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变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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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尽管对话会的主题被定为:“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挑战与机会”,作为以研究劳动力市场见长的经济学家,斯彭斯更关注中国人口红利的衰减以及快速的城镇化步伐。

    斯彭斯认为,城镇化是现代经济的根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如何让城镇化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是当前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

    2001年,迈克尔·斯彭斯、乔治·阿克尔洛夫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长期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探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启发。据媒体报道,他曾受中央高层邀请,负责对“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汇总评估。

    在参加颐和园对话会间隙,斯彭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就中国在城镇化方面遭遇的挑战,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城镇化必须通过带动就业增长,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视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一些经济体经历‘坏的城镇化’,是因为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涌入城区。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城市须有公开透明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斯彭斯说。

    中国已过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刘易斯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 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具备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消除这一点,一直在经济界存在争议。而斯彭斯认为,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将消失。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经济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已到和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

    斯彭斯: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依靠从传统行业通常是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巨大的劳动力供应,保证了劳动力工资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当你想提高劳动力工资的时候,总有新的竞争者来填补你的位置,所以工资总是上不去。刘易斯拐点就意味着这种情况停止了,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了。

    这样的话会提高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力,使得GDP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更为合理。如果中国经济想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好的事。

    我认为中国年轻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不像印度、拉美、非洲,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中国可以通过修改政策来改变情况,比如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政策的放开等都会使得人口生育率上升。只要中国的人口不因此“爆炸”,这些政策调整都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新兴经济体中,人口红利确实是经常出现,但人口红利是否存在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只是人口众多,但是经济发展模式无法创造或新增就业岗位的话,那也不会有人口红利反而会令人头疼。

    中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约82%是农村人口,现在大约50%。当然这一数据仍有争议,因为这取决于农民工身份的界定。但我认为当中国成为完全现代化的国家的时候,中国可能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所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发生过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再有那么多了。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您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什么挑战和机遇?

    斯彭斯:我想近些年来,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积极的方面,虽然工资上涨,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上涨带来了压力,但是这是好事,因为收入上涨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处于比较好的形态。

    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不是这样,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僵化,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使得产业的适应性、灵活性不够。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有不平衡的情况,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得比较快,但是高端劳动力市场比如大学生工资上涨比较慢甚至还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但这种不平衡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不平衡可能是由于其他经济问题引起的,比如金融领域的问题,未来这些问题能否被解决,取决于中国现正在进行的深入改革的方案什么时候能够贯彻完成。

    《中国经济周刊》:您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您怎么看待近期中国的城镇化在改善国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

    斯彭斯:实际上中美两国都有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从最近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这个问题正在好转,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工资上涨,此外本届政府的改革注重民生。在中国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就有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就是要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无论收入水平高低和所处的地域在哪里都能享有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当然这不可能是朝夕之间就做完的事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内容。

    另外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腐败、滥用权力,特别是涉及到土地问题,我知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也要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最终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当土地的使用权发生转化的时候人们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化的价格赔偿。

    中国应吸取俄罗斯的国企私有化教训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今年2月,中石化宣布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销售业务混合所有制经营。此后中冶集团、上海国际集团等大国企也相继宣布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斯彭斯认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防止国企全面私有化。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近期启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近期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您对这一改革有什么看法?

    斯彭斯:国企改革需要很长时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企业规模如此巨大,致使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中国的国企不能全盘私有化。中国政府、决策者希望以大规模的投资和比较好的收支平衡来抵御可能遭受的经济冲击,而这就需要中国国企的帮助。

    凭借这种模式,中国经济发展能保持平稳发展,而一旦国企私有化,就失去经济的“维稳力量”,这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俄罗斯的私有化就没有搞好。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资产,民营企业没必要全部进入控股。国资委可以减少对每个公司的控股,但是可以保持对多个公司的控股,我称之为多样化战略。这样国资委实际控制的资产还是那么多,但是你可以控股的公司数量却很多。然后政府可以利用部分国有资产来支持社保养老体系,可以做好多事。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国政府可以认真考虑怎么来盘活手中的国有资产。

