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经济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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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商务英语教育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融合发展，我国需要培养出大量的综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在我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中，大部分院校英语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基础技能型人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形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加强对商务英语教育的研究，以期我国可以更好的改进人才培养机制，进而可以培养出更多的英语复合型人才。

一、商务英语教育现状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专门用途英语的形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其发展中，商务英语占据较高的地位。根据相关调研显示，我国商务英语的教学院校已经由起步的300余所发展到500多所，近年来，我国积极努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学科建设以及更新课程设置，取得了较高的成效，但是我国教育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的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教育方针，另外，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中，对商务英语的实证较少，仅仅通过对经验的描述来完成英语教学。

二、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随着人们对经济和文化的研究，逐渐衍生出语言经济学。在语言经济学的衍生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民族归属的方式对待语言。在世界的发展中，人类各个种群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是由于语言方面存在不同之处。第二阶段是将语言作为人力资源对待。在语言的发展中，将之与人力资源进行对待，并且对其进行投资，可以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源资本，继而可以提升和外国的交流效率，从而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得相应的收益。第三阶段可以将语言作为经济资源的符号。在社会的发展中，经济形势发展较好的国家占据一定程度的经济优势，那么其语言在国际上也相对占据一定程度的优势，对于其他语言而言，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语言可以作为经济资源的代表符号。例如国际通用语言为英语。

三、商务英语教育改进措施

1.改进教学内容。

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加强对课程设置的改革，可以提升商务英语的教育质量，并且可以提升商务英语的语言价值。在目前的商务英语教学中，主要以基础、知识和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难以满足社会的发展形式，同时不利于学生在社会的发展。另外，商务英语的教学目标主要是便于学生和供应商的谈判，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通过实践课程难以有效的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因此，我国商务英语教育应该适当的改革教育内容，以期可以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发展。首先，商务英语的教学应该以基础知识为主要目标，要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底。其次，我国商务英语院校要提升学生的听说和翻译技能，使其可以更好的同外国客户进行交谈，从而可以提升学生的业务能力。最后，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该设立一部分实践性内容，以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最新的岗位工作流程，进而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实用型人才。

2.以社会需求为教育导向。

在商务英语的教学中，主要是以基础教学和交流为主，学生难以掌握企业的最新发展形式，不利于企业更好的融入社会的发展。针对这种现象，我国商务英语院校应该积极的制定相应的措施，以期可以提升学生的适应能力。首先，我国商务英语院校应该积极的在教学过程中添加应用实例，例如企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客户的最新谈判技巧等，只有在课程教育中添加实践性内容，才可以更好的提升学生的素质。其次，我国商务英语院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技能训练，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建立适当的实训基地，以期可以增加学生的课后实践，从而可以更好的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后，我国商务英语院校可以加强和社会企业的合作，将学生输送到企业中进行实习，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性能力，还可以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总而言之，只有将学生培养成为符合社会发展的人才，才可以更好的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进而可以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发展。

3.改进教学方式。

在学校的教学中，我国商务英语院校过于重视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培训，学生的学习内容枯燥，难以提升学生的积极性。针对这种现象，我国商务英语院校要改进自身的教学方式，以期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积极性。首先，教师在引导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后，可以采用小组教学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素质，学生通过小组教学，可以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实践技能，并且可以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积极性。其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情景教学法来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在教导学生利用商务英语和客户谈判时，教师可以组织两个学生分别饰演两个角色，通过对话的形式来提升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干预，以便改进学生的不足之处，进而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学生的兴趣。

四、结语

在商务英语的教学中，存在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和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形式等问题，不利于提升我国商务英语的教学质量，同时不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我国商务英语院校可以积极的调查市场形式，并且可以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以便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楠,史岚,陈旭.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体验式商务英语教学探索——以《商务英语》课为例[J].中国外资,2012,05(20):25-27.

