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几十年来，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存在，不仅了一门统一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其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把个的和社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的探讨整合起来的呼呈，建立整合的科学大一统的整合社会心理学。人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多种学科之间形成的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社会行为心理学的提出和构建妆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势在必行，总的设想是将社会行为的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整合起来，从丰富多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切入，着力研究聚群行为心理的优化整合。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学、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第2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2014年，在庆祝《心理科学》正式创刊50周年的纪念专栏上，《心理科学》编辑部发表了题为《心理科学研究50题》的专栏文章，提出了未来我国心理学具有前瞻性的、富有研究价值的和能体现心理学研究特色的50个研究主题[1]。其中，涉及了腐败和反腐败的心理机制、网络集群行为以及公共安全事件下的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等富有社会心理学特色的研究课题。显而易见的是，公众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下一个新的研究焦点。

 

在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中，心理学科从自身的研究特点出发，尤其对二者的信任关系格外关注，由于政府的性质及其本身的非人格属性，因此，所谓二者的信任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非对等的、单方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对于这种信任关系的研究，西方多以“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government credibility”“government trust”“public trust”等表示其研究主题和内容，中文对译可译为“政府信任”“公众信任”等。在众多的译法中，一个从行政学借鉴而来的词——公信力，逐渐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和接受。政府公信力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当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崭新课题。

 

一、公信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指标

 

公信力一词，外文直译为“accountability”，意指对某事有一种说明、解释并接受质询的义务以及承担责任[2]，这样的解释虽然能说明“公众对政府信任关系”的部分内容，但并不是全部。我们所说的公信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本土化的概念[3]，对于它的理解，要从“公”“信” “力”三个层面展开。在公信力中，“公”代表了所指向的对象，“力”既可以表示成为一种能力、效能，也可以表示成为主客体间关系范畴的概念。而“信”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反映了二者的内容。从心理学上看，“信”表示了一种心理活动和心理态度，有相信、信任、信赖等的含义。

 

已有的研究一般认为政府公信力有两种不用的界定方式，其一是将政府视为主体，公众视为客体;其二是将公众视为主体，政府视为客体。前者将政府公信力视为政府的一种能力或资本，后者则将政府公信力视为一种民众态度和判断。从心理学研究领域上看，心理学所关注的是个体或者团体的行为表现及其背后的心理表现、活动机制和变化规律。当公信力成为心理学上的研究主题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其概念的明确与界定，在“公”“信”“力”三个字中，“信”与心理学联系最为紧密，对于信任的研究，无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团体、种族信任的研究一直在心理学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首先明确公信力这一研究主题应从属于信任的研究主题之中，其中“公”代表了该主题的特殊部分，而“力”则视为指标的体现。

 

二、公信力：从行政学研究走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

 

国内对于公信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等领域，并在当前已经呈现了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3]。但其起点还是始于传播学和行政学。由于我们着重探讨的是政府公信力，因此将行政学领域对公信力的研究视作是开端。

 

行政学领域围绕政府公信力的产生根源、影响因素、现实表现和建设途径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从公信力的产生根源上看，基于不同的政府理论，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来源有不同看法。阶级冲突理论认为，政府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政府公信力源于政府的强制。社会契约理论则强调政府是在公众让渡公共权力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政府的公信力来源于政府守约的能力。有限政府理论则认为政府不是万能的，其权力、职能等受到法律的明确限制，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因此，政府公信力就产生在这些限制之中。责任政府理论强调政府对社会公众负有的强制的法律约束的责任义务，并认为公信力来源于政府的负责[4]。

 

从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上看，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既受到政府自身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公众的评价和感知的影响。从政府自身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绩效、政府服务程度、依法行政程度、民主化程度、诚信程度、治理的绩效水平、意识形态资源的丰富程度、社会化的能力和水平、公共治理规则体系的公正性、政府自身综合形象等诸多方面[2]，[5]。从公众角度出发，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感知与政府行为的客观效果并不总是一一对应，从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公众价值观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主观认知与评价会影响到政府公信力[6]。

 

从公信力的建设现状上看，大量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公信力整体上呈现不断提高、良好发展的态势。但也有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公信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存在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政府政策信用缺失和行为信用缺失等方面，大体上可以从政府自身角度、公众角度和社会历史角度三个方面加以考量[5]。在提高政府公信力这一问题上，公信力高的政府能切实做到由“管治”到“服务”、由“无限”到“有限”、由“权力”到“责任”、由“人治”到 “法治”之间的转变[7]。提高公信力关键在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此外，还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让民众真正体会到是社会的主人，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提高民众参政议政的机会，加强民众对于政府的了解，避免群众对政府的误解。

 

就行政学领域对公信力的研究来看，在方法论上，多使用思辨的方法来论述理论，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因素并进而提出提升公信力的解决策略。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之中，实证性的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同时，就公信力这一课题而言，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的研究内容和取向，仅仅依靠来自行政学的研究结果和方式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成果，甚至有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已表明某些行政学中被认为理所应当的结论仍有失偏颇和公允。因此，对于公信力的研究，亟须开展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丰富研究视野，扩充研究手段。最终，在公信力研究深化的内因推动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兴趣的外因利导下，公信力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课题。

 

三、公信力：社会心理学的崭新课题

 

公信力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时间本就不长，以“公信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做精确检索，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在1988年，而对于从“政府信任”这一角度理解的政府公信力和政党公信力而言，时间则又要晚上一些(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虽然普遍认为国外对公信力的研究要更为成熟和丰富，甚至在最早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中就可以找到公信力与政府联系的最早证据。但对于公信力展开实证性的研究也不过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1964年美国针对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的民调则显示只有 1/4美国公众对美国联邦政府保持信任[8]。随后的短短的数十年时间中，出于对公信力研究多思辨和理论分析而少实证研究的反思和弥补，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政府公信力展开了大量调查和实验上的实证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些崭新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了话语权、e-政府建设、公众意见表达以及重大信息的透明程度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和作用，并与传统行政学研究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结论有所出入(例如扩大公众知情权的问题)，这里所出现的争论，我们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认为孰是孰非，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是形成了政府公信力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争论，就已经是社会心理学所做出的贡献。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看，在2000年，参照中国知网的数据，以“公信力”为精确主题的研究文献只有18篇，到了2014年已经上涨到了3 792篇，仅“社会学和统计学”分类下就有454篇，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并且对于民间的“仇富”“仇官”心态、公众对政府的内隐态度等问题已经开展了相当程度上的深入研究，而对于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研究也已推进到了实证层面，开始了一定意义上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在公信力的定量研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作为社会心理学崭新课题的公信力研究，在它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从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研究的介入来看，主要是弥补传统公信力研究实证上的不足，同时也是对民众政府信任内在心理活动的探讨与关注，从而在一开始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的关注就集中在了实证层面。这固然可以体现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却也为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研究缺乏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埋下了伏笔，从而使众多的研究难以纳入一个统和、整体的框架中，甚至是依附于行政学的理论而自封其中。其次，目前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的研究还处于调查公众外显态度的层面，即便是就这一层面而言，也缺乏统一有效可靠的态度调查量表，而对于内部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影响心理活动的因素的实证研究尚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在“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上关注明显不够。最后，就跨文化的研究而言，公信力的研究仍十分匮乏。

 

当前，公信力仍然还是社会心理学领域里的崭新课题，不仅仅是就研究的时间而言，更是就相应的理论建设、方法拓展和成果展现而言。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心理学领域内对公信力的研究不可能与其他领域完全相同，也决定了本领域内对公信力研究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尤其是把公信力作为一种主观机制，深入到群体乃至个体层面，为其内在揭示和探索引导式的提升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就最一般意义而言，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党政机关公信力现状，了解影响党政公信力的因素，为提升党政机关的公信力水平提供有效建议，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科学数据参考。

第3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关键词 多元一体 社会共识 社会表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大转型”（the great thransformation）。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碎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利益主体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梦”的提出，承载着一种用心理力量——“同心”——来凝聚社会的设想。承认多元，但同时也坚持一体，或者说，透过包容和协商、合作和共享的机制，将“多元”有机地凝聚成“一体”，并建构一种能够提供强有力支撑的社会共识，也就成为当前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积极进取的社会心态的应有之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凝聚力”与“社会共识”为“同心”的两个不同面相。本文试图探讨其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心理机制。

社会凝聚的社会心理机制：关系化、类别化与镶嵌化

社会凝聚力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社会成员具有“我们感”。“我们感”从何而来？有多少种途径？“我们感”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体验？对个体的社会行为有何影响？“我们”与“我”，“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对群体或组织发展，以及社会共识建构的影响怎样？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学科群体过程研究领域中有关群体、群己关系、群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一个个体与群体之间基于什么样的文化心理或社会动力，藉由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机制，建立怎样的心理联系，最后获得什么性质的“我们概念”及“我们感”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我”为何以及如何与“他”及“他们”融入到同一心理边界之内，进而成为“我们”的问题。总的来看，“我们”概念赖以建构的社会心理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

关系化。“关系化”过程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个体通过以亲属关系制度为蓝本、以“尊尊亲亲”为相处原则的交往而形成“自己人”感的过程。这一过程或是在先赋性亲属关系体系中按照“差序格局”保持或中断关系，或是在非亲属关系中，透过交往而建立拟亲属关系，将他人包容进入自我的心理边界之内，从而使“我”与“我们”透过“自己人”概念相互沟通和包容。达到“小我”与“大我”在一些情景下的浑然一体。相反的过程是将他人排斥在自我的边界之外，而使“自己人”与“外人”区分开来。

