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管理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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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　时间管理倾向；文献研究法；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由黄希庭和张志杰(2001)最先提出并作出界定的。它是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一种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心理结构的人格特征，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构成。本文从时间管理倾向的定义、结构、研究现状以及发展趋势4个方面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1　时间管理倾向的定义

时间管理倾向是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一种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心理结构的人格特征，是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构成。

2　时间管理倾向的结构

黄希庭和张志杰等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时间管理倾向的概念和相应的三维理论模型，并编制了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ceTime Management Dispostion Scale，简称ATMD)，该模型把时间管理倾向划分为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3个维度。

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和价值的稳定的态度和观念，它包括时间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的稳定态度和观念，它通常是充满情感，从而驱使人们朝着一定的目标而行动，对个体驾驭时间具有动力或者导向作用，时间价值感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它通常包括社会取向的和个人取向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能力和观念。它体现在一系列外显的活动中，例如在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结果检查等一系列监控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以及主观评估。它通常包括设置目标、计划、优先级、时间分配、反馈性等。时间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驾驭时间的信念和预期，反映了个体对时间管理的信心以及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估计，它是制约时间监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通常包括时间管理效能和时间管理行为效能。

因此，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分别是价值感，自我监控和自我效能在个体运用时间上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就是时间纬度上的人格特征。

3　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

3.1　与学业成绩密切相关　余民宁和陈景花的研究指出，时间管理对学业成就具有因果关系，它透过时间压力、学习满意及学业拖延等中介变项，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张志杰等的研究表明，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时间监控观对中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显著。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是通过时间监控观来影响学业成绩。邓凌的研究发现，中学优生的时间管理普遍优于差生。张志杰等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对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且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递增效度。

3.2　与个体健康密切相关　张志杰和黄希庭等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中的积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秦启文和张志杰对重庆某社区不同职业者(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教师、学生、无职业、医生、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与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陈本友等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廖婷婷等的研究表明，大一新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自我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

3.3　与自我价值感密切相关陆林等的研究表明，管理人员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总体、一般、特殊自我价值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别是时间效能感是自我价值感各层面的一个显著的预测变量。黄希庭等的研究表明，国家青年排球队运动员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大学生群体没有显著的差别，自我价值感水平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时间管理倾向以监控观为核心对一般自我价值感和自我价值感有预测作用。程科等以及张峰等和陈本友等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自我价值感呈星显著正相关。

3.4　与其他人格特征密切相关　①与心理控制源密切相关：张永红和阮昆良以及张锋等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心理控制源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而且时间管理倾向高分者和低分者在控制源水平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内控；②与A型人格关系密切：狄敏和尧国靖以及张峰的研究证明，青少年学生的当中大学生A型人格与时间管理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A型人格者在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和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分量表得分上高于B型人格者。他们常常更加善于利用时间，珍惜时间，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倾向；③与自信心关系密切：张甜等的研究表明，高自信水平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水平高于低自信水平大学生。古玉等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3个方面均与学业自信呈显著相关，但是时间效能感对学业自信有一定的预测作用；④与成就动机关系密切；钟慧的研究表明.大学生高时间管理倾向者其成就动机水平明显高于低时间管理倾向者。陈本友等的研究表明，高中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水平与成就动机呈显著的正相关。陈本友等的研究表明，中学优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各个维度对追求成功动机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避免失败动机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时间监控观除外)；⑤与网络成瘾关系密切；汪文庆等以及曹枫林等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个层面与网络成瘾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个体对时间的重要性的重视程度越高，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信心越强，一系列的时间监控活动做得越好就越不容易沉溺于网络。

第2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投资者关系管理；构成要素；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视角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

投资者关系管理（Investor Relations Management，简写为IRM）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保护文化的产物[1]。由GE公司Ralph Cordiner先生于1953年首先提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了维护与投资者的良好关系，降低资本成本，提升公司价值的IRM被积极推进。直到1996年6月，科龙电器首开新股发行路演之先河，我国才出现了最早的IRM雏形，这比西方国家晚了近50年。西方国家，在1969年、1980年美国全国投资者关系协会NIRI成立及英国全国投资者关系协会IRS相继成立[2]。与此同时，出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压力，上市公司开始更加关注投资者关系管理，并将IRM由过去防范式的单一模式，逐渐调整为主动式的双向沟通模式。由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进一步促使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发展。基于发展的需要，1990年国际投资者关系协会IIRF的成立，使得投资者关系管理得以全面推进[3]。我国证监会也在2005年7月21日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并对IRM的定义进行界定。虽然较西方国家，我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体系的建设日趋完善[4]。

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角度

投资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思路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投资者关系理论完善角度的研究，包括投资者关系的理论假说（Marston & Starker，2001；Hong & Huang， 2002；等）[5]，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的经验研究（Marston，1996； Brennam & Kelly，2000；等）[6]， 以及通过互联网进行有效的IRM（ Brennam & Kelly，2000；）；另一角度主要是指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评价研究，这既包括专业机构对投资者关系管理作出的评价，也包括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的研究，如Fathilatul等（2002），Allam和Lymer （2003）等所做的研究。

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从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这几个方面对IRM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综述

关于IRM与权益资本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的视角：一般信息披露、可见度、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实施IRM能够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这主要归结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通过对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进而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相关学者就对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低水平信息披露导致“逆向选择”，增加风险，资本成本增加（Copeland和galai，1983；glosten和milgrom，1985），也会导致股票风险提高，使得公司融资成本增加（Barry和Brow n 1994；H anda和Linn 1993）[7]。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更加透明化，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提高股票收益和流动性（Welker 1995；Healy 1999），同时信息披露的水平与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Richardson和Welker 2001；Ball和kothari 2003）。Robert G.Eceles和Sarah C.Mavrinac也从IR中的信息披露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信息披露充分的公司，其资本成本也较低。Ferreira和majluf；Hughes指出，如果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会提高风险溢价，导致资本成本提高[8]。这些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信息披露是公司降低资本成本，提高 IRM 效率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投资者关系管理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是通过对资本市场可见度的调节作用实现。Merton利用“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均衡模型”得出结论，资本市场可见度可以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最终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 Lehavy和sloan（2005）指出，公司透明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响价格[9]。Bushee和miller认为上市公司通过IRM可以提高公司可见度，有助于加深公众对于公司的忠诚度和信任度，增加机构投资者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追随，增加股票的交易量和流通程度，使得公司资本成本和融资成本降低。

总结相关学者的结论可以得出，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通过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及资本市场的可见度会导致资本成本降低。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披露会使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引起股价的波动，两者并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二）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影响IRM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外部的治理环境因素和内部的治理结构因素。关于公司治理与IRM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也是从公司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对高管层的约束这两个角度展开。从内部治理角度的研究主要有公司股权性质及结构对IRM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流通股比重和股权制衡与IRM呈正相关关系（林斌等，2005；马连福等，2008）[10]；独立董事比例、设置审计委员会等因素会对上市公司的IRM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长与CEO分离与IRM两者的相关关系不明显，呈现弱正相关关系（赵颖，2009；肖斌卿、李心丹）。肖斌卿、李心丹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外部股权所占比例越高，越能有效促进公司提升IRM水平，管理层持股与IRM呈U型关系，外部董事与IRM可能存在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另外，公司规模也会影响到公司的IRM，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财务杠杆与IRM弱显著负相关[11]。国外研究表明，IRM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Eng & Mak，2003），IRM与公司治理的其他治理机制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Craven & Marston，1997；Hong & Huang，2005），良好的IRM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对管理层实施监督，从而避免内部人侵占[12]。

本人认为IRM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IRM水平的提高，同时，完善的IRM有助于保持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并且可以减少关系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三）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价值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IRM影响公司披露水平从而对公司股价和资本成本产生影响来研究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但这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关于公司股价方面，Diamond 和 Verrecchia（ 1991） 认为流动性差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投资而降低股票的价格。上市公司可以借助IRM提高股票的流动性（Hong & Huang，2005；），降低投资者逆向选择成本（Brennan 和 Tamarowski 2000），从而稳定提高股票价格[12]。关于IRM与资本成本方面，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实施IRM可以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Brennan和tamaronski（2000）考察了IRM和公司市场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三层因果关系。首先，有效的IRM能够降低分析师的研究成本，从而增加分析师的需求；其次，对分析师需求的增加能直接降低交易成本，然后间接提高股票交易量；最后，股票流动性的提高直接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然后间接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后显著影响公司价值。对此，Botosan（ 2002） 提出质疑，一是现有研究并未使用真实的资本成本，而是用某些指标代替，结论可疑，另一方面Berton（1994）认为披露水平的提高，容易引起股票价格波动，增加风险导致资本成本提高[13]。Hong和 Huang（2005） 通过建模研究发现，由于IRM是需要投入和成本的，管理层实施IR活动并不必然会提升股价。

