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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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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

第1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关健词 社会心理学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消除大学生孤独感,缓解心理压力,培养其自信心,增进社会适应能力,对于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从广义上讲是指大学生和与之有关的一切人之间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从狭义上讲是指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和周围的人之间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对象仅指与交往主体具有互动并产生了某种实际联系的人,如同学、亲友、老师等,只有互动才能满足双方的心理需要,才属于通常意义的人际关系探讨的范畴。

一、 社会心理学理论与传统心理学上人际关系研究

社会心理学是一个发展历史只有不到百年的学科,关于其研究的范围莫衷一是。如果将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加以归纳整理,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为四类:一是社会互动或曰社会交互作用;二人际关系;三社会影响;四社会化。从而决定了社会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从人际交往的主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与交往对象的互动入手的。社会心理学就其对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分析研究而言,它自然无法脱离社会科学的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绝大多数大学里,都将心理学置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不是社会科学领域。传统的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从个体本身的知、情、意、行等各方面出发来探讨此问题的。社会心理学与其相比更加关注群体和社会情境,更多的从“另一个人或另几个人施以的刺激”来看待人际关系的,或是更强调不同群体中的人际互动,是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一般情况下它反而忽略了社会背景中的个人社会心理学视人的行为为社会行为,即一切行为都是针对他人的,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社会认知作出判断,进而调整相应的后续行为以适应所处的特定情境。可见,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社会心理学更强调互动和情境的因素,而互动与情境更加适合人际交往的外在形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人际关系的改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社会心理学理论中人际关系改善的理论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际沟通和互动、人际吸引、群体动力等理论对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在人际沟通及社会学习理论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沟通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过程,是人际交往的最初形式,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基础,没有沟通则无人际关系的开始,亦无人际关系的改善。沟通能力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沟通能力的提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前提。

可以多种形式开设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技能的课程,通过大学生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必修课等传递给大学新生,改变其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结构,影响其社会态度,最终达到改善其人际关系的目的。

研究表明,社会交往个人对人际关系的认知、期望以及人的移情能力等,对于人际关系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传统心理学一直比较关注。社会心理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改善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技术,这些技术都是试图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或社交能力,并通过这种途径使人们的人际关系状况得到改善。

改善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技术有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的方法,可以同时改善人们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和社交技能。这类方法主要有敏感性训练和角色扮演等。第二类方法主要有意识训练法,移情练习和社交能力训练等,这类方法的通常作用,是专门改善人们某一方面的能力或技能。相对于后一种方法而言,综合性的方法是社会心理学的关注重点。在这种方法中,敏感性训练和角色扮演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敏感性训练是一种从团体心理疗法发展起来的团体训练技术,即对正常人在群体中的人际技能及其有效性获得反馈的方法,它有各种形式,开展最普遍的是训练团体或称T-小组。角色扮演通过一种直接摆脱既定角色关系束缚或设定某种特别的角色要求的个体训练技术,使参与者体会到不同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从而达到改善人际交往能力的目的。它通过让别人充当或扮演某种角色,站在一个新的立场去体验、了解和领会别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自己反应的适当性,由此来增加扮演者的自我意识水平、移情能力,并改变其过去的行为方式,使之更适合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获得新的社交技能。

(二)社会心理学从情境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客观因素。

影响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的原因既有学生个人自身的原因,被称为主观因素,也有学生自身难以选择和避免的原因,称为客观因素。社会心理学认为影响人际关系的客观因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人际交往的频率。2.态度相似性。3.时空接近性。

依据上述理论,大学生人际关系改善可采取一些能够增近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时空性,提高交往的频率的活动,大学生亦可通过各种活动,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兴趣,从而能与周围的人有更多的相似性,最终达到改善人际关系的目的。体育课为大学生发展人际交往提供了必要场所,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进行交流与交往;而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文化氛围及各项活动,它对大学生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认知、行为方式等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使学生逐步掌握人际关系的技巧,逐步发展人际网络。

(三)在群体动力研究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情境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知觉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在相关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中,团体心理辅导在降低人际交往焦虑,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方面,影响效果明显较好。团体辅导效果较好的原因在于参与的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会按照辅导者的要求,或遵循其它参与者的行为,积极沟通和互动,改善了沟通技巧,在活动中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时空性、增加了人际交往的频率,促进了活动参与者的相互交往,增加了接触、交往和互动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2005年9月第11次印刷,第6页。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2005年9月第11次印刷,第274页。

第2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 面子威胁行为理论 调控策略 社会心理学 基础

1.引言

布朗与列文森认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框架本质上是正确的,而直言不讳威胁面子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遵循格赖斯所提出的准则(1987:94)。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已经“在言语交际中约定俗成”(刘润清、文旭,2006:154),以此作为达到最大效果的指导原则。然而,尽管格赖斯藉由会话含义说进一步支持他的理论,并解释了表面上违反合作原则的非合作的言语行为,但并没有阐释清楚人们生成和了解话语的根本动机。例如,X是A的学生,他想找份工作,因此A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如下:

Dear Sir,

Mr.X’s command of English is excellent and his attendance to tutorials has been regular.

Yours,etc.

这封信并没有提供介绍信所需的足够多的信息量,因此违背了量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A的隐含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抓住他提供少量信息的动机。

利奇(1983:80)认为合作原则(CP)解释了真值语义学中的命题意义,却无法阐释人们为什么不直接表达意图。鉴于CP的弱点他描述了礼貌原则(PP),认为“PP不是对CP的必要补充,而是将CP从困境中拯救出来”(ibid.)。就前文的例子而言,他认为PP的赞誉准则似乎可以解释。此外,利奇还打算研究语用学原则是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以社会和心理学为指向来应用的,由此说明礼貌是人们不指明的主要动机。

就以上两个理论而言,布朗与列文森反对利奇衍生格赖斯的礼貌原则及准则。首先,他们认为“CP是社会交际中立的预设体系”(1987:5),并且我们如果没有理由就不会偏离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而PP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的理论化了的原因。其次,PP广泛的解释功能却不能解释在某些情况下PP原则本身没有得到维护,甚至没有礼貌可言。尽管他强调了交流中礼貌的普遍性,却不足以解释与礼貌相关的所有现象。再次,利奇本意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但却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缺乏足够的说明。不同的是,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原则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格赖斯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能够从面子威胁行为理论(FTA)及其对应的礼貌策略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FTA模式及其策略反映了探索语言交流本质的新角度。上面的例子正说明了教师A一方面巧妙地通过不充分的信息来暗示自己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突出A的出勤率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A积极面子的威胁。本文正是通过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结合,扩大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基础,从而彰显其合理性。

2.FTA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2.1交谈双方的特点

2.1.1面子核心

Goffman(1967)扩大了面子这一概念以描述自我的社会体现――我们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布朗和列文森(1987)把面子概念作为他们礼貌理论的核心,将其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希望在他人那里获得的自我形象”,并将它一分为二,成为了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前者强调个人自立,即是行为自由不被他人干涉,而后者强调联系,即是渴望自我形象获得他人肯定和赞许。个人面子的两个主要方面反映了交际双方为了自我和他人(主要指说话人和听话人)需要考虑语言的使用及其特征,因为这可能会促成实现交际目的,也可能会造成竞争性的甚至防御性的面子保全行为。尽管如此,我们在日常话语行为中有时不得不做出有损面子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补救策略来减轻对面子的威胁,而这依赖于社会成员对个人形象的共同认识以及在交流中注意它的必要性(布朗和列文森:62)。他们的礼貌策略表明面子其实是社会心理学与语言的界面,是达到有效交际的一个决定因素。

2.1.2反射性评价

沙莲香(2002:90)表明社会认知、社会知觉和自我知觉是紧密相关的,是研究“我们如何观察了解世界的”(Taylor et al.2004:67)。更确切地说,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对自己进行评价,而且人们根据从环境中获取的社会信息而建立某种人际关系(Fiske and Taylor,1991)。现代心理学重视有关“自我”的理论,而面子的构成因素可以重新表述为面子需求,相应地面对大众的自我形象可以通过他人对自我的反映证实。库利(1902)提出了“镜中我”这一概念,认为我们感知自己就如同他人感知我们一样,并根据他人如何对待我们来了解自己。

