激烈的竞争和空前压力，在抚养子女时又感到力不从心，使其内心产生严重不适。此外，他们将自身追求高品质生活和高消费的理念，强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会感到身陷窘境。

黑龙江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李洪吉指出，年轻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进行合理规划，否则目标过高不仅“奴役”了家长，还“奴役”了孩子。

第7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最近，据媒体消息，我国的“单独二胎”政策将重启，可能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试行；而同时，关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在拟议中。这是一个好的愿景，体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于国家人口政策的思考与觉醒。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只有立刻全面开放二胎，才能解开国内的人口困局。

低生育率带来的困局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想方设法鼓励生育的当下，作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却仍然在执行着强硬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已经成为了未来制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

一直以来，因为数据缺乏或者官方数据被刻意错误解读，我国民众对于中国人口问题存在着“中国人太多了”的认识误区。其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结果，现在平均一对夫妇只生1.2个小孩，其中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不到0.9；至于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由于大多在城市打工，其生育观念也和城市年轻人接近，只生不到1.5个小孩。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位于世界最低水平，1.2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减少40%，完全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持续发展―30多年的生育限制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

在理想数学模型下，如果要维持一个社会人口的基本总量不变，生育率应该大约在2.1左右，因为会有少量新生儿夭折。低生育率的状态维持较长时间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口的减少。

在我国，目前总人口的确还在缓慢增加，但这完全是惯性和寿命延长的结果，也就是这种表面现象，使得多数经济学家与民众忽视了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实际上，我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而且随着每年新生人口的减少而迅速下降，今后，中国人口会迅速老化―这些都是几十年来中国人生育观念的变化和还在继续实行的计划限制政策的结果，国内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只是直接的影响。低生育率还将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成本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会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这进而会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产业中心地位。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市场和人力资源的规模，培育了一大批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但是在今后几十年中，这种规模优势将由于人口规模的萎缩而逐渐丧失。同时，这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日本就是前车之鉴。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大幅下降。日本经济经历了连续20年的经济萧条，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教训。

人口反弹是一剂良药

有人担心，一旦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大幅反弹。事实上，生育率的确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弹，但这正是中国经济缓解老龄化危机的良药。

根据多次生育意愿的调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户口的年轻夫妇，其理想的子女个数都在1.7左右，这和日本比较接近，却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6左右）。根据人口学的一般规律，实际生育子女数要远远低于理想子女个数―由于各种身体、事业和家庭的原因，很多妇女不能完成理想子女个数。虽然日本的理想子女个数是1.7，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可以预测，如果不加任何限制，中国人的生育率很可能也只有1.3，最多不会超过1.5，远远低于2.1左右的健康更替水平。这个才应该是我们在未来需要担心的―即便放开了，生育率仍然较低。

那么，是否会有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假设中国当前的自然生育率是1.5，由于目前政策下实际生育率是1.2，两者之间的差异0.3可以被解释为在自然状态下将实现但因为政策限制而未实现的“遗憾”生育率。再假设在过去10年中，那些有生育遗憾的妇女中，有50%将在今后5年中补偿性地完成其自然状态下的预期生育。因为很多妇女已经节育或者因太晚无法怀孕，50%的实现率应该是高估。据此，中国在完全放开生育后5年的补偿生育平均应是50%×0.3×10/5=0.3。也就是说，从2014年到2018年，这个0.3的补偿生育率再加上1.5的自然生育率，将让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从现在的1.2提升到1.8，以后再逐步恢复到均衡态的1.5。这意味着，从2014年到2018年，每年平均新出生人口将从现在的1600万增加到2400万，其总人数也还是低于上世纪80年代的生育高峰。

所以，即便是立刻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反弹的压力也是整个社会完全可以承受的，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解决我国人口困境；同时，对于提振社会民众信心、树立新一届政府的外在形象、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都有巨大的益处。分步骤分阶段的放开，是人们更为容易接受的一种改革方式，但从时间的紧迫程度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摆脱人口政策的悖论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全面放开二胎，其阻力源自何方。这是一条无比艰难的改革之路。

有媒体报道，“单独二胎”政策曾经遭到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理由大致相近：人口突增，不利于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很多问题的解决。

涉及政治与利益集团等方面的因素，我们不予评论，但是，不久前还有另一条新闻：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一个月之后，31个省级行政机关给予书面回应，其中有10个省份回复并公开了社会抚养费的数据。

这个数据惊人。福建为20.7686亿元、广西8.6321亿元、海南2498万元、河南15.9856亿元、吉林6771万元、辽宁9100.19万元、四川24.5014亿元、重庆16.5亿元、云南2.2046亿元、湖北7.9817亿元―总量已达100亿元。这个巨大的数字，存在着各种想象空间。