此外，国内的很多学者也积极对IRM与公司价值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李心丹、肖斌卿（2007）、马连福、陈德球（ 2007，2008）均通过理论研究了IRM的价值效应，结果显示IRM水平与托宾Q值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IRM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增加公司的透明度，提升公司价值。总结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出，IRM通过带来较低的融资成本、广泛融资渠道、良好的声誉、投资者的支持等方式，能够影响公司的价值。

三、结论与启示

IRM是通过信息披露等手段，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公司透明度，从而吸引投资者的追随，降低资本成本，最终提升公司价值的战略管理活动。总结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一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IRM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基本得出一致结论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提高股票流动性，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最终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利益诉求。二是公司治理与IRM之间是一种能够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述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将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到关系到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不能将其仅仅作为简单的危机处理的短期性暂时的手段。第二、培养专门的复合型人才，从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第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消息的传播优势显而易见，要主动利用互联网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互联网的运用不仅能够提供信息的传播速度，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而且能够提高信息准确性，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对上市公司来说不失为一条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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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晓文，王秀.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财务影响研究――基于证券市场的数据[J].经济与管理评论会计与统计研究，2014（1）.

[5] Marston，C.S.Financial Reporting on the Internt by leading Japanese Com-panies[J].Corporate Communications，2001 （2）：45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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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心丹，刘玉灿，肖斌卿.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运作机制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3）：79-83.

[12] Brennam，Tamarowski.Investor relations， liquidity，and stock prices [J].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2000，12（4）：26-37.

第3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供应链；知识管理；综述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已经成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和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知识管理因此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市场的形成，世界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之间、合作伙伴之间的业务交流越来越多，企业需要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资源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巩固其市场地位。在企业自主知识创新风险较高、成本较大和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从组织外部获取新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等知识)是企业知识增长和价值创造的有效途径。而供应链作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通过协调与整合不同企业的互补资源(包括知识)，可以使成员企业学习和掌握企业外部的先进知识，从而提高组织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因此，对于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供应链都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知识资源的“知识源”。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1998年，在英国政府的支助下，Hall在“基于能力提升的伙伴关系战略与知识管理发展规划”项目中对两条供应链中隐性资源(包括知识资源)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种分析供应链中隐性资源作用的技术，对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进行了研究．随后，Crone研究了北爱尔兰跨国企业供应链中知识转移和传播的问题，分析了导致知识转移障碍的原因，提出了实现跨国企业供应链知识转移的措施。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其全球供应链中建立了知识共享机制，同其供应商和客户分享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并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国外对于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供应链中的知识类型及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供应链中的知识学习，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与转移，供应链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供应链知识管理的实现，供应链知识管理与供应链绩效的关系等。这些研究多以企业绩效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为依托。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有对具体案例的详细分析和对其理论意义的阐述。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逐渐关注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问题，相继有一些介绍供应链中知识管理概念和知识管理实施的文章发表。本文将重点论述国外有关供应链知识管理的研究。

1　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内涵

供应链中的知识除了企业内部知识以外还包括存在于供应链中的企业外部知识，供应链知识管理的范围也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企业之间，增加了企业边界、文化冲突、激励手段等影响知识管理水平的因素。因此，需要认识和了解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内涵。

1．1供应链中的知识

知识是通过经验和实践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规则、程序和操作的集合。而组织知识可以被看作有关组织信息、过程、价值和信念的集合，它来源于个人知识而又超出了个人知识，并为一个组织所特有。在供应链中，既包括个人知识也包括组织知识，还包括存在于企业外部的企业间知识。

Lin认为，供应链中的知识是同具体环境相关的，在供应链组织间基于媒介的交流活动中存在两种知识——正式结构知识和非正式结构知识，正式结构知识包括网页上的内容、电子数据交换的事务信息和各种文件等。非正式结构知识包括电子邮件、论坛上的留言和协调过程等。正式结构知识通常是显性的，而且容易被编码化为正式的格式，在协作型供应链中这些知识是通过EDI、网页、FTP等形式传播的。非正式知识很不容易格式化和记录，而且同具体环境相关，通常嵌入在过程中或人的头脑中。在协作型供应链中，这种非正式结构化知识是通过E-mail、电视电话会议、公告板等形式传播的。同时他提出，显性知识是为供应链带来竞争优势的关键。Hall(1998)发现，供应链中的知识包括专门知识、常规(显性的和隐性的)和技术等，有四种知识类型：①整理性知识，包括同法律实体和财产权有关的知识，如专利、商标、版权、注册设计、商业机密、合同、执照、数据库等；②位置性知识，包括跟法律实体无关的知识，如企业声望、价值链结构、分销网络、组织结构、系统配置、市场份额等，这类知识是路径依赖的；③功能性知识，包括个人或集体的技能，如雇员的诀窍、分销商技巧、供应商的技巧或以上的组合；④文化性知识，包括组织特点、对质量标准的理解、组织能力如管理创新、变化、团队工作、对挑战的反应、客户服务惯例等。Adrian把供应链中的显性知识分为结构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前者包括各节点企业的存货水平、生产计划和交货频率等知识；后者包括节点企业间生产计划调整、订单预测和计划等知识。Appleyard从知识传播渠道的角度把供应链中的知识分为正式渠道知识(如专利、技术参数、专家技能等)和私有渠道知识(如雇员经验、销售技巧和客户偏好等)。

以上学者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供应链中的知识进行了界定，但最后都指出，供应链中的知识是同环境相关的，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的种类和供应链的具体类型。

1．2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

目前在理论界，对供应链知识管理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是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管理过程，是供应链节点企业运用集体智慧，通过获取、共享和运用存在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使其产生协同价值，从而提高企业知识创新与运用的效率，增强供应链整体竞争力的过程。

Smimov认为供应链知识管理的目的是在供应链结构中推动知识转移和共享，使核心企业、供应商和客户成为一体，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使供应链成员间的知识水平达到协调与优化。Shaw提出在供应链中，知识管理是相关的，各节点企业只知道各自节点过程的知识，只有把各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创造整个供应链过程的知识。Lin从价值链的角度把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过程分为设计和开发、售前、销售、制造、分销、服务和技术支持7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各节点企业关注不同的知识种类，如在设计和开发阶段，核心企业对客户满意方面的知识非常在意；在售前和销售阶段，分销商对循环时间、服务水平和承诺响应质量等很关注。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企业所关注知识的种类对不同知识进行管理。总的来说，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可以描述为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知识创造、知识共享与传播、知识学习与吸收和知识运用的过程。对知识的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的竞争力。

2　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热点问题

2．1供应链中的知识学习

随着当今管理学界对组织学习研究领域的关注，供应链中的知识学习问题逐渐成为国外学

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供应链中的知识学习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供应链节点企业组织共同参与的知识学习活动，是企业间的学习。Love把组织学习理论运用到供应链知识管理中，提出组织间的学习促进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同时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组织间学习的开展，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提高供应链整体的知识容量和竞争力。他还研究了怎样在供应链成员间创造共同学习的环境，并且认为基于合作的联盟能使双方产生信任和承诺，有利于供应链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Spekman认为供应链企业的学习能力将最终决定企业的成败，提出了“学习链”这一概念。他指出“学习链”是由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组成的非线性学习网络，网络中各企业进行的是合作性学习，通过向伙伴学习和同伙伴一起学习的方式获得知识。“学习链”具有与学习型组织相同的特征，在学习链中供应链企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共享知识以使其产生协同价值，产生于学习链这种非线性关系网中的竞争优势是很难被模仿的。他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表明，知识学习对与客户满意度有关的供应链绩效有正的影响，但是知识学习同与成本有关的供应链绩效无明显联系。Collins研究了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学习行为，认为供应链中的知识流与物流和资金流不同，不仅仅在相邻节点企业间流动，企业间通过联合学习可以创造出比单个企业分别学习所创造价值之和还要多的价值．他还指出当供应链中企业通过共同学习创造价值时，存在一个价值点，这个价值点就是供应链企业共同学习的特点。

