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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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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趋势

第1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人工林;日本落叶松

日本落叶松(Larix leptalepis)原产日本,1909年左右引进我国,以其速生丰产、优质、适应性强等特点在我国黑龙江至长江流域大面积分布。秦岭西段小陇山林区1974年进行日本落叶松引种试验,1990年大面积推广造林,目前,营造人工林14666.67hm2,为小陇山林区主要生态公益林。

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着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林下植被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促进林养分循环和维护森林立地生产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林下植物群落的组成和结构是群落结构最基本的特征,而物种多样性是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均匀性的综合反映,体现了群落的结构类型、发展阶段、稳定程度和生境差异。

近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经营水平的提高,人工林面积不断扩大,同时,人工林生态系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面对各种生态问题,政府与林业研究者逐渐重视林下植被在养分循环和稳定林分生产力等方面的作用。在日本落叶松人工林经营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争论层出不断,有学者提及人工林与乡土生态系统相比,生物多样性是否降低,有学者则认为,人工林生物多样性并无显著变化。

1 林区概况

洮坪林场地处秦岭山系西部余脉,长江流域,嘉陵江上游。地理位置东经104°37′~105°01′,北纬34低22′,林区海拔在1600~3300m,坡度在20~50°,气候高寒阴湿、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在7℃左右,无霜期为160d,森林覆盖率35.1%。林区境内3条主要河流洮坪河、碧玉河、白家河(沙金河)均属西汉水一、二级支流。林区树种以红桦为主,其次为白桦、山杨、椴木、枫杨、华山松及少量云冷杉等针叶林。林区内有许多名贵中草药材、珍贵野生动物以及丰富的黄金矿产资源。由于气候、地形、经纬度和垂直分布的影响,种群结构和区系成分有明显的差异,有自身的独特性,孕育和保存了丰富的植物种类资源。

2 人工林经营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对策

在日本落叶松人工林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及时调整林分密度,改变植物群落生境的异质性,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而提高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洮坪林场日本落叶松人工林林分,随经营时间的变化和不同时期的人为干扰,对林下层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影响程度灌木层最大,更新层次之,草本层较小。日本落叶松人工林林分随其林龄生长的变化,不同时期和不同抚育强度的人为干扰,受其林分密度变化的影响,其林下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林分未郁闭前随着林分密度的增大,生物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大,灌木层在密度较大时,生物多样性的各项指数都较低;密度较小时,其生物多样性各项指数随密度减少而增大的变化规律不一致,是由于在林分生长抚育期采取全面割灌措施,大量清除了影响林木生长的藤灌,使其在干扰过后多样性各指数均大幅度降低。草本层则符合密度较大和较小时,其生物多样性各指数都较低的密度变化规律。更新层在密度较大时,其多样性各指数较小,密度小时,生物多样性各指数较大。

第2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威胁因素;保护对策;安徽

中图分类号:Q1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3)11-0134-03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把生物多样性提到了与和平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地球上已知物种的25%已消失,20%~30%还有消失的危险,现在植物以每天1种的速度消失[1]。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不可逆的,对人类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呼声。

安徽省跨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3个气候带,兼跨长江、淮河、新安江3大流域,境内山丘、平原、湖泊镶嵌交错,自然景观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蕴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但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也在迅速减少,严重威胁安徽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问题

1.1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现状

1.1.1 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 安徽省境内的淮河、巢湖等淡水生态系统受到威胁,部分重要湿地退化。内河湖泊的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淡水渔业资源大量减少。安徽省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今围湖造田达1 667平方公里,占原湖泊面积的32.3%,而同期天然阔叶林面积由近1.2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 100多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则由全省总面积的7%上升到20%。

1.1.2 物种濒危程度加剧 据估计,安徽现有384种野生物种正处于濒危状态,占全省同类物种总数的3.2%;其中脊椎动物210 种,濒危比率达28.3%,大大高于全国的7.7%和世界10%的濒危程度。安徽的野生扬子鳄、丹顶鹤、白冠长尾雉、香果树等珍稀物种若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可能会在50年内灭绝。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下降趋势明显。

1.1.3 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 一些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栖息地丧失,如野生稻原有分布点中的60%~70%已经消失或萎缩。部分珍贵和特有的农作物、林木、花卉、畜、禽、鱼等种质资源流失严重,一些地方传统和稀有品种资源丧失,如曾经遍布安徽的华南虎已灭绝,野生扬子鳄、白豚(即下加鱼) 和大灵猫也面临类似的命运。

1.2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2.1 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生物物种资源家底不清,调查和编目任务繁重,生物多样性监测和预警体系尚未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不足,管护水平有待提高,基础科研能力较弱,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问题的能力不足,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尚需进一步提高。

1.2.2 经济社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城镇化、工业化加速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加剧。环境污染对水生和河岸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造成影响。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增加了生物安全的压力。生物燃料的生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形成新的威胁。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待评估。

2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分析

2.1 环境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

环境污染指的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由于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发展,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和生活污水严重破坏了安徽省的自然环境,致使动植物遭受巨大伤害。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在带来农业丰收的同时,也使农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尤其对那些周围无林地的湖泊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缺少林地的净化,农业污染源导致湖泊富营养化加快,例如五大淡水之一的巢湖每年接纳化肥约20万吨,致使N、P严重超标,成为重富营养化湖泊。

2.2 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

水利水电、围湖造田、航道航运等工程建设破坏了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及其生存环境,造成大量物种的生存空间被挤占、洄游通道被切断、产卵场遭到破坏。如巢湖拒江倒灌后,鲫鱼、触科鱼类、马口鱼、胭脂鱼、铜鱼在湖区已属罕见[2]。

由于大面积的森林采伐、自然灾害、修路架桥、开发旅游等原因,安徽省原生的天然林不断遭到蚕食和破坏,其面积已不超过2 667平方公里,严重影响了野生动植物的正常生长和森林群落的演替。同时,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岛屿化和片断化,造成一些珍贵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如20世纪30~40年代安徽沿江南岸的支流湖泊随处可见的扬子鳄,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200条,且被分割在六个县(区),近亲繁殖导致其变异性下降,处在灭绝的边缘。

2.3 生物资源被过度利用

尽管安徽省采取了一系列的资源保护管理措施,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乱捕滥猎现象普遍。另外,由于长期重捕轻养,许多湖泊经济鱼类捕获量明显下降,鱼类资源锐减又影响食鱼鸟类和兽类的食物来源,从而影响到整个生物链的稳定性。

2.4 生物入侵

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这些入侵种由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发生改变,在缺乏天敌制约的情况下泛滥成灾。某个生物种群数量急剧增加时,就会改变食物链各能量营养级的组成,使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空心莲子草和凤眼莲分别于20世纪30~50年代在安徽作为猪饲料广泛种植,后因农民不再将其当作猪饲料而逸为野生,由于其繁殖速度极快,造成了堵塞河道、阻碍排灌航运及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等危害。

3 保护安徽省生物多样性的对策

根据安徽省现有的地情、民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3.1 建立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是通过不减少基因和物种多样性、不毁坏重要生境和生态系统的方式,来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保证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发展[3]。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三个基本组分:挽救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合理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安徽省在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时,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建立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确保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还要制定短期、中长期的实施规划,有目的、有策略地进行保护工作。

3.2 加强宣传教育,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安徽省应进一步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力度,让人们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强化人们的生物保护意识,提高民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另外,应根据本省实际,加快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意识。

3.3 主体功能区划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根据安徽省不同地区的资源情况、生态状况、环境容量、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全省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合理划定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将安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和关键物种列入禁止开发区,使区域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齐头并进,有机结合。

3.4 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力度

严格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加强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执法,确保企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确保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严格履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努力做好源头控制。要重点加强淮河、巢湖等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加强对道路、港口、水库等破坏生态项目的监督管理;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积极降低酸雨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3.5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建设自然保护区是实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重要措施。目前,安徽省的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比重相对全国而言十分滞后。应进一步加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建立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完善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扩大自然保护区的规模,力争将所有的国家级重点保护物种、珍稀濒危物种和地方特有物种纳入保护范围,同时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管力度。

3.6 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风险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价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努力实现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特别是加强珍稀濒危物种、关键物种、特有物种、指标物种以及外来物种的监测,全面、及时地掌握全省生物多样性动态信息。建立完善、准确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对全省境内不同区域的物种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问题,依据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及时处理。

3.7 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投入

必须建立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提高安徽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水平和管护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平.试论生物多样性的概念[J]. 生物多样性,1993,1(1):20-22.

