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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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落户 核实 办理
男到女家落户协议顾名思义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男方到女方家并与女方父母一起生活，对女方父母尽生养死葬的义务。这种协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一种社会时尚，应予以提倡和保护。在古代，男子婚于女家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的婚姻形式俗称招婿，原为母系家族婚制，是从妻居、服役婚等古婚遗俗的发展，入赘得以延续的原因或是女方需要劳动力，需要养老传宗接代，或是男子家贫而无力娶妻只能以身为质到女家完婚。秦汉时入赘形式具有赘婿服役的性质，宋代以后入赘变为赘婿补代、赘婿养老性质，女方没有男性子嗣，招婿上门接续家祧，补充劳力并赡养女家老人，赘婿有改姓和不改姓两种形式，现代社会平等，男到女家落户，大多出于日常生活、住房、养老等的需要。
但近几年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公证的业务量突然有了比较大的上升，这是社会思想进步的表现，但我们随之也发现了存在的大量问题，众所周知，如今所说的男到女家落户即男方婚后到有女无儿户家生活、居住，在古代称为入赘，在前几年还是一个比较受冷落的业务，在沂源这个比较落后的地方，这样的业务量很少，但短短几年的工夫，成了沂源公证的支柱业务，在这之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
一、当事人办理男到女家落户的目的已歪曲了办理此公证的初衷和立法的初衷
近几年因办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的数量急剧上升，引起了公证人员的高度注意。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一）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与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赡养义务的（女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本来办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的立法初衷就是为了解决有女无儿户老人的赡养问题，也是为了解决计划生育中男女平等的问题，但根据办理这些公证时当事人的陈述及了解的情况，公证人员发现多数人办理男到女家落户的目的是为了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是为了生育二胎才来办理的。在我们办理的一起公证中，老两口李某、王某一生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在本村居住，因大女儿第一个生育的是女儿，正常批准生育二胎，二女儿在外村居住，二女儿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为了能再生育二胎，二女儿一家将户口迁入了父母家，并要求办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公证。公证员受理这件公证后进行了核实，经向村民及有关村干部核实，李某、王某的生活主要靠大女儿一家照顾，二女儿、二女婿一家只是户口挂在其岳父母家，因经济问题二女儿一家与二位老人及大姐关系很紧张，他们也没有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在单独了解老人时，老人反映二女儿、二女婿办理这份公证就是为了生育二胎，户口在他们家但从不在这里居住，根据了解的情况，公证员以其二女儿没有与老年人共同生活居住、没有对老年人尽赡养义务、没有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为由拒绝为其出具公证书。在我们办理这类公证时这样的情况太普遍，很多老年人不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只是一味迁就子女的需求，即使与女儿女婿关系不好也委屈求全为了女儿能申请二胎，在办理公证时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通过这些案例，在吸取办理这些公证时的经验和教训后，在办理这些公证时我们分别对当事人进行询问，首先对老年人讲明办公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晚年生活和利益，批不批二胎与赡养他们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做通老年人的工作，不能只为了子女的生育问题，首先要考虑来落户的女婿是否与自己关系融洽，对自己是否照顾，至于批二胎的事情是另外一个问题，公证处不承诺办理了公证就能批二胎，因为当事人办证的目的是我们必须审查的第一要务。
二、男到女家落户协议需不需要逐一调查核实
在我们处及业内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不需要调查核实，认为男到女家落户属于协议性质，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没有必要调查核实，核实是浪费人力、物力。但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处主张大多数男到女家落户协议需要调查核实，因在公证处办理公证时，当事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如实反映真实情况。第一是有些当事人签订了协议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生育二胎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在我们前几年办理的一件公证中，一位老年人有三个女儿，为了老有所养，为三女儿办理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在三女儿生育二胎后就搬回原籍对老人不闻不问，因赡养老人问题一家人一直不和，老人因赡养问题还曾多次找到公证处，公证人员也多次给调解，最后诉诸法院，办理这样的公证影响了公证的公信力，为了维护公证的严肃性，我们办理这类公证时都要求核实，第二是核实女儿女婿的户口是否迁入岳父母家，是否与岳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关系相处如何，看有无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是否对岳父母尽赡养义务，落实是否共同生活是否有一定期限，因为有些当事人为了办理公证，临时到岳父母家生活几天，等办理完了公证就搬回原籍，老人还是没人照顾。在我们核实时就有一户老人共四个女儿，结婚后均居住外村，为年老有人照顾，让小女儿、小女婿搬回老人家当养老女婿，照顾老人的生活，为了办理公证申请二胎，小女儿将户口迁入了父母家，我们去核实时老人反映，小女儿一家只是把户口空挂在了他们家，平时很少来照顾老人，老人年龄已大了，原来没有办理公证时几个女儿还经常来帮助打理，自从办理了公证，几个女儿都与小女婿攀比，认为他享受了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就应该他多来照顾老人，小女婿以家里忙为由不对老人尽义务，公证人员经核实，拒绝为其出具公证书，因为他没有履行协议的能力和诚意，如果办理了公证姊妹几个都与他攀比对老人更不利，家庭更不和睦了。
在核实时我们还发现某村的一村民，家里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多年前就从外地招了一养老女婿，婚后一直与老年人生活在一起，关系很融洽，大女儿头胎生育了一个女儿，他们不用办理公证就能生育二胎，二女儿、三女儿都结婚到外村，二女儿头台生育一个儿子，为了生育二胎，二女儿一家又想尽办法把户口迁入了岳父母家，想办理养老女婿申请二胎，我们公证员受理后，经到村里核实发现了这一问题，大女婿已经在岳父母家生活多年，对岳父母尽了赡养义务，不能因为他没有享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生育优惠就否认他，不能让二女儿钻法律政策的空子，他们是恶意隐瞒大女婿已是养老女婿的事实，为此拒绝为其出具公证书。
