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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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秘密；儿童；自我成长；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5-0043-05

一、问题的提出

秘密是童年经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儿童的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些在成人看来天真的、琐碎的、小小的秘密，却能够丰富儿童的自我发展，有助于儿童内在能力和个性的形成。了解儿童的秘密，有利于在日常生活中指导成人的行为，在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秘密在儿童成长中意义重大，但秘密无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却很少为人关注的现象。秘密对儿童的教育学意义和价值还没被更多关心儿童健康成长的人们所认识，这无疑禁锢了儿童秘密的深入研究。从近些年来国内较少的对于儿童秘密的研究文献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秘密的概念、秘密的起源和儿童秘密的特点等几个方面。

儿童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儿童的秘密也自然是千变万化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教育人类学个案研究方法，以一种自然的、具有人文气息的研究方式来解读儿童秘密，从整体上回归到儿童的生活世界中去，以直观的方式探索儿童秘密的特殊意义。本研究以一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4～9岁期间的秘密进行描述与分析，探讨儿童为什么会产生秘密，秘密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及教育意义。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包括观察和非正式访谈（谈话）。观察主要是指对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秘密事件的观察，并对这些秘密事件进行记录。非正式访谈主要是指研究对象与笔者的对话，笔者就这些秘密事件与研究对象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以深入了解儿童秘密。为了遵循研究伦理，本文的美妞为研究对象的化名。

二、儿童为什么会有秘密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2～3岁的儿童因为心理和生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很好地保守和交流秘密，所以并不拥有秘密。笔者在与美妞的生活中发现，美妞在2～3岁并没有拥有真正的秘密，但她在4岁以后对秘密的概念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在美妞4岁以后，她拥有秘密和保守秘密的能力日趋加强，并且秘密涉及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在美妞4岁的时候，笔者为了了解美妞是否真正理解什么是秘密，曾经与她对于什么是“秘密”有一段对话。

妈妈（故意地）：“我知道你的秘密是喜欢吃糖。”

美妞：“不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叫秘密，我这个（指喜欢吃糖这件事）应该叫爱好。”

――摘自妈妈手记2007年6月23日

笔者在与研究对象长达几年的观察中发现，儿童之所以会拥有秘密，是基于儿童生命个体成长的需要，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满足好奇的需要

自古以来秘密就与奥秘、困惑、神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对自然、人类、社会的奥秘进行探究的历程。人类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去发现秘密的欲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秘密探究的欲望，才促使人类不断进步。人类探究秘密的欲望在儿童身上同样得以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小孩子总是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的原因。自然社会中的一切对于儿童来说同样都是秘密，所以儿童想通过提问来解决这些秘密，这也就是儿童为什么会有很多问题的原因。与别的儿童一样，美妞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爱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仅仅向父母提问，同时也通过广泛的阅读、媒体等各个方面来探寻秘密。美妞酷爱历史，笔者曾经就她为什么喜欢历史进行过讨论。

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美妞：因为看历史书和听历史故事可以知道历史的秘密。比如我想知道他们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发动战争？为什么玛雅文化就消失了？

――摘自美妞7岁时与妈妈的聊天

儿童在认识自然、人类、社会的秘密的征途中，一般会顺利地从家长、媒体等方面来获得答案。获取这些秘密的答案相对来说是轻松的、容易的。然而，在年幼儿童的生活中，某些秘密的答案却不能轻易获取。儿童则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帮助自己实现对于秘密的探究，这主要体现在儿童对于性的认识上。因为性可能是儿童随时能感受到的秘密，这一点在美妞身上也深深的得到体现。儿童从小就会对人的身体好奇，包括自己的身体和成人的身体。美妞经常和妈妈一起洗澡，会问一些关于小女孩和成年女性身体差异的问题，时间长了，对成年女性的身体很熟悉，也不好奇。但是她对爸爸的身体却充满了好奇，保守的爸爸一直不给美妞了解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妈妈发现在爸爸上厕所的时候，美妞经常表现出特别着急，急于上厕所的情形。刚开始妈妈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妈妈才最终明白原因。

有一天美妞一家三口从外面回家，都着急上卫生间。到了卫生间的门口，美妞说：“我要大便，爸爸妈妈是小便，妈妈你先上，爸爸你排第二。”当妈妈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爸爸进去了。爸爸上厕所的时候因为着急，没有关门就进去了，美妞马上也跟进去了。晚上美妞不无得意地告诉妈妈说：“妈妈，我看见爸爸的小了，今天下午上厕所的时候看见的。”妈妈一惊，原来美妞下午在爸爸上厕所的时候挤进厕所是有预谋的。

――摘自妈妈手记2009年5月29日（美妞6岁）

第2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 行为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基因：人格

分类号 B845

1 引言

人格是一个人独特精神面貌的整体反映，是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能力等多个方面的整合。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遗传因素息息相关。然而，人格的遗传性究竟如何？到底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它们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行为遗传学家们试图为我们提供有效的解答，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

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就是运用行为遗传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和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碍）和人格差异的遗传基础问题。它强调遗传基因是塑造人格核心特征和造成人格个别差异的主要因素，但并不忽视环境的作用，甚至主张人格特征与人格差异是多种基因、多种环境以及基因与环境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早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Galton，F.）就首先利用家谱法和双生子法研究了人格差异的遗传基础。尽管他的研究因未将遗传和环境区分开来而具有诸多局限，但它“为人类行为的变异范围提供了档案证明并且说明了行为变异存在遗传基础”（Plomin，DeFries，McClearn，& McGuffin，2008），是运用行为遗传学方法研究人格差异的先驱性尝试。高尔顿之后的20世纪，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因行为主义主流范式的盛行而长期遭到“冷遇”。前者强调人格的遗传性，而后者坚持环境论并认为人格由社会化的习惯决定，两者的矛盾在这种势力不均的情势下曾一度不可调和。

但近几十年来，行为主义的逐渐衰落和现代生物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分别为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并使它由传统的数量遗传学取向发展到分子遗传学取向。分子遗传学取向是发端于20世纪初而到20世纪末才应用于人格研究的一种新取向，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都较数量遗传学取向具有革命性突破，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可以说，人格遗传学研究进入到分子遗传学时代（Johnson，Penke，& Spinath，2011）。不过，两种研究取向在基本思路方面各有特色，在具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积极推动了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复兴和发展。

2 数量遗传学取向

人格的数量遗传学（quantitative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张运用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等设计来估计群体中遗传因素对人格表现型方差的贡献率，旨在用数量化的手段从宏观上估计某种人格变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传效应引起的，并考察遗传通过与环境交互作用或相关影响人格的方式以及这些效应发生的具体情境。

2.1 人格遗传率

数量遗传学衡量人格遗传性大小的核心指标是遗传率（heritability），即在某群体内观测到的人格总变异中能被遗传变异解释的百分比，它既可以揭示遗传是否影响某种人格特征又可以指明这种影响达到何种程度。人格遗传率可以用公式h2=Vg/Vp（其中h2代表人格遗传率，Vg代表遗传导致的人格变异，V。代表观测到的人格总变异）来表示，数值在0～1之间，越接近于0，说明变异越少源于遗传；越接近于1，说明变异越多源于遗传。需要指出的是，遗传率估计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它具有群体特异性，仅仅适用于解释样本或群体的人格差异，而不适用于描述个体人格的遗传性；第二，它假定遗传因子和环境因子之间不存在相关或交互作用；第三，它会因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不同而有细微差别（郭永玉，2005；Larsen & Buss，2009）。

2.2 数量遗传学设计

为了把基因和环境对人格差异的贡献分离开来，数量遗传学家采用了家族研究、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等多种研究设计。家族研究是最早用于人格研究的行为遗传学方法，但它不能将遗传与共同环境的作用区分开来，因而不能得出准确的遗传率；双生子研究是现代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最常用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家族研究的缺陷，但它的等环境假设和代表性也往往令人担忧：收养研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自然实验法，是“解开影响家族相似性的遗传和环境源之结的最直接方法”，避免了双生子研究中的等环境假设问题，提供了环境影响人格差异的最佳证据，但它也存在三个争议，即代表性、生前环境影响和选择性安置效应（Plomin et al.，2008）。

鉴于以上三种方法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在过去的20多年中，数量遗传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家族研究、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的组合设计来研究人格。例如，研究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就把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各自的优点进行了有效整合，并且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在某种人格特质上的相关系数可以直接解释为遗传率的一个指标（Larsen & Buss，2009）。另外，随着离异和再婚现象增多而产生的继亲家庭研究，自然地综合了家族研究与收养研究的优势，也是一种有趣和有效的组合研究设计。对多组比较的组合设计，甚至简单的收养和双生子研究，现代行为遗传学通常采用模型拟合（model fitting）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即建立一个反映各种遗传和环境因素对某种人格特质贡献大小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将其与观测到的相关进行比较，从而估计出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程度（郭永玉，2005）。

