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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市场也急需高素质的国际通用性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人力资源管理,是在经济学与人本思想指导下,通过招聘、甄选、培训、报酬等管理形式对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保证组织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可分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提出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两个阶段。“人力资源”这一概念早在1954年就由彼德·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提出并加以明确界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不断成熟,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企业所广泛接受,并逐渐取代人事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不断发展,也不断成熟。人们更多的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如何为企业的战略服务,人力资源部门的角色如何向企业管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转变。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阶段。毫无疑问,人力资源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本文将从人力资源的概念出发,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对我国的人力资源现状做简要分析。
一、前言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是存在于人体中的一种能推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济资源,又称为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源状况如何,以及人力资源是如何得到开发和利用的,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哈比森曾经在论述人力资源时说过这么一句话:“资本以及资源都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的职能是积累生产资本、有效开发自然资源、促进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以推动国家发展进程,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源是国民创造财富的根本基础”。随着对人力资源研究的深入,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通过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得到证实。通过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预测,人力资源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占到了49%,在发展中国家占到了31%[1]。因此,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自然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等现实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但是人力资源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教育和健康投资等方式,加以积累和改善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上。
二、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1)人力资源基数较大但是素质较低。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巨大,可以说人力资源总量非常丰富,因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也是我国基本的国情。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减缓,从1970年的25.83%下降到1998年的19.14%,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加。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05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3.08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21%。其中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9.34亿(男性4.75亿人,女性4.58亿人)[2]。人口的大量增长给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形成了数量多但质量差的恶果。一方面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大了资源利用的负担,造成了社会没有更多资金进行教育投资,完善提高人口素质所必需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人口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目标,又不得不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来完成目标,从而在无形中又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便就形成了一种以数量替代质量的恶果,如图1所示。
图1人口扩张的恶性循环图
(2)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资源过度稀缺。人力资源质量不高,除了体现在人口整体素质不高以外,更重要地是体现在就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如今人口劳动力总量尤为丰富的条件下却出现了某些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例如许多大城市包括北上广等地,近年来技工和熟练工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导致很多企业不能招到合适的工人。这就出现了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最终就导致失业的发生。失业的产生并非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在于劳动者本身缺乏相应的技能。特别是当今是科技时代,技术需要不断更新,而劳动者的知识却并未更新,由此就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这将成为抑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甚至会削弱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让人力资源充足的优势不能发挥出来,反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3)人才资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如今,发达国家的第一,二产业的产值以及人才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值以及专业人才资源急剧上升,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尤其是信息产业人才,生物工程产业人才所占比重相对升高。然而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人才资源结构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表现出极大的不协调。这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人才所占比重相对过高,而第二、三产业人才资源所占比重偏低,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人才资源严重不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才资源在产业结构上的分配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对我国产业结构以及人才资源的分配做出调整。
(4)人才资源地区分布不合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制定了一些地方保护政策,倾向东部沿海地区,导致人才大量涌入这些地区,最终导致人才的不合理布局。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源丰富,人口比例为全国的60%,但是却缺少人才资源。根据1995年全国对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的人才,东部所占比例为2.72%。中西部所占比例为1.89%,在西部地区的公务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占39.4%,而在全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平均为59.1%,在1978~1998这二十年间,西部地区的人才继续外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所占比重由15%下降到了11%左右[3],这就表现出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才分布的不合理。
(5)职工培训投人少。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严格,对其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而在职业培训投人方面的经费却严重不足。我国制定的职业培训指标在1996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仅仅排在第29位。在我国的国有企业当中,大部分都只是象征性的拨一点款进行教育、培训,年人均基本都在10元以下[4]。大多数亏损的企业,已经没有经费来进行岗前和中期培训。
(6)人才资源流失严重。如今,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据统计,到2000年时,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40多万,但是其中学成回国的仅有13万,还有近30万人才留在了海外。也就是说留学生的回归率在20%左右。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回归率与滞留率为2:1时是最佳状态[5],然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可见我国人才资源流失现象相当严重。
三、结论
通过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分析表明,由于我国人力资源受到质量不高的影响,造成了总体水平偏低。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基数并没有使人力资源质量总体水平提高,相反由于较低的素质使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中国仅仅算是人口资源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并非人力资源强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人才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才的缺乏与劳动力的过剩,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人口众多之所以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人力资源没有发展成为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1] 孔伟.我国人力资源现状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3(3):3032.
