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1 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 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总峰值将不会达到15亿人，而只会达到13.75亿人左右，而且这一峰值也将提前于2021年到来。青壮年的人口比重严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递升。长久下去，我国将难以实现人口发展平衡。
4.2 “单独二孩”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折中，既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也没有完全的放开二胎政策。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定义总和生育率TFR⑴为2，式（3）中其余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最后得到图2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直坚持“单独二孩”政策，2045年将会出现人口峰值，40年后总人口数大约维持在15.2亿人。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壮年人口比重将出现递减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仍然不能改善。
4.3 “全面二胎”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2015年我国颁布“全面二胎”政策，该政策将于2016年起实施，因此将式（6）中的政策变量FP（t）赋值为1.1，其他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对未来40年人口结构和总数进行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全面二胎”政策颁布后，虽然总人口数没有骤增，但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总体将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最终大约在14亿人口左右波动。此时，青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16%，老年人的比重大约为20%。目前，我国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养育、关心工作，老年人的寿命逐渐变长，因此老年人所占比重相比于青少年儿童略高是可以理解的。此时，我国整体人口结构层次达到一个较为理想、健康的状态。
第2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我们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微观家庭、宏观的人口架构发生了变化。”10月31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主题沙龙”上，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感叹道。
1980年1月，为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中央下发文件，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一胎，力争1980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自此，人口总数已达10亿的中国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虽然只生一胎的人口政策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看来，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们总说要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关于小康问题的讨论，却从来没有涉及过人口问题。”顾宝昌对《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如果没有了人口作为基础，所有关于小康社会的讨论基本上都是空谈。”
“现在人口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总人口的失控，而是老龄化问题严重。”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教授郭志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般观点认为，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我们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的数据发现，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接近9%。”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去年十报告中则删去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措施，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此郭志刚表示，当时很多人口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仍然没有在生育政策上采取任何动作。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正在酝酿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单独家庭（即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随即表明，目前对于计生政策的调整没有最新变化。
今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原来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和组建后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完善生育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做好完善生育政策的相关工作。”
“我们在2004年、2009年曾两次向中央建议要及时调整生育政策，从来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顾宝昌坦言，“每次都是听说要调整了，后来就又没了信。”
“生育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要像关注养老金和医改那样去关注这项政策。”李建新说。
对话
低生育率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
郭志刚：计划生育的目的是希望人口发展能够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减少矛盾。而现行生育政策的核心是独生子女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在当初人口增长快、经济情况不好的背景下，确实起到了调整人口的作用。但是生育政策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发展做出调整。
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总人口失控，而是老龄化严重。虽然我们国家的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我国0～1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33.6%变成了现在的16.6%，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却从30年前的4.9%升至8.9%。
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调查均反映出中国的生育率处于1.3～1.5之间非常低的水平。六普统计出来的全国生育率只有1.18。以前我们老是担心生育率会反弹，事实证明，反弹没出现，老龄化却提前到来了。
虽然目前从数据上看，中国劳动年龄比例在不断上升，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直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今天这些作为主要劳动力的50后、60后、70后和80后在40年内从劳动年龄进入老龄，中国将会面临多么严峻的社会问题。
王广州：一般来说，不同年龄阶段的生育水平不同，而即便是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不同时期的生育水平也不尽相同。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我们国家生育率（编者注：本文所提生育率皆为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的大趋势是下降的。不同年代的人由于观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生育率下降。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相对容易多生，农村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妇女生育率总是最高的。然而六普调查到的数字是：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妇女生育率也只有1.64。
去年10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指出，如果全国同时放开二胎，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我们对此做过研究，我认为生育率将超过4.4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们国家目前每年新出生人口1500万左右，而如果生育率超过4.4则意味着新出生人口将突破470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新增数。
顾宝昌：我们正面临着新的人口挑战：我们的生育率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今天生的孩子少，6年以后小学生人数就少，12年之后中学生人数就少，18年以后考大学的人少，2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就少。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低增长率时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低生育率时期。谁都没有见过低生育率、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或不会导致人口失控
王广州：放开单独家庭甚至彻底放开二胎到底会给我们国家人口增长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通过现实数据用计算机仿真做出的预测结果显示：全国目前放开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没有多大的风险，分步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也具有可行性。
从出生人口数量变化来看，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出生人口规模估计值的均值将从2010年的1500万人下降到2050年的900万人。如果我们在2015年允许单独家庭生二胎，那么2016年出生人口规模估计值的均值将达到1600万人左右，超过1800万的可能性很小，比不放开多100万人左右，多出300万的可能性很小。
从总人口数量变化来看，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我国总人口数将在2023——2025年左右达到高峰，估值为13.92亿人，高峰过后，总人口的下降速度非常快，预计2050年全国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将下降到12.6亿人左右，比六普调查数据减少8000万人。