2.2礼貌策略与冲突管理

2.2.1FTA模式

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的面子在人际交流中都易受到伤害。尽管我们不能避免面子威胁行为,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威胁程度。布朗和列文森提出了一系列面子威胁行为的补救策略。此外,他们还坚称在选择策略时,说话人会衡量交际内容的三个方面:有效性、紧迫性及听话人的面子。在这一过程中三大社会变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式为行为对面子的威胁程度Wx=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S,H)+相对权势P(H,S)+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Rx。

2.2.2冲突管理模式

特定环境中恰当选择策略可以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后果并且推动交流顺利进行,而不当的策略可能会使冲突升级,这里的冲突并不一定指暴力冲突而是双方关系不和谐。研究者已经发现冲突模式,即人们对冲突的习惯性反映其个体差异。沙莲香(2002:80)等一些学者提倡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研究个体的反应,一是合作性(cooperativeness),即关注他人需求、愿意满足他人需求的程度;二是坚持性(assertiveness),即关注自己需求、坚持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程度。根据人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可以区分五种比较典型的冲突处理方式:(1)竞争模式(confrontation)。当一方比较关注自己的需求,就倾向于忽视他人的需要,从而体现出相对权势;(2)回避模式(avoidance)。当一方对自己和他人的需求都漠不关心,即运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冲突,尽量不使冲突公开化;(3)顺应模式(accomodation)。一方向对方让步,它高度关注对方的需求同时忽略自我的需求;(4)妥协模式(compromise)。双方都放弃部分利益;(5)合作模式(collaboration)。双方合作以获得双赢的结果。

冲突管理理论可应用到面子威胁补救策略中去。首先,直言不讳策略(bald on record strategy)有时遵从于竞争模式。布朗和列文森(1987:69)认为裸地不加任何补救策略去施行面子威胁行为遵守了合作原则,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合乎交际目的的信息,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处理方式并不受到青睐,只有在以下情景中例外:(1)当说话人比听话人有权势,将倾向于采取竞争模式,同时也直接损害了听话人的面子,不附加任何的补偿。在计算对面子造成的影响程度时,如果社会距离和言语行为所固有强加的绝对级别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势将会在面子威胁程度上起主导作用。例如,教师可能会责令某学生道:“下午把作业带来。”这个言语行为提供了信息并显而易见地维护了说话人的积极面子,但同时也可能让学生难堪。(2)人们有时采用竞争模式是因为对话双方默许了情况如相当紧迫或迫切追求交际效率时,面子需求可居次要地位。我们可能在突发事故中叫喊“起火了”或者“救命”,这类信息隐含了要求,威胁了听话人的面子,但可以得到谅解,可此类情况在生活中毕竟少见。(3)布朗和列文森强调提供帮助、请求、建议等言语行为对听话人面子造成的危害较小,因为它们不会迫使说话人做出很大的牺牲,诸如“进来”、“快坐”等客套语。这三种情况似乎并未传达说话人凌驾于听话人的含义,这是由于它们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套语,但实际上却表明了双方非对称的关系。

回避模式与竞争模式相反,主要针对非威胁面子行为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行性较低,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必须得采取威胁面子的行为以达到交际目的,而逃避人际交往是不能真正维护面子的。

第三种顺应模式完全忽略了说话人的愿望,以牺牲自我的面子需求来维护他人的面子,而且单方获益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偏离了交际的出发点,事实上是一种消极的策略。

妥协模式对自我和他人需要的关注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消极方式,而主观共同努力合作、寻求双赢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同时也是FTA模式中谈话双方的基本话语原则。我们总是在交谈中自觉地选择最恰当的策略以实现个人的交流需求并维护人际关系。毋庸质疑,我们总是尽量减小强加于自我和他人面子上的威胁,因此经常应用以下两种策略:一是采用补救策略以维护积极或消极的公开威胁面子的行为,二是非公开地实行威胁面子的行为。

3.礼貌策略的句法特点

3.1省略

说话人通常在社会变量和交流动机上将自我与他人比较。请求性质的言语常常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并且通常出现两种现象,即说话人采用向上比较方式而听话人采用向下比较方式。同时,社会变量将调整强加于双方的社会变量,而不完整的句子形态揭示的不仅是语法意义,更是谈话双方的共有背景,因此突出了双方的相似性。说话人可能表达:

(1)介意我吸烟吗(Mind if I smoke)?

(2)有闲钱吗(Got any spare cash)?

(3)喝点什么吗(How about a drink)?

在以上的例句中双方较小的社会距离得到认可,保留了双方的积极面子。

3.2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可指在句中修饰谓语或名词短语功能的单词、短语及诸多句法形式,如反意疑问句、条件从句和被动句,都可以限定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例如:

(4)Take this out,will you?

(5)I assume/believe/guess/suppose/think that Harry is coming.

(6)Close the window,if you can.

以上例句都试图模糊和限制话语行为施事者的强势话语权,转移听话人的视角和说话人的责任,以增大言后效果实现的可能性。此外,它们还强调了谈话双方的主观性,例(4)和例(6)发出了命令,但对听话人消极面子的威胁分别由模糊限制语减弱了,而例(5)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话语命题的意义,变化了意义活动的范围。

4.结论

布朗和列文森演化了礼貌理论,旨在探索礼貌行为的本质,其FTA模式以面子研究为核心,可以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研究。句法变化是该模式礼貌补救策略的特点,融合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可做进一步的证实。

参考文献:

[1]Brown,P.and Levinson,S.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2]Cooley,C.H.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M].New York:Scribners,1902.

[3]Fiske,S.T.and Taylor,S.E.Social Cognition(2nd ed.)[M].New York:McGraw-Hill,1991.

[4]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5]Taylor,S.,Peplau,L.and Sears,D.Social Psychology[M].Beijing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第3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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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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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心理后果却刚刚引起重视。1979年罗顿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空气污染可引起消极心情和侵犯行为。

第4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自由;自我发展理论;社会人格;社会动机理论

弗洛姆是西方著名的人道主义哲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读的是哲学专业,其学术背景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兴趣同西方大多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在于社会批判和拯救,精神分析学说是其实现社会批判和拯救的手段之一。所以弗洛姆在他所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前加上了“人本主义”几个字,称之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从心理学发展史来讲,弗洛姆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开了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河。弗洛姆主张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主要应通过人性的改造来实现,改革的目的就是把人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还原为真正的人,而要改造人性,一是要培养生产型人格,二是爱。弗洛姆认为生产型人格是产生真爱的前提,爱是实现人性改造的核心。

一、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自古希腊至今数千年来,自由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特别是近代以来,自由、平等、博爱和摆脱人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成为近代西方革命的最高目标。“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人内心中的信念,也是人类的崇高理想,自由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生命存在本身。但是,弗洛姆通过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考察,发现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社会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人摆脱了所有精神权威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孤独和忧虑,使他被一种个人无意义和无权力感压得喘不过气来。”[1]为什么在追求自由的历程中,会产生自由的悖论?为什么自由更多的是让人困惑?为什么自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目标,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威胁?在人的本性中是否生来便有渴求自由的愿望?这种与生俱来的渴求自由的愿望是否会随着某个特定社会中个人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人除了有向往自由的内在愿望之外,还会有向往屈从的本能愿望吗?弗洛姆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在人类社会之初,人类面对的是神秘的自然界和自然力量。人在自然界中受物质必然性的奴役,自然界成了统治人、决定人、奴役人的力量。人类认为自然界中有一条铁的规律在制约人、限制着人的发展,于是人们试图认识这些规律。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进入到技术、文明、理性的运动现实中以后,人类发现技术的确在使人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人的能动性在技术和理性的运动现实中却变成人以外过程的工具,人的精神的能动性被削弱了,人被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加以评价,按他的生产能力加以评价。人类自己也逐渐地成为了技术、文明、理性的奴役物,受它们所制约。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永远也不能终极地摆脱自然界的统治,“人类还会周期地有返回自然界的诉求,以便摆脱令他窒息的技术文明”。[2]这其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毁灭。人成了物,成了客体,成了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段,人只为技术手段服务,于是,人的整体性丧失了,人陷入生活的无意义之中。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理性的发展,人们看到了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益处,也看到了形而上学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即时的好处。于是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人的自我意识被抬高到了神的地位。在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人也成了机器,成了实现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具,人成了物,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时,科学试图取代上帝的地位给人类提供精神家园,但反而使人丧失了精神家园,使人无家可归。在惟科学主义兴起的同时,个人主义也随之出现。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失去了对“乌托邦”精神追求的人,这种个人失去了理想的引导,失去了人的崇高性,没有生活的目标,完全沉浸在纯粹的感官体验和物质享乐之中。这时人的精神的神圣性已经死亡,人只剩下了动物性,人们只是猎奇、反叛,寻找刺激并很到厌倦,人更加空虚,更加绝望,更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只过当下的生活。这就是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困境,试图征服自然但又陷入自然更大的束缚之中;追求理性和科学却又陷入理性和科学的悖论之中。但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与其它存在物不同的。其它存在物都是具有确定性的,是自然生命物,而在人身上还具有追求无限的本性。人类的这种追求无限性的本性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和人被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人们普遍相信是社会塑造了人,人很难用自己的命运同社会相抗争,人的自由也是从社会中获得的。其实,只有个体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一个微观宇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在人之外和凌驾于人之上的现实。人的处境的悲剧在于,人不得不生活在自然和客观化了的秩序之中,也就是说,必然性对他的作用多于自由在他身上的作用。在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以外,社会就不存在,或者是作为对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存在,由于人的悲剧处境使人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孤独的境地。人生活在社会中,被抛入社会,人却感受到了孤独与被遗忘。人在这种强烈而痛苦的孤独感之中体验到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独特之处、自己与社会上任何其他人、其他物的不同。这种对个性追求体现了人们对无限性和自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正是这种本性驱使着一代代的思想先驱去解读它。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正是对人类的这种本性的一种独特解读。

