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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nference Book, Islamabad Trilateral Dialogu-Afghanistan-Pakistan, Pakistan-China Institute, Edited Aiza Azam, October 2014.
Abdullahy Khan, "Security Landscape of Pakistan," Global Affairs, February 2015, Islamabad,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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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nference Book, Islamabad Trilateral Dialogu-Afghanistan-Pakistan, Pakistan-China Institute, Edited Aiza Azam, October 2014.
本文依托“全球化”的大背景,结合山东自身经济现状与资源特征,对“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经济的整体定位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山东经济在“十二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活动、思想超越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且呈现趋同趋势。这种趋势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交往的便利和密切而愈发明显。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可以解释为越来越多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被配置的趋势,具体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以及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易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趋同。
(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
首先表现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全球国际贸易额的持续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FDI表现出总体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在80年代之后开始发力,90年代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在21世纪的前10年虽然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和次债危机后的两次回调,但总体还是呈上涨趋势。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D)的估算数据,2010年全球FDI已开始实现了次债危机后的复苏,由2009年的1.11万亿美元增长为1.12万亿美元。FDI代表了国际资本参与国际生产的形式,因此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正在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
全球国际贸易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增长趋势比FDI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近40年以来,全球贸易额除了在此次次债危机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之外,其他时间的下降趋势几乎不明显。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称,2010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额已经实现了25%的增长,显示次债危机并不能阻挡全球国际贸易额持续增长的步伐。全球国际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代表了越来越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体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增长持续高于世界经济本身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国际贸易增长持续高于世界经济本身的增长。虽然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国际贸易的下滑要大于世界经济的跌幅,但总体来看,近40年全球国际贸易还是以远高于世界经济本身增长的速度在增长。国际贸易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说明有更高比率的产品和生产要素被纳入了全球化的流通体系,这一点更加精确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二)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易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趋同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不断增长使得全球从商品到服务、从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领域的标准全面都出现了趋同的趋势。1980年生效实施的《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促进了货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标准趋同。198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9000又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企业在管理模式上的标准趋同。2006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代表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化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反映了会计服务领域全球标准趋同的趋势。
标准的趋同绝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而是呈现全面趋同的趋势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这种趋同的趋势将继续全面深入发展。
二、“全球化”视角下的山东经济整体定位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发展经济学中传统的区域内产业间平衡增长理论(Balanced Growth Theory),转而诉诸于通过不同区域侧重点不同的产业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平衡增长。在全球化视角下,世界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统一的宏观经济产业链。经济主体在这个宏观经济产业链中的定位就是要确定自己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寻求发展自己的主导产业。
(一)首先要考虑山东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特征
山东的数据反映出山东经济正在强烈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按照山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山东外贸出口总额仅为155.3亿美元,进口总额仅为96.6亿美元,利用FDI总额仅为29.7亿美元;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山东外贸出口已超千亿美元,达到1042.9亿美元,进口总额则达到845.1亿美元,利用FDI总额也增长到了136.3亿美元。10年间出口、进口和利用FDI总额分别增长了6.7倍、8.8倍和4.6倍,显示出山东经济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与此同时,经过连续30多年超过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山东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010年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已达近4万亿元人民币,持续位列全国三甲,人均GDP按当前汇率折算已经超过6000美元。2010年山东省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9.1:54.3:36.6。按照钱纳里和泰勒(Chenery. H.& Taylor. L)对于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近期工业的划分,山东经济应该已经进入到了近期工业(Late Industries)时代。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当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将会于2015年左右实现完全工业化。
从产业链的价值维度看,宏观经济产业链可以认为由资源供应者、产品生产者、产品营销与理念设计者三类经济体构成。如果再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为初级资源供应者,例如原油、矿山开采等;资源的初级加工者,例如炼油、钢铁的初级冶炼等;低端产品制造者;高端产品制造者;以及产品理念设计与营销者等等。