第3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关键词:生物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生物多样性公约;立法模式;中国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202-05

21世纪是生物技术时代,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正在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着一场新的“圈地运动”。他们无偿或低价地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遗传资源,然后对其进行所谓的“提纯”或加工,将其视为“发明”获得专利,并进行商业性开发利用,获取巨额的利益。但是,他们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获得的经济、科技和其他各种惠益。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剽窃”或“生命海盗”(Biopiracy)现象。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将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界定为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这为各国应对“生物剽窃”、确保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以下简称为“ABS”)奠定了初步的国际法基础,同时也为各国采取符合国情的履约对策提供了灵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一些主要的遗传资源国也开始制定国内立法,确立本国关于遗传资源ABS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机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纵观《公约》生效10余年来各国的立法实践,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公约》确立的原则与框架已经或者正在制定ABS方面的立法。各国通过这种公法管制的模式,针对获取本国境内的ABS活动制定了专门的立法措施,政府部门在此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法进行调整和管制。所有这些立法,又可以划分为修订/解释模式、综合性立法模式、专门立法模式以及超国家立法模式等四种类型。

本文将对公法管制模式的四种立法类型进行考察,分析各种类型所适用的背景、条件及其优劣之处,以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1 修订/解释模式

很多国家对ABS问题的认识,起源于《公约》的谈判与生效。此后,该问题才逐渐为立法者与普通公众所了解与认识,并进入这些国家的立法议程。在此过程中,有些国家对相关规定进行扩大解释,以便将遗传资源纳入现行法的调整范围,或对现行立法进行修订,增加ABS方面的规定。马来西亚(沙捞越邦)就是如此。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12个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其生物资源相当丰富。热带森林覆盖了大部分国土,是地球上生态系统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沙捞越(Sarawak)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邦,享有比其他邦更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制定与联邦不同的政策与立法。

198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获得马来西亚总理内阁经济规划部的收集于出口许可证,随后获得沙捞越邦林业部签发的许可证。受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委托,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学院与沙捞越林业部的植物学家于同年开始收集Calaphyllum lanigerum的枝和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Calaphvllum lanigerum的提取物进行筛选,发现了强大的抗艾滋病病毒成分:Chmarin组中的(+)-Calanoid A和(-)-Calanoid B。

在该案的启发下,沙捞越邦政府于1994年4月修订了其《森林条例》,增加了获取遗传资源的规定。该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在为开发医药或药品成分进行研究的目的而获取、转移或出口树木或其衍生物之前,都必须获得林业部长批准、林业局长签发的许可证。

这种立法方式的优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维护了现行立法的稳定性,在不影响现行立法基本框架的情况下实现对ABS的管制。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就ABS问题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立法所带来的巨大成本。这些潜在的成本包括制定新法面临的政治阻力、冗长复杂的协商过程、新法调研与起草的人力与财力资源等。

不过,该修正案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它仅适用于树木物种,并限于那些与医药开发有关的商业利用。这就产生一种漏洞:如果获取申请者在申请当时并没有决定进行医药产品开发,但随后决定对所获得的样本进行研发,这种情况就不受该修正案的调整。其次,该修正案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惠益分享。在Calophyllum案中,双方随后达成的惠益分享安排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双方共同约定的结果。

总体上看,通过扩大解释或修订现行相关立法来管制ABS的方式,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在一国制定遗传资源获取与获益分享专门立法时机尚不成熟的阶段暂时采用。

2 综合性立法模式

这一类型的立法主要是指在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更广泛的目标的立法中,规定有ABS问题的专门章节或条款。采取这种立法形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除了ABS这个焦点问题外,它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方面也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国选择制定《生物多样性法》来实施《公约》的义务,更接近于《公约》所强调之精神与立法目的。此种类型中最知名的是哥斯达黎加1998年的《生物多样性法》。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狭窄的大陆桥上,是南北美洲之间的生物汇集地。哥斯达黎加兼具北美与南美的物种,增加了其复杂多样风貌,且地形上有高山纵贯,因此有多种温度地带,适合许多种不同生物的生长。多样的地貌与多变的气候使这个面积很小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在本国生物开发实践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哥斯达黎加通过了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该法最大的特点是,它调整几乎所有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而不仅仅限于ABS问题。该法将其基本宗旨确立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资源、公平分享惠益和分担成本。随后,该法又列举了国家应尽力实现的十三项目标,这些目标包括ABS的内容,但更多的目标在于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持续利用。

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只是为ABS问题确定了一个原则性的框架。该法明确要求获取申请者必须获得生物资源的实际所有者或提供者的事先知情同意;获取申请者还必须向管理委员会申请获得研究或生物开发的获取许可证。因此,它实质上要求的是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在惠益分享方面,它规定获取申请者必须在主管部门的许可证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定中约定技术转让和公平分享惠益的内容。该法还重视对土著与传统社区的保护,承认和保护土著人和地方社区与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利用及

相关知识、实践和创新方面的权利。

根据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第62条的授权,环境与资源部于2003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遗传和生化成分与资源获取通则》,对《生物多样性法》中关于ABS的原则性规定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哥斯达黎加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是旨在全面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立法。这就为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解决ABS管制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也为其他国家ABS立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能够将ABS置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框架内,而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加以处理。

哥斯达黎加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综合立法+实施条例”的立法形式也是一种可取的创新。《生物多样性法》是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综合性立法,它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所有事项都作出详尽规定,否则该法内容就会过于庞杂。如果综合立法只是先为相关事项确立一种原则框架,而将具体规定留待主管部门通过实施条例解决,将最大限度地减轻综合立法的负担。其次,任何一部立法在起草时都会出现科学界或利益相关方尚未达成共识的事项,在生物多样性领域更是如此。如果综合立法先是作出原则框架,则可以给各方提供一种共事的框架。分歧问题可以等到获得科学确定性或各方利益协调后,再通过实施条例加以规定。这样就能在短期内确定国家管制与获取框架,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同时,又可以根据实践经验和发展需要进行修订与完善。这种“综合立法+实施条例”的做法,应该说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

3 专门立法模式

颁布专门的立法是解决ABS问题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巴西等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巴西的生物多样性为国民经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除了众所周知的生物多样性外,巴西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近年来,由于遗传材料的偷盗活动,特别是亚马逊地区的活动,巴西每年丧失大约1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也面临着被掠夺和剽窃的危险。