[2] 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现状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1):1520,26.
[3] 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1):1317.
国家统计局于15日初步核算数据,2013年一季度GDP为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比2012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低于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测。由此包括世界银行的很多研究机构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的预测, 全年的GDP预测增长数据甚至低于8%。
此外,最新公布其他经济数据没有缓解中国经济预期被下调的结果。五月份汇丰银行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2,低于四月份的50.4,甚至回落到近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生产者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负增长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悲观预期。《华尔街见闻》评论这是“中国经济的黑色5月”。
有学者指出指出,中国式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2010年3月至今,我国的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在这期间的阶段性放松只发生在2012上半年。从去年下半年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高利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也由此说明,中国经济仍旧持续受到金融抑制的冲击。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由于金融抑制的市场现状。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的发展受到抑制是由于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的干预,而滞后的金融体系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两位教授认为,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利率价格反映出中国市场的金融抑制非常严重:非正规金融市场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价格是20%-30%,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利率价格为14%-15%,金融衍生理财产品的利率价格位于5%-7%,此外,信托的利率价格为7%-10%。
就中国经济市场现状分析,财政政策是无法采取扩张政策的。此外,货币供应量M2已经突破100万亿的界限,货币若是继续大量投放是不明智的,所以货币扩张政策也无法实行。而且,过高的实际利率制约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限制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限制了居民消费,因为居民的消费与中国居民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没有显著增长的居民收入导致中国居民消费难有起色。在这样的显示情况下,我们只能期待股市的乐观的未来预期可带动经济增长。股市可带动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而若未来股市低迷,经济下滑会更加严重。
此外,解除金融抑制而努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流动性陷阱是不存在的。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在一定时期内,利率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时,人们将会预期利率将会上升而债券价格则会下降,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利率将不会再下降。发生流动性陷阱时,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而就中国经济现状而言,虽然货币发行量指标M2突破了100万亿,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规模,因为央行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进行了冻结处理,导致银行的储蓄中有20%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且还有不足于20%的资金运转于房地产市场之中。有学者直接表明,中国正处于十年以来货币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其。一方面,中国的100万亿的储蓄总额和3.5万亿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储备;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目前而言,稳定我国经济是金融有效改革的一个必要的宗旨,中国需要解除金融抑制。有学者提出要取消信贷规模。笔者认为这一政策近期内无法实现,但是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是可行的。在全部的金融体系中,占85%以上的是商业银行,占50%以上的是四大银行,金融市场严重不协调(田东山,2011)。这说明,在中国间接融资市场占绝对优势。并且,考虑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政府主导的特性决定了非正规金融在经济中无法逾越的地位。非正规金融的成本优势就是具有一定的可发展环境,且难以压制(吕奕飞,2013)。以长期的角度分析,可以预期中国中小型企业所需要的金融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共同支持。因此,政府应该鼓励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发挥其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罗纳・T・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邵伏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3]. 李朝民 《市场利率及其风险控制研究》[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4]. 陈飞翔 《非正规金融的利率研究》[D],CNKI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5]. 田东山 《经济转型期:民族贫困地区金融信贷投放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统计研究》,2011(10)
[6]. 吕奕飞 《金融抑制、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剖析》[J],《行业时代》,2013(9)
[7]. 滕泰 《普遍下调中国经济预期?》[J],《英才》,2013
关键词:东明县 经济发展 分析
全国一共有两千多个县,各县应早日做好分工合作,各县应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全国的各县均有自身的优势条件,而且这些自身优势条件,完全可以让各县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沿海地区的各县,以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了工业和服务业,这是内陆各县不易模仿方面,内陆各县的确也没有必要模仿,如果强行模仿的话,只会让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雪上加霜。一些县因为有矿产资源的优势,所以这些县就可以,以矿产资源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以矿产资源的优势为龙头,来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一些县因以矿产资源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也是其它县不能模仿的经济发展优势。