加工贸易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在山东的出口分类中,加工贸易已占接近一半比重。2010年山东加工贸易出口约占全部出口额的47.8%,这还不包括未纳入统计的部分进口―加工―复出口的产品。整体出口产品结构中,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机电类和高新技术类产品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60.1%,而这两类产品在山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占到89.9%的绝对高比。具体来看,机械设备、电器电子、橡胶轮胎三类产品就占了山东加工贸易出口的49.3%。这显示山东经济在“全球化”视角下已经摆脱了初级资源供应和资源初级加工阶段,但是尚未达到产品理念设计与营销阶段,而是处于从低端产品制造向高端产品制造转移阶段。
在“全球化”视角下的宏观产业链中,既然山东经济正处于从低端产品制造向高端产品制造转变的阶段。因此,考虑到适度前瞻原则,山东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整体定位宜确定在以高端产品制造为主。
(二)其次考虑山东的自然禀赋、基础设施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自然禀赋来看,山东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人口数量方面,按照山东省统计局的测算,2009年末山东省常住人口已达到9470.3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人口密度均列全国第2位。按照山东省老龄委的研究结果,山东省的人口红利将于2027年结束。这也就意味着山东尚有25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可以利用。从人口质量来看,山东省基础教育扎实,义务教育普及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但是高等教育普及率稍显偏低,2010年山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8%,且大量顶端人才留驻省外工作。因为高端产品制造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但是对于顶端人才需求相对较少,所以从人口结构来看,山东经济适宜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虽然也有人提“跳跃式发展”、“发展创意经济”、“发展总部经济”等说法,但考虑到山东经济当前以制造业基础为主,以及缺乏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顶端人才优势,过度强调超前发展是不合时宜的。这些发展方向只能成为山东高端产品制造定位的有益补充。
自然资源方面,按照2006年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的报告数据,山东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49%。但是山东良好的基础交通设施部分弥补了其自然资源劣势。山东其公路、铁路、港口密度和等级均居全国前列。良好的交通设施加上迅速发展的制造业促进了山东资源类产品的进口。近几年,在山东进口商品分类中,铁、铜、铝、煤等矿石资源产品进口量均呈大幅上升走势。例如2010年,这几类产品的进口额增幅均在49%以上,其中铁、铝矿石增幅高达80%左右。
山东的自然禀赋要求山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适宜整体定位于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山东较高素质的一般劳动力,另外也恰当减少现有低端产品制造业对于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山东良好的基础设施又能够保障高端产品制造对资源的基本需求。按照赫希曼(A.O. Hirschman)不平衡增长战略理论中的后向联系原则(Backward Linkages),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山东庞大人口产生的越来越高的内需消费要求也将拉动山东经济转向高端产品制造定位。
三、“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经济整体定位的实现途径选择
综前所述,在“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经济在短期内整体适宜定位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然而,实现途径的选择决定了战略意图的可实现性和实现速度,这才是决定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能否得以全面较快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具体来看,以下途径将会有助于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定位的实现。
(一)学习日韩模式,用产业升级加快发展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
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曾经主要从事于低端产品制造业,且由于文化、地缘因素,山东经济当前环境和日本、韩国在经济转型之初的状况十分相似。山东可以利用地缘文化优势,加大承接来自日韩的产业转移的力度。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大对企业在此基础上的自身创新研发的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例如钢铁业,钢铁业在我国属于“两高一资”产品,当前的钢铁业在山东和日韩之间的结构布局是山东进口铁矿石生产低等级钢铁产品,出口日本、韩国经过进一步冶炼成为高等级产品后再进口使用。例如山东2010年在大量进口矿石的同时,钢材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也分别达到了2.04亿美元和1.36亿美元。这反映出山东钢材生产还处于相对较低层次。因此,山东钢铁业在自身整合发展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引进本领域日韩等国携带技术转移的投资,以投资促进本地产业技术的升级和融合,利用技术的扁平化扩散,促进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山东钢铁也还应该积极将落后产能向更下一层级转移,以腾出空间和资源发展更高端产品,也为发展更高端产品构造资源基地。
(二)大力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
民营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部门。经验证明,民营中小企业发达的地区都是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然而,民营中小企业又是低端产品制造业最集中的群体。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且缺乏有效政策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大多选择从事对资本、技术要求都不高的低端产品制造业。所以,民营中小企业能否转型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是能否实现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发展定位的关键。
对于以加工出口低端制造产品为主要形式参与“全球化”的山东民营中小企业而言,当前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的形势已经迫使其产生了转型高端产品制造的强烈意愿,但资本的限制和科技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其向高端产品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如果政府政策能够在资本政策方面和科技平台建设方面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一下,例如加大对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村镇银行的支持力度、建立一个省内高校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交流平台,这将会极大地促进山东民营中小企业向高端产品制造业转移的速度,同时也会大大提高省内高校大量的优质智力资源的利用。
(三)转移引导资本投资方向,注重金融资本对高端产品制造工业的支持
现代工业的发展历史表明,离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大规模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相对于低端产品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高端产品制造更具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这就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对高端产品制造业进行支持。
在低端产品制造阶段,企业更多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来支持生产,而积累的富余资本被大量投入基础建设领域,一方面弥补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初期基础设施不足的缺陷,同时还消化了富余的储蓄资本。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重复基础设施的投资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浪费,还会降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甚至形成失败投资。高端产品制造业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正好满足了资本的投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恰当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转而引导支持金融资本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持。这样才会有利于培养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企业的批量形成,夯实山东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基础。
关键词:贸易大国 贸易强国 现实差距 贸易战略