巴西参议院早在1994年就已经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最初,巴西实施《公约》ABS规定采取的是以高度缔约自由为核心的私法模式。巴西设立了“巴西亚马逊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协会”,由其与商业生物公司签订合同来开展ABS活动。2000年,瑞士诺华(Novartis)公司与生物协会签订了为期3年、排他利用亚马逊地区生物资源的合同。该合同在巴西引起了极大的法律与社会争议。在巴西各界的强烈反对下,生物协会拒绝了与诺华公司的合同。该事件也促使巴西转而采取调整ABS的公法模式。为了应对诺华公司合同带来的社会压力,巴西联邦政府于2000年《暂行条例》。

巴西这种立法方式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可以短时间内建立一套全面的ABS管制框架。从立法目的上,专门立法是专门调整ABS的立法,具有直接针对性。从适用范围看,专门立法适用于国内的所有生物遗传资源,而不是特定的遗传资源。从调整对象来看,专门立法适用于所有与ABS有关的活动,而不是特定的相关活动。从立法内容上看,专门立法既包括遗传资源的获取问题,也包括相关的惠益分享问题,一般还包括土著社区参与和传统知识保护等问题。从调整机制上看,专门立法一般会设立和指定一个专门调整ABS管制的主管部门。从管制制度上看,专门立法都明确规定了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条件等ABS领域的特有制度。

不过,巴西的《暂行条例》也暴露出了专门立法方式的一些固有缺陷,即各方面阻力多、立法难度太大。ABS是个全新问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对于医药开发等生物技术对遗传资源的需要是否长期存在、合成技术是否会取代天然材料的问题,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同时,ABS立法所涉主体繁多,所涉内容庞杂。就主体而言,在管制方层面,ABS会涉及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专门立法新设或指定一个主管部门进行管制,势必会引起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不满甚至是反对。在联邦制国家,还面临联邦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在管辖权方面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在被管制方层面,存在着学术利用者与商业利用者之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制度面临着对这些被管制方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区别的选择。就内容方面,ABS所涉及的资源申请、获取、惠益分享、知识产权安排、土著人权利保护等事项与其他相关法律多有联系。如专门规定,恐有重叠之处;如不加规定,又无法实现专门保护之目的。由此可见,在一项专门法律中全面、科学、合理地规定所有内容,真是“难于上青天”!

在这种背景下,上述各项专门立法出现诸多不足与缺陷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不过,也正是这种行政法规、而非经过正式立法程序的法律,为应对客观发展的需要而迅速进行修改调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4 超国家立法模式

目前,南美洲、东南亚、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等四个区域都已经或正在制定ABS超国家立法。其中,安第斯共同体的《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共同制度的第391号决议》(以下简称“《第391号决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域制度。

在《公约》谈判与生效之前,该地区及其成员国并没有调整ABS的法律。安第斯共同体的五个成员国都是《公约》的缔约国。《公约》于1993年底正式生效,为安第斯共同体各国制定实施《公约》ABS规定的管制措施、维护本国作为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提供国的利益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为了在成员国管制ABS活动方面创建公平的法律环境,加强成员国的谈判能力,避免成员国在各自国家的遗传资源获取条件方面各行其是而相互压价,1996年7月2日安第斯共同体卡塔赫纳协定委员会通过了《第391号决议》。《第391号决议》是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的第一项区域性ABS管制立法。它在重申成员国对其遗传资源的情况下,为各成员国管制ABS提供了共同的框架。

作为一项创新性的法律文件,《第391号决议》大大提高了成员国政府官员与民间团体在ABS方面的意识。这一文件对《公约》缔约国会议、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制度和论坛也产生了影响,这些制度和论坛在讨论中经常引用该《决议》并考虑其实施经验与教训。

安第斯共同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集团要采取超国家立法管制ABS形式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包括相关国家与邻国共享一定的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相关国家与邻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面临着共同的问题、相关国家都有一个既存的区域组织作为依托三个方面。

这种通过区域组织采取超国家立法的模式至少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超国家的ABS制度可以提高参与国家的谈判实力。超国家立法都为每个成员国规定了一套必须执行的共同最低规则。这样以来,即使开发利用者认为一国的获取成本过高,他也不太可能与拥有相同资源的邻国达成成本更低的获取协定。这样就有助于提高区域

内各成员国的整体谈判实力。另一方面,这种超国家立法可以加强区域内各成员国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设。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与生物开发者相比处于不利谈判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为其遗传资源增值的科学与技术能力。它们实际上处于生物开发利用链中的低价值终端。在区域国家之间加强协调、促进合作是所有区域立法安排共同的目标。

应当注意的是,采取区域共同的获取框架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国家的需求和具体情况是相同的。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尽管在ABS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但在国家大小、资源禀赋、人口数量、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因此区域安排必须具有适应各国具体需要和优先事项的灵活性。

不过,这种超国家的立法框架也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框架的形成过程,可能因参与国家的数量众多而异常复杂。其次,如何在确保区域共同制度的基础上适应个别国家的需求和具体需要依然是个难题。

5 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可见,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国家全都拥有比较丰富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与其丰富的生物资源禀赋相对应,这些国家在遗传资源的全球交流中毫无例外地属于遗传资源的提供国。由于缺乏有效管制,这些国家的遗传资源大都被外国生物开发者免费获取甚至是被剽窃或掠夺,没有因资源开发而获得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由此可见,一国所拥有的丰富生物资源、该国生物资源提供者的地位以及该国无管制的生物开发现状,是决定该国对ABS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主要动因。

由于各国在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生物开发现状、ABS管制的紧迫程度等方面还存在着差异,因此各国又采取了通过修订或扩大解释现行立法调整ABS问题、制定包含ABS规定的目标更广泛的综合性立法专门的ABS立法以及区域组织的超国家立法等四种类型的立法形式。这几种立法形式各有千秋。

通过修订或扩大解释现行立法将新兴的ABS问题纳入到法律的调整范围,可以保持原有立法框架的稳定性,避免制定新立法可能引发的昂贵立法成本,它的缺陷在于无法对同样重要的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调整。实际上,采取这种立法形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考虑制定专门立法问题。

在目标更广泛的综合性立法对ABS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是面临生物多样性全面保护与持续利用压力的国家比较流行的一种立法形式。这种立法形式的优点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不是单独处理ABS问题,而是将其置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框架内进行考虑,因此有助于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解决ABS管制问题。其次,该种立法形式一般都为ABS管制确立了结构合理、内容全面、形式完整的框架。第三,“综合立法+实施条例”的形式可以解决综合性立法内容过于庞杂的问题,并为日后解决立法当时的不确定因素提供了可能。

比综合性立法形式更彻底的是有些国家采取的ABS专门立法形式。专门立法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一步到位”。与综合性立法相同的是,这种立法可以为ABS的管制确立全面的法律框架。与综合性立法不同的是,专门立法在调整对象上更加具有针对性,其单行立法的形式也可以保障在内容的全面性,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再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加以补充。专门立法所具有的这一独特优势,有助于ABS管制压力较大的国家尽快构建管制框架、尽早实现对由获取其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公平分享。

最后一种立法形式是区域组织的超国家立法。采取这种立法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相关国家必须拥有着共同或类似的遗传资源,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面临着共同问题,该制度得到相应的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大力支持。对于那些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而言,区域组织的超国家共同制度可以提高参与国家在ABS方面的谈判能力,同时有助于加强区域内各成员国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设。不过,区域立法也必须考虑各成员国的特殊情况与具体要求,同时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法,它最终仍需要各国通过国内措施予以实施,无论是直接在国内适用还是制定实施立法。