Huh选取了财富500强中一个物流运输企业所处的供应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个供应链中组织学习的模型，假设有四种因素影响供应链中知识学习，分别是团队、系统、学习和记忆定位。四个指标下面分别又有4、5个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对于供应链的管理绩效有正的影响。Bessant通过调查英国6个不同行业中进行供应链学习的不同现状，提出组织间学习是共享知识和传播实践经验的有效机制。

2．2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与转移

企业学习和掌握外部知识的前提是企业间的知识共享与转移．知识在供应链企业间顺畅和快速地流动就可实现组织间高水平的知识共享，反之则成为组织间知识共享的障碍。

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与转移就是各节点企业传播和交换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并相互转化和反复提炼，以增强各企业知识的相容性。国外学者对供应链中知识共享和转移的概念没有特别关注，而更侧重于对供应链知识共享和转移的实际案例进行研究。Ki-Chan Kim认为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是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并且通过对一个汽车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提出电子供应链设计是实现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共享的有效途径，指出各节点企业的知识共享态度和行为是把供应链网络从单纯的数据交换基础设施转换为知识共享网络的重要因素。Shaw把一个汽车制造企业作为分析对象，提出供应链中知识共享的内容应该以显性知识为主，包括显性技术和程序的扩充、协作计划和预测等，同时含有少量的隐性知识，如对内部政策的理解和员工技巧等。Wagner收集了182个企业知识共享活动的各项数据，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随后得出：供应链企业间的沟通频率影响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水平，知识的隐性化程度影响企业同相邻伙伴企业知识共享的满意度。

供应链企业由于其业务流程上存在的联系，其拥有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这成为影响企业间知识共享水平的重要因素。Roper通过对北爱尔兰18个跨国公司生产工厂和其本地供应商之间的知识共享进行研究，指出知识互补性对于供应链中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得出：跨国工厂与其供应商存在很大的知识互补性；在正常商业关系中附带的知识协作活动关系与有意识的知识协作活动关系存在明显区别；无明显证据证明知识互补性同知识协作水平的联系。由此可见，在供应链中企业进行知识共享的积极性比企业进行知识共享的能力更重要。

2．3供应链中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的共享和转移是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核心，而供应链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实现知识在供应链中快速、顺畅传播的保证。1990年，Cohen提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概念，并把其定义为“评价、吸收和运用企业外部知识以达到商业目的能力”。组织的吸收能力不仅包括企业员工的吸收能力，还包括其知识在不同部门间传播和转移的能力，不单是个人吸收能力的总和。随着外部知识和信息对企业重要性的日益增加，供应链企业需要更高的吸收能力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处鉴别、提取和运用知识。Chanvarasuth认为一个企业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那里利用和吸收知识与技术的能力叫作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同企业先前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有关，是组织创新能力的预报器，知识接受者吸收能力的缺乏是知识粘滞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影响供应链内知识转移水平的重要因素。企业的吸收能力不仅仅是对知识的吸收，更强调对知识的利用。只要规范的组织文化支持企业对吸收能力的培养，加上恰当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和畅通的传播渠道，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就会发生。

以上学者普遍认为，供应链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已经成为影响供应链知识转移水平的关键因素，吸收能力的强弱将决定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能力，从而影响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供应链整体的知识创新能力。

3　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实现

供应链知识管理的目的是提高供应链企业知识创新和运用的效率，协调和优化成员间的知识水平，扩大供应链的知识容量，增强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必须有实施的理论框架和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系统为保障。

3．1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实施框架

在跨国企业中，如IBM、丰田、戴尔等一些知名的大公司都已经实现其供应链的知识管理，对供应链知识管理实施框架的理论研究有很好的促进作用。Vries构建了一个在混合供应链中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知识管理实施框架。该框架以竞争性的企业环境为特征，提出三种类型的知识对实现混合渠道供应链知识管理是很重要的：具有前后联系的知识，操作性的知识和功能性知识。他还指出，对于渠道中处于上游的伙伴来说，想要获得具有前后联系的知识是最难的，它需要处于下游的合作伙伴来提供知识。这些下游企业相应地需要上游企业提供功能性和运作性知识。Raisinghani建立了一个电子供应链知识管理实施框架，并且运用网络分析法(ANP)度量知识管理因素与其他基于信息系统的电子供应链形成驱动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他认为，既然具有前后联系的因素在设计一个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不同组织需要按照组织需求从技术和过程上来设计知识管理系统，以适应组织的绩效评价标准和敏捷度。Vries和Raisinghani虽然都对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的实施框架进行了研究，但都是针对某一特定条件下的供应链。因此，还不具有通用性。

3．2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系统

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系统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知识管理系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企业间知识管理系统，是一种集管理方法、知识集成、战略协同为一体的综合系统，是实现供应链知识管理的平台．不少跨国企业率先在其供应链中开始建立供应链知识管理系统的尝试。国外不少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Lin提出了一个四层体系结构的供应链知识管理系统：基础设施层、中间支持层、工具层和知识流层(如图1所示)。他还认为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系统的功能包括知识存储、数据交换、信息通讯、过程协作和知识创造。知识存储的最终目的是在供应链中建立一个知识服务器，集成各个节点企业的知识、数据交换、信息通迅、过程协作，同时具备知识传播功能。Wu论述了在运用多的供应链知识管理系统中怎么解决知识管理的问题，并且总结了多种知识管理多系统。Eva描述了供应链中知识管理系统的应用，讨论了在技术和知识非常密集的商业环境中产生的对知识共享的需求，主要从技术角度研究了知识管理系统的潜力。以上学者都是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对供应链知识管理系统进行研究。

其他一些学者则对供应链局部的知识管理系统进行研究。Chandra对以客户为中心产品设计的供应链知识管理系统进行研究，Lau研究了供应链中采购知识管理系统的具体设计。总的来说，大部分国外学者热衷于对某个具体行业或某条供应链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

4　知识管理与供应链绩效

Ki-Chan Kim通过某汽车制造电子供应链的研究指出，供应链中的知识共享使企业节约采购和交易成本、减弱了牛鞭效应对其造成的影响，降低了库存，对研发和联合工程带来效益，同时提高了供应链的敏捷化程度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Shaw提出，为了成功地实现供应链管理，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和共享供应链不同方面的知识。供应链中的知识管理就像一项新的供应链管理措施一样能够增强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供应链管理和知识管理的结合将极大地提高供应链的绩效。Batenburg认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是供应商联合进行有效知识创新的关键因素，并对一个荷兰企业的案例进行了分析。G1isby介绍了一个丹麦公司在打开日本市场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供应链知识管理战略同分销商进行知识共享，从而提高了整个跨国供应链的知识共享水平，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以上学者通过对供应链中某个具体行业或某条供应链案例的分析来研究知识管理同供应链绩效的关系，这也是国外学术界研究供应链知识管理问题的一大特点。

第4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变压器；套管介损；现场试验；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变压器套管是把变压器中的高、低压引线连接到油箱之外，发挥了重要的引线功能，也是变压器载流的主要元件。变压器套管出现故障后，则会造成油管引线作用受损，不利于变压器的正常运行。通过110 kV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变压器运行存在的诸多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防止介损扩大。

1变压器套管结构

变压器套管的主要作用在于把变压器装置里的高压引线、低压引线牵引到油箱之外，对整个装置内的电流负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目前，我国电力企业采用的110 kV变压器套管均为电容型，这种套管产品的法兰上有接地小套管，其与电容芯子互相连接，在变压器运行过程中会发挥检修、试验等功能，如介损检测、绝缘检测等。

①结构介绍。变压器电容套管是目前运用最多的电容套管，这种套管具有小重量、小尺寸、小体积等特点，在变压器中的运用十分广泛。电容套管的具体结构为：套管的主绝缘使用了油纸电容芯子，载流方法是选用了穿缆式，套管在变压器中的连接结合了多组压力弹簧引起的轴向压紧力完成。一般情况下，110 kV以上的套管在瓷件、连接套管之间的连接处添加了心卡装结构，这样可以显著改善套管的密封效果。套筒在连接过程中设置了抽头装置、取油阀、放气塞等，每一种结构都有着不同的作用。

②试验流程。第一，选择AI-6000介损仪装置，将其与变压器准确地连接起来；第二，把AI-6000型的数据、QSI型数据之间进行对比分析；第三，检测电容套管的受潮状况，测量套管主绝缘的介损、末屏对地的绝缘电阻等值数；第四，总结试验中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为后期的试验积累经验。

2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

套管在变压器装置中负责引线，能够保持变压器设备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若变压器套管介损过大，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线路结构，也会造成线路内电流负荷大小不一，极易造成各种线路故障。因而，对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深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技术人员在试验现场要做好各项数据的记录处理。