如果我们在2015年允许单独家庭生二胎，那么人口总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估值为14.01亿人，此后总人口数量还是会下降，估计2050年全国总人口将下降到13.02亿人左右。
我认为，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对人口总量的影响非常有限，一是因为目前单独家庭中处在育龄期中的人的数量比较少；二是因为这些人里面已经有一些人生了二胎；三是这些单独家庭里面包括双独，他们按目前的生育政策本来就可以再生一胎。所以说放开单独家庭的生育限制不会给出生人口数量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研究结果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如果大家真的扎堆生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但我认为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具有可行性，比如按照地区、年龄逐步放开等方法可以分散可能出现的集中生育。
郭志刚：如果你认为生育率低完全是由现行生育政策所导致的，那么你对未来的判断就是，一旦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大家马上就会生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而实际上，如果你把买房子、租房子、孩子吃穿用、学费等等所有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计算在内，你就会发现，高昂的费用让养一个孩子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这次六普统计发现，全国有50%的人口都在城镇里，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小生产农民，他们在城里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钱。而且更具体的是，在20～30岁这个区间，有60%的妇女都是在城里生孩子、养孩子。
第3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生育政策是通过干预出生人口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各种社会现象表征我国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革。学者们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做变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调整放宽。政策变动容易，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政策变动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试图通过理论架构来推演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由此来审定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究竟是“优”还是“劣”。
一、教育影响与生育政策
假设：低出生率不一定对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而提高人口质量更为重要。在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由于我国多年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从而节省了巨额的人口教育投资，使得我国的教育资源匹配得以优化，就业状况改善、贫困人口大为减少，而且使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由此看出，人口政策与教育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处于1.5的低水平。而从维持世代更替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时，人口才不会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考虑到“人口红利“会向“人口负债”的转变，未来我国人口政策也会由“单独二胎”向“全面放开”转变。但是，单从人口政策这一趋势来看，增加人口数量会给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生育率的降低会促成人口再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使教育投资更加合理化。但是，我国目前生育率为1.5左右，即使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开放的情况下，据估算生育率也只会上升0.06，不会造成人口数量激增，教育负担过重的局面，在未来单独二胎政策施行下，我国还会继续在低的生育率上滑行，具体分析来说，较低的生育率会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教育投入的合理配置、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有利发挥普通高校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等。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政策趋势应该由“单独二胎”政策向“全面放开”转变。
二、国际竞争力与生育政策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会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但是不同的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用的年限却存在很大差别。对这一进程的研究，关系着本国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关系着本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人口竞争力的大小，展现国际市场上未来潜在的竞争力。
就和国外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可能辐射在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口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人口竞争力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其规模、质量、结构与动量而显现或蕴藏的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我国而言，在人口规模竞争力和人口结构竞争力上，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使得我国在人口竞争力上全无优势，对比其他同样人口类型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在近年来借由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发展优势将消失殆尽，进而影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和发展战略。
其次是大国责任的可能缺位。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增强，导致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姿态背后一定要有国家实力对其进行有效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从孩子的成本-效益模型以及人口转变理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虽然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没有问题，但是深刻的社会属性导致人类社会已经不单单是自然社会的进化演变那么简单，生育还是需要计划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定伴随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目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生育政策的变革，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怎样把握放开的度还需要各方学者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曹延亭译，孙长顺校.教育的经济价值[M].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梁中堂.人口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第4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人口结构；生育政策；战略；调整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119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优化密切相关，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实的、潜在的动力。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限制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但限制生育政策的社会经济风险也在不断地累积，并影响我国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育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只有现在进行时,没有过去完成时。
1 中国人口结构现状及传导效应
随着我国控制人口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出现了以下变化：总和生育率（TFR）处于较低水平，已经处于1.3的低生育状态；人口增长率与出生率呈同比下降态势；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平均年龄不断上升,老龄化趋势加速；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男女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城乡老龄化同比上升，乡村老龄化率总体高于城市,人口红利消失等。
调查发现：全面二胎政策生效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较低，为43%。生育意愿受到房价、教育、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购房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约为33%，家庭住房还贷压力特别巨大；教育费用占22%，医疗费用占17%。对绝大部分年轻家庭而言，房价、教育、医疗等支出过高直接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不容置疑，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收入越高，生育二胎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越低。“养不起”是生育二孩意愿较低的根本原因。
这些问题具有“蝴蝶效应”。生育率低导致了人口增长率下降，低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了人口平均年龄上升，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导致了年轻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攀升，进而加重了年轻人的社会负担。同时，计划生育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独生子女家庭多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可见，进行人口结构优化已是我国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想解决我国人口结构的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是要适度提高生育率。