第4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园林建设;生态园林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4008502

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命有机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复合体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其中包括了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保护并发展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的生存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是囊括了自然与社会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尽管它是一个人工的环境,但是自然环境仍然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城市自身的生物群落反映了城市本身的生物多样性[1]。随着社会发展如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生物群落的结构受到了破坏,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和稳定发展。近年来,生态园林的发展将城市园林从传统的观赏功能与游憩功能,发展到维持城市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的阶段[1]。生态园林强调园林建设与自然生物群落的有机结合,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园林规划的前瞻性、园林类型的多样性和园林空间的异质性等方面都为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生态园林建设无疑是保护和发展生物多样性的最佳选择。本文旨在为城市园林建设中的生态问题提出建议,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提出生态园林建设这一有利于人与环境的议题。

2 生态园林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园林是以生态建设为主体的景观,但其本质是生物群落,是以自然界为依托,由于盲目的建设和传统的园林观念使得自然植物群落的物种种类减少,野生动植物衰退,物种多样性减少,城市景观变得单调,城市生态系统日渐脆弱,生态园林是现代园林建设的发展趋势,以保持生态平衡和美化环境为主导思想,遵循共生、循环、竞争等生态学基本原理,在掌握各种生物特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地理空间资源,使各种生物组合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群落[2]。生态园林的主体是自然生物群落和人工自然生物群落,根据种类多样性导致群落稳定性的原理,保持和增加城市园林的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园林稳定协调发展,维护生态平衡。

2.1 生态园林的种类及其功能划分

生态园林按照其构成主体和植物组成来划分有5种类型,即生产型植物群落、观赏型植物群落、抗逆型植物群落、保健型植物群落和文化环境植物群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生态园林,如珍稀濒危植物园、景观生态园、生物专类园、水族馆、苗木基地等。园林类型的多样化是保护与发展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在规划建设各类生态园的同时,既要体现该园的主要功能,更要考虑科学性,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保护和发展生物多样性,生产型园林充分的利用各种庭院、城郊空地、垃圾场等,建成花、木、草等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园林系统[4]。观赏型园林以我国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基础,利用不同物种的观赏特性、观赏价值与观赏时期,营造景致多样、色彩丰富、特色明显、主体突出的生态园林。抗逆型园林要发挥出其治理污染净化环境的功能,更要充分利用城市的各种环境问题。文化型园林在创建不同的文化氛围的同时,需要加强对文化环境生物群落,尤其是古树名木的培育和复壮。珍稀濒危园在珍稀动植物保护、繁衍与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地区性的珍稀濒危植物引种保存中心,用来保护物种以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栖息区也开始得到妥善的保护。生物专类园的建设应以分类利用为基础,模拟自然植物群落将丰富的各专类植物配置在一起,创建花卉园、竹园药草园、经济作物品种园、果树园、抗逆境植物园等各种生物专类园。

2.2 生态园林的生态功能

园林是城市的自然空间,其主要标志就是生物,尤其是植物,林间异质性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空间异质性包括环境的多样性和自然度两个方面,生物多样性是适应环境分异性的结果,环境越多样化所提供的生物的多样性就越丰富,所包含的生物种类就越多,自然程度对于野生动物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面保证了它们觅食、繁殖、隐蔽及安全条件。在城市园林中植物群落对空间异质性的两个方面生境多样性、自然度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植物群落的结构多样性可以作为衡量园林空间异质性的指标,传统的中国古典园林由于忽视生态上的合理配置使得林间异质性较低,生态林重复层混交,立体植物群落的营造,这样既提高了环境的多样性和园林的自然度,又为其他物种的生存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使昆虫、鸟类、小型兽类的引入成为可能,使整个园林空间更加异质化,极大地丰富了物种多样性,对于形成自然稳定协调的城市园林生态系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生态园林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植物个体、群落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以植物群落的发展、组成、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形成有规律的人工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和谐地配置在一起,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够充分利用阳光、空气、土地空间、养分和水分等构成一个稳定并和谐发展的群落。根据对城市生态园林观赏特性、生态学特征和生态功能的研究,生态园林的内涵应该体现在3个方面:生态园林的观赏性,根据科学原理配置人工植物群落,创造出和谐的景观,有美化环境,提供观赏资源,提高观赏价值,产生社会效益,保健休闲功能等作用。生态园林有改善环境的生态效应,通过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吸附作用和吸收作用,调节局部小气候;吸收有毒有害物质;减弱噪声和防风降尘等,维护生态平衡。生态园林有生态结构的合理性,合理的时间,空间和营养结构,与周围环境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3 生态园林的建设方式

生态园林的建设范围由城市公园和城市绿地系统扩展到了城市的广大郊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建设模式充分利用城市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进行综合规划,以谋求城市大环境的生态化,这就是城市大园林的观点。在传统园林的建设中,分散的园林绿地系统,生境由于绿地面积较小和植物种类单一的原因,加之与自然环境之间松散的联系,使生物的种类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限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降低。而在城市园林的建设中,利用岛屿生物生态学原理,在城市各生物群落之间建设生态廊道,使原有的城市绿地系统连接成为一个大园林的网络,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将自然环境引入城市这个大型的人工环境之中,不仅给更多的生物提供了更好、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且有利于城外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植物通过廊道进行迁移,城郊、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点等的建设规划,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高效的并且有经济效益的绿色系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城市边缘带作为一种缓冲带,为受人类活动胁迫的野生生物提供良好的庇护场所,使其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为其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城市边缘带园林的建设让城市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让城市的物种多样性得到了扩展与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所跨出的一个大跨步的前进。

生态园林的建设,改变了传统园林局限的做法,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以本土植物的种植繁衍作为种植的理论模式,充分利用了本土植物的资源。我国森林植被的地带性分布极其明显,处于不同生物气候带上的地带性植物群落和动植物群落的结构层次,区系组成,是形成各地区城市生态园林自然群落的基本,又是引种、培育园林动植物新品种的基因库。生态园林的理论的形成使城市的大环境更趋于本土化、生态化,摒弃了许多不科学的、不生态的造园方法,使大城市大园林的理论更深得人心,城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城市的物种多样性得到提升。

4 结语

生态园林是以生态原理为基本、以保护环境以及物种多样性为主旨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乔木,灌木,以及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和谐生长,共同构筑出一个种群协调,色彩丰富,造型优美的群落。不同生态类型的植物以高低、平折等各种形式充分的利用光、水分、营养等要素,构成一个和谐的群落。园林生态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不仅仅是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环境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可见生物的多样性是城市发展以及园林建设的重点,城市建设与发展应该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对生态园林的建设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于各种植物以及景观的搭配进行处理,以求达到景观效果与生态元素的进一步协调发展,以及研究生态园林建设中的其他问题,并使其可以得到合理优化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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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生境单元;植物多样性;保定市

中图分类号:Q948;X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1)09-1781-03

Plant Diversity in Baoding City Affected by Urbanization

LI Ming,WANG Shu-xiang,FENG Da-li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1,Hebei,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reenbelt distributing condition, 13 representative sample areas distributing in the three cirde regions(central,second ring,third ring) in Baoding city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plants in this city. There were 94 species belonging to 74 genuses of 41 families in study area. The diversit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was the same in same region, i.e. both the richness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herbs were high, and the evenness index of arbors was high. Both the richness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shrubs were low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different orientations, the diversity index of all the plants was rich in west area; the richness index of arbors and shrubs in east area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evenness index of herbs in west area was the lowest. The evenness index of arbors in east and north areas was the highest whereas shrubs in north area was the highest and herbs in west area was the highest. Urban greening mainly concentrated in planting shrub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specie was single. The greening in old area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Planting single specie in roadway greenbelt should be avoided and local species should be protecte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habitat unit; diversity; Baoding city