在调查核实时还发现办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时，村里的家庭成员证明及当事人陈述必须严格核实，虽然在办理公证时公证人员三令五申告知当事人提供真实材料，作如实陈述，可是当事人总是抱有侥幸心理，这就需要公证员细心观察、认真核实。在我们核实一起公证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对老夫妻声称与其唯一的女儿女婿签订了协议，村干部还多次催促尽快出具公证书，等公证员到村里核实时却发现老两口还有个养子，只是两家关系不太好，老人是瞒着养子去办理了公证，村干部在这里面也是起了很大作用，在对其养子进行核实时，该养子称：如果给他们办理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公证，我就到有关部门反映举报，老两口虽然与我关系不好但我们没有解除收养关系，我毕竟还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不能无视我的存在去办理养老女婿公证，他们的目的一是为了女儿能生育二胎，二是为了得到家产。根据了解的情况，公证员给当事人讲明情况后拒绝出具公证书。根据我们这几年调查核实的情况，我们认为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协议看上去是双方自愿的，但在协议的背后却隐藏了很多当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给公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信誉危机，我们建议办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时应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虽然投入的精力很大但对预防纠纷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还是起显著的作用。
三、关于男到女家落户协议能否一个家庭多人办理的问题
对男到女家落户协议能否一个家庭多人办理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们办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主要是证明男方到女方家与其妻子一起对老年人尽赡养义务，姊妹中办理一个或办理几个也没有什么关系，赡养老人赡养人越多越好，法律上也没有禁止条款，但本人不赞成这种观点。本人认为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在古代就是“入赘”，从没有一家招两个女婿的习俗，即使现代社会进步的情况下也没有招两个养老女婿的惯例，在平时办这种证时发现，不管谁家招的养老女婿，婚后头胎生育了女孩的还没有办理此公证的，只有头胎生育了男孩，为了生育二胎才来办理公证，看来除了赡养老人外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生育二胎。
就像一位当事人说的一样：我们不办理公证也照样赡养老人，既然政策有规定，我们办理了就为生二胎用，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只照顾一个的规定，我们就不能给一个家庭办理两个养老女婿。正因为办理了男到女家落户协议公证可以照顾生育二胎，现在很多人打起了办理这种协议的歪主意，有的是家里姊妹中已有人办理了公证生育了二胎，想方设法隐瞒事实，再为另一个女儿办理公证，如果公证人员审查不出而出具了公证书，为他们逃避计划生育提供了条件，不但成了违法生育的帮凶，而且也降低了公证的公信力。
第2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计生演变为意识形态
CCN：您怎么看待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杨支柱：“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已经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了。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宣传的就两件事情，一个要爱国，另外一个就是少生孩子。
2002年《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那时候我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就已经形成了，但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没有正确估计。
在我眼里，生多生少、生育或不生育是绝对不能强制的。而此法却具有强制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制妇女堕胎，现在比较少了，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反对这样做，而是人们生育意识下降；再者人们比过去富裕，能够交得起罚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计划生育又变味了，实际上成了，镇政府和计生委捞钱的工具。
“砧板”上的超生者
CCN：你是法律系的副教授，为何这次要选择以身试法?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杨支柱：媒体报道了很多因计生引发的恶性事件，全世界没有别的国家如此做计生工作的。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反计生人士”从人权、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批判这个政策很多年，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我也写了几十篇。
一个叫易富贤的人，写了一本书寄给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一些高层官员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我从他那拿了一百本送给北京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易可谓不惜血本，但是有效果吗?他们批了这么多年，还不如我生个孩子有效果。
CCN：对于学校的解聘处罚，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不满，也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但博客里却表达了你对处罚决定的质疑。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杨支柱：被解聘是意料之中的，尽管没开除我。《计划生育法》上规定可以行政处分，但是怎么处分却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各单位可以自己裁量。比如温州鹿城区计生局戴副局长说，今天86万元超生罚款不交，明天就是160万元……北京的计生罚款弹性更大，我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
我觉得学校本身不想处理我，就是想逼我去交罚款。而到底交多少钱，计生委却一直没出现，也没找过我。学校的好多部门包括法律系的人、管计生的副院长都跟我谈过，让我不要再激怒计生委了，最好把网上东西都删了，争取少罚一点。
但我没打算求他们，即使不能自由生育，但我认为放开二胎指日可待。
质疑“1.8生育率”
CCN：你认为两到三年就会开放二胎，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杨支柱：这是现在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一是人口已经低惯性增长近20年，不久的将来必定大量减少。有人说现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这是教育的产物。
也有人说当前中国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仍很丰富，但那些人都是非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而年轻的劳动力，尤其50岁以下的已经严重短缺了。
另外，现在很多小学的老师面临失业问题――没有那么多孩子来上学了。政府能做的就是将很多小学进行合并。有一个乡原本20多个小学，但现在已经变成4个，其中还包括一所只有8个人的小学。这是否很可怕?
再者，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曾说未来十年“一胎政策”不变，现在又改口说“五年不变”。还有今年年底全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其结果应该在一年后公布，我对普查结果来证明“开放二胎”的说法很有信心。
CCN：有人质疑人口普查中有些数据不准确，你怎么看?