东明县今年以来,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主攻项目,夯实基础,全面提升,跨越发展”指导方针,狠抓大项目建设,采取积极有效的调度措施,重点抓好企业的经济运行工作,完善调度机制,加强服务和全局意识,指导、引导企业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
1 整合资源找优势,立足本地谋发展
应立足于县域实际,放大特色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加快培育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首先,要整合利用县域内资源优势,做好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尽管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不对称性,但在资源利用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优势。就县域个体而言,可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宏观方针政策,充分“盘点”县域内的矿产资源、工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态资源以及文化旅游资源,围绕高效益综合开发利用,进行大力度的整合,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形成从资源利用到产业发展、从城镇开发到民生改善等完整的规划体系,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新型产业基地,努力实现居民增收、财政增长、后劲增强的“三增”目标。通过不懈的努力,即使欠发达的县市也能够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为了充分整合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反战,东明县努力打造“四个集群”,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加快推进与中石油的战略合作,争取输油管道项目、码头以及储备库项目年内开工建设。加强对石化集团现有装置的技术改造,整合现有资源,确保年内综合石油加工能力达到600万吨,着力打造石油加工集群;围绕合成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三大材料,配套上下游产品,发展相关产业,重点做好乙烯利用、丙烯利用、异丁烯利用、芳烃利用四个产品链的开发,着力打造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围绕热电、氯碱、有机原料,强化“热电―氯碱―化工”一体化发展,实现氯碱化工与石油化工的优势互补,做到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发展有序,力求发挥综合效益,打造氯碱化工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巨野煤炭资源开发机遇,有效加强与兄弟县区经济合作,依靠石化集团、玉皇化工等企业的技术资金优势,通过加大投入,深挖潜力,利用已经成熟的煤气化技术,加快发展甲醇、二甲醚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形成煤炭―气化―甲醇―二甲醚―低碳混合醇―低碳烯烃―下游精细化工产品的产业链,着力打造煤化工产业集群。
其次,要深化合作,聚集项目,依靠项目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特别是大项目建设。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破过去单纯围绕本地需求谋发展的局限,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分工协作;要始终坚持以特色资源聚集项目、以良好环境吸引项目,全方位接轨域外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招大引强,形成资金、技术、企业和人才向县域流动的凹地效应。要着力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园区工业、现代农业、旅游产业,进一步膨胀县域主导产业规模,培育知名品牌,拉长产业链条,加速产业集聚,增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具有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的企业,采取一厂一策,以个案式扶持、个性化服务,促进其尽快脱颖而出。按照规模大、优势强、前景好、后劲足的原则,筛选石化集团、玉皇化工、洪业化工、方明化工、明胜纺织、金利达碳素、五得利面粉、勇越纸业、恒大化工、大树公司等18家企业作为骨干企业,进行重点培植,力争年内18家骨干企业销售收入达183亿元,实现利税13.5亿元,其中石化集团销售收入突破120亿元,实现利税10亿元;玉皇化工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1亿元;洪业集团销售收入15亿元,利税1.6亿元。
最后,要坚持全民创业,兴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潮。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最大特色。在县域经济实力普遍较弱、政府投资相对乏力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激发各类民间主体创新创业的热情,让民营经济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战场,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坚持县乡村齐头并进、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开,为民营经济彻底松绑、放行,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到民营经济行列中来。同时,要从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入手,在建设完善金融担保、技术服务、创业培训三个体系上下工夫,使更多的民营企业膨胀崛起,形成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企业航母”优势。针对当前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制定合理的扶持计划,引导民营经济变挑战为机遇,积极调整经营战略,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勇于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不断增强在复杂考验中生存发展的综合实力。
2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地方经济要发展,就需要钱来支持,现在采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吸引投资,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投资都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所以现阶段各地政府都把招商引资当作地方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实对于资本来说,是否在一个地方投资,还需要看当地的投资环境,一是看当地基础设施是否到位,想来是没有人会把钱投在一个交通不便,水电不通的地方的,其实看当地是否安定,是否会有对企业不利的情况出现,三是看当地劳动者素质情况,只否有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现阶段地方政府对于基础设施与投资软环境都做得很好。为了引进企业地方政府不惜花血本架桥修路,一般当地投资的企业甚至有当地主要领导的电话,很多企业家能够在当地享受超国民的待遇,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因素就开始突显出来了。
关键词:火电企业;经济运行;运行现状;
中图分类号:C29 文献标识码:A
一、火电企业经济运行现存问题
1、不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电价调节电力经济运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人为的调整电力供需,电力价格信号被不正当的扭曲。
2、电力企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和管理科学等,但是,目前的省级电网经营企业仍有政企不分, 即政府和企业之间职责不清,进而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现象。