①数据分析。为了有助于变压器套管介损的试验分析，本次研究选用110 kV变压器的套管介损为对象。此次接受套管介损试验的是110 kV的电容型套管，运用到的设备为济南泛华公司的AI-6000型介损测试仪。根据现场试验的情况看，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可通过两个试验完成，即主绝缘试验、末屏对地介损试验。两组试验数据，见表1、表2。

表1 AI-6000型的数据

表2 QSI型的数据

②测量参数。考虑到更加准确地判断110 kV变压器电容型套管内部的受潮情况，应对主绝缘介损、末屏对地绝缘电阻等分别测量，两个方面必须同时进行才能反映套管介损状况。判断介损时参照的指标包括：主绝缘介损因素0.31%，末屏对地绝缘电阻因素0.15%。AI-6000型的数据、QSI型数据对比发现，单从数据看两组型号的数值十分接近。但在现场试验中，选择AI-6000设备的操作难度明显小于QSI型介损仪。试验人员操作时间减短，且获得数据的准确性更高，加快了套管介损试验的流程速度。

③受潮分析。tanδ会受到试验温度、试验电压的影响，应做好相关参数的控制。在对介损测量之前，必须要把大小套管内清理干净，防止测量误差过大；在试验过程中，要避免各种干扰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一般选择屏蔽法将电场干扰消除，可结合倒相、移相等方法缩小误差；在受潮分析中要注重各项参数指标的对比分析，这些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试验判断。

3现场试验注意的事项

110 kV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过程中，对于一些特殊的细节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确保套管介损试验的合理性。就此次电容套管试验状况看，笔者认为在试验中需要注意几点。

①测量方面。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对后期的分析有直接影响，因而控制误差是测量过程中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若误差过大则最终的试验结果则会与实际情况偏离。根据本次现场试验看，为减小误差则要把大瓷套管、小套管进行清洁处理，这样可防止杂质引起过大的误差。

②试验方面。试验是判断套管介损情况的核心环节，110kV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期间，应避免干扰源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试验阶段应把介损仪等设备进行屏蔽操作，选择屏蔽法等吧电磁场干扰控制在有效范围内，这样可显著控制介损试验误差，提高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③温度方面。温度变化也会影响套管介损试验结果，油纸绝缘是电容套管的主绝缘构成，若温度大幅度上升或降低，则也会给变压器的性能造成不利影响。通常，绝缘套管的介损值处于-40℃~+60℃范围不会出现变化，根据这一标准可以适当调整试验方法，以维持正常的试验操作秩序。

④电压方面。变压器套管试验时还要注意电压大小的控制，这是由于试验电压对tanδ的精度会造成影响。正常状态下，若处于标准电压值下，tanδ的值不会出现变动。而若电压值变动后，tanδ则会有相应的变化，现场试验人员要根据tanδ判断套管的受潮、老化等情况。

⑤接地方面。接地情况也是影响介损试验结构的因素。在套管介损测量时，要保证被测绕组两端短接，而非测量绕组则必须进行短路接地。这种接地方式可防止因绕组电感与电容的串联后引起电压与电流相角差的改变，减小了试验造成的误差。

4结语

综上所述，在110 kV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期间，要采用先进的试验仪器，拟请整个试验的流程之后才能开展试验活动。对于试验过程遇到的异常状况，现场试验人员要及时采取措施处理。此外，本次实验发现若套管的密封性能出现损坏则容易引起渗水、受潮，水分侵蚀电容芯子将破坏原有的绝缘性能，给变压器运行造成损坏，这些都是试验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关学海.110 kV变压器套管介损试验的具体操作流程[J].安徽电力技术，2010，18（5）：29-31.

[2]刘海峰，刘惠英，刘廷众，等.110 kV变压器介质损耗因数超标的缺陷分析及处理措施[J].河北电力技术，2010，（5）.

[3]狄剑光，高胜友，李福祺，等.同步采样在电容套管介质损耗因数tanδ测量中的意义[J].变压器，2005，（8）.

第5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高速公路经济管理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运输事业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大量兴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基本承载作用，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投资大、资金密集的行业，现已成为我省公路建设现代化水平的体现和代表，对其经济管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1.1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无论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交通运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市场竞争程度日益增加，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论文百事通因此，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1.2保障公众出行利益的需要

高速公路自身所具备的公益性、外部性、网络性等属性决定的它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具有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我国高速公路一般采用全封闭收费制式，因此具有排他性条件。但是，我国高速公路也同时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在“适应交通量”这一公路消费的拥挤点之下，其消费具有共享性。显然，高速公路是既具有非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的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这是高速公路本身的属性，与采用何种管理模式无关。

1.3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需要

我国公路资产的国有决定了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是在保护国有资产。目前我国的公路，不管投资主体是谁，也不管属于哪种管理形态、经营管理主体是谁，公路资产所有权均属国家所有，高速公路当然也不例外。基于此，依法对高速公路国有资产实施有效的管理，维护高速公路设施安全完整，使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是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角色拥有权利与应尽的义务。

2高速公路经济管理的措施

2.1法律手段

2.1.1立法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之所以管理有序、发展健康，与其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是分不开的。与高速公路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比，我国对高速公路的管理显得比较滞后，出现高速公路投资、普通公路管理的普遍情况，高速公路没有完全体现其应有的高效运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工作刻不容缓。毋庸置疑，高速公路立法是高速公路健康发展的保证，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需要。当前要在遵循和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同时，积极制定和修订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人们在高速公路交通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们的行为能够有章可循，减少和避免纠纷。使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尽早实现法制化、科学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1.2执法方面。高速公路的执法问题是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目前，高速公路执法主体繁多、效率低下成为阻碍高速公路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要解决好高速公路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特别是行政执法管理体制问题，必须要明确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统一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模式，建立精简、统一、高效”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体制。也就是要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调度高速公路的各种力量和管理资源，形成快速反应能力，避免政出多门、多头处罚。同时，为了提高路政执法效率，维护高速公路安全，减少交通事故，还必须有先进的管理设施和配套的管理信息系统。

2.2经济与行政手段

高速公路与一般公路一样都是经济社会活动赖以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它所具有的公共性、规模性、非营利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具有的起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经营风险大等特点，使一般企业无力经营或因无利可图而不愿涉足。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出面对市场进行干预，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责任，组织建设和管理高速公路，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务，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即让一家企业独家垄断，允许企业垄断经营某条高速公路，但同时要对其进行治理，治理方式就是以特许经营为特征的微观规制。政府对高速公路经营进行规制，既适应了高速公路运营发展的规律，又体现了政府宏观经济的目标要求。

2.2.1高速公路的经营主体应当是以非营利性的特许经营机构为主要形态。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企业的特许经营，是有政府参与并由其授权经营但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特许经营方式。

2.2.2政府和高速公路特许经营企业之间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必须合理划分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以及确立合理的特许经营期限，尽量使其成为规制合理、激励适当的激励合同。

2.3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

2.3.1公路施工项目成本费用的预测与计划

①预算成本，编制工程施工预算，做好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必须具有完善的定额资料，搞好工程施工预算。工程预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业的平均成本水平，是根据工程施工图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编制计算出来的，经过公开招标确定的工程项目应为中标价。

②计划成本，是指项目经理部根据计划期内的有关资料，在实际成本发生前预先编制出人工费成本控制计划、材料成本控制计划、机械设备成本控制计划、管理费用成本控制计划、临时工程费用成本控制计划。对每一个公路项目的施工，都应当有精心的预测，做好项目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选定先进的施工方案，选好合理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该项目的成本计划，做到心中有数。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2.3.2公路工程成本费用的控制与核算

①项目施工过程中，在目标成本确定后，各职能部门、各生产岗位和职工就要依据目标成本对实际成本按成本计划进行控制。包括对生产资料费用的控制，人工消耗的控制和现场管理费用等控制内容。根据成本计划和成本降低率，通过与实际成本进行比较，检查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找出成本升降的主客观因素，总结经验，制定下步降低成本的具体措施，寻找最佳途径。成本控制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职工的收入，与参加施工的每个人员都息息相关。

②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成本核算将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对照找出偏差，为下一步的成本监控、成本纠偏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成本核算，为施工生产、施工技术和企业经营提供可靠的成本报告和相关资料，促进项目改善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

3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运输市场将不断探入发展，运输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我省各级公路部门都要积极面对并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彭春莉.浅谈我国高速公路经济管理[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24):30-31.