2 提高我国生育率的思路
2.1 不断完善与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措施
从世界各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只有少数的国家是成功的。生育率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完善与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具体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口政策功能的重要措施。林毅夫、张军 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是一个慢变量”，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根据整个经济社发展状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积极准备相应的可供选择的政策的配套措施。
为提高二胎的生育率和适应育龄妇女生育二胎意愿的高龄化趋势，让人们真正“敢生”。因此，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取消晚婚、晚育政策的限制，将结婚年龄进行调整；二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扩大参加生育保险待遇的范围；三是，要改革现行的生育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生育奖励、保障制度，对履行国家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奖励；四是，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幼托一体化的社会服务、产假由夫妻双方共享、在产假的总额度内自由分配休假时间等政策，减轻照料子女的压力；五是，要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预防措施防止妇女因生育而造成职业晋升受阻或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不仅要消除对女性就业的隐形歧视，还要建立妇女因生育休产假造成企业利益受损的补贴机制，减轻女性就业和发展的压力；六是，要建立以家庭为对象的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七是，要适当增加产假时间（最好将原来的98天修订为180天）。
2.2 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从笔者的调查和目前的研究来看，收入、教育、房价等多种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养育成本中，无论房价支出的占比，还是教育、医疗支出的占比都与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有关。尽管扩大内需是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现实消费的增加和潜在消费预期的增强，但房地产和教育仅仅是拉动内需的个别方面。一般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与房价、教育费用高低呈反相关性。这些年来，我国出现了房地产产业畸形发展，房价普遍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和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收费过高等现象。因此，政府应对此进行调控，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善人们不愿生二孩的现象。
2.3 把握好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面二胎政策仅是我国人口政策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由于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影响着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虽然生育政策的影响力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其主导作用仍不可替代。从我国“双独”“单独”政策和一些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全面二胎政策的预期效果也不容乐观。因此，生育政策调整是国家长远的战略规划，应把握好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一是要“小调整”与“大调整”相结合，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政策效果和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全面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不得频繁的大调整，不宜变动过快。毕竟，判断生育意愿和生育效果的周期较长，至少要五年时间才能得到较为可信的数据。因此，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头五年内，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快各项保障工作的完善，还要深入基层准确了解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及时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实际生育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就可将政策重点放到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如果实施满五年后，出现了生育率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则应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二是有关部门要积极有为，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增强政策微调的前瞻性，完善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具体来说，可以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考虑普及高中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不仅是简单的提高二胎生育率的问题，而是要把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本强国，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
三是要处理好宏观政策的统一性与微观措施的差异性的关系，因地制宜。由于影响生育的因素有很大差异，各地的配套措施应当在坚持政策和有关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但不可突破法律。
2.4 严格管理、加强引导，促进性别平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不平衡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决。首先，要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医院进行严格管理，将产检性别的保密工作由原来侧重于道德要求转变为法律要求，更好地促进出生性别的平衡，让有性别偏好的人没有可乘之机。其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最后，要找准女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根源，精准施策。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性别的平等。偏好男孩的思想观念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国家应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加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工作，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总之，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目标，应避免单一化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相互衔接和可供选择的配套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彭希哲,李S,宋靓B,等.上海市“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步评估及展望［J］.中国人口科学,2015(4).
［2］黄匡时.“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J］.人口学刊,2015(4).
［3］范洪敏.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第5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二孩思想其实与我国的孝道思想是统一的，都是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1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1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1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1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1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第6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少子化”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少子化”问题实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很多其他问题由此引发，所以带有根本性意义。这是因为从人口的生命历程出发，人口是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的，角色、力量和价值均会发生规律性变化，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长江新浪换旧浪。如果说0-14岁的少儿人口是朝阳人口、希望人口和潜力人口，那么15-59或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是活跃人口和实力人口，是可以有最大价值产出的贡献人口，而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夕阳人口和余力人口。人口更替（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规律表明，如果没有少儿人口的成长和替代，劳动年龄人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2012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减少，就是人口少子化远期效应的一个信号、一种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今后将会持续减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
