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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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民族信息学；范式；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2．008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2－0031－05

The Paradigm and Trend of Ethno-informatics ResearchZhao Shenghu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 712082，China）

〔Abstract〕Ethno-informatics is the domain aims to study basic rule of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nd phenomenon in ethnic minority residence regions of China in digital age,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significant to its development.From the difference of conflicts among interaction of human,information,technology and circumstance,ethno-informatics can be expressed b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aradigm,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radigm,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paradigm and information fusion paradigm.Currently,the research of ethno-informatics situated at the transforming stag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radigm.In future,the issues such as basic research,unified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document and archive,the infrastructure of integrated sharing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in minority languages,the process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in minority languages,the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multiple language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ethnic minority residence regions should be emphasised.

〔Key words〕Ethno-informatics;paradigm;information in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是国情的基本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使少数民族群众共享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以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壮文、彝文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操作系统、字处理软件、办公自动化系统、编辑出版系统、多媒体节目制作系统、网站系统等开始在民族地区得到应用。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催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民族信息学。

1 建立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民族信息学（Ethno-informatics）是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活动和信息现象基本规律的科学领域，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的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在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构建多语言信息社会共识的达成，社会信息学（Social Informatics）和社群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在西方国家的兴起［1］，中国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民族信息学的核心理念是“多元一体（Diversity & Integrity）”思想，旨在探索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保护语言文字多样性、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技术架构和管理模式，为中国各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的技术实现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少数民族信息活动当中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民族信息学必然是一个涉及技术、管理、政治、法律、语言、文化等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学科。目前，民族信息学的科学研究刚刚起步，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都是民族信息学当中的微观性问题，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分散，大多数没有触及学科的核心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民族信息学领域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纲领，各类研究的战略一致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从全局视角研究民族信息学的整体性战略，对于这一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将科学研究当中的“范式”理论引入民族信息学，研究民族信息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进规律，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常规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是一系列假说、准则和方法的总和［3］。从认识论角度看，范式是帮助人们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它使事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得以简化，便于人们明确事物的发展方向，把握特定发展阶段的核心矛盾，保障整体上的战略一致性。从实践论角度看，范式是指导人们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进行社会实践的行动纲领，范式一经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就可以起到指引发展道路，凝聚各类社会资源，推动特定领域社会实践的作用。

民族信息学研究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以“范式”的形式从战略层面上建立学科发展的整体框架，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明确学科发展的脉络，构建学科发展的路线图，指引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引导研究人员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提出科学问题，拓展研究人员研究思路，提升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想象力；第三，整合来自技术、政治、管理、法律、文化等领域学者的力量，使跨学科研究能够围绕共同的理论内核进行，保障具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具有战略一致性。总而言之，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在整个学科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学科初建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2012年2月第32卷第2期民族信息学的研究范式与发展方向探析Feb.，2012Vol.32 No.22 民族信息学研究的五大范式

民族信息学是民族学与信息学的交叉学科，同时涉及民族学问题和信息学问题，但是两者参与到新学科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民族学决定学科的研究范畴、主要矛盾和信息需求；信息学决定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民族学决定了学科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信息学决定了解决学科问题的可行性，虽然也可以认为民族信息学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但从本质上说，民族信息学是信息学的分支学科。因此，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的构建主要以其呈现出的信息学特征进行划分，按照信息学发展阶段建立不同的范式。从不同发展阶段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面临核心矛盾的不同，民族信息学可以划分为以下五大范式：

2.1 信息交流范式ICP（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aradigm）民族信息学研究的“信息交流范式”是指重点关注传统社会环境下民族地区人口信息交流活动的研究模式。尽管民族信息学研究的重点是信息化环境下的少数民族人口的信息活动，但是信息社会本身是脱胎于传统社会的，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和孕育而来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游离于传统社会的理想化信息社会。因此，民族信息学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信息活动的基本规律，此后才能重点关注信息化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信息交流范式是整个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根基，关注民族地区传统社会当中，人、信息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信息学基本要素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的主题：

2.1.1 民族地区信息主体研究

主要研究作为信息主体的民族地区人口的基本情况，例如我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和人口规模等信息。信息主体研究的重点是少数民族人口，由于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数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国家整体性信息共享需求的存在，与少数民族信息活动相关的汉族人口也是研究的范畴，例如国家民族事务管理相关机构、民族类高等学校、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当中对少数民族语言信息需求的相关人群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畴。

2.1.2 民族地区信息研究

主要研究传统社会环境下民族地区信息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概况，例如少数民族传统语言的种类、分布和发展概况，少数民族传统文字的种类、分布和发展概况，少数民族古籍、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等信息资源的存在情况。信息研究的重点是采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作为记录符号的信息，考虑到多民族之间交互以及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信息交互的需要，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信息资源的状况也在研究的范畴。

2.1.3 民族地区信息环境研究

信息环境主要研究与少数民族信息活动各个环节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国家颁布的相关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等，以及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系统应用相关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内容。