杨支柱：现在看过去的人口普查是有问题，但相对十几年来计生委一张嘴就说“1.8的生育率”还是可信的。
国家统计局是副部级单位，计生委是正部级单位，计生委总认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不准。坚持说全国平均1.8的生育率，多年来，这个数据怎么随着农村城镇化而不下降，这可能吗?
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还是1.22，计生委说是1.8，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计生委说计划生育率这些年基本上是94％，超生只占8％左右，那么数据怎么就由1.2变成1.8了?
第3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53.3%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从2016年4月开始历时半年，开展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范围包括北京、辽宁等10省（区、市）的0到15岁儿童的父母。
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介绍道，此次调查结果显示，80%的父母在考虑是否生育二孩时首先是考虑公共服务因素，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孩子入园、升学的情况”、“婴幼儿用品质量”、“生活地区环境状况”、“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70%左右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家庭经济状况”、“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有人帮助照料”、“父亲的精力”等家庭状况也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陈晓霞表示，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的现象。另外，调查还显示，已有二孩家庭和一孩家庭父母愿意生育二孩的动机主要体现在，为了“家庭的快乐与完整”、“陪伴第一个孩子”和“想要儿女双全”。
同时，目前超过50%的二孩家庭对两个孩子的养育存在新的困惑，例如：如何与两个孩子建立和保持亲密的关系、如何处理两个孩子相处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等，二孩家庭家长希望获得多样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二孩生育意愿低成拦路虎
在吉林，卫计部门在二孩政策推出之初进行过生育意愿调查并由此推算出了相应数据，但政策实施一年，吉林省内实际生育情况并没有达到预计的比例。
吉林省卫生计生委计生指导处处长姜国民说：“调查有意愿生育的是百分之十五点多，一般都有集中办生育证的情况，按照15%推算，远远超过现在这个数，现在办证的数，二孩领证是35480，预计办证起码有六万吧。生育的积极性不高，没有这个政策要这个政策，有政策又犹豫不想生了。”
姜国民表示，放开全面二孩后，城市育龄女性应该是生育二孩的主力军，但现实问题让不少家庭有心无力：“现在符合条件大多数都是城市人，恰恰城市遇到的困难比较多，现在城市抚养的成本也高照顾孩子时间也有限，所以生育率低。
再一个原因，现在生育的主力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本来就很低，也没时间照顾，都靠老人，老人往往照顾一个以后不愿意去照顾了。”
2016年，吉林省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将产假延长到158天，在姜国民看来，新规等举措能否带动二孩生育仍待观望“产假虽然受到欢迎，担心产假多了会影响妇女就业，这个也是从两方面考虑。
现在虽然选择二孩的人不多，但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的人生了之后，受到生育两孩的影响，很多人再随着生育，出现生育高峰，这个很难说，现在只能是观察。”
尽管像吉林等地都出台政策规定，延长和保障职业女性生育前后的产假和相关待遇，但是对于很多职业女性尤其是已经生育过一孩的女性来说，由于所处的就职环境不同，生育二孩和工作事业成了她们纠结的一道选择题。
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给许多想要两个孩子的家庭带来了喜悦。河南郑州市民张女士一直想要两个孩子，但当她真正符合条件、可以生育二胎时，她又开始犹豫了：单位的岗位基本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情况下，女性员工怀孕生子之后，原有岗位就会保不住。
如果您的老板足够通情达理，生育二孩还能保证工作岗位，一些女性也高兴不起来。郑州市民陈女士和丈夫都是自由职业，他们的二孩刚出生不久。少了工作的束缚，但现在紧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是，孩子谁来照顾、能否照顾好的问题：“我们小区都是这样，老人照顾孩子更多一些，一小区都是。他们都比较溺爱孩子，像我们觉得孩子你应该给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但他们觉得洗澡多了孩子感冒啊什么的，反正都不一样观点。”除此之外，二孩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成为生二胎的拦路虎。
之所以全面放开二孩，是因为国家考虑到了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养老压力迫在眉睫。政策虽好，可真正生育二孩时，大家需要越过的门槛也是一个接一个。
媒体观察员王攀说，二孩政策如果想要取得更好效果，国家在政策上必须适当调整，减轻家庭负担和压力：“比如，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因为即便是现在城市家庭上个幼儿园费用也是非常高的，即便是中产家庭承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应多一些公立幼儿园。当女性去生孩子的时候，收入、岗位各方位会面临风险，应该给企业一些补贴，政策支持的方式，去缓解女性生二孩之后的风险等。”
生育二孩配套社会资源紧张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2016年以来我国大城市不少三级医疗机构产科“一床难求”的问题突出。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副司长宋莉表示，要调整扩增服务资源，充分利用好现有医疗资源，例如通过医疗机构内科室间的床位调整，包括将三级医疗机构部分特需病房调整扩大为普通病房，尽可能地扩增产科床位：“通过实施分级建档制度，包括像建立孕产妇建档服务中心这些措施，合理分流和引导孕妇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选择建档机构，缓解三级医疗机构产科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的供需矛盾。鼓励各地组建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远程会诊，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朱宗函表示，养孩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或者孩子父母的事情了。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建议：“事实上，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养育下一代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不仅仅是父母的事情，而是国家，是各级政府，全社会都应该支持的。
家庭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养育成本太高了，这就需要政府、社会来支持。比如，是否可以在小孩一定年龄的养育阶段，把个人所得税征收予以减免来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等等。这次报告提出了很好的参考价值，那就是如何加强国家、各级政府和社会对家庭养育的支持。”
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中，照料负担也是其中之一。目前许多年轻父母，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父母，普遍存在需要祖辈帮助照料孩子的情况，因此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