    除少数特殊领域外,总的来说保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相互有竞争是好事。政府管理好国有企业,并保证民营经济合理进入,从而产生竞争、推进创新,这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斯彭斯的学术贡献:

    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

第2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4-0024-04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中国政治、经济跃居世界前位的今天，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作用越发凸显。具有五千年优秀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以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彰显与践行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作为中华文化的推介平台与扩音器，出版在文化“三自”中更应该实现其历史承担。但是，作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文化产业重要一环的出版业，与影视传媒等热门行业相比，地位与经济收益还明显处于劣势。“出版文化的高地建设，需要出版人的理性和坚守。口号与纲领能给人以鼓舞和信心，但作为出版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出版人注重的应是精神的凝聚和脚踏实地的行动自觉”[1]。文化强国需要出版创新，出版创新需要编辑对于职业的持守。新闻出版署原署长于友先指出：“队伍问题仍然是促进繁荣的核心问题。……新闻出版事业对于队伍有着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学有专长，而且要有品格和境界。”[2]由是，在现今文化自觉时代，我们不得不重申和重视编辑的人生境界修养这个关系文化强国的重要议题。

1　在耐得寂寞中持守

编辑，《辞海》如是界定：“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编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编辑人员“幕后英雄”的角色。作者与编辑工作者，虽然为同一文化产品付出努力，但一旦作品出版面世，二者获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却有天壤之别。经济效益人所共见，我们暂且不谈。仅以署名而言，不管是书籍的出版，还是报纸杂志的出版，作者的署名必不可少，且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绽放光彩（当然，作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这无可厚非）。而责任编辑在哪里？图书的编辑，一般只默默地出现在封底及版权页中。学术期刊编辑的署名，在没有实行责任编辑制度之前可有可无，现在实行了责任编辑制度，编辑的署名或者出现在文章最后，或是在杂志的扉页上集体出现。这种作者与编辑的显隐差别，暗含了编辑的角色地位。编辑实践证明，常年身居幕后的编辑，正是因为这种寂寞的持守而被歌颂：编辑是辛勤的园丁，扶植、培育百花开放，自己却不争春；编辑是精细的裁缝，终年补绣缀锦，奉献给别人知识的新装，却从不要人回报。这些被歌颂的美德，内涵之一就是在寂寞中持守。

在寂寞中持守，这看似很平常的话，其实践行起来难度相当大。在转企改制和数字出版转型的形势下，出版创新与出版自强需要复合型、创新型、实践性、开拓型的优秀编辑人才。但是矛盾在于，具有这样素质的优秀人才，往往不会选择出版作为职业，或是虽然选择了出版，但其精力主要集中在“自留地”上，“八小时之内，干公家的活，八小时之外，干自己的活”，其优势难以在出版中发挥出来。这样的局面，就其根本来讲，就是耐不得编辑的寂寞。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所广一指出：“优秀的编辑人才，既要求综合素质高，又要求能耐得住寂寞。然而，现实往往是综合素质高的人思维比较活跃，却耐不住寂寞。”[3]

编辑，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绽放。这在古今中外皆有鲜活的榜样。在国外，可以冠以“伟大”称誉的狄德罗，竭尽精力编辑《百科全书》长达25年。《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的百科宝典永载于世，狄德罗的名字也永载出版乃至人类文明史册。在国内，这样在寂寞中守护人类文明之花的出版者，如邹韬奋、叶圣陶、赵家璧、范用等老一辈编辑家，他们“书里乾坤一生情”，其耐得住寂寞的持守，让他们经手编辑出版的“书比人长寿”。耐得住寂寞的持守，究其实质，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是“兼济天下”的抱负。这些出版界的楷模，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总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寂寞担当。正是因为这些出版界前辈“俯首甘为孺子牛”，才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绵远与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他们甘于寂寞，才留下了如臧克家在《有的人》中所提及的“死”与“生”的辩证。甘于寂寞的，虽死犹生。反之，则是为编辑一生的悲哀。这也是现在所提倡的要培养“大编辑”的用心所在。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精神贫乏与物质贫乏都不是社会主义。出版业作为内容产业，它所提供推介的，是中华民族世代绵延的文化精髓，是使中国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脊梁。缺少这种精神文化，就只能做这个世界的应声虫，诺诺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就是经济再发展，没有文化作为精神辅翼，也难以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编辑，正是这脊梁的支撑者与维护者。没有甘于寂寞的持守，编辑何堪担当民族脊梁的重任？