第6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真实盈余管理 实施动机 业绩效应

在当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外部监督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应计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越来越小，相反，另一种以实际经营活动或交易为基础的盈余管理方式――真实盈余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已有关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无法应对解决当前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变化所导致的新问题，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转向了研究真实盈余管理。本文尝试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为未来研究发展提供部分借鉴。

一、真实盈余管理的概念

Schipper（1989）最早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概念，他指出真实活动操纵反应了企业管理者的利益诉求应该被视为一种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提出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为达到股东要求的业绩目标通过扭曲正常经营活动以达到股东要求的业绩目标的一种活动，Zhao等（2011）与Roychowdhury（2006）的观点不同，他不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为达到股东要求的业绩目标通过扭曲正常经营活动以达到股东要求的业绩目标的一种活动，而是通过牺牲公司长远利益以实现当前的经营目标非正常经营活动。总的来说，我们将真实盈余管理界定为管理者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或者控制交易活动发生的时点等方式来操控利润的盈余管理活动。

二、真实盈余管理的实施动机

企业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问题，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发现主要包括以下动机：（1）通过资本市场获利的动机。为更有利于企业成功实现IPO（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增加新股或企业债券、避免亏损和退市风险以及满足二级市场投资者利润增加需求等，企业有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Roychowdhury（2006）研究发现，上市企业管理者在面临年度利润为负时，会实施真实盈余管理以避免向社会公正一个亏损的会计报表，Cohen和Zarowin（2010）指出为满足增发股票的条件，企业会采用各种方式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国内学者研究观点包括保证盈利的动机（张俊瑞等，2008）、规避亏损的动机（蔡春等，2012）、满足增发股票条件的动机（李增福等，2012）及避税动机（李增福等，2011）。（2）契约动机。契约对企业管理者行为施加了强有力的约束，促使管理者尽一切努力实现经济契约中的约定事项，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管理者的可能选择。此外，企业管理层还可以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展现企业具有更高的盈利水平和发展空间，提高其价值水平，从而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就证实了以上观点，他发现债务率较高的企业存在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倾向。（3）避税动机。Zang（2012）发现企业会权衡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并选择其中之一或二者组合，对于税率相对较高的企业而言，实施真实盈余管理以降低税收的成本较大，因而企业会选择成本相对更小的应计盈余管理。李增福等（2011）在中国上市企业中发现有确实存在部分基于应计盈余管理来避税。（4）个人职业发展动机。Graham等（2005）发现个人职业发展也是促使企业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Demers和Wang（2010）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年龄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越是年龄结构年轻化的管理层，其通过真实盈余管理以增加收入的动机就越强，因为这更有利于年轻管理层的未来职业的发展。

三、真实盈余管理的业绩效应

真实盈余管理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学者研究其经济后果最主要的内容。从现有研究内容来看，其影响效果可分为正向效果和负向效果两类。Bens（2002）实证研究了股票期权中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员工股权激励会导致企业每股收益的稀释，上市企业往往抽用专门资金用于股票的回购，实施员工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为了避免每股收益的稀释，将资金用于回购股票，从而降低资金使用效率，不利于企业未来业绩。Xu和Taylor（2007）发现并不是所有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都会对业绩造成负向影响，如果只是在股票回购中发生程度较小、频率较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就不会对企业未来业绩产生影响。除了分析股票回购中真实盈余管理对业绩的影响，还有学者研究股票增发中真实盈余管理对业绩的影响。Cohen和Zarowin（2010）分析了在股票增发中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在增发完成的业绩表现，根据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股票增发完成前企业资产回报率存在大幅度增加的趋势，而在增发完成后又存在下降的趋势，正是真实盈余管理才导致业绩在增发前后出现变化，他们还进一步发现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在增发后的业绩表现越差，而且与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的企业相比，采用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未来业绩下降程度会更大。

四、总结

在当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外部监督日益强化的背景下，真实盈余管理已取代应计盈余管理成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本文从真实盈余管理的概念、实施动机和业绩效应三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发现虽然现有文献对真实盈余管理做了大量研究，但在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识别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是以实际发生的交易为基础，如何从真实事项中挖掘出企业管理者的“虚假”动机，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Schipper，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ccounting Horizons，1989.

[2]Roychowdhury.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

[3]Zhao，Y.，Chen，K.，Zhang，Y.，Michael Davis. Takeover protection and managerial myopia：Evidence from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4]Cohen，D.，Dey，A.，Lys，T.The 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Implications for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Risk-Taking Incentives of CEO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5.

[5]张俊瑞，李彬等.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研究――基于保盈动机的经验证据[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27）.

[6]蔡春，朱荣等.盈余管理方式选择，行为隐形化与濒死企业状况改善――来自A股特别处理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2（9）.

[7]李增福，黄华林等.股票定向增发、盈余管理与公司的业绩滑坡――基于应计项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方式下的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31）.

第7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高职；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163 ― 02

[收稿日期]2014 ― 10 ― 23

[作者简介]高亮亮（1984―），女（锡伯族），辽宁凤城人。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管理。

一、概念界定

顶岗实习由来以久，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顶岗实习是从2000年以后得到广泛研究，我们所说的顶岗实习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2+1”教育模式，即在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企业，带薪实习6个月以上，然后由学校统一推荐就业。然而顶岗实习，在现实操作中为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带来很大难题，如何选择一种合适、高效的管理模式，如何有效实施顶岗实习管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研究历史

有关顶岗实习的研究从1975年开始，四平师范学院的老师在《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贡献――数学系“顶岗”实习调查报告》中详细在阐述了该院学生在在伊通县如何“顶岗”实习，从文章标题可以看出顶岗实习在当时还是一个创新，顶岗实习还在摸索中进行。在1975至1989年间，有关“顶岗实习”的文献30篇，“顶岗实习”被称作“校外实习”、“模拟实习”、“代职顶岗实习”、“校外实习”、“生产实习”，研究内容多以顶岗实习模式探索，与传统各行各业的实习的区别研究为主。从1990年开始，师范院校关于顶岗实习的研究较多，分别探讨了师范专业顶岗实习的新途径与模式，顶岗实习中的问题与对策，顶岗实习与传统学科教学实习区别。与此同时，大中专院校教师关于顶岗实习的研究也正在展开，产学结合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较多的研究侧重于学生实习的改革。[2005135《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关于职业院校的“2+1”教育模式，由此关于大中专院校顶岗实习的研究逐渐增多，不同专业都在探讨顶岗实习模式，及顶岗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在各大院校大力实行顶岗实习的同时，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管理就成为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2007年开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学生在校外顶岗实习的管理问题，同时也探讨了不同专业顶岗实习管理的问题、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顶岗实习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等。

（二）研究现状

顶岗实习是产学研教育教学机制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表现途径之一，所以在对顶岗实习管理模式进行研究时首先应该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外并没有“顶岗实习”一词，但是与我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相似的教育教学模式，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众所周知德国的职业教育在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 管理模式比较有代表性。澳大利亚的TAFF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也有借鉴意义，这一模式是建立“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多循环终身教育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与我国高职教育也很相似，社区学院学费较低，学制短，学习时间灵活；专业设对口；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对接，实用性较强；学院和社区企业联系密切，同时定期与企业一起举行研讨会，确保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上述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有其各自的产生背景、存在条件与特点。

2.国内相关研究

对国内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国内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进程，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进行职业教育改革，到2005年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关于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是从2008年开始，分别探讨了旅游类、高职园艺技术、软件技术、酒店管理、自动化、艺术设计、药学等专业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学者们分别提出了适合各自院校的管理模式，比如“三层四共” 顶岗实习管理模式、“三点一线” 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四体五段”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分散形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校企联动，双师双籍”顶岗实习管理模式，“2+1”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等。

三、研究成果

顶岗实习管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以管理为主的目标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院校都在寻找一个适合的模式，在文献查阅过程中，虽然每个院校的模式都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可以分以下几类：

（一）根据学生顶岗实习地点，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可以分为集中管理模式和分散管理模式。

赵节昌在《构建分散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探究》中针对分散形顶岗实习的特点他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模式，首先，考察实习基地，校企共谋实习之策；其次，建立学院-系部二级实习管理保障体系；再次，探索科学的管理办法：开好实习动员会，建立网络管理平台，做好每月一次的常规检查；第四，建立考核新模式。王秀静，冯美宇在《分散型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模式研究―基于“双主体、三层次、多元化”的管理平台设计》中建立了以学校、企业为主体，建立信息、实习指导和拓展训练三层递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顶岗实习岗位的“网络化”选择、制度的“规范化”执行、质量的“标准化”监控、成果的“资源化”共享、考核的“过程化”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甄铁丽在《高职学生集中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研究和探索》中提出成立企业专班，加强学生思想教育，校企合作共同探讨双向管理学生的集中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二）根据顶岗实习管理主体，可分为双主体管理模式和三主体管理模式