3、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
市场机制在我国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表现在不是由市场而是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电力资源配置权力,导致了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间接出现了超额供给、需求和供需约束问题等。
4、与国家政策相互影响
在国家多个部门的相关通知中,提出了关于调整发电调度规则和实施环保、节能经济调度,安排高效、可再生机组发电,限制违反国家政策的相关要求。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规则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相关电力经济调度和企业等相关方发利益冲突的可能。
5、供电紧张,供需矛盾出现
当前,电力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时代化,供电紧张,耗用电量大以成为时代的标签,供需矛盾出现这种局面能否改变?应当怎样改变?如何合理的调度?一些地区特别是华中和四川等地一度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超负荷高峰期的出现,引起了供电的紧张,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限电的情况。
6、电价上涨幅度较大,供电压力较大
新建电力项目资金压力较大,导致一些地区调整电价,缓解用电矛盾,电价机制不健全,合理地调节电价是市场运作的重要手段。
7、电力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不够完善
缺少相关准则规章制度相关市场监管不够健全,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相关法律法规,如合理的价格管理办法相关运行的政策市场行为规则监管法律法规竞争规则等条文,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火电企业提高经济运行的途径和方法
1、加强投资控制和融资管理,为经营期提高经济效益奠定基础。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提高经济效益,往往首先想到企业生产运营期的管理,其实对于初期投资相对较大、对外融资额高且投资回收期较长的火电企业来说,在建设期,加强投资控制和融资管理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1)加强投资控制,降低工程成本,为经营期减少折旧费用奠定基础。在工程设计、工程土建、安装等施工队伍遴选和设备选型、采购过程中,多做市场调查,采取公开、公平、公正方式招议标;加强建筑安装过程监理监督、跟踪审计和控制;加强施工及安装质量控制;加强工程决算审查,降低工程建设和设备成本,从而节约投资,降低资本化支出,以期减少经营期计提折旧费用。2)加强融资筹划,缩减贷款额度,以减少利息支出。3)积极与贷款银团沟通、谈判,在争取取得利率优惠的同时,采取“实贷实付”方式,降低企业资金积存,大大减少资本化利息费用。4)提前做好现金流量预测,根据工程完工进度、项目质保金一年后支付、燃料等变动成本占比较低、项目整体投资节约等情况,在贷款合同到期前,进行全面现金流量预测,在确保工程建设和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及时向贷款银团提出缩减贷款额度的申请,通过协商、谈判获得批准。
2、建议政府机构能够充分的发挥其财政和价格措施
解决电价形成机制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发挥电价的资源配置引导作用。 明确规定出电费的价格成本,因市场因素界定的电力价格。例如:需求量、竞争状况或者季节性和电力产品自身的需求方面的弹性变化等等。
3、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提高企业经济运行的途径与方法
1)提高上网电量,增加收入。由于新疆地区煤价较低,火电企业燃料等主要消耗占全部成本的比重在40%-50%,而内地企业多在70%以上,所以,靠提高发电量,降低厂用电率而增加上网电量,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之一,特别是超过盈亏平衡点后,上网电量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就更加突出。为此,企业一是要提前抓好危险源、危险点的管理,做好危险点分析和控制,完善各种技术和反事故措施,提高运行人员分析和处理异常状况的能力,防止误操作事故的发生,力争实现机组零非停、长周期和经济环保的稳定运行,确保在有负荷的情况下,机组能够稳发、多发,不因设备问题影响发电量。二是要根据各机组运行状况及带电负荷的多少,在保证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减少机组辅机运行台数;延长变频设备运行时间,减少设备启停操作;精心调整,确保各项参数优化运行;通过对锅炉上煤情况的调度及负荷情况及时调量,合理控制锅炉氧量,有效降低锅炉辅机单耗,以降低厂自用电量。2)控制标煤耗,降低燃料成本。以某火电企业为例,按机组年有效利用5000小时计算,每降低1克煤耗,年可减少煤炭消耗2000吨,节约成本50万元。为此,企业要加强机组真空、灰渣飞灰含碳量、辅机耗电率、锅炉补水等小指标的日常统计分析比较工作,优化控制生产流程,一方面提高锅炉效率,另一方面降低汽轮机热耗,从而达到降低供电标煤耗的目标。3)重视节能减排,降低排污费支出。企业要高度重视机组的节水、节油、节电,降低水和燃油消耗,以降低水费和燃油费用;要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加强技术升级改造,特别是要注重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的投用,以减少污染排放,降低排污费支出,同时每千瓦时电量还可增加0.15元脱硫电价、0.1元脱硝电价、0.02元除尘电价的补贴。这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为社会效益的提高做出了贡献。4)加强材料管理,降低材料、配件成本。①加强采购环节控制,建立和完善合格供应商制度,增加比价厂家数量,降低采购成本。②实行定额管理,加快存货周转,压缩库存,减少资金占用。③严格材料、配件的领用控制,建立和完善以旧换新、废旧回收和修旧利废制度,减少浪费,降低消耗。④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全过程的有效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5)重视日常管理,减少修理费用。实行设备包保,加强设备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发现问题和缺陷及时消除,避免以小酿大,减少设备的维修费用。6)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凝聚人心,能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焕发职工奉献企业的热情,从而提高全员效率,提高效益。
结语
通过以上对火电企业经济运行现存的问题及提出的相应解决措施,可以看出在我国的电力经济运行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存在的关于电价形成机制不合理以及电力企业整体上的制度不健全和电力市场规章制度的不完全等方面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和电力企业两者之间努力的沟通,政府制定相应的措施,电网经营企业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参考文献:
[1]刘喜梅,罗国亮.电力市场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辨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为四种类型: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三是现代化的赶超者;四是始终未能进入现代化、处于停滞甚至落后状态的国家。我们发现有几个大国是属于现代化赶超类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工业化,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迅速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其次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动工业化,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实现经济起飞,迅速追赶美国;再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在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四是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显现出现代化追赶效应或追赶模式的明显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AngusMadison,1998)最近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1820-1995年期间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关键词:低山丘陵区;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四川省低山丘陵地区广布,属于我国的第3级阶梯,海拔多在500m以下,丘陵山地所占比例约为42%,垂直地带显著,该地区人口相对集中,耕地面积相较平原地区更加稀少,但目前很多低山丘陵地区质量较好的土地资源存在不合理利用和大面积浪费等问题。在我国农业体制逐步健全的同时,现代农业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质量层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不过,仅仅在工具上下工夫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四川低山丘陵区的农业面貌。如何通过对土地资源进行生态、自然和经济的评价来合理的规划土地,合理平衡各用地类型之间的使用机会及成本,形成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土地配置模式,扩大耕地面积与土地集约利用相结合,在促进各产业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统筹安排用地比例,进行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四川省低山丘陵区农业经济结构现状分析
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基本上解决了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问题,农业产量逐年稳步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农业发展幅度,仍然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较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具体分析为以下几点:
1.1 人口集中,耕地面积少
四川省低山丘陵区人口相对集中,耕地面积相较平原地区更加稀少,这一方面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偏小,扩大化空间有限,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方式始终制约着生产效率,无形中提高了农业产业的成本。相关资料表明,该地区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家庭,每年的耕作劳动收入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这直接影响农业链条可持续发展[1]。
1.2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近年,农业基础设施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改善,但在抗击自然灾害和保障农业生产上,还是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由于工业和道路施工等影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存在不配套现象;部分设施年久失修,导致农业抗旱防涝防旱减弱;山区的水利、道路等设施条件更差。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存在较大矛盾。由于水利等基础设施差,配套设施不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加上部分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耕作还是以手工为主的落后状况,严重影响产量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的发展[2]。
1.3 地形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
大型农业机械具有作业效率高,节省时间、劳力的优点。某些低山丘陵区的地形较复杂,不适合相关机械的利用。
1.4 农村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推广应用,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素养,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农业劳动力呈现劳动强度不足、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低、综合素质不高的特征。
2 四川低山丘陵区农业现状调整建议
2.1 现代农业发展要与工业化进程及生态资源保护相协调,强化农业基础意识
山区要从根本上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加快工业化进程固然是关键,但是农业稳定发展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前提。农业是基础,应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工业发展不能过多挤占农业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工业发展环境脆弱的地区则应该把现代农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以赴抓好。
2.2 用现代工业化发展理念指导农业
要树立用现代工业推动农业发展的理念,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重要目标,借鉴新型工业化理念指导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2、3产业结合起来。
2.3 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加大农用地水利设施配套程度,完善基础水利保障体系。根据各用地具体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2.4 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
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限制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保证消费者食用的卫生、安全、健康,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引进种养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主要农产品优种化率,走绿色农业产业化、精细化、品牌化发展之路是推进农产品产业腾飞发展、滚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良好机制,扩大农业科技产业化园区建设,提升特色农业基地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5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农业科技水平和从业技能普遍较低,竞争意识、自我提高意识、团队精神等较薄弱,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的吸收消化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应整合现有涉农部门和农村各类教育资源,改革和创新农村教育体制,充分利用农校、农广校以及广播、电视、远程教学、专家下乡、田间演示等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的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农业现代化培养更多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参考文献
[1] 邓红梅.加快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若干思考[J].四川农业科技.2012.