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近年来,人类的许多活动,如开垦、资源开采、过度放牧、无序土地利用、城市扩展等,正影响和改变着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然生物资源日益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的威胁[1]。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物种、生态系统及景观的多样性)与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能量转化、物质循环、食物链、净化环境等)密切联系,构成了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并可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2,3]。近年来学者们以微观的对单个影响因子的研究居多,从宏观综合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较少[4,5]。本文以保定市为例,在调查城市不同生境单元下植物多样性基础上,分析市区植物多样性与人为干扰强度之间的关系;旨在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城市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1研究地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区概况

本研究于2010年5~7月在河北省保定市区(39°55′-40°22′ N,117°34′-118°14′ E)进行。该区西北高、东南低,市区面积312.3 km2,城市建成区面积54 km2。黎河、沙河、林河等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入于桥水库,成为解决天津水源的“引滦入津工程”的重要河道。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7 ℃,年平均大于10 ℃活动积温4 349 ℃;1月平均气温-5 ℃,7月平均气温27 ℃,年均降雨量575.4 mm,积温3 980 ℃,无霜期259 d,年日照2 563 h;年无霜期约210 d;市区人口143万人。

1.2研究方法

1.2.1样地选择以保定市区中心(火车站)为中心点,沿东南西北4个方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样方13个,即以火车站为中心,一环、二环公路为基本界线,将保定市大致划分为市中心、近郊、远郊3个圈层。包括车站在内,市中心区域内共选择15个样地,其中包括公园、居住小区、公共绿化活动场所、道路绿化带等生境单元作为调查对象;近郊、远郊各选择12个样地,涉及主次干道、工厂等附属绿地、公园、农田等生境单元作为调查对象。

经调查,一环为人居活动稠密区(人均流量36人次/min;车均流量40车次/min);二环为居住集中区,人居活动、车辆较多(人均流量20人次/min;车均流量35车次/min);三环为人居活动及车辆最少的工业区(人均流量12人次/min;车均流量23车次/min);其他如绿化率、建筑面积等均相似。

1.2.2样方设置为了便于对生境多样性进行评估,可将生境分为许多生境单元。通过实地调查将所有的单元分为3种类型:点状要素、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面状要素以面积(m2)表示,线状要素以长度(m)表示,点状要素则以数目(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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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状样方设置:以10 m×10 m设置100 m2样地。在每样地内以五点法设置5个2 m×2 m的灌木样方及10个1 m×1 m的草本样方,对于面状样地,依据实际情况亦采用三点法,对其整体情况进行评估。线状样方设置:选取10 m作为线长,利用三点法调查其中乔木、灌木、草本数据。点状样方设置:实际测量所选取点状样地全部乔木、灌木、草本数据。

1.2.3调查内容与方法采用实地调查法,在样方中分别记录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的种类及数量。

1.2.4分析方法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采用Margalef丰富度指数(R)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用以反映城市绿化物种的丰富程度和均匀程度;利用Jaccard指数进行单元间相似性分析;利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以获得物种的多样性情况[6,7]。

2结果与分析

2.1保定市植被物种构成分析

根据调查由市中心至郊区的样地的植物种类统计,研究区域内有植物41科74属94种,其中蔷薇科(Rosaceae)最多,有10种植物;其次为菊科(Compositae),有8种;十字花科(Cruciferae)、豆科(Leguminosae)各有6种;木樨科(Oleaceae)、禾本科(Gramineae)各有5种;松科(Pinaceae)、悬铃木科(Platanaceae)、旋花科(Convolvulaceae)、藜科(Chenopodiaceae)各有3种;杨柳科(Salicaceae)、桑科(Moraceae)、蓼科(Polygonaceae)、苋科(Amaranthaceae)、卫矛科(Celastraceae)、堇菜科(Violaceae)、紫草科(Boraginaceae)、唇形科(Labiatae)、忍冬科(Caprifoliaceae)、鸢尾科(Iridaceae)、槭树科(Aceraceae)各有2种;小檗科(Berberidaceae)、千屈菜科(Lythraceae)、茜草科(Rubiaceae)、锦葵科(Malvaceae)、柏科(Cupressaceae)各有1种植物。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城区的乔木除人为栽培的以外,大多已不能够进行自然生长和更新。在城区所见乔木仅有雪松、毛白杨、垂柳、龙爪槐、悬铃木等。灌木群主要有紫叶小檗(Berberis thunbergii cv.atropurpurea)、多花蔷薇(Rosa multiflora)、冬青卫矛(Euonymus japonicus)、金叶女贞(Ligustrum vicaryi)、紫丁香(Syringa oblata)等绿化常见物种。野生草本物种丰富,仅城区内自然生长的草本植物达60种之多。常见的野生草本有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紫花地丁(Viola philippica)、藜(Chenopodium album)、蓄(Polygonum aviculare)、早熟禾(Poa annua)、车前(Plantago asiatica)、夏至草(Lagopsis supina)、山苦荬(Ixeris chinensis)、鹅观草(Roegneria kamoji Ohwi)、田旋花(Convolvulus arvensis)、独行菜(Lepidium apetalum)、荠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朝天委陵菜(Potentilla supina)、蛇莓(Duchesnea indica)、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等物种。

2.2各圈层多样性指数分析

由表1可知,各圈层相似性指数均以草本为最高,灌木的相似性指数均最低,且各绿化种类中以市中心与三环的相似性指数较高。结果显示,人工绿化的公共区域(一环和三环)物种相近,而二环区主要为居民区,绿化种类与公共活动区不同。

由表2可知,草本植物多样性指数以市中心为最大,二环、三环次之;而人工种植的乔木和灌木均以二环最大,三环最小。草本植物以本地野生种为主,市中心区域人均活动频繁,在此胁迫下物种复杂程度最大,异质性高;而随着胁迫压力减小,异质性降低。丰富度指数均以灌木最小,草本最大,其中市中心草本植物丰富度指数为最大。均匀度指数在木本和草本植物间变化不大,最小的为二环草本,最大的出现在二环乔木。

2.3市区不同延伸方向多样性指数分析

由表3可知,东部与北部方向的乔木与灌木的相似程度均为最高,东部与西部方向的草本相似程度最高;西部与南部方向的草本相似程度最低,东部与南部方向的灌木相似程度最低,草本相似程度最低值出现在南部与北部和西部与南部方向中。由表4可知,各方向乔木的多样性指数变化趋势大小顺序为,东部>北部>西部>南部;灌木的多样性指数大小顺序为,北部>西部>东部>南部;草本的多样性指数大小顺序为,西部>南部>北部>东部;乔木、灌木的丰富度指数以东部最高,草本以西部为最高;乔木均匀度指数以东部和北部的为最高,灌木以北部为最高,草本以西部最高。

3结论与讨论

通过调查分析可知,保定市植物群落结构单一,多样性程度低,尤其灌木种植种类较少;不同圈层植物多样性差异明显,除草本外,灌木与乔木的各圈层相似性系数均小于或等于0.5;相同圈层中草本植物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较高,灌木较低。植物多样性水平在不同区域间差异显著,除东部与北部的乔木相似性指数、东部与西部草本相似性指数达到0.6及以上外,其他各方向、各类型植物相似性指数均在0.5以下。