2.3 具体研究与发现

数量遗传学取向的人格研究者利用上述设计主要对人格特质、人格障碍以及态度与偏好的遗传性问题进行了考察。

2.3.1 人格特质

数量遗传学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格的五大特征，即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经验开放性，其中研究最充分的要数外倾性和神经质。多数数量遗传学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中等大小的遗传率，并且此研究结果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样本群体中具有普遍一致性（saudino，1997；Loehlin，McCrae，Costa，& John，1998）。例如，两项以双生子为被试的研究表明，神经质和外倾性的遗传率估计值分别为43%和52-54%（Wray，Birley，Sullivan，Visscher，& Martin，2007；Rettew，Rebollo-Mesa，Hudziak，Willemsen，& Boomsma，2008）。以往数量遗传学对“大五”人格的研究通常都以正常人群为被试，最近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异常人群“大五”人格的遗传性问题。例如，Kendler，Myers和Reichborn-Kjennerud（2011）的研究表明，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维度存在显著的遗传正相关，而与宜人性和责任心维度存在显著的遗传负相关。Hare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躁郁症患者人群“大五”人格的遗传率（23%～32%）某种程度上低于正常人群的研究结果（40%～60%）。我们固然可以推测是异常人格影响了“大五”人格遗传率的变化，但要得出确切的因果结论还需依赖未来数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更加细致的综合研究。

除“大五”人格外，研究者还对活动水平（activity level）和“精神病”人格特质的个别差异进行了行为遗传学分析。活动水平是气质的一个组成元素，其个别差异出现于生命早期，并随着时间推移在儿童身上表现出稳定性。Spinath，Wolf，Angleitner，Borkenau和Riemann（2002）对300对双生子的研究表明，活动水平存在40%的遗传率。“精神病”人格特质包括权术主义、铁石心肠、冲动性不一致、无所畏惧、责备外化和压力免疫等方面。Blonigen，Carlson，Krueger和Patrick（2003）对353名男性双生子进行了研究，发现所有这些“精神病”人格特质都表现出中等或高等的遗传率。

数量遗传学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研究设计所得出的具体数值会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格特质都具有较高的遗传率估计值（Krueger & Johnson，2008）。

2.3.2 人格障碍

数量遗传学系统研究的人格障碍主要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强迫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具有轻微精神分裂样症状，用个人访谈法和问卷法所做研究表明，它具有非常高的遗传率（Kendler，Myers，Torgersen，Neale，& Reichbom-Kjennerud，2007）。强迫型人格障碍是一种神经精神病状态，以思想、情感、观念以及行为的反复为典型症状，它所包含的五个因素即禁忌、污驰/清洁、疑虑、迷信/仪式和对称/囤积的遗传率位于24%和44%之间（Katerberg etal.，2010）。上述两种人格障碍可能是精神机能障碍遗传连续体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分别与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焦虑症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遗传重叠（Plomin et al.，2008）。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心境反复无常、自我认同感紊乱、情绪冲动以及行为不稳定等为主要表现的人格障碍，它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基因影响。例如，对荷兰、比利时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5000多名双生子的数量遗传学研究表明，加性遗传效应（additive genetic effect）可以解释42%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变异，而且这一结果具有跨性别和跨国别的一致性（Distel et al.，2008）。最近一项10年的双生子纵向研究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特质在14～24岁的各个年龄段都具有中等的遗传率，且遗传率有随年龄增长而轻微上升的趋势，而这些特质的稳定性和变化受遗传因素高度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受非共享环境的影响（Bornovalova，Hicks，Iacono，& McGue，2009）。

2.3.3 态度与偏好

稳定的态度和偏好通常被看作人格的一部分，并表现出广泛的个体差异。数量遗传学家对态度和偏好的遗传性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考察。综观多数研究可知，态度的核心特征传统主义具有中等的遗传率。例如，一项明尼苏达的双生子研究表明，传统主义的遗传率为63%；一项对654名收养和非收养儿童的纵向研究表明，遗传对保守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显著的遗传影响早在12岁时就已产生（Larsen & Buss，2009）。然而，并不是所有态度和信仰都表现出中等水平的遗传率，这要因所研究的态度类型而异。例如，一项对400对双生子的研究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对宗教事务的参与以及对种族一体化的态度的遗传率为零（Larsen&Buss，2009）。基因似乎也影响职业兴趣或偏好。一项用修订版的杰克逊职业兴趣量表（JVIS）做的研究表明，34种职业兴趣中有30种的遗传率在37%和61%之间（schermer & Vernon，2008）。这表明，我们绞尽脑汁作出的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有些态度和兴趣具有较高的遗传性，而有些态度和信仰的遗传性不明显甚至为零？或许未来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能够给出答案。

3 分子遗传学取向

人格的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张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测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对人格表现型的影响效应，旨在超越传统人格数量遗传学研究仅停留在统计学层面考察遗传率的局限，而从微观层面直接鉴别对人格产生重要遗传影响的具体基因或基因组合，以精确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碍）或人格差异的根本遗传机制。

3.1 人格候选基因

已知人类基因具有数万种之多，要想从中找出对人格起作用的特定基因是件困难的事情。况且，复杂的人格或行为特质并不简单地遵循孟德尔的单基因遗传定律，而是同时受作用幅度不完全相同而又相互协同和相互作用的多个基因的影响，这就又大大增加了确定这些基因的难度。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基因都进行考察，更多的是考察候选基因与人格的关系。人格候选基因（candidate gene）是被假定与某一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通常人们已了解其生物学功能和序列，它们可能是结构基因、调节基因或在生化代谢途径中影响性状表达的基因。研究者一般通过了解相关生理机制来确定人格的候选基因。例如，用于治疗活动过度的药物常含有多巴胺，因而像多巴胺受体、多巴胺启动子和多巴胺转运体这样与多巴胺有关的基因便成为候选基因研究的目标。我们通常缺乏哪些基因是人格候选基因的强假设，因此试图将那些与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标记有关的基因与人格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张丽华，宋芳，邹群，2006）。

3.2 研究策略

人格分子遗传学研究者主要采用连锁策略和关联策略来寻找和鉴别对特定人格或行为特质有广泛遗传影响的具体基因。连锁策略（linkagestrategy）采取从行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它以携带某种人格特质或障碍的家系为研究对象，对连续几代人的DNA样本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有对该人格特征影响较大的特定基因存在。由于研究者并无假定的候选基因，这种策略对定位单基因遗传特质的强效基因十分有效，但当牵涉若干个作用较小的基因时它便不再那么有效。然而，大多数复杂的人格或行为特质往往牵涉多个微效基因，于是另一种较新的关联策略（association strategy）便成为最常用的确定人格基因的策略。关联策略采取由基因到行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通过考察拥有某种特定基因（或等位基因）的个体比没有该基因的个体在某种特定人格特质上的得分是高还是低，来确定候选基因与人格或行为特质之间的关联情况，即一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关联策略比连锁策略更容易找到只有微弱效应的特定基因，但系统性不够强。

随着人类基因组多态性研究以及SNP分型技术的发展，全基因组扫描（genome-wide scanning）逐渐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分子遗传学人格研究策略（Strobel & Brocke，2011）。它主要包括对人格表现型的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先将人格表现型的相关位点定位于染色体某个区域，然后再进行候选基因研究或连锁不平衡分析，确定其具体基因位点。例如，一项用全基因组扫描做的研究表明，伤害回避与8p21染色体区域存在显著相关（zohar et al.，2003）。

3.3 具体研究与发现

基因主要是通过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系统来影响人格的，因而参与调节神经递质系统的基因便成为主要的候选基因。在Cloninger等人的人格心理生物模型中，新颖性寻求（novelty-seeking）、伤害回避（harm-avoidance）和奖赏依赖（reward-dependence）三种气质维度被假定分别与大脑调节不同类型刺激反应的三种神经递质系统即多巴胺（dopamine）系统、5-羟色胺（serotonin）系统和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系统相联系。此类理论假设促使人格分子遗传学研究者们主要从这三种神经递质路径考察了基因多态性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3.3.1 多巴胺系统

