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管理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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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知识管理；企业知识管理；知识工程；信息情报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247-03

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管理应运而生并成为组织竞争及生存的主要措施。知识和信息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引起了增长模式和发展观念的变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知识通过促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和充分的利用来实现经济增长。随着知识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产品、服务中的知识含量的不断提高，知识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统计，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即通过知识利用等因素提高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占70%以上。中国的青海、宁夏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只有0.98%和2.33%[1]，而广东、福建能够有效获取知识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环境要素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素，从而刺激了整个经济快速增长。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对以往知识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得出知识管理目前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加强和拓宽知识管理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知识管理概念研究

巴斯（Bassi，1997）[2]认为，知识管理是指为了增强组织的绩效而创造、获取使用知识的过程。维格（K.wiig，1997） [3]认为，知识管理主要涉及4个方面：自上而下地监测、推动与知识有关的活动；创造和维护知识基础设施；更新组织和转化知识资产；使用知识以提高其价值。CarlFrappuolo（1998） [4]指出，“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他认为，知识管理应有外部化、内部化、中介化和认知化4种功能。外部化是指从外部获取知识并按一定分类进行组织；内部化是指知识的转移，即从外部知识库中筛选、提取人们想得到的与特定用户有关的知识；中介化是指为知识寻找者找到知识的最佳来源；认知化则是将以上3种功能获得的知识加以应用的过程。

国内对于知识管理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根据邱均平教授的意见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5]。所谓狭义的“知识管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而广义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

第二，根据左美云教授的观点可分为3个学派，技术学派、行为学派和综合学派[6]。（1）技术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信息的管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都有着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教育背景。对他们来讲，知识等于对象，并可以在信息系统当中被标识和处理。（2）行为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都有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商业管理的教育背景。对他们来说，知识等于过程，是一个对不断改变着的技能的一系列复杂的、动态的安排。（3）综合学派认为“知识管理不仅要对信息和人进行管理，还要将信息和人连接起来进行管理：知识管理要将信息处理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相互结合，增强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组成该学派的专家既对信息技术有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又有着丰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由于综合学派能用系统、全面的观点实施知识管理，所以能很快被企业界接受。上面列出的大多数学者都应该划入该学派。

二、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知识管理相关概念辨析

1.知识与数据、信息

Feigenbaum认为，知识是经过削减、塑造、解释和转换的信息。或者说，知识是经过加工的信息。Bernstein说知识是由特定领域的描述、关系和过程组成的。Hayes-Roth认为知识是事实、信念和启发式规则[7]。知识作为知识管理中的第一要素，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要理解知识的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和分析知识的载体。数据是我们每时每刻感觉到的大量的没有经过解释的信号，例如交叉路口的红、绿、黄灯，文档里一个个的汉字等。信息是具有意义的数据[8]。可以认为知识是数据和信息整合的完备形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是目的感，因为知识是用来达到一个目标的“智力支撑”；第二是再生能力，因为知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产生新的信息，所以，知识可以认为是一项新的“生产要素”。

2.知识管理与知识工程

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KE）由人工智能专家Feigenbaum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9]，作为人工智能学科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知识的表示、获取、组织与利用等。知识的多样性决定了它需要有一种科学的手段进行处理，这种基于知识的方法和应用通常被描述为知识工程，它与知识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

传统的信息管理以提供一、二次文献为主，以管理显性知识为主，而知识管理主要提供分析报告、综合研究成果在内的三次文献，包括编码的信息（显性知识）和非编码化的信息（隐性知识）的载体——人的管理，更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人才教育[10]。信息管理目前主要是信息流的控制，知识管理则是知识应用的管理[11]。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阶段说”。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和发展，即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等同说”。知识管理可以理解为信息管理，设计信息管理系统的构架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工程和群体等。第三，“包含说”。与知识管理相比，信息管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知识管理的范围要比信息管理的范围广。

（二）知识管理过程及成熟度测算

日本的管理学专家Nonaka（1995）定义了组织知识创造的SECI螺旋模型，开创了知识管理研究的新天地。此模型基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划分，定义了两种知识相互转化的4个过程，即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和内化。2000年，Nonaka把“场”的概念引入过程模型，指出组织知识传递与创新的这些基本过程是在相应的社会与文化的“场”中完成的。进而，他们综合知识构想、知识资产、场与SECI过程，进一步讨论了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Wiig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如下四个过程：知识的创新与获得、知识的编辑与传播、知识的吸收、知识的应用及其价值实现。Spek将知识管理分为四个过程：开发新知识、现有知识及新知识的保护、知识的扩散、应用可用知识到产品与服务。Prost将企业中与知识管理相关联的核心过程分为如下几个过程：知识的辨识与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开发与创新，知识的共享与传播，知识的使用，知识的保存等[13-14]。

知识管理成熟度模型对于衡量组织知识管理的实施程度、科学指导组织知识管理的实施以及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知识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实现知识管理的持续改善提供参考。尹彦（2010）在构建知识管理成熟度逻辑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成熟度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粒子群算法与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企业知识管理成熟度进行有效评估，并通过实例验证本算法的实用性和优越性[15]。

三、企业知识管理研究

（一）管理模式

严宁（2010）提出了基于eLearning的企业知识管理模型，应用改进SECI知识管理模型，证明了知识管理与eLearning技术能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16]。企业知识管理的模式主要包括：第一，编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知识与知识开发者剥离，使知识独立于特定个体或组织；而后仔细地提取知识并将其编码、储存在数据库中，公司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直接、反复调用。第二，为人物化模式（或个人化），在这种模式中知识和知识所有者没有分离，知识通过人员的直接交流得到传播和分享[17]。

（二）人力资源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和独占知识产权的企业将成为真正赢家，于是对知识的管理即知识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热点。而人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无疑在知识管理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力资源管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在设计知识共享策略时，提出知识共享应该从催生共享意识—培养共享能力—然后设计手段措施的思路，将知识共享从动机到分享作了有机串联[18]。

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研究发现，他们应该具有的知识管理能力依次为：“推动知识管理之能力”、“影响高层领导能力”、“影响基层管理者能力”、“知识管理业务能力”。同时，应具备“战略解读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分析组织知识需求能力”、“教导员工获取与应用知识的能力”、“转化隐性知识成为显性知识的能力”、“促进知识管理与组织业务相结合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能力[19]。

（三）识别模型

知识在其属性空间内是存在联系的，知识地图作为可视化表达工具，是具有属性空间知识的理想载体，它是知识空间形象思维的再现。在杂乱无章的知识群中，企业如果能够准确、高效地对知识加以识别，将会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隐性收益[20]。

（四）知识管理绩效与组织效能

研究知识管理战略的6个主要维度为：外部导向、内部导向、显性导向、隐性导向、探索导向和利用导向，基于345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检验了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效能的影响机制，发现互补效应的形成是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效能产生作用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21]。

（五）企业间研究

以知识管理（知识共享与转移）、企业核心能力和合作创新的三方互动模型为研究主线，研究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间合作创新机理。分析了知识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合作创新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建立了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和转移模型，着重分析其运作机理。通过合作和竞争双向的博弈分析，深入地研究了合作创新的内在竞合特性。

（六）企业核心竞争力

黄蕴洁（2010）从知识角度认识企业核心能力的内涵和知识本质，就企业知识管理对核心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以统计软件SPSS14.0进行资料分析，使用典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各层面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AMOS6.0统计软件进行线性结构模式分析，来验证本研究整体架构的适合度，从定量的角度对知识管理与核心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管理建议。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知识管理的定义、基础理论、企业知识管理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对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部分学者都谈到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人力资源管理，把人仍然作为管理的对象；而知识管理中把人看作是知识主体、知识源、重点在对人的知识的挖掘和利用。二者的视角不同，知识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或许说人力资源管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更妥当一些，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寻求人与知识的有机结合，促进组织创新、事业创新，以实现组织的最终目标。知识管理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大部分研究还是停留在概念性的研究，只有很少数的学者深入到问题的实质阶段进行研究。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包含所有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文献，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握重要性和时效性两大原则，既选择了一部分很重要的经典文献，同时也将知识管理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包含其中。本文的研究为今后进一步展开知识管理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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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投资者关系管理；构成要素；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视角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