关系化过程包含着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在传统社会中，它在资源分配、家庭及亲属关系维护和保持伦理秩序上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关系化”的“我们”（即“自己人”）概念的几个特点，不能适应现代契约社会中“我们”概念的内涵。首先，包含在自我边界内的自己人，是被安置于上下尊卑的格局之中的，与个体自我的关系不是平等或同质的。因而，个体之间的关系必然远近亲疏各不相同。其次，“自己人”边界中包含哪些人，依赖个体自我的选择。少则只有自己一个，多则包括家人、邻居、朋友、同族、同乡、同事，再多包括国人甚至全人类。尽管个体有可能通过修身的引领，从齐家治国，到平天下，完成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①，但是，一旦社会文化情境发生变化或者个体道德修养欠缺，那么，个体的自己人范围就会很小，无法保证与他人合作共事。其三，包含在自己人边界内部的人，并不是以与个体形成共同感情、共识或共同利益为必要条件，而是被动地“被包含”。因此，“自己人”并不以共识为基础。这样的“我们”概念，主要是在责任、信任和亲密情感上与“外人”（即“他们”）相区别，其主要功能并不在形成共有的一体感上。

类别化。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关于群己关系和群际关系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个体将自我与一个类别建立心理联系之后，就会形成对该类别的认同（identification），并因此形成与该类别以外的人或其他类别形成积极的特异性（distinctiveness），并形成“我们”概念。个体所认同的类别被称为“内群体”（in-group），而其他类别被称为“外群体”（out-group）。这一个体与类别建立联系的心理过程被称为“自我归类过程”（self categorization）。这种通过自我归类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过程一般会带来两种心理效应：其一，成员身份的原型化。当个体经过自我类别化，建立了与群体的心理联系之后，往往以为自己具备内群体成员的典型特征，认为其他内群体成员也与自己一样，具有典型的内群体成员特征。在很多场合，人们倾向认为自己是内群体的代表。这被称作“自我刻板印象化”（self stereotyping）。因此，原型化的心理效应，可以提高主人翁感。其二，内群体偏好（即“喜欢我们自己”效应）和群体自尊的提高。形成“我们感”以后，就会很盲目地喜欢内群体成员。其逻辑是“是我们的人，就是可爱的人”。群体成员往往看不到本群体成员身上的缺点、错误，即便看到了也尽可能为其辩解，进行外部归因，形成为本群体服务的归因偏误（group-serving attribution bias）。相反，对外群体也会形成归因偏误，在对立的情况下，经常会对外群体的缺点、失败进行内部归因。

从上述社会心理机制及其效应来看，这样的“我们”概念，主要是基于一些外显共享特征的有无而与“他们”形成区隔，其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获得“一体感”，来满足与人共合、提升自尊等社会性需要，而共识作为一种“副产品”，则多与对“一体感”的有意或无意的追求相联系，“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等现象的存在即能佐证这一点。同时也不难看出，在这一社会心理机制下形成的共识往往具有“我群中心主义”色彩，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诸如歧视、偏见、污名等群际非对称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关系化”是传统“差序格局”的核心表征，那么，“类别化”则可谓是现代“团体格局”的核心表征。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熟人社会”正在向“生人社会”转换，中国社会也因此而发展成为“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两相混杂的社会。这一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系化”与“类别化”两种机制并非彼此孤立、互无关联，而是依随情景的变化而动态地发生着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②。“我们”概念的流变性，充分彰显出中国人自我的高度弹性、自主的应变力。由于受到种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特别是以“爱有差等”、“推己及人”为主旨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制约与影响，中国人在选择群己联结机制时，更为倚重于“关系化”。这一路径依赖在“我们”概念建构中具体表现为，“关系化”在与“类别化”的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诸如职场“站队”、为官者编织“关系网”（如以“同学”、“同事”、“校友”等名义拉关系）等现象即为注脚。

综上可见，“关系化”机制以“尊尊亲亲”（上下尊卑、远近亲疏）为框架，具有“自我主义”色彩，容易使人形成诸如“上尊下卑”、“亲疏有别”等有关权力关系格局的感受和思维定势；“类别化”机制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框架，具有“我群中心主义”色彩，容易使人在对“内群”与“外群”的社会认知中，形成上下、主从、尊卑、大小、贵贱、先后、官民、强弱等二元对立的刻板格局，进而导致群际不平等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社会结构转型中促生严重的极化现象。而“关系化”与“类别化”两种机制的互动缠绕，则可能发展出“圈子”、“老乡”、“战友”、“校友”这类关系被类别化、类别被关系化的群己关系形式，容易在社会转型中导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高度集聚的圈层结构的产生，进而为利益集团的滋生提供土壤。

从以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为重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来看，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者要求既能保持个人独特性，不在同质性群体中消弭个性，维护个人正当利益，不至于因参与公共事务而牺牲私利，又能与他人凝聚成为有力量、能合作的社会整体，这就催生出一种可称之为“多元一体”的理念。“多元一体”是先生于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主要概念。“多元一体”即“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之意，源于中国传统中庸之道中“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以及对中华多民族长期交往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此所谓“多元”之“元”，即是指有着不同能力结构、价值取向与利益欲求的独立主体。作为一个单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类人，还可以是一个组织；所谓“一体”，即是指这些独立个体或单元能够融入其中，并籍以获得相应成员资格的群体或整体。这样的关系模式，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积淀下来融合经验的现实图景，也是群己之间最符合平等原则的理想关系模式。它并不要求各社会主体放弃原有的主体性，相反却是在尊重其既有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的互补式的合作，是先生所称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状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我们”概念更具开放性、主体性和社会合作性，可称之为镶嵌化的“我们”概念。

镶嵌化。所谓“镶嵌化”，是指在同一组织结构中每个成员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既不是因同质而形成的类别群体，也不是其中一个成员以自己为核心对其他成员的包容，通过“关系化”来凝聚的群体，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为实现共同目标提供必要的、独特的贡献而结成的共同体。所有的成员对这个共同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缺一不可的。因而，所有成员都必然相互依赖，有机结合。当所有成员无论贡献大小，都不可或缺时，成员的平等性才可能得到保证。这样的“我们”构成机制其结果就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状态。就像拼图中的每一块图板和整幅图画的关系：缺少任何一块，就不能完成整幅图画。同志有关“中国梦”的核心阐释——“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就充分肯定了每个个体对于社会整体的贡献和价值。

不难看出，这样的“我们”概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或组织边界，承载了更多的“公共性”。相比于基于“类别化”、“关系化”机制建构的“我们”概念，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以一种民主平等的方式，以一种较为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将多元主体有机地凝聚为一体。由此营造的多元一体关系，能够兼顾各方利益与欲求，真正实现多方共赢，具有可持续性与可推广性。

关系化、类别化与镶嵌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的类别可以镶嵌在一起，不同的关系网络也可以镶嵌在一起。类别的镶嵌容易理解，例如工、农、商、学、兵构成一个社会整体。但是，关系的镶嵌就有些费解。事实上，关系化是一种特殊的镶嵌化，即根据亲属关系制度规定的差序格局来进行镶嵌。以自己为中心，尊者为上，亲者为近。这个有上下关系和远近关系构成的关系镶嵌，导致了关系整体格局的稳定性。关系的镶嵌，出现了特有的秩序感，替代了“社会”概念，也将个人、家庭、亲属、邻里、乡亲、朋友、国人都各居其位的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关系化的过程中，“自己人”成为圈层边界的心理事实和表征，而亲属制度则成为社会事实和表征。它区分了圈层内外，将外群体置于整个格局之下，并且每一类的外群体都与自我有着一个相对的心理距离。这样层层相套的同心圆结构，在内外作用力的推拉缩进过程中，外群体始终是环绕着内群体的，而内群体始终是环绕着自我的。外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别于自身群体A的B，而是非A，它会被个体定位于非A中某一个距离上。因而这种对偶关系不是类属性的差别，而是在格局背景下定格的。类别化则建立于类属性之上，强调成员资格来源的一致性，例如，社员、党员、学生、教师、公民等。

从现实社会生活来看，“我们感”的来源，亦即“我们”概念建构机制或社会主体凝聚机制，应该是多重的：既有“类别化”、“关系化”，也有“镶嵌化”，它们各自在不同的情景和条件下凸显出来。但是，在讨论社会共识建构的问题上，“镶嵌化”应该成为主要的社会心理凝聚机制，因为正如上文所述，唯有这一机制所建构的“我们”概念，才有助于在“碎片化”和两极化的社会背景下，协调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调动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以共同的愿景将它们凝聚为一体。

去上下结构的社会建构：群际关系的扁平化设计

由上述分析可见，“镶嵌化”是社会凝聚力形成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那么，人们为什么能够选择多元一体这一路径呢？这里涉及到“镶嵌化”所需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对社会目标以及各社会主体彼此之间的互动关联形成共识。而在权力距离大、强调上尊下卑的“上下结构”的社会中，共识的建构就必然意味着要对群际关系的结构进行重构，也就是说，要重新考虑每一块“图板”要以与其它“图板”以怎样的关系来镶嵌成“画”。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无疑是最为简洁和本质性的概括③。所谓“差序格局”就是指社会结构的构成规则是“上尊下卑”、“远疏近亲”，从己身向外渐推，形成亲疏秩序；从己身向上渐推，形成遵从秩序，从己身向下渐推，形成要求下位遵从秩序。如此与伦理规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反映在社会认知上，就会形成很强的、富于儒家关系主义倾向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在这一具身认知中，“上”“下”就带有主从、尊卑、大小、贵贱、先后、官民、强弱的社会心理意涵④。这样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潜移默化存在着的结构性认知，不仅会导致人们之间的隔膜甚至仇恨，而且会使人们以对应角色来期望对方。举例来说，所谓“上”会要求“下”一切服从，听命感恩即可；“下”则会依赖“上”的全面安排和照应，否则就心生不满和失望；位于权力中心的就会要求处于边缘的服从或者拥戴，多数人群体就会对少数群体形成支配和控制倾向等。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社会共识，无助于培育现代社会合作所需要的公共参与精神。