多巴胺是脑部负责快乐和兴奋的一种积极化学物质，它的缺乏会促使个体积极寻求有效物质或新异经验以增加多巴胺释放。到目前为止，人格研究中最早且最多关注的DNA标记是位于第11号染色体短臂上的多巴胺D4受体基因（DRD4）。1996年，两个独立研究小组同时在《自然遗传学》上报告了DRD4基因的3号外显子中的48-bp VNTR多态性与新颖性寻求之间存在正相关，标志着人格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初步登场（Ebstein & Israel，2009）。其中，Ebstein领导的小组运用三维人格问卷（TPQ）对124名犹太健康志愿者进行了测量，发现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对新颖性寻求具有6%的解释效应，而未发现它与另外三个TPQ指标（奖赏依赖、伤害回避和坚持性）有显著关联（Ebstein et al.，1996）；Beniamin领导的小组运用大五人格量表修订版（NEO-PI-R）对315名美国成人和兄弟姐妹进行了预测测量，也发现拥有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比拥有短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新颖性寻求水平显著高，并且发现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与NEO-PI-R量表的外倾性和责任心两个维度显著相关，而在其他三个维度即神经质、开放性和宜人性上未见此结果（Benjamin et al.，1996）。对于这两种研究的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拥有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对多巴胺的相对缺乏反应敏感，需要寻求外界新异经验来增加多巴胺释放，而拥有短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倾向于对脑中已经存在的多巴胺作出高度反应，无需寻求新异经验便可使多巴胺含量达到适当水平。

此后，一系列研究对DRD4基因与新颖性寻求这种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重复验证，但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两项分别以德国人和日本人为被试的研究证实DRD4基因与新颖性寻求特质之间的确存在显著关联（strobel，Wehr，Michel，&Brocke，1999；Tomitaka et al.，1999）；Burt等人对明尼苏达137个双生子家庭所做的研究发现，DRD4基因与新颖性寻求测量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Bun，McGue，Iacono，Comings，&MacMurray，2002）；Ekelund等人则得出了与1996年研究相反方向的结果，即在新颖性寻求水平较高的群体中，2次和5次重复等位基因而非7次重复等位基因的频率更高（Ekelund，Lichtermann，Jarvelin，& Pelmnen，199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还发现DRD4基因与其他人格候选基因存在联合效应。一项关于1岁新生儿对新异事物反应的研究发现，DRD4基因中的48-bp VNTR与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中的一种多态性存在联合效应（Lakatos et al.，2003）。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样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样本大小、被试特点（年龄、性别和种族文化等）、测量工具、研究设计等因素有关。例如，分组方法不同所得研究结果就会有很大差异（Tsuchimine et al.，2009）。不管怎样，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除DRD4基因外，研究者还对多巴胺系统中的其他人格候选基因进行了考察，如多巴胺D2受体基因（DRD2）、多巴胺D3受体基因（DRD3）、多巴胺D5受体基因（DRD5）以及多巴胺转运体基因（DATl）等。一项用多种人格测验所做的研究表明，DRD2基因的-141C插入/缺失多态性与卡氏人格量表（KSP）测量的冷漠以及北欧大学人格量表（SSP）测量的自信缺乏之间存在关联（JSnsson et al.，2003，），而利用气质性格量表（TcI）对被试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141C插入/缺失多态性和DRD2/ANKK1基因的TaqlA多态性与人格特质之间可能并非存在直接强相关，而是在DRD2基因与ANKKl基因的交互作用条件下才对人格产生影响（Tsuchimine et al.，2012）。在一个由862名个体组成的样本中发现DRD3基因与神经质和行为抑制存在关联，而当该样本扩大到1465人时这种关联未得到验证（Henderson et al.，2000）。有研究表明，DRD5基因可能与人格的持续性发展有关（Vanyukov，Moss，Kaplan，Kirillova，&Tarter，2000）。由于发现DAT1基因与具有某些新颖性寻求特征的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存在关联（Jorm et al.，2001，），有人用极端分数个体为被试考察了DATl基因与新颖性寻求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只在女性被试身上有所显现（van Gestel et al.，2002）。

3.3.2 5-羟色胺系统

5-羟色胺作为一种生物胺，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抑郁、焦虑、冲动、幸福感等情绪情感具有重要调控作用。此系统中最经常被研究的人格候选基因是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该基因越长释放和回收5-羟色胺的效率越高，已有许多研究考察了它与伤害回避等焦虑类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5-HTT基因具有两种多态性：5-HTT基因连锁的多态性区域（5-HTTLPR）和5-HTT基因2号内含子中的VNTR多态性，其中人格研究关注最多的是5-HTTLPR。

1996年的一项经典研究发现，短5-HT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较长5-HT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在神经质和伤害回避维度上的表现水平更高（Lesch et al.，199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携带一个或两个短5-HTTLPR等位基因复本的个体在对恐怖刺激的反应中表现出更强的杏仁核神经元活动（Harid et al.，2002）。这种由遗传导致的杏仁核对情绪刺激的兴奋性差异支持了该结论。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研究并未发现此种关联（Flory et al.，1999；Tsai，Hong，& Cheng，2002）。还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结果。例如，使用极端得分个体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短5-HTTLPR等位基因在低伤害回避群体中比在高伤害回避群体中出现的频率更高（van Gestel et al.，2002）。2004年的一份元分析指出。这种可重复性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样本量过小以及所使用的量表不同而导致（Sen，Burmeister，& Ghosh，2004）。分析者发现，运用大五人格量表测量的神经质与5-HTTLPR有显著关联，而运用气质性格量表测量的伤害回避与5-HTTLPR不存在任何显著关联。2008年的另一份元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Munaf6 et al.，2008）。然而，使用NEO-PI-R量表对4000多名被试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5-HTTLPR与神经质或其各维度（焦虑，抑郁，愤怒，敌意，自我意识，冲动。易受伤害性）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Terracciano etal.，2009）。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与其杂合子同伴或短等位基因的纯合子同伴相比，具有长5-HTLPR等位基因的纯合子个体通常更关注积极情感画面，而选择性地回避一同呈现的消极情感画面（Fox，Ridgewell，& Ashwin，2009）。这表明他们通常更加乐观。使用信息加工眼动跟踪评估法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短5-H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在视觉上更加偏爱积极场景而回避消极场景，长5-HTLPR等位基因的纯合子个体更加无偏地看待情绪场景（Beevers，Ellis，Wells，& McGeary，2009）。这表明，短5-H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可能比长等位基因纯合子个体对环境中的情绪信息更加敏感。对于5-HTLPR与人格特质之间关系的这些看似不一致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证。此外，一项最新研究显示，5-HTLPR与Val66Met两种多态性对伤害回避存在显著交互作用（Ariaset al.，2012）。

除5-HTT基因外，研究者还对5-羟色胺系统中的另外两个人格候选基因5-羟色胺2A受体基因（5-HT2A）和5-羟色胺2C受体基因（5-HT2C）进行了考察。有研究者在双极性精神障碍患者和健康控制组群体中检验了5-HT2A的1号外显子中的一种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伤害回避维度之间的关联，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关联存在（Blairy et al.，2000）。还有研究者以健康日本人为样本对5-HT2A的5种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它们与气质性格量表的任何维度存在关联（Kusumi et al.，2002）。就5-HT2C与人格的关系而言，研究者发现5-HT2C中的一个点突变与三维人格问卷的奖赏依赖维度和坚持性维度存在关联，并且DRD4与5-HT2C对奖赏依赖存在显著交互效应（Ebstein et al.，1997）。然而，后来的一项重复性研究发现，5-HT2C对奖赏依赖不存在主效应，但DRD4与5-HT2C对奖赏依赖确实存在显著交互效应（Kühn et al.，1999）。

3.3.3 去甲肾上腺素系统

在人格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中，人们对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关注远不及对多巴胺系统和5-羟色胺系统的关注多，但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研究以健康被试为样本，考察了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NET）的一种外显子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与气质性格量表中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发现任何关联存在（Samochowiec et al.，2001）。不过，另一项以朝鲜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的T-182C基因多态性与气质性格量表的奖赏依赖维度存在显著关联（Ham，Choi，Lee，Kang，& Lee，2005）。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人被试中，αla肾上腺素受体基因（ADRAlA）和0c2a肾上腺素受体基因（ADRA2A）的多态性与三维人格问卷各维度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Tsai，Wang，& Hong，2001）。而之前的另一项研究发现，ADRA2A的一种常见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易怒性、敌对性和冲动性诸测量值之间的确存在某些关联（comings et al.，2000）。关于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诸候选基因与人格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4 总结与展望