由于种类组成较单调,植物景观丰富度仍显不足,并且容易引发一些病虫害的暴发,故应降低单一树种的种植频率,尽量多选择一些当地本土树种,从而构成稳定的群落结构。市区绿化相对以前投入的多样性水平已下降,新建区多样性水平有待提高;人居活动严重影响着野生本地种的存在,进一步影响了绿化植物的多样性;环境胁迫压力大,区域植物物种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和保护。

4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建议在较宽道路绿地设计中,应给群落植物更多的自然生存空间,并将野生本地花草物种应用到绿带中;对于道路绿带应尽量避免过于“精耕细作”,保护自然更新种,促进绿地的自然化,使绿地物种多样性越来越高;在环境胁迫严重的生境条件下,促进道路绿地群落的抗逆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绿带的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在市中心区域及郊区也应建立大面积绿化区(公园、广场等),进而提高城市植物多样性的均衡。

就目前的研究资料看,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中,并仍停留在对现象的定性和定量描述层次上,故今后应结合现代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技术手段,从时空梯度上更全面系统地研究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 倡导和开展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以揭示城市化干扰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危害的生理生化机制和导致物种灭绝的遗传基础;尽快建立全球统一的城市化研究标准和统一的城市调查方法,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共享程度和可比性,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统一理论体系。加强城市多学科交叉研究,为真正意义上改善和保护城市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文明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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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在正文中指出:地球现在很不“健康”。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给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带來巨大压力,并威胁着人类社会未來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同时指出,通过在经济、商业发展和生活方式中,本着以自然界为核心的原则,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改变目前的趋势。

2030年人类需要两个地球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1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的20年中,全球资源开采量上涨了41%,粮食生产量上升了45%,这两者都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率。自1992年以來,全球塑料制品的生产量增加了1倍多,其中大约一半为一次性用品,如包装袋和卫生用品。

与此同时,各国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报告》介绍,水泥产业是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二氧化碳排放源。过去20年里,水泥生产量上升了230%。而全球化也导致价格下降,激起了消费热潮。过去20年里,全球国际贸易额增加了两倍,空运客流量也增加了230%。

上述报告称,自1992年以來,城市人口数量上升了45%,而城市居民的消耗量更大,如北京人均生态足迹是中国平均水平的3倍。联合国环境署也指出,城市能源消耗占全球能源消耗的75%,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70%以上來源于城市居民。

据介绍,全球目前至少有27亿人生活在一年中至少有一个月严重缺水的流域。过去20年里,进行常规灌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21%。目前,灌溉用水占河流和地下取水量的70%;如果考虑了降水,农业用水则占了人类水足迹的92%。

海洋不仅仅是数亿人口重要的蛋白质來源,海洋中的海藻和其他海洋植物也可以用來生产食物、化工用品、能源和建筑材料。

但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早已受到过度开发、温室效应和污染的威胁。最新获得的数据显示,自1950年起,全球渔业船队的捕捞区域扩张了10倍。到2006年,全球三分之一的大洋和三分之二的大陆架已经被开发用來捕鱼。尽管渔船更多更大,渔网也更大,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捕鱼量已开始下降。

《报告》称,生物多样性目前面临着五大主要直接压力,包括生境的丧失、退化及破碎化;野生生物的过度利用;污染;气候变化和外來物种入侵。

《报告》称,全球生物多样性健康状态在1970年到2008年间下降了28%,热带地区下降了60%。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自1966年以來翻了一番,人类正在使用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來维持自己的生活。

“按我们现有的消耗速度,地球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生产我们一年内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说,按目前的模式进行预测,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來满足我们每年的需求。

生态足迹分布差异带來贫富悬殊

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健康状态比1970年下降了28%。1970年至2008年间,热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率约达61%,而温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同期则上升了31%。不过,《报告》称,近期温带地区平均物种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温带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优于热带地区。

生态足迹研究也显示,人类持续过度消耗资源的趋势正在加剧。2008年,全球总生物承载力是120亿全球公顷,人均1.8全球公顷;而人类的生态足迹是182亿全球公顷,人均2.7全球公顷。上述研究还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高收入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占用以及人均生态足迹远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但1970年至2008年间,高收入国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上升了7%。上升的因素很多,可能并非只是因为高收入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购买和进口资源,导致低收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下降,而本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得到保护。

但在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60%。“这一趋势不仅对生物多样性,对这些国家的民众來说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全球足迹网络主席迈西斯?维克内格尔认为,一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越大,国家承担的风险也越大,生态问题越來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根据地球生命力指数,1970年以來生物多样性下降最快的地区位于低收入国家,这说明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正在为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买单。当一国的生物承载力(即资源再生的能力)不断下降,它需要从其它国家的生态系统进口必需的资源,这可能给资源输出国带來潜在的长期损害。

研究显示,尽管每个人的生存最终都依赖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但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受环境退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如果没有土地、干净的饮用水、足够的食物、燃料和材料,弱势群体将很难从贫困中走出來。

來自里约热内卢的期待

第7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尽管某些科学家们绞尽脑汁,试图在地球以外的宇宙天体上找到生命存在的迹象,然而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都令人失望地表明,地球也许是生命在我们这个星系得以栖息的唯一孤岛。而与人类对地球外生命的执著探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对与自己同时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生物伙伴则表现得不够仁慈,甚至有些冷漠无情。生物学家不得不大声疾呼:“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都在使数千种生物濒于灭绝,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后果是很悲惨的!”

爱德华·威尔逊是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教授、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先驱。他在接受法国《科学与生活》月刊记者的一次采访时说:我们知道所处的星系大约包括1000亿个星体,也知道一个电子的质量,但是却不知道地球上究竟有1000万还是1亿个物种。我们现在知道的生物种类达140万,但至少还有1000万甚至更多的种类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无知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威尔逊教授认为:人类是在地球历史上生物多样性登峰造极的时期出现的,但今天,人类在人口膨胀和变革自然的同时,正在使生物多样性减少到中生代末期(6500万年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危机。

生物多样性是来之不易的,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生命进化史上,很多生物存在过且盛极一时,但后来又相继灭绝了。在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和白垩纪,都发生过大灭绝事件,其中最后一次最为著名,因为最大的陆生动物—恐龙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哺乳动物时代来临,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的出现。在距今大约24亿年前的一次大毁灭,曾经使地球上的物种减少到了微乎其微的境地。此后花了500万年时间,物种多样性才逐渐恢复起来,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导致一些生物大批灭绝的具体原因,但可以看到,经过漫长的世纪延续到今天的每种生物是多么来之不易和珍贵,每种生物都差不多各自进化出了他们适应某种环境的独特本领,如飞翔、奔跑、游泳或挖洞。动物适应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生存本领,即使在万物之灵的人类看来也常常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是人类发展了智慧,世界的主宰权恐怕就要让位于别的强大的动物了。

科学家们估计:每种微生物、动物和植物的遗传密码中都有大约100万到1000亿比特的信息,这些都是生物在几千年或数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经过庞大数目的突变和自然选择事件而积累起来的。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物种形成的基本原理是性状分歧,就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条件下,以微小的不定变异为原料,逐渐分化成不同的类型。也就是说,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长期过程中,不同的变异会在不同条件下逐渐积累起来,成为若干变种,变种之间是连续的,即那里有许多中间变种,起初差异不大的变种,以后逐渐发展成差异很大的变种;中间变种有些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却随着进化而灭绝了。始祖鸟的灭绝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种生存于侏罗纪(距今1.5亿年)的史前鸟,是现代鸟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过渡形态的极好说明。如果中间类型消灭,两个极端变种就成为两个不同的物种。过去中国全境都有虎的踪迹,后来就只有东北虎和华南虎了,有的分类学家把它们看成是不同的物种。相同也好,不同也好,反正现在它们只能在人类的保护下苟延残喘了。