[2]梅君.基于语言经济学评析我国商务英语教育的不足之处

第2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教学行动 快乐教育 大学商务英语 教学情境

一、研究背景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1854年提出了“快乐教育”的思想。他认为学习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即使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他的理论完全符合心理科学，因此，根据他的理论创造的各种课堂快乐教学法，在英国教育界普遍受到师生的欢迎。我国对快乐教学法的研究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儿童和中小学生人群方面。

语言教学活动是交际的活动，交际活动中充满着情感和乐趣，这种情感和乐趣对英语教学成效的推动尤其重要。而课本中蕴含的这种情感和乐趣需要老师在课堂上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激活它，使其转化为学生学习的热情和提高能力的动力。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也就是说，将快乐教育引进教学活动中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自然大学商务英语也需要借助快乐教育的方式，增强教学成效。笔者参阅了大量快乐教学法的研究文献，发现快乐教学法的研究范围比较小，研究者的研究出发点与实际结合的不够紧密，更多停留在一种设想阶段。另外，研究者强调学生接受多于学生与教师共同进行教学的快乐情境创设。

在基于快乐教育的大学商务英语教学行动研究课题中，有几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1）商务英语教学情境创设的种类如何设定。（2）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关系究竟对双方有什么意义，如何正确操作。（3）教师教学反思与教学成效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必然联系。（4）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以至于最后的解决问题，快乐教育的情境创设怎么进行。

本课题旨在通过创设各种愉快的教学情境，把教师和学生联系起来，让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融合在一起，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进行各种教学情境创设的过程中，去挖掘问题，解决问题，把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合作讨论的方式去解决。通过不断反复的研究、试验，创设一种适合大学商务英语教学的情境，让学生可以在轻松、快乐的课堂环境中获取知识，提高商务交流技能。而教师在进行情境创设的过程中，结合时代信息，不断反思教学内容和形式，从而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教师之间互相交流、学习，在他们之间形成互帮互学、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良好教风，对教学质量的提高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综述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教”与“乐学”是孔子最先提倡的教育思想，而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于1854年提出了“快乐教育”的思想，我国“快乐教育”这一提法，始自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国内外对快乐教育的研究学者比较多，但国内对快乐教育（快乐教学）的研究涉面比较狭窄，延伸的深度还不够。然后在实践方面，全国各地的小学中涌现了一批推行快乐教育和快乐学习成功的学校，比如1987年首先提出和实施愉快教育的上海第一师范附小，继该校后，不少学校也相继了愉快教育的实验，各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有实施了“愉快教育，全面发展”的整体改革实验的浙江省东阳市实验小学，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还给孩子欢乐的童年为主题，走入愉快教育行列的沈阳铁路第五小学等。

但是，对大学阶段课程的快乐教育研究数量极少，更别说大学英语和商务英语的快乐教育了。并且这极少的研究文献中，大多处于一种设想阶段，没有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各种教学情境的设计也不尽合理，也就是说，研究者把教师放在一个想当然的位置上，对学生进行快乐教育，对快乐教育的效果没有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

本课题采用教学行动研究的方法，结合快乐教育的情境创设，在大学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记忆一些乏味的单词，学生根本没了解商务情境对话，跨文化交流应注意的禁忌等方面，创设相对应的教学情境，采用“计划—行动—观察分析—反思”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郑敏，陈凤兰，2000），不断改善教学情境创设，达到提高学生学习商务英语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的目的，同时针对他们的个性，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指导。在这个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中，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三、教学设计

本课题拟从2010学年开始，选取丽水学院外国语学院2008英语本科1班和2班为实验样本，开设商务英语课程，时间设定为2个月，1班为实验班，2班为参照班。对1班学生授课时，通过创设游戏情境、直观情境、合作情境、问题情境等，给学生营造一种轻松、自由的学习氛围，吸引学生投入到商务英语的学习中来。对2班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不采用快乐教学法，也不对课堂进行情境创设。

四、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丽水学院外国语学院2008英语本科1班和2班的60名学生。1班和2班学生的英语成绩相当，优、良、中、差分布均衡。在同样起点上，有利于分析实验后两班的变化，同时两个班实验一段时间后让学生交流，收集不同班级对快乐教育中各种情境创设的意见和建议，分析参与快乐教育的学生与不参与的学生之间看法的差异，找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同时对不完善的情境创设进行改善。