行为遗传学通过数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两条取径对人格遗传性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详细探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我们对人格遗传程度和遗传机制的深刻认识，也有利于促进人格研究的科学化。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各具优势和不足。数量遗传学取向借助生态研究设计从宏观上估计遗传变异对人格差异的解释程度，资料获取经济简单、技术要求低，并且结果解释相对容易，但它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究竟哪些基因或多态性导致了人格差异以及具体作用过程如何（Parens，2004），对研究设计和被试取样的依赖性较强，况且面对遗传与环境实际存在相关或交互作用的不争事实，遗传率的解释意义往往遭到质疑（Lerner，2011）。分子遗传学取向摆脱了数量遗传学取向存在的诸多不足，可以从DAN水平精确细微地探知造成人格障碍或差异的特定基因及其作用机制，但研究程序繁琐复杂，对新兴生物技术要求较高，在人格候选基因的选择上带有推测性，迄今为止尚未产生符合最初预期的可重复的实质性人格研究成果（McClellan & King，2010）。除此之外，两类研究取向还存在诸多共同的问题：一是受测量手段限制，对被试自陈报告依赖性高，往往会造成某些人格特质在防卫或伪装心理作用下被隐藏；二是由于研究设计和技术、被试取样、人格和基因自身复杂性以及环境与基因的交互作用等原因，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高（Kim & Kim，2011）；三是受过去百余年消极心理学研究传统的影响，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多动症等病理人群（张文新，王美萍，曹丛，2012），缺乏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遗传研究；四是研究成果的现实利用率低，未能把研究所得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效益。

鉴于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未来研究应特别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强调两种研究取向的有机结合，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这两种研究取向各有优缺，可以相互弥补，况且分子遗传学的许多工作需用传统数量遗传学设计综合考虑环境与遗传因素来完成。未来研究可以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例如，可以先用数量遗传学方法确定某种人格特征是否具有遗传性以及遗传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用分子遗传学方法从根本上细微探究影响人格的具体基因及其作用方式。

（2）注重多学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高的困难工作，涉及遗传学、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医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因此需要在更广泛的视野下进行多学科的整合研究。人格的遗传机制相当复杂，靠单一研究工具（如自陈问卷）或研究范式很难获得理想结果，今后应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脑成像、诱发电位、前脉冲抑制和计算机博弈模型等一些新的研究范式，从多个角度综合考察和相互印证人格与基因的关系，从而弥补由自陈报告带来的弊端，同时克服可重复性低的问题。

（3）扩大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研究。未来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不仅要研究病理人群的消极人格品质，而且更要研究正常人群甚至超常人群的积极人格品质，探究它们的遗传性及分子作用机制，为积极人格品质的培养提供遗传学依据。

第3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体育类大学生 健全人格 培养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需要更多高素质人才，心理素质则是高素质人才的根本。大学生的人格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前景，他们是未来社会的主流，他们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教育，把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切实做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工作，为国家的未来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为使学生健全人格教育取得预期效果，首先应对其普遍存在的不良人格特征进行全面地了解，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其成因，然后因势利导，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帮助学生认清并走出各种心理误区，使之逐步形成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健全的人格魅力。在此，敝以我个人及我校体育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仅针对他们人格特征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体育类大学生人格特征现状与分析

1.知识结构单一

由于专业的原因，体育类学生通常在中学阶段就开始从事体育训练，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进入大学后的课程设置也以体育类为主,虽然学学语文、哲学社会科学等课程，但相对而言课时数少，学习要求比较低，尚不能起到充分提到体育类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另外，体育类学生自身的学习思想也起着负面作用，部分体育类学生认为他们的任务在于提高运动训练技能，增长体育科学知识，其它知识只是附带学习而已，自身没有对哲学社会科学给以足够的重视。

2.社会浮躁和功利主义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高校与社会日益贴近，高校学生的社会活动也日益增加。敝所在院系有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在外打工，单纯就勤工俭学而言，部分家庭贫困学生自食其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可嘉，但我们发现其中的不良倾向，大学是学习知识技能，心智逐步成熟的阶段，校园的氛围较为单纯，是理想人格养成的适宜场所。过早融入社会，社会浮躁和功利思想影响，对处于人格形成期的大学生而言是有害的。部分学生荒废学业，全力打工，淡忘了学习成才的目标，将获取金钱作为首要目标，对身边的同学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3.社会多元导致心理失衡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持续发展，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在校学生数量大幅增加，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快速显现。体育类学生有相当部分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而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不同的经济水平在校园宿舍里形成鲜明对比，这对经济困难学子心理的冲击不言而喻。思想意识的差异也在激烈碰撞，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情况、不同家庭环境的不同学生，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迥异的观点。由于显见的原因,贫困学生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并且短期内很难改变，在长期压抑的状态下健全人格的养成绝非易事。

4.竞争中运用不当的方法

市场机制是竞争的机制，“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使得人们不得不辛勤劳动，以免被社会所抛弃。体育类大学生也一样，在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要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并非易事。然而，许多大学生为了就业容易或者为了争取奖学金，竟然采用各种错误的手段。比如入党请客吃饭；班干部选举找关系拉选票；在评奖学金时千方百计找分加。许多学生参加学校各项活动的初衷就是加分。长期以往，不仅造成神经质倾向，而且还破坏正常的人际交往，从而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严重者可造成精神抑郁症。

5.爱情观中的不良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学生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们中有部分人将这种现实性带到了爱情观中。体育类学生凭借自己的外表去“攀龙附凤”的人为数不少，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的同时，也使自己放弃了自我奋斗的意志，去追寻所谓的“人生理想”、“雄心壮志”，殊不知四年下来碌碌无为、适应能力较差。对“龙”、“凤”的委曲求全严重扭曲了爱情那种追求平等、完美的初衷。这种功利主义爱情观最终将是扭曲人格的杀手之一。

二、当前体育类大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1.丰富多样的知识结构

要养成健全的人格，首先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对体育类大学生而言，既包括本专业的学科理论知识和其它要求学习的课程，还包括大学课程外的知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等都在其中。对包括体育类大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而言，从自身的兴趣爱好出发，有选择的浏览百科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是可行的。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阅读量，不仅将提升体育类大学生的知识面和知识量，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状态，从而成为更易被社会认同接纳的毕业生。

2.高层次校园文化建设

高层次校园文化建设应当是促成良好学习氛围形成，使不断学习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健全人格的养成需要有良好的校园环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是挖掘学校在文化方面的底蕴，提炼出学校特有的文化品质，陶冶学生的情操、品德和人格；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构筑当下的文化平台，给学生提供文化大餐。体育类学生对校园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较高，但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包括社团活动在内的文化活动的目的在于增强同学间的联系，拓展学生的知识空间，补充课堂教学和专业知识的不足。体育类学生崇尚文武兼修，学习型、理论型人文社团应成为鼓励参加的对象，从中学习更多的知识和理论，在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对健全人格的养成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机制

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已不是大学校园的新事物，在体育专业和体育院校也屡见不鲜。从目前学校教学具体情况来看，心理学仅仅被当成普通课程，对学习者心理健康所起的作用还很小，如果能将心理学作为基础课，并且突出其中个人心理健康部分，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使心理学知识成为每个体育类学生的常识，将有利于在今后生活工作中的心理学应用和自我诊疗。此外,学校心理健康咨询机制应当逐步建立并持续有效运行。有效的心理健康咨询机制应当是多层次体系，由专兼职心理咨询师、辅导员和学生共同组成,不同的层次发现和解决不同的问题,重在协助预防，将学生心理问题解决在可控范围内。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知识，就能在心理问题产生或暴露初期，引起当事人或身边同学的重视，将病情控制住，从而避免更加严重的后果。

4.加强体育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体育类学生目前所学的人文课程中传授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想的课程较少。大量需要记忆的枯燥知识，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却慢慢地消磨着学习的热情。敝以为可以开设诸如思想史、哲学史之类的课程，把课堂人文教育的重点从间接知识传授转变为传达精神理想上来。从时间上来看，通常在二年级以后就不再有非专业课的人文课程。作为健全人格养成基础的人文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人文课程设置应贯穿大学教育始终。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体育类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不良人格特征，广泛深入地开发对学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学校应彻底改变传统教育结构中忽视健全人格的做法，在教学实践中，要遵循学生的心理变化发展规律，通过各方面地系统教育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魅力，使其真正培养为具有健全的人格魅力，专业技术过硬的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和彦芬．大学生健全人格教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

第4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艺术类人才培养 大学英语 课程模块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7-0068-02

1 引言

钱学森提出“要建立跨学科教育理念，探索适应我国的创新型人才。”对于艺术类的学生来讲，除将少数学生培养成极其专长型人才外，对于大众化的艺术人才培养，必须与市场、行业接轨，培养复合型人才。因此必须保证在学科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强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学生应变社会发展的能力。（钟安华：2009）