在充分认识传统的具身认知对现今社会共识建构影响的同时，还应看到这种认知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国现阶段的总体社会结构并非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金字塔形”或“洋葱头型”结构，而是层级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形似倒“丁”字型的上下结构。这样一种上下结构主要源生于社会分配不公，而非伦理规范的制约。当前普遍存在的“弱势心态”、“仇官心态”、“仇富心态”，与这种社会结构不无关系。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上下结构基于伦理规范，那么，现阶段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上下结构则可谓基于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的现实。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以各社会主体独立、平等、协同为要旨的“镶嵌化”机制的形成构成了障碍。因此，如果要基于“镶嵌化”机制，以社会共识作为社会动员的力量，就必须建构去上下结构的群际关系，而不是上下对应的主从式的群际关系。这就要求逐步重塑社会结构，使之渐趋扁平化，以此减少阶层之间的差距，确保社会有向上流动的管道，促进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当然，社会结构扁平化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并不是仅凭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之力就能够做到的，它离不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

进一步说，“镶嵌化”在“关系化”的影响下，也可能出现核心和边缘、主角和配角、重点和非重点、多数与少数等问题，从而消解每一社会主体的主体性。因而，“镶嵌化”必须在确保各社会主体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这里所谓的“独立性”是指可自主进退，且在资格上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那么，多元而独立的社会主体何以愿意镶嵌在一起，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沟通、协商，以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为载体和切入点，建构社会共识是其必要条件。

形成社会共识：沟通与协商

通常来说，社会共识因社会凝聚而生，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凝聚。所谓“社会共识”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看法”。从现实生活来看，社会共识实为经由归属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集体性地协商建构出来的产物，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Sherif， M）的“游动光点”实验以及哈丁（Hardin， C. D）与希金斯（Higgins， E. T）的“言即信”（the saying-is-believing effect）效应实验，都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进一步说，社会共识是社会文化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具体体现，只有当彼此之间共享有一定的观念、意象与知识，即有特定客体（尤其是那些承载着身份认同的客体）的社会表征，一群人才能成其为社会群体，否则只能算是乌合之众。例如，高校教师或多或少地共享有关高等教育的职能与功能的社会表征；政府工作成员不同程度地共享有关国家、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社会表征；企业经营者多寡不一地共享有关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社会表征。这些具有核心意义的社会表征，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库存知识”，既是社会互动过程的对象，又是社会互动过程的结果。它们一方面为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世界中的生存与发展进行定向，另一方面为人际或群际沟通提供符号资源。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个体或群体作为社会主体，之所以愿意镶嵌在一起，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彼此之间在特定的社会表征上呈现出显著的耦合性或相互依赖性，进而为其基于“镶嵌化”机制，构建起平等型、扁平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共识基础。例如，“政府搭台，校企合作”模式，即是一种典型实例。

当然，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i， S）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社会表征）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间相互沟通、合并、吸引与排斥，当旧表征消逝时，新表征也随之被创生出来，由人们所共享并由传统来强化，它构成了惟一的社会实体。当其起源越是为人们所遗忘，其约定俗成的本质越是被忽略，它就变得越来越稳固。表征总是逐渐地被实体化”，⑤相关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表征上未必相互耦合，赖以构建多元一体格局的共识基础自然不会自动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在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沟通与协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沟通是一个双方都要负责的具有社会性的过程，其中存在着反复进行的相互觉察、相互印证、相互调整等复杂信息交流活动，而不是一方负责发送，另一方负责接收的单向活动。⑥就社会共识建构而言，这其中不仅涉及到政府与群体之间、群际之间的双向沟通，还涉及到群体内成员之间的双方沟通。

在推动构建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沟通实践中，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基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研究相关社会主体对特定客体的社会表征，从中发掘可资为社会共识建构提供支持的社会心理资源；同时通过牵头组织相关社会主体进行沟通、协商，引导其重构所持对社会共识建构成阻碍的社会表征，并建立健全多元参与、合作共赢机制。除此之外，还应积极顺应“个体的崛起”这一不容忽视的客观趋势，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从而为达成富有建设性的社会共识，优化社会环境，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毕竟社会表征作为社会共识的载体，其形成与发展是根植于特定社会脉络之中的。

“个体的崛起”本身也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崛起，各社会主体均是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共识建构的。为有效地应对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客观趋势，应积极提倡和贯彻“多元一体”理念，即以推动社会结构扁平化转型为要务，以“镶嵌化”机制为引导，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去上下结构却不失“同心”的社会共识。

在社会管理方面，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真正建设有社会性、民间性的社会；增加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使各类社会组织的成员学习、实践公共参与和协商合作；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与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反之，假如一味进行“刚性维稳”，只能会不断加剧不同类别化“我们”之间的冲突对立，使得“官”强“民”弱的上下结构刚性化，进而导致民众对“官”、“公”、“上”的污名化。“越维稳越不稳”怪圈现象以及“暴力城管”现象的存在，即是典型实例。多元一体的社会共识建构最终也将因此而沦为空谈。

当然，也不能忽视对公民意识的培育和责任履行状况的监管。从“潍坊地下排污”、“黄浦江浮猪”、“山西苯胺泄露”等事件来看，政府与社会对公民责任履行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基于这一点，民众作为最终的受害对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政府建构起任何一种“我们”概念，其所持的更多是一种“官/民”二元分立的认知框架，很难形成一种上下“同心”的格局。

注释

Yang， Y.， Chen， M.， Chen，W.， Ying， X.， Wang， B.， Wang， J.& Kolstad A， "The effects of boundary-permeated self and patriotism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Olympic Gam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13： 109-117.

杨宜音、光：“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 2012年第6期，第158～181页。

：《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赵志裕、杨宜音、陈侠：“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启示”，《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S. Moscovici，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R. M. Farr & S. Moscovici （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

第4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第5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关键词：心理学；生态学；生态心理学

一、生态学

生态概念的雏型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三世纪的雅典学派首领赛奥夫拉斯图斯，他在其植物地理学著作中已提出类似今日植物群落的概念，不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851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后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概念及方法的引入而使其逐步完善。由于它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生态学本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强调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其核心是协调、适应、共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导致的环境变化成为人们研究和学习的重要课题，包括环境化学、环境物理学、环境医学、环境地学、环境管理学等环境学科成为较新的学科。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环境的恶化，生态研究的视角逐步从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拓展到人类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世界发展的关系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生态化系统理论最早是有美国心理学家UrieBronfenbrenner在其论文中提出的，其定义为：研究一个积极主动并不断成长的人类个体和最近近景（即发展的个体所生活的环境）的变化的性质之间的相互适应，并且这一适应过程受到了不同环境间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了包含这些不同环境的更大的情景的影响。

二、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的崛起

生态心理学是生态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结合的结果催生了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这两个新兴学科。生态心理学是从生态学的出发的研究，是考察生态环境、生态危机中的人的心理行为问题。但是，所谓的心理生态学则更进一步去考察反过来的问题，也就是从心理学出发的研究，去考察心理生活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把人的心理生活看做是包容性和完整性的生态系统。（葛鲁嘉）生态心理学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特勒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办了《心理生态学》期刊，他开创了心理学生态化研究的先河。其理论核心是巴克和吉布森为代表的理论范式。他们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心理学以一种研究动物（或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是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倾向或取向。然而生态心理学的发展并非一帆分顺，它在主流心理学蓬勃发展时却备受冷落，它的种种长处被暂时地遮蔽。只是当主流心理学敗于解释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心理现象时，由于生态心理学采用生态效度实验法和自然主义研究法相结合的策略，它就把自身更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易于解决实际为题的优势展现出来，此时它才从边缘地带渐渐回到关注焦点。由于生态学反对孤立、片面、割裂地认识与思考，而强调联系、整体、协调、适应、共生地认识与思考，它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拓展了各自学科研究的疆域。例如，生态翻译学已成为目前翻译学研究最热门的科目。随后诞生的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发展和壮大。80年代年伴随着国际心理学学会的创建和《生态心理学》的创刊而走向完备，生态心理学自身含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而我们通常提到的是狭义生态心理学。在这一阶段生态心理学完成了其最重要的理论构建，尤为可贵的是，生态心理学相关原理被应用到认知心理等领域，扩大了生态心理学的影响力和应用范畴。生态学和心理学及生态学和翻译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较晚，但是它们自从诞生之日就显现出勃勃生机。因为心理学形态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包括宗教形态、哲学形态、常识形态、科学形态、类同形态、资源形态等等。人的心理存在即体现在个人的心理存在，又体现在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存在上。个人心理如同它们的细胞，个人心理的延续、发展、变化汇集成它们的存在与变化。细胞与整体本身就具有生态学含义。因此，心理学本身就该具有生态观，心理学树立自己大科学观，不仅仅和它们紧密相联，而且充当各个学科生存、发展和避免极端的根苗。例如，西方的科学危机及人文危机可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危机，包括李约瑟等人极力主张儒家和道家思想对危机具有积极的修正作用。同样，各个学科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瓶颈时，只有心理上的认识性转变才能使其走出泥潭。从宏观的角度，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往往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身心关系，而人的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是塑造和创造的关系。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无论如何发展变换，它们的存在或生存首先需要人们的领悟和认知，这时人们摈弃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定生存或存在的方式，而是用“心灵”感受到它们存在的意义。然后，人们对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本质的、基础的、具有原理性的东西进行筹划和设计。在领会和筹划之后，学科并未自身具有生存或存在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掌握学科脉络和实质，人们需要对它们进行阐释，只有这样学科本身的生存空间才能极大地拓展。因此，各个学科都与心理学有着通达的联络，深受心理学的指导和统筹，它们本身和心理学在根源上就是动态地互涉关系。他们的存在心理学是可以提供各种思维方式的源泉或根苗，它对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是像“水和阳光”一样的源泉，促使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根苗、树枝、树叶形成了生态链，心理学和各个学科演变成学科群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1994年，UrieBronfen-brenner和StephenJCeci根据个体发展受到生物特性和环境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从而把这种观点概括为生物生态模型。运用生态学原理及方法能够较好地协调人和自然、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带有生态学倾向，同时也促进了心理学的生态化思潮的发展。科学技术过度发展带来的危机和隐患首先反映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三、生态学带来的研究方法