朱宗函研究员认为，祖辈代养现象目前来看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至少在近一代两代甚至三代过程中，都是很难改变的现实。我们应该接受这个现实，不能总说老人带跟妈妈带相比怎样矛盾，是不是不合适等等。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全社会，我们的家庭教育对这种情况有所支持。”
第4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最近有种议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5年前后就将结束，因此，应该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未雨绸缪”地增加劳动力供给，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因此，简单地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来推动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就可能走向思维的误区。当然，也不能说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毕竟有很多事情是由“总体实力”来决定的，但是，如果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快，却能够在提高民众福利的同时，提高“总体实力”，这无疑是更好的强国路径。
“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真正威胁的是养老。如果孩子的数量相对于老人来说越来越少，自然会出现蛋糕不够分的问题，年轻一代的负担过重，也不行。问题是，养老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只能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来解决呢?主张放松计划生育管制的人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缓解养老压力有很多办法。
需要数量还是质量
养老的问题根本上还是需要在经济增长中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这又回到了老问题，经济增长是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来做到，还是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实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目前中国的状态，如果放松生育管制，大多数家庭都会多生孩子。国家计生委的一次生殖健康调查表明，对于目前的一胎计划生育政策，35％的被调查妇女认同一个孩子的安排，但有57％的妇女偏好于两个孩子的政策，另外还有5.8％左右的被调查妇女偏好于更多的孩子。即使在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生养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不低，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受访者为该市4800名20至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显示，成年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正在提高。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希望生育的孩子数平均为1.46个，50.1％的受访者表示“想生二胎”。
如果孩子的数量从一个变成两个，家庭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不会是简单地加倍。也就是说，在大量人口仍然受到生育管制政策制约的情况下，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人们将多生孩子，而平均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将下降，人口数量的增长将带来人口质量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里著名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也已经被经验研究所证实。
同时需要注意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那些没有生育管制的国家，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和扶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倾向于少生孩子。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家庭生育率更高，同时，这些家庭给予孩子的教育支出也相对较少。以此类比的话，在中国，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原来就不愿生二胎的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人群还是不会愿意生二胎。当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小部分高收入人群，在现在的制度约束下，宁愿接受罚款也要超生，这部分人的行为也不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而改变多少。而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则将增加生育，这对于提高人口的平均素质也是不利的。
最近，笔者在安徽调研，有一次在枞阳县陈瑶湖镇与几位干部座谈，当问他们是否也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放松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同意”，然后他们说了很多理由，其中，就讲到越是低收入家庭越会多生孩子，并且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的道理。
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明，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的确是存在的，而这一点恰恰被主张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们忽视了。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后，孩子的数量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孩子的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正、负两方面作用谁更大，关键要看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是指人均意义上的增长，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增长。从劳动者数量的增长来看，它主要有利于总量意义上的增长，而人口素质，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才是决定经济在人均意义上增长的关键因素。笔者与刘永平博士的合作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相关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作用是主要的。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放松计划生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一个更需要注意的现实问题是，即使现在就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等目前出生的孩子成长为劳动力，至少需要16年时间，到那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远高过现在，而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将大大下降。这就给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提出了新的疑问。
总的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国家，提高生育率并不是缓解养老压力的良策。即使提高生育率可以增加劳动供给，但由此造成的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相应下降，对于缓解养老压力来说，可能得不偿失。
城市的养老压力得靠城市化和移民