一、中国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现实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和环境的日益改善,中国经济越来越外向化,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在统计数据上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内涵是有区别的。
二、对外贸易战略理论
1.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
比较优势理论是人们在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做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而该理论无法来解释当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中均处于绝对劣势时,贸易仍然能够获得发展的现象。这一问题由大卫·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后来,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发展了李嘉图的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
2.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优势。
三、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及影响
1.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们抓住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轻纺产品加工贸易。在198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达到了1116.8亿美元,这一增长水平既高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长,也高于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2.中国迈向贸易大国的发展阶段
“八五”是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阶段,“八五”期问,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平均增长19.5%的高速增长,在如此高速增长水平推动下,我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上升到1995年的2.9%,在五年的时间罩,我国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
3.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而崛起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从而使对外贸易焕发出勃勃生机,2007年中国的供求已经能够左右国际市场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表明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4.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将不可避免地在许多领域影响到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并且,中国的需求大大拉动了东亚各国的出口复苏,成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现实差距及原因分析
1.中国GDP总量大,但人均GDP很低。而中国虽然在世界上已经成为GDP大国,但是人均GDP不论是与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大世界贸易强国相比,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大,但是人均贸易量低。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大世界贸易强国的贸易总量以及人均贸易量均位于世界前列。
3.对外贸易结构的差距。当前世界贸易强国的突出特点是服务贸易的高度发展,服务贸易的高速增长既是贸易强国的突出特点,也是贸易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贸易强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
4.对外贸易条件的差距。贸易条件指数(ToT)=(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
随着中国作为对外贸易大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贸易具有了大国规模,这使得我国出口扩张难度增加,因其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其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出现。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五、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战略选择
1.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从初级产品和附加值不高的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高附加值工业品生产为主的先进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这是发展的重点。
2.品牌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培育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家竞争优势。拥有自主品牌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我国的大多数企业目前采用的都是贴牌生产,形成了对国外品牌的依赖,因此为了改变我国当前“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现状,必须积极培育和创建自主品牌。这也是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必然要求。
3.加大政府支持,加快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4.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力争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主动权。国际标准制定权之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至高点和焦点之一。而我国标准整体水平偏低,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的竞争力。为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不得不从被动采用国际标准到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为中国产业在国际标准舞台上取得新的“话语权"。
5.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向贸易强国跨越的目标。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在低端环节,外贸增长方式粗放,质量和效益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国必须加快转变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程春梅.我国外贸竞争力现状分析.经贸论坛.2001年第01期
1 美国航线港口现状
1.1 美西航线主要港口现状
长滩港位于美国西岸中部,是美西航线集装箱运输的主要贸易港口,从我国港口至长滩港是美西航线中航程最近的航线。长滩港的航道条件较好,并配备先进的港口机械设施,是多家船公司理想的集装箱聚集地。奥克兰港靠近旧金山市,其地理位置优良,个别泊位能够接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然而,该港的扩建空间有限,目前中远集运和韩进海运集装箱船舶在专用泊位航道的靠离港掉头区域相当狭小,最大能接靠集装箱船舶。西雅图港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目前美西航线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最理想的挂靠港口。
1.2 美东航线主要港口现状
尽管纽约港是美东航线集装箱运输的最大市场,但其航道条件并不出众,不仅航道(从过纽约大桥前开始的航道)水深有限,船舶进出港航道的急转弯较多,而且靠近港口的内航道过于狭窄,加之受桥梁净空高度的限制,纽约港不具备接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的条件。新奥尔良港是美国在墨西哥湾内最大的港口,蜿蜒的密西西比河及天然形成的航道为港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航道内有多处浅滩,河道水流湍急,导致船舶搁浅事故频发,加之进港航道狭小,新奥尔良港不具备接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的条件。
由表1可见,受巴拿马运河的限制,美东航线港口普遍存在航道条件不理想的问题,制约超大型集装箱船舶运输的发展。
2 巴拿马运河现状及展望
目前,巴拿马运河是制约美东航线港口接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的主要障碍。巴拿马运河船闸闸室长,宽,要求船长不超过,船宽不超过,最大淡水吃水不超过。目前,往返巴拿马运河的集装箱船舶主要为巴拿马极限型和巴拿马型。前者总长,船宽,设计吃水,安全通过运河的最大载箱量超过;后者总长260.0 m,船宽,设计吃水,安全通过运河的最大载箱量为~。
为适应集装箱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巴拿马政府耗资70多亿美元用于建设第三道船闸及运河拓宽工程,预计将于2014年底2015年初完工并投入使用。新船闸闸室长度超过,宽度扩至,允许通行1万TEU以上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
3 船公司对策
中远集运目前投入美西航线的主力船型是~集装箱船舶,投入美东航线的主力船型是巴拿马极限型集装箱船舶和新造巴拿马型集装箱船舶。世界航运巨头马士基在巴拿马港拥有码头,可通过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将货物运往巴拿马港后再进行中转;此外,马士基还可通过其在运河北端克里斯托巴尔港的自有码头将货物运往美国及中南美国家。