传统的人口治理思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这就是通过控制生育、减少出生增量来达到控制与减少人口总量的目的。但为什么要对哪怕是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那么害怕和担忧，却找不到可以说服人的理由。所谓人均理论，其片面性和牵强性连支持者也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再继续传播和说教。强制性计划生育是集权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恢复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态，从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正转负的历史拐点。
“少子化”与“老龄化”
少子化由来已久，且将持续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
然而，仅仅将少子化看作是老龄化原因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少子化”的危机有别于“老龄化”，这两个问题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人口少子化问题完全淹没和遮蔽了，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将导向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人口治理。 如果说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龄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关乎人口的生机和活力问题，老龄化则彰显人口的负担和保障问题。不遏止少子化，老龄化将陷入无解困境。少儿人口是潜力人口、朝阳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比较而言，老年人口则是余力人口、夕阳人口和负担人口，潜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年轻人口是一国最重要的资产。
少子化日积月累的危机尚未被深刻认识。中国要深切关注“人口态势”，而不仅仅是“人口现状”。“人口态势”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历史视野，树立人口发展、人口问题的大历史观，由此获得人口少子化的忧患意识。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釜底抽薪，过了某个拐点，就是人口自杀的开始。少子化过程存在着自发性机制和干预性机制。现有体制的个性充分说明了“权力集中”的危害，强制一胎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过于强大，强大的公权力压制了弱小的私权利。
少子化带来的其他问题
少子化不仅会带来少子老龄化（底部老龄化和跷跷板效应），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2030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2个以下，城镇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不到1个。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 而且，少子化会带来其他严峻问题。
其一，年轻人口持续亏损。从“老龄化社会”（the aging society）转型到“老龄社会”（the aged society）和“高龄社会”（the super-aged society）之后，无论宏观和微观，老年人口都严重缺乏年轻人口的生产性、服务性和依靠性支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和“未富先老”一样重要的特点，就是“未备先老”，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年轻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而追悔不已。
其二，少儿人口的代际减少意味着人口三大潜力将受到严重损害。0-14岁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在成年阶段表达出来。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不是说应该什么时候放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做适中适度、合情合理的定位，最初就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再迟疑不决，只能雪上加霜，带来更多的人口风险、人口失衡、人口负债，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全面放开二胎只是一个过渡点和平衡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已经达到超低生育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有明显回升，达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此外，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痛苦家庭和困难家庭则需要国家建构起贴心关怀、真诚服务和福利保障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伦理要求。
其三，有朝一日，老龄化比重超过少子化，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关系倾斜、失衡甚至断裂。严重的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将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到16.6%。微观上，一些独生子女因为就学、就业或者婚姻离开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赡养脱离”，儿女养老有心无力，家庭养老形同虚设。宏观上，护理人员、家政人员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其四，生育的独子化带来人口的少子化，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人口惯性”，这是最可怕的。经过计划生育长达几十年的片面宣传，一代又一代生育观被严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年轻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责任大大弱化甚至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今后即使鼓励生育，响应者也将寥寥。中国早已经掉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浑然不觉，反倒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客气地说，少子化的不断深化将有导致大国衰落的危险。
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人口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血肉长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态势无异于自毁“长城”。放眼历史的长河，也许过不了多久，中国将兴起一场人口学意义的民族救亡运动。“复兴中华人口”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计划生育也终将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第7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自上海喊出了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口号。关于夫妻要不要生二胎的话题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近日,《生命时报》先后联合搜狐健康、新浪健康,以及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推出“你愿意生二胎吗”的读者调查。在针对近万的年龄层集中在25―35岁人士的调查结果显示,竟有7成以上的人表示愿意生二胎。人们对第二胎的渴望真的如此强烈吗?二胎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一 生二胎,你想吗?
迎接篇
甜蜜版
家有儿女,让孩子的明天不再孤单
尚静 33岁个体老板
刚结婚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婚后一年,孩子的降临更让我和老公的生活捉襟见肘。所幸凭着我和老公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建材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过起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
一年前,儿子上幼儿园了,而且,有专门的保姆接送,店里也用了4个小工,生意上的事有丈夫打理,我只用管好账本就行了。生活特别悠闲,再加上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具备了生二胎的条件,于是就有了想在要一个女儿的想法。给丈夫说后,他有些迟疑,因为他非常疼爱我们的儿子,一直视他为唯一的心肝宝贝,又担心万一怀的不是女孩怎么办?就在我们犹豫不决时,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我再要一个女儿的决心。
一天黄昏,我已经睡下了,却接到了老家表姐的电话。原来是久病的姑妈不幸去世了!姑父很早便离开人世了,多年来,姑妈卧病在床,身为独女的表姐只能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姑妈的责任,辛苦之情不言而喻。葬礼上,看着表姐憔悴的身影,想到姑妈离开人世后,离异无子女的表姐从此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倘若表姐能够有个弟弟或妹妹在身边也就不至于这么孤独了。将来我和老公也总有一天要早于儿子离开人世,想到儿子将来也有可能孤零零地面对这个世界,我和老公彻底坚定了生二胎的决心。
如今,我已怀胎5个月了,特别嘴馋麻辣的东西,老人说酸儿辣女,一直想要个女儿的我此刻却觉得生儿生女已经无所谓了,只希望我的两个孩子能够携手相伴地走完人生。
编者语:相比多子女的家庭,童年孤单的确是独生子女都要面对的事实,且将来要承认的赡养责任和压力也必然更大一些。如此看来,在各种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儿女双全的确是最理想的家庭结构。
痛楚版
生了二胎,输了婚姻
苏雯36岁公司文员
我和老公已经结婚7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很可爱,上学也快两年了。我觉得这样很好,负担不会很重,事业、家庭都可以照顾周到。另外我现在的事业得来不易,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不想因为生孩子而耽误。况且我觉得再生一个的话我们负担就加重了,每个月要供房供车,上学也是一件麻烦事。
可老公三代都是单传,又是农村出身,传宗接代的保守意识多少存在他得脑子里。再加上婆婆极力的灌输二胎好的思想,使得老公也整天和我说二胎的事。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为了是否生二胎的事儿争吵。
最后,拗不过老公和婆婆的坚持,我终于还是同意了生二胎。但有言在先,无论男女将来都是一样的疼爱。婆婆和老公也满口答应,但没想到怀孕5个月时,婆婆通过找熟人做B超,发现我怀的还是个女孩儿。重男轻女的婆婆居然提议我把孩子做掉,把二胎的指标留着将来生男孩儿。这次,我坚决没有同意婆婆的建议,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结果,孩子还没满月,婆婆就气呼呼地回了乡下。老公虽然从头到尾都没说什么,但对我和第二个女儿也都明显冷漠许多,而我也开始怀疑老公是否真的爱我,这样的婚姻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如今,我和老公的关系十分冷淡,本想用二胎博得一个美满的婚姻,结果却让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如履薄冰的困境,难道都是二胎惹的祸?