生态学为一些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尽管它还没有形成成形的研究范式，但它带来的是新的研究取向和趋势。生态心理学由于吸收了生态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改变了心理认知范式，使认知过程达到单一到多维，从横向到横纵交融、平面到立体的提升。许多学科领域和研究领域，例如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翻译学等等，专题类地被划为某一特定的研究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界定和固定。因此，它们只好在固有的疆界内进行研究和探讨，往往是只知道此在，忘记了彼在。生态学则强调彼此之关联，即强调心理学的存在，又重视与其横纵关联的学科关系。首先，它强调共生、互惠、整体的思想方式，建构出宏大的视野来对心理学进行探索。其次，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和对象可以在其他学科中找到证据和证明、逻辑和启迪、方法和验证，强化了各个学科间的互通和互融。再次，用生态学中进化论隐喻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共同“动态发展”，促进了心理学不断上升、不断促进、不断协调、不断融合、不断多样化、不断复杂化的发展。心理学生态化研究，既可以维护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又可以借以生态伦理来规范和协调“与心理学相关学科群落”。心理学生态化即有责任协调心理学内部各方向的关系，又有责任平衡各个学科与心理学的关系。心理学生态化讲求的是心理学诸方面所形成生态的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强调的是心理生态的平衡和共生。另外，生态化研究改变了割裂的静态研究方法，促使心理学研究具有动态范式的性质，为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及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1]BronfenbrennerU.TheDevelopmentEcologyofHu-man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

[2]葛鲁嘉.心理资源论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0-141页。

[3]胡珍生,刘奎林.创造性思维方式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35-136页。

[4]葛鲁嘉.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

[5]肖志翔.生态心理学思想反思[M].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6]易芳.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审视[M].南京师范大学,2004.

第6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关键词]关系　中国　华人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72－05

一、有关华人人际关系研究的回顾

(一)的“差序格局”

儒家文化中，人伦的考量是个人发展其社会关系的核心标准，所谓“尊卑有份，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异”。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格局揭示了在微观的层次上，中国人在社会结构互动中采取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这种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推移的动力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模式。简而言之，差序格局说明了中国人际关系互动具有三种基本特色：以家族主义的概念区分人际亲疏、展现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差别对待、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1948)的研究成为后来讨论华人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概念构架”。

(二)金耀基的“人情”研究

“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具体内容。按照金耀基(1981)的看法，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人(与人)相处之道”。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种种“情分”，因此伦理关系即为情谊关系，这种种情谊关系叠结连锁起来，便构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人情最重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即所谓的“报”。但并非所有关系都是交换行为或“回报”人情，在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伦角色的要求是“尽义务”：只有在非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情或报的观念才需要特别强调。在此基础上，金耀基进一步将交换行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性的交换行为，另一种是社会性的交换行为。在经济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因素被冻结，通常以钱作为媒介，容易计算和清算；但是在社会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占据中心位置，对等的人情回报(俗称“人情债”)成为经济价值以外的考量。因此，可以说人情作为中国人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之一，必然要求个人清楚地界定双方关系的特性。

(三)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在整合了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概念之后，黄光国(1988)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通常会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换法则与对方交往。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所谓情感性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来获取相应的资源，但是情感成分还是要大于工具成分。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人际互动遵循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关系的代价往往大于预期回报。所谓工具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可能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的情感成分，因此关系各方坚持的人际法则是“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关系代价往往小于预期回报。所谓混合性的关系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是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及同乡等不同角色关系，这些角色关系构成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混合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由于难以估算关系代价和预期回报，因此混合性关系人际互动时经常会面临“人情困境”。就影响力而言，“人情与面子”模型更贴近中国人生活，三种人际关系类型也经常被引用；但从这几种关系的性质来看，仍然暗含着差序的区别。

(四)何友晖的“关系取向”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何友晖是最早提出“关系取向”这一概念的学者(黄光国，2006)，他认为，“关系取向”最能够捕捉住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此一名词不仅具有本土特色，并且能够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个人取向”概念清楚地区分。何友晖将人际关系上升到界定生命意义的高度，在他看来，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承担历史使命之外，它也是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体本色便失去意义”。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并不是一个个的自我，“自我与非自我间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基于这样的观点，何友晖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理论工具。他指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中，个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则认为，是指社会现象的事实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关于个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放在社会脉络或人际关系中加以了解。因此，根据“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在对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文化如何界定关系，其“策略性的分析单位并不是单独的个体或情境，而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以及‘关系中的人们’”。

(五)Jacobs、乔健、杨国枢有关人际关系分类的研究

除了何友晖等人的人际关系分类外，Jacobs(1979)、杨国枢(1993)等人都尝试过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进行操作性的分类。Jacobs在观察台湾某一小镇的政治活动时，发现华人社会的关系，乃是根据两人之间过去共享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认同所建立的特殊连带，他称之为“关系基础”。常见的关系基础有血缘、地缘(含宗亲与姻亲)、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同姓、师生关系等。杨国枢(1993)以“差序格局”为分析基础，借鉴黄光国(1988)的研究结果，按照儒家伦理所界定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原则：(1)家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责任原则”，强调付出而非期望回报；(2)熟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人情原则”，强调人情存续，回报的期望中等；(3)生人关系，人际互动原则是“利害原则”，对回报的期望最高。杨国枢的研究成为华人人际关系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

(六)徐淑英和樊景立有关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研究

徐淑英和樊景立(1997)讨论了在华人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他们发现，即使设定了特定的组织背景，华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仍然表现出传统的“差序格局”特点。在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主要采用了 杨国枢的关系分类模式，但同时指出，“生人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一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生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交往的记录和人情的存储，由于具有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或充任其他相似的社会角色等，其关系互动仍然会表现出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生人关系不同的互动原则和对待方式。因此，徐淑英和樊景立将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区分为四种，分别是家人、熟人、具有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和不具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并分析说明了对待不同人际关系类型的互动原则、对待方式以及关系基础。

2000年，Tsui，Farh＆Xin对1997年提出的关系架构进行了修改。他们把“生人关系”仍然用一种关系类型表示，并将家人、熟人和生人这三种人际关系当作人际关系的基础，各种关系基础对应的关系型式分别是义务、友谊和认同，最后指出三种人际关系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华人组织中“关系”与效能的概念模式。

(七)杨中芳的“情感性关系”、“义务关系”与“工具关系”

杨中芳教授(1999)指出，中国人际关系按照关系生成的方式可以被分解为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两种。既定成分是指两人在某个时点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既定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如父子关系)或后天建立的(如师生关系)，而每个既定成分都有相应的行为义务，因此既定成分酷似Jacob(1979)所提出的“关系基础”。交往成分则是指关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这种交往成分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两种。前者为交往过程中双方在自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后者则是指在工具层面的满意程度，即以利益交换和责任履行作为关系基础的义务。有研究者利用香港学生做研究样本，对杨中芳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香港地区的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三类关系类别；然而，学生关系是否表现出工具性、情感性或义务性，主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展望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者，即关系本位也”。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式“guanxi”本身包含着推崇重视构建和关系网络的工具理性的内容，在这种构建中，所谓血缘、亲缘共同体的特殊主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真切了解和认识的。但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对“guanxi”重视和运用的实际结果，并且大胆地用“网络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力量的变化将会使得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生迁移，类似于一战、二战前后的英国和美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界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将会对国际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也已经证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出现中国人名字的比例和频率都在不断提高，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系统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努力必须充分考虑到“guanxi”对于中国人或华人行为驱动最深层次的意义，类似于当年日本崛起时国际学术界出现“Z理论”或“Z模式”一样，必须从文化的内涵分析探讨日本的经验。

另一方面，“guanxi”一词属于中国本土化的用法，国际学术领域与它对应的是“社会网络”，因此，从一开始引入“guanxi”一词的时候，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就一直摆在有关学者的面前。在有关“guanxi”研究的几个早期综述中，作者们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担忧。华人学者们要么过于重视“guanxi”的特殊意义，忽视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共性；要么就是直接套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华人的“guanxi”行为，忽视华人“gunaxi”行为的特殊内涵。因此，如何将中国背景下的“guanxi”研究提升到新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阶段，必须充分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guanxi”和“guanxi”网络。从本文回顾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华人学者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探讨个人的人际关系基础、类型以及互动的原则等问题。显然，这种分析是微观视角的。从微观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彰显华人社会的“guanxi”本质，但缺点是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群体的“guanxi”网络特征。人际关系两端连结的是人，而网络两端连结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等。目前，国际上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理论基础比较清晰，测量工具也比较成熟，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央性、网络异质性等等。华人学者必须证明，在研究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时候，现有的这些网络测量工具是否同样适用；抑或是需要从个人人际关系分析出发，重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测量工具。