2.数据收集与处理

①数据收集。通过设置调查问卷，收集实验前两个班学生对商务英语学习方法的选择和兴趣所在；采用与学生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获取学生对快乐教育方式的看法；将两个班学生集中进行讨论，收集学生对快乐教育的建议；实验一周后，收集实验班对快乐教育方法及形式的意见和建议；对两个班学生进行测验，分析试卷中的主要错误。

②数据处理。将收集的意见和建议归类，对占据比例比较大的意见和建议重点分析、考虑；对测验试卷中错误率高的题目进行分析，辅之以与学生交流的方式找出错误的原因，然后分析正在实行的教学方法，可能存在的缺点；根据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修正正在进行教学方法，根据后期的变化，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法。

3.研究经费预算

带网络的电脑一台——已有资源

打印机一台——700元

录音机一部——300元

相关文献购置及复印、扫描费用——500元

合计：1500元

参考文献：

[1]冯克诚.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选读[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

[2]郑敏，陈凤兰.教学行动研究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431-436.

[3]李炯英.行动研究：概述、理据及应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6）：134-138.

[4]唐玲.实现“快乐教育”要跨越的几个障碍[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58-59，62.

[5]朱运朝.快乐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D].江西师范大学，2007.

第3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经济类专业 商务英语 口语水平 提高 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和商务活动日益频繁。英语应用在国际商务活动这一特定语境下，其语言特征与其他日常生活口语不同。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从事国际商务活动是成功的职场人士必备的技能之一。因此，培养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成为高校众多专业的培养目标。笔者任职的学院，是一所民办高校，办学目标非常明确，即培养“掌握一定理论知识的高级实用型人才”，并始终贯彻“一体两翼”的办学模式，强化计算机与英语教学。而笔者所在的经济系更是走在学院教学改革的前沿，开设双语课程和《商务英语》课程，旨在加强学生的英语，尤其是商务英语，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将学生培养成当今市场上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因此，继两年的大学英语后，经济系的电子商务专业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大三学生，将开始学习两个学期的《商务英语》课程，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毫无疑问，经济类专业学生在电子商务、国际贸易、金融、商法等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英语专业的学生扎实，但与英语专业学生相比，课内外可以使用口语的机会较少，学习英语的氛围也没有那么浓厚。因此，如何结合专业特点，有效提高他们的商务英语口语水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课程定位

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商务英语课程的定位是：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商务英语。开设的课程有《商务英语口语》、《商务英语精读》、《商务英语阅读》、《翻译》、《商务英语写作》、《外贸函电》等，都是一系列围绕商务英语而开设的具体课程，贯穿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学生锻炼口语的机会很多，提高较快。而对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商务英语课程的定位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国际商务―国际商务英语。《商务英语》仅作为专业英语学习，要在有限的两个学期内有效提高学生的商务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挑战性确实很大。

2.影响学生口语水平的因素

据笔者了解，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学习英语达十年之久，但能运用英语流畅地进行交流的人数并不多，“哑巴”英语的现象非常普遍。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学生英语口语能力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英语基础薄弱。笔者所在的学院属于第二批本科B线的高校，招收的很多学生就是因为英语基础较差，高考成绩不理想。第二，学生自身的心理存在问题。在教学中，笔者通过提问环节发现学生普遍存在羞怯心理，不敢主动回答问题，或者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不够自信，会不自觉地紧张，害怕出错。第三，学习者的学习态度不良。一般可分三种，抱积极态度者、抱中立态度者及抱消极态度者。英语基础较好、学习目标明确的学生在课堂上非常活跃，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能主动发言。抱无所谓态度的学生，通常不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被提问时才发言。而态度消极的学生很多是因为基础差，觉得没兴趣、没用，根本就不想学。他们不想参与课堂活动，即使被提问也不怎么发言。第四，演练口语的环境不佳。英语是中国学生的第二语言，缺乏听说的环境，仅是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接受训练远远不够，因此，口语水平总是得不到提高。第五，教师的有效指导不到位。一直以来，学生接受的英语教育都是以应试为主，比如中考，高考，英语四、六级，重点都放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口语没有得到训练。以上种种因素，造成了学生的“哑巴”英语。