编者语:即便文明发展到今天,仍旧有许多重男轻女的家庭存在,对她们而言,生二胎的不是为了体会多一次为人父母的幸福感,而仅仅是为了所谓的香火延承。孩子尚未出世就被期许了性别和使命,甚至成为父母婚姻的赌注,这对孩子是一种极大地不公。
游离篇
想生二胎,却怕两个孩子都受到委屈
王玉芳28岁幼师
我从小就很喜欢孩子,一直幻想着将来有了自己家庭后,儿女绕膝的热闹生活。所以,刚结婚,我和老公就迫不及待地要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当时我们都工作不久,经济基础很差,孩子的降临一度让我们的生活捉襟见肘。
孩子3岁后,我们终于贷款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两居室。我和老公约定,等将来经济条件好了,我们就再生一个孩子。就在我们还在为还贷和养育孩子奔波时,我却意外怀孕了。我和老公就此陷入了矛盾中,我们都十分想留下这个孩子,可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生,就意味着我们要将本就不高的生活水平再次下调,大人还无所谓,但就是太委屈孩子了。不生,但那可是我们一直期待着的一个小生命啊!怎么能忍心将她扼杀在我的子宫里呢!
我和老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孩子的去留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如今孩子已经3个月了,再不做决定,就只能把孩子生下来了。到时候,他会不会在心里抱怨父母把他带进一个如此贫寒的家庭呢?再看看我的第一个宝贝,已经比同龄的小朋友少拥有了许多物质上的东西。如果仅仅为了圆我们儿女双全的梦想,而让他童年陷入更加贫瘠的物质生活,这样的父母是不是太自私了。
编者语:在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孩子早已不是养大了就算完事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满足孩子幸福的唯一标准,但在基本的经济保障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贫瘠的生活的确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拒绝篇
放弃合法二胎,多生几个不如精心培养一个
李惠欣40岁公司经理
24岁那年,我生下女儿玲玲。因为我和老公都是农村户口,按相关政策,还可以生育第二胎,再加上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错。老公的父母强烈要求我们再生一个给第一个孩子做伴。然而,还没等我有什么反应,见多识广的老公却坚持不再生育了。甚至公婆以“你要不给我生一个孙子,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来要挟,都没能撼动他的决心。
老公说:“与其多生几个,不如精心培养一个”。多年来,我们也的确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培养女儿方面。只有这一个孩子,让我们更加珍视亲子关系的重要。当别的双生家庭的孩子,父母都因为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忙于事业时。相比那些平日只能和姐姐弟弟做伴的孩子,我们的女儿,因为多了爸爸妈妈的陪伴,而有着更加快乐的童年和健康的心态。良好的教育引导也让我们从她身上找不到任何独生子女所谓的自私、孤僻的通病。
今年,女儿已经16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仅学习成绩很好,而且非常懂事。具备绘画天赋和兴趣的她,年中还以优异的成绩被外省的一所美术学院破格录取。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羡慕不已,夸我们生了个好女儿,每当听到这样的赞赏,我和老公心里都感到无比的幸福。
编者语:优生优育的生育观念绝对值得推崇,倘若生了二胎,却因为经济压力,两个孩子都没有精力照顾,因而错过了他们的成长过程,不仅丧失了为人父母的乐趣所在,对孩子的童年也会留下不好的阴影。
二 生二胎前必须面对的8个“可能性”问题
1 身体条件
生育最首当其冲的关键因素肯定是身体,身体的好坏不仅决定二胎的质量高低而且有时候还决定着你能不能生。对于那些因为工作和家庭已经过多耗损自己的身体的女性而言,再生个二胎可能是一种挑战。
2 政策条件
虽然龙凤胎和龙凤儿女历来是中国父母根深蒂固向往的家庭组合,但目前国家对生二胎政策仍有着严格的控制和要求,决定生二胎前,先确定是否合乎国家政策,切莫因为一时任性而忽略了国家的计划生育制度,到头来可能处处受累,嗟叹连连。
3 经济条件
要把孩子从出生一直养到成人,甚至等他(她)成家立业了你还要万事操劳,这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是绝对分不开的。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你不是家底雄厚,但起码要确定自身拥有负担两个孩子基本生活的能力,否则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4 教育条件
决定生二胎前,你确定能够有足够的条件,为孩子的教育条件打下包票吗?我们身边不乏一些只顾生不顾养的父母,为了不影响事业,孩子一生下来便交由老人来管教。但往往老人们又只顾着疼惜溺爱,无法给予孩子正确的早期教育,导致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一些不好得影响。
5心理条件
自身的
面对家庭即将迎来的新成员,确定已经对将来拥有两个孩子后可能面对的更加忙乱的生活,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长辈的
在很多观念相对陈旧老人的眼里,生二胎往往是为了实现自己抱孙子的梦想。先确定老人在这方面是否具备了正确的心态,否则,一旦第二胎怀上的仍旧是女儿,长辈的压力会让自己陷入更加两难的处境不说,对孩子更加不公平。
孩子的
毕竟现在多数家庭仍是以独生子为主的,在生二胎之前别忘了关注你的第一个孩子的心理状况。即便你能够做到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但或许他不像你期许的那样想多个弟弟妹妹陪伴,而是埋怨你为什么要让另一个孩子分担本属于他的爱,而产生心理失衡。
三 生二胎,女人可能会面对的压力
1来自身心健康的压力
据科学资料表明,女人生一次孩子会导致大量的钙流失。如此看来,生育二胎必然会导致女性再次经历大量的钙流失,患缺钙疾病的可能性也大大增高!另外,一系列的孕期反映将大大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至于产后身材走样,体态臃肿,甚至有些女性还会出现产后忧郁症等一系列生理、心理疾病,这都是生育女性不可忽视的风险。
2来自经济上的压力
生个孩子很容易,可是要抚养成人一个孩子却不容易。曾经有人算过一笔帐,养育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至少要花费近100万资金!生二胎也就意味着要承担双倍的经济压力,这其中还不包括女人二次生育所要再次承受的失业风险。
3 来自时间和精力上的压力
当今社会教育子女,处理家务事……这些责任大多落在女人身上,如果再多抚养一个子女,相信女性必然会为家庭为孩子付出更多时间,即便有家人或保姆帮忙,精力和心思上的投入却不是自己以外的人可以替代的。
4 来自外形的压力
我们都知道怀孕生子这个过程女性的身材和容颜已经受到很大损伤。产后身材臃肿,盆骨增宽,松垮干瘪,面部出现很多斑纹……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条理后有可能好转,但真正能恢复少女体态的人几乎没有。而第二次生育无非是在已经不在完美的体态和容颜上再撒一把盐。
5 来自夫妻感情的压力
生育过的女人大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孩子的出现吸引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因为对老公不由自主地产生忽视,甚至希望全世界只剩下你和孩子。而怀孕生子期间夫妻的次数大大减少,也为另一半的出轨行为增加了风险,夫妻感情难免因生育二胎,第二次经受考验。