2.1.4 民族地区信息活动研究

主要研究信息在民族地区信息活动的概况和基本规律，主要研究民族地区人口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信息交互的情况，例如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信息的场合、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信息的场合、制度，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问题、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机构的信息传播、少数民族人口跨语言信息交互、跨境少数民族的信息交流等问题。

民族信息学的信息交流范式涉及民族学、语言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其关注的焦点是信息交流问题，可以引用其它相关学科普遍接受的理论和结论，对与之相关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在细节上不做深究。民族信息学的信息交流范式为民族信息学构建了基础性的框架，是民族信息学最基本的范式，其它研究范式都是以信息交流范式为基础而构建的。

2.2 信息处理范式IPP（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民族信息学的“信息处理范式”是指重点关注民族地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为民族地区业务活动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研究模式。“信息处理范式”是在“信息交流范式”的基础上考虑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旨在为在民族地区信息活动当中采用信息技术提供解决的方案。

“信息处理范式”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计算机处理问题，例如各少数民族语种语言文字信息编码标准的制定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计算机输入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问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档排版系统开发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影视作品编辑系统开发问题、少数民族文字的计算机识别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识别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移动通信设备的开发问题等。此外，由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共存，同时需要考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信息编码问题、字处理软件系统开发和各类应用系统开发问题。

“信息处理范式”的核心问题是使主要语种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样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重点关注的是技术问题而非管理问题，目的在于提高事务处理效率和信息传播的速度，没有充分意识到少数民族语言信息交流的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对于信息辅助完成事务处理以后的管理和开发也交流较少。

2.3 信息管理范式IMP（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radigm）民族信息学的“信息管理范式”是指围绕民族地区的信息管理活动，重点关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开发、服务等活动的研究模式。“信息管理范式”与“信息处理范式”都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但是其关注的重点问题存在较大的区别，“信息处理范式”的目标是通过信息技术提高业务活动的效率，“信息管理范式”的目标则是通过信息技术整合和开发社会信息资源。

“信息管理范式”主要研究民族地区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问题，例如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加工，民族地区电子文件管理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加工、民族地区数字图书馆建设、少数民族语言互联网信息资源的采集与保存体系、民族地区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民族地区信息资源跨地区共享体系建设、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长期保存问题等。

同时，“信息管理范式”与“信息处理范式”具有紧密的联系，“信息处理”是“信息管理”源头，只有信息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使用，才会产生大量的数字信息，信息管理才会有工作的对象；“信息管理”又会反过来为“信息处理”提供支持，通过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更大限度的发挥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信息处理”与“信息管理”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架构，推动民族地区整体上向信息社会迈进。

2.4 信息理解范式IUP（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Paradigm）民族信息学的“信息理解范式”是指围绕民族地区多语种信息资源的理解问题，重点关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打破语言差异带来的信息沟通障碍，实现多民族跨语言信息理解和交互的研究模式。“信息理解范式”是在“信息处理范式”和“信息管理范式”的基础上构建的，旨在满足民族地区信息交流当中的深层次需求，也是民族信息学研究需要重点攻克的问题。“信息理解范式”存在两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基于用户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第二是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

基于用户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主要研究应用计算语言学理论，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核心的少数民族语言多语种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例如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的建设问题、多语种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的跨地域共享问题、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双语著录问题、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检索问题、基于语料库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机器翻译问题、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中间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交互问题等等。“信息理解范式”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家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共享基础设施平台，为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理解提供支持。

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主要应用语义信息处理技术，使民族地区所产生的信息资源的内容具备被计算机所识别和理解的能力，也就是让计算机部分地具有像人脑一样理解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或者进行多语种信息转换的能力。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主要研究的是民族地区语义网络所要关注的知识库构建、信息资源语义标注、语义理解的算法规则等等。

基于用户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体现了民族信息学的核心理念，即在保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元性的同时，通过信息技术的介入实现多元信息的一体化共享，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也是民族信息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鉴于其技术实现的难度较大，民族信息学研究可以在借鉴相关学科在机器理解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2.5 信息融合范式IFP（Information Fusion Paradigm）

民族信息学的“信息融合范式”是指重点关注泛在信息环境下，民族地区人口跨地域、跨语言、跨媒体、跨平台的“无缝信息交流”和“无障碍沟通”等问题的研究模式。“信息融合范式”代表了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最高理想，它是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信息、技术和环境无缝集成而产生的一个高度智能化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形态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各类人群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可以非常便捷地以熟悉的方式、熟悉的语言和文字进行无障碍沟通。“信息融合范式”的实现要受到人类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也要受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族信息学“信息融合范式”之前的各个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为其实现提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积累，都是对“信息融合范式”各类必备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当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最终过渡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信息交流范式”、“信息处理范式”、“信息管理范式”、“信息理解范式”和“信息融合范式”是在分析民族信息学研究整体规律的基础上，对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特殊性矛盾进行理论概括而得出的结论，梳理出了这一领域发展的大致脉络。任何事物发展都是复杂的，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各个范式的区分并非是完全清晰的，可能存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情况，需要结合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逐步推动民族信息学的发展。