投资者关系管理（Investor Relations Management，简写为IRM）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保护文化的产物[1]。由GE公司Ralph Cordiner先生于1953年首先提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了维护与投资者的良好关系，降低资本成本，提升公司价值的IRM被积极推进。直到1996年6月，科龙电器首开新股发行路演之先河，我国才出现了最早的IRM雏形，这比西方国家晚了近50年。西方国家，在1969年、1980年美国全国投资者关系协会NIRI成立及英国全国投资者关系协会IRS相继成立[2]。与此同时，出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压力，上市公司开始更加关注投资者关系管理，并将IRM由过去防范式的单一模式，逐渐调整为主动式的双向沟通模式。由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进一步促使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发展。基于发展的需要，1990年国际投资者关系协会IIRF的成立，使得投资者关系管理得以全面推进[3]。我国证监会也在2005年7月21日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并对IRM的定义进行界定。虽然较西方国家，我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体系的建设日趋完善[4]。

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角度

投资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思路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投资者关系理论完善角度的研究，包括投资者关系的理论假说（Marston & Starker，2001；Hong & Huang， 2002；等）[5]，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的经验研究（Marston，1996； Brennam & Kelly，2000；等）[6]， 以及通过互联网进行有效的IRM（ Brennam & Kelly，2000；）；另一角度主要是指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评价研究，这既包括专业机构对投资者关系管理作出的评价，也包括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的研究，如Fathilatul等（2002），Allam和Lymer （2003）等所做的研究。

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从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这几个方面对IRM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综述

关于IRM与权益资本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的视角：一般信息披露、可见度、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实施IRM能够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这主要归结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通过对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进而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相关学者就对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低水平信息披露导致“逆向选择”，增加风险，资本成本增加（Copeland和galai，1983；glosten和milgrom，1985），也会导致股票风险提高，使得公司融资成本增加（Barry和Brow n 1994；H anda和Linn 1993）[7]。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更加透明化，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提高股票收益和流动性（Welker 1995；Healy 1999），同时信息披露的水平与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Richardson和Welker 2001；Ball和kothari 2003）。Robert G.Eceles和Sarah C.Mavrinac也从IR中的信息披露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信息披露充分的公司，其资本成本也较低。Ferreira和majluf；Hughes指出，如果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会提高风险溢价，导致资本成本提高[8]。这些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信息披露是公司降低资本成本，提高 IRM 效率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投资者关系管理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是通过对资本市场可见度的调节作用实现。Merton利用“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均衡模型”得出结论，资本市场可见度可以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最终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 Lehavy和sloan（2005）指出，公司透明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响价格[9]。Bushee和miller认为上市公司通过IRM可以提高公司可见度，有助于加深公众对于公司的忠诚度和信任度，增加机构投资者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追随，增加股票的交易量和流通程度，使得公司资本成本和融资成本降低。

总结相关学者的结论可以得出，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通过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及资本市场的可见度会导致资本成本降低。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披露会使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引起股价的波动，两者并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二）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影响IRM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外部的治理环境因素和内部的治理结构因素。关于公司治理与IRM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也是从公司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对高管层的约束这两个角度展开。从内部治理角度的研究主要有公司股权性质及结构对IRM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流通股比重和股权制衡与IRM呈正相关关系（林斌等，2005；马连福等，2008）[10]；独立董事比例、设置审计委员会等因素会对上市公司的IRM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长与CEO分离与IRM两者的相关关系不明显，呈现弱正相关关系（赵颖，2009；肖斌卿、李心丹）。肖斌卿、李心丹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外部股权所占比例越高，越能有效促进公司提升IRM水平，管理层持股与IRM呈U型关系，外部董事与IRM可能存在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另外，公司规模也会影响到公司的IRM，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财务杠杆与IRM弱显著负相关[11]。国外研究表明，IRM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Eng & Mak，2003），IRM与公司治理的其他治理机制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Craven & Marston，1997；Hong & Huang，2005），良好的IRM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对管理层实施监督，从而避免内部人侵占[12]。

本人认为IRM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IRM水平的提高，同时，完善的IRM有助于保持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并且可以减少关系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三）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价值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IRM影响公司披露水平从而对公司股价和资本成本产生影响来研究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但这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关于公司股价方面，Diamond 和 Verrecchia（ 1991） 认为流动性差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投资而降低股票的价格。上市公司可以借助IRM提高股票的流动性（Hong & Huang，2005；），降低投资者逆向选择成本（Brennan 和 Tamarowski 2000），从而稳定提高股票价格[12]。关于IRM与资本成本方面，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实施IRM可以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Brennan和tamaronski（2000）考察了IRM和公司市场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三层因果关系。首先，有效的IRM能够降低分析师的研究成本，从而增加分析师的需求；其次，对分析师需求的增加能直接降低交易成本，然后间接提高股票交易量；最后，股票流动性的提高直接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然后间接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后显著影响公司价值。对此，Botosan（ 2002） 提出质疑，一是现有研究并未使用真实的资本成本，而是用某些指标代替，结论可疑，另一方面Berton（1994）认为披露水平的提高，容易引起股票价格波动，增加风险导致资本成本提高[13]。Hong和 Huang（2005） 通过建模研究发现，由于IRM是需要投入和成本的，管理层实施IR活动并不必然会提升股价。

此外，国内的很多学者也积极对IRM与公司价值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李心丹、肖斌卿（2007）、马连福、陈德球（ 2007，2008）均通过理论研究了IRM的价值效应，结果显示IRM水平与托宾Q值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IRM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增加公司的透明度，提升公司价值。总结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出，IRM通过带来较低的融资成本、广泛融资渠道、良好的声誉、投资者的支持等方式，能够影响公司的价值。

三、结论与启示

IRM是通过信息披露等手段，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公司透明度，从而吸引投资者的追随，降低资本成本，最终提升公司价值的战略管理活动。总结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一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IRM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基本得出一致结论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提高股票流动性，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最终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利益诉求。二是公司治理与IRM之间是一种能够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述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将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到关系到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不能将其仅仅作为简单的危机处理的短期性暂时的手段。第二、培养专门的复合型人才，从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第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消息的传播优势显而易见，要主动利用互联网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互联网的运用不仅能够提供信息的传播速度，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而且能够提高信息准确性，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对上市公司来说不失为一条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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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　风险管理；流程；组织;技术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167-02

一、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流程的相关研究

卢文云、熊晓正在《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及风险管理》一文中按照风险发生的损失形态分类，将大型赛事面临的风险分为组委会收入损失风险、财产损失风险、人身意外伤害风险、民事责任赔偿风险及其他特殊风险。 并提出了“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模式：在赛事启动时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负责赛事从筹备到举办阶段的全部风险管理事务；赛事正式启动以后，在风险管理专家、保险经纪公司和专业的保险公司的参与下，分析、了解赛事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对赛事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确认风险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制定赛事的风险管理计划；最后以风险管理计划为依据，在赛事筹办的各个阶段监控赛事风险的发生情况以及风险措施的落实情况，并不断根据赛事筹备的现实情况随时识别、估测新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对赛事风险管理计划进行修改或补充，最终达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的目的。”作者提出的风险管理模式对商业性体育赛事具有极高的理论参考价值。

风险识别和评估是风险现状描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德利在《体育赛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中对体育赛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构建出体育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风险事件层、风险源类别和风险因素层等三个层次；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采用风险极差量化表法对体育赛事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最后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提出相应风险应对措施。这种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将风险因素的特性清晰的展示给读者，并通过风险综合值排序得出所有风险因素的轻重缓急。