单纯就人口与经济、资源的关系，在笔者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里有过详细解释：在过去40年的顶级经济学杂志里，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的关系；在现代经济史中，几乎没有国家是由于资源瓶颈而使经济发展受阻的。有很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以色列，都发展得很好。实际上，中国的人均资源水平在世界处于中游水平，低于美洲和非洲，和欧洲国家差不多，高于其他东亚国家。更重要的是，资源在现代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低（小于5%）。新能源的发展，如风能、太阳能，以及相应新行业、新产品，如电动汽车等的开发，也都已经接近商用水平―科技进步将会解决大部分的能源问题，这将带来很多新行业的发展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也曾经明确表示：地球有足够资源养活100亿人。

还有人口与环境的问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经历了污染、发展和治理的道路。有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人们就会开始注重生活的品质，不再一味追求物质的数量，而是开始注重空气、水和环境。环境治理最终是个经济问题，用减少人口数量的代价来改善环境，显然是最愚昧且最无能的一种方式。

前两天看到一组台湾鼓励生育的标语口号：“帅哥美女靠创造，不生永远看不到”“孕酿―下一个希望”“一‘生’幸福”“老爸老妈我准备好了，今晚就看你们表现了”“孕味、乳味，最有女人味”“结婚，我愿意！生子，我乐意！”“幸福很简单，宝贝一、二、三”“孩子到位，幸福归队”“好孕好运到”。

第8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 高龄；经产妇； 巨大儿；相关因素；妊娠结局

[中图分类号] R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7）05（b）-006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pregnant outcome of giant babies delivered by the elder primipara under the two children policy. Methods 112 cases of elder primipara giving birth to the giant babies （birth weight≥4 000 g）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while 1 102 cases of elder primipara giving birth to the normal-weight children（2 500 g≤birth weight

[Key words] Senile； Primipara； Giant baby； Related factors； Pregnant outcome

巨大海macrosomia）指胎儿体重达到或者超过4 000 g。目前欧美国家定义为胎儿体重达到或者超过4 500 g。巨大儿国内发生率约为7%，国外发生率为15.1%，男胎多于女胎[1]。随着我国二胎政策全面开放，高龄产妇及经产妇增多，以及近年来营养过剩致巨大儿的孕妇增多，巨大儿的发生率增加较快。近年来，在临床上运用各种方法来估计胎儿出生体重，但估计的准确性并不高，仍存在较大误差。然而高龄经产妇是巨大儿的高发人群，因此，有必要对高龄经产妇巨大儿的相关因素及对妊娠结局进行分析。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15年10月― 2016年9月在该住院分娩的112例巨大儿高龄经产妇的分娩资料，分析影响巨大儿的相关因素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收集在该院住院分娩的11 952例产妇资料，共分娩巨大儿（体重≥4 000 g）812例，发生率6.79%。高龄产妇1 880例， 分娩巨大儿140例（7.45%），其中体重≥4 500 g者（特大儿）14例，占巨大儿总数的10.00%；高龄经产妇1 473例，分娩巨大儿112例（7.60%）；高龄初产妇407例， 分娩巨大儿28例（6.88%）。选取112例分娩巨大儿的高龄经产妇作为研究组（高龄经产妇巨大儿组）；选取同期1 102例分娩正常体重儿（2 500 g≤体重0.05）。

1.2 方法

对研究组和对照组孕妇分娩孕龄、孕次、产次、分娩方式、母婴结局、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率、产检次数等进行回顾性对比分析。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临床资料比较

研究组分娩孕龄、产次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2.2 研究组和对照组妊娠结局、瘢痕子宫再妊娠率、产检次数比较

研究组中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儿窒息、胎儿窘迫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 产检≥5次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研究组和对照组经阴道分娩情况比较

研究组经阴道分娩者32例（28.57%），对照组经阴道分娩者366例（33.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二胎政策下高龄经产妇增多

二胎政策全面实施后，越来越多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计划生育二胎。根据统计，现阶段全国有1 600～2 100万生育一孩的夫妇，其中约有65%左右的夫妇期望生育二胎，大s每年将会增加110～210万孩子[2]，而其中超过35岁的女性占大多数。随着女性生育年龄增大、妊娠次数增多，巨大儿发生率明显增加，而且高龄经产妇妊娠易出现并发症或合并症，使不良结局发生率明显增高[3]，给母婴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大。

3.2 高龄经产妇分娩巨大儿的相关因素

该研究结果中，研究组分娩孕龄（39.27±1.03）周、产次（2.49±0.68）次、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13.39%，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8.47±1.73）周、（2.18±0.48）次、6.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3 高龄经产妇分娩巨大儿的分娩方式及不良妊娠结局