3.提高商务英语口语水平的策略

大三的学生学习英语一般有十年之久，未通过国家统考的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学生仍然以过级为目标，已通过的学生则觉得任务已完成，或者英语已经够用，不想再多花时间。让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商务英语》上，并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有何良方？以下是笔者结合工作实践经验进行的探究。

3.1明确商务英语的含义及其特点。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课程开始之初，就向学生明确该课程的重要性，并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商务英语以及商务英语口语所涉及的各个层面，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1.1商务英语的含义

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均认为，商务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ESP）的一个分支。ESP可分为学术用途英语和职业用途英语，商务英语则属于职业用途英语的一种（David Carter，198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商务活动涉及越来越多的领域，比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技术转让、商务谈判、国际融资、国际运输、国际旅游等都属于商务英语的范畴。可见，商务英语实际上指在商务活动和经济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

3.1.2商务英语口语与一般口语的区别

作为ESP的一个分支，首先，商务英语有其明确的特殊目的和专业性。其词汇、文体风格都与一般口语不同。其次，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商务场合需要用到多种技能，如telephoning skills（电话技能），negotiating skills（谈判技能），presenting skills（作演示报告的技能），meeting skills（会议技能），socializing skills（社交技能）等，这些技能需要通过模拟现实商务活动情景进行专门学习或训练才能掌握。再次，商务英语是跨学科的课程，融合了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教学，如财务金融、商务谈判、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公关礼仪、跨文化交际等，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一般语言技巧，而且需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从语言测试学的角度将商务英语口语能力进行分解剖析，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层面（何光明，2008）：第一个层面，听力能力（一般听力，商务英语听力）；第二个层面，基础口语表达能力（基础语言知识，常规语言知识，应变技能）；第三个层面，商务词汇；第四个层面，商务表达习惯；第五个层面，商务知识；以及第六个层面，跨文化交际能力。一般口语能力只涉及其中的第一、二、六层面，而商务英语口语能力覆盖全部六个层面。因此，不难发现，尽管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但很多学生仍然无法利用商务英语口语顺利地进行沟通。意识到商务英语的重要性和特点后，大多数学生都能端正学习的态度，认真对待。

3.2温故而知新，巩固商务英语口语基础并提高。

语言学家Weir和Bygate（1992）认为口语能力由语言微技能（micro-linguistic skills）、常用表述技能（routine skills）及交际应变技能（improvisation skills）这三种技能构成。语言微技能是指语言形式，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知识。常用表述技能（routine skills）指典型的日常交际用语和传递信息的技能。其中包括：（1）运用“问候、介绍、感谢、道歉、后悔、意见、愿望、抱怨、劝告”等日常交际用语的能力。（2）描述或叙述事件、事物和人物等的技能。交际应变技能（improvisation skills）指交际过程中遇到问题能随机应变地解决并完成沟通的能力。包括如何做到措辞得当、结构清晰、内容表达完整、互动顺畅等。

如前所述，经济类专业的大三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英语口语基础，大部分学生都能熟练应用语言微技能和常用表达技能，但应变技能还有待提高。鉴于此，笔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学生的基础，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讲授新的技能，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主要包括两方面：（1）将一般英语口语各场合下的功能句型应用到各种商务情景中，指出在商务场合下使用要注意的地方。如在学习社交技能时，结合一般口语中的介绍、问候等功能句型，介绍在商务社交中，要懂得如何介绍自己、介绍他人，以及使用哪些话题与他人进行闲聊。（2）融合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进行综合性教学。商务英语的交流常涉及谈判、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可引导学生大胆地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英文表达出来，表达正确恰当的要及时表扬，表达错误的要及时指正，并引出正确的表达语。如，在讨论Marketing的相关问题时，可引导学生用英文说出低端、中端和高端市场，营销组合及其包含的要素等。温故而知新，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巩固了学生的口语基础，使学生在无形中提高了商务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一举多得。