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运河管理局制定一系列运河通行费涨价计划,导致运河通行费从2005年的42美元/TEU猛涨到2011年的74美元/TEU。以巴拿马极限型集装箱船舶为例,其单程运河通行费总计达美元。即使运河拓宽工程为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打开方便之门,运河方面为此支出的一切费用最终仍由船公司买单。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德定
面对世界经济减速发展,欧美各国频频降息,如美联储进人2(X)1年后n次降息,使美国的短期利率由年初的6.5%降至1.75%,很多国家采取本币贬值的政策来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但人民币汇率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走势持续坚挺,并保持稳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参加2田1 年《财富》全球论坛时表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减速发展,中国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广泛开辟国内市场,中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
一、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目前,面对国内经济增长减缓,外贸出口增长回落,加之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经济理论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其理由:一是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贬值幅度在30一50%之间,而亚洲国家同中国外贸出口的“碰头”产品率高达25%以上,若人民币不贬值,就会导致中国廉价劳动力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减弱,造成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乏力,如1998年中国出口仅增长0.5%。所以,只有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降低中国外贸出口产品的价格,把失去的优势找回来,才能达到促进外贸出口的目的;二是中国目前内需不足,通货紧缩问题严重,经济需要以增加出口来走出困境,而应用非汇率手段(如提高出口退税率)来扩大出口,虽然对出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出口越多退税越多,从而在目前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人就有可能减少,故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并不是长久之计;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本身就说明了人民币币值被高估。因此,人民币贬值是唯一出路;三是1998年中国的年贸易顺差达 437亿美元,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达456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仅增加了50亿美元。这说明外汇流失严重,各方面对人民币信心不足,外商投资者普遍对人民币有贬值预期,因此便产生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四是历史已经证明,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贫到富的必经之路,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强大、富裕之后,货币贬值也依然是它应付外部冲击,调节国内价格,纠正贸易逆差的一种“常规武器”,美国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而理论界中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复旦大学的谢百三同志,中国社科院杨帆同志等,则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而且必须保持稳定。经过认真研究,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近期内,人民币应该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
没有人会否认69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战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样也没有人会辩解这一体系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风雨飘摇走过近70载,布雷顿森林体系总是让人爱恨交加。其遗产和让人头疼的难题依然保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内政治绑架就是明显例证。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经济和贸易领域出现多个互相交融的新趋势,这也给世界经济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如今,“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是个热门说法,但欲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来,应知他从何来,欲知如何改进这一体系,应知原体系的内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这一“死而不僵”的货币体系,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并接上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新“地气”。
从何而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见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国、英国、中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商讨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和战后重建事宜。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各国决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前者致力于促进战后重建,后者司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三鼎”成型,人称“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英、美两国全球经济盟主地位实现机制化的易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在地缘政治层面,二战之后,世界权力版图发生巨变,英、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霸主宝座易位。在金融话语权层面,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金本位制下央行货币空间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以应战通缩,一战后成型的各国货币与英、法等大国货币挂钩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分崩离析,二战后大国开始新一轮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战中耗费糜巨的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国,而美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巨量黄金储备成为美国经济实力和傲人财富的鲜活诠释。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地址,告诉世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尽管英国人当年极力反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最终落户华盛顿,而且两大机构总部地址同白宫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学者出身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Harry White)。在学术造诣上,怀特显然不能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比肩,但是凭借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地位,怀特和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议程设置、专家分组、讨论时间分配、会议文件起草等关键环节。怀特力主强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来防止英国等贸易大国进行竞争性贬值,他的提议力挫英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怀特计划”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蓝本。
是否还在
随着二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各国对黄金的需求锐增,加上越战和美国约翰逊总统“大社会”福利开支扩张等因素冲击,到1968年,美国占全球黄金储备的份额降至四分之一,维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固定汇率制日渐吃力。
上世纪60年代,美联储放松银根的举措又导致国内通胀抬头、经济竞争力下降。为应对国内经济困局,1968年,美联储取消发行美元必须要有币值2598的黄金支持的强制性要求,部分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当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完全以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为导向。