目前，我国艺术类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模式变化的要求已经从单纯的“专业化教育模式”向“通识教育”或向“通识教育”和“专业化教育”相结合的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按照国家“宽专业、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的基本原则，在艺术类人才培养中，首先应确立艺术类大众化人才的通识教育基础平台，然后进一步规划艺术专业方向。实际上，通识教育有助于知识整体性的形成与知识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确定宽口径教育的内涵。（钟安华：2009）

2 大学英语教学对艺术类人才培养的作用

从知识领域看，艺术专业教育课程涉及通识类知识、观念类知识、方法类知识、规则类知识、技能类知识等。例如服装专业知识禀赋指标体系包括绘画与造型知识；款式、面料、色彩知识；结构、裁剪、缝制知识；服装设计、历史知识；20世纪服装设计大师知识；企业管理知识；市场营销与消费心理知识；计算机知识；外语知识；其他知识。（钟安华：2009）从这个禀赋要求可以看出外语教学是服装专业知识禀赋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指的应该是英语的“本职工作”属于语言交际层面的知识，是大学英语课程的“个性”功能。而服装设计、历史知识以及20世纪服装大师知识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大学英语与艺术类课程在素质教育中可以分担的“共性”任务，是大学英语教学可以兼顾的职能。

吴鼎民在“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构想与高素质人才培养”一文中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简而言之，就是把英语语言、中外文化和多学科知识系统的溶于大学英语教学之中，把大学英语课程改造成英语语言学习和技能训练、跨文化交际以及通过英语获取多学科基础知识的一门综合性的、多功能的课程。（吴鼎民：2005）因此，不能狭隘地把大学英语教学理解为单一职能的语言沟通能力培养，它在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艺术类人才培养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能够从多方面辅助、促进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有效开拓学生未来的工作与深造，全面提高艺术类学生的整体素质。但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很多困境，还未能有效促进艺术类学生的专业培养，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改革。

3 艺术类大学英语教学所面临的困境

英语学习学科氛围缺失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最大困境。艺术类学生对各自的专业课程学习十分认真投入，但是对于公共课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是因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基本不需要公共课提供直接基础和前提，公共课对他们专业的学习没有直接助益，学生自然没有学习的动力，大部分学生目前的思想认识水平还达不到意识到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度。他们普遍存在着重“技”轻“道”的思想，意识不到公共课在构建自身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加自身的人文修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方面所能产生的重要作用和长远影响，因此，对公共课的学习态度较为被动。（肖莉：2009）对于大学英语课程学习，艺术类学生在问卷调查中给出如下反馈：60%的艺术类学生英语学习主要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应付考试，还有6%的学生表示不检查就不学习就算检查也应付了事。65%的学生表示英语学习的时间投入只是用来完成作业，5%的学生表示专注专业课学习所以根本不投入时间学英语，甚至1%的学生还表示经常逃课。

从学生的角度我们找到了大学英语教学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面有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让学生能够从大学英语教学中受益并认可大学英语教学在其专业课学习、整体素质提高以及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呢？在我们抱怨英语学科氛围缺失，大学英语教学得不到学生重视的同时，是否审视过我们的英语教材有没有真正根据艺术类学生的需求在进行编写呢？我们的英语课程设置中，有哪个课程照顾到了艺术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期望，能够针对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要求以及学生日后职场发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很多事情都是互为因果的，艺术类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忽视了艺术类学生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艺术类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忽视，而学生的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又使得大学英语教学举步维艰。为了摆脱这种教与学的现状，根据艺术类学生专业学习的素质要求和学生个人对于英语学习的需要及时调整、建构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第5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目的:探索中医药大学生人格类型差异,及其不同归因与应对方式,为进行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测查河南304名中医院校大学生,采用卡特尔16PF测验、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应付方式问卷进行测试,对测试有效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所测中医药大学生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P<0.001;四种类型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所测中医药大学生可分为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四种类型,每种类型学生具有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

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与归因和应对方式测查,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调查河南中医学院1~3年级5个专业学生304名,回收有效问卷265份,男生117名,女生148人。其中大一学生90名,大二学生92名,大三学生83名。平均年龄21岁。来自农村222人,城市43人。

1.2　方法

采用问卷法,随机抽样团体测试,让被试完成三个问卷:(1)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包括187道题,16个人格因子。(2)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otter编制,于欣修订的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1]。(3)肖计划修订应付方式问卷,包括62个项目,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因子[2]。

1.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测试数据进行K-Means Q型聚类分析、F检验和LSD多重比较分析。

2　结果

2.1　被试与全国大学生常模16PF测评结果比较结果见表1。

表1所示,男生兴奋性、世故性、独立性低于常模,恃强性、幻想性、忧虑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恃强性、兴奋性、怀疑性、世故性低于常模,稳定性、有恒性、敏感性、幻想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被试人格、归因和应对方式相关分析见表2。

如表2所示,归因与应对方式和人格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归因和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被试人格聚类分析

采用K-Means Q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共迭代10次,将被试分为四类: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遗失2例。对四类进行描述统计、F检验及LSD检验(见表3)。由表3可见,四类学生人格绝大部分因素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此分类较为合理。

由表3可见,a类学生怀疑性、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高,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敏感性、世故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沉默孤独,忧虑抑郁,易敏感激动,即非智力因素较差,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命名为情绪型,共计57人,占21.5%。b类学生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幻想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高,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恃强性、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乐群聪慧,情绪稳定,能干自信,又较好胜争优、自律谨严,即智力和非智力品质俱佳,故称积极型,共计63人,占23.8%。c类学生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高,恃强性、敏感性、怀疑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低,聪慧性、敢为性、独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有恒负责、自律严谨,谦逊理智,即心态平衡,行为稳重,命名为稳重型,共计75人,占28.3%。d类学生恃强性、敏感性诸因素得分最高,聪慧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低,其余因素得分基本处于中间水平,表明此类学生较好强固执、感情用事,行为保守,故命名为一般型,共计68人,占25.6%。

2.4　被试不同人格的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见表4。

由表4可见,各类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情绪型学生多采用外部归因和退避的应对方式,最少采用求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积极型学生多采用内部归因及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得分都是最低。稳重型和一般型学生归因得分居中,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应对方式较多采用解决问题,较少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一般型学生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最高,较多求助,解决问题得分与情绪型和积极型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所谓“归因”是指对人的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进行解释或推测,可分为外部控制点和内部控制点,前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客观条件、社会背景、运气或其他人;后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个人内部因素,如个人行为、个性和能力。心理学家韦纳研究指出,把失败归因于内就会使人产生内疚和无助感;把失败归因于外,就会产生气愤和敌意[3]。心理学家罗特认为多内部控制的个体通常多有不现实的信念,而多外部控制的个体一般表现出较低自尊和较高焦虑。两种极端在社会适应中会遇到困难和障碍。人们的归因在内外两端的平衡过程也是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即归因具有人格上的差异[4]。应对方式指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5]。同一生活事件发生在不同个体身上所引起的应对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面临某一生活事件时,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受到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生活经验、所处环境的影响[6~9]。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及归因和应对方式的测查,可以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从研究结果看,归因和应对方式与人格的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归因与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人格特点及归因和应对方式,采取相应方式教育引导。

从研究结果看,积极型学生情绪稳定,心态积极,聪慧进取,面对困难时能积极解决并适时求助,这类学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受人喜欢和信赖,但多采用内部归因,将事情结局过多归因于个人的行为和能力容易使这类同学在遇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意和挫折时产生情绪困扰,教育时注意培养其平和宽容心态。稳重型学生自律严谨,谦逊理智,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积极解决,这类学生心态较平衡,能较好地适应学习和生活环境。一般型学生有着年轻人常有的感情用事和好强固执,同时智商一般,行为保守,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适时求助,但多采用自责、幻想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他们心智健康发展,教育时对他们有必要进行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其良好思维和行为习惯。情绪型学生沉默孤独,忧虑紧张,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面对不如意环境时怨天尤人,认为事情结局主要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社会背景差或其他人影响,不是去积极解决和求助,而是退避,自责、幻想和将其合理化。这是一类不易接近却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学生,应该是教育者重点关注和帮助的对象,对于他们不仅进行情绪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积极心态和良好行为习惯,还有必要进行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生活中表现出成熟的行为方式和稳定的个性特点。

参考文献:

[1]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30-332.

[2]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09-115.

[3]孔令智.社会心理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4]俞国良.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Freud A.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M].London:Hogarthpress,1937.