对于城市的养老压力，主要应该靠城市化和移民。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养老金压力比较大的实际上就是城市，特别是预期寿命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甚至为负)、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的大城市。不要忘记，恰恰是那些养老压力大的大城市，同时也是控制外来人口拥有本地城镇户籍最严的地方，由于大量城市的移民没有像户籍劳动力那样交纳养老保险，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当然就很严重了。
如果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是增加这些城市中年轻人口的比重，那么，是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放松户籍管制?当然是放松户籍管制。中国的城市毕竟不是欧洲的小国，如果一个小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试图通过移民来缓解养老压力，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割问题，以及本国居民担心外来移民分享本国资源的政治问题。因此，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本国居民多生育。
而在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鼓励本市居民生育的政策来解决。首先，简单地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还需要面对新生儿出现天生残疾或疾病的风险。而如果提高移民转变为户籍人口的数量，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这部分城市新移民的人口素质已经有所保证，特别是当城市政府优先对大学毕业生放松入户管制时，更是对提高户籍人口的平均素质有利。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在城市不断扩容的过程中，移民的平均年龄将大大低于原城市人口，这可以显著地缓解原城镇居民的老龄化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对于农村来说不公平，这种看法没有想明白一点，那就是，城市化进程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农村也是有利的。
说得通俗一点，当一个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他的收入可以成倍地提高，这其中一部分收入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用于支持当前的养老体系，而他本人则在未来退休后获得下一代人的养老支持。同时，由于收入总量大幅度提高，他的收入中还可以有一部分增加用于他的农村父辈的养老。这就是蛋糕做大的好处。
适当延迟退休年龄
除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也是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措施。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从1982年的67.8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0岁左右，这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了。而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却比其他国家明显要早，那些预期寿命长的城市的职工退休年龄更是显得太早了。现在，很多预期寿命较长的发达国家都纷纷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来缓解养老压力，中国也可以这样做，特别是预期寿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更应该这样做，哪怕是学习发达国家，区分不同年龄的人群，一点点地推迟退休也好。否则，将所有由于预期寿命延长而带来的养老负担都转嫁给年轻一代，这也不公平。
第5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生本理念；初中政治；教学；探索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是深入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初中政治教学要适应新课改发展的要求，就必须立足于生本理念来构建高效、民主的课堂，引导学生培养自主、合作、探究能力，才能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终身学习与发展服务。笔者认为，生理理念下初中政治或思想品德教学，要尊重学生主体性，以学生发展为出发点，包容并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等，才能以丰富的教学手段、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构建初中政治民主教学课堂来落实生本理念。
一、以学生发展为出发点，创建初中政治民主教学课堂
在生本理念下，是否以学生发展为核心是衡量初中政治教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学生发展成为了初中政治生本教育的的出发点，因此，要提高学生积极性与参与性，就要以学生发展来创建初中政治民主教学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由于初中政治学科的特殊性，其不仅包含了道德、法治、修养等人文素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了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甚至很多内容知识体系性强，初中生学起来会觉得枯燥无味。而通过从学生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来切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就要创建民主教学课堂，既能引导学生从身边现象积极讨论、探索，又能使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
以科教版思想品德初中第五册第二单元的《财富中的法与德》为例，作为初三的学生，他们对财富已经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看法，而这一课的知识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合法致富与依法纳税、共同富裕、勤俭节约。笔者根据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设计了以“老干妈”陶华碧的故事与马云财富观为切入点，准备了一系列的讨论话题，如陶华碧是如何走上致富路，对我们有何启示？马云为什么说财富最终要回归到社会？由于陶、马两人都是知名人物，一方面学生对他们的故事比较熟悉，使之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故事与教学内容密切联系，且有一定的励志作用。因此，学生们在讨论过程中都会以自己未来发展为出发点，把理想、财富与理财等结合起来，对这一课的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放交流。这样一来，学生们以自己实际与发展为坐标，使课堂具有了强烈民主教学氛围，促进了其形成了较好地财富观念，并进一步影响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二、因材施教，以学生个性化成长来丰富初中政治教学形式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已经成为了教育的主流，也越来越受到基础教育的重视。初中政治教学要体现生本理念，就必须注重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这就要求教要在新课标指导下，结合学情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以丰富的教学形式来体现学生个性化成长。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既与教师的教学理念有关联，也与教学形成的采用有紧密联系。初中政治教学要从学科特点与学生个性化发展两个层次来设计教学，不仅要把政治课上“活”，还要善于挖掘学生的长处，这就必然要求教学过程中要采用丰富的教学方式。