二、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我发展理论、社会人格和社会动机理论。

1.自我发展理论。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是从分析人的自由困境出发来探寻人类获得自由的途径的。他认为个体在母体中是安全的,受到束缚的。而一旦脱离了母体就意味着自由,但这一自由是以不安全为代价的。所以人在心理上是受束缚的,表现为孤独、无助。为了消除这一切,就要逃避,直到个体发挥能动性,重获自由,个体自我的发展正是个体由束缚到自由,由自由到束缚再回到自由过程。弗洛姆认为,个体自我的发展一方面使个体变得日益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自我;但是,另一方面,个体日益脱离给他安全和保障的那个世界。他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类的存在和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3]10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他的“自由发展”使他失去了原来的安全和保障,使孤独和不安全因素日益增长,也使个体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自己的生命意义逐渐产生了怀疑。个体觉得无权力和不安全,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与他无关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都成为“工具”,成为他用双手制造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个体的自我受到了削弱,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但是,个体为了使生命得以延续,为了克服不安全和孤独的状态,他首先要做的是服从——听从已有的安排,顺从制度化的指示,个体放弃自我,接受权威,淡化了孤独感,同时也强化了不安全感,另外一种办法与自然及他人自发、自动地建立联系。只有认可了社会的行为规范,承认社会的关系准则,才容易被社会接纳,才能成为社会化的个体,同时,只有在服从之后,才能自然而然地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建立联系,才会有与他人一致的看法、行为模式。正是在克服孤独感的过程中,个体丧失了自我,磨灭了个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人成了个体所创造物质财富的延伸,成为工具的一部分。这正是“逃避自由”前人的矛盾所在,即,一方面个体日益脱离外在权威而独立;一方面,个体则日益感到无足轻重的孤立无助。

弗洛姆相信,自我发展到高级阶段一定会出现积极的自由的状态,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可能具有批判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积极性的自由意味着充分肯定个体的独有特点,因为在这一独特的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人就是他的生活中心与目的。积极性的自由是和消极性自由相对应而出现的,它是充分地实现个体的潜能以及使个人有能力并积极自发地生活。

弗洛姆眼中的自我发展经历了从自由到不自由再到自由的成长历程。他承认发展的不可逆性和阶段性。他认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是受到家庭、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等不同因素影响的。他指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把现成的东西全塞进孩子头脑,教给他种种根本不属于孩子本人的规范。这样便堵塞了孩子的“创造性思考”。学校教育尤其是教育方法使个体的自由发展受到阻滞,弗洛姆举例说,教育者相信知识越多越有用;相信真理是绝对的……这些观念表现在教育方法上,只能是打击学生的创造性思考。学校教育压抑学生个体的情感,直接或间接地使学生以虚伪的面孔来对待外界事物,对待环境。弗洛姆主要强调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他人权威作用,个体走上工作岗位后,需要服从特定的行为规范,这样使个体就顺从了无名的权威而丧失了独立和自我。应该说,弗洛姆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分析是侧重对人的自由发展历程的解剖,他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个体的自我发展进程,承认不管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个体终究要发展,而且其发展是不可逆的。[4]

2.社会人格理论。在社会中,自我的发展最终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人格的,弗洛姆认为,社会人格是社会团体的每一成员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社会人格是一个团体的绝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在弗洛姆看来,就分析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社会人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它决定社会中个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人格的主观功能是引导个体从事他自己认为实际上需要做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得到心理上满足。[3]19社会人格则是将外在需要内在化,并且使人的精力耗在一个特定的工作上,弗洛姆曾仔细分析了人的不同需要,如联系的需要、认同的需要等,这些需要都有外在表现。社会人格就是使它们在个体完成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工作之后得到相应的满足。

对于社会人格的发展及影响因素,弗洛姆也做了一定阐述。他认为,社会人格是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具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人格的发展受制于一定社会条件。社会条件以社会人格为媒介,影响个体的意识形态。弗洛姆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决定着社会人格。社会人格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于人性对社会组织的动态适应。社会人格不是消极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适应的结果。

弗洛姆把人格类型分为两大类,即非生产性和生产性人格。非生产性人格是不健康的、病态的,而生产性人格则是健康的,弗洛姆的“生产性人格”的观点同他相信个体发展必定存在一种积极自由状态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因为个体只有在积极自由状态下,其活动才是自发的,是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个体的批判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从而使个体的人格不仅有社会性,还具有独特性,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对于心理健康的评定,他认为要以社会为参照物,而社会的性质是有益或妨碍人的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要使个体人格具有生产性,惟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个体置于“健全”的社会之中。

3.社会动机理论。在自我发展理论和社会人格理论的基础上,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提出了社会动机理论,提出了健全的人(即非异化的人)和健全社会的设想。他认为,健全的人是扬弃异化的性格结构的人,健全的社会是由健全的人组成的自由人的共同体。“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别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作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作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的人性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中心,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活动都是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在健全的社会中,诸如贪婪、剥削、占有和自恋这些品质,都不再被用来获取物质财富或是提高个人的威望。”[5]为了消除人的性格结构的异化,建立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还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例如,要把生产建立在健康的消费之上,以改变人的异化的消费行为,要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私营者的经济特权,以形成经济上的平等,提倡生产上和政治上的广泛的民主参与,防止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的过分集中,用人道主义的管理代替的管理等。在《自为的人》中,弗洛姆分析了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性格结构是现代人异化的一种表现。从非生产性性格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不难看出现代人的异化的深度和广度。但弗洛姆对这种异化状态并不悲观。像在《逃避自由》中一样,弗洛姆提出用爱和理性构造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在《自为的人》中,针对非生产型性格,提出生产型性格是人生存的状态。在《健全的社会》中对健全人和“新人的”设计,健全社会和新社会的设计构想,体现弗洛姆乐观态度,但也体现了在社会批判方面,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最后只能留给人们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三、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启示

弗洛姆通过对现代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自由又意味着不自由,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客观上接触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某些本质特征。但他对这种异化的分析更多地着眼于人的心理、意识本身,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分析。[6]

当今世界是异化的世界,客体化的世界。现代社会中的矛盾“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的模式化之间的矛盾。”[7]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普遍处于异化的状态。感到困惑、焦虑、迷惘,感到精神空虚,更有甚者感到精神危机。精神空虚、精神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普遍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人们失去了超验性,主体自身与无限性的分裂。弗洛姆正是看到了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人的这种失去自我的普遍异化状态,试图在积极的末世论的背景下为人摆脱奴役状态提供出路。

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高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形成,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建立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正步入发达工业社会,但对于中国这样的欠发达的或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尽快步入发达的工业社会或现代化社会,就必须缩短现代化的历程,一方面要加大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力度,推动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千方百计地克服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人的物化的异化等负面效应。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消除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防止异化的人格和不健全的性格结构的形成,而努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弗洛姆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心理机制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健全的人、健全的社会的设想,不仅对于发达工业社会诊治自身的弊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正在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人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启蒙的引导下,逐步由群体主体向个体主体转变,进而形成一种自觉的人的思维方式。而弗洛姆所弘扬的恰恰就是个体主体、创造思想、超越思想、自由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毋庸讳言,在社会批判方面,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都是优秀的,其论点常常一针见血,但在社会拯救方面都显得苍白无力,如同一个医生,能够准确诊断出患者身上的疾病,却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E.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1.