[6]Bolger N,Zuckerman A.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Personality inthe Stress Proc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890-902.

[7]McCrae R R,Costa P T.Personality,Coping,and Coping Effectiveness in an Adult Sample[J].Journal of Personality,1986,54:385-405.

第6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研究；实证主义；人文精神；融合；追求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QIU Jun

（PEDe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ature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sports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positivism， it discussed how to participate the investigation by oneself， how to observ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etail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humanism，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value the theme when selects the research topic， how to reflect human touch in research， and how to express to show human feelings. In the e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Key words：sports anthropology； research； positivism； humanism； integration； pursue

体育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特性上讲，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必然要受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其目的是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因此，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奉为圭臬和法度的实证主义当然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石。然而，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同时，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特性使然，不能不关怀人，不能不关怀人的过去，人的现在，人的未来。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和人文色彩。那么，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番思考。

1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学，自培根（Francis Bacon）批判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强调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导归纳法，以及牛顿建立古典物理学以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谓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经验事实为起点，通过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观察后形成研究假设，然后验证研究假设，经过验证被证实，形成科学知识。概括地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实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成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科瑟，1990），企图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真正的“社会科学”。那么，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除了重视研究中定量数据的收集、挖掘的客观性、规范性，使之与定性分析解释更好的结合起来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以亲身参与和体验作为研究的基础 田野方法被称为是人类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学标志。体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作为母学科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体育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田野方法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在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这是因为体育人类学和其他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都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去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首先需要亲身参与和体验，需要介入和观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身参与并付诸于现场的实践，以获得研究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以亲身参与和体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基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要先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写出人类学论著来，强调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马林诺夫斯基反对老一代人类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人类的历史，坚持作为一种文化科学的人类学，必须经过亲身的观察，才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才能避免本民族对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如此，体育人类学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戏的历史民族学；濑户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的赛牛；威廉姆·盖尔纳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赛“波卡波卡”（参加比赛者用橡胶制的球滚进指定的地洞中，比赛者不是用手和脚控制球，而是用膝盖和臀部来处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认为是篮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遥远的现场，进行调查找寻最直接的遗存和遗迹。体育人类学为研究人类体育的遗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为田野工作而设计的调查方案和问讯的步骤，都是和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相吻合的。

12 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必须对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人的观察，做到客观准确、深入细致，这种客观准确的观察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看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人类学者的研究都十分关心“别人的世界”，这种“别人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与研究者不同的别人的文化处境，就是对“他者”的关注。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距离，研究者与他者的空间距离在客观上为研究者的准确观察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在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上，人类学还强调“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与客位来自于语言学，原来指使用一语言者对于另一语言的细微的语音区分。在人类学中主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被研究者）对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研究者）对被观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释。客观准确的观察在第二个方面的反映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资料和情况。体育人类学中的人，无论是观察者（研究者），还是被观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会中，这种文化和社会对具体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现实的，因而对其影响也是真实的、深刻的、观念性的。反映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容易发生文化局限性现象，也容易产生“非我族类”的偏见，以及文化等级主义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要摒弃这些偏见，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做到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都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现实情况”。

13 追求对细节的关注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对细节的关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学研究手径的重要体现。一个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对研究资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还需要有对研究资料细节的关注。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和观察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发现。例如：2001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对法国阿尔卑斯地区毕西仰枕市（BrianQon）一个村庄——圣安德烈山村的人类学考察，他从一个法国大学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买一块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这位外地教授的到来，当地村民表现出了反感。通过这一事实进一步观察当地的村民，发现法国农村的村民与王铭铭研究过的中国农民有很多相近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小农意识”。这样的发现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进而获得重要研究发现的范例。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对波利尼西亚的三文治群岛社会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岛盛行比赛活动，居民对很多比赛活动相当热心。三文治群岛是未开化的社会，正是对这盛行比赛这一细节的关注，为未开化社会也存在闲暇和文明这一观点的立论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当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并不是忽视对研究课题的总体把握，而是在围绕研究主旨的前提下，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念，不放过研究中心微小的细节，微小的证据，通过对微小的细节、微小证据的考量，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为深层的探索和考察。

2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对应的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强调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强调对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强调对生活意义和生存意义和追求。人文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灵魂，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生命的维护和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和关怀。它与科学精神在研究的着眼点、意义与功能、以及表达的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就体育人类学而言，检视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选题中的人文价值，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怀方面。

21 重视选题的人文价值 和人类学一样，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选题通常会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化，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文化景观。选题中关注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关注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不是猎奇，而是关注这些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的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谓人文价值，是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它对人所具有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对人所具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当然，人文价值的表现和阐发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它反映在体育人类学上也是具体的，反映在研究选题上也是具体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体育人类学作为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体育活动，或者说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人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来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体育活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它对人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所反应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

体育活动中有比赛，体育人类学也研究体育活动中的比赛，在一项具体的比赛选题的研究中，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记述和描述具体比赛是如何进行的，它还会注意到具体比赛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例如：人类学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尔森岛的茨那克村爱斯基摩的比赛游戏，发现这个岛上的竞赛活动目的不在于战胜其他人，而在于发挥自己的最好本领。这些爱斯基摩人特别喜欢不计胜负的弹球游戏，把它当成发挥自己技术的场所。比赛并不看重胜负，为什么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体育比赛不计较胜负？林耶格研究发现，这是因为这里人们长时间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战斗，已经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他人。因此他们都奉行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竞争性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比赛活动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作为研究者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对人的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怀的人文情怀，是很难发现也很难解读这样一种特殊的体育比赛现象的。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庄的棒球：古老巫术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传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庄的过程中，指出棒球这种新的体育竞技项目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术用于医治目的手段。美国一位体育人类学者的《种族、认同、体育：延续的权力》的选题，则着眼于体育对于印第安人维持自身种族独立性所起的作用，体育有助于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其他种族对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对自身种族进行意义再造这样的人文视角。又例如，邓宁·埃利克得在《文明进程：民族独立的曲线与现代体育的发展》的研究中将现代体育的发展纳入民族独立发展这样一个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它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就现代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选题的人文价值和研究意义一目了然。上述学者所进行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无论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也无论是个案的研究还是族群意义上的研究，选题虽有不同，但都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存在的价值，即选题中的人文价值，这正是体育人类学研究选题中所追求的本质意蕴。

22 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关怀。那么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呢？具体地讲，就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还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仅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而是还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联系及其相辅相成；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物质层面的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兰学者伊斯图·洛皮亚（Lsto Ruopplia，1974）“游戏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戏和儿童认知能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化和情感的发展联系起来。苏恩·那格波（Soren Nagbol，1994）的“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的研究，侧重研究环境与生活在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上的居民身体经验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体现出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的人文关怀。阿兰·麦特卡夫（Alan Metcalfe）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英国北部的一个个案研究：1850-1914年体育设施的发展》的论文，这样一个选题乍一看起来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研究英国北部地区体育设施发展，但实际上作者在研究中将体育设施作为一种物质和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通过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会背景的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体现出了学者的人文关怀。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土著人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在考察特罗布里恩土著人节庆中的娱乐舞蹈消遣时，并没有就娱乐舞蹈消遣而描述娱乐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土著人酋长将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种合法名义接受的平民捐献，又以节庆时的赠礼，在娱乐舞蹈时赠送了出去，从中发现了这些活动背后更深层的生活意义，和维系情感和权威的社会意义。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 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怀 人文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学识、修养、人格情绪的综合体现。人文情怀包含三个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将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视角去思想问题，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强调物我交融的境地，追问物我交融的意义。人类学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笔触和人文情怀是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论文的撰写上倾向于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描绘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性的叙述。在对相关事实的解剖和解释上也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以数据说话不一样，描绘解释，披文入情，注意与事实相关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义。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类与体育相关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绘体育中人类活动的抉择；借助文字剖析解释体育中人类生命的意旨和意义；借助文字对体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视，这一切的叙述都需要研究者倾注于人文情怀。例如，体育人类学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比赛，比赛是情绪表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比赛的展开往往和当地民间的故事、音乐、戏剧、绘画紧密相关，对于这些比赛的描写，体育人类学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去描述。又例如，体育人类学要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比赛或特有的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渲泄情绪的功能，由比赛和体育活动所提供的释放因生产、婚庆、葬礼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带来的各种情绪的机会，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视。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应有之义，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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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1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Estellie 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一书。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颇有争论。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 H.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Patricia M.Clay和JohnJ.Poggie 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类学家James R.McGoodwin、John J.Poggie Jr.、Richard B.Pollnac和Rob van 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 M.Acheson）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2l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第8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设计;视觉传达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53-02