以科教版思想品德初中第五册第三单元的《关注弱势群体》为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实践教学，把学生分成七个小组各进行一次相应的实践教学。每个小组又根据组内的学生情况，分别确立了敬老院关爱活动、弱势群体家访、社会关爱力量访谈、关注农民工子弟教育、郊区农村走访、网络资料查阅与整理、弱势群体机制考察等。由于每个小组的实践教学形式不一样，其得到了启示与感悟也不一样，而把每个小组的实践教学报告经过整理，再与教学内容、教材进行结合，对这一课的内容学生就收获了更多的东西。如弱势群体家访小组成员的实际感受，促进了学生们的慈善之心；社会机制考察不仅看到了大局上的社会机制作用，而且对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有更清醒的认识……这些丰富的实践教学形式，不单单使学生们更全面地认识了弱势群体，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个性化的感恩教育，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
三、发挥学生主体性，引导学生向自主、合作、探究的政治学习方式转变
不管是以学生为本还是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都离不开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初中政治教学也不例外。初中政治教学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就要理顺教学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教师主导地位不是从属地位，也不是辅助地位，是学生主体地位下的指导者与引导者；另一方面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不是任意的主体性，是掌握学习内容的主体对象。因此，发挥学生主体性不仅仅是调动学生积极性，更是通过教师引导使学生在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其未来学习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而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培养，是生本理念下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典型体现。
以科教版思想品德初中第五册第四单元的《可持续发展》为例，面对新时期的人口形势，老龄化与结构不稳定使计划生育政策在近几年来经历了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的变化，但这丝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口严峻的形势。对此，笔者就人口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课题：人口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地位如何？换言之提出了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大社会课题。从学生视角来看，这个课题既简单又复杂，因为这个课题太宏大，体现了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学生根据教学内容的可持续发展原理，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探究，初步培养了自主、合作、探究能力。
综上，在生本理念下初中政治教学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以学生发展、个性化成长为目标，通过丰富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向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第6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2017年A股先低后高N走势，坚持三主线投资
新华基金研究总监张霖认为，2017年市场大概率呈N型的震荡走势，其中会有一些结构的分化。2017年A股盈利回升将逐渐放缓，但是估值相对有吸引力，同时改革驱动风险偏好提升，市场资金面供需平衡，产业资本和险资增持，投资者结构逐渐改变，市场风格转换，蓝筹相对占优。具体到配置上，建议遵循投资、消费、改革三条主线。
投资主题上，重点看好一带一路、基建、原油、中游产品等领域。消费主题，重点关注二胎、养老、医美等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机会。改革主题中，国企改革是目前市场的一大亮点，预计2017年国企改革还将进一步落地和走向纵深的；而农业也将是2017年供给侧改革的一大亮点；军工领域也值得关注，其投资逻辑是“高端制造+资产注入+利润率提升”，重点方向在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招商基金王景：
2017年A股市场难以大涨大跌
招商基金王景认为，2017年的大势总体而言，基本面和流动性都有趋紧的倾向，难言有系统性的机会，不过结构性的机会还是有的。
首先从基本面上看，由于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较大，房地产成交持续萎缩将是影响经济的最重要的便利，2017年的经济增速将会是谨慎乐观的态度。然后我们再看资金面的情况，国内外利率水平预期都将上行，资本市场面临的基本面难言乐观。尤其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从政策面来看，政策维“稳”，管理层一再强调防风险，所以2017年政策面不支持市场的大涨大跌，极可能是震荡的走势。不过可以把精力放到细分领域中寻找结构性的机会。
兴全基金吴圣涛：
2017年A股市场或好于2016年
兴全基金吴圣涛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市场预期的整体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并未发生改变，同时全球的无风险利率也仍然维持在相对低位。但是在11月份债券市场波动之后，“市场却出现了比较大的机会”。市场的估值水平出现大幅度的修正，而且在春节之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可能会出现企稳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理由去判断接下来可能会上演一轮估值修复的行情。
实际上2016年A股市场的震荡走弱的态势让市场出现大量过于悲观的声音，在吴圣涛看来，这种震荡走弱的背后同样出现了不少行业出现复苏及持续成长的机会。同时在2016年成长性行业都出现了大幅调整，估值水平也被大幅修正。“也许到2017年底去看2018年业绩的时候，估值可能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基于此，吴圣涛认为2017年的A股市场表现或将好于震荡下行的2016年。
星石投资杨玲：
2017年属于全球财政时代，经济将温和复苏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玲表示，对于2017年，她的看法相对乐观。她认为，明年的关键词是“全球财政时代的到来”。过去的几年都是货币政策为主流的时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均采用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种因素制约的情况下，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货币政策在明年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宽松下去了，所以杨玲判断明年全年主要是采用财政手段的方式来拉动经济。
具体到国内的情况，杨玲认为，如果将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目前A股3200点的位置是很好的战略投资点，尤其是对于价值股。杨玲表示，2017年经济将温和复苏，即使通胀也是一个温和的通胀，整个A股市场从指数上而言未必见得有多么激动人心，但结构性的机会还是有的；板块上相对比较看好的是大消费领域以及医药板块，重点看好的还是大消费领域。
银帆投资李志新：
2017年一定不会比2016年更差
银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新认为，2017年不会比2016年更差，2017年的主题是价值股的价值中心的上移和中小市值的价值中心的下移。“明年大的方向是拨乱反正，其中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中小市值里有高成长的股票还是会赢得投资者青睐的。2016年上半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到了下半年确定性在逐渐增强，而2017年一定比2016年更好。”
证大投资姜榕：