关键词: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107-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满足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正面临巨大挑战,能源的紧张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新的发展时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现状及规律特征,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现状
1.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基本呈线性模式增长(见表1)。2002年以前,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从2003年开始,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增长均超过15%,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这表明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在发生变化,工业化初期及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能源消费的强度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在提高,即能源贡献度在提高。
2.经济增长带动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变化
每一个国家的人均能耗水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最终都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而人均能耗的稳定值主要与该国所采用的能源消费模式有关。目前,各国的能源消费模式可分为高度耗能型、一般耗能型和节能型三种。从较长时间来看,世界人均能源消费在经历快速增长期(1950―1973年)后,逐渐趋于缓慢增长。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从1990年的915千克标准煤/人,增长到2006年的1 733千克标准煤/人,年均增长51.125千克标准煤/人,能源消费模式属于高度耗能型,因此在一定阶段内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将呈上升趋势,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
3.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煤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天然气比重逐渐上升。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基本相符(见表2),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逐渐下降,石油比重比较平稳,天然气与水、核、风电比重逐渐上升。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大国,一次能源构成中,煤炭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所占比重基本在70%左右。
4.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
能源消费强度是指单位GDP所投入的能源量。能源消费强度变化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阶段初期和中期能源消费一般呈缓慢上升趋势,当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能源消费强度开始下降。尽管从1990年至今,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在下降(见表1),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高耗能工业占比例较高,以及中国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导致的。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将在一定时期以后呈下降趋势。
5.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弹性的变化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值,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能源弹性系数出现起伏,但总的趋势是逐渐下降。目前世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总体上在0.5以下的水平上,相比之下,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高,2003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19,自2004年后逐渐有所下降,但与世界水平仍然相差较大,这表明中国仍处于工业发展中期。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协调发展的对策
1.确定合理的能源发展战略
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2―2020)》(草案)指出:“必须坚持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经济、清洁、可靠、安全的能源保障,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应在各个方面加强对新型能源产业的投入(尤其是资金投入),同时鼓励传统的能源产业自觉利用新技术进行产业改造。
2.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平均能耗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尽管经济普查之后,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有较大上升,但还是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且中国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40%左右,能源消耗几乎占到70%,明显偏高,主要是因为工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较大。因此,若要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就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限制资源耗大、污染严重产业的发展,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低能耗的信息产业,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3.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经济规模与能源消费的增长
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是由技术进步带动经济规模扩张而带来的能源消费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引起的能源效率提高而带来的能源消费密度的降低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基数都比较大,而同期内能源消费密度的降低相对不可能太大,因此,技术进步在降低能源消费密度的同时,会带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加。尽管如此,解决能源问题仍必须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对能源总量的要求增加,但依靠技术进步可以降低能源消费密度,节约能源,且可以发现更多的能源,发明更多的新能源,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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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建明,崔荣国.中国能源和资源效率低下的原因浅析[J].国土资源情报,2008,(4):30-33.