3.3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提高商务英语听力水平。

听是输入，说是输出，沟通要顺利进行缺一不可。因此，听力理解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口语交际的质量。基于大学四、六级的听力水平，学生须利用各类商务教材来提高自己的商务英语听力能力。因此，笔者引导学生利用网络丰富的资源，搜索相关的听力和视频材料，进行学习和模仿。同时，笔者向学生推荐口碑较好的系列商务英语口语素材，如“随大山商访加拿大”、“洋话连篇”、《走遍美国》等。在每个单元的学习中，还会推荐内容相关的视频短片或者影片，供学生学习。如在学习Employment的时候，笔者利用KPMG公司的实录面试视频进行教学，并让学生课后观看与职场有密切关联的影片“The Devil Wears Prada”。这些听力和视频资料，内容真实、新鲜生动，深受学生欢迎。

3.4通过泛读，扩大商务词汇量。

流利的商务英语口语要求学习者不仅要具备一般口语词汇，还应当掌握一定量的商务词汇，尤其是与自己职业相关的词汇。从词汇学的角度，商务英语词汇包括（1）旧词新义；（2）特定用语；（3）缩略语。扩大商务用语词汇量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习者必须持之以恒，利用网络和出版物，阅读大量的经贸文章，关注最新商务动态，并注意相关内容的英语表达，多留心，多积累。因此，定期布置泛读任务，并进行抽查可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3.5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法，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1971）首先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学者卡纳尔（Canal）和斯温（Swan）对海姆斯的交际能力学说作了补充，使之有了相当的使用价值，并得到了应用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可。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学者巴克曼（Bachman）的交际语言能力学说对交际能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普遍认为交际能力有四个主要部分：语法能力（语言规则知识）、社会语言能力（在不同的社会语言环境中恰当地理解和表达语言的能力）、话语能力（根据不同的题材，把语言形式和语言意思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口语体或书面篇章的能力）及应变能力（为提高交际效果所使用的能力）。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法，可有助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技能。这些教学法包括：语言展示法、任务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及案例教学法。

3.5.1语言展示法

指的是将充分准备好的专题知识，通过与学生的互动，由学生用英语展示或表演出来，其他学生讨论补充，教师讲解总结，最后综合评分的教学方法。Davies & Pearse（2002）指出，英语教学是否成功在于学习者是否能真正用英语交流，即灵活掌握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笔者定期布置专题内容，让学生课后查找相关资料，做好充分准备，并在下一次课的“五分钟表演时间”环节进行商务对话，表演完毕，让其他学生提问作点评，然后笔者再作讲解总结，提高学生的自学和交际能力。

3.5.2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task-based instruction）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这种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得到，而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鉴于此，笔者围绕各单元精心设计口头任务，让学生根据任务制订计划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计划，完成任务。任务教学法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是有效改变以往以教学讲授为主的教学现状的最佳途径之一。

3.5.3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认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强调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廖瑛，2005）。基本模式是围绕相关主题开展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模拟对话和讨论等互动形式，以达到了解和掌握专业交际目的词汇和表达法的目的。在课堂上，笔者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真实水平来组织课堂活动，给予学生必要的指令和引导，让学生形成相互合作的习惯，培养实际操作能力。采用交际法，教师的角色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交际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则要变被动为主动，获取交际能力。

3.5.4案例教学法

又称“苏格拉底教学法”，重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起于哈佛商学院，故又名“哈佛教学法”。该方法强调以学生为课堂活动的主题，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以讨论和分析为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在商务英语课堂上使用案例教学法，可培养学生在掌握商务英语口语的基础上，增强学生解决实际商务活动中所碰到问题的能力。

以上多种教学法，基于任务，学习目的明确，能明显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有助于学生提高商务英语口语水平，获取交际能力，顺利完成商务沟通。

结语

经济专业类的学生学习《商务英语》的时间只有一年，基于他们的口语基础迅速提高商务英语口语水平并非易事，除教师的努力外，还需要学生和学校等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在多年的教学中，笔者不断探索研究可有效提高经济类专业学生商务英语口语水平的策略，并在课堂教学中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觉前路漫漫，望与广大同行一起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伽.商务英语口语创新教育探讨［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8.

［2］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朱曦.任务教学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5.

［4］常漪，徐庆宏.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的实践探讨［J］.榆林学院学报，2008.9.