李忠华在《“双主体”模式下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管理创新研究》中认为，“双主体”模式，是指“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通过学校与企业的真实合作，将企业的各种需求和用人标准引入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通过各种形式的工学结合的方式，由专业教师与技术专家或能工巧匠、学院与企业，共同完成课程标准，制定实训基地建设、学生顶岗实习、专业人才培养等工作，从而使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的需求紧密结合，使培养的人才更好地适应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王晶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分层次多方位”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探索》提出了“分层次多方位”的双主体管理模式，其中“多方位”是指校企共建、校企共育、校企共管、校企共评，即实习开始前与企业共同制定实习管理制度和实习方案，实习过程中与企业共同对学生进行培养与管理，实习结束后与企业共同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的校企合作管理模式。王娟在《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校企双主体”管理模式探讨》中提出的“校企双主体管理”是指学校与企业通过建立有效的实习机制，共同担任学生顶岗实习的管理主体，发挥学校和企业顶岗实习“双主体”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管理顶岗实习学生。胡克伟等提出了“校企联动，双师双籍”管理模式，其含义是指在学校与企业深层次合作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有效机制，在共建实训基地的基础上，由学校的职业导师和企业的职业导师相互配合共同管理顶岗实习学生。

蔡凤，李铁军在《“政府参与，三方共管”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探索》中提出政府、学校、企业共同负责顶岗实习的具体组织、管理和实施，形成企业、学校、管委会三方共管的管理体系。孙标在《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探索》中提出学校是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者，企业是学生顶岗实习的实施者，政府是学生顶岗实习的保障者的三主体的管理模式。

（三）其它模式

1“四体五段”

王亚明提出“四体五段”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其含义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将顶岗实习管理的组织机构看作一个系统，而在这个整体中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即学校、企业、实习指导教师和学生。“五段”是动员培训、组建机构、确定目标、编制工作计划、考核评价。

2“周报、月查、季巡”

基于不同的管理媒介，程远东、范仲勇都分别提出了“周报、月查、季巡”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所谓“周报、月查、季巡”就是学生在单位顶岗实习中，至少每周必须上报一次实习情况；各班辅导员每月填写检查信息汇总表，同时将实习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建议及时上报系；学院教务处不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并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整改及解决。

3“1113”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陈显刚等在《实施“点对面订单式”教育 创新“1113”顶岗实习管理模式》中提出了“1113”顶岗实习管理模式，“1”分别是建立一个技术咨询中心，一个专门实施顶岗实习的管理部门，建立一个“准员工”考核档案；“3”是三个顶岗实习阶段，集中培训、分组工作、考核答辩阶段。

综上所述，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校企共管是所有顶岗实习管理模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现代的通讯工具成为顶岗实习管理中必备的媒介。

3. “双导师”考核是顶岗实习考核必用的方式

4. 学者们提出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都具较强的理论基础

四、存在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关于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一些管理模式已经在一些高校中运行，但是仍存在一定问题：

1. 现阶段研究大多从教学管理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从学生管理角度研究，忽视了辅导员在学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 缺少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多以实习整体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对策，更多的学者从宏观上强调如何管理顶岗实习过程，却很关注管理对象的问题。

3. 理论性较强。实地调查数据较少，多数学者是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理论。

4. 对管理模式实施后效果较少关注。学者们更多的在提出理论，但是理论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细节问题及实施后的效果关注较少。

五、对策

在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学生个体关注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多从学生的主体需要出发，探索出适合学生发展，便于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另外，对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理论性较强，缺少实地调研，任课教师与辅导员应同时进行实地调研，只有到了学生实习环境才能发现问题及其存在的原因。第三，发挥辅导员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辅导员是学生大学期间最亲密的老师，所以不仅是一个学生管理人员，更是最了解学生的知心人，因此在今后的管理模式研究中应该更多的挖掘辅导员的作用。

从现有关于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成果来看，前人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分析、探讨和研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顶岗实习中问题，使我们大致了解了研究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意义及部分影响因素。

〔参 考 文 献〕

〔1〕赵节昌. 构建分散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探究〔J〕. 继续教育研究，2010，（10）：173.

第8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实验室；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

1、综合管理实验室对证书报告实施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及意义

传统的综合管理实验室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执行力来保证校准检测和证书报告的质量，这不仅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化的需求，更是难以达到实验室评审的要求。对证书报告实行信息化管理，可以将实验室员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的信息化与自动化水平。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实验室各部门进行明确的角色分工与职责划分，每个岗位都严格按照自己的任务要求进行分工协作，并对证书报告实施层层把关、多级审核，除此之外，还设立专门的人员对证书报告进行定期的质量抽查，对各个部门进行质量评审等等。总之，对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实施信息化管理，最终目的还是要最大化的保证证书报告的质量，使其既满足市场化的需求又符合实验室的评审标准。

2、综合管理实验室的业务流程

在综合管理实验室内，最常见的无非就是器具样品、器具设备、证书报告、标准规程等。在这个问题上，对实验室的业务规程进行一番分析，很有必要。经过总结，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流”：

2.1物品。所有的器具样品作为综合管理实验室测量的对象，都有一个收发测量返回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收存交测接存发。具体来说，在从客户手里接收到器具样品之后，将其赋码入库，接着将随样品送检单出库的器具样品转交给专业部门，然后由专业部门根据指定的标准规程对器具样品进行测量，在这一系列的任务完成之后，再由专业部门将器具样品及证书报告交回到收发存库，最后通知客户取件。

2.2单据。一般来说，在业务流程中单据很多，比如下厂单、完工单、收费单、交接单、对账单、抽样单、报价单、任务单、委托单等等。典型的单据流程应该是：填单录单审单任务下达测量过程费用产值单打印收费。

2.3测量数据。测量数据的过程如下：测量采集分析处理记录存档。对数据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下出结论，这是综合管理实验室证书报告的核心。一般来说，如果具有数字化接口的测量设备，这一过程可以得到简化。

2.4证书报告。证书报告的流程应该如下：任务下达任务分配测量审批打印盖章（印）发放领取。证书报告从收样任务下达开始一直到客户领取结束，一般测量过程比较严格。在测量过程中，必须使用有效的设备，然后依据特定的标准规程进行测量，经过一层一层的严格审核之后才能产生具有特定类型格式的证书报告。

2.5收款。收款的流程应该是：报价（预付款/转账）产值分配费用单（定期）结算开票。作为产值的一种真实体现，账款还只是体现了综合管理实验室的业绩水平，而单位的实际收益最终还要靠收费产值才能得以体现。

2.6监控。监控是确保证书报告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在测量过程中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从审单开始一直到完成证书报告之后甚至是以后的更长时间。监控的流程为：审单任务下达任务分配进度限制质量记录审核审批（投诉）抽查质量评审。

3、综合管理实验室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型设计

综合管理实验室的业务主要是来源于政府与市场，一般表现为监督（强检）业务或者是委托业务，这两种业务对校准检测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它只是会使其在类别形式，证书报告类型以及某些栏目方面存在细微差异。在对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进行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时，我们可以将其设计为两种模型，即业务模型与系统模型。

3.1业务模型。业务模型的整个业务链可以划分为客户、收发部室、专业检测部室、财务部室、管理部室以及其它（如网站、Call Center）等几个部分。首先，收发部室、证书报告与客户的关系较为密切，工作也比较繁杂，比如签订委托协议、收取器具样品、退还器具样品、证书报告等等。委托单的来源也比较多元，有报价单、网上委托单、抽样单等，在收取器具样品时，还需要对器具样品进行赋码管理；其次，检测部室会把任务和完成期限一并交给具有检测资质的技术人员，由其对器具样品进行测量之后制作出证书报告，审核员会对该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核，然后由审批员对证书报告进行审批；其三，财务部室专门负责处理检测部室送交的委托单，并收款销单。收款的形式很多，有转账、现场缴费、定期结算等等；最后，管理部室主要进行证书报告质量的定期抽查、计算机系统的日常维护、存档以及对客户的投诉进行跟踪处理，以保证证书报告的质量符合各种要求。

3.2系统模型。系统模型是对业务模型的反向操作。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拓宽与客户的沟通渠道，通过语音查询、短信查询、网上查询等，让客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业务流程与进展，全天候的与综合管理实验室进行实时互动。该系统模型还支持分步退单操作，能够更加方便的解决客户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的修改或者是撤单需要。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型采用的是三层的结构模式，即数据层、逻辑应用中间层、客户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将这一系统模型划分为两种平台，即以证书报告为核心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和以办公、CRM、ERP等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信息平台，这两个平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主要是通过接口套件或中间层来进行协同工作。

4、结语

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对其进行信息化管理，可以简化工作别是检校准检测过程中的很多步骤和难题，实现自动化，对其中负责这些工作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解脱。对证书报告进行信息化管理同样也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迫切要求，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从对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进行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及意义出发，探讨了综合管理实验室进行信息化管理的业务流程以及其系统模型设计。合理的模型设计可以降低项目风险，使证书报告的信息化管理与实际的业务运作更好的协调发展。本文的阐述还不够全面，可能还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后希望会有更多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杨炳旺，李翔，朱崇全，华敏刚.综合管理实验室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型设计[J].现代测量与实验室管理，2006，14（2）：32-33.