3 民族信息学的发展方向

五大范式为民族信息学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战略参考体系，是民族信息学当前研究的定位更加清晰，也为民族信息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1 民族信息学研究的现状与定位

我国民族地区大都处于边疆地带，气候和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滞后，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数量相对较少，共享程度较低，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虽然已经起步，却还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研究范式视角来看，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壮文、彝文等使用人口较多，影响力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标准都已经颁布，相关的字处理系统和各类应用软件已经开始应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管理问题已经得到学者的关注。此外，由于从信息学视角研究少数民族信息活动的成果相对较少，“信息交流范式”所涉及很多内容的研究目前还非常缺乏，“信息理解范式”当中的机器翻译问题也有部分学者在着手研究，但整体上也是局限于小规模研究。因而，我国的民族信息学研究目前整体上处在由“信息处理范式”向“信息管理范式”的转型阶段；作为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根基，“信息交流范式”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信息理解范式”的研究已经开始，但是其中的全局性、基础性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民族信息学未来的研究工作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3.2 民族信息学的发展方向展望

结合民族信息学的研究范式和当前的定位，以下领域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3.2.1 民族信息学的基础问题研究

按照民族信息学的“信息交流范式”所涉及的范围，加大对民族信息学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重点是收集和分析总结我国民族地区信息资源的语言分布和数量分布，梳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字和少数民族信息活动之间的关系，探索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少数民族人口信息活动的影响，研究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之间信息交流的基本规律等；

3.2.2 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文档一体化管理

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的数量相对较少，又是国家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证据，应当按照电子文件管理的要求进行文档一体化管理，在业务系统中嵌入电子文件管理需求。其中，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的管理需求需要同时兼顾一般性电子文件管理的各类需求和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管理的集成共享等需求。民族地区业务信息系统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推进，将对促进民族地区信息管理的规范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3.2.3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集成共享的基础设施平台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共享涉及多个省区、多个政府部门，按照统一领导、分层负责的模式进行管理具有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从国家层面上建立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分布式共享体系，为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跨语种共享提供统一的技术支撑；

3.2.4 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信息处理与共享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包括文本、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跨媒体信息检索等领域目前还有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3.2.5 民族地区多语种信息服务的管理规范

针对民族地区网站和各类信息服务系统的多语言信息服务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和业务标准，促进多语言信息服务的规范化，保障多语言信息服务的质量。

4 研究结论

民族信息学（Ethno-informatics）是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活动和信息现象基本规律的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在学科建设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面临核心矛盾的不同，民族信息学可以划分为“信息交流范式”、“信息处理范式”、“信息管理范式”、“信息理解范式”和“信息融合范式”。目前，我国的民族信息学研究整体上处于由“信息处理范式”向“信息管理范式”的转型阶段，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文档一体化管理、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集成共享的基础设施平台、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信息处理与共享、民族地区多语种信息服务的管理规范等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闫慧．社群信息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领域［J］．图书情报工作,2010，（4）：53-55，99.

［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李国秋，吕斌.经济信息学的研究范式及方法体系［J］.情报科学,2005，（1）：22-25.

［4］孙凤美．基于ISO10646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排版技术研究［J］.科技与出版杂志，2007，（3）．

［5］赵生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的信息编码标准研究［J］.云南档案，2011，（9）：25-27．

［6］华林.论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J］.档案学研究，2006,132(2):36-39.

第2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摘要：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时代转型的今天，国内设计界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越发高涨。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在保留以往教学方法优越点的同时，尝试将调研和创作等实践环节引入课堂，一方面切实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顺应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民族服装史 课程改革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037-02

“民族服装史”课程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一门史论性质的课程，以往各个专业院校多采取理论讲授、图片赏析、笔答考试等教学方法来授课。不可否认以上的教学方法有其周到、详实又不失丰富的优点，但是,其对学生自主研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避免的限制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的日趋攀升，中国设计也引起了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设计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也越发高涨，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时尚服饰设计领域趋势体现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国内服饰品牌策划和定位还是指引趋势的主流专业赛事，都把民族文化推向一波又一波的。本科阶段的教育实质不仅仅是打基础，更重要的是实践和应用。在“民族服装史”理论讲解的同时，在课堂上解决设计实践应用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同学们在更为切实和明确的目标下学习，提高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得到双重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三个学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成果，阶段性整理如下：

一、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部分以图片对比视频赏析为主，分析不同地域服饰样式异同的客观实用因素和个性审美因素，对各民族典型服装样式、工艺手法、饰品搭配等做重点强调。

2、款式临摹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选择一本实物图片丰富的教材，课后适度布置民族服饰款式临摹作业，可以辅助学生深刻理解和记忆各民族服饰的特点，体会民族饰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素材以便创作应用。

二、课程实践部分的教学方法

1、分组调研

知识不仅仅停留在课本里，更多的存在于生活中。民间民风民俗现象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都有可以成为创作设计的灵感来源。梁子重焕“莨绸”生机，就源于她探索和挖掘的精神。我们的学生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每名同学的生活成长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可供调研的选题范畴较广。调研可以以小组形式开展，帮助每组确立课题，指导他们在当地采集、图书查阅、网络搜罗等方式开展调研工作，最后以调研报告和汇报答辩的形式验收调研果。