四 相关链接
2008年4月,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牟维勇说,在最近一次的人大、政协换届过程中,辽宁省共有21人因为“超生”被取消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的资格。
2008年10月,江苏省举办了新时期人口老龄化对策高层论坛。针对目前江苏省老龄人口已近120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7%,远超10%的国际标准的情况,与会专家提出:“未来适当的时候,应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
2009年7月,北京宣武区计生部门出台《宣武区违法生育有奖举报办法》,举报者可获由宣武区计生委颁发的1000元奖励。
2009年7月上海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市人口计生委表示,上海在严格执行国家和上海市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比如双方都为独生子女的夫妻,能按照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
五 网友讨论――到底该不该生二胎
支持派
湖北网友:我是一名医师,我赞同鼓励一胎、允许两胎、严禁三胎!单胎生育政策违反自然繁衍规律,而且对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发育太不好了。四川地震已经暴露出来,一旦失去孩子,对于父母是一种多么大的打击。 而且这个时候,父母亲基本上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
深圳网友:我就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孤独的长大,20岁前自私,不懂得关心别人,不会与人交流,什么事都自己顶着。离开家乡在外,父母电话里总是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不活了 。”失去我他们不能承受,我又如何承受他们的离去那一刻。
广东网友:独生子女的后果现在看不出来,等过几年一个家庭要独自赡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位老人的时候就知道后果的严重了,就算这些老人都有退休金,但人老了总是经常生个病吧!你管还是不管,如果都在一个城市还好,要是再弄个异地,累不死你才怪。如果家里两个孩子,负担就小多了。
广西网友:支持生二胎,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国家是可以给老人养老保险金,也可以提供养老院给老人养老。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人人都不生第二胎,那么将来老年人就会比年轻人多很多。可是问题是老人比年轻人多了养老院里照顾老人的服务员都远远不够,导致照顾老人不周。这就是为什么给国家造成了负担。
反对派
北京网友:很多人以为生二胎可以让第一个孩子有个伴不至于孤单,但你真的了解孩子的感受吗?中国的父母对孩子过分关爱,导致了孩子的嫉妒心理较强,不希望弟弟妹妹与自己分享父母的爱,所以生二胎会造成孩子心灵上的创伤。就像女人不希望老公找小老婆一样。所以,为了已有的孩子,我绝对不会生二胎,即便是国家帮助养着也不生。
上海网友:生那么多孩子能提高生活质量吗?如果我们都不是富裕的人就别生那么多孩子了,会越生越穷的。生之前先想想,我们拿什么去好好养活自己的孩子,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既然没有能力,就必须接受现实,绝不超生,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别让孩子成为中国人口增加的负担。
河南网友:具体到每个家庭可能一个孩子太少,但是由于中国家庭数量太大,多生一个,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越发难以承受。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正规学校入学困难不是因为歧视,主要是因为资源有限。如果城市中小学生再增加一倍,农民工子女入学更受“歧视”了。
浙江网友:不想要!因为你无法保证会不会对其中一个孩子偏心而忽略了另一个孩子的感受,那么就让我好好的爱一个孩子!
黑龙江网友:二胎?我连一胎都不想要,这年头,孩子从小就被施加各种社会压力,童年的快乐早就被剥夺了,我可不想给孩子找罪受!
专家看法
第8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人口出生率
中图分类号：F840.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11105
一、引 言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 18远低于2. 10的生育替代率，计生政策的调整再次成为的焦点。十之前，民众的“2015年放开‘生育二胎’”的呼声高涨，激烈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葛延风等[1]认为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潘洁[2]认为是百害而无一利：放开二胎，多出来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其担心人口二次膨胀，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此乃国家大忌；一方面是民众所愿，另一方面是国家大忌。十报告虽然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但也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作为人口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人口管理者，若其采用宏观调控政策，既能消除“人口二次膨胀的顾虑”，又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民众所愿”，转国家大忌为国家大计，该政策将可称为完善政策。
欠发达国家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与部分发达国家的“鼓励生，不生；奖励生，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有其决定性原因。“越穷越生”是安全的需求使其然，“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是为自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基本的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正如人口转变论
人口转变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最终必然要发生从高到低的转变，人口迟早要达到零增长以致负增长，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一种必然趋势，是对人口所发生变化的一个简单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所述人口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行运动的过程，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给国民不同方面的多重影响，但是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作为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发达国家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主体制度和欠发达国家“养儿防老”的个人保障主体制度，对生育意愿和需求有不同影响。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国内外的研究处于不同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总体较早，研究内容比较集中，较早的可追溯到人口转变论，创始人为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他最先分阶段论述人口转变，认为人口理论的中心任务是阐明和领会“人口转变”，他把生产力看做是人口转变过程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和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由此可见人口转变论可作为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的奠基石。