Analysis on the Present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CHANG Zhong-fu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mpany of Tongchuan Mining Bureau, Tongchuan 727000,China)
【关键词】重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状
一、引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疆域、13亿人口的发展大国,区域经济不平衡,构成了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特征。
在学术领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有大量的文献对其内涵、机制以及评价体系做出了分析和探讨。虽然很多文献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研究。相对缺乏了对于地区内部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研究。
自2007年重庆市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一直在西部担当者现先试先行的角色,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多年居西部前列,但是由于重庆市农村、大库区等特点构成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明显。2006年末“一圈两翼”发展战略、“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
综上,本文试图通过阅读和梳理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的界定,定义出本文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评价体系,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为促进重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意见。
二、评价方法
本文按照如下步骤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1.梳理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找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外在特征,2.选取合适且易获得指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描述刻画。3.建立模型并进行评判。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外在特征
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二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三是区域经济整体水平的快速提高。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选取合适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以上三个特征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准确性,所选指标必须准确的反应重庆区域经济发展对应特征的信息,保证实证的合理性。二是简单易的,所选指标应该简单明了,保证操作的可行性。
1.选取全域Moran I系数作为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标。理由如下:Moran系数是反映空间或邻近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能很好的检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特征。
本文以人均GDP作为变量x,通过计算相应的全局MoranI指数衡量不同区域之间人均GDP的空间关联程度,以综合反映区域之间一体化程度。
2.选取基尼系数(G)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的指标。理由如下:相对于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的外在特征而言,基尼系数是一个逆向指标,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性要求。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6——2012),期间包括了重庆市提出“一圈两翼”概念以及“十一五”的整个时间段,年鉴中明确统计了“一圈”“两翼”的数据,方便计算。
(二)分指标讨论
根据公式(1)(2)(3)分别算出重庆市2006——2012年“一圈两翼”之间的Moran系数、基尼系数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Moran系数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状态,这表明自2006年以来重庆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的提升,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一直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基尼系数稳中有所降低,在整体降低的事态中2008至2009年有所回升,但并不影响重庆市区域经济间差距在逐步缩小的趋势。整体经济增速较快,均位于西部先列,其中“两翼”的发展速度要快过整体发展速度,这也同时说明了区域差距在不断缩小。整体增速近年有所下降,这也国家的“稳增长”政策的体现。
(三)综合评价
根据表3给出数据,为了避免由于数据量级不同而带来的分析差别,将数据标准化得到的新数据y=x/max x;算出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C的值,并针对表2划分出相应等级,如表4。
从“十一五”初期到末期,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从0814增加到了2011年的0.971,2012年有所下滑。这说明,自重庆市成为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在统筹城乡、缩小差距、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圈两翼”战略实施以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与实践,总结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个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缩小、经济增长速度,并分别运用Moran I系数、基尼系数、GDP增速对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明确了“十一五”期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的协调程度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姜文仙.广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评价[J].发展研究,2013,05:41-46