［5］何光明.如何提高商务英语口语［J］.New Oriental English.

［6］蔡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商务英语口语教学［J］.外语界，2006.2.

［7］Carter，D.Some proposition about ESP［J］.The ESP Journal，1983.

第4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幸福经济学；资源；效用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05-2

幸福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幸福。通常大多数人认为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对幸福感的研究应该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任务，经济学应该关注生产、消费、商品、通货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的研究，不应该将幸福感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研究的基础恰恰就是每个个体的主观心理的感受，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提高人类的福祉。这样一来，对幸福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本来的应有之义。

幸福经济学虽然也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它与传统经济学有着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而幸福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幸福经济学是描述性的。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幸福经济学则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们的幸福。因此，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与人类需求

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就是资源的稀缺，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之下如何配置这些资源，从而达到产出最大化。这种产出，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还包括人们在使用了产品和服务之后的心理满足感。而这种心理满足感其实是无法达到最高点的，同时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从某种角度来说，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光是人类福利问题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就是怎样配置有限的资源来使人类的幸福感最大化，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人性假设与有限理性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中求利仍然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动机，但是面对着复杂的环境，以人们对其非常有限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在其进行行为决策时将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都精确地纳入自己考虑的范围的这种理想的“理性”是不可能的，因而人类本质上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就是指人的行为和实践的理性是有意识的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1.工具理性行动，指的是行动的手段和目标通过理性的计算来决定；2.价值理性行动，行动也是理性的，但是其手段和目标是有既定的价值体系事先决定的；3.情感行动，指的是行动者以自己的感情或情绪状态来选择自己的行动；4.传统行动，指的是行动者参照习俗或惯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四种行动类型之间互相渗透交叉，其复杂程度不是经济人假设的外延所能覆盖的。经济学研究只有充分地将有限理性作为重要的条件纳入人性假设当中，才具有现实价值。

三、边际规律与自我实现

边际规律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而边际递减规律则是边际规律的一个基础规律。所谓的边际递减规律，就是指在对某一事物的正向的动因增加时，就会换来一定效果；但是当这种动因持续地增加时，这种效果的增加却会越来越少，当正向的动因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时，无论再怎么对这一事物给予正向的动因，效果都不会再增加。而人类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最理想状态却是要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因此边际递减规律使得人类无法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原则从而使其能够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人类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我实现指的是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当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并表现出来时，人们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当一个人较低层次的需求（如安全感）获得基本满足之后，他便会转而尝试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自我实现），相应地其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也就会随之提高。但是，由于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这一重要规律的存在，使得人们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只能成为空想。唯物史观认为，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人类只有在对其自身条件有了正确而清醒的认识之后，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才有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最终达到自我满足与社会贡献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之中，边际规律这一客观规律会贯穿始终。

四、市场效率与社会规范

根据经济学的有效市场理论，信息的传递是时而充分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都掌握了完全的信息，可以根据信息作出理性决策。然而，有效市场只不过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状态，实际中影响市场效率的因素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规范因素的作用。

社会规范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维度的基础。以社会规范为标尺，人们才能得出幸福与否的主观结果。社会规范是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而共同有意创造的社会习惯或惯例，其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在产权、消费和分配这三方面，从而与市场效率紧密相关。从这三者入手，优化其关系，改善其质量，不但可以尽可能实现市场效率，而且可以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五、层次需求理论与幸福方程式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求和生理需求；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求，称为高级需求。低层次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求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求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求取而代之。在其需求层次理论中他进一步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指出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求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求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就我国而言，建国初期，我党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一阶段，物质生活及其匮乏，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追求低级需求的满足即成为衡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不仅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精神文明建设也初具规模，人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在低层次的需求普遍可以得到较好的满足，该层次的因素对人的激励力度就大幅减弱，人们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根据五层次需求理论，当个人需求得到满足即达到自我实现时，个人将获得完美的巅峰体验，而这种巅峰体验所达到的程度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来衡量：

从这个公式来看，幸福取决于两个因素：效用与欲望。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时，我们假定欲望是既定的，即在某一阶段内欲望可以看作是既定的，当欲望既定时，人的幸福就取决于效用。而效用则指的是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劳动）中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情况下，消费的各种物品越多，所得到的效用也越大。因此，在某一阶段内，幸福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收入最大化。