该研究中，高龄经产妇剖宫产率较高（71.43%），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率也比较高（44.64%），这是由于可能大多数患者担心子宫破裂等风险，而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11]。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多次剖宫产明显增加了前置胎盘的发生率[12]。对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者，易发生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易导致产时或产后出血，若处理不当将导致不良妊娠结局[13]。对于一些患者，未能记清末次月经时间，而且近期没有进行系统超声检查以及临产后未能及时住院完善相关检查、监测胎儿状况等，这都会影响临床医生评估胎儿对宫缩的耐受性及胎儿体重的准确性，再加上高龄、产次间隔时间长，产程中易出现宫缩乏力，产程长，致使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等发生率增高。国外有多项研究表明，巨大儿导致的母婴并发症增加，包括产程异常、产时产后出血量增加、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率等的可能性明显高于正常体重新生儿[14]，这与该研究报道相符。

3.4 建议干预措施

高龄经产妇巨大儿发生率较高，但目前尚不能通过产前诊断来确定巨大儿的发生。巨大儿的诊断一般是通过临床表现、产科查体以及超声进行产前预测，但是不能作为明确诊断巨大儿的指标。所以，应加强高龄经产妇孕前和孕期干预。孕前应认真评估，孕期规范产前检查，对于部分妊娠期特有疾病，预防优于治疗。重视营养门诊，根据孕早期BMI推荐孕期体重的合理增长范围，建立完整的GDM孕前咨询、指导孕妇孕期合理饮食、运动，预防巨大儿及GDM的发生。重视糖尿病筛查试验，所有孕产妇24～28周均应行OGTT检查，及时发现糖尿病，对于血糖高者，积极控制血糖，降低巨大儿发生率。孕妇在临产前应及早入院，及时进行相关检查，对已预测可能为巨大儿， 胎位不正或合并糖尿病孕妇的巨大儿应选择相对安全的分娩方式，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对于骨盆条件好且胎位正的巨大儿产妇，可以在严密观察下阴道试产，如出现产程异常，应立即行剖宫产终止妊娠，保证母儿安全并减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①要为可能发生巨大儿的高龄经产妇制定科学合理的指南手册，从生活习惯中防止巨大儿的发生；②临床医生要重视巨大儿的产前预测及诊断，及时明确诊断并做好监测干预措施；③对于已诊断可能为巨大儿的产妇，根据检查结果正确选择分娩方式，尽可能地降低对母儿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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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徐焕，李笑天.瘢痕子宫再生育风险的对策[J].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14，6（7）：14-17.

第9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传计划生育，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从1971年国务院转批《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已经40多年；即使从1982年把计划生育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也已经30年了。而且，“十二五”期间也明确提出我国仍将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尽管如此，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矛盾日将严峻的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和评估这项作为基本国策、实施时间如此之长且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下降: 发达国家的事实

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所谓人口转变，乃指人口由传统社会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经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状态之后，向现代社会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状态的转变过程。人口转变由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组成。其中，生育转变，即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考察和研究发现，人口转变率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口转变还只局限于欧洲地区。作为人口转变核心的生育转变，首先发生于西欧的法国，然后依次出现在西北欧、澳州、北美、东南欧等地区。大致到1930年代中期，欧美地区（或文化圈）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此后，人口转变又进一步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扩散，并先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逐次实现。目前，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已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

为什么会发生人口转变特别是生育转变？学者们对此给出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如芝加哥学派认为，产业革命带来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养育子女的相对成本上升，为了保证子女质量只能减少生育子女数，由此带来生育率的下降；新家政学把妇女的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妇女为了参与就业竞争而减少生育。特别是卡尔德研究指出，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生育子女数。而且妇女受教育年数越多，生育子女数越少；诺特斯坦的现代化理论则认为是现代化带来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尽管还有其他解释，但主流观点基本上都是认为，以生育转变为核心的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实践

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下的人口发展还不应该完成人口转变。但事实上我国却早已完成人口转变，目前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左右、几乎与日本总和生育率相近的低水平。显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实践已经说明，人口转变并非仅如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所看到的那样，单纯表现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实施有效的计划生育及人口出生控制政策，即使在低发展水平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和实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

回顾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我国从1950年代末期即开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传计划生育，1960年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计划生育还只是宣传和提倡，尚未作为国家政策实施，所以到197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自此以后开始全面实行“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之推广普及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由此造成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79年已下降到2.75。在这10年期间，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延续“”以来的停滞不前态势，所以在此期间我国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关系重大，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作用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以来，除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2000年开始，“一胎化”政策有所缓和，如在上海等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双独生二胎”（即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的男女结婚可以生育二胎）和农村户籍人口结婚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可生第二胎等生育政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左右，考虑到该普查的漏报并综合各种数据测算，目前大概应该在1.5左右。即在此30年间，我国总和生育率由1979年的2.75下降到1.5左右，又几乎实现了一次半减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已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跨入中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此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应该对生育率的半减下降具有一定影响。但毫无疑问，此间实行的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及目前仍在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半减下降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198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半减下降，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