国外对人口发展速度的衡量更多采用出生率指标，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关系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不是很多，考虑到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生育率文献同样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在二者关系研究中，BB模型
BB模型源于Barro和Becker[3]，其模型显示父母生育孩子因为他们把孩子当作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和BJ模型
BJ模型是Boldrin和Jones[4]所提出，其研究表明父母生育子女因为子女关心年迈父母的生活质量，因此会给父母老年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BB模型显示政府所提供的养老金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小，这与大部分的实证结果不一致；而BJ模型研究表明在欧美国家养老金对生育率影响占据高达55%—65%的比例。在此前后，也有较多学者研究二者之间关系，Hohm等[5] 与Cigno等[6]都得到了一致结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从理论基础研究到理论应用研究的过程。穆怀中[7]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研究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模型，并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其研究奠定了社会保障水平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社会保障水平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方面[8]；人口出生率文献主要集中在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研究方面[9]。然而在社会保障水平或制度与人口出生率或生育率之间研究较少，当然，这与一个国家所处人口发展阶段
我国现在经历发达国家2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人口转变”后所处的阶段。有很大关系。
三、数据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指标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社会保障水平数据和人口出生率数据分别间接或直接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出生率（R），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反应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员所享受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内容略有不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内容近二十年来逐步调整，分项支出项目不尽相同，故本文选用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作为衡量指标。
社会保障支出分为社会保障总支出和社会保障分项支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统计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方法：一是从社会保障项目出发，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支出相加得到社会保障总支出数额。二是从社会保障支出承担主体出发，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和卫生部等部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分别统计，然后相加得到。考虑到内容研究的统一性、连贯性以及稳定性，本文选用第一种统计口径。社会保障总支出1989—1998年主要包括保险福利费、优抚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1999—2006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
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可得性和人口出生率的数据特点，本文选取样本研究区间为1989—2010年。
四、研究方法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用ADF检验，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4. 模型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该模型稳健性检验：
第一，根据国外文献，大多数学者研究结论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或者社会保障标准提高将对生育有负向作用，对教育和婴儿死亡率也有明显负向作用。婴儿死亡率与人口出生率一样，也是影响我国人口发展的一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对社会保障水平和婴儿死亡率采用同样过程做回归，
五、实证结论与建议
依据1989—2010年间样本数据，实证结论如下：
其一，人口出生率和社会保障水平变化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该结果和欧美学者研究结果一致；该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较高的地区，比如我国一线城市，其总体人口出生率较低；也可进一步预测，国家在总体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西部地区采取的一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举措，如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将对稳定西部地区低生育水平，实现西部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发挥促进作用。
其二，人口出生率受前期人口出生率影响较大，即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一般保持比较平稳发展态势。该特点较好地解释了人口出生“惯性”特点。