张大超、李敏在《国外体育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研究》一文中对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休闲与娱乐业、国家级体育组织管理机构、体育赛事及大型体育设施等六个领域的风险管理机运作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其中在体育赛事运营中的风险管理及运作实践模式的论述中，借鉴国外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经验，将大型体育赛事面临的风险分为：“1.财务风险；2.运作风险；3.与人为环境相关的风险，包括工伤事故、雇主的责任、组委会对自愿人员的责任；4.经营的风险；5.工作失误；6.管理层的责任风险；7.组委会因下述原因.而遭受的经营损失风险；8.影响周围环境的风险，包括空气、水、土壤等的保护以及对考古遗址、历史古迹等造成破坏。”

二、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组织和技术的相关研究

由于我国近些年来，陆续举办了许多超大型体育赛事，譬如奥运会，亚运会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些超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工作十分复杂，因此具有创新性的风险管理方法也应运而生，譬如孙庆祝，刘红建，周生旺在《综合集成方法在大型体育赛事管理中的应用》一文中便提出了综合集成方法的概念，文中提到：“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这个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它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从各方面的定性认识到定量认识。笔者尝试利用综合集成方法建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集成管理模型，其中包括风险集成识别模型、风险集成评估模型以及以方法集成为特点的风险集成控制模型。

邱伟昌、王才兴、崔一宁等在《上海体育赛事组织管理发展对策研究》一文中论述上海体育赛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指出：“目前上海对申办经营体育赛事的资质认证及有关人员上岗认证等没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对体育赛事安全、效益等方面的风险评估也存在空缺，到目前为止，还未成立社会方面（第三方）的科学认证管理和风险评估部门，此方面已落后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有关行业。”上海作为我国商业性体育赛事的相对发达地区，其风险管理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对我国其他相对落后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文章还提出一些其他风险，譬如当前在重大体育赛事的商务运作中，既有国有资本，也有社会或民营资本，其中国有资本在参与有关赛事运作时，还缺乏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和科学的前期论证，势必将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甚至将带来国有资本的流逝，这些都是值得加强防范和慎重考虑的风险。

第4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客户知识管理 平衡计分卡 绩效评价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而企业的营销模式也由以产品和交易为中心转向以客户和知识为中心。在此背景下，综合吸取知识管理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精髓--客户知识管理这一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开始逐渐被企业所重视。但是客户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的一项前瞻性的投资，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管理起来较为困难。客户知识管理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在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价基础之上，开展客户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客户知识管理的内涵

客户知识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思想，是知识管理和客户管理的发展趋势，也是这两种理论的结合。它研究如何有效获取、共享、应用和创新企业所收集到的客户知识来提高企业自身价值和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从而使企业长期保持竞争优势。

目前，对客户知识管理的定义，主要是从这样两个角度出发：

（1）采用知识管理研究的观点，把知识看成像数据、信息一样的资源，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客户知识资源进行获取、存储、分析、整合、共享、利用和创造，将知识作为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如美国学者Wayland 和Cole在其著作《Customer Connections：New Strategies for Growth》（1997）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客户知识管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指客户知识的来源与应用以及怎样运用信息技术建立更有价值的客户关系。它是指在获取、发展以及保持有利可图的客户组合的过程中，有关信息和经验的杠杠作用。Gold A（2001）等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指将知识管理作为手段来处理组织内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进行客户知识的形成、共享以及应用来提高企业客户关系管理业绩的过程。Gibbert（2002）等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促进企业了解自己的客户，从而使企业在为客户提高质量的服务中学习的过程。台湾学者何雍庆等人（2003）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组织成员透过组织学习，将顾客资料、资讯或接触经验予以组织有效地运用并扩展客户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经过有效的管理作为，使客户知识成为组织的智慧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2）从客户关系管理的角度出发，结合客户关系管理更好的来应用客户知识管理。如Nonaka（1998）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客户知识社会化过程，与客户互动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亲和性，从而获取客户拥有的知识。Alan Cooper（2000） 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指通过利用先进信息与客户互动交流，帮助客户找出问题及其答案进而适应周围环境，客户需求过程与企业的营销过程有力的交织融合在一起，实施"定制化"服务。麦肯锡的副总裁罗树忠（2001）认为客户知识管理就是指有效的获取、发展和维系有利于客户组合的知识与经验，为尽可能的求得最大的价值，客户、知识、管理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中，企业运用这个循环体系中的客户知识，从客户关系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行动。高倩（2001）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企业在与客户互动的过程中所收集到的关于用户的数据、资料以及交易记录，经过分类、处理等程序而形成客户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过程中，从而为企业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傅建球（2005）认为客户知识管理是指企业从各种既有的或潜在的客户信息中，萃取转化出可以用来为企业营销服务并发掘出有价值的知识的过程。

关于客户知识管理的概念，通过综述有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客户知识管理给出了不同的表述，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不管如何阐述，如何给出定义，其共同思想可以总结如下：1客户知识管理是对客户知识的获取、共享、应用和创新等一系列流程；2从知识管理以及客户关系管理两方面入手，把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应用工具，融入到客户关系管理之中，形成客户知识管理；3客户知识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竞争资源，企业通过客户知识管理，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二、客户知识管理绩效评价

第5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高速公路经济管理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运输事业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大量兴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基本承载作用，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投资大、资金密集的行业，现已成为我省公路建设现代化水平的体现和代表，对其经济管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高速公路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1.1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无论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交通运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市场竞争程度日益增加，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论文百事通因此，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1.2保障公众出行利益的需要

高速公路自身所具备的公益性、外部性、网络性等属性决定的它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具有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我国高速公路一般采用全封闭收费制式，因此具有排他性条件。但是，我国高速公路也同时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在“适应交通量”这一公路消费的拥挤点之下，其消费具有共享性。显然，高速公路是既具有非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的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这是高速公路本身的属性，与采用何种管理模式无关。

1.3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需要

我国公路资产的国有决定了高速公路经济管理是在保护国有资产。目前我国的公路，不管投资主体是谁，也不管属于哪种管理形态、经营管理主体是谁，公路资产所有权均属国家所有，高速公路当然也不例外。基于此，依法对高速公路国有资产实施有效的管理，维护高速公路设施安全完整，使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是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角色拥有权利与应尽的义务。

2高速公路经济管理的措施

2.1法律手段

2.1.1立法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之所以管理有序、发展健康，与其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是分不开的。与高速公路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比，我国对高速公路的管理显得比较滞后，出现高速公路投资、普通公路管理的普遍情况，高速公路没有完全体现其应有的高效运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工作刻不容缓。毋庸置疑，高速公路立法是高速公路健康发展的保证，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需要。当前要在遵循和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同时，积极制定和修订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人们在高速公路交通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们的行为能够有章可循，减少和避免纠纷。使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尽早实现法制化、科学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1.2执法方面。高速公路的执法问题是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目前，高速公路执法主体繁多、效率低下成为阻碍高速公路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要解决好高速公路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特别是行政执法管理体制问题，必须要明确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统一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模式，建立精简、统一、高效”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体制。也就是要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调度高速公路的各种力量和管理资源，形成快速反应能力，避免政出多门、多头处罚。同时，为了提高路政执法效率，维护高速公路安全，减少交通事故，还必须有先进的管理设施和配套的管理信息系统。

2.2经济与行政手段

高速公路与一般公路一样都是经济社会活动赖以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它所具有的公共性、规模性、非营利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具有的起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经营风险大等特点，使一般企业无力经营或因无利可图而不愿涉足。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出面对市场进行干预，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责任，组织建设和管理高速公路，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务，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即让一家企业独家垄断，允许企业垄断经营某条高速公路，但同时要对其进行治理，治理方式就是以特许经营为特征的微观规制。政府对高速公路经营进行规制，既适应了高速公路运营发展的规律，又体现了政府宏观经济的目标要求。