然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个人欲望不可能得到无限的满足，城市幸福感只能是一种从总体意义上而言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无法再不损害别人幸福感的情况下通过资源的重新分配使某人的幸福感得到增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幸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分析解读，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幸福感的研究和测量不仅仅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也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对于研究人类幸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幸福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幸福感和国民幸福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手段，将在学术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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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正山.幸福经济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3]奚恺元，工佳艺，陈景秋.撬动幸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第5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均衡；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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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第7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当代财经 江西财经大学 CN36-1030/F

现代日本经济 吉林大学、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CN22-1065/F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CN11-1057/F

财经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CN51-1104/F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山西财经大学 CN14-1221/F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CN11-2640/F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CN11-3952/F

金融经济学研究 广州金融学院 CN44-1696/F

审计与经济研究 南京审计学院 CN32-1317/F

财经问题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CN21-1096/F

商业经济与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CN33-1336/F

国际贸易 中国商务出版社 CN11-1600/F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CN32-1544/F

上海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CN31-1163/F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CN42-1663/F

改革 重庆社会科学院 CN50-1012/F

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 CN11-5859/D

财经理论与实践 湖南大学 CN43-1057/F

经济与管理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CN11-1384/F

证券市场导报 深圳证劵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CN44-1343/F

财贸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CN34-1093/F

财经论丛 浙江财经大学 CN33-1154/F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CN11-1077/F

广东商学院学报 广东商学院 CN44-1446/F

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CN11-3504/TU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中央财经大学 CN11-3846/F

当代经济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 CN22-1232/F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CN35-1023/F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云南财经大学 CN53-1209/F

经济经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CN41-1421/F

经济问题探索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CN53-1006/F

经济纵横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CN22-1054/F

现代经济探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CN32-1566/F

城市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CN11-1119/C

中国经济问题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CN35-1020/F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河北经贸大学 CN13-1207/F

农村经济 四川省农业经济学会 ,

CN51-1029/F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杂志社 CN11-1011/F

亚太经济 福建社会科学院 CN35-1014/F

国际经贸探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CN44-1302/F

经济问题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CN14-1058/F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江西财经大学 CN36-1224/F

第8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 价值中立 道德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学自身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实证主义经济学逐渐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或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场了。他们（经济学家）主张必须把价值问题从经济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甚至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他们认为：“如果像道德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刘伟在其《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一文中则说的更为直接：“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这在事实上，使经济学沦为了工程学，它“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

那么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完全脱离道德而存在呢？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为它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即，在财富之外，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为此，阿马蒂亚・森针曾指出，不重视经济学中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伦理学家的悲哀，而且也将使经济学走向绝境。“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已经）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分析缺乏说服力，并削弱了预测经济学的行为基础；它也使经济学对自身的两个根本问题缺乏说服力：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都浸透着伦理的因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 （Keynes, 1936, p. 298）。这种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的经济过程仅做纯数理推导、证明和实证检验的“演练套路”，“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一种滥用（misuse），而且还有一种导致使理性运用无多大意义（trivialization）的潜在危险，这一世风很快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

“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却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可事实却恰好与他所提倡的相反。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 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却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的确是受自利所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些并不表明，斯密就完全满足于建立在这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了。事实上，他还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

可以这么说，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与“道德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所谓的“斯密悖论”只是现代经济学家的一种狭隘化理解。在历史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笔者相信，这种关系同样不会变。经济学是如何离开“人”的，必将也如何回归到“人”。“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相反，它只有重新引入伦理学，回归到的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传统，才能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合法性，并增添自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London: W. Hodge,1949. p.2

[2]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第9篇：商务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劳动分工 专业化 经济增长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时代有柏拉图论述过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开门见山指出分工是财富增长的源泉之一;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对分工问题的研究,经济学的重心转变为在既定的分工和组织环境下,如何实现最大的效用问题。杨格1928年的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是对斯密关于分工思想的第一次复活,并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重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了模型化的复活,并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学的框架体系。