[2]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08.

[3]E.弗洛姆,冯川.弗洛姆文集[C].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4]周鹏生.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解读[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1):26-29.

[5]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98:111.

第5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同辈群体;教育;学生;青少年

教育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把社会心理学渗透到教育中,其研究重视教育心理学中的社会因素。研究者把学校和课堂看作是一个“微型社会”,用社会学原理分析、解释、预测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点,从而能更加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从社会学角度看,同辈群体是一个由地位、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人组成的关系亲密的非正式群体。在众多同辈体中,青少年受同辈群体的依赖最明显。这是因为在青少年同辈中,每个个体不仅有共同的心理感受和需求,而且有相近的爱好、兴趣和共同的行为倾向,彼此之间相互容易认同,最能达到或造成相互转化与感染。这样的非正式群体普遍地存在于班级、学校等正式群体中;并且当班级、学校这些正式群体成员之间存在构成同辈群体的条件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其为同辈群体。由于青少年同辈群体在其存在的特定环境中对学校教育,包括智育和德育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研究以学校、课堂作为微型社会中的同辈群体对学校教育。

一、学生同辈群体的建立及其特点

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价值标准、社会规范的专门机构,是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学校学习时期的社会化称作预期社会化,是指个体在学校里进行的社会化,学习将要承担的社会角色,为进入社会做各种准备。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论述过同辈群体对青少年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同辈群体是一个独特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同辈群体的影响日趋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学生同辈群体的建立往往体现为如下特点:

1、青春期身心发展:同一个年级、班级中的学生处于同一个年龄段,智力和心理机制水平大体相当。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学生,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们自我意识增强,有了“成人感”,要求独立行事和摆脱成年人的控制和支配;他们情感日益丰富,渴求友谊和理解,但发展了的自我意识迫使他们羞于向家长倾心交谈。这些致使他们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是心理上的“断乳”和动荡时期,但是他们在学校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在与同龄人的接触交谈中,却能获得认同感与内心的满足,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辈群体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活动天地和适合他们心理适应及发展的小环境。

2、性格、观点相似:性格相似的学生之间,由于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弥补,因而容易建立起较为牢固的友谊。他们可以互相倾吐不愿向成年人暴露的思想、看法、情感,有共同的语言。如果自己的观点被同伴接受或认可,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而使得相互间的相处变的愉快满意,同辈群体中友谊的桥梁也因此建立起来。

3、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学生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经济条件等)对学生同辈群体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学生往往会选择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同辈组成互动圈。这是因为在儿童入学以前,主要是与家人交往,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不同的家庭类型对他们的教养方式也不同。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学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能够互相认同,比较容易形成互动。

4、距离效应:邻近座位的同学交流频繁,比较容易建立友谊。作为班级微型社会中的座位的排列,为最初互不相识的学生成员提供了特定的互动空间,学生相互间有了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的机会,容易使相互间的距离拉近,而与同伴结下深厚的友谊,建立同辈群体。无论这一空间的确定是随机的还是事先既定的,借助于它,学生成员之间的互相接纳、互相渗透开始成为可能。即使座位排列在一段时间后重新加以调整,增加了选择的成分,学生的互动还可能受原先座位的影响,遵循先前的互动模式。

同辈群体中的友情是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和人际关系。在同辈群体中,青少年学生们可以意识到团体精神和同伴式的互帮互助,这不仅仅有助于他们脱离成人的管束而自立,而且会使他们心情舒畅、情绪稳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同辈群体中所采用的规范和标准比父母师长的规定对他们有更大的作用,他们更需要得到同龄人的承认和赞许,而能得到同龄人的尊重和爱戴对他们自尊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师作为学校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应该认识到同辈群体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而广泛地存在于青少年学生群体中,并在学校、课堂这个微型社会中,对学生的社会化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教师在学校教育活动中,要主动地调动同辈群体发挥积极的作用,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要避免由于教学、教育方法上的失误而抑制了学生同辈群体的正常良性发展。

二、同辈群体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很多教育社会心理学家研究集体对同辈群体成员的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课堂里经常出现同辈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时,全班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而如果在同辈群体中,成员情感是互相支持、互相关心的,成员间便互相具有吸引力,学生成绩便普遍上升。一位专门研究同辈群体的心理学家史穆克对课堂同辈群体的集体动力学做过分析研究,他根据学生的自尊、态度和学业成绩的变量关系所取得的大量数据总结指出,学生的学业成绩跟他们的自尊和自重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在一个学习集体里,同辈人之间友好的或是敌视的态度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从友好的、互相关怀的同辈人那里得到支持的学生比被同辈人排斥的学生在学习上更能够发挥潜力。

在学习集体中,学生之间的友谊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由于经常接近,常使学生结成朋友。在课堂里,学生坐在一起,由于接近开始交往,后来,他们感到在班上的地位和安全都没有任何威胁时,便有了进一步的来往。以后,他们发现在态度、价值观和兴趣上有了共同之处,便增强了友谊并自愿在课外一起活动。同学间的互相满意的反应又加强了每个学生的自我价值观,并促使他们互相尊重,珍视友谊。

以上分析不难得出: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自尊、自重与尊重他人,并且注意言行不应挫伤学生的自尊和自信心。有些教师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教学”,毫不关心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丝毫没有认识到关注学生同辈群体对集体中的学生学习效果的意义。学生正确的自我评价和对人的尊重在同辈群体中产生的影响越深,则他们的学业成绩便越好。这有些马太效应的意味在其中。由此可见,有意或无意地挫伤学生的自尊和自信心的做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果一个学生从同辈人那里得到的是沮丧的、消极的反馈,而他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在一个心理上受到很大威胁和十分不愉快的集体里生活,那么,焦虑和不安往往会削弱他的自尊、自重和自信心,会大大减弱他为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所做的努力,甚至放弃学习。没有同辈群体的支持,不仅会使他在学习上掉队,道德品质也会向不良方向发展。如果教师能够认识到青少年同辈群体的这些特点,并能很好的在课堂教学中加以引导,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会有很大帮助。

三、同辈群体亚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随着对同辈群体力量的依赖以及与同辈群体的利害关系的发展,学生遵从集体压力的倾向日趋明显。这种遵从可能表现在诸如音乐兴趣、风尚和爱好等一些惹人注目的行为方面,甚至青少年从事某件事的理由就是“其他人也都这么干的”。他们的种种见解、信念、喜爱与厌恶一般都由集体决定。

同辈群体以他们共有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亚文化群。由于同辈群体是由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关系融洽、地位平等的人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它能满足青少年的游戏、友谊、安全、自尊、认同等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同辈群体成了青少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形成的重要影响源。青少年热衷于参加同辈群体活动,并忠于同辈群体。可以说,他们从对父母的忠诚转移到对同辈群体准则的忠诚,这远非是由一种盲目的遵从变为另一种盲目的遵从。由于同辈群体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与准则来源,并提供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来行事的体验,因此同辈群体在降低父母的价值并促使青少年不再依赖父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在频繁的同辈群体交往中相互刺激,情绪相互感染和强化,被群体认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往往在群体内迅速、广泛地流传开来。青少年个体在群体中按同辈群体共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去思想和行动,以争取同辈群体的认同,这样往往形成青少年同辈群体亚文化。