一、人类学概念简述

关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在各种发展程度的文化的科学，包括人类的躯体、种族差异、文明、社会结构，以及对于环境之心灵的反应等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解释人类学事实的唯一途径是说明它在一定文化中正在发挥的功能，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把握文化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的比较方法意义不大。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这个个体。更深层而言，这种研究不仅仅在于人的躯体构造之理解，而是人类所有思维与想法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即是人类学最根本想解答的问题。

在刘佳老师所著的《工业产品设计与人类学》中，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划分为两大类：（1）对人的生物面、自然面的研究，如人类体质学;（2）对人类文化创造力方面的研究，如考古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等。

人类学对于人的生物面自然面的研究，研究人类身体的体表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研究人的种族的分类、体征差异的意义，让人类对自身物种有了更具体的认知，扫除了一些人们对其他种族的歧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同时，体质人类学对人的各种自然属性的研究，给与设计相关的人机工程学提供了数据和理论基础。

设计也属于人类文化创造力的范畴，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学科研究都涉及了对于设计相关范围的研究，或者说，是对设计物的历史的研究。

二、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人类学观测点

设计，“是针对一定目标的求解和决策过程”，“它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基本范畴”。这里所指的设计范围比较广，将设计描述为一种与人类的思维有关的、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的独特能力，人类凭借这种能力改变着自身与外界的关系，人类的全部创造活动都被纳入设计范畴。

艺术设计是设计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其目的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改善人们的生活。艺术设计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有别于传统的艺术门类。同时艺术设计也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审美标准也随着这诸多因素的变化而改变。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反过来又作用于生活。与人类学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它们研究的中心都是人和人的生活，大到空间环境，小到衣食住行，都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只不过人类学更侧重对案例的分析思考某个事件产生的影响、总结它的意义，而艺术设计则是以具体的创造活动来关注人的生活。平面设计作为艺术设计的一个分支，同其他设计一样，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在现今的商业社会中需要艺术设计与创作理想的平衡，需要客观与克制，需要借助设计作品，传达委托人想要表达的信息。平面设计的关键之处在于发现，只有不断通过深入的感受和体验才能做到，打动别人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设计要让人感动，足够的细节本身就能感动人，图形创意本身能打动人，色彩品位能打动人，材料质地能打动人，把设计的多种元素进行有机艺术化组合，让设计品直接或间接的发挥改善人们生活的作用。当然，平面设计的定义是泛指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一般透过多种方式来创造和结合符号、图片和文字，借此做出用来传达想法或信息的视觉表现。平面设计师可能会利用字体排印、视觉艺术、版面等方面的专业技巧，来达成创作计划的目的。平面设计重视的是视觉刺激带给人们的感受，又被称为视觉传达。

三、平面设计因素在人类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不是二十世纪后期快速发展起来的商业广告艺术才算平面设计，从远古的拉斯考克山洞岩画开始，平面设计就逐渐登上了人类的历史舞台。最初的平面设计只是通过图画的形式来表达人们的需要或愿望，成为记载重大事件的手段。后来各个部族之间为了区别彼此和显示自己的势力范围，人们开始制作专属于自己部落的图腾，用特殊的纹样装饰自己的身体，在陶土器具上绘制抽象的图形，通过纹样来区别器皿的用途和使用者的身份，这应该就是最早的CI设计了。平面设计是与人的生产创造最早开始的艺术形式，和与巫术相关的音乐舞蹈不同，平面设计这种艺术形式更具有实用性，并是基于某种人类最初的生存本能需要而衍生出来的，即人类不再像动物一样用气味区别敌我，而是自行创造了一种新的途径――平面设计，只是后来人们的生产生活分类层次复杂化了，将之上升为艺术，但平面设计的基本功能性并未由此发生变化。

人类学的研究也包含了对艺术定义的讨论，罗伯特莱顿也曾在《艺术人类学》中有所提及：“艺术是一种难以定义的现象。”莱顿一直在通过对各原始文化的艺术形式研究探寻这个问题，他也从中总结出了艺术应该可以满足“实用的、令人愉快的意图”或“美好的形式”这两种检验艺术是否只为艺术的标准。鉴于人类学对于艺术的定义，视觉传达这门学科的理论甚至视觉传达的被定义本身就成为了人类学对于艺术的研究的一个更具体的参考。

这用一个视觉传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就可以解释清楚，即视觉认知是人类智能的关键与中心问题，“人类的想象世界一部分脱离了真是世界，而这一部分形式与现实世界形式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使我们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创造性思维是在抽象性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假如不存在人类的抽象活动就没有人类的创造活动，抽象活动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可以说，人类的现代文明的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抽象形式中产生的，比如各门科学的理论体系构造，比如最初的艺术，包括理解和认识，都是人类的抽象思维形式。这类形式的产生，进发出另一种形式的产生，这就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从唯物的观点出发，人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材料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思维不可能是空泛的思维，而是对外界事物逻辑的组织构想，即便是抽象思维也是如此。所谓的创作，也就是源于外部的刺激，是人类作为思维的主体对外部世界做出的反应之一。视觉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窗口，所以不难理解人们最初的艺术创作也大多是为从视觉上获得心理满足和传达视觉信息所做。

比如古埃及的壁画艺术，以恒定感为特征，人们通过这种对恒定感的表现，寄托对于永恒的神秘力量大的追求。壁画同时也担负着记录历史的作用，同时表达对自然的膜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当时的文明成果的骄傲。的这样的艺术并不完全是为现实的人所创造的艺术，它具备普遍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书面记载，用以维系信仰和整个社会的精神。壁画的内容包括法老日常生活的记录、重要仪式的记载、各种神灵的故事、亡灵和生命的故事、甚至还有类似于木乃伊的制作工艺过程这样的记录，这种壁画艺术不应该单纯作为美术被认识，每个象形文字和图画背后都具有丰富内容的意义。这种壁画从直接的视觉感受上带给人庄严肃穆的气氛，体现着古埃及的社会精神体系和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并且体现着古埃及文明的宏大而细致、庄严而温和、肃穆而明朗的艺术气质。通过对这些直观的视觉信号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窥探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缩影，人类的每个创作品都蕴含着其本身对事物的理解和愿望，特别是那些专门被创作出来只为了吸引关注的东西，部分的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价值取向，是研究该时期人类文化的便利途径之一。

19世纪晚期开始有了平面设计与美术的划分，不同于通过模仿自然抒发作者主观情感的绘画艺术，平面设计的重心开始向迎合大众内心愿望的方向发展，这种迎合产生于平面设计自身的作用立场，所以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中出现的意象一般都能代表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作用，与早期人类在巫术图腾中表现出的愿望没有本质差异，只是随着类人的进步变得更复杂精细、没有那么直白罢了。举个例子，时代愿景的发展方向可以从不同时期海报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对比中可见一斑。较早前的海报设计元素一般比较固定，画面一般使用有魅力的人物或自然景物装饰为衬托，需要推销的东西作为主体，根据内容风格的不同装饰物和文字字体做些调整，有比较固定的模式，构思和表现手法依旧是艺术型为主，比较讲求绘画的技法，通过形式美感，给人一种比较单纯的吸引。然而海报艺术发展至今，已经跟最初的形式线条美感相去甚远，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生活也得到丰富。经历了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表现主义等大批现代主义的艺术派的洗礼，加上商业文化的不断渗透，海报的表现手法和侧重点都起了不少变化。再也没有人去刻意欣赏无意义的繁复花纹和美女了，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很少再有大段的介绍文字出现了，人们在海报上停留的注意力最多几秒，有时就连“人”这个形象的出现也被工具化了，海报的重点变成了强调视觉冲击力，旨在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记住内容，不顾一切的凸出重点，商业海报尤其如此，暗示着紧蹙的生活节奏，充当着都市丛林的图腾。

四、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对当代设计现状的反思

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的时候想必也见证过了各种传统文化的凋敝，这些文化是否应该受到保护？人类学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无论生产力发达与否，文化的价值是同等的，要改变现状就不能忽视文化流失的风险，那么生产水平落后的文化是否就应该甘心成为生产水平先进文化的灵感激发物而守旧成为“为他者的文化”？均衡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扩张是人类发展初期的必然规律。看似无懈可击的存在方式未必就是正确的。那么怎么才能保护那些独特而珍贵的文化不受侵蚀？怎么才能在混乱的前行中留给人类一个反思自身的空间？很多人持不同的观点，人类学目前所做的努力好像也不能面面俱到的解决问题。