地理隔离和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在生物多样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特别强调突变作用的现代进化论者,也认为新物种生成前,需要有较长时期的稳定积累阶段。

归根到底,生物的多样性来源于环境的多样性和生物对环境适应方式的多样性。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演变过程。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没有这种多样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受到影响吗?对此,科学家们肯定地说:假如世界上没有昆虫,那我们只能活几个月。假如在开发之前就破坏了那些生物资源的话,很多的药品、食品、纤维、肥料、油料和其他产品就将永远失去同人们见面的机会。还应当知道,正是那些绿色植物以及大量的微生物和默默无闻的小动物侵入了地球表面,肥沃了土壤,制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

多种多样的生物不但是全世界拥有的最重要的基因库,也是我们这个星球最重要、最无法替换的资源。迄今为止,人们对野生物种的利用还很少,自然产生的物种为人类所利用的还不到其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余仍是未测试的和未被利用的。有史以来,人们大约用了7000种作食物。但是今天,人们依赖得最多的只有20多种,如小麦、水稻、玉米和马铃薯等。然而,至少有75000种植物有可食部分,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些比现有的粮食好。各种野生动植物还是纤维、石油代用品一类具有潜在价值的产品的广阔储藏所。地处热带的马来西亚近年来经济以每年7~8%的增长率递增,这其中就有一种叫油棕的植物的功劳。油棕的橙红色果实里包含着一种液体,晶莹透明,色若琥珀,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棕油。棕油的营养价值大大高于一般的大豆油和花生油,而且产油率极高,已成为马来西亚占第三位的出口产品。

第8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从生物学科的内容出发,要充分符合环境教育的要求,中学生物课应强调以下层次的知识和技能:

一,是强化国情教育,让学生了解祖国的生物资源与现状问题。

我国自然资源及其利用的基本特征是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少,资源利用率低且浪费严重。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人口众多,最大的劣势是资源不足。? 由于长期沿用以追求增长速度、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由贫穷落后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的同时,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在大幅度上升,致使非再生资源呈绝对减少趋势,可再生资源也显出明显的衰弱态势。

二,增强国际形式教育,培养学生的战略高度

201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为了更好地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行动已经启动。

生物遗传资源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又一战略资源。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是遗传资源的提供国,但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生物技术的开发能力薄弱,从提供遗传资源而获得的利益较少,处于无偿提供遗传资源的地位。生物遗传资源的使用方,主要为生物技术发达的发达国家,极力想维持廉价、容易获得遗传资源并从中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有利地位。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究其实质,就是遗传资源提供方与遗传资源使用方之间如何分配利益。如何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2000年5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讨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截至目前,此工作组已召开了9次会议,谈判比较艰难,主要分歧集中在制定何种性质的国际制度。各方立场基本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巴西、马来西亚及哥伦比亚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大国积极推进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二是以欧盟、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态度消极,尽量推延谈判进程。

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授权,工作组应在2010年10月在日本召开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前完成谈判工作,通过国际文书。因此,目前此工作组时间紧迫、任务十分艰巨。

气候变化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化石燃料能源消费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发展生物燃料生产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但是,大规模种植能源植物也可能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可能造成栖息地割裂和退化、森林减少、水污染和富营养化、食品价格上涨等问题。

第9篇:生物多样性趋势范文

关键词: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 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S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0-136-02

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境内,东起合浦县山口镇英罗港,西至沙田镇海域,海岸线全长43km。保护区(109′30″~109′00″E和109′30″~ 109′30″;21′00″~21′00″N)面积350km2,其中核心区面积132km2,实验区面积108km2,缓冲区面积110km2。1986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自治区级儒艮自然保护区,1992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经济持续发展,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栖息地破坏等,使北部湾的海洋生物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儒艮和中华白海豚是我国现存仅有的两种国家Ⅰ级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儒艮保护区水域同时有这两种国家Ⅰ级保护珍稀海洋哺乳动物的分布,在国内独有,说明该区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保护区海域还有海龟、中华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和文昌鱼(Branchiostoma belcheri)等其它珍稀海洋生物物种及种类繁多的游泳类生物(如鱼类、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等)。可见掌握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现状,制定科学保护措施尤为重要。

1 儒艮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现状

1.1 儒艮资源现状

据记载,1958-1962年,合浦县沙田公社曾多次组织专业队围捕儒艮,5年间共捕获儒艮216头。1976年上海自然博物馆、复旦大学等科研单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曾组织科研性的捕捉活动,当年共捕获儒艮23头。1977年禁捕。过度捕杀对沙田儒艮种群造成了巨大伤害,也导致种群无法恢复,而长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80年代末至至今,保护区周边地方政府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加之保护区周边渔业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地破杯,海草生态系统破坏严重。1997 年11 月王丕烈、董金海、王敏干和当年曾捕过儒艮的富有经验的老渔民在合浦沙田儒艮保护区内进行调查时, 发现3头儒艮从铁山港3号灯标向营盘方向游去。2000年以后仍发现死亡个体与发现活体记录,甚至2004年仍有记录。王丕烈等(2007)认为沙田仍有儒艮存在,并亲眼见过儒艮。

1.2 中华白海豚现状

参考2011-2012年在儒艮保护区及周边海域综合调查结果,经过照相识别法计算儒艮保护区及其周边海域有中华白海豚113头,综合Popan模型和发现曲线模拟法,保护区的中华白海豚数量在90-120头左右。比较2003-2004年调查结果,中华白海豚大幅度增加,且以青少年为主,中华白海豚的分布倾向于东移,主要集中在草潭以西5km左右和沙田西南5km处。

1.3 北部湾江豚现状

2011-2012年在儒艮保护区及周边海域综合调查结果,发现江豚6次,平均群大小为2.17头,5次在2头以下,仅一次达到6头。江豚主要分布在沙田西南侧水域。江豚主要分布于中华白海豚的地带,距岸更远。江豚和中华白海豚数量有所增加,与环境变化截然相反,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1.4 中国鲎和圆尾鲎资源

儒艮国家级保护区及邻近海域分布有中国鲎及圆尾鲎,圆尾鲎个体数量稍多于中国鲎。成体中国鲎发现很少,绝大多数中国鲎为亚成体,个体大小比圆尾鲎稍大。大量的亚成体被捕获,是中国鲎和圆尾鲎的种群数量衰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的流刺网等网具的应用,导致鲎被大量捕捉上岸,晒干后来做饲料、肥料,或用于提取甲壳素。

1.5 文昌鱼资源

合浦儒艮国家级保护区海域调查9个样点中3个采样点泥样共采获17条文昌鱼。鉴定结果是白氏文昌鱼(Branchiostoma belcheri)。采样点的白氏文昌鱼平均密度为5.44尾/m2,和其它文昌鱼产地的文昌鱼密度相比,儒艮国家级保护区海域文昌鱼数量明显偏少。近些年来,由于文昌鱼的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文昌鱼数量急剧减少,物种的生存遭到了严重的威胁。目前,文昌鱼种群数量已经处于濒危境地,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6 软体动物资源