由于同辈群体是在志趣相投和其它条件相似或相辅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青少年同辈群体亚文化性质上有好有坏。其中青少年同辈群体中积极的价值观念,行为倾向与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目的大体一致,置身其中的青少年个体的心理较为正常、合理。例如,一些好学上进的中学生结合成的同辈群体其成员话题大多是学习、成绩、报考什么样的大学。这种价值上的认同既促进他们在学习上的竞争,又可相互启发,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相反,一些染有不良习气的同辈群体,奉行人生一世吃喝玩乐信念。沾有恶习的青少年尽管会受到家长、老师等的指责,但由于在这些群体中获得了精神支柱,并相互感染,结果越陷越深。某些教师和家长不正确地对待青少年同辈群体交往,采取简单粗暴地取缔或干涉手段,引起青少年的“逆反”,达不到应有的教育目的,给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青少年同辈群体的亚文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有自己所欣赏、模仿和崇拜的英雄或偶像,有自己特殊的旨趣、衣着、仪表和语言,以及特有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青少年亚文化总是处处强调自己与成年人文化的差别,因而时装、发型、语言、音乐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一种标志。青少年亚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不一致,或矛盾和冲突时,如果处理或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出现化现象。

目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期产生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但主流社会文化可能尚未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这些价值观念冲击着校园,这势必会削弱学校等正规教育机构在青少年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建设方面的作用,从而也使青少年亚文化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要正视青少年亚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对其予以引导并施加影响。学校教育可以通过结合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利用电视、电影、书刊、教科书等渠道广泛宣传社会主流文化,并扩大其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同时学校、教师要正视并尊重青少年的愿望和要求,结合他们的特点予以指点,使青少年同辈群体亚文化在健康、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参考文献:

[1]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

[2]马维娜.学生互动的制约因素与基本结构[J].上海教育科研,1999.4.

[3]邵瑞珍.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4]邵瑞珍.学与教的心理学[M].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

第6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管理心理学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应用

一、管理心理学理论之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现代企业人力资管理中,掌握人的心理状况是进行科学管理的前提条件。自20世纪初开始,许多心理学家开始探讨有关工厂管理的课题。H.闵斯特伯格最早把心理学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自上世纪初开始探讨怎样改变和适应工人心理状态加强工人工作的积极性问题,1912年其在《心理学和工业效率》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论述。由此心理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与实践成为新的独立学科,即工业社会心理学,也叫作组织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定义主要指应用心理学的理论视角,面向组织里的人为对象,针对组织里的社会心理活动,和集体、组织、个体、领导等人的心理活动规律进行研究的学科。此外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也较多,旨在应用心理学相关理论针对组织里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分析,并探讨怎样使员工的选拔、评价、激励、培训等更加科学合理,最终让员工心理与行为趋向组织化方向发展。

二、管理心理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一)在人才招聘中的应用

^去人才招聘时极少关注应聘者的心理状态,造成招聘效果不够理想。应用管理心理学进行人才招聘,可以促使整个招聘流程更合理,同时可以通过数据进行直观分析研究。整个招聘环节:招聘职位、员工试用期评估以及后续环节都可应用管理心理学理论,能够有效提高招聘效果。例如在招聘职位时事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充分考虑应聘者的心理感受情况,语言上把所招聘职位写清楚,形式上可采取精美广告等吸引应聘人员。从现实情况来看,面试时的人才测评是心理学在人才招聘中应用最多之处,例如针对应聘人员开展个性特征、工作能力、岗位技能以及职业兴趣、适应能力等方面的测试,来掌握应聘人员的个人情况,选择能够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合格人才。

(二)在员工管理中的应用

1.尊重个体差异。个体差异主要指个体成长时可能因所处环境不同以及遗传因素影响而存在不同,尤其以心理特点不同最为明显。因此复杂社会实践活动会对个人心理特点产生较大影响,表现在性格、能力等方面就存在较大差别,同时其也会不断发展变化。针对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应充分发挥个人的优点长处,避开其不足,针对个人的条件不同安排合理的工作岗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每个人都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同时为企业利益最大化贡献力量。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提出的“九型人格”等即是应用心理学开展员工管理的实践。

2.实施激励机制。通过有效的激励能够使员工体现自身价值和增强归属感,其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个体积极性可能影响整体绩效情况,而实施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应根据员工的个人需求状况,从物质上、职位提升上、精神上、生活上等方面给予激励,真正使员工感受到温暖和幸福。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应了解员工的心理需求,掌握员工的心理行为,并通过有效手段例如创设良好工作生活环境、提供培训升迁机会等满足其心理需求。

(三)在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团队管理已经成为主要模式之一,其管理结构也呈现出网络化及分散化的特点。实现人力资源的团队管理其最终目的是达到1+1>2的工作效果。企业要打造优秀而高效的工作团队,一方面要求对团队成员规模进行严格控制,促使团队成员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决策成员与执行成员能够团结协作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求团队成员各具所长,通过发挥每个人的优势更好地完成企业工作任务和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增加团队凝聚力,注重企业文化,确保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充分信任、相互支持、共同合作,真正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价值。

(四)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

1.推动组织变革。所谓组织变革主要指组织部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针对组织自身发展现状以及其他组织等进行影响及改造的方法。通常组织变革的目的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有效提升组织的适应力推动组织发展;另一方面是转变组织内部某些人作风行为等。面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环境,如今组织的外界影响因素越来越多,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等,都会影响组织变革。但是,通过组织变革会改变利益分配法则,转变企业发展观念,因此可能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抵制。某种程度上说,组织能否有效抵抗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抵制决定了其变革是否能够顺利成功。由于组织变革最终是为改变人的态度作风及行为等,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2.建立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主要指所有组织成员都具有的价值观等。某种程度上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具有决定性影响。组织成功与否既与其科技水平、资金实力有关,同时也臧组织文化体系是否先进具有直接关联。而人力资源管理在组织文化的创设及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企业需要选拔优秀的人才来建立企业的组织文化体系;需要通过制定组织规章制度规范组织文化体系;需要制定激励措施来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树立新型价值观念;需要通过科学的职位提升政策改变传统的亚文化影响;需要通过组织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更好服务企业发展等。

三、结语

总之,人力资源管理是应用性较强的一门学科,管理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能够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模块,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在人才招聘能够提高招聘技能,在员工管理中能够协调团队关系,在团队管理中能够团队合作,在组织管理中能够促进组织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同舟.管理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初探[J].管理观察,2009,(18).

第7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的产生动机进行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构建了能揭示驾驶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得出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等心理因素,通过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对驾驶员实施侵犯驾驶行为具有预测作用的结论。同时,提出了从态度改变、建立社会支持体系、提高驾驶员的自我能力评估等方面入手对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进行娇正的策略。

1引言

    众所周知,在道路交通系统中,人的因素是最主动、最活跃的,尤其是机动车驾驶员,作为道路交通的强者成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运行的主要因素。有研究比较了欧美、日本等国家对道路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得出驾驶员的失误约占总原因的70.8 %。因此,提高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水平是控制交通事故多发的重要内容。

    围绕驾驶员安全驾驶,有许多研究已陆续地展开,其中侵犯驾驶行为是近几年国内外对驾驶员不良驾驶行为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美国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administration , nhtsa )(1997)认为侵犯驾驶是“一辆机动车以某种对他人或财产有害或可能有害的方式运行”。许多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属于侵犯驾驶行为,比如:争抢车道、转弯不打转向灯、闯红灯等等。以往的研究表明,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韦华等(2以辫)也提出“在中国由于驾驶环境的复杂,驾驶员的驾驶行为需要一定的侵犯性,但侵犯性是不安全”的观点。

当前,对侵犯驾驶行为的研究角度比较多,例如:个性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心理学等。后者研究人际知觉、人际影响,考虑态度对行为的影响,认为驾驶员的侵犯驾驶行为是由其对驾驶行为不正确的态度所引起的,并最终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出于对驾驶员侵犯行为矫正的目的,笔者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能够揭示驾驶员对侵犯驾驶的态度是如何作用并产生侵犯驾驶行为的,该研究引用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理论之一—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为研究思路的出发点,对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的产生动机进行研究,并期望研究结果能够为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矫正提供新颖且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2研究的构思及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是fishbein和ajzen提出的,该理论构建了一个研究态度和行为关系的理论框架,认为态度可以成为行为的预测值。具体地讲,人们对行为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通过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引导和控制行为。