2017年是结构性的机遇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姜榕认为，2016年已经将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释放掉了，2017年将会迎来一个结构性的机遇。
对于2017年的股票市场，姜榕表示相对乐观。“我们在2016年已经将整个市场的杠杆降得很低了。降杠杆是为以后的政策留出空间，包括将一些产品的投资者稳定下来。降杠杆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原来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将整个市场甚至股票市场给搅浑了。2017年我们又回到财政时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一些周期类的或国企改革类的企业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源乐晟资产杨建海：
乐观看待的同时，警惕小概率事件
第7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8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从小本生意到行业龙头
2003年，赵琳在亲友处筹集2万元，踏上创业之路。她的创业初衷很简单，作为长女，要上事高堂，改善家中境况；作为母亲，要为幼子提供更丰腴的物质环境。
接下来的一年，赵琳做过童装、床品，还推销过当时风靡的迪宝乐学习机，最终落脚在玩具零售上。她在银座广场租了一节柜台，销售针对0到12岁儿童的玩具。一开始是“胡乱”进货，渐渐她发现，普通玩具虽然价格低，但损坏率高；品牌玩具虽然价格略高，但特别抗造。比如星杰的拼插玩具少有退换，环奇的遥控车撞到墙上也不会损坏。在意识到品牌和质量的重要性后，赵琳开始筛选商品，选择性价比更高者。未几，赵琳的营业额大节攀升，以至于周围商家开始跟随进货。
当时，大部分经销商都是年年找新品，年年换厂家，产品不能形成合理的体系，也就无法保证利润，商场内时有撤柜现象。但赵琳却决定坚持在玩具品类做，并在过程中不断形成相对合理的产品组合。为了提升终端掌控力，避免同行的恶性竞争，2005年，赵琳选择了几个重要品牌，买断几种品类的供货权。
一时间，同行们都有点“傻眼”。彼时品牌买断费用不菲，谁都觉得不划算；但同时他们也发现，即便某辆遥控车再畅销，自己却不能与买断品牌的赵琳同场销售。
此后，赵琳的玩具事业不断发展，2006年，她创办济南益初商贸有限公司，并不断扩大规模，从最初的一个人发展到百余人，商业模式由原来的传统式店面销售发展成O2O模式，销售额也从当初的月均不足万元，发展到目前的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
“我很清楚自己擅长的是销售而非技术性更强的生产。”赵琳曾经想要延长产业链，于是到江苏南通等玩具生产企业考察调研。但她发现，自己对于设计、生产线等一无兴趣，但对市场风向、产品营销则有天生的敏感。
二次创业：被上帝踢了一脚
2015年下半年，燕山银座调整业务格局，将不同品牌的店面进行合并扩大。原本在此拥有300平玩具店面的赵琳不得不面对问题：要么离场，要么转型。在经过考量之后，赵琳选择后者，创办了益初国际儿童俱乐部。
“这是自己的二次创业，感觉是被上帝踢了一脚。”其实，赵琳早年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儿园教师。后来下海，在经营玩具的过程中，赵琳对早教市场颇有兴趣，她阅读大量早教著作和理念，广泛考察不同早教品牌，以消费者身份卧过底，甚至对市场投入做过统计。
她发现，早教事业的前期投入包括场地租赁费、教具（玩具）采买费、聘请老师、宣传推广费等等，其中最大投入就是教具（玩具）采买费。一个营业面积150平方米的培训机构，仅教具（玩具）就要花费十余万元，这还仅仅局限于国内教具（玩具）。如果完全采用国际通用的，投资要增加两三倍。且投资回收期也较长，按业内惯例，至少要6到8个月以后才能见到盈利。
正当她思索要不要进入早教行业时，商场调整成为她入行的契机。目前，益初国际儿童俱乐部已颇具规模：其设置较大的游乐场，儿童可自由玩耍；桌椅轻巧，3、4岁儿童便能随意搬动；教室里放有长排矮柜，儿童可任意取用放在里面的各种教具。
赵琳倾向于蒙特梭利的教学理念，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学习驱动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强烈学习与吸收能力，幼儿从出生起便开始对环境保持着不断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所获取的经验，探索中所获得的喜悦与成就感则会正向循环的支持儿童下一次的探索，并形成自信、积极、独立、主动的正向性格特质。所以她在俱乐部内提供了自由广阔的空间，同时由于此前积累，有百余品牌的3000余品牌玩具可以充当教具。
“儿童都有成长发育的敏感期，我们更注重培养孩子的情商和专注力。”在益初，幼儿通过穿衣脱衣取物等基础行为培养肌肉能力，也通过个人卫生、自己吃饭等日常事项培养独立性和专注力。另外，益初还开设美术课、陶艺课等，倒不是说让孩子做出多么像样的作品，而是增加他们对颜色、形状和物质性状的接触和理解，培养动手和协调能力。
早教的供给侧机会
“当年看《阿信》和《外来妹》，觉得女性创业是一件颇为振奋的事情。”但真到自己创业，特别是在找到方向后，赵琳如抗战一样跟各种竞争对手打仗、跟自己赛跑，反反复复十余年。“不是创业者嗜血，而是因为这才是商业的基本规律，尤其你站在一个大家都公认为是下一个大宝藏的入口处。”
赵琳的确站在一个“大宝藏”的入口处。
根据国家统计，我国儿童人口每年增长稳定在1600万左右，0-3岁儿童是5000万左右，4-6岁的人口总数也是5000万，0―6岁儿童总体是1亿，国家放开二胎政策更将直接刺激我国早教市场。在国外如日韩等国，早教覆盖率达60%-80%，目前我国的早教覆盖率还不到20%，市场增长空间很大。
第9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华南;风俗;民俗;收养;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C91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59-02
很多社会都有收养的风俗。人类学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①收养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存在,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呢?本文试就华南民间的收养风俗作一个初步的论述,试图揭示收养发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功能。
一、一般的收养
一般的收养指的是比较正式的收养。收养的对象一般是幼儿,收养发生后养子女住在养父母家里,养子女有继承养父母财产的权利。
抱养。抱养的“抱”字意思是养子女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收养。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没有什么印象,又在养父母家里长大,所以他们与养父母的感情一般比较好,就像是亲生的一样。
抱养在以下通常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发生:
一是子女过多无能力养活。如果一对夫妇因生育的孩子过多以至不能负担他们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信得过的家庭把一两个孩子送出去。这些被选择的家庭多是他们的亲戚。
二是为了获得再次生育的机会。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夫妻二人户口都在农村的,若第一孩为男孩,则只能生一孩;若第一孩为女孩,则允许四年后再生第二孩;第二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许再生。有些夫妇在两胎都生育不到男孩的情况下为了可以再次生育,在女孩出生以后就把她悄悄送给别人收养。
过继。“过继”就是通过协商,将别人的儿子要过来,变成自己的血脉继承人。“过继”的基本条件是,孩子必须是同姓同族内部的孩子,辈分上没有严格规定。最常见的当然是自己同胞兄弟的儿子。例如在香港的新田村兄弟间过继儿子是最普遍的收养方式。族规强调长子对所有弟弟的儿子们都有收养权,这是因为作为长子他负有传宗接代的首要责任。当一家有两个兄弟时,哥哥可以收养弟弟惟一的儿子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后人来抚养。如果弟弟有好几个儿子的话,无后的哥哥可以从中收养他最喜欢的儿子。无后的弟弟当然也有一定的权利收养哥哥的儿子。但这必须是在保证长子有继承人且继承人有再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弟弟才可以为自己过继一个儿子②。
二、特殊的收养
特殊的收养指的是具有收养的特征,但是与一般的收养有所不同的收养形式。