2.2.1高速公路的经营主体应当是以非营利性的特许经营机构为主要形态。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企业的特许经营，是有政府参与并由其授权经营但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特许经营方式。

2.2.2政府和高速公路特许经营企业之间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必须合理划分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以及确立合理的特许经营期限，尽量使其成为规制合理、激励适当的激励合同。

2.3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

2.3.1公路施工项目成本费用的预测与计划

①预算成本，编制工程施工预算，做好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必须具有完善的定额资料，搞好工程施工预算。工程预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业的平均成本水平，是根据工程施工图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编制计算出来的，经过公开招标确定的工程项目应为中标价。

②计划成本，是指项目经理部根据计划期内的有关资料，在实际成本发生前预先编制出人工费成本控制计划、材料成本控制计划、机械设备成本控制计划、管理费用成本控制计划、临时工程费用成本控制计划。对每一个公路项目的施工，都应当有精心的预测，做好项目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选定先进的施工方案，选好合理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该项目的成本计划，做到心中有数。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2.3.2公路工程成本费用的控制与核算

①项目施工过程中，在目标成本确定后，各职能部门、各生产岗位和职工就要依据目标成本对实际成本按成本计划进行控制。包括对生产资料费用的控制，人工消耗的控制和现场管理费用等控制内容。根据成本计划和成本降低率，通过与实际成本进行比较，检查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找出成本升降的主客观因素，总结经验，制定下步降低成本的具体措施，寻找最佳途径。成本控制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职工的收入，与参加施工的每个人员都息息相关。

②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成本核算将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对照找出偏差，为下一步的成本监控、成本纠偏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成本核算，为施工生产、施工技术和企业经营提供可靠的成本报告和相关资料，促进项目改善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

3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运输市场将不断探入发展，运输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我省各级公路部门都要积极面对并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彭春莉.浅谈我国高速公路经济管理[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24):30-31.

第6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高校 办公室管理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一直承担着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重大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校引领科技创新，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高校办公室是学校的综合协调部门，负责办理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能是：围绕学校整体部署和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学校领导的参谋助手、学校的信息枢纽、部门的综合协调、决策的督促检查等作用，服务领导，服务部门，服务师生，做好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高校办公室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学校各项作用的发挥以及高校的办学水平等等。因此高校不但要注重教学科研，还需要提升管理水平，尤其是高校办公室的管理水平。对高校办公室职能管理进行研究，提高高校办公室的管理水平，对进一步加强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职能有重大意义。

一、高校办公室概念界定

高校办公室是指高等教育的院校办公室，包括党委办公室和校（院）长办公室。本文的高校办公室仅指的是高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院）长办公室，不含高校中的二级单位各院（系）办公室。

当前，在高校教育事业不断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办公室作为高校里重要的一个管理机构，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尤其是对办公室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

二、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高校的改革发展，对高校管理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是管理学在国内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对高校办公室管理的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关于“高校办公室管理”进行检索，2000至今共有150多篇相关文章，其中硕士论文6篇，罗敬党的《高校校（院）长办公室管理研究》（郑州大学，2003），利用组织职能与目标优化组织机构对校（院）长办公室进行研究。提出理顺体制、转变职能、明确目标；提高办公室人员素质与技能；提高服务质量和绩效；做好评估，实现目标管理等四层面进行改进高校办公室管理等。陈洪林的《目标管理在高校办公室中的运用研究》（西南大学，2008），运用目标管理对高校办公室进行整体研究。具体从高校办公室目标管理的准备、设定、实施、考评、反馈等5个方面提出办公室管理操作策略。侯燕的《我国高校办公室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0），对办公室管理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分别从办公室的基本任务、办公室机制建设、办公室去行政体制建设等方面进行论述。戴亚军的《高校办公室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郑州大学，2011），运用科学管理理论对高校层面、办公室层面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层面进行分析研究。陈华的《知识管理视角下的我国高等院校办公室管理研究》（南昌大学，2011），强调在知识管理视角下对高校办公室管理进行研究，从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提高人员素质、引进先进技术、构建学习型办公室、再造办公室业务流程、重构办公室组织机构等七个层面对高校办公室进行管理。马小渭的《高校办公室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着重利用学习型组织和组织结构设计理论对高校办公室管理进行研究，并从完善制度、完善职能、信息化建设、建立学习型高校办公室等方面对高校办公室管理提出对策。

很多学者对办公室管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期刊论文，下面试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关于高校办公室管理机制的研究

傅学丽（2007）阐述了高校办公室管理科学化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及重要内容，利用现代管理理论促进高校办公室管理科学化。郑薇薇（2007）认为新形势下要进行办公室管理创新，首先是进行管理理论创新；其次是管理方式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性，管理过程的自动化和网络化。郭志军（2009）以更新管理理念为先导，是新形势下改善高校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革管理理念。讲究办公室管理的绩效，促进高校办公室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人文化。杨春惠（2011）认为高校办公室接待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接待工作新理念，推进接待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统筹兼顾的接待工作新机制。王双（2013）从目标管理的角度探讨高校办公室管理，认为目标管理在高校办公室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它代表了高校办公室管理中一场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的变革。吴志发（2014）认为高校办公室知识管理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和反应能力，增加人员技术素质，符合新时代信息管理的理念，应建立基于网络的知识管理平台，加强办公室知识管理，提高高校办公室的效率。

（二）关于高校办公室人员及人员机构的研究

黄力昕（2006）从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公关能力、运用网络能力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王旭民（2007）针对高校办公室主任进行探讨，认为高校办公室主任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具备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素质。张敏（2011）提出高校办公室秘书需要定位好自己的服务者、督办者、参谋者角色，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更好地担负起高校办公室秘书的重任。王俊红（2012）指出高校办公室文秘人员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同时要不断地学习各种理论知识，要在干中学、学中干，还要把长远计划和短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提升自己的素养，提升高校办公室工作水平。徐媛媛（2013）强调提高人员素质，认为高校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学校整体管理水平。在新形势下要不断提升人员工作水平，从而保证办公室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关于高校办公室管理职能的研究

张占武（2014）认为强化服务意识，把办公室工作分解为服务领导的辅政职能、服务部门的管理协调职能、服务教学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而提高办公室管理职能。夏健生（2012）认为高校需要从创造良性竞争机制、良好的工作条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积极落实责任制、推进绩效考核等五个方面强化办公室的管理职能。杨新军（2013）强调通过高校办公室人员队伍的建设、人员政治思想和觉悟、服务意识、工作方式创新来充分发挥办公室职能。杨明（2014）认为从树立正确的管理观念、增强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办公室人员的业务素质与专业水平、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工作方向等方面来保障高校办公室工作的正常有序运转。

三、结束语

国内针对高校办公室管理的研究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是主要基于某一个理论，或者研究对象局限于某一所高校，或者针对办公室某一方面的工作。存在研究不够系统、对实际工作指导性不强等问题。 一是高校办公室管理研究尚需进一步丰富研究理论。现有高校办公室管理研究欠缺运用管理理论进行的研究。目前，罗敬党、陈洪林、王双运用目标管理管理理论，戴亚军、傅学丽运用科学管理理论，马小渭运用学习型组织和组织结构设计理论对高校办公室管理进行研究。缺少运用流程再造、组织设计与变革、激励理论等管理前沿的指导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二是高校办公室管理研究尚需深入系统的研究。从研究深度来看，高校办公室管理研究居于某一个方面的工作或者人员进行研究的居多，未能系统、全面、深入地对整个高校办公室管理进行研究。研究范围狭小，针对本单位研究居多，尚缺乏对某个区域或者多所高校办公室进行的研究，导致研究结果可借鉴性不强、实用性不高，所以有待对高校办公室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

总而言之，高校办公室是管理部门的中枢，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是沟通党政的桥梁、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学校各项管理工作的指挥、执行系统。高校办公室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学校工作运转的效率与办学水平，关系到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应结合高校实际情况，运用新现代管理思想和先进管理理论，全面、系统地提出加强办公室管理的对策，完善高校办公室各项机制和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促进高校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敬党.高校校（院）长办公室管理研究[D].郑州大学，2003（12）.