[2]彭荣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D].河南大学,2007
[3]姜文仙,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进展与方向[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0:90-95
关键词:流行音乐;市场经济;现状
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黑人的Blues音乐为基础,最初以商业为目的,发展至今有着众多风格及多方面融合的调性音乐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音乐渐渐进入的人们的生活中。1986 年是一个被乐迷们铭记的年份。在那年的北京举办的纪念国际和平百年演唱会上,百名歌手齐唱《让世界充满爱》,而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更是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于是 1986 年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的元年。从 1986 年到今天,流行音乐已经发展了20 余年。但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却不容乐观。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具体到流行音乐上,就是炒作和过度的商业化。许多歌曲只考虑到了如何吸引人们的注意,如何获得金钱上的收益,却忽略了音乐的本身。虽然这样的制造出来的流行音乐可能会非常“流行”,但是这样的音乐缺乏认真的态度没有丝毫的诚意。随随便便写一个曲子或是干脆用国外音乐的曲子,加上三三七的直白的歌词,然后不停加重低音的编曲,就构成了一首歌曲。这样的音乐是没有灵魂的,他没有作者的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连自己都无法感动的东西怎么可能感动别人。
今年是流行音乐比较萧条的一年,或者说近几年来音乐行业都在走一个下坡路,已经到了一个低谷,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如今,中国流行音乐渐渐走入了市场经济中,只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会有激烈的竞争,有了竞争必然就会出现强者,也就会出现流芳百世的精品佳作。但是,看看中国流行音乐现状,确实让人忧虑重重。
作品的质量不高是流行乐坛的最大隐患。现阶段,中国流行音乐很难出现一首精品歌曲。而且多数人没有主动听歌,听了之后对歌曲没有深刻印象,还有很多人在听老歌。对老旧歌曲的试听将有上升趋势,而且会增加对国外流行音乐的摄取。对于市场经济下的歌曲创作,所有音乐制作人还在尝试着。
功利主义作怪,纯正的音乐精神随之日见衰弱了;整体的文化素质未见提高,相反地注入了越来越多的虚伪和虚荣;舞台上矫情泛滥,笑话百出;为祈求一种肤浅的追星效应,过多地采用了非音乐甚至不可告人的竞争手段。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平衡发展是一种完美状态。而实际情况是,总要有一个先发展从而带动后发展的另一个,这是我们无法抗拒的现实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国家调控,尽量使各产业间得到平衡发展。
其次,流行音乐的传播者——传媒行业对音乐事业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确切来说流行音乐已经完全成为传媒行业的附属品。
(1)网络的兴起与繁荣对传统唱片业的冲击是毁灭性的。科技的发展必然会造成音乐传播形式的改变,网络试听与各种音乐欣赏终端的普及,使得欣赏音乐成为一件方便且免费的事,也使音乐公司无法再从传统唱片销售上回收高额的制作成本,由此意味着他们要通过其他渠道去赚钱,包括广告代言、商业演出等市场行为。而广告和商演看重的是艺人的影响力,而不是音乐本身的好听或难听。此时音乐变成了通往媒体之路的敲门砖,本身的好与坏不再重要。只要你是歌手,只需通过各种新闻事件与节目增加你的曝光度,迎合人们获取信息的满足感,便可获得更高的点击率,同时获得更多的广告代言与商业演出机会。当音乐成了次要的出发点,当行业内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起初的情况可能还不算太糟糕,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恶性循环,音乐产品的可听性已经大大降低。
(2)选秀活动的举办,对流行音乐造成了重大影响。它们既很好地宣传和普及了流行音乐,又给了流行音乐重重一击。首先,娱乐和音乐既是关联性很强的两个行业,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娱乐行业是近年来随着人们不断开放的生活观念发展起来的,它以提供各种娱乐性、趣味性、商业性节目为手段,以收视率为追求,以营利为目的;而音乐行业经过了多年发展,虽然也已经具有很强的商业和炒作特点,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以音乐产品本身的质量为标准。如果传播形式大于本质内容,那么对内容本身的再发展,一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如今活跃在国内的歌手有一半以上出自选秀节目,一个非专业的普通人通过一个高收视率节目,瞬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不停蹄地出唱片,还要拍影视剧,多弄几场演出,多接几个广告,能多赚就多赚,在关注度下降之前狠捞一把,对媒体和歌手本身都是件大好事。匆忙的商业行为,导致音乐和影视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多,但品质却大大下降。所以你听到这么多不动心、记不住、无病的歌;所以你看到这么多闲来无聊、胡编滥造的影视剧。为什么?为了赚钱,缺乏自律,缺乏监管。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市场,想真正站住脚,高品质、高水准的音乐内容是基础。今天的流行音乐发展状况虽然不太好,但笔者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总会慢慢好起来。(作者单位:保定学院音乐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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