    1)对行为的态度是指人们对行为具有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评估;

    2)主观标准属于社会因素,表示人们感知到的实施某一行为的社会压力,支持还是反对,类似于对社会规范的感知;

    3)知觉行为可控性,是指人们对自身实施某一行为的能力的知觉。

    通常,人们对行为有越多的肯定态度和主观标准,越高的行为可控性,他们就有越强的实施行为的意向,越可能表现出实际行为,即预测效果越好,图1是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目前tpb理论在行为研究和矫正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该研究假设机动车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影响驾驶员实施侵犯驾驶行为的意向,并最终导致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实施侵犯驾驶行为,图2为假设模型。

3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

    该课题研究采用随机抽取法,其研究对象是浙江省杭州市的机动车驾驶员粼刀人。共发放抽样调查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b4份,有效回收率为91%。

3. 2研究工具

    研究所用的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

    1)侵犯驾驶行为问卷,目的是为了获得驾驶员实施侵犯驾驶行为的基本情况,用来测量研究的结果变量,即侵犯驾驶行为。该问卷选用研究思路上比较接近的美国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年编制的“are you aggressive driver"问卷,作为基础问卷,结合对基层公安交通管理民警以及机动车驾驶员的访谈结果编制而成的。

    调查问卷共25个项目,每个项目列举了一种侵犯驾驶行为(例如:“超车时从其他车辆的右侧超车”;“在驾驶车辆时,发现其他驾驶员阻碍自己前进时,会骂对方几句”等),要求驾驶员回答平时他们驾驶时发生这些行为的频率〔从“1(从来没有)”到“s(总是有)”。经测量,问卷内部一致性a系数加.779 6 。

    2)机动车驾驶员态度一侵犯驾驶行为问卷,目的是为了测量理论假设中几个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在问卷设计上以遵循计划行为理论规范化的问卷设计要求为原则,根据此次研究的目的进行了必要的改变编制而成的。

    问卷共4个维度,分别测量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以及侵犯驾驶行为意向等变量,每个变量对应一个维度,每个维度有不同数量的项目,共17个项目。其中,机动车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的测量,考虑两个方面的项目:

    一是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认知,即对驾驶行为的评估;

    二是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情感反应。

    问卷中该维度共设计了4个项目,如“您对录像中的驾驶员的驾驶行为满意吗”(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经测量,a系数为0. 836 6。机动车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主观标准的测量,主要测量被试知觉到的侵犯驾驶行为的社会压力。

    间卷中该维度共3个项目,如“如果您按录像中的驾驶员那样驾驶车辆,您认识的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什么”(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经测量,a系数为0.728 9。机动车驾驶员知觉行为可控性的测量,考虑类似被试知觉自我效能感项目。如“以您的驾驶水平,完全能够按录像中的驾驶员一样驾驶车辆”(完全不正确/完全正确);另外,该维度还包含一层意义,即驾驶员知觉到驾驶行为的困难程度如。“如果让您按录像中的驾驶员一样驾驶,以您的驾驶水平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完全不正确/完全正确)。该维度总共有5个项目,经测量,a系数为0.626 8。行为意向的测量,从发生侵犯驾驶行为的可能性、明确性、认同性等方面进行设计项目,共5个项目,如“如果您发现自己在录像所描述的交通环境中,那么您能否肯定您会希望自己能如同录像中的驾驶员一样驾驶车辆”(非常不肯定/非常肯定),经测量a系数为0. 781 3 。

    另外,问卷中还包括驾驶员的人口统计学项目,如年龄、性别、驾龄、学历等。

3. 3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驾驶员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取研究的信息。整个流程是首先要求被试观看一段简短的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的录像,然后要求被试完成问卷中的问题。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

4结果与分析

    笔者使用社会学统计分析软件spss11. 0版本,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首先,通过相关分析,得到各个行为预测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与行为意向、行为均存在显著相关(p < 0.05,行为意向与行为存在显著相关(p < 0.05),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与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显著相关(p<0.01),主观标准与知觉行为可控性也显著相关(p <0.05)。可见,预测变量与行为意向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密切,并且3个预测变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驾驶员的对于侵犯驾驶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能够预测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在这步分析中可以使用两种分析方法:多元回归或结构方程,后者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在建模的同时描述出模型拟合的程度,因此,笔者选择后者作为该部分的分析方法。为此,构建了模型(见图3)并使用结构方程软件l1srel进行验证。

5讨论

    从上述的研究中发现,驾驶员实施诸多如争抢车道、闯红灯等侵犯驾驶行为与其对于该驾驶行为的态度有关。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影响其在驾驶过程中的驾驶行为选择。当他对侵犯驾驶行为具有正确的态度时,其驾驶风格势必会比较友善,与人相让的。而一旦他对某一侵犯驾驶行为表示出肯定的态度,那么,其实施这一行为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大。驾驶员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对其实施具体侵犯驾驶行为也有作用。如果亲人、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认为某一驾驶行为是违法的驾驶行为,那么,如果驾驶员试图去实施该行为时,他会感受到来自社会支持系统的压力。社会压力会引导驾驶员放弃侵犯驾驶行为的实践。

    驾驶员较强的危险评估能力是控制其在驾驶过程中实施侵犯驾驶行为的保证。如果驾驶员能够正确地评定驾驶条件的危险性,并且能客观地评价自身的驾驶能力,那么,在驾驶中就不会表现出一些具有比较大危险性的侵犯驾驶行为。

6驾驶员行为矫正的策略

    基于上述的结论,笔者认为,在目前侵犯驾驶行为越来越成为驾驶员交通违法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情况下,改善驾驶员的驾驶行为的具体做法仅仅通过提高执法力度的手段是不够的,通过适当可行的教育途径,改变驾驶员对侵犯驾驶的不良态度,从而改进其驾驶行为,也是一种合理有效地控制驾驶员侵犯驾驶行为的手段。

    改变当前驾驶员安全教育的模式,结合前述,笔者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寻求突破:

    1)在教学内容上,驾驶员交通安全教育可以从驾驶员对侵犯驾驶行为的态度、主观标准、知觉行为可控性等角度实施引导。

    2)在教育形式上,注重围绕不同目的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学。小组学习或合作的教学可以满足驾驶员间建立互相支持理解的态度。正如james(2000)所提到的解决侵犯驾驶行为的策略是鼓励发展“支持性驾驶风格”,通过在驾驶员教育中进行小组工作和合作的练习,来达到减少驾驶员冒险性和个体竞争性。家庭式教育可用来针对交通违法行为过多,侵犯性较强的驾驶员,目的是增强其社会支持系统。远程教学则比较适合驾驶员对驾驶水平的评估及学习,通过互联网的联系,让驾驶员在家中、办公室等地,利用互联网上的驾驶技能评估体系标准进行自我评价,使驾驶员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真实驾驶水平,以及相应的危险程度。

    3)交通安全教育应具有最广泛的、最普及的特点,将其触角深人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使社会各界对安全驾驶建立正确的认知体系,形成良好的驾驶态度,正确地引导驾驶员安全驾驶。

7结论

    l)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侵犯驾驶行为展开了产生动机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第8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音乐情感是人与音乐的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各种人类感情因素的心理过程(刘涛,2006),这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与音乐实践活动有关的情绪、心境、偏好、趣味和态度等,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模糊量。

扬州大学的周新叶在《音乐情感剖析》(2005)中提到,“音乐情感”应等同于“音乐的情感”,它既包括由音响直接引发的情感成分,同时也包含主体对社会生活内容联系思考而产生的情感成分,是两个源头合成的一股流。

(二)音乐情感的特征

结合音乐理论、音乐心理学、艺术情感学的研究,刘涛(2006)总结了音乐情感在信息的表现、传递与认知行为过程有一些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主观性、层次性、客观性、模糊性、整体性、运动性、观照性、选择性等;甘露则认为音乐情感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和易感性的特征,她是从音乐存在的意义的层面出发的。

音乐情感自身的复杂特点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它或许不能让研究者从只言片语中推出结论,也不能从部分得知整体,流动的音符所带来的情感是复杂的,这就给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个学科联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涉足的领域也较为广阔,但不难总结出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实证性的研究和思辨性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学会前主席布鲁斯特·史密斯曾概括提出心理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模式),分别是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前者历来都是立足于外部来看待行为着的人,沿袭的是物理与生物领域的各种自然科学方法;而阐释模式则从来都是从内部来看待人,即在情感、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中研究人,强调人的特殊性。