[2] 陈洪林.目标管理在高校办公室中的运用研究[D].西南大学，2008（9）.

[3] 侯燕.我国高校办公室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0（4）.

[4] 戴亚军.高校办公室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郑州大学，2011（5）.

[5] 陈华.知识管理视角下的我国高等院校办公室管理研究[D].南昌大学，2011（12）.

[6] 马小渭. 高校办公室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4）.

[7] 傅学丽.论高校办公室管理科学化的指标体系[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10）：242.

[8] 郑薇薇.浅论高校办公室管理的问题与发展[J].赤峰学院学报，2008，2（1）：62- 64.

[9] 郭志军.创新高校办公室管理理论的思考[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2）：174- 176.

[10]杨春惠.关于构建高校办公室接待工作新机制的思考[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29（1）：101- 102.

[11]黄力昕.新时期高校办公室人员的素质能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2）：95.

[12]王旭民.论高校办公室主任应具备的职业素质[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7，6（1）：76.

[13]张敏.高校办公室秘书角色与素质提升对策[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1（4）：9- 10.

[14]王俊红.论新形势下高校办公室工作特点与文秘素养的提高[J].经济研究导刊，2012（1）：315.

[15]徐媛媛.高校办公室管理影响因素及对策[J].决策与信息，2013（10）：64.

[16]张占武.新时期高校办公室服务职能[J].办公室业务，2014（13）.

[17]夏健生.浅谈高校办公室的职能强化与管理创新[J].东方企业文化，2012：271- 272.

第7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高职；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163 ― 02

[收稿日期]2014 ― 10 ― 23

[作者简介]高亮亮（1984―），女（锡伯族），辽宁凤城人。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管理。

一、概念界定

顶岗实习由来以久，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顶岗实习是从2000年以后得到广泛研究，我们所说的顶岗实习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2+1”教育模式，即在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企业，带薪实习6个月以上，然后由学校统一推荐就业。然而顶岗实习，在现实操作中为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带来很大难题，如何选择一种合适、高效的管理模式，如何有效实施顶岗实习管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研究历史

有关顶岗实习的研究从1975年开始，四平师范学院的老师在《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贡献――数学系“顶岗”实习调查报告》中详细在阐述了该院学生在在伊通县如何“顶岗”实习，从文章标题可以看出顶岗实习在当时还是一个创新，顶岗实习还在摸索中进行。在1975至1989年间，有关“顶岗实习”的文献30篇，“顶岗实习”被称作“校外实习”、“模拟实习”、“代职顶岗实习”、“校外实习”、“生产实习”，研究内容多以顶岗实习模式探索，与传统各行各业的实习的区别研究为主。从1990年开始，师范院校关于顶岗实习的研究较多，分别探讨了师范专业顶岗实习的新途径与模式，顶岗实习中的问题与对策，顶岗实习与传统学科教学实习区别。与此同时，大中专院校教师关于顶岗实习的研究也正在展开，产学结合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较多的研究侧重于学生实习的改革。[2005135《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关于职业院校的“2+1”教育模式，由此关于大中专院校顶岗实习的研究逐渐增多，不同专业都在探讨顶岗实习模式，及顶岗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在各大院校大力实行顶岗实习的同时，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管理就成为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2007年开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学生在校外顶岗实习的管理问题，同时也探讨了不同专业顶岗实习管理的问题、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顶岗实习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等。

（二）研究现状

顶岗实习是产学研教育教学机制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表现途径之一，所以在对顶岗实习管理模式进行研究时首先应该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外并没有“顶岗实习”一词，但是与我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相似的教育教学模式，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众所周知德国的职业教育在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 管理模式比较有代表性。澳大利亚的TAFF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也有借鉴意义，这一模式是建立“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多循环终身教育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与我国高职教育也很相似，社区学院学费较低，学制短，学习时间灵活；专业设对口；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对接，实用性较强；学院和社区企业联系密切，同时定期与企业一起举行研讨会，确保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上述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有其各自的产生背景、存在条件与特点。

2.国内相关研究

对国内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国内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进程，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进行职业教育改革，到2005年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关于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是从2008年开始，分别探讨了旅游类、高职园艺技术、软件技术、酒店管理、自动化、艺术设计、药学等专业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学者们分别提出了适合各自院校的管理模式，比如“三层四共” 顶岗实习管理模式、“三点一线” 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四体五段”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分散形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校企联动，双师双籍”顶岗实习管理模式，“2+1”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等。

三、研究成果

顶岗实习管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以管理为主的目标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院校都在寻找一个适合的模式，在文献查阅过程中，虽然每个院校的模式都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可以分以下几类：

（一）根据学生顶岗实习地点，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可以分为集中管理模式和分散管理模式。

赵节昌在《构建分散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探究》中针对分散形顶岗实习的特点他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模式，首先，考察实习基地，校企共谋实习之策；其次，建立学院-系部二级实习管理保障体系；再次，探索科学的管理办法：开好实习动员会，建立网络管理平台，做好每月一次的常规检查；第四，建立考核新模式。王秀静，冯美宇在《分散型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模式研究―基于“双主体、三层次、多元化”的管理平台设计》中建立了以学校、企业为主体，建立信息、实习指导和拓展训练三层递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顶岗实习岗位的“网络化”选择、制度的“规范化”执行、质量的“标准化”监控、成果的“资源化”共享、考核的“过程化”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甄铁丽在《高职学生集中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研究和探索》中提出成立企业专班，加强学生思想教育，校企合作共同探讨双向管理学生的集中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二）根据顶岗实习管理主体，可分为双主体管理模式和三主体管理模式

李忠华在《“双主体”模式下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管理创新研究》中认为，“双主体”模式，是指“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通过学校与企业的真实合作，将企业的各种需求和用人标准引入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通过各种形式的工学结合的方式，由专业教师与技术专家或能工巧匠、学院与企业，共同完成课程标准，制定实训基地建设、学生顶岗实习、专业人才培养等工作，从而使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的需求紧密结合，使培养的人才更好地适应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王晶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分层次多方位”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探索》提出了“分层次多方位”的双主体管理模式，其中“多方位”是指校企共建、校企共育、校企共管、校企共评，即实习开始前与企业共同制定实习管理制度和实习方案，实习过程中与企业共同对学生进行培养与管理，实习结束后与企业共同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的校企合作管理模式。王娟在《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校企双主体”管理模式探讨》中提出的“校企双主体管理”是指学校与企业通过建立有效的实习机制，共同担任学生顶岗实习的管理主体，发挥学校和企业顶岗实习“双主体”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管理顶岗实习学生。胡克伟等提出了“校企联动，双师双籍”管理模式，其含义是指在学校与企业深层次合作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有效机制，在共建实训基地的基础上，由学校的职业导师和企业的职业导师相互配合共同管理顶岗实习学生。

蔡凤，李铁军在《“政府参与，三方共管”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探索》中提出政府、学校、企业共同负责顶岗实习的具体组织、管理和实施，形成企业、学校、管委会三方共管的管理体系。孙标在《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探索》中提出学校是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者，企业是学生顶岗实习的实施者，政府是学生顶岗实习的保障者的三主体的管理模式。

（三）其它模式

1“四体五段”

王亚明提出“四体五段”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其含义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将顶岗实习管理的组织机构看作一个系统，而在这个整体中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即学校、企业、实习指导教师和学生。“五段”是动员培训、组建机构、确定目标、编制工作计划、考核评价。