[2]蒙硕.用Word宏和制作计量证书报告[J].中国计量，2010，9（4）：102-103.

第9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零售商；垄断势力；抗衡力量；纵向控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9-0041-05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零售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大规模的连锁店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兴起，从而导致了零售商规模的膨胀和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显著提高。过去，生产商相对于零售商拥有完全的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和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注：这里需要区别“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和“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两个概念。“垄断势力”是企业能够主导市场的显著的市场势力，垄断势力使得主导企业可以操纵价格或产量获取显著的超额利润，或者可以发起合谋或采取排他（Posner，2001）。而“谈判能力”则体现了缔约双方相对的长期机会成本的差异。例如，如果零售商A不再买生产商B的产品，则会导致A的利润减少0．1%，而B的利润减少10％，此时零售商A相对于生产商B具有更强的谈判势力（OECD秘书处）。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强，则“谈判能力”也越强，但两个概念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有时候两者并不一致。]，零售商仅仅作为了生产商向消费者传递商品的中介物。而如今，零售商通过连锁经营、并购扩张等策略使其垄断势力日趋明显，导致零售商与生产商在产业链纵向关系中的地位发生置换。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主要有两种，见表1所示。当生产商也拥有垄断势力时，零售商垄断势力相对于生产商来说就是一种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注：对于“Countervailing Power”，国内尚没有统一的译法。“Countervailing”的词典释义为“对抗、抵消”，笔者这里将“Countervailing Power”暂译为“抗衡力量”。]；而对当生产商没有垄断势力时，零售商拥有垄断势力后，他们会向零售商施加各种纵向控制(Vertical Control)手段。

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手段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零售超市要求其生产商，如果商品想要进入超市，必须先交“进场费”、“赞助费”等一大笔所谓的通道费（SlottingAllowance）。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Deloitte & Touche 1990年估计，美国日常用品零售行业的通道费总计为每年大约90亿美元。另一个估计则认为是大约160亿美元。[1]

另一种常见的纵向控制手段是，某些大型超市要求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议，在其产品上贴上“某某超市专卖”的标签。美国最大的玩具分销商Toy R Us就要求生产商同意排他易条款，即生产商不能向其他玩具销售商提供与Toy R Us相同的产品。此外，零售商还利用其垄断势力，要求生产商对商品的零售价格进行统一控制，以削弱零售市场的竞争，等等。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问题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以下就这两种纵向关系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讨论。

二、关于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研究

过去，关于卖方势力对于生产、价格和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对于买方势力的影响却关注较少。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大型零售组织的兴起，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强势零售商的形成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加尔布雷斯假说”。195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中［注：之后，加尔布雷斯发表的论文（Galbraith，1954），对其书中“抗衡力量”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了市场上交易双方，当一方经济力量强大时就形成了可以中和另一方垄断势力的“抗衡力量”。他认为抗衡力量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大规模零售组织的出现。通过实施抗衡力量，这些大型零售商能够从生产商处获得更低的批发价格，并且将这种成本的节约传递给消费者。因此，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零售商通过实施抗衡力量，成为“单个消费者的代言人”[2]，对社会是有益的。

尽管加尔布雷斯的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流行，但是关于抗衡力量的假说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最核心的批评来自于 Stigler（1954）和Hunter（1958）。他们认为，加尔布雷斯并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零售商有动机替消费者节省成本。Stigler（1954）指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的观点是假条，而不是理论，并通过经验研究［注：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发现，杂货连锁店和药品零售店的销售低价最多分别有1/15和1/10的原因是来自更低的进价。］反驳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此外，当生产商和零售商能够签订两部收费（Two-Part Tariff）合约时，此观点显得更加无力。例如，当双边垄断（Bilateral Monopoly）的情况下，零售商和生产商能够通过两部收费获得联合利润最大化。此时，无论谈判势力在两者之间如何变化都不会对零售价格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等的兴起，使得对抗衡力量假说的讨论更为普遍。Stern 和 Weitz（1997）指出大型零售商主导地位的增强是商品分销领域的一大革命[3]。von Ungern-Sternberg（1996）和Dobson 和 Waterson（1997）对于零售商的抗衡力量的福利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4］［5］［6]Dobson et al．（1999）对于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零售势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7]其中，Dobson 和 Waterson（1997）考虑一个垄断性的生产商和多个对称的寡头零售商之间的关系。零售商由于地理位置、服务态度等不同形成零售服务的差异化。结果表明，如果寡头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则零售价格随着零售商数量的减少（即抗衡力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当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差异化很大时，抗衡力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零售价格的下降。

Chen （2003）认为当零售商数量减少时，在位零售商不仅获得相对于生产商的抗衡力量，也获得相对于消费者的垄断势力。由于零售层面集中度增加导致的零售价格的变化反映了抗衡力量和垄断势力的联合效应。他指出von Ungern-Sternberg（1996）和Dobson 和 Waterson（1997）很难使抗衡力量的效应分离出来。因此，Chen（2003）考虑了这样的市场结构：上游一家生产商，下游有一家主导的零售商以及一些边缘性的竞争者。基于两部收费合约，抗衡力量模型化为主导零售商从生产商处获得更低的批发价格或分享更多的利润。他证明了主导零售商抗衡力量的增加的确能够导致零售价格下降，但是原因不同于加尔布雷斯，且抗衡力量也不一定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相反，更多的边缘性零售商的出现对于抗衡力量导致的社会福利增加起到重要作用。[8]

除了对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理论分析外，还有一些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如Etgar（1976）通过经验分析证明了分销渠道中渠道成员的抗衡力量能够消弱其他成员的垄断势力。[9]Cotterill（1986）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衡量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的零售市场集中度，分析其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零售价格随着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从而否定了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假说。[10]

近年来，随着我国零售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对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关注也逐渐增多，但大多偏重于基本概念和现象的介绍或者方法框架上的分析。马龙龙，裴艳丽（2003）指出零售商的连锁化、规模化和零售商为主导的供应链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具有正面影响，但大型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侵害生产商和消费者利益，又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造成损害。他们探讨正确认识和评价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方法。吴绪亮（2005）在对买方集中和纵向限制行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零售业的反垄断政策制定提出了一些建议。[11]

三、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纵向控制的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垄断性的生产商向竞争性零售商实施的纵向控制。根据Rey和Vergé（2005）的分类，可以将纵向控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或支付所达成的条款，如非线性收费（Non-Linear Pricing）、转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简写为RPM）；一类是对交易某一方或双方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如独占交易（Exclusive Dealing）、独占区域（Exclusive Territories）、搭售（Tying）[12]。产业组织理论中对于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主要考察这些策略实施的私人动机和激励，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零售业出现规模化、集中化的趋势，零售商凭借垄断势力压榨生产商的案例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的纵向控制策略。Dobson et al．（2000）指出当零售商在产业链中具有更强的垄断势力时，最常见的纵向控制手段有：零售商向生产商收取通道费；与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议；零售商要求生产商对于零售价格进行限制；对关键投入品进行掠夺性购买等。同时，作者对各种纵向控制可能的福利效果进行总结。[13]

通道费是引起供销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学术界对通道费的福利效果一直争论不休。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对于通道费的市场效应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效率改进效应”，如Kelly（1991）、Chu（1992）等。他们认为通道费的收取可以提高产业链的运作效率，具有产品质量信号显示、提供生产商的产品研发水平等作用；[14］［15]二是“反竞争效应”，以Shaffer（1991）、MacAvoy（1997）为代表。他们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行使垄断势力的结果，它导致零售商或生产商层面竞争的削弱，也会产生排他效应，从而使社会福利下降。[16］［17]