根据刘沛的阐述,使用因果模式使音乐与情感的研究大受限制,因为基于该模式的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孤立的,外部的,听刺激能够对情感行为产生一种直接因果式的影响。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在各种验证和考验面前遥遥欲坠。“实验音乐心理学者逐渐认识到,实验设计对变量的严格控制,获得的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研究结果非常有限。即使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研究获得充分的积累,情形依然如此。有时相同的研究课题,由于变量、被试及测量工具的差异,研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甚至相反。”阐释模式在这时便显现了必要性。

音乐情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中间介入了人脑对声学属性的排列组合,对音乐符号的加工过程,因此,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需要将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相结合,将因果模式的手段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根基。有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经验性的分析将能够走得更远,正所谓根深而叶茂,对于任何一方面的偏重都会导致研究局面的营养不良。

二、音乐情感的研究成果探讨

(一)音乐情感的认知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根据蒋存梅所阐述的斯洛博达的观点:认知阶段是情感阶段的先行,没有认知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情感。张前在《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中也持相似观点。张前认为,人们从音乐中所直接接触到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音响;音乐的一切表现内容都要由音响引发,音乐欣赏中的一切感情体验与形象联想都要以音响感知为基础。综上所述,要研究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对中间的认知过程的深入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国外学者塞拉芬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一般认知过程发展的理论建构,主要以实验法作为研究方法,但因为被试为欧美人种,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应于我们东方人的特点,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验依据,尽管如此,塞拉芬的研究也为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即探寻中国被试对音乐情感的认知的过程和发展水平,这在我国的研究领域中可以说还是近乎空白的一块,有待于开拓。

另一方面,对音乐情感的认知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关注。由于认知心理学以大脑中的认识过程为研究对象,犹如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采用精密仪器,通过对大脑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测试,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即得出音乐能激感的论据。因此通过认知心理学研究音乐就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

根据有关学者的最新研究,音乐活动对大脑心理具有诸多复杂影响,如对青少年大脑“认知诱发电位”(事件相关电位)有显著影响,对皮质慢电位、神经细胞与分子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能够促进青少年的感觉皮层、联合皮层和前额叶新皮层的生理心理性发育,并使它们之间的双向交互式连接获得较早和致密的结构性塑造。

综上所述,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贡献的确不可小觑,但是,这里有两点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电脑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它只能根据人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实验、推理,人脑的思维是极其活跃的,当测试完毕后,人脑中可能又有新的思维信息,用电脑固定的程序或人工智能等纯逻辑化的工具来测试人脑认知的心理过程,是不是过于主观?第二,就音乐认知科学的实验效能及其解释力和预见力价值而言,同一个欣赏者在不同的时间欣赏同一首乐曲时,如果欣赏者的感受不同,两次测试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欣赏者的感受完全相同的话,测试结果会不会也完全相同?这些问题涉及人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也涉及电脑及还原性实证结果如何与人类的艺术心理、审美创造性体验和思维相互贯通并耦合互补等复杂内容,因而有待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究。

(二)音乐情感的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人的心理机能及其复杂心理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的社会性活动。不同的个体,以及不同个体在社会上的身份定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等,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认知,不同的文化经验、社会背景、结构、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对于音乐的情感、情感的认知是否都是有差异的呢?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群体的情感体验是否有差异,当二者相互作用时,结果是相互抑制,还是相互包容,还是产生叠加效果?这些问题向我们呈现了面对“音乐情感”的不同视角: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情感认知进行研究。

将音乐情感的研究范围缩小到特定的群体,目前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的。邢红梅的《聆听音乐与大学生情感的联系》(2007)对大学生这个处于人生特定阶段的特定的群体的音乐情感进行了分析。作者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对大量的大学生进行了在聆听音乐时情感的反应的访谈调查。该文章细致分析了大学生的音乐情感,但也引发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音乐如何被使用?聆听者如何在聆听活动中建构自我身份,进行各种不同的情感陈述?个体如何在社会情境中以音乐为中介体验和创造情感,以便自己更好地成为一种社会规律化的存在?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深入去探讨。另外,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仅仅使用访谈法略显单薄,如果能够结合上实证研究的实验和数据支持,或许能够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束语

在相关文献中,国内相关实验论文的数量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内的实证研究仅仅是集中在个别音乐治疗和音乐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报告方面。显然,国外在实证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比国内要雄厚,但是,国外实验研究的被试都是白人或黑人,他们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中国被试的情况,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也更加趋于实证化、科学化。在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收到的论文以及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显示了这一趋势。重视应用性研究,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明显增多。此外,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情感计算与智能交互国际会议(ACII2005)共录用论文118篇,然而,音乐情感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在我国正在逐渐萌发,并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集中研究音乐情感的队伍的联系交流中得知,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与国际接轨,在一群卓越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音乐情感的认知模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初具规模,这将使情感的识别、表达和转化实现数字化、程序化,更好地促进音乐情感的深入研究。

第9篇:社会心理学的作用及意义范文

关键词: 乌江流域 少数民族 服饰 礼俗

乌江是长江南岸最大的支流,流经云南、贵州、重庆和湖北四省市,化屋基以上为上游,屋基至思南为中游,思南以下为下游。乌江流域是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居住着苗族、布依族、彝族、土家族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变迁,本流域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和特色,产生了异于其他地区的民俗风情与服饰特征。本文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以本流域彝族、苗族和土家族服饰为例,分析其与礼俗的关系。

一、本流域服饰外观特征解读

服饰文化是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人们通过一民族外在的特征可以透视该民族的发展历程、风俗信仰,从而了解该民族深层的文化观点。乌江流域彝族、苗族、土家族沿江而下,分布在上中下游,风格各异的图案纹样是其服装的重要特色。

1.多装饰风格的构成形式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妇女包头帕的较多。以银饰而言,苗族最复杂多样;以刺绣而言,苗族、彝族很突出;以蜡染来讲,布依族、苗族、土家族都有精湛的技艺。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少数民族服饰重视装饰,衣裤、腰带、饰物上分别装饰有条纹、几何纹、草木纹、云状纹、羽状纹、鸟状纹等纹样。除头部和颈部的首饰之外,腰部和脚踝上也有不少佩饰。

(1)彝族。生活在西南各地区的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形成了大同小异的服饰习俗,与他们的历史、、婚姻、节日庆典的关系非常密切。

彝族服饰体现了多种装饰工艺的运用,美观大方,纹饰丰富多变,色调简洁明朗。整体服装多刺绣纹样装饰,衣服的胸襟、背肩、袖口或整件衣服上布满用彩色丝线绣的各种花纹图案,常用的纹饰造型有旋涡纹、万字纹、+形纹、小人花图案、动物几何纹样等。

(2)土家族。土家族妇女上衣左开襟袖大而短、无领,衣襟和袖口有两道不同的青边,但不镶花边。妇女服饰上的衣袖与裤脚图案完全采用“挑花”法,也就是在布上用针刺上连贯的“十”形纹,以联成线条或方块,再组合成花鸟鱼虫等图案。在构图中,运用色彩变换,体现出韵律感。女鞋较讲究,除了鞋口滚边挑“狗牙齿”外,鞋面多用青、蓝、粉红绸子,鞋尖正面用五色丝线绣各种花草、蝴蝶、蜜蜂。

(3)苗族。苗族服饰丰富多样,主要特征是镶绣、织补、蜡染工艺精湛,色彩斑斓。女子一般穿大襟或对襟衣,配百褶裙或长裤。从内容上看,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物,这些形象记录被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苗族服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属银饰品装饰,包括银角、银扇、银帽、银围帕、银飘头排、银发簪、银插针、银顶花、银网链、银花梳、银耳环、银童帽饰。

2.绚丽色彩的符号性

色彩的选择直接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的服饰色彩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1)彝族。彝族服饰一般以黑或近黑的青蓝等色为主,衬以红、黄等色。这与彝族长期历史文化所积淀的尚黑、喜红黄的审美意识有直接关系。彝族认为,黑色象征刚强坚韧,红色象征他们崇拜的火,黄色象征善良和友谊。彝族服饰尤为注重红、黄、黑三色的搭配和图案的选择,单纯之中显露出丰富的感觉。刺绣花纹图案用红、金、紫、绿等颜色进行装饰。