2“周报、月查、季巡”

基于不同的管理媒介，程远东、范仲勇都分别提出了“周报、月查、季巡”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所谓“周报、月查、季巡”就是学生在单位顶岗实习中，至少每周必须上报一次实习情况；各班辅导员每月填写检查信息汇总表，同时将实习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建议及时上报系；学院教务处不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并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整改及解决。

3“1113”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陈显刚等在《实施“点对面订单式”教育 创新“1113”顶岗实习管理模式》中提出了“1113”顶岗实习管理模式，“1”分别是建立一个技术咨询中心，一个专门实施顶岗实习的管理部门，建立一个“准员工”考核档案；“3”是三个顶岗实习阶段，集中培训、分组工作、考核答辩阶段。

综上所述，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校企共管是所有顶岗实习管理模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现代的通讯工具成为顶岗实习管理中必备的媒介。

3. “双导师”考核是顶岗实习考核必用的方式

4. 学者们提出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都具较强的理论基础

四、存在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关于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一些管理模式已经在一些高校中运行，但是仍存在一定问题：

1. 现阶段研究大多从教学管理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从学生管理角度研究，忽视了辅导员在学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 缺少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多以实习整体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对策，更多的学者从宏观上强调如何管理顶岗实习过程，却很关注管理对象的问题。

3. 理论性较强。实地调查数据较少，多数学者是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理论。

4. 对管理模式实施后效果较少关注。学者们更多的在提出理论，但是理论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细节问题及实施后的效果关注较少。

五、对策

在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学生个体关注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多从学生的主体需要出发，探索出适合学生发展，便于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的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另外，对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理论性较强，缺少实地调研，任课教师与辅导员应同时进行实地调研，只有到了学生实习环境才能发现问题及其存在的原因。第三，发挥辅导员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辅导员是学生大学期间最亲密的老师，所以不仅是一个学生管理人员，更是最了解学生的知心人，因此在今后的管理模式研究中应该更多的挖掘辅导员的作用。

从现有关于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研究成果来看，前人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分析、探讨和研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顶岗实习中问题，使我们大致了解了研究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意义及部分影响因素。

〔参 考 文 献〕

〔1〕赵节昌. 构建分散型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的探究〔J〕. 继续教育研究，2010，（10）：173.

第8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实验室；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

1、综合管理实验室对证书报告实施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及意义

传统的综合管理实验室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执行力来保证校准检测和证书报告的质量，这不仅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化的需求，更是难以达到实验室评审的要求。对证书报告实行信息化管理，可以将实验室员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的信息化与自动化水平。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实验室各部门进行明确的角色分工与职责划分，每个岗位都严格按照自己的任务要求进行分工协作，并对证书报告实施层层把关、多级审核，除此之外，还设立专门的人员对证书报告进行定期的质量抽查，对各个部门进行质量评审等等。总之，对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实施信息化管理，最终目的还是要最大化的保证证书报告的质量，使其既满足市场化的需求又符合实验室的评审标准。

2、综合管理实验室的业务流程

在综合管理实验室内，最常见的无非就是器具样品、器具设备、证书报告、标准规程等。在这个问题上，对实验室的业务规程进行一番分析，很有必要。经过总结，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流”：

2.1物品。所有的器具样品作为综合管理实验室测量的对象，都有一个收发测量返回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收存交测接存发。具体来说，在从客户手里接收到器具样品之后，将其赋码入库，接着将随样品送检单出库的器具样品转交给专业部门，然后由专业部门根据指定的标准规程对器具样品进行测量，在这一系列的任务完成之后，再由专业部门将器具样品及证书报告交回到收发存库，最后通知客户取件。

2.2单据。一般来说，在业务流程中单据很多，比如下厂单、完工单、收费单、交接单、对账单、抽样单、报价单、任务单、委托单等等。典型的单据流程应该是：填单录单审单任务下达测量过程费用产值单打印收费。

2.3测量数据。测量数据的过程如下：测量采集分析处理记录存档。对数据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下出结论，这是综合管理实验室证书报告的核心。一般来说，如果具有数字化接口的测量设备，这一过程可以得到简化。

2.4证书报告。证书报告的流程应该如下：任务下达任务分配测量审批打印盖章（印）发放领取。证书报告从收样任务下达开始一直到客户领取结束，一般测量过程比较严格。在测量过程中，必须使用有效的设备，然后依据特定的标准规程进行测量，经过一层一层的严格审核之后才能产生具有特定类型格式的证书报告。

2.5收款。收款的流程应该是：报价（预付款/转账）产值分配费用单（定期）结算开票。作为产值的一种真实体现，账款还只是体现了综合管理实验室的业绩水平，而单位的实际收益最终还要靠收费产值才能得以体现。

2.6监控。监控是确保证书报告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在测量过程中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从审单开始一直到完成证书报告之后甚至是以后的更长时间。监控的流程为：审单任务下达任务分配进度限制质量记录审核审批（投诉）抽查质量评审。

3、综合管理实验室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型设计

综合管理实验室的业务主要是来源于政府与市场，一般表现为监督（强检）业务或者是委托业务，这两种业务对校准检测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它只是会使其在类别形式，证书报告类型以及某些栏目方面存在细微差异。在对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进行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时，我们可以将其设计为两种模型，即业务模型与系统模型。

3.1业务模型。业务模型的整个业务链可以划分为客户、收发部室、专业检测部室、财务部室、管理部室以及其它（如网站、Call Center）等几个部分。首先，收发部室、证书报告与客户的关系较为密切，工作也比较繁杂，比如签订委托协议、收取器具样品、退还器具样品、证书报告等等。委托单的来源也比较多元，有报价单、网上委托单、抽样单等，在收取器具样品时，还需要对器具样品进行赋码管理；其次，检测部室会把任务和完成期限一并交给具有检测资质的技术人员，由其对器具样品进行测量之后制作出证书报告，审核员会对该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核，然后由审批员对证书报告进行审批；其三，财务部室专门负责处理检测部室送交的委托单，并收款销单。收款的形式很多，有转账、现场缴费、定期结算等等；最后，管理部室主要进行证书报告质量的定期抽查、计算机系统的日常维护、存档以及对客户的投诉进行跟踪处理，以保证证书报告的质量符合各种要求。

3.2系统模型。系统模型是对业务模型的反向操作。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拓宽与客户的沟通渠道，通过语音查询、短信查询、网上查询等，让客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业务流程与进展，全天候的与综合管理实验室进行实时互动。该系统模型还支持分步退单操作，能够更加方便的解决客户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的修改或者是撤单需要。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型采用的是三层的结构模式，即数据层、逻辑应用中间层、客户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将这一系统模型划分为两种平台，即以证书报告为核心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和以办公、CRM、ERP等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信息平台，这两个平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主要是通过接口套件或中间层来进行协同工作。

4、结语

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证书报告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对其进行信息化管理，可以简化工作别是检校准检测过程中的很多步骤和难题，实现自动化，对其中负责这些工作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解脱。对证书报告进行信息化管理同样也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迫切要求，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从对综合管理实验室的进行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及意义出发，探讨了综合管理实验室进行信息化管理的业务流程以及其系统模型设计。合理的模型设计可以降低项目风险，使证书报告的信息化管理与实际的业务运作更好的协调发展。本文的阐述还不够全面，可能还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后希望会有更多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杨炳旺，李翔，朱崇全，华敏刚.综合管理实验室证书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型设计[J].现代测量与实验室管理，2006，14（2）：32-33.

[2]蒙硕.用Word宏和制作计量证书报告[J].中国计量，2010，9（4）：102-103.