其三，如果社会保障水平保持不变，没有出现重大影响人口发展的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不会出现“人口二次膨胀”的局面。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结合我国当前人口和经济现状，笔者建议国家一方面可微调生育政策，比如“夫妇双方中即使一方为独生子女，亦可生育二胎”（现政策非特殊情况下，夫妇双方须均为独生子女，方可生育二胎），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实现对出生率的合理控制，既实现民众高涨的愿望，又缓解了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所带来的问题。同时，针对人口出生率比较低的地区或者群体，如计生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国家应提供高于平均社会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障标准，不单是因为他们为国家人口政策协调做出了牺牲和贡献，他们的低水平生育率实需建立在高水平社会保障基础之上，低水平生育率行为的进一步和谐发展，需要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来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 葛延风，喻东，张冰子. 完善社会政策需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N]. 中国经济时报，2012-07-03.
[2] 潘洁. 城市放开二胎渐行渐近？[N]. 国际金融报，2012-11-30.
[3] Barro，R. J. ，Becker， G.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1989，57 （2）： 481-501.
[4] Boldrin， M. ，Jones， L. E.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Saving in a Malthusian Economy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2，5 （4）： 775-814.
[5] Hohm，C. F. ，Galloway，F. J. ，Hanson，C. G. ，Biner，D. A. A Reappraisal of the Social Security-Fertility Hypothesis： A Bidirectional Approach[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86，23（2）： 149-168.
[6] Cigno，A. ，Casolaro，L. ，Rosati，F. C.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Saving and Fertility in Germany[J]. FinanzArchiv/Public Finance Analysis，2002，59（2）：189-211.
[7] 穆怀中. 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研究[J]. 人口研究，2003，（2）： 22-28.
第9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第一是城乡之间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般认为城市的老龄问题要比农村的老龄问题严重，实际上农村的老龄问题比城市的老龄问题要严重。二是城乡养老金相差24倍，悬殊很大。中国社科院近期的2014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201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之多。
第二是地区之间差距很大。根据设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中央统一规定，目前每人每月为55元。第二部分待遇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个人在60岁以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其他来源资金。就基础养老金来说，据某报报道，这一指标在地区之间差距正越拉越大，目前最高的是上海，为每月540元，北京、天津分别为430元和220元，吉林、河北、安徽等省只有55元，省际差距最高达10倍左右。
第三是城市内部养老服务水平很不平衡。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梯状分布。
第四是养老产业结构的构成上很不平衡。我国现在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养老服务，技术型、资本型的养老服务极少。
第五是在服务项目上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面向中高层收入群体的养老服务多，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养老服务少;一般性的养老服务多，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少。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养老和粗放式的养老。尤其是对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服务极少，2013年我国上述三类老人分别有2300万人、9700万人、3600万人。目前我国收养的失能老人只占需全部收养的17%。
第六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矛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提出到2015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增加日间照料床位和机构养老床位340余万张，实现养老床位总数翻一番。实际上，仅就床位数而言，目前距离“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还差三分之一。
第七是养老模式上，传统养老与现代养老的正常关系，被大规模的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扭曲。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养老模式、养老体系应当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来决定，但是快速的异常的老龄化把传统的关系、正常的秩序破坏了，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破坏，需要重构重建，仅仅靠机制性调整解决不了。
第八是养老服务主体分工不清。养老服务难题的破解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社会应该做什么，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分工。
第九是供求之间的矛盾。大规模的、快速度的人口老龄化，需要有巨大的投入，包括资金、配套设施、机构设置、专业服务人员、志愿者等，而我们对养老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政府投入不足、民间投资规模有限，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床位严重不足等等的现状，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的矛盾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