(2)土家族。土家族衣服以青、蓝、白、印花布为主,少女着花衣,讲究大红大绿。用色彩绿、红、黄或为黄、绿、红,这种形同色异,不换形而换色的方法,使呆板的、单一连续的纹样丰富起来,艳丽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

(3)苗族。苗族从用色上看,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从构图上看,它并不强调突出主题,只注重适应服装的整体感的要求。

乌江流域民族服饰虽然色彩艳丽、层次丰富,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红、黑、白三色的主导地位。西南少数民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红、蓝、白、黄为藏传佛教所崇尚的颜色,西南少数民族其外在形象特别是色彩形态表现为总体特征以暖色系为主调,冷色与中性色参差其间,其视觉冲击力强,给人以深刻印象。

二、服饰构成与礼俗

人们穿衣有一定的风俗习惯,称为服饰习俗。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都积淀于物质的服饰之中。民族礼俗服饰是流行在特定区域内被人们承认并遵守的有道德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民众在发展历程中创立的礼仪服饰形式。乌江流域服饰色彩艳丽丰富,多刺绣、镶补等装饰纹样的构成形式与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及礼俗发展的延承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图案构成以线造型为主。

1.利用文化观点解读服饰纹样

将服装与外观纳入广泛的文化结构中,考虑各种服饰、纹样与群体信念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物体一旦被赋予某种意义,便会表现出文化上的重要性,服装自然也不例外。“从注重人们创造有意义的符号学观点来看,文化的本质在于某种历史上的记忆以及社会大众对这些记忆的反应行为两者间的交互作用”。[1]少数民族礼俗从历史角度看,是本民族文化的深层体现,在远古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民族礼俗就是最直接有力地记录;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化提供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抽象意象或表现,集体的仪式是历史进程传承到现代的烙印。

社会共享的价值观通常依附于文化的信念系统,某种整体外观或服装款式也算是一种文化形式,可以用来将不同的人群分门别类。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也是由此来区分彝族、苗族、土家族的服饰。少数民族服饰积淀了原始宗教的内容,其内容是多元的,渗有浓厚巫术及宗教观念的巫符神图,也是服饰图案中广泛采用的护身求吉的“灵物”,如万字、“十”字、人字、寿字等。

(1)彝族。彝族服饰上的万字纹、十形纹是吉祥的象征,受巫文化和其他宗教文化的影响,发端于彝族羊角占卜的宗教性活动。纹样生动的造型和鲜明的色调,表现出彝族人正直、勇敢、热情、爽朗、明快的性格特征,也反映出他们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观念。服饰图案纹样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

(2)苗族。苗族纹饰造型,龙凤、鱼纹、旋涡纹、几何纹、花草、纹龙纹表明了苗族文化与古中原文化的渊源。鱼变龙、龙变鱼的观念,鱼是多产的象征,是生命力的象征。蝴蝶纹用在衣服衽边。裤脚、肩部、腰等部位的挑花和刺绣上“十”字、万字纹,万形纹是由“十”字演变而来,是实用向美、向装饰转变的结果。角纹是与牛崇拜有关的,具有宗教、祭祀和祈求财富的象征意义。[2]苗族服饰图案蕴含着苗族自身的巨大的历史印迹、生存理念、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苗族的精神世界。

(3)土家族。土家族是崇拜虎的,小孩穿戴虎帽、虎鞋是希望他们受虎的围护,邪恶不敢侵害,避邪壮威。

少数民族多装饰风格的特点脱胎于中华源远流长的服饰特征,纵观中国服饰史,不难发现历代服饰多纹样重装饰的特点,巧夺人工的刺绣、细腻精美的织锦、寓意吉祥的纹样等,都表现出了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和别致。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在服饰图纹上取材于大自然,并受到图腾崇拜和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

2.丰富的装饰纹样与礼俗的关系

礼俗影响着人的一生,反映到服饰上也就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各个方面,从出生到成人,从少男少女到谈婚论嫁直至人生的终结,礼俗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体现出意味丰富的服饰内涵。在一些民俗学家的眼里,“每一个人之所以经历人生礼仪,决定因素不只是他本人的年龄和生理变化,而且是在他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生育、家庭、宗族等社会制度对他的地位规定和角色认可,也是一定文化规范对他进行人格塑造的要求。因此,人生礼仪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3]像苗族华美的银饰、土家族纯朴的服色、彝族服装的纹饰,已经成为一种礼俗意识贯穿整个民族。

如彝族少女在15岁前,穿的是红白两色童裙,头发梳成独辫;15岁以后,要穿中段是黑色的青年姑娘的拖地长裙,单辫梳成双辫,戴上绣满彩花的头帕,把童年时穿耳的旧线扯下换上银制的耳坠。整套服装的平面造型纹样表现在服装边缘及角角落落,将美好的祝福与寓意绣于密密麻麻的针迹中,传达彝族儿女对人生的热爱,并在每一个重要的节日庆典时,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和神话。

节日礼仪的传承性意味着在历史长河中,随着民族的迁徙、融合、交往,各民族的传统风俗不断变化,并赋予地方特征。土家族是典型的各民族的文化积淀带,交流的因素越发明显。土家族乞巧节上妇女尽情展现女性风姿,年轻姑娘捣凤仙花染指甲,用绸带缠细腰,犹如仙女下凡。女儿会是土家族男女社交盛会,妇女展示美丽的服饰。妇女所穿衣服多层,皆露漂亮衣边,不分老幼,上穿滚有多道花边的短大袖子的左襟大褂,下着八幅长裙。

礼俗的存在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而民族服饰具有物质与精神统一的特性,因此当本流域民族服饰成为礼俗的载体时,也就使得礼俗仪式显得庄重且民族色彩浓郁,而且礼俗的文化内涵也因此彰显的更加厚重。

三、本流域服饰文化的同一性与延承性

彝族、苗族、土家族服饰的图案、色彩及形式的多样化,是其对祖先意识的传承,在这过程中既表达了对祖先的追忆祈求护佑的心理,同时又加强了其民族群体的聚集力,只要穿上带有标志性的服饰,立刻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聚合到一起。

“不同的非语言符码在特定范围整合成沟通的基本模式、服装是一种消费性人造产品,用来表达个人的身份或意图,附有意义的人工制品不只是物体,同时也是符号。诸如色彩、质地、款式及设计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知觉到的整套服装,当我们合并考虑其他文化规则时,这些因素和审美规则有关”。[4]服饰纹样是用来表现穿着者的审美意识与情感的,表现不是模仿自然,而是根据创意和对自然物象的感受,借助外在的艺术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样,纹样就成为了寄托创作者情感的载体。

身体和服装协调一致地构成具体可见的外观情景,但是同时也指涉了更为抽象,而且在文化与交际两方面更为重要的社会规范。在我们日常的沟通工作中,电影、卡通、电视、音乐、广告与杂志,影响着我们对外观的解释。在充满媒体的生活中,外观变成了一种格式,苗族银饰的显著标示、土家族织锦的质朴图案、彝族服饰的绚丽色彩,这些风格具有大众共享的意义;同时,媒体也能巩固各种不同的传统形象,将这些具有风格的服饰通过媒体传达给大众,强化民族服饰的型与意。

四、结语

区域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分析解读相关符码,有助于我们了解本流域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特征,对了解民族的生存方式与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该区域民族的服饰特征,我们可以了解了民族服饰纹样的艺术内涵,作为一种物化的精神产品,它包含着生产方式、、民俗特征,折射出了本流域少数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

当今社会,礼俗文化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逐渐淡却,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商业化的社会观念使得本流域的民族服饰特征演化成了一种节日符号,变成了庆祝节日礼仪的表现形式――表演性服装,但它内化于民族群众的心理中的意识影响仍在发挥作用。民族群众应增强文化自觉,加强对礼俗文化的关注,以保持本流域民族服饰的特色,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增添绚丽的内容。

参考文献:

[1]Susan B.Kaiser著.李宏伟译.服装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56.

[2]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上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