第9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零售商；垄断势力；抗衡力量；纵向控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9-0041-05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零售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大规模的连锁店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兴起，从而导致了零售商规模的膨胀和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显著提高。过去，生产商相对于零售商拥有完全的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和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注：这里需要区别“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和“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两个概念。“垄断势力”是企业能够主导市场的显著的市场势力，垄断势力使得主导企业可以操纵价格或产量获取显著的超额利润，或者可以发起合谋或采取排他（Posner，2001）。而“谈判能力”则体现了缔约双方相对的长期机会成本的差异。例如，如果零售商A不再买生产商B的产品，则会导致A的利润减少0．1%，而B的利润减少10％，此时零售商A相对于生产商B具有更强的谈判势力（OECD秘书处）。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强，则“谈判能力”也越强，但两个概念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有时候两者并不一致。]，零售商仅仅作为了生产商向消费者传递商品的中介物。而如今，零售商通过连锁经营、并购扩张等策略使其垄断势力日趋明显，导致零售商与生产商在产业链纵向关系中的地位发生置换。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主要有两种，见表1所示。当生产商也拥有垄断势力时，零售商垄断势力相对于生产商来说就是一种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注：对于“Countervailing Power”，国内尚没有统一的译法。“Countervailing”的词典释义为“对抗、抵消”，笔者这里将“Countervailing Power”暂译为“抗衡力量”。]；而对当生产商没有垄断势力时，零售商拥有垄断势力后，他们会向零售商施加各种纵向控制(Vertical Control)手段。

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手段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零售超市要求其生产商，如果商品想要进入超市，必须先交“进场费”、“赞助费”等一大笔所谓的通道费（SlottingAllowance）。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Deloitte & Touche 1990年估计，美国日常用品零售行业的通道费总计为每年大约90亿美元。另一个估计则认为是大约160亿美元。[1]

另一种常见的纵向控制手段是，某些大型超市要求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议，在其产品上贴上“某某超市专卖”的标签。美国最大的玩具分销商Toy R Us就要求生产商同意排他易条款，即生产商不能向其他玩具销售商提供与Toy R Us相同的产品。此外，零售商还利用其垄断势力，要求生产商对商品的零售价格进行统一控制，以削弱零售市场的竞争，等等。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问题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以下就这两种纵向关系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讨论。

二、关于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研究

过去，关于卖方势力对于生产、价格和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对于买方势力的影响却关注较少。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大型零售组织的兴起，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强势零售商的形成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加尔布雷斯假说”。195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中［注：之后，加尔布雷斯发表的论文（Galbraith，1954），对其书中“抗衡力量”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了市场上交易双方，当一方经济力量强大时就形成了可以中和另一方垄断势力的“抗衡力量”。他认为抗衡力量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大规模零售组织的出现。通过实施抗衡力量，这些大型零售商能够从生产商处获得更低的批发价格，并且将这种成本的节约传递给消费者。因此，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零售商通过实施抗衡力量，成为“单个消费者的代言人”[2]，对社会是有益的。

尽管加尔布雷斯的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流行，但是关于抗衡力量的假说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最核心的批评来自于 Stigler（1954）和Hunter（1958）。他们认为，加尔布雷斯并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零售商有动机替消费者节省成本。Stigler（1954）指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的观点是假条，而不是理论，并通过经验研究［注：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发现，杂货连锁店和药品零售店的销售低价最多分别有1/15和1/10的原因是来自更低的进价。］反驳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此外，当生产商和零售商能够签订两部收费（Two-Part Tariff）合约时，此观点显得更加无力。例如，当双边垄断（Bilateral Monopoly）的情况下，零售商和生产商能够通过两部收费获得联合利润最大化。此时，无论谈判势力在两者之间如何变化都不会对零售价格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等的兴起，使得对抗衡力量假说的讨论更为普遍。Stern 和 Weitz（1997）指出大型零售商主导地位的增强是商品分销领域的一大革命[3]。von Ungern-Sternberg（1996）和Dobson 和 Waterson（1997）对于零售商的抗衡力量的福利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4］［5］［6]Dobson et al．（1999）对于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零售势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7]其中，Dobson 和 Waterson（1997）考虑一个垄断性的生产商和多个对称的寡头零售商之间的关系。零售商由于地理位置、服务态度等不同形成零售服务的差异化。结果表明，如果寡头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则零售价格随着零售商数量的减少（即抗衡力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当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差异化很大时，抗衡力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零售价格的下降。

Chen （2003）认为当零售商数量减少时，在位零售商不仅获得相对于生产商的抗衡力量，也获得相对于消费者的垄断势力。由于零售层面集中度增加导致的零售价格的变化反映了抗衡力量和垄断势力的联合效应。他指出von Ungern-Sternberg（1996）和Dobson 和 Waterson（1997）很难使抗衡力量的效应分离出来。因此，Chen（2003）考虑了这样的市场结构：上游一家生产商，下游有一家主导的零售商以及一些边缘性的竞争者。基于两部收费合约，抗衡力量模型化为主导零售商从生产商处获得更低的批发价格或分享更多的利润。他证明了主导零售商抗衡力量的增加的确能够导致零售价格下降，但是原因不同于加尔布雷斯，且抗衡力量也不一定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相反，更多的边缘性零售商的出现对于抗衡力量导致的社会福利增加起到重要作用。[8]

除了对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理论分析外，还有一些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如Etgar（1976）通过经验分析证明了分销渠道中渠道成员的抗衡力量能够消弱其他成员的垄断势力。[9]Cotterill（1986）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衡量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的零售市场集中度，分析其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零售价格随着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从而否定了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假说。[10]

近年来，随着我国零售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对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关注也逐渐增多，但大多偏重于基本概念和现象的介绍或者方法框架上的分析。马龙龙，裴艳丽（2003）指出零售商的连锁化、规模化和零售商为主导的供应链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具有正面影响，但大型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侵害生产商和消费者利益，又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造成损害。他们探讨正确认识和评价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方法。吴绪亮（2005）在对买方集中和纵向限制行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零售业的反垄断政策制定提出了一些建议。[11]

三、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纵向控制的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垄断性的生产商向竞争性零售商实施的纵向控制。根据Rey和Vergé（2005）的分类，可以将纵向控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或支付所达成的条款，如非线性收费（Non-Linear Pricing）、转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简写为RPM）；一类是对交易某一方或双方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如独占交易（Exclusive Dealing）、独占区域（Exclusive Territories）、搭售（Tying）[12]。产业组织理论中对于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主要考察这些策略实施的私人动机和激励，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零售业出现规模化、集中化的趋势，零售商凭借垄断势力压榨生产商的案例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的纵向控制策略。Dobson et al．（2000）指出当零售商在产业链中具有更强的垄断势力时，最常见的纵向控制手段有：零售商向生产商收取通道费；与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议；零售商要求生产商对于零售价格进行限制；对关键投入品进行掠夺性购买等。同时，作者对各种纵向控制可能的福利效果进行总结。[13]

通道费是引起供销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学术界对通道费的福利效果一直争论不休。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对于通道费的市场效应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效率改进效应”，如Kelly（1991）、Chu（1992）等。他们认为通道费的收取可以提高产业链的运作效率，具有产品质量信号显示、提供生产商的产品研发水平等作用；[14］［15]二是“反竞争效应”，以Shaffer（1991）、MacAvoy（1997）为代表。他们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行使垄断势力的结果，它导致零售商或生产商层面竞争的削弱，也会产生排他效应，从而使社会福利下降。[16］［17]

Bloom, Gundlach 和 Cannon （2000）对通道费的两种争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通过对生产商、零售商的实地调查证明了现实中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18]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香烟市场通道费的收取导致零售价格降低，从而提高消费者剩余[19]。而Innes 和 Hamilton（2006）则研究了多产品市场中“通道费”的作用。他们建立了如下模型：上游有一家某一产品的垄断企业和其他产品的竞争性的企业，下游是非完全竞争的零售商，且分析没有通道费、非对称的通道费以及对称的通道费这三种情况，研究发现零售商通过向竞争性的生产商收取通道费，使得垄断的生产商和零售商获取一体化的垄断利润，因此具有反竞争性。