第二，方法与方法论。在何友晖提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基础上，黄光国进一步提出了“华人关系主义”和“儒家关系主义”的概念，将华人的人际关系研究正式提升到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研究的层面。黄光国认为，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可以将儒家的“庶人伦理”作为建构儒家关系主义的“深层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以此为理论基础，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讨论华人人际关系安排主张与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作者甚至进一步认为，可以使用这一理论结构剖析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并称之为“东亚的关系主义”。何友晖与黄光国等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偏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不足为奇。但是，同一理论基础可以派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华人学者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分析工具同样能够反映出“关系主义”的特点。换句话说，华人的关系主义研究可能需要一套更全面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

第7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管理心理学从管理出发，将心理学的原理和成果与其他相关的学科成果应用到管理活动中，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研究组织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及个体、群体、领导、组织的具体活动的规律性。它包括丰富的内容，涉及组织管理中的各种心理问题，探索激励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各种途径和技巧，提高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引导和控制，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与建立组织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注意不断满足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发挥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组织效能为目的的学科⋯ 。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是各门科学独立的标志，管理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心理学是建立在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基础之上，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心理现象的一门学科，因而也是一门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边缘性学科，是一门应用心理学科 J。概括地说，管理心理学要义是以组织中的人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问。

2 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应用价值

(1)学科特色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又都是离不开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体是人，而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个体、群体、领导、组织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发展。这就表现出这一学科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涵盖性、维度和宽广的应用空间。管理心理学重视组织中个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中群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领导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心理与管理的关系。可以说，它的发展是所有组织成员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现代化的组织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无时不在与其他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学注重与外部组织的联系，注重与外部组织人的联系，使组织在社会复杂系统中达到自适应。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就没有发展。管理心理学可以说具备了特色、基础和应用几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点，正是对“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一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个体、群体、组织等亟须解决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呼唤新的研究成果为之服务。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管理心理学发展和应用空间广阔，特色和魅力彰显。

(2)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医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在于把称之为‘自然”’的领域和称之为‘精神“的领域相区分，而是从‘物质一精神’的整体上把握人。”‘‘人，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成为历代心理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需要开发。对于每个人来说，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是创造积极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创造力是人类巨大潜能的表现。据研究表明，用来进行心理活动的大脑容量有100亿个比特，可以装下全世界图书馆的藏书内容 。《美国心理学会年度报告》载，任何一个大脑健康的人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差别是用脑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这个鸿沟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为从理论上讲，人脑的潜能几乎是无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行为管理学》中得出如下的结论：按时计酬的员工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 ～30％ ，而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发挥至8O％ ～9O％ 。可见，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会有效地发现和开发员工的替能，提升员工的创造力，进而使组织中的人往和合作达到1+1>2的效能。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管理，为开发组织中人的潜能，进而提高组织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3)提升管理现代化效应。顺应经济全球化

现代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现代化的管理，科学的管理，它同单凭个人主观臆断的管理、经验主义的管理，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生产的社会化已超越了国界，分工协作也从组织内部、国内组织之间向跨国之间发展。跨国公司作为与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是必须面对的。了解民族差异的管理者在与其他国家的人共同工作时，可以适时地调整管理风格，使组织中的人为实现组织目标和自身目标而努力工作。例如，他们知道英国人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所以会避免问英国人个人问题；而希腊人对个人问题却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你对他感兴趣。管理心理学在发展中关注了这些新课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被抽象为劳动力，并被作为与资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产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学中，人性假设理论是基础儿n叭。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心理学强调推行“顺乎人性“的管理，强调尊重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增进与组织员工的感情联系；强调各种激励机制，满足职工的各种合理需要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调根据人的个性差异有效配置人力资源，人尽其才；强调民主管理，提倡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强调管理是种服务。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对于顺应全球经济化，提升各类组织的管理现代化效应，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都是彰显的。

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从2O世纪9O年代苏联解体，到计算机网络风靡全球，从亚洲经济危机和复苏，到欧洲统一货币，跨国集团、跨国组织的跨国经营，促使全球经济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和配置的加速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主要表现形式为跨国经营模式。一个大的企业公司往往在其他国家、地区开设子公司，如可口可乐要在4O多个国家和地区行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异的。跨国组织中的跨文化差异对组织中个体、群体及组织自身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科研究要为时展服务。管理心理学在这场变革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呈现出新的研究特点。我国学者凌文辁、郑晓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管理心理学的研究从个体理论向整体组织理论扩展；在理论发展上，重视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学科体系上，更强调组织的动力学和人力资源的系统开发；在研究领域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框架，管理培训与发展、工作业绩评估、管理决策、组织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为热门领域，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出现新的研究视野：

其一，重视精神和物质激励有机结合的研究。激励问题是管理心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最多的领域，曾产生了内容学派、过程学派及行为学派等诸多理论。进入2O世纪8O年代以后，虽然很少有新的激励理论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激励研究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励是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使员工意识到自己也是组织管理者，进而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其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激荡》一书中所说，“人类正从一种饱肚子的经济走向心理经济。”当代管理思想家、英国商学院教授韩迪(C．Handy)特别提出“企业会员(membership)的概念，强调建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心理契约。他认为，如果员工被视为企业的“工具”，无论再怎么赋予员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进效率，而无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贡献。只有将员工看成企业的会员，给予他们决定企业未来的权利，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连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马斯洛等认为的那样，追求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员工进入组织工作，为的就是组织能够提供机会满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励的。唯有受到激励，人才有干劲，尽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员工在组织所受到的激励，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外附激励如公司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内滋激励如工作的认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个人的能力与兴趣和发展等 J。提供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也即是物质激励一精神激励相结合。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更加重视人在组织中的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需求。

其二，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个性，是组织的核心价值。培育充满创新精神的组织文化离不开组织人员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为了有利于创建一个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具备更多的能力。传统的企业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而新型管理还同时强调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企业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正在全面影响着现代组织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组织效能的发挥。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组织文化中，全球经济化带来的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摩擦等问题，已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使现代组织更加重视对知识和人才的管理，终身学习的理念已蔚然成风。在管理心理学的新视野中，把现代组织看成是学习型组织，要求员工不断获取新知，发挥知识或团队的整合效能。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高度柔性、符合人性发展的组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看作是学习型组织的技能。传统组织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学习型组织则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体，又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学习人”。美国排名前25家的企业中，几乎全部是按照学习型组织的模式改造的。

其三，重视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研究。传统工业管理，往往“管理过度”而忽视对人的关注。现代组织管理需要领导方式转型，关注组织中人的发展，让每个成员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美国学者布莱克和穆顿在《管理方格理论》中描述了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五种风格，证明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最高的9．9型管理方式，是现代组织管理最有效的。现代组织与个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呼唤一种心理默契。这种心理默契，无疑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的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乃管理行为之本质，文化激荡、管理创新、激励行为，乃世界进化之动力¨ 。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应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人是有情感的，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敬重。无论是领导给员工过生日，送蛋糕，还是节假日到员工家中慰问；无论是领导的一句夸奖，还是领导轻拍一下员工的肩膀，都会给员工一种情感上的慰籍。对员工表示私下的人文关怀，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专程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公司推销员的妻子的案例，已被收人多本教科书。

第8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问题一：如何用个体认知测量集体行为?

认知心理学关注个体内部的心智过程，而战略管理则关注企业。因此，个体认知和企业战略之间感知到的鸿沟是行为战略的最大障碍。决策研究者通常假设企业的战略行动反映CEO或者高层管理团队的选择。这个假设对于小企业、初创企业或者家族企业或许是成立的。但是，行为战略的研究应该避免关于心智测量假设的陷阱，例如，假设企业具有个体的心理，或者个体是为了集体利益做出选择，或者企业的行动与个人的决策相对应，或者许多个体选择可以加总为集体选择。作者认为，在将个体心理与组织战略连接起来方面，行为战略任重而道远。战略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体行为，从而行为战略必须解释心智过程影响组织的心理或者社会机制。在行为战略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组织内和组织间特定的行为形式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加总的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个体选择与集体结果之间的关系。早期的研究认为，加总的模式取决于市场条件，特别是，战略互补性还是战略替代性决定了加总的结果。当几个理性的决策者就足以产生集体理性时，存在替代性；当数量很少的非理性决策者可以歪曲集体结果时，存在互补性。比如，企业A决定增加产量可能影响企业B放弃建立新工厂(替代性)，而企业A决定降价则可能导致企业B降价更多(互补性)。而在行为金融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了噪声交易者如何影响市场结果。研究认为，长期来说，非理性的交易者的回报比理易者的高，并主导市场是可能的。而且，团体比个体更试图用可辩护的理由来合理化其股票选择，甚至当他们的选择与稳健的投资政策相矛盾时(相比价值未知的股票，高估受欢迎的成长型股票)，团体也这么做。在这种情境中，认知测量较少来自“互补性”(非理性个体的收益增加)，而更多地来自团体成员的社会心理。

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决策理论中，研究者通过多种方法以解决认知测量的加总，其中一些为行为战略提供了洞见，包括关于团体思考、团体两极化、共同信息抽样偏差、社会便利性、社会游荡以及交易记忆系统等。测量的问题在管理科学和组织行为领域中也得到了研究，包括基于还原论假设的团队生产模型，基于情境论假设对于组织、团体以及文化如何在个体的认知图式中表征的研究，基于多元论视角对于交易费用和理论中加总问题的研究等。