一、分工理论的起点――柏拉图的分工思想

在柏拉图看来,劳动分工是自然的或天赋的要求。上天赋予人们不同的天分,要求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他说,我们大家并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因此,不同的秉赋应该有不同的职业。而且,每个人应该做天然适宜于自己的工作。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的工作,放弃其它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相反,如果他什么都干,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相应的,适应人的需求以及人作为生产者的不同天赋,生产活动被分为不同的职业。在柏拉图那里,至少已经认识到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提高产品质量的作用。

为了使生产单一产品的每个生产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需要一个协调和组织机制,这就是城邦或国家。“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P58)。”柏拉图的分工思想,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基石。从分工角度来理解国家的起源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天才的创见,它提供了理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可以说柏拉图是经济思想史上分工理论的起点。

二、分工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确立――斯密论分工

熊彼特说过:“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意识到如此重视分工”。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以做扣针为例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并归纳,“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并举例,“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8,P5-7)

斯密认为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劳动技能)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或者心不在焉、懒惰、随便等习惯,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

既然分工有如此好处,那么引起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呢?斯密认为,分工并非人类智慧的创造,而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对人类的需要而言,斯密认为,“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8,P14)。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同样,第二个人成为建筑师,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等。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练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关于分工是不是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的结果,斯密并不认同柏拉图的观点,他说,人类天赋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并以哲学家和挑夫为例加以说明。因此,人类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此外,斯密还分析了影响劳动分工的制约因素。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由此可见,斯密的分工理论体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微观层次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历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其二是宏观层次的分工。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三、对分工理论的发展――杨格对分工理论的理解

杨格的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斯密从生产者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

阿林•杨格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杨格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他指出,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在使用机器,采用间接过程时,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后者从经济角度看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敲打一个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的,还不如使用手边任何拙笨的工具。杨格强调了两点,第一点,表现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这些经济又主要与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相等同。第二点,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产业的分化现在和将来仍然是与生产增长相联系的典型。例如,早期印刷者的继承者今天不只是拥有某一企业的印刷者,而且也包括木浆的生产者、各种纸张的生产者、油墨及其不同配料的生产者、字模金属和字模的生产者,制作插图和掌握各种制版技术的产业集团,印刷业及其辅助工业所需工具和机器的制造者。在大部分工业领域中,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一个企业以及它作为部分构成的产业,失去了其统一性。这个企业内部经济分解成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各个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种分解是对工业最终产品市场的增长所创造的新形势的调整,因而,产业间的分工是报酬递增的媒介。

总之,对于分工问题,杨格的结论是:“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接着,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人们除了从获取新知识取得进步外,也有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不论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非经济的利益(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四、劳动分工水平的演进――杨小凯对分工理论的模型化分析

杨小凯继承并发展了斯密和杨格的分工思想,将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结合起来,并用专业化经济与分工所需的合作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重新解释了许多微观、宏观经济现象。

杨小凯认为,交易费用对分工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交易费用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分工水平越低。而交易费用有可以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经济决策主体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因而外生交易费用对经济主体的决策不会产生超预期的影响;而后者则是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欺骗、道德风险等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这显然与有形的外生交易费用不同。不管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上所述,如果交易费用是外生的,劳动分工则是外生演进的;而所谓分工的内生演进是指一种动态机制在外生交易费用既定的情况下分工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这个自发演进并不是一种物理或机械的过程,而是每个自利的人动态最优决策交互作用后而产生的一种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后果。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两难冲突是,分工所产生的加速学习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在全能的经济中人们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许多经济活动中,由于用在每种活动上的时间所限,个人知识的积累十分缓慢;况且每个人都重复着每个人的活动,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是十分缓慢。如果每个人专于一职,则熟能生巧,个人短时间内就能积累显著知识;况且从总体的角度看又避免了社会大量的重复学习,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显著增加。但这一过程会增加专业化分工后的交易费用。因而,杨小凯总结出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是:“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交易费用,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人均实际增长率下降(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169;)。”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8.

[3]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主席的就职演说,1928.

[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李涛.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杨小凯的增长模型评介[J].技术经济研究,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