儒艮国家级保护区及其邻近海域有软体动物215种,隶属于13目65科130属。其中瓣鳃纲7目30科73属117种,帘蛤目种类最多,腹足纲3目32科53属88种,其中腹足目种类最多,头足纲3目3科4属10种。儒艮国家级保护区及其邻近海域软体动物所属目、科、属、种占北部湾北部软体动物所属目、科、属及种的比例分别为6.85%、69.89%、59.90%及50.23%,由此可见,儒艮国家级保护区及其邻近海域软体动物是北部湾软体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虾蟹类动物资源

儒艮国家级保护区及其邻近海域有虾蟹类93种,隶属于2目19科46属。主要经济虾类有:长毛对虾、墨吉对虾、宽沟对虾、日本对虾、刀额新对虾、近缘新对虾、中型新对虾、沙栖新对虾、须赤虾、门司赤虾、中华管鞭虾、高脊管鞭虾、短沟对虾、斑节对虾、周氏新对虾、鹰爪虾、巴贝岛赤虾、中国赤虾、音响赤虾、吐露赤虾、细巧仿对虾、哈氏仿对虾、亨氏仿对虾、刀额仿对虾、角突仿对虾、缺刻仿对虾、中华仿对虾、中国毛虾、日本毛虾、红毛虾、脊尾白虾、鲜明鼓虾、刺螯鼓虾、日本鼓虾等。主要经济蟹类主要有:锐齿、日本、远海梭子蟹、三疣梭子蟹、红星梭子蟹、拥剑梭子蟹、锯缘青蟹等。其中以三疣梭子蟹及远海梭子蟹产量最大,是保护区及邻近海域最重要的经济蟹类。

1.8 鱼类资源

儒艮国家级保护区及其邻近海域有鱼类178种,隶属于14目61科114属,分别属于暖水性和暖温性。其中暖水性种有147种,占总数的82.59%,占绝对优势;暖温性种只有31种,占17.41%。儒艮国家级保护区中鲈形目鱼类达97种,隶属于33科60属。保护区鱼类所科、属、种占北部湾鱼类科、属、种的比例分别为54.46%、42.07%及36.93%。渔船的作业方式主要是拖网,还有少量流刺网。石头埠每年的渔获量约570-1548吨,沙田镇年渔获量大约为5532.6-13680吨。儒艮保护区及周边海域最大渔获量达到了北部湾东北部海域最大可捕量的近1/4,说明儒艮国家级保护区渔业资源过度捕捞现象相当严重。

2 儒艮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

儒艮保护区及周边水域是儒艮、中华白海豚和江豚等海洋哺乳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而且也是鱼类、贝类和蟹类等重要水生生物的繁殖场和索饵地。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对这些生物产生了威胁。

2.1 电拖网渔船作业

经统计,沙田镇约有284条船,其中电拖网渔船约137条,超过总捕获量的50%,除此之外,石头埠、营盘等地渔船也在儒艮保护区附近海域作业,暂以合浦县渔船总数为参考,共约1388条船,其中拖网约545条,这些船多数在儒艮保护区附近海域活动。

电拖网作业特别是突然性的通电,有可能直接伤害到海洋哺乳动物。而更多的是对食物资源的破坏,电拖网渔船所经之处,无论大多在的鱼均将全部死亡。失去食物资源对海洋哺乳动物来说非常不利,中华白海豚适宜的栖息地越来越少。

2.2 过度捕捞

近年来,儒艮保护区附近海区作业力度增大,长期的过度捕捞和底拖网的盛行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引起一些常见的经济鱼类资源衰退,底层和近底层的优质鱼类逐渐被小型的底层鱼类所代替,许多种类的地理分布范围缩小,且种类数和资源量下降。

渔船数量增加过多,片面追求产量,不计后果的枯竭式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衰退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长期的滥捕与乱捕,儒艮国家级保护区海域内渔业资源已经严重衰退。主要表现为渔获物小型化、低龄化、低质化,传统名优鱼类资源急剧减少,渔获物主要为小型、近岸及内湾性物种。一些渔民休渔期捕捞幼鱼和休渔期过后渔船报复性的捕捞使得渔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恢复,也是导致渔业资源衰退的一个原因。

2.3 掠夺式的滩涂作业

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沿岸主要为沙滩和泥沙滩,滩涂平缓,每天退潮后,滩涂上作业渔民非常多,作业方式有挖螺、挖杀虫、电虾、围网和滩涂放养等等。目前这些滩涂均为附近渔民占领,各家自占一块,划定为自留地,甚至有人在保护区沿岸滩涂上养螺和养大蚝,螺桩和蚝桩占据了大面积的滩涂,滩涂养殖和过度的滩涂作业严重破坏了生境,造成海草床破坏。

2.4 沿岸经济发展,排污量增大

目前沙田的沙田港正在建设中,沙田煤运码头和铁山港沿岸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排人铁山港海域,使海洋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含重金属如Cu、Zn、Pb、Cd和有机氯等污染是引起海洋生物死亡的一大原因。

2.5 其他破坏性的因素

炸鱼的本来目标是鱼类资源,但哺乳动物如中华白海豚和江豚以鱼为食,被误炸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水体富营养化也严重影响保护区海域的渔业资源,自2009年以来,暖冬都会导致保护区沿岸海域浒苔疯长,导致海洋生物缺氧死亡。在保护区调查发现有多头个体背部受伤的中华白海豚,疑是螺旋桨所为,因此,航运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也比较突出。

3 儒艮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3.1 加大生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

保护区管理部门联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公益性广告、板报、展板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消除宣传上的误区和盲点,让广大群众了解和掌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救护的基本常识,真正树立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3.2 取缔非法渔业方式

儒艮保护区应积极与政府和渔业部门汇报,建议取缔电拖网作业。在未取缔之前,向渔民宣传,避免突然性的通电,对海洋哺乳动物造成电伤。应对中华白海豚和江豚经常出现的水域实行限数管理,严格控制拖网渔船的数量和作业时间。

保护区管理部门应积极与当地海监、渔政部门进行配合和协作,加强对沿岸渔业生产的管理和鱼类资源保护。对保护区及附近水域中的一些非法渔业活动,如电捕鱼、炸鱼及毒鱼等破坏性渔业方式,应进行严格禁止。通过各种手段有计划地逐步调整重要经济鱼类的捕捞量,把捕捞量控制在种群增长量的水平以内。严格限制保护区沿岸水域的定置网具,限制拖网渔业,提倡渔具、渔法改革。进一步加强对休渔期的有效管理等,逐步取消保护区内,特别是核心区内的捕捞、养殖和其它人为干扰活动。

3.3 严格生物多样性管理和执法

渔政、渔监、水产、海洋、海警等部门应当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能与职责,严格滩涂管理,严格非法渔业活动管理,严格禁渔期监管,保护区要积极联合涉海部门联合执法。

儒艮保护区应尽快完善保护区管理办法的立法,确保有法可依。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协作协作,对资源产地、集贸市场、饭店餐馆、运输环节的监督检查,对非法捕杀、经营、倒卖、贩运、走私国家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以及污染破坏栖息地的违法行为,发生一起,查处一起。保护区应积极建立有奖举报制度,成立群众联防组织,建立社区共管局面,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网络,坚决打击各种破坏和危害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邓超冰.北部湾儒艮及海洋生物多样性[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 王丕烈,孙建运.儒艮在中国近海的分布[J].兽类学报,1986,6(2):17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