企业的行为理论将组织视为由目标、资源和时间相互冲突的部门组成。按照卡耐基学派的观点，组织战略主要是政治过程，包含不同部门代表之间的联盟建立、讨价还价和冲突解决。CEO必须协调组织范围的政治过程，而部门经理则面对所谓的“政治家才能危机”，即部门经理们试图协调企业层面的优先目标与个人目标以及同同事和利益相关者的政治状态。本文作者认为卡耐基模型为连接个人心理学与组织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模型对讨价还价和政治过程的强调使得研究者可以广泛地配置在社会认知和团体识别中的观点，包括自我分类、一致性、顺从、身份、声誉、责任性、信任、社会学习和参考团体。识别心理学，特别是对社会身份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补个体认知与组织战略之间鸿沟的方法。例如，有学者用社会身份理论研究医院兼并中的团体外偏差，通过部门冲突解决提出连接心理学与组织惰性的模型，将身份理论与自我意识激励能力理论结合起来以探索竞争互动。

然而，测量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而且经常被不恰当地表述。问题不是测量或者加总本身，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整合组织中的个人与集体心理学以产生行为战略的社会心理学。企业的行为理论是一个好的起点，而还原论和情境论方法(包括社会神经科学)可以给卡耐基学派加人实质和洞见。

问题二：什么是战略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现有的战略理论过于依赖市场有效性和均衡理论。如果市场参与者依有关资源和市场地位的信息而最优行事，则企业不可能遵循系统的规则来提高绩效。在战略理论中，不存在“致富秘诀”，因为如果存在这样的秘诀，其它企业将会模仿它从而与之竞争。然而，管理者的确采取了很多提高绩效的行动，而并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能归因于幸运。有价值的战略机会的发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缘分天定——不仅是运气，而是努力和运气与机敏和灵活性结合的产物。为了理解这一点，打破主宰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均衡思维模式是必要的。

企业的异质性的原因在战略管理理论中被明确地强调，比如资源稀缺性、机动性壁垒、因果模糊性和不确定的可模仿性。然而，这假设市场参与者关注市场而且依据其所知道的行动。一个替代的假说是，企业通常不能抓住其机会、解决其问题或模仿可模仿的资源。例如，如果决策者受限于其自我肯定的信念、战略预测中的过度自信、竞争盲点、自利的因果归因、混乱的学习过程、制度一致性、不愿意模仿、或者感知过滤等，则这是可能发生的。次优的行为也可能源自诸如嫉妒、偏见、愤怒、傲慢和冲动等情绪，这可能危害或提高绩效。实践证明，甚至大企业也会因为管理者拙劣的判断而在行为上毫无规律。在任何类似的条件下，有些市场参与者可以发现机会以采纳提高企业绩效的战略。

研究表明，企业盈利性的真实分布与包含了大量随机性的生成过程相一致，而且竞争行为的一些形式源自市场固有的不确定性或者随机性。例如，企业成功导致自利归因，而管理者倾向于将成功归功于他们的能力，甚至在成功是因为过度冒险或者运气的时候。如果管理者的决策由错误的或者过分自信的归因提供依据，则市场参与者可能发现利用市场机会是可能的。我们同意那些认为战略管理理论需要根据行为深入再造的研究者。企业异质性来自经济壁垒的假设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认知、情绪、学习、社会互动以及制度不一致。除非将企业异质性与心理学完全结合，试图解释这些假设的经验事实将继续令人沮丧，而且研究者将发现不可能将理论与实践整合在一起。

问题三：行为战略可以解释复杂的管理者判断吗?

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环境下，个人缺乏做出充分的公正的决策。为了应付复杂判断和决策，人们运用简化启发式方法，但这易于导致系统偏差。决策者无法最大化主观的总财富期望效用，却将焦点放在对认知参考点的偏离上。行为决策理论在包括战略管理在内的社会科学中有大量应用。行为决策理论尚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在战略管理中的潜力。它没有与战略理论无缝连接，对战略实践也没有巨大的影响。战略管理的决策情境有组织的身处其境的管理者、广泛的不确定以及伴随着不可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不充分定义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下，作者相信战略研究必须进一步强调管理者判断在组织中高风险、复杂问题解决的真实条件下的作用。

管理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组织中战略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实践，与医疗、建筑设计、军事活动以及外交政策中的问题解决不同。他写道，“决策不是机械工作。它有风险，而且是对判断的挑战。‘正确的答案’(通常是无法发现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问题的理解。而且，决策不是智力训练。它调动组织的想象力、精力和资源以有效行动。”西蒙区分了两种组织决策：逻辑和判断。西蒙引用了巴纳德的定义，逻辑决策包含了能够用文字或者其它符号表述的自觉思维，而判断决策(巴纳德称其为无逻辑决策)则是指那些无法用文字或推理表述的决策，它们只能通过判断、决策或行为来理解。进一步，巴纳德写道，“这些无逻辑过程的来源在于心理条件或因素，或者物理和社会环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印象……它们由大量的事实、模式、概念、技术、抽象以及我们一般称之为正式知识或信念的东西组成，它们或多或少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和学习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印象。”

西蒙通过在象棋和医疗中的计算机专家系统和模式识别将判断与专家的直觉联系起来。但是，西蒙意识到，组织中管理者的判断包含了比可编程的或专家的直觉更多的东西。到底包含了什么是不清楚的，而且到现在仍然不清楚。在回顾了两个关于管理者判断的研究后，西蒙总结道，“这两项研究只是滴在需要我们倒满的大水桶中的两滴。对于专家问题解决和决策中的判断和分析过程的详细描述，值得成为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西蒙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战略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少关于复杂判断的经验研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复杂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决策并不是行为战略研究中合适的分析单元，或者并不总是。行为战略研究的一个挑战是证明在组织战略问题解决这个更大更复杂的领域中，决策如何是适合的。

问题四：我们能够改进企业的心理学架构吗?

尽管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很多克服决策偏差的方法，个体偏差在组织中仍然存在。在组织中，人们在一个子群规范、政治意识形态、共识建立以及自我表征的世界中活动。认识偏差深深地嵌入在惯例、无意识行为、精神一肉体扭曲以及管理者的知识结构中。在实践中，情绪、社会以及政治现实几乎总是比决策方法对组织组织判断的影响力大。这引发两个问题： (1)在组织中，个体去除偏差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后果是什么?(2)设计企业心理架构(包括选择架构和决策过程)以获得更好的管理者判断是可能的吗?

研究者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决策者是具有错误认知和不充分自控的普通人类。组织并应该试图解决个体认知的固有偏差，而应专注于管理决策环境的心理架构，例如，通过清楚地展示制造设备的运行成本，或者设计鼓励人们寻求不同观点的工作环境。许多学习和推理中的偏差源自功能失效的学习环境，甚至即使所有的决策者是理性的，它们仍然存在。例如，考虑一个正在考虑如何进入外国市场的管理团队。假设企业有一次通过合资企业进入的失败经验，以及四次通过收购进入的经验(两次成功，两次失败)。根据选择过程的结构，管理团队具有不对称信息，即对收购比合资有更多的了解。因此，管理团队了解收购失败或成功的条件，从而更可能选择过去成功的收购方式。因为管理团队对于合资知之甚少，而且只有失败的经验，他们剔除了这个选项(“热炉效应”)。即使合资是最优的选择，但它仍需要通过重复的经验来建立其竞争力。这不是认知偏差，而是适应性学习过程中的异常。理性选择需要对成功选项的搜寻，并且规避失败选项。其副作用是，它产生了低的失败样本。

此外，我们还需区分重复性战略决策(如研发项目中的资源配置)与一次性决策(比如对新的市场进入者的反应)。对后者而言，企业缺乏成熟的选择过程。为了最小化决策偏差，作者建议企业将它们的战略决策与已知的决策偏差联系起来，并创造处理它们实际面对的偏差的选择架构。例如，所有的大型制药企业都从事基础研究，并易受承诺升级偏见和内部资源配置政治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将研发投资与年度规划循环连接起来，在此规划中，每个产品线作为一个资源的案例。然而，一个领先企业通过设置一个超然的“终止投资小组”以每年扫描那些可能下马的项目，从而主动留意承诺升级偏差。这种机制能够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并最终得到更好的绩效吗?给定个体偏差修补的困难性，企业层面的解决方案可能提供了最好的方法。

组织的心理设计是战略研究的有前途的领域。经验表明，判断误差来自于认知偏差与决策情境的结合。总的来说，个体认知偏差比企业心理架构得到了更多的研究，尽管后者看起来更有助于正面的干预。作者相信，未来的研究应该给集体选择的心理架构以同等的时间。

一个整合的框架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行为战略面对两个威胁：一是过于关注单一模型(比如行为决策理论或认知图式)所带来的不切题威胁，二是试图满足战略和心理学的所有观点所带来的碎片化威胁。作者认为，行为战略需要遵循一条中间道路，承认其面临的任务的多样性，但要聚焦到几个核心问题。未来行为战略将收敛到一个范式(尽管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同时，行为战略需要发现多样性内的统一。不过，尽管行为战略领域有多个范式，但行为战略的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图1是作者提出的概念模型。

在图1中，行为战略领域由其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所界定：还原论、多元论和情境论。每个学派提供了关于行为战略的部分知识，每一个学派可以成为一种范式。还原论范式处理经济决策的心理学特征，它主要通过定量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行为决策理论。多元论范式处理大型组织中复杂政治判断的心理学特征，它主要通过田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内部差异化组织。情景化范式处理管理知觉和心智框架的特征，它主要通过解释的、符号的、民族志学或解释学等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认知图式理论。