Bloom, Gundlach 和 Cannon （2000）对通道费的两种争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通过对生产商、零售商的实地调查证明了现实中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18]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香烟市场通道费的收取导致零售价格降低，从而提高消费者剩余[19]。而Innes 和 Hamilton（2006）则研究了多产品市场中“通道费”的作用。他们建立了如下模型：上游有一家某一产品的垄断企业和其他产品的竞争性的企业，下游是非完全竞争的零售商，且分析没有通道费、非对称的通道费以及对称的通道费这三种情况，研究发现零售商通过向竞争性的生产商收取通道费，使得垄断的生产商和零售商获取一体化的垄断利润，因此具有反竞争性。

零售商向生产商要求签订排他易契约，是零售商发挥垄断势力的又一大方式。Comanor 和 Rey（2000）考虑了具有垄断势力的零售商与上游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议的问题。他构建了一个生产商―零售商模型，两个层次都由主导企业和边缘竞争者组成，有优势地位的零售商通过与生产商签订独占交易合约，排除潜在的零售竞争者。他证明了在此情况下，纵向控制对于消费者福利产生负面影响。[20]Dobson 和 Waterson（1996a）指出排他性的供给合约（Exclusive Supply Contracts）使零售商出售的产品与其竞争对手不同，从而避免了激烈的直接竞争。当品牌内竞争很激烈，零售范围经济性很低的情况下，这种合约可能对私人有利。然而，它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了最终产品价格，对社会是不利的。排他性的约束可能不是来自于一方的要求，也可能是双方谈判的共同利益。[21]Dobson 和 Waterson（1996b）检验了双方实施排他易的动机。它包括使得影响联合利润的外部性内部化，限制直接的品牌内和品牌间竞争，从而避免了直接竞争和销售的同质化。[22]

除了排他性合约外，拥有垄断势力的零售商还会要求生产商进行价格约束。Shaffer（1991）正式分析了在一个上游完全竞争下游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通道费和RPM的作用。假设生产商生产同质产品，他们为了获得有限的货架空间而展开竞争，零售商各自选择从哪家生产商进货，但又在零售价格上相互竞争。文章构建了空间差异模型，两家零售商在市场的两端，考虑消费者的交通成本。Shaffer（1991）表明：如果没有通道费和RPM，则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将导致批发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成本，生产商的利润为零。为了缓和零售市场的竞争，也为了获取货架空间，生产商通常采取策略性的工具，如通道费和RPM。这两种策略都具有反竞争效果，因为他们都提高了零售价格和零售商的利润。与边际成本批发定价相比，这两种方式都使得社会福利减少了，而通道费情况下的零售价格和利润要高于RPM。因此，通道费产生的社会总剩余比RPM还低。

Dobson和Waterson（1997b）研究了一种双边寡头垄断的连锁关系（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s），并证明了RPM的福利效应取决于上游和下游差异化的相对程度以及生产商和零售商的讨价还价势力。当生产商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势力时，双重加价问题更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RPM可能是有利于社会的。然而，这个结论还取决于对线性批发价格的限制。[6]Rey和Verge（2003）利用Dobson和Waterson（1997b）的双边寡头垄断的连锁关系模型［注：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是指上下游都是双寡头垄断市场，即市场中分别有两家寡头垄断企业。］，考虑了以下情况，即上游有两家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商，并通过下游两个差异化的零售商（例如，服务的差异化、地理位置的差异化等）销售他们的产品。[23]与Dobson和Waterson（1997b）不同的是，Rey和Verge（2003）允许生产商向两家零售商提供两部收费契约。分析表明，由于上下游企业之间都存在竞争，在两部收费契约下，零售价格低于垄断水平［注：Rey 和 Verge(2003)指出，如果上下游有一方是垄断的（一个生产商通过差异化的零售商销售产品或者是差异化的生产商通过一个共同的零售商销售产品），则两部收费能够使零售价格等于垄断价格水平。］。因此，生产商就有了实施RPM的动机。在RPM契约下，生产商将零售价格定在垄断价格水平，批发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并通过特许费获得垄断利润。可见，RPM消除了品牌内和品牌间的竞争，使得企业获得垄断结果。[23]

国内对于强势零售商与生产商之间的纵向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市场策略的层面，缺乏严格的理论证明，仅有较少的研究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考察这些纵向控制策略的福利效果。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对通道费的讨论。汪浩（2006）运用一个双重寡头模型研究了连锁超市通道费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他指出，通道费是大型连锁零售企业资本化其市场力量的手段。这种策略一方面加强了大型连锁超市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抬高了市场力量较弱的其他超市的进货价格。[1]张赞、郁义鸿（2006）基于SCP－R分析框架，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通道费及其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24]

四、问题与展望

目前，关于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缺乏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

通过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零售商垄断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目前尚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虽然许多学者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模型假设条件不同。但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假设是什么？不同的假设会导致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社会福利评价基准。

2．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某一策略行为时，仅考虑一种纵向市场结构和一个关键假设，而忽略了纵向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假设的变化对于策略行为均衡结果的影响； 第二，多针对一种策略进行分析评价，鲜有对多种策略的综合研究，进而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以上这些问题为未来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汪浩．通道费与零售商市场力量［J］．经济评论，2006，（1）．

［2］ Galbraith,J．K．1952．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Boston: Houghton Mifflin，131．

［3］ Stern, L．W．and Weitz, B．A．1997．The Revolution in Distribu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Long Range Plan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30: 823-829．

［4］ von Ungern-Sternberg, T．1996．Countervailing Power Revisited．International ［J］．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4: 507-519．

［5］ Dobson,P．W．and Waterson,M．1997a．Countervailing Power and Consumer Prices［J］．Economic Journal，107: 418-430．

［6］ Dobson,P．W．and Waterson, M．1997b．The Competition Effect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Mimeo．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7］ DobsonPaul, Michael Waterson etal．1999．Retailer Power: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Economic Policy，14(28): 133-164．

［8］ ChenZhiqi．2003．Dominant Retailers and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Hypothesi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34: 612-625．

［9］ Etgar M．1976．Channel Domination and Countervailing Power in Distributive Channel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3: 254．

［10］ Cotterill, R．1986．Market Power in the Retail Food Industry: Evidence from Vermont［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1］ 吴绪亮．买方集中、纵向限制与抗衡势力――解析“加尔布雷斯假说”的反垄断涵义［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12］ Rey,P．,and T．Vergé．2005．The 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R］．IDEI．

［13］ Dobson,Paul, Roger Clarke et al．2000．Buyer Power and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ood Retail Distribution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EB/OL］．eurorpa．eu．int/ comm/dg04/ publications/studies．

［14］ Kelly, Kenneth H．1991．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Grocery Slotting Allowances．The Procompetitive Case［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Marketing，17: 173-184．

［15］ Chu, Wujin．1992．Demand Signaling and Screening i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J］．Marketing Science，11: 327-347．

［16］ Shaffer, Greg．1991．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 Comparison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2: 120-135．

［17］ MacAvoy, Christopher J．1997．Antitrust Treatment of Slotting Allowance［M］．Washinton D．C．: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18］ Bloom Paul N．, Gregory T．Gundlach and Joseph P．Cannon．2000．Slotting Allowances and Fee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 Views of Practicing Managers［J］．Journal of Marketing，64(2): 92-108．

［19］ BronsteenPeter, Kenneth G．Elzinga and David E．Mills．2005． Price Competition and Slotting Allowances．The Antitrust Bulletin，50(2): 267-284．

［20］ Comanor William S．and Patrick Rey．2000．Vertical Restraints and the Market Power of Large Distributors［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7: 135-153．

［21］ Dobson,P．W．and M．Waterson．1996a．Product Range and Interfirm Competi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22］ Dobson,P．W．and M．Waterson．1996b．Exclusive Trading Contracts in Successive Differentiated Duopoly［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3］ ReyP．and Verge T．2003．Bilateral Control with Vertical Contracts［R］．IDEI．

［24］ 张赞，郁义鸿．零售商垄断势力、通道费与经济规制［J］．财贸经济，2006，（3）．

［25］ 晏维龙．生产商主导还是流通商主导――关于流通渠道控制的产业组织分析［J］．财贸经济，2004，（5）．

［26］ Galbraith,J．K．1954．Countervailing Powe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4: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