设计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将人类的生存哲学通过对于理念的展示给人们，提供正确的引导思想，至于文化的多样性保存等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朱铭.设计学与设计史论纲[A].张道一.艺术学研究[C].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3]刘佳.工业产品设计与人类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第9篇：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导演艺术;人类学电影;叙事;场面调度;实践

作为艺术的电影（特指情节类电影，不包括纪录电影）以极具个性化、风格化的作者烙印，参与到泛文化审美范畴中去，并在其中以自身感性的力量传递情绪、情感、信息与思想，具备艺术价值的各类作品，皆可被称为一种被编码的“情感激发器”。这种“情感激发器”借助其所凭借的媒介材料，以感性的、形象化的视觉、听觉或视听综合文本诉诸受众的感官体验，在近似“无我”的状态下，将感官的刺激置换为信息的接受，从而最终实现艺术作品的交流性审美价值。

在电影领域内，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作者论，赋予电影导演与作家等同的艺术地位，该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形式和风格是影片导演艺术实践能力的体现，导演作为影片的创作者，具有唯一性的地位，并对影片的最终评价负有全部责任。在电影艺术史中，对于作者论的观点，一直存有不同意见，部分意见认为，电影的工业化性质所造成的集体创作性决定了导演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所有成就据为己有，而业界内的各专业奖项的设置，也胜于雄辩似的将一部电影的其他摄制者的成就予以肯定。时到今天，电影作者论观点已经逐渐淡化了其初现时的锋芒，而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各产业内部的分工观念也成为业界常识。不可否认的是，在电影的创作机制中，因业态分工而导致的权责范围，始终赋予了一部电影的导演以绝对的话语权柄，而作为艺术的电影的审美价值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导演的艺术素养、艺术判断、艺术创作力密切相关。

在高等院校影视专业相关课程设置中，电影导演艺术是一门专业必修课，究其依据，乃是与导演在整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学生是否养成了有效的导演创作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整个影视专业教学的成效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导演课程教学的效果，对影视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标识意义。在经过了视听语言、摄影摄像、编剧、表演等专门课程的讲述与实践后，学生们亟须以完整的作品形式对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全面的实践与检验。尽管上述各门课程，在日常教学中也会安排一定的实践教学，但主要是以单项训练为主，一些课程，更是偏重于理论学习，因而都无法以较为完整的作品形式检验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影视专业学生学习的后半阶段，开设导演艺术课程，让学生们以“大影像师”的视角，全方位地对自己所学知识予以实践化的应用，将自身的艺术体验转化为有意味的艺术形式，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必然性。可以说，电影导演艺术课程的开设，是相关专业学生从技艺的学习掌握到艺术上的创作表达的转化环节，是学生们探索自身艺术风格、训练自身业务素养的必由之路。尽管导演艺术课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具体操作中，却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难。鉴于影视艺术的工业化特征，在引导学生们进行导演创作实践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制片方面的掣肘。一方面，学生们的导演能力是检验学习效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数额不菲的制作开销成为有创作野心的学生的现实瓶颈。因此，选择一个合理的领域，让同学们既能够进行充分的影像表达，又能够以较小的开销成就一部有意义的文本成为高等院校影视艺术教学必须考虑的问题。影视导演艺术教学的任务与目标，不仅仅检验学生们对已学习过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更在于通过一定的创作途径，拓展学生们的艺术感悟能力、艺术鉴别能力、艺术生成能力及艺术转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既具备相当的深度价值与文化意义，又相对较小地依赖于制片规模的人类学纪电影摄制实践，可成为一个有效的创作途径。

人类学是当下人文社会学术研究领域内的显学，它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摒弃了概念推断和形而上学，以“接地气”的方式与广泛的社会生活建立起知识性联系，在通过自身的观念与成果就所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予以积极构建的同时，亦反作用于研究者自身，它与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平等、准确、科学的交流机制。影视人类学被学界认为是人类学的一个跨学科性分支，其工作方式上将影像手段引入学科的研究之中，使其或作为相关田野工作的记录手段，或以文本的形式对研究成果予以确认。影视人类学范畴下指导摄制的影视作品为人类学指导下带有真实记录性质的人类学电影，这一类型的影片为确保其人类学的意义，经过学界、业内几辈人的实践努力下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制作原则对于电影导演艺术这门课程的学习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电影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转喻文本，其实质为对“人的世界”展开的创造性的媒介表达。依照挪威学者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的观点，“具有人类学知识的人在理解他们的社会并作出合理判断方面处于上风”，引导学生展开人类电影创作，训练其对拍摄对象的分析能力，是有十足的必要性的。

具体而言，电影导演艺术课程的培养目的，在于对表达主体的感知能力和操作能力的训练。对这两项技能的训练可以划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即情节叙事（编剧）和场面调度。科学合理地设置人类学电影实践环节，可以以较小的物质投入，有效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电影导演艺术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应当具备出色的故事理解能力，并且能够通过对剧本的阅读，发掘出剧情中人物独具魅力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从而在作品时空综合的描写、并列和叙述呈递关系中，有效地塑造人物，合理地安排人物的行动范畴。这既是对创作者的素养训练，也是在传递故事内涵，寻求广泛受众的基础。在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的理论守则中，特别强调了文化理解观念，依据黑德尔的观念，摄影者应当“对现实发生事件的真谛有确切的把握，他才能更好地理解并保存其美的特质”。在电影导演创作中，不管是塑造人物，还是安排人物的行动范畴都必须建立在对规定情境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在上下文的关系中，对情节展开有意图的聚焦，才能有效地实现影像表述的各个层次。对于这方面能力，囿于社会阅历的局限，对于一般的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如果合理设置一定的人类学电影摄制环节，让学生以综合信息场的理念展开影像实践，以纪录片制作的形式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贯彻人类学文化理解原则，准确发掘被拍摄人物、被拍摄环境、被拍摄事件的内在能动关系，可以让学生更为直接地以经历的方式，接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文化建构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学生即便暂时无法迅速地提升自身的理解深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对事物产生有效理解的工作模式，直观地体会到规定情境下的意义生成机制，进而为更为准确地把握剧本内容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从本质上看，不论是电影的世界还是人类学的世界，其公认理解的意义部分都是相同的，都是人的意义，都是人的行动意义，都是特定语境下人的行动意义。电影导演要做的工作是行动中呈现事件，以动作塑造人物，最终产生一个可供理解的视听样式，而在受众理解之前，它的创作者应该首先能够就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掌握，因而科学、合理地设置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电影实践活动，训练学生们对人、事、物意义生成的准确把握能力，将会对他们日后电影化的影像创作产生积极意义。

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应当具备过硬的场面调度能力，能够将剧本以文字形式表达的内容转化为形象化的视听语言。场面调度是一个内涵较广的概念，包括视听化的诸多设计领域，如，演员调度、摄影机调度、光影安排、场景选择、服装设计、道具选用、化装安排、声音录制等方方面面，这些方面都在影片的编码体系中担负着一定的表述功能，承担着动作叙述、内部动作外化、氛围提供、视听隐喻、象征与揭示等具体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场面调度的各项元素皆具备相当程度的“演出性”。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在场面调度诸多元素中，人类学电影摄制理念中的文化调查观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在人类学电影的摄制中，严谨的制作态度要求拍摄者利用摄影机对所拍摄环境中包括人与物在内的各项元素予以检视性的呈现，借助被拍摄对象所蕴含的各项观念，“展示人的心理性格，昭示其文化变迁、传承以及嬗替的情形”，最终得以构建起接近事件（情节）本质的象征性“现场”。学生们在人类学电影摄制过程中，所制作的各类象征性“现场”即为罗兰・巴特所主张的第二秩序符号学系统的具体化表现，即制作一系列能指的所指。这种制作能力和制作观念一经养成，则会在学生们日后的情节类电影导演创作中形成能动的细节处理意识。导演场面调度的终极目的是创作出一个有意义的样式，这个样式的意义源自于场面调度各元素的通力协作，只有各项元素背后所蕴含的观念被发现，并且被有效地应用于影像意义构成，它们的演出，才能成为可能，影像之于叙事的本体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导演在一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其能力和素养须达到较高的水准，以保证影片在艺术上的成功。电影自定型以来，一直以综合艺术的面貌示人，为了能够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影片，对导演艺术的教育和训练一直保持相一定的广度，除了电影艺术本身外，文学、绘画、音乐、建筑、戏剧、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也被涉猎进去，此外哲学、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也为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综上所述，作为当下显学的人类学，其在导演领域内对创作主体艺术素养的形成、艺术判断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塑造能力，在其科学实证精神指引下人类学电影创作活动将会为电影导演艺术教学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实践途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