2、创作设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风民俗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民族服装史”课程的最后几节课，帮助学生解决“民族元素在现代服饰创作中合理运用”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参赛时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将课程理论学以致用。这一环节完全可以与当时服装专业赛事的真题结合，创作完成的作品直接投稿以检验教学成果。

三、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的关系

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明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1、坚决立足现实

现代社会发展讲究以人为本。服装是与人体接触最紧密的人造物之一，所以服装样式的发展更是要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在将传统民族元素运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时，要紧紧把握住现代人的运动生理需求、审美心理需求和社会角色需求。

2、适当借鉴历史

服装从远古走来，承载了人类的文明，记载了人类前进的脚步。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借鉴的重要意义在前文已经论述，具体方法可以落实到对历代服装结构、工艺、面料及配色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和借鉴上。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现代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的借鉴在适可而止，切忌生搬照抄。吸取历史元素中的一个点加以变化、发挥和升华，赋予其全新时代的魅力和内涵为好。

比如09/10春夏季流行的“非洲风”，羽毛、兽皮图案等非洲民族传统元素运用在现代服装的样式设计之中，深受人们喜爱。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民族传统元素的运用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作为现代服装样式的点缀，即符合现代人的着装习惯，又满足了人们对古老民族服装样式精华部分的怀旧情结，十化符合服装样式“一体化”进程和“多元化”发展需要的规律和方法。

3、充分预见未来

服装样式的设计，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还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即具有一定的创意性。

现代生活用服装以时装为主，其具有鲜明时代感和时尚性。社会实事的发展时瞬息万变的，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作为一名优秀的服装样式设计师，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为人们下一季节、下一年度甚至未来几年、几十年的着装需求作出提前的预判。在预见未来服装样式走势时要注意服装样式的实用性与装饰性、外观美与内涵美的多重突破和统一。

四、教改课程教学成果

“民族服装史”课程学习之后，指导08级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程思琪同学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经编设计大赛”，一举荣获内衣泳装组银奖。

本次赛事以“长河入海 花潮澎湃”为主题，“长”借指西安，喻古代文明；“海”借指海宁，喻现代时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大赛组委会古今结合、呼吁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初衷。“花”影射的是2011年在西安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应时应景，就此确立了灵感题材。

中国传统纹样中，“牡丹”寓意富贵荣华，正与长安盛世的唐朝相得益彰；参赛作品中运用刺绣、手绘等传统工艺手法将富贵“牡丹”应用得灵活多变，整体营造一种优雅华贵的气场氛围；在结构设计上采用立体裁剪与平面裁剪相结合的手法，力求达到全体美观的造型效果；在色彩搭配方面结合国际流行趋势，比例调和方面充分运用形式美法则，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音乐的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古今中外的融合贯通，最终确定周杰伦的伴奏版《东风破》，进一步深化“传统”与“现代”共鸣的时尚气息。

总结：

应用型、研究型人才是当今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旋律，在踏实完成史论课教学内容的前提下，适当融入实践应用环节是提高课程价值和顺应时代需求的举措，初步实践确已收获了较好的效果。在接下来的研究着重总结“民族传统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应用的方法和途径”上，以便更加快捷、有效地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创作，在学业和事业上给予学生更大帮助。

参考文献：

[1]民族/时尚/设计――民族服饰元素与时装设计，王培娜，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9。

第3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日本的民族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课程被正式纳入日本大学的正规教育体制，东京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和名古屋的南山大学率先开设了该课程，因而在日本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界有“三大老铺大学”之称。随后，开设相关课程的学校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日本有300余所大学在本科阶段设置了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相关课程，约70个研究生院设置了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但是，日本的大学本科并没有设置民族学或人类学的专业，该学科在本科阶段一般作为基础课，要求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只有在研究生院才有以民族学或人类学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因此日本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人材的培养基地是大学的研究生院。根据笔者2007年1月进行的调查统计，日本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呈现多系统、多层次分布状态，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遍及全国。在日本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中，独立的21个，约占40％；大学附属的22个，约占50％；个人的4个，约占10％。

二、跨学科的研究

笔者在本次调查中了解到，日本在该领域使用着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多种名称，究其内涵和外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点。对日本学术界而言，民族学或人类学是舶来文化，其主要学派如英美学派、欧洲大陆学派的各种用语都曾相继传人。二战前，受德国、奥地利的影响，日本所说的人类学(anthropology)仅指体质(或自然)人类学，而对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方面的研究则称为民族学(ethnology)。二战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新概念给人们提供了观察、研究人类的新视角，这一词语开始在日本流行并逐渐得以普及，从而出现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诸词并用的状况。