历史总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国央行完全以国内经济目标为政策导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历史。随着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日益增多,美国面临黄金偿付危机,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向外国出售黄金,彻底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若说随着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布雷顿森林时代已是过去时,似乎又与事实不符。“怀特计划”是希望借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阻止英国等贸易伙伴用货币竞争性贬值来谋求贸易优势,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1971年,美国被迫结束怀特提出的构想。即便如此,美元依旧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是所在国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仍在华盛顿,并未向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所建议的在伦敦设立第二总部,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设立第二总部,两大国际机构的工作语言仍是英文。美国人一直担任世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美国是性一拥有对两家机构重大决策否决权的国家,各个关键职能部门中的重要决策背后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让两大国际机构成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们的办公楼有多气派,而是办公楼里藏龙卧虎。在两个各拥有188个成员国的机构里,高管尽管肤色不同,但多数拥有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美式思维和价值观有着较强的认同感。2012年竞选世行行长的美国候选人金墉、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奥坎波、尼日利亚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长奥孔乔一伊韦拉的肤色不同,大多数媒体和评论人士将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争。其实换个角度来看,3人皆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语会话,美国是他们事业腾飞的平台,3人的履历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此外,两大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并未被边缘化。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再度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提供技术支持和全球宏观经济监测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减贫、消除发展瓶颈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面貌发生巨变并非坏事,世行名称和职能的演变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战炮火的创伤;黄金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结束,从侧面印证了全球贸易流、物流的极大繁荣;区域性经贸、金融合作见证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极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内的美国精英并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过去时,而是处在不断演进的现在进行时,三大国际机构的构架、定位都在动态调整。若与三大国际组织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发生巨变。研究该体系的知名学者、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本·斯泰尔(Benn Steil)告诉笔者:“如果怀特和凯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经认不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了。
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细节尚待完善,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秩序调整中的一个标志_生事件。《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指出,金砖五国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两成,总共拥有约4.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砖五国的提议将使得主要新兴经济体整合力量,全球金融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将不只是美欧所主导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尽管世界经济治理秩序的未来面貌尚难定论,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势必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斯泰尔认为,金砖国家设立开发银行就是给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敲响了警钟。半个多世纪前规划世界治理秩序离不开美、英两国的协商,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伯格斯滕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与谋划,未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规划关键在于美中两国的协商。
凯恩斯当年曾提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由美国和英国共同享有否决权,一超独大的美国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国的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在逐渐缩小,美国应当考虑在现有的国际舞台上,让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国享有否决权,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美国人一家的游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春季会议期间告诉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要像“镜子”那样反映世界动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和二战后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如今全球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又达到新临界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总量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拉加德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例已升至44%来印证中国等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借债国,颇像二战后英国的地位,中国、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是持有美国国债数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主。
关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内核,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复活版布雷顿森林体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观点有合理之处,也引发了热议。根据杜利等人的看法,资本富足的美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以较低的利率短期举债,来应付国内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同时再把国内的资本以长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出到劳动力富足但资本短缺的国家,赚取更大的投资利润,美国继续扮演“短借长贷”的“世界银行家”角色,这种金融循环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双赢,尽管美国存在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但是BW2体系或许比原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具可持续_生。