入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向有“夫为妻纲”的理念,这是指丈夫在家庭中具有主导、决定性的作用。入赘婚是相对于这种传统婚姻的一种异变。入赘婚的源头在于原始社会母系制全盛时期的从妻居。汉族民间称为“招女婿”、“上门”、“倒插门”等,在云南称为“计姑爷”、彝族则称为“上倒闸门”、的叫法则是“顶妻”,某些瑶族地区则称之为“招郎入户”,这些林林总总的称呼指的都是入赘婚。
为了家族的延续,为了香火连绵,没有男性后代的家庭采用这种方式来使得家庭完整。所谓上门女婿一般由女方先提出,礼金由女方出,男性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姓氏或是后代放弃原来的姓氏,住在妻子家里面,以女方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代表女方家族参加女方家族的一切祭祀活动。
先生认为,入赘是暂时的改系,即从父系继承改为暂时的母系继承或双系继承。入赘更是一种收养,因为赘婿到女家后一般要改姓,有的甚至要改名。如果赘婿不改姓,至少他们的后代要随母姓。在继承的问题上,母方的财产是由赘婿继承的,赘婿还要供奉母方的祖先。由上面的事实,笔者认为,入赘可以看作是收养了一个儿子,然后把女儿嫁给这个养子。它跟一般收养不同的是,这种收养是收养一个成年男子,而且是以自己的女儿为“诱饵”。
做媒。在广西一些讲粤语的地区,媒人具有重要的地位。当一个人给一对夫妇做媒,他(她)就跟被做媒的人形成一种虚拟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媒人家里相当于多了一个儿子或女儿,而被做媒的人则把媒人作为“父亲”或“母亲”看待。假如A给B做媒,别人就会说A多了一个“媒人仔”,而B则视A为“媒人父亲”。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收养形式。虽然媒人仔(女)没有住在媒人父母亲家里,他对媒人父母亲也没有继承权,但是两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关系很亲密,人们也期望媒人仔(女)能时常去探望他们的媒人父亲(母亲),把媒人父母亲当作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对待。
三、名义上的收养
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提到了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名义上的收养④。在华南也有这种名义上的收养,即孩子只是名义上被别人收养了,但是还是生活在亲生父母家里,他没有赡养养父母的义务也没有继承权。
一般的结契。在广东和广西讲粤语的地区,流行一种结契的风俗。结契者既可以与自己同辈的人结契,也可以与比自己年长的人结契。前者结契后形成类似“兄弟姐妹”的关系,后者结契后形成“父母子女”的关系。结契后,双方家庭形成扩大化的亲属关系,结契者及其亲属的称谓也采用扩大化的亲属称谓形式。结契者双方及其亲属的称谓,是在亲属称谓之前加上“契”字。比如“契爹”、“契妈”、“契仔”。
结契一般是双方的关系比较好,想进一步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而进行的。但也有一些结契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广东的水上居民,旧称D民,他们过去在政治上、社会上毫无地位。孩子生下来后,父母为了取得陆上人的保护,为孩子拜干爹干妈,奉送厚礼⑤。
“替罪羊”风俗。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提到开弦弓村的名义上的收养是为了向鬼魂表示父母对孩子的淡漠,从而使孩子得到保护。同样,在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的大襟岛同样有类似的风俗。
解放前,大襟岛上医疗状况很差,很多小孩生病甚至夭折。为了祈求自家的小孩少得病患,平安长大,村民中盛行结契风俗。结契的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和石头、大树、太阳等自然物结契;第二类是与观音、土地公,太保爷等神灵结契;第三类是和麻风病人结契。岛民同麻风病人结契的目的不是祈求保佑而是希望子女的病痛能够转嫁到麻风病人身上,让麻风病人来承担契女、契仔的病痛。
这种结契的仪式与过程很简单,大人在征求病人同意后,回家准备油糍和红包,由儿子将提篮和红包交给病人,并叫一声“契爷”,病人答应一声,接过契仔的礼物,仪式便告完成。以后逢重要节日如清明、仲秋、端午、春节等,契仔(女)都要带水果、猪肉、油糍到麻风病院看望契爷(妈)。而契爷(妈)也要回赠礼物和红包⑥。
“打老同”风俗。何国强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粤北山区流行的一种结契风俗,俗称“打老同”。通过仪式使两个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子女辈结成亲密的关系。举行这种仪式不必焚香盟誓,通常是主动提出结交同年的已婚男子领着自己的男孩,带着鸡、猪肉、酒若干,到同意给自己的儿子结交同年的另一个已婚男子家中,这家人备好饭菜,双方一起坐下来吃一顿,席间郑重宣布结交同年之事,吃毕仪式也就完成。
同年关系通常是在当事人活着的时候有效,随着当事人的去世,后代之间的来往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同年关系最多延续三代人,很少有跨越四代还维持不变的⑦。
四、收养的社会功能
在华南的农村,满足子嗣需要和心理是收养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结构和自然条件转化为人的心理结构,相应地表现为两大观念:天和祖。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宗教最重要的特色,只有男性才有祭祀祖先的权利,所以生育男性子嗣是中国民间社会人生的大目标。一个家里没有儿子的家庭,不但会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的心理也会因为没能给祖宗留下继承香火的人而很不安。而且在中国农村老人一般依靠近亲家属来赡养,对赡养无后老人的福利几乎没有,这也使得没有亲生孩子的父母有必要收养一个孩子。
先生在《生育制度》也提到:“事实上会因无后发生缺憾的还是社会的完整,也就是我们个人在分工结构里生活的顺利进行。”⑧无后会使社会的延续出现危机,而收养在这里起到了调节的作用。通过过继、入赘等收养形式,使得无后的家庭获得一个继承人,从而使社会能顺利发展下去。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为了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互助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亲属越多,他们的社会网络就越广,相应地他们可以获得的潜在帮助越多。在“媒人仔”风俗中,媒人与媒人仔(女)双方及他们的家庭通过“做媒”这样一个事件结成了扩大的亲属关系,为生存和发展拓展了空间。
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别重视个人关系的社会,这种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需要不断的交往来维持,而这种关系的存在又是有一定实际目的的。华南民间通过结契这种名义上的收养扩大了社会网络,为日后的生存、发展拓展了空间。而“替罪羊”风俗既满足了契仔(女)父母希望子女平安的心理需要,也使麻风病人有了跟别人关流的机会,使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被社会抛弃,可谓一举两得。
五、结语
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⑨”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收养是一个文化机制,通过收养,人们可以满足一定的需要,这些需要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物质的。收养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手段,它使可以排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注释:
①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②华琛.族人与外人:一个中国宗族的收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1期.第103页.
③.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④.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7页.
⑤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⑥范涛.海盗的后裔――大襟岛渔村社会文化研究[J].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3年毕业论文.
⑦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