日本各大学对民族学课程的称呼各不相同，这与各大学的学科传统密切相关。例如，南山大学深受德国、奥地利的影响，沿袭欧洲的传统名称而称为“民族学”。东京大学先是在研究生院生物系设置了人类学课程，分别为文化人类学、自然人类学和先史人类学；后又在教养学系教养学专业设置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程；从1965年开始，又把研究生院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从生物系中分离出来，与社会学一起设置为社会研究科的专门课程。总之，各所大学中该门课程的名称各异，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自然人类学等。但无论是作为本科的课程还是研究生院的课程，多被称为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极少被称为民族学。

近10年来，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在学术观点、理论方法和研究重点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科内部的发展和分化十分明显，与相关诸学科之间的交叉十分活跃。对此，日本一些大学创立了与各自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的民族学或人类学课程，一般在法学系设置“法学人类学”课程，在经济系设置“经济人类学”课程，在教育系设置“教育人类学”课程。例如，九州大学教育系的“教育人类学”、一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人类学”、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系的“文化人类学”、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系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文化人类学”课程都颇具特色，力图在开设的课程里体现民族学或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里，既有民族学或人类学的专门课程，又有与相关学科交叉的新型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相关课程，两类课程并存亦是日本大学中有关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发展的新动向之一。从日本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民族学或人类学已演化出了20多个分支学科，包括艺术人类学、认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等。这些分支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可谓无所不及，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丰富了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内涵，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极大关注。

三、研究的新动向

1934年成立的日本民族学会(现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是日本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初创时仅有322名会员，如今会员已增至1500名。该学会从1937年开始与建立于1884年的日本人类学会联席开会。该学会的主要活动是出版《民族学研究》季刊和召集年会，同时鼓励九州、京都、名古屋、东京、札幌等地方的分会定期开会。该学会的地方分会以及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都有自己创办的杂志。许多大学的相关机构(如早稻田大学文化人类学会、立教大学人类学研究会)围绕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积极地开展学术活动，定期召开例会，探讨人类学的各种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已分别在静冈大学(第30届研究大会)、九州大学(第32届研究大会)、金泽大学(第36届研究大会)、北海道大学(第39届研究大会)、东京大学(第40届研究大会)、佐贺医科大学(第50届日本人类学会与日本民族学会联合大会)等分布在日本各地的多所大学里举办了50届人类学研究大会，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热潮。

日本政府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经费，每年仅拨给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经费就高达3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亿元)以上。日本社会的各种基金会和财团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的赞助也不计其数。日本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是：研究方法多样化，国外田野研究日益广泛，选择民族学或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日益增多，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提供的异文化信息逐渐增多。在研究中，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并举，常使用户籍统计和经济统计的手段。过去，日本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主要局限于东亚及周边民族，现在其研究触角逐渐向全世界扩展，呈现出一些新动向。

1．民族学或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民族学或人类学必须综合研究世界各地从史前时代至今的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和文化；而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医学等亦都进行民族学研究，它们的研究方法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努力把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引入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创造一种新的理论视野。

2．把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难以用单一的学科来阐释，例如交通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密切相关，它不限定于特定的领域、民族或国家，研究人类生活方式的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可以承担起解答这一问题的部分责任。国家间的跨文化理解是研究者们面临的又一个紧迫课题，因为“理解”是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背景下和谐共存的基础，也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能够做出特别贡献的研究领域。

第4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摘 要：民族学是我国高等民族院校一门必修课，它是根据我国统一团结和谐的多民族以及各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研究分析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新兴学科。本文将从民族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来探讨民族学这门课的归属，从而可以确立民族学也是经济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

关键词：民族学;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

民族学是根据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环境以及各种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和睦的关系，又结合当地的民族特色而兴起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也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方面。本文在分析探讨民族学与政治学、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后，有进行划分并且归类民族学的归属问题。根据文中的分析我们目前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所学的少数民经济学也是属于民族学的。

一、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经济

民族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依据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特点又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人情等各方面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少数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也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学科，它更多地关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现象、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虽然也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门课程，但也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这两科都是新兴学科，它们之间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它们在研究问题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二者的研究内容和目的等等是不同的。相似之处都是共同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公共富裕。少数民族经济学是民族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学科和篇章，它是民族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二、民族学与政治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对基本矛盾，不但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政治学里面的主要内容。政治学是一门主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学科，在人类社会史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分配关系不但是民族学里面的重要的方面，而且也是政治学里面要关心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民族学里面所讲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大融合的互助合作关系，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学所说明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也算是民族学里面的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民族学与经济学

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经济学二者之间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许是他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研究对象，两个不同的学科形成共同之处，也可以合并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民族学更多的研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文化等问题，少数民族经济侧重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严格一点按我国的学科划分请情况，民族学这门课可以划分到民族类，而少数民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可以划分到经济类的。

在我国学术界就有人提出，把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经济二者之间的相似处，单独的归纳总结概括，从中找出共同的特点然后在认真的分析总结，规划处一本书，针对书名大家提出不同的见解，好多人都建议让二者的书名结合在一起，或者结合经济趋势和民族发展特点，给这本书名一个非常意义深远的书名。例如，在外国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建议命名为新民族学等等，而在我国大家就会以民族经济学命名。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他可以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观察问题，也许会避免以前二者之中只关注一个的观点，不能从整体的角度去分析。例如根据二者的结合，我们可以把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的共同点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根据这个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分析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规律，以便更好的把握民族学与少数民经济学的规律，从而更好的理解我国目前的方针政策等。