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种范式相对独立地存在。经济学导向的研究者开展关于偏差、启发式的实验研究；组织理论导向的研究者研究CEO、高层管理团队和组织结构；而社会学导向的研究者则研究认知框架、直觉和图式。同时，有些学者研究不止一个范式，许多学者仍然在这么做。我们将其看作是三个范式并非不相容的证据，从而行为战略研究可以结合具有学科整合能力的广阔的领域。一方面，我们承认学者需要研究在其专业领域良好界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想看到在寻求范式内和范式问贡献的矛盾，遵循更大程度上的开放。作者相信，学科融合需要遵循三方面的实践：关注核心问题、采纳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强化行为战略学者和实践者团体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最后，本文关于行为战略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七点：

1.定义：行为战略是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与战略管理的结合。行为战略的目标是将关于人类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的现实假设带给组织战略管理以丰富战略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真实世界的战略实践。

2.行为战略包含三个范式：还原论、多元论和情境论。行为战略研究应该欢迎来自所有这三个范式的洞见。

3.行为战略应该致力于更大的学科融合。行为战略研究应该欢迎三个范式的多样性，而不是排斥任何一个。建立更为统一的行为战略学科的途径有三个：问题整合、方法论整合以及研究和实践团体整合。

4.问题整合：行为战略应该用三个范式来支持几个核心的研究问题。本文提出了四个核心问题：(1)测量对集体行为的个人认知；(2)定义战略理论的心理学基础；(3)理解组织中的复杂判断；(4)改进企业的心理学架构。

5.方法论整合：行为战略应该采纳方法论多元主义和知识共享的原则。研究者应该设计多方法研究，相应地，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将这一领域作为整体的知识积累视作最重要的任务。

6.共同体整合：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其他人应该专注于加强行为战略的社会和制度构建。研究者应该在战略管理协会以及专题研讨会和会议中组织兴趣小组。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为了建立对行为战略的认可、声誉和智力联合，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作者相信，战略管理协会是领导这项工作的合适组织。

第9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范文

关键词：耶稣；心理传记；无父之子；阿爸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99-05

收稿日期：2011-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关系研究”(07BZW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212(1952-)，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异军突起的耶稣心理传记

耶稣最初是作为“信仰的基督”(Christ offaith)被阐释的，他被其信徒尊奉为上帝圣子。自启蒙运动始，不少研究者瞩目于“历史上的耶稣”(Jesus of history)，使他的真实人生不断呈现出来。但历史研究所绘出的大多是表面化的耶稣肖像，缺乏内在的心理深度。20世纪末期，一种解析人物的新方法--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在耶稣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并有力地强化了对耶稣的深层认知。心理传记从心灵层面提出问题，运用心理学理论及相应的分析策略取得类似于人物传记但更侧重展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成果。美国学者伦扬(w.ML Runyan)对心理传记做出如下界定：

心理传记要求在传记中明确使用系统心理学

或正规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该科目由对

心理学的运用来限定，既可使用亦可不用精神分

析；其次，对系统心理学的运用必须明确可见，以

便区别于那些不明确运用了一般意义心理学的其

他各种传记；其三，撰写心理传记的工作应当从心

理学中汲取多种资源，包括心理学的概念、资料、

方法，以及来自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

理学的理论。

这个定义强调了心理传记跨越人物传记和心理学研究的学科定位，声称它必须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完成。

20与21世纪之交，从不同角度切入主题的耶稣心理传记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圣经》学术领域，如博格(M.Borg)的《耶稣研究的新视界》②、克洛桑(J.D.Crossan)的《历史的耶稣：一个地中海犹太农民的生平》③和《耶稣：一部革命者传记》④、桑德斯(E.P.Sanders)的《耶稣的历史形象》⑤、梅耶尔(J.P_Meier)的《一个边缘化的犹太人：对历史性耶稣的再思考》①、米勒(J.w.Miller)的《30岁的耶稣：心理肖像与历史肖像》②、卡普斯(D.Capps)的《耶稣：一部心理学传记》③、凡阿德(A.van Aarde)的《加利利的无父者：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④等。这批著作对耶稣的分析全然超越了传统的神学动机，而受到当代死海古卷研究、早期拉比研究、约瑟福斯和斐洛研究、其他犹太古代作品尤其《旧约次经》和《旧约伪经》研究的激励，大量借鉴了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尤其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学术成果，擅长从各种现存资料的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用于对耶稣心理传记的建构，其中米勒和卡普斯的著作特别引人关注。

在米勒看来，弗洛伊德、弗洛姆、艾里克逊(Enk-son)和莱文逊(Levinson)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写作耶稣的心理传记。他尤其赞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对父子关系的理解，试图以此表明耶稣被其家庭疏远、早年便失去父亲对他造成重大的心理创伤。后来，他在接受约翰施洗之际，得到强有力的精神体验，感到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大约30岁时他与母亲决裂，但却拒绝了充当弥赛亚的诱惑。他坚持不结婚，原因之一是缺少一个履行家长义务、为他寻找配偶的父亲。同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在天之父，能从天父那里得到平安和完善。凡阿德的著作深受米勒影响，但对他也有所批评，如指责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早期教父关于“耶稣年轻时约瑟就已死去”的说法，不加批判地认同耶稣是头生子等。凡阿德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公元1世纪由大希律统治的巴勒斯坦，某人负有无父的恶名，却自称上帝为父，这人会遭遇何种命运?”他的判断是“耶稣因此而充满空虚”。⑤

本文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围绕着耶稣生平的若干关键环节对其心理机制做出探讨。笔者认为在跨越人物传记和心理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展开分析，能发现耶稣是个“无父之子”，缺少合于习俗的家庭地位，这种状态促使他努力寻找天父；他的“阿爸”是个具有防护功能的名字，使他得以抗拒外来的威胁并消解内在的焦虑。

二、耶稣的儿子身份及其父亲身份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皆称马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马利亚的丈夫约瑟乃是耶稣的养父。关于耶稣本人的儿子身份及其相应的父亲身份问题，莎伯格(J.Schaberg)⑥和吕德曼(G.L(idemann)⑦都主张耶稣不具备合法的儿子身份。卡普斯进而提出，正处于与马利亚婚姻关系中的约瑟拒绝收养耶稣为他的儿子。凡阿德对这种见解表示支持，认同耶稣是个“无父之子”，他在《加利利的无父者：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中对此做出多种论证。⑧

在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缺乏合法身份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历史学家肖特(E Shor-ter)对现代欧州农民阶级违法状况的调查表明，在一些国家，随着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农民的违法率也戏剧性地相应上升。肖特特别考察了流行于某些地区的一种习俗：男主人与女性仆人婚前能和衣同睡一床，其间往往伴以不法的。处于强势位置的诱惑者也许不是土地拥有者本人，却可能是工头，工头采取种种威逼利诱手段迫使妇女顺从其意志，成为其发泄欲的对象，有时甚至怀上身份暖昧的孩子。⑨

据此分析，恰如现代欧洲农村妇女在田间劳动一样，马利亚也在田间劳动，也可能受到主仆婚前和衣同睡习俗的伤害，怀上身份非法的孩子。加利利地区对已订婚夫妇之性关系的戒律不如犹太地区的相应诫律严格，这使约瑟一类加利利男子的法律求助权受到限制。对约瑟来说，想证明他不是父亲，即其不是与情人和衣同睡的当事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不得不继续维持那桩已经出现了问题的婚姻。

约瑟之所以不接纳耶稣，除了因为没有法律责任要求他必须这样做以外，还因为他对那件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达利(M Daly)和威尔逊(M Wilson)在其合著的一部书中提出，对多种哺乳动物和禽鸟的实验表明，父母本能地关爱自己的亲生后代，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照料则缺乏生物学的内在驱动力。继父母对继子女的虐待最常见于孩子的婴儿时期--这一观察挑战了通常的假设：双方的冲突主要是由继子女“带有攻击

性的青春期造成的”。①至于《马太福音》中的约瑟稍加迟疑后便接纳了耶稣，则可能是马太本人的理想，与真实历史中的约瑟或许毫无相似之处。

综合上述各家之见，对耶稣的儿子身份及其父亲身份问题可做出以下推断：

1.就其在兄弟中的排行顺序而言，耶稣是长子，但他的同母异父兄弟雅各却被赋予了长子身份。克洛桑的分析表明，耶稣的所作所为不像长子，更像是排行居中；反之，雅各的言行举止倒像是长子。②在麦古利克(M.MeGoldriek)看来，耶稣虽没有特定的或合于习俗的家庭地位，却生竞争，具有独立意识，反应敏捷，渴望引起众人注意，有时甚至做出超越于当时家庭规范的举动。这种人由于人际关系紧张而易受攻击，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可能被指责为病人，或家庭中的“病症负载者"(symptom bearer)。

2.耶稣作为一个财产上遭到剥夺、精神上又无所寄托的儿子，为了生计而当起木匠。克洛桑推测，木匠是一种被剥夺了财产而无所依靠者的行业，耶稣就属于这类人物。卡普斯提出，木匠亦非其养父约瑟的本行。

3.约瑟没有履行一个父亲通常应尽的职责，最重要的是没有为耶稣操办婚事。米勒在《30岁的耶稣》中提出，约瑟尚未找到时机为耶稣操办婚事就已死去。较之这种说法，对耶稣未婚状态的更合理解释也许是，约瑟不满意这个非婚生儿子，始终缺乏为之操办婚事的热情。《马可福音》6：3说拿撒勒的众人称耶稣为“那木匠”、“马利亚的儿子”，其中就有对马利亚和约瑟的双重诽谤，因为倘若众人认同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即便约瑟已经死去或当时不在场，也会说他是约瑟而非马利亚的儿子。《马太福音》系据《马可福音》改写，相应章节变成了“木匠的儿子”④。《路加福音》的素材亦取自《马可福音》，但将相应章节改成了“约瑟的儿子”⑤。从这种前后变化的经过可看出马太和路加如何联合起来，将耶稣身世的起源巧妙地复归于那个家庭中；而对这三个文本进行比较，则有可能重现一个身世神话的形成过程。最终，人们能看到一幅图画：少年耶稣手拿锤子和凿子，在他那辛劳的养父约瑟身旁干着木匠活。