但是,也有专家持反对论调。希腊央行的史蒂芬·霍尔(Stephen Hall)等学者则认为,BW2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稳定,他和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同样面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这些稳定破坏性因素的威胁。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埃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占GDP高达8%、经常账户项目年度赤字超过3%的内外“双逆差”局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续。美国接近债务危机临界点是学界的共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需调整过度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和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在BW2时代,美国的经常项目从顺差变为逆差,美国国内的温和财政赤字变为巨额财政赤字,这预示着BW2时代或将是一个“短命时代”。
史可明鉴,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遗憾也为未来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怀特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设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尝试,但是该体系并未建立凯恩斯提倡的超储备货币,从而来克服信用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为了缓解国际金融体系困境而在1969年设立的IMF特别提款权(SDR)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超储备货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议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划师”怀特将汇率作为自己思路构架的核心,汇率议题确实是连接各国利益的主要桥梁。BW2时代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和国际贸易分工大繁荣的时代,贸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国既要避免全球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国际贸易萎缩,也要避免滥用央行创造流动性“无锚”的现状来谋求出口优势和减小偿债压力。
目前,日元等币种“竞争性贬值”尽管主观目标未必是谋求出口优势,但客观结果会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竞争力。怀特最初没有设立世贸组织的考虑,因而在原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在汇率、贸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对日本这样大股东的货币政策“吹响警哨”,这些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软肋。
关键词:新常态;国企融资;对策
当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升,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渐显露出其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度,我国企业想要在这种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就要把握住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企是我国国属性质的企业,其在发展经验与企业规模上相较于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政府逐渐加大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重点表现在企业融资的困境上。
一、新常态背景下国企融资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经济逐渐走向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凸显出来。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在这种环境下,按照正常的评价标准来说,我国的企业应该正处于势头正猛的发展状态,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更应该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持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赶超国家整体水平,占有绝对的市场优势。然而,就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的融资现状来说,其本应具有的发展优势已经逐渐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局限与约束。
首先,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当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贸易手段也越来越自由,但国有企业的外商合作率并不高。究其原因,许多国外的企业会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想法,排斥与国有属性企业的合作,他们会认为国有企业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政治管理因素,这与单纯的经济往来目的相违和。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国际竞争的优势,也对其进行融资形成阻碍。另外,我国的国有企业规模普遍较大,其所需要的融资金额也相对较多,其融资方式主要就是银行贷款。国际竞争的优势已经大大减弱了,对于银行贷款来说,国有企业虽然具有充分的抵押条件,但是市场的需求是日新月异的,产业的经济优势不是固定的,面对巨大的还款压力,一旦经营不善,无法提升市场竞争力,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从这两个方面看,国有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所要面对的融资问题十分严峻,能否在这种环境抓住发展的机遇,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就成为了决定企业发展水平的关键问题。
二、新常态背景下国企融资的问题
融资是支撑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条件,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解决新常态背景下国企融资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要环节。目前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融资问题上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扶持力度不大
“新常态”的概念是在河南进行考察时提出来的,其内涵就是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1]。基于这种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且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当中,政府逐渐重视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促进我国企业结构的均衡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于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发展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于其优良的融资环境的创造也造成了影响。政府更加重视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提倡建立致力于这类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然而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扶持力度就远不如民营企业,这就使国企融资陷入了困境。
(二)融资成本较高
融资过程不一定就只有资金的融入,其所需要的融资成本也是融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融资成本的高低,不能忽视银行作为信贷发放主体的微观行为,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决定了一系列降低融资成本的举措能否顺利传导[2]。由于国有企业所需要的融资金额普遍较大,所以银行贷款成为国有企业融资主要途径。但是银行风险偏好是随时变化的,相对应会产生的融资成本就会随之改变,这就对于国有企业在进行银行贷款时所产生的风险规避意识制造了可能,进而影响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计划制定。
(三)民营企业抢占市场资源
正如上文所说,政府逐渐加大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得许多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并逐渐壮大,逐渐抢占了国有企业的市场资源。相对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更为多样,其所能够采取的融资方式也更多。国家促进建立了许多主要面向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进行融资帮助的小额贷款公司,以为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创造更为优良的途径与渠道,有效地避免了银行贷款对于中小企业产生的准入门槛的限制。而一部分国有企业可能有时也会产生小额、快速的融资需求,这一点上银行贷款就无法满足其需求,中小型民营企I就会顺势抢占了市场资源,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产生强烈的冲击。
三、新常态背景下国企融资的应对措施
国有企业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市场挑战之下,想要突破这种艰难局面,就要依据自身实际的发展需求和市场主导因素,深入思考新常态背景下能够加以利用的优势条件,寻找解决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与方法,进而实现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依据上述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几点应对措施:
(一)加大政府对国企的扶持力度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企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丰富的发展经验和规模优势成为我国企业中极具竞争力和发展优势的重点企业类型。政府目前对于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相对较低,这是造成其产生融资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政府应转变对于国有企业的消极发展态度,从任其以传统模式发展逐渐转变为积极促进其创新转型发展。政府应对于存在融资难题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资金帮扶,同时着力调整当前对于国有企业在政策、制度方面的限制内容,并且适当减少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交流上的控制力度,给予其自由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完善国企的融资方式
国企的融资方式存在的问题就是融资的渠道较为狭窄,不能满足企业在不同环境发展中的不同融资需求。我国的国有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就是银行贷款,但是,银行贷款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银行贷款的办理程序较为复杂,所耗费的时间也比较长,且所要求的贷款金额较为巨大,利息率也相对比较高,然而有时企业可能需要的是能够快速到位的小额贷款,在填补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也能够适当地降低融资成本。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拓宽传统的只能够依靠银行贷款的融资形式,以满足不同情况下的实际融资需求。
(三)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
面对众多新兴的民营企业踊跃出现的情况,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经大大减弱,这就要求我国的国有企业必须尽快转变企业的发展模式,重视加强企业的品牌价值,以品牌优势快速抢占市场。国有企业融资困难,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就是企业的经营发展不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不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消费吸引力,使得品牌的价值受到影响。对此,企业应加强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督与把控,并且扩大宣传,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创造品牌价值,继而解决融资方面的问题。
四、结论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整体进入了经济转型的时代,企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企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国有企业能否把握住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发展的机遇,是决定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目前国企在融资环节上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想改善其不良的融资状况,除了要从企业自身出发之外,还要适当运用政府的支持手段,企业与政府通力合作,为应对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困境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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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统计标准和口径
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分类标准有三种版本:一是科技部、原外经贸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于2000年制定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二是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00年制定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三是国家统计局于2002年制定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三个版本各有各的用途。但是,近几年我国海关总署提供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数据却是依据美国商务部制定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从海关进出口登记中提取的。因此,我国海关报出的数字与美国的统计数具有可比性。
但据我国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654亿美元,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即IT行业产品为1601亿美元。初步查实,经合组织统计的1800亿美元可能出自我国信息产业部去年12月的1―11月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数(只有该部每月此项指标,且数额大体吻合)。而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4年全年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则为2075亿美元。据了解,信息产业部使用的出口目录在海关目录的基础上扩大了一些范围,因此数额较大,与美国的口径不可比。但是,即便按海关的数字,2004年我国IT行业产品出口额也比美国的1490亿美元多111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也比欧盟15国总和1390亿美元多211亿美元,也是首次超过欧盟15国总和,居世界首位。
二、远不能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国
2004年我国确实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科技产品,但决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国的结论。因为产品只是科技的载体,而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绝大部分不是中国自己的。正如科技产品的使用者一样,拥有了产品不等于拥有了技术。我国芯片80%以上专利、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制造70%以上专利、汽车制造90%以上专利、光纤制造100%的专利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在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实际只投入30%资本,加上技术人股等就能占有50%的股份,并通过对每一批产品都要收取专利费等却可以获得企业实际利润的70%。秦皇岛港货场上的大塔吊和堆取料机是中日合资企业生产的。按设备重量,中方占9.0%;因为核心技术是日方的,按价值量则是日方占90%。我国IT产品生产规模确实很大,仅东莞市生产的鼠标就占全世界生产量的50%―60%。但据有关资料报道,珠三角地区生产出口的科技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3%左右。经合组织的这份统计报告也指出:“中国IT产品制造在芯片和电子元器件上严重依赖进口,去年电子元器件的贸易逆差就上升到近620亿美元。”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虽已跃居世界第三位,而加工贸易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分别占到55.3%和57.1%的份额,且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又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关键技术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进,而且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也主要为外商所控制,故利润的大头在别人那里,我们只是承担中间加工的任务,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中国真正成了“世界工厂”,而工业污染也留在了这里。这也是我国加工业规模虽然很大,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很多,而工业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会财富却不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不仅不能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出口国,相反地,中国其实是世界最大的科技进口国。