四、实践中的民族学和经济学

在上一段我们讨论了把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其中我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它们的相似之处中，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贡献。其实不管是民族学还是少数民族经济学它们都是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在我国学术界，专家学者在研究探讨少数民经济的问题时候，都会涉及到有关民族学的理论和观点，可是这些并不能全面的概括二者的综合，也不能全面的提出各个方面的观点，还有一些民族经济特色的经济体制，例如，现在流行欧盟一体、东南亚共同体、中国经济、中国制造等等。

少数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学不管是站在经济方面还是民族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认真分析不同的问题二者都是成立的。我们先看它们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才能更好地观察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反映的问题也会更全面更深刻。其次站在反映一个地区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侧能更好的体现出当地的民族文化特点和地理环境，它们有自己生活方式和与此相适应的民族特色，因而民族学更多地侧重研究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外界的相互交流等等。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社会关系以及人文风俗等，而实际上民族学也没有全面的研究我国整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在很多山区就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民族，由于很少与外界接触交流，我们也很少去了解它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全年的收入情况。

五、民族学的归属

在我国就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不管是民族学还是经济学都能反映各个民族的发展状况。少数民族经济又是我国民族学的一个重要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有很多经济学者，从自己的专业和爱好出发，研究民族经济。而少数民族经济更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成分，现实中也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经济类的一个重要学科和组成部分。前段时候大家都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民族学的学科，其实更重要的说明下，它是民族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在我国尤其是学术界，如何划分学科以及怎样分类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问题，世界各国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专家会按照不同的分类侧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有的国家就会按照民族的研究内容划分，还有的会采用研究的对象不同来划分，安研究对象不同的，首先就会要对各个民族的人口以及他们的需求不同进行调查分析总结，然后再来分析研究各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最后进行分类。事实上，对于干刚兴起的民族学来说，其学科归宿划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哪种划分都可以说明民族学与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各个方面都会有民族学的身影。（作者单位：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M].北京： 自治区出版社，2012（08）.

第5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有”版权所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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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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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学是一门艺术，它不仅需要渊博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有适合教学对象的方法。教学是一个涉及教师、学生、教材等多种因素的错综复杂而又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而少数民族的教学所面临的问题相对比较多一些，为提高少数民族教学质量，从少数民族教学中的根本问题出发，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从而使民族教学有新的突破。

二、少数民族教学特点分析

在语言教育方面，民族学生的汉语言水平偏低仍是主要问题之一。在现代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影响到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形成了教师教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如果听都听不懂怎么去理解又怎么去学习呢？更不用说学好它了。学习的过程是语言的表达过程，但是因为民族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理解有限，因此导致对所学内容的不理解或者是误解，这样就大大阻碍了民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交流是比较重要的环节，只有互相沟通才能更好的了解彼此的想法 。因此解决民族语言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学生的基本特点方面，学生具有起点低、模仿能力强、身体素质普遍较高的特点。多数民族学生的文理基础较差，尤其是汉语文、外国语的水平和所掌握的知识普遍较低。但是民族学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有良好的模仿能力和语言天赋。他们愿意同教师进行交流，讨论各种问题。这是他们的特点更是他们的优点。而且，民族学生大多能歌善舞，身体素质也普遍较高。在学校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中，他们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锻炼自己的同时，也为学校、班级赢得了荣誉。了解并重视民族学生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和整体水平。

三、对石河子市民族中学物理教学有关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要发展教学就要扫除教学中的障碍，当然首先是要去发现问题，其次才能解决。因此，针对目前少数民族物理教学的实际情况对石河子市民族中学高一〈2〉班全体学生（共45人）进行问卷调查。表1是针对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调查结果。

表1 物理教学情况调查表（部分）

据调查以及与学生谈话交流的结果，主要反映出：

（1）学习物理的兴趣方面：大多数的同学学习物理的出发点都是应付考试;很少是从感兴趣出发，很多同学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学习物理;上课听课的效率很差;认为物理课本内容没有吸引力;还有一部分同学无奈的被迫而学。

（2）学习方法方面：许多民族学生认为他们的教材很难理解;上课很难集中精神去听课;在课前很少有同学去预习，课后又不复习。认为课本中的理论常识很难理解;认为自己的基础差而放弃等。

（3）教学方法方面：学生希望能够和老师多交谈多沟通，授课语言要通俗易懂，上课要多联系实际，多做实验，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激活课堂气氛，做到师生互动。教与学是师生两方面的问题，因此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三、少数民族物理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1、强化汉语教学是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物理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汉语教学的质量是衡量少数民族学生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汉语时学生们还要学好物理专业汉语，才能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例如，将一些简单的物理概念、定理及其证明等，用汉语写在黑板上，用维语讲解。实践证明其效果比单一用维语授课的效果好。