4.论及约翰在旷野中发起的激进运动，耶稣是个合适的响应者。在那场运动中，一群年轻人创建了一种替换性的宗教，试图取代以圣殿为依托的官方宗教；那场新兴运动的核心仪式是在约旦河施洗及受洗。由于其非婚生之子及不被养父接纳的身份，耶稣被排除在官方宗教之外，这使他对约翰的号召极易产生共鸣，并将约翰奉为先行者。

5.耶稣的无父状态由于他终于找到天父而化解，他那因非法身份造成的原罪则由约翰的洗礼做出仪式性的净化。正如后来保罗书信强调指出的那样，真正收养了耶稣的乃是他的在天之父。耶稣实施治病驱鬼的关键环节是呼唤天父“阿爸”(Abba)的名字，在福音书中，这是一个能逆转事态方向的名字，其语词音序领先于蝇王“别西卜”(Belelzebul)，能令魔鬼头子胆战心惊。与那些念诵复杂咒语的古代巫医不同，耶稣仅以“阿爸”的名义行医，这个“阿爸”使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所谓“人的前历史之父”(father 0f personal prehistory)，据其论述，人们早在能够勾勒出自己人类之父的轮廓和性情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个父亲的存在。⑥对耶稣而言，“阿爸”是一个具有防护功能的名字，借助于祈求那个名字，他不仅抗击了外来的威胁，也消解了内在的焦虑。

三、耶稣的理想主义忧郁人格

按同观福音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发起了洁净圣殿行动，“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⑦在精神分析学者看来，这件事集中地体现出耶稣的理想主义忧郁人格，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使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卡普斯把男性忧郁症的起因归结为男孩失去了他依附于母亲的感情，认为这种忧郁会由于如下认识而加剧：母亲依然在附近某处，其肉体并没有死亡。对于多数男孩来说，这种别离的情感体验都发生于早期生活中，故忧郁症带有本体论性质，不同于临床观察常见的情绪低落，后者只是一种情绪的失序或失衡。

男孩比女孩更容易产生被母亲遗弃的体验，而耶稣--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子，就是这样一个忧郁症患者。较之男孩，女孩的相应特征是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或由于难出家门而形成的被限制感。耶稣讲述的浪子回头故事及其天国观念中均未出现母亲的踪影，这一事实无疑能支持上述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耶稣那群男性门徒也是忧郁症患者。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表明，必须从精神生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这三个层面理解忧郁症的精神特征和成因。

忧郁症与难以实现的理想主义愿望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历史性关联，耶稣便是这样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往往涉及乌托邦幻想，乌托邦(Utopia)意谓虚无之地，关系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心智状态，对耶稣而言乃是一种能超越于焦虑的生命状态。有人认为乌托邦与某个未来时间相联系，因而具有特定的末世论内涵，但更多的人主张在乌托邦概念的进化史上，这种观念很晚才发展起来。

不排除耶稣的心灵幻象中确曾出现过乌托邦图景，对那个世界进行过“无穷无尽的深思，甚至是着魔的思考”②，因为他的某些言论与穷苦人的乌托邦观念相当吻合；但是应当指出，农民--那是耶稣所属的阶级--必须求助于某种精神上的乌托邦，而不是急欲进行社会变革，才可能接近那些或许很长时期才会逐渐生效的目标。社会乌托邦论者坚信，社会的变迁和革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农民阶级内部鲜有这种激进思想家，他们更多的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为了满足减缓饥饿、病痛、沮丧、烦恼和劣等摩擦之类日常需要而寻找一个理想化国度的。耶稣固然出自农民阶级，他的观念却有鹤立鸡群甚至横空出世的一面，因为他作为社会改革家的许多言论事实上更多地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精神诉求。

耶稣洁净圣殿是一种象征性行动，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发生于清晰的意识领域，耶稣以其“阿爸”的名字宣告，圣殿是为亚伯拉罕所有被剥夺了权利的儿女建造的，而他们却被排除在由圣殿象征的官方宗教之外，以及由圣殿代表的那些权益之外。在第二层次上，意识元素显著减少而无意识成分有所增加，圣殿成为耶稣之母马利亚身体的象征，洁净圣殿其实是对马利亚进行一种礼仪性的净化，也是一种对所有类似于马利亚的受排斥而处于边缘位置的母亲的补偿性行动。克莱恩(M Klein)的《嫉妒与感谢研究》、哈波林(D_J.Halperin>的《寻找以西结：文本与心理》即持这种说法。

在卡普斯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话语“成了”⑤应当让他在被捉拿时说出，因为这才是他毕生工作的真正转折点和。由于十字架上的受难是为他设计的，洁净圣殿就是他发起的最后行动。或许他预感到这次行动将招致犹太当权者的迫害，进而激起天

父的愤怒，他才发起一场带来如此巨大后果的神圣净化行动。他的行动是象征性的，造成了“此时此地”的乌托邦现实，虽然时间很短暂。借助于这个行动，他证实了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外部环境，好像他正在说：“我已经占据了那块据说我永远也无法插足的地方。”

如果说洁净圣殿是耶稣为他天父“阿爸”主张对圣殿拥有的权力，也是为他母亲马利亚采取的一种补偿行动，那么可以认为，它还是对其本人不合法身份的一种象征性否定，且使他作为驱鬼医病者的疗救工作达到顶点。⑥可以看出，耶稣的个人悲剧和公众角色与致使他死亡的象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透过这个行动，他完成了毕生的工作，也一度实现了自己的乌托邦梦想。

虽然基督教将“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当成其宗教象征的核心意象，人们对耶稣死亡的恐惧却不应因此而稍稍降低，好像那是耶稣为其进入乌托邦的极乐时刻而付出的必要代价。然而，由于基督教过度关注十字架，那个现实乌托邦的洁净圣殿场景已经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一个重要事实--洁净圣殿乃是耶稣的乌托邦幻想在当下情境中的实现--也被后世的启示论者弄得面目全非，因为他们主张上帝之国的降临只能发生于末世；那种以为其迫在眉睫的见解是错误的。

此外，那个事实还被鼓吹社会改革的理论家们所扭曲，因为在他们眼中，社会改革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绝非朝夕之功可以奏效；虽然基督教早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官方宗教，但是直到大约两千年后，耶稣有关一个纯粹公正社会的幻象依然有待于实现。可见，耶稣那天洁净圣殿的象征性行动就其自身而言是完美无缺的，乃是一种加冕的胜利。倘若耶稣有所缺失--比如错误地理解了天父的计划，或者发起某种行动后却不知把门徒带往何方--他便不值得其信徒继续追随。

四、耶稣的复活、显现及其对自我身份的寻求

福音书称耶稣被钉死后第三天复活，并多次向门徒显现。对此，运用当代心理学理论分析，最有可能成为该故事资源的是梦幻。一如斯达茨(B.0.States)在《从黑暗中观看：对梦和作梦的思考》中所说，梦幻是动机与偶然性形成张力和互动态势的结果：动机指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偶然性则指事物运行过程中意外出现的情况。

耶稣复活后的显现最初或许出现在其门徒和家人的梦幻里。门徒和家人都有再次见到耶稣的强大动机，耶稣在他们的梦中出现，乃是恰逢其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那位可爱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向众人担保，他依然在善良者中间，故人们不必为他担忧。由于在梦中体验到的耶稣显现带有偶然性，门徒和家人就会觉得何时以及如何显现完全取决于耶稣，而非他们所能支配。所有追随者都由于耶稣之死而受到极大伤害，他们无不强烈盼望与耶稣再度相逢，这两个事实是耶稣在其追随者梦境中显现的心理基础。

除了梦幻，门徒也许会发生视力和听力的幻觉，即所谓幻视和幻听，他们在渴求与耶稣重逢的心境中，坚信确实再次看到了他的音容笑貌，听到了他的殷殷教诲。这种经验在门徒中流传开来，很快被认定为确切无疑的事实，后经技巧娴熟的作者加工润饰，终成福音书中的耶稣显现故事。

德・勒维塔(D.J.de kvita)论及身份(ident|ty)时说：“倘若‘身份’是一种东西，它就能被一些人分派给另一些人，那个得名为身份的问题就暗含一种‘我是谁’的追问，尤其‘在别人眼中我是谁’的思考。”②耶稣似乎敏锐地懂得现代人的身份概念，他由于自己的不合法身份而痛苦，所以执著地寻求一种正当身份，那种身份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合法的。艾里克逊(E.H.ErikSon)在与病人交往过程中发现一种“虚构身份”，即有人企图建构某种子虚乌有的身份。一个女病人为自己编造了虚构的苏格兰人身份，当被问及何以这样做时，她回答：“我需要一个实在的过去。”③其实，类似做法更常见于那些犯有前科的罪人，他们希望用虚构的身份遮掩不光彩的往事。

而耶稣之所以找到并采纳了“阿爸之子”的身份，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未来，虽然他也许不知道那个未来能持续多久。耶稣的令人赞叹之处在于，他不仅自视为天父的儿子，还主张普世众生都是天父的子女。他引导门徒向天父齐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④他谈到“迷路的羊”时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⑤由此足见耶稣“不希望看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这或许正是其身份的真正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