零售商向生产商要求签订排他易契约，是零售商发挥垄断势力的又一大方式。Comanor 和 Rey（2000）考虑了具有垄断势力的零售商与上游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议的问题。他构建了一个生产商―零售商模型，两个层次都由主导企业和边缘竞争者组成，有优势地位的零售商通过与生产商签订独占交易合约，排除潜在的零售竞争者。他证明了在此情况下，纵向控制对于消费者福利产生负面影响。[20]Dobson 和 Waterson（1996a）指出排他性的供给合约（Exclusive Supply Contracts）使零售商出售的产品与其竞争对手不同，从而避免了激烈的直接竞争。当品牌内竞争很激烈，零售范围经济性很低的情况下，这种合约可能对私人有利。然而，它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了最终产品价格，对社会是不利的。排他性的约束可能不是来自于一方的要求，也可能是双方谈判的共同利益。[21]Dobson 和 Waterson（1996b）检验了双方实施排他易的动机。它包括使得影响联合利润的外部性内部化，限制直接的品牌内和品牌间竞争，从而避免了直接竞争和销售的同质化。[22]

除了排他性合约外，拥有垄断势力的零售商还会要求生产商进行价格约束。Shaffer（1991）正式分析了在一个上游完全竞争下游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通道费和RPM的作用。假设生产商生产同质产品，他们为了获得有限的货架空间而展开竞争，零售商各自选择从哪家生产商进货，但又在零售价格上相互竞争。文章构建了空间差异模型，两家零售商在市场的两端，考虑消费者的交通成本。Shaffer（1991）表明：如果没有通道费和RPM，则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将导致批发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成本，生产商的利润为零。为了缓和零售市场的竞争，也为了获取货架空间，生产商通常采取策略性的工具，如通道费和RPM。这两种策略都具有反竞争效果，因为他们都提高了零售价格和零售商的利润。与边际成本批发定价相比，这两种方式都使得社会福利减少了，而通道费情况下的零售价格和利润要高于RPM。因此，通道费产生的社会总剩余比RPM还低。

Dobson和Waterson（1997b）研究了一种双边寡头垄断的连锁关系（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s），并证明了RPM的福利效应取决于上游和下游差异化的相对程度以及生产商和零售商的讨价还价势力。当生产商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势力时，双重加价问题更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RPM可能是有利于社会的。然而，这个结论还取决于对线性批发价格的限制。[6]Rey和Verge（2003）利用Dobson和Waterson（1997b）的双边寡头垄断的连锁关系模型［注：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是指上下游都是双寡头垄断市场，即市场中分别有两家寡头垄断企业。］，考虑了以下情况，即上游有两家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商，并通过下游两个差异化的零售商（例如，服务的差异化、地理位置的差异化等）销售他们的产品。[23]与Dobson和Waterson（1997b）不同的是，Rey和Verge（2003）允许生产商向两家零售商提供两部收费契约。分析表明，由于上下游企业之间都存在竞争，在两部收费契约下，零售价格低于垄断水平［注：Rey 和 Verge(2003)指出，如果上下游有一方是垄断的（一个生产商通过差异化的零售商销售产品或者是差异化的生产商通过一个共同的零售商销售产品），则两部收费能够使零售价格等于垄断价格水平。］。因此，生产商就有了实施RPM的动机。在RPM契约下，生产商将零售价格定在垄断价格水平，批发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并通过特许费获得垄断利润。可见，RPM消除了品牌内和品牌间的竞争，使得企业获得垄断结果。[23]

国内对于强势零售商与生产商之间的纵向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市场策略的层面，缺乏严格的理论证明，仅有较少的研究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考察这些纵向控制策略的福利效果。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对通道费的讨论。汪浩（2006）运用一个双重寡头模型研究了连锁超市通道费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他指出，通道费是大型连锁零售企业资本化其市场力量的手段。这种策略一方面加强了大型连锁超市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抬高了市场力量较弱的其他超市的进货价格。[1]张赞、郁义鸿（2006）基于SCP－R分析框架，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通道费及其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24]

四、问题与展望

目前，关于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缺乏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

通过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零售商垄断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目前尚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虽然许多学者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模型假设条件不同。但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假设是什么？不同的假设会导致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社会福利评价基准。

2．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某一策略行为时，仅考虑一种纵向市场结构和一个关键假设，而忽略了纵向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假设的变化对于策略行为均衡结果的影响； 第二，多针对一种策略进行分析评价，鲜有对多种策略的综合研究，进而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以上这些问题为未来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汪浩．通道费与零售商市场力量［J］．经济评论，2006，（1）．

［2］ Galbraith,J．K．1952．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Boston: Houghton Mifflin，131．

［3］ Stern, L．W．and Weitz, B．A．1997．The Revolution in Distribu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Long Range Plan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30: 823-829．

［4］ von Ungern-Sternberg, T．1996．Countervailing Power Revisited．International ［J］．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4: 507-519．

［5］ Dobson,P．W．and Waterson,M．1997a．Countervailing Power and Consumer Prices［J］．Economic Journal，107: 418-430．

［6］ Dobson,P．W．and Waterson, M．1997b．The Competition Effect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Mimeo．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7］ DobsonPaul, Michael Waterson etal．1999．Retailer Power: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Economic Policy，14(28): 133-164．

［8］ ChenZhiqi．2003．Dominant Retailers and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Hypothesi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34: 612-625．

［9］ Etgar M．1976．Channel Domination and Countervailing Power in Distributive Channel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3: 254．

［10］ Cotterill, R．1986．Market Power in the Retail Food Industry: Evidence from Vermont［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1］ 吴绪亮．买方集中、纵向限制与抗衡势力――解析“加尔布雷斯假说”的反垄断涵义［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12］ Rey,P．,and T．Vergé．2005．The 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R］．IDEI．

［13］ Dobson,Paul, Roger Clarke et al．2000．Buyer Power and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ood Retail Distribution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EB/OL］．eurorpa．eu．int/ comm/dg04/ publications/studies．

［14］ Kelly, Kenneth H．1991．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Grocery Slotting Allowances．The Procompetitive Case［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Marketing，17: 173-184．

［15］ Chu, Wujin．1992．Demand Signaling and Screening i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J］．Marketing Science，11: 327-347．

［16］ Shaffer, Greg．1991．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 Comparison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2: 120-135．

［17］ MacAvoy, Christopher J．1997．Antitrust Treatment of Slotting Allowance［M］．Washinton D．C．: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18］ Bloom Paul N．, Gregory T．Gundlach and Joseph P．Cannon．2000．Slotting Allowances and Fee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 Views of Practicing Managers［J］．Journal of Marketing，64(2): 92-108．

［19］ BronsteenPeter, Kenneth G．Elzinga and David E．Mills．2005． Price Competition and Slotting Allowances．The Antitrust Bulletin，50(2): 267-284．

［20］ Comanor William S．and Patrick Rey．2000．Vertical Restraints and the Market Power of Large Distributors［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7: 135-153．

［21］ Dobson,P．W．and M．Waterson．1996a．Product Range and Interfirm Competi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22］ Dobson,P．W．and M．Waterson．1996b．Exclusive Trading Contracts in Successive Differentiated Duopoly［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3］ ReyP．and Verge T．2003．Bilateral Control with Vertical Contracts［R］．IDEI．

［24］ 张赞，郁义鸿．零售商垄断势力、通道费与经济规制［J］．财贸经济，2006，（3）．

［25］ 晏维龙．生产商主导还是流通商主导――关于流通渠道控制的产业组织分析［J］．财贸经济，2004，（5）．

［26］ Galbraith,J．K．1954．Countervailing Powe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4: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