2、改进物理教学方法是提高民族学生教学质量的突破口

教学方法是解决好教学质量的关键，建议以下几方面：

（1）抓好课堂教学

一般来说，民族学生在学习一门新的课程时，开始都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这门学科的特点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为了使学生尽快入门，开始时讲解要细要慢，实例开头，原理讲透，主次挑明，并且在讲后面的内容时，不断地参照联系前面讲过的内容，在学生基本理解和掌握了该学科的特点和处理方法后，再逐步加快进度。在解题时着重交待分析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其选择。在授新课内容时，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自己动脑动手的基础上，要多做实验，让他们自己在实验过程中总结出知识。在总结或小结中，把立足点放在指导学生归纳总结。总之，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应采用便于课后复习、总结、巩固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利用有效的学习时间，对已学过的课程进行总结、巩固，以便更好地掌握。

（2）课前预习和增加课堂提问

影响民族学生听课效率的原因之一是课前预习。老师要指导学生掌握切实可行的预习方法，并督促检查，逐渐使学生养成自觉预习习惯。但是，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不进行课前预习，这显然对学习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任课教师必须要定期进行检查。要求学生做到上课"一听、二看、三记"。因为，上课时间内要记住所有的东西是很难的，并且所记知识理解较浅，过后会遗忘一部分，所以上课作笔记、划记号就为以后复习提供了方便。因此，应该加强课外辅导，引导学生养成课后复习的习惯。

（3）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

课堂上，当教师讲到物理理论知识的重点、难点时，若学生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教师的教态或相应的教学演习，说明学生正听得津津有味，积极思考。若眉头紧锁或表现出不耐烦的反应时，可能是对问题疑惑不解，这时教师就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或放慢速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调整学生的情绪。而当学生的眼睛闪现的是游离不定、左顾右盼的目光时，说明学生没有留心听课，此时，教师应从端正学习态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入手，使学生在提高认识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自我调控，了解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促进教学效果。

四、结语

第7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 职业院校 少数民族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困境与出路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11.037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minority area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inority student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minorit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Xinjiang area，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occupation teachi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measures， to a new level to further promote national area occupation colleges of minor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minor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1 探究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殊性的意义

首先，在新疆地区的职业院校中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直接影响着学校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分析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性，探索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方法、新途径，设置符合新疆地区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少数民族学生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内容，更好的完成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可以促进职业院校的校园环境的和谐稳定，推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其次，少数民族学生能否顺利的完成学业，并能够自觉地有效的为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与职业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新疆地区和谐社会的繁荣发展。

2 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困境

（1）汉语水平低，语言不通。新疆地区职业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南疆三地州偏远、贫困、落后的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们的汉语基础差，听、读、写、译的能力都存在障碍，有的只限于日常简单的交流。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汉语程度好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简单的常识可以听懂，但对理论性、抽象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就根本听不懂也难以理解。汉语程度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简单的常识都听不懂，汉语表述能力较差。这种情况给授课教师和听课的学生都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按照教材内容讲解大部分学生就会听不懂，如果按照学生程度来讲，民族班级的思想政治课就仅仅局限于简单概念的讲解，基本无法涉足较深的理论。

（2）学习基础差，认知能力弱。新疆地区的职业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处于青春期，社会阅历较浅，认知能力较差，自我控制力较弱；他们学习基础较差，汉语水平较低，缺乏学习兴趣，迷恋网络，对思想政治课更是不感兴趣，厌学状况比较严重。 另外，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来自边疆地区，闭塞的环境使他们与外界交流较少，对外部世界的发展认识不足，文化差异比较明显，对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弱；渴望得到老师的认可和帮助，这就给民族班级的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教材单一，缺乏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新疆地区职业院校民族班级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使用的都是全国统编教材。全国统编教材贯彻的是普遍性原则，无法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特殊性。一方面统编教材内容较多、较深，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太难，也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了困难。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采取的是简化教材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也导致了民族班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统一的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大。另一方面，统编教材也没有兼顾新疆地区区域特色，没有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基础和少数民族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人文环境，脱离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传统，脱离新疆区域教育的实际需要，教材的针对性不强，难以吸引学生，也给教师教学带来很多困难。

（4）课程设置混乱，考核评价无原则。

第一，少数民族预科生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标模糊。新疆地区职业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一般都有一年的预科期，但普遍存在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也与新疆的区域发展需求和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不相吻合。另外，也没有适合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很难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思想政治课育人的目的。

第二，民族班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混乱，没有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循序性、渐进性，没有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需求设置思想政治课课程，课程设置随意性很大。

第三，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课考核评价无原则。目前，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分两种状况，汉语基础好，一般插入汉族班上课，汉语基础差的编入民族班上课，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课成绩的确定一般都没有统一的原则，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上课状况自行决定，随意性很大。

（5）知识面窄，限制教学。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人文知识；具有及时把握时政热点和收集、筛选有效教学资源的能力；具有掌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运用先进的教学工具的能力。而作为少数民族班级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还必须能够正确的把握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了解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生活习俗，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够恰当地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关注新疆地区社会稳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能够贴近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贴近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需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对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一些教师由于知识面狭窄，也限制了民族班级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