三、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为其跨国公司更多地利用世界资源和占领国际市场而设计的。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顷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潮流,主动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政策相结合,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特别是1亿多农民工和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及管理相结合,并进入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之后,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也对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此明显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引起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并产生了以下四大效应:一是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产生了积极的供给效应;二是使跨国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大幅上升,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三是对全球通胀产生了有效的抑制效应;四是有助于维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从近几年我国对东南亚国家、我国台湾省、日本、韩国等都有着大量的贸易逆差,而对美国和欧盟却实现了巨额顺差,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这样一种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之中:一些跨国公司把在东南亚生产的元器件送到中国大陆加工组装,然后向美欧出口;把在台湾省生产的核心元器件送到祖国大陆配套组装,也向美欧出口;日韩两国也把大量核心元器件送到中国加工组装,再向美欧出口。这几根产业链条十分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获取最大的利润。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在中国市场消化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中,西方跨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今的世界经济确实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这是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与美日欧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同十年前相比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也不允许中国经济出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受到冲击。反之,如果谁要故意遏制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他自己也会蒙受严重损害,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种格局至少在20年内不太容易改变。这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四、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突出问题。其实质是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常项目贸易不平衡。东西方之间经常项目贸易失衡,特别是亚洲国家和美欧尤其是美国经常项目贸易失衡的情况比较严重。
第二,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美国的市场,美国过分依赖外国的产品。美国加工业大量向外转移,服务业也搞外包,经常项目逆差逐年迅速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预测,2005年将达7590亿美元,占全球经常项目逆差总额的70%以上。
第三,发达国家资本项目出现大量赢余,巨额国际游资找不到出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而一些发达国家却成为资本接受国的奇怪现象。前几个月,进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炒作的各种
投机资本竟高达8万亿美元。如果引导不好,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力量。
第四,科技研发活动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称,2002―2004年,全球研发外国直接投资(FDl)项目中,90%以上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起,其中美国占总数的近50%,其次是欧盟和日本;以研发为主要业务的外国子公司中,近70%设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附带了许多技术诀窍,极大地增强了它的收益能力和对东道国的影响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已连续27年出现经常账户贸易赤字,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而国际收支平衡还过得去?最近,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暗物质”(dark matter)在填补美国赤字。这“暗物质”有多种来源,而附带了许多技术诀窍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专利两项所获的巨额回报则是最大的来源。作者认为美国的“暗物质”是一种稳定的资产,约占美国GDP的40%。由此不难理解,美国对保护知识产权会比“命根子”看得还重。
五、值得关注的几个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经济已形成了物质产品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流向发达国家,技术专利则由发达国家大量流人发展中国家,资金或财富又以各种方式大量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新局面。进而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是根本谈不上中国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国。西班牙《先锋报》发表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叫“科技领先与纸老虎”,作者其实是看得很透彻的。经合组织报告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国”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实在是枉担了虚名。
二是中国对美国和欧盟贸易的巨额顺差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结果,不是中国一家造成的。近两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贸易伙伴,实际上是分担了日本对美国的顺差,减缓了美日贸易的矛盾,而中国只是“过路财神”。应该说,近几年在亚洲各经济体与美欧的贸易摩擦中我国被推上了第一线,承担了巨大的国际责任,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此,大家都心中有数。日本企业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利颇丰,并对拉动日本经济回升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可见,中日之间在“政治冷”的大背景下,却能保持“经济热”的强劲态势是自有其缘故的。
三是国际贸易不能单看海关统计数字。国际贸易包括实物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技术、专利的贸易等。而海关统计一般只有实物的商品贸易。在现代社会,服务贸易和技术专利的贸易额迅猛增长,且许多是通过互联网等先进手段进行交易的,根本没有国界之分,一般也无法进行统计。例如,在旧金山研究所设计的服装图样,用互联网传到江苏的加工厂生产,成衣又摆在美国各大商店的货架上,出口额都算是中国的,而利润的分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如果单以海关统计数字论贸易的高下、顺差的大小实在是很片面的。如前所述,美国商品贸易虽然有巨额赤字,但其服务贸易特别是专利贸易和以技术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所获的回报却有着大量的赢余、数额相当丰厚。这本来是美国长期以来发展战略调整的预期目标,而美国却为什么总是对那些“有形”的逆差叫得很凶,而对“无形”的巨额顺差避而不谈呢?也许是想趁世人尚未完全看清这“无形’顺差的“庐山真面目”之时而要从其他方面谋取更大的利益。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只是二者分离的一个集中反映。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现象,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关系上出现失衡,金融经济部门数量明显超过了实体经济部门数量,并且在规模上金融经济资产也超过了实体经济资产,这些现象都表征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上、规模上、地位上都在发生着颠倒,实体经济有先前的主导位置转变为现在的辅助位置,而金融经济由先前的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转变为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而独自运行。衡量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指标是金融资产比率、金融交易量比率、金融资产系数,等等。随着这些指标的上升,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表现的越明显。
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总之,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相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综合起作用的,以上三个方面是其主要方面,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措施也应该从以上方面入手,协调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振山.金融效率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