3 提高新疆地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途径

（1）把握新疆地区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学生个人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学生为主体，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一，把握新疆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丰富教学内容，深化主题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新疆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进行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五观”、“四个认同” “三个离不开”“四个维护”的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自觉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新疆地区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第二，以人为本，创新教育方式，解决少数民族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特殊的一面，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首先，要尊重差异，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生活习俗、语言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特殊性，照顾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需要，要加强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正当权益；关心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生活，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握少数民族学生的所思所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学生与服务学生结合起来。最后，要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提高少数民族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加大汉语教学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职业院校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是少数民族学生成功就业的关键。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首先要从语言沟通上抓起，加强汉语教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大汉语教学力度，加强民汉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拉近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距离，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2）创新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新疆地区职业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基础薄弱，汉语表达能力弱，理论水平较低，性格敏感、好动，对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敏感，这就必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特殊要求。首先，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业务素质，完善集体备课制度，拓展知识面，民汉教师相互交流、相互观摩教学，改进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其次，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模式，改变单一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注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主体性的调动，采用探究法、案例式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注重实践教学，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中参与教学，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

（3）深化教学内容，整编教材，适当融入地区因素和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确保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进行。教材是教学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载体，是课程得以实施的具体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和较多的了解。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适当考虑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展开教学。因此要提高对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首先，要以统编教材为依据，积极开发适合新疆地区发展需要和少数民族学生特点的教材。教材的编写要挖掘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要融入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征，增强教材的吸引力。其次，要深化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地域和经济发展的限制，他们对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较少，对社会的一些现象不能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时，要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拓展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引导学生正确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意识，用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方式进行授课，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4）以教师为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师的素养和教学技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成效的关键。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取得成效，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课教学想要取得成效，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者是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线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是职业学院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要不断地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和人文知识；提高教师的工作能力和教学技能，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的建设，培养骨干，以教师为主体，提高少数民族W生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推动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稳步发展。

总之，职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立足新疆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想取得成效，达到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目的，就必须用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和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进行教育教学，创新教学模式，不断地挖掘教学资源，提高教师人文素质和教学技能；就必须要着重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走进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增强沟通和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不断地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文.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几点思考[J].求实，2011.11.

第8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9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江村经济 反思

自我国思想家严复对《天演论》算起，他第一次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带入了中国的浪潮，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着中国早年的学人，以此开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程。在学科传入的近百年间，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类学家与学者，而则是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同时也是西方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本文从先生的写作过程、《江村经济》的贡献以及最后讨论当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使命与责任，缅怀大师、追随步伐，人类学、民族学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与《江村经济》

先生的《江村经济》写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求学于马林诺夫斯基时的毕业论文，因此其还有一个英文名称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中文版《江村经济》的副标题;就像先生在题目一样，书中对位于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系统对该村落的现状进行了记录。

当我们翻开江村经济的扉页时，我们会看到一段话“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开了一段先生的奋斗史与不愿被轻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读书于东吴大学学习医学科，后由于各种原因求学于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深受美国社区研究的归国社会学家吴文藻从此开始了先生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发奋的努力后考入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其对体质人类学进行了细致的学习，为其大瑶山的花篮瑶的研究奠定了体质人类学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在恩师吴文藻的主持下，先生与自己比翼双飞的才女王同惠喜结连理，开赴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他们定期向吴文藻老师汇报调查状况。但事情有时充满了遗憾，在调查过程中前往下一个村落时先生与王同惠在向导的带领下掉队，因此迷失方面误入抓捕猎物的陷阱使先生受伤严重，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独自原路返回，却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或许是先生最难忘的时刻，新婚燕尔的夫妻就这样各自天涯。先生受伤后返回吴江养病，期间在开弦弓村边养病边挨家挨户的进行调查，这为《江村经济》的写成收集了资料。同时利用先生姐姐的费达生有力资源，并对该村新兴的近代工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生由于养伤的机遇，为其博士论文的写成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先生也曾有过表达，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经济》的书写，或许是命运的巧合与安排，让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况下，完成两人曾经的愿望支撑先生完成了调查，同时先生也完成了对花篮瑶数据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篮瑶社会组织》得以问世成为了王同惠的遗著。

二、《江村经济》及其贡献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布・马林诺夫斯基写到：

我敢于预言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①

因此该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人类学的发展史。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对异民族、异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异社会结构的分析，西方国家认为异文化是落后和野蛮的，希望由原来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来反观当重构今天西方的发展历程。而先生的《江村经济》便有所不同，是本土中国对自己所生活的本土社会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不仅仅要掌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主客观的转换中寻找制衡点，使民族志的写作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先生撰写并完成《江村经济》的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掀起了，各国反对殖民统治，驱赶殖民者，而人类学、民族学主要是以研究异文化以及殖民文化为基础的，此时的学科研究基点被打破，因此学科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而先生的著作正在此刻提醒并昭示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即本土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