2　在甘于奉献中担当

第3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稳增长；调整结构；增长方式；垄断部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结构；节能环保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06-03

一、关于稳增长

这次稳增长与2008年保增长有重大区别，主要有五个区别：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稳增长的目标是7.5%，这次稳增长的底线是经济增长率7%。这个目标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这个目标同过去的确保8%的目标有很大不同，这个目标必然引起我国出口、投资、消费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第二，中央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更加关注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与结构的“红利”。第三，就是这次在投资上不再像2008年那样全面开花，而是有重点，比如说在基础投资上选择了四个重点，即：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以及城际间的高铁。这四个重点是短期与中长期的结合，它不仅对稳增长以及以后的长期投资都有重要意义，即在投资上不再搞全面启动的大一统方式而是强调重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注重这四个重点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资。第四，这次的投资不是简单地强调政府投资，而是强调启动社会资本投资，所以强调放开垄断性部门，要社会资本进入，在这样的领域要形成混合性经济形式，更加强调在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更大程度上向社会资本开放，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结合，强调在政府负债过高和货币供应量太大的条件下，更加关注盘活存量，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确保经济高效益地增长，而不至于为了增长而引发通胀和政府高负债。我们不再简单地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的存在，或货币的多投放，而强调在不增加政策负债或不增加太多的货币投放的基础上实现稳增长，所以要去杠杆化去行政化，就是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像2008年那样高负债或货币大量的投放。稳增长已经开始起作用，2013年第三季度我们经济实际已经止跌反弹了，即第一季度7.7%，第二季度7.5%，到第三季度7.8%，估计第四季度应该还在7.7%左右，这就是增长政策已经开始见效了。但是这次稳增长还有个不太牢固的地方，主要是从这次的稳增长分析发现，增长抓手主要还是靠投资，消费、出口在这方面的贡献，仍然处在不太稳定的状态。未来怎样促进出口、消费，仍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持续稳增长的路径还需做考虑。

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

大家知道，经济结构调整分为同期性结构调整和升级性结构调整，我国此次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升级性结构调整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调整，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结构调整，尤其是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到房地产产业、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和生产服务等）、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资源类产业等（包括能源与原材料）等五大产业。第一，房地产产业。房地产产业的调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短期的政策，而要重点分析市场和政策各自的功能哪些属于市场来管，哪些属于政府来管，应该理清楚它们各个关系、定位，同时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逐步由“一刀切”的管理，转向分类指导系统管理。第二，制造业需要升级调整。因为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分为传统制造业，现代制造业，那么对传统制造业未来调整方向主要有二个：一个是产品升级换代，一个是产业转移，对现代制造业的提法叫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现代制造大国，但是我国是一个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既然我们是

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当然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了，提高现代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第三，服务业。之所以谈到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在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比重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比重的档次，我国现在服务业比重偏低，再加上服务业是最大解决就业的行业，最少消费资源的产业，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消费服务主要包括餐饮和商贸、养老消费、儿童消费、信息消费；第二个是商务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投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各类投资咨询公司等；第三个是生产服务，如设计类等；第四个是精神服务类，比如娱乐、影视、旅游、文化服务类。所以这次提出发展服务业是全面性的发展，不再是简单注重所谓消费服务，而是全方位提高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比例。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有七个要点，它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等。经过一年多实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技术问题，任何技术创新都可使这七个要点发生重大调整，例如：美国页岩气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中国光伏产业、煤炭产业的巨大冲击，因为每一次世界性技术的发现将会影响到这七个要点，也预示着未来这个产业的调整。而中国也会把更多力量放在技术创新上。第五，资源类产业。它涉及到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类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够的。按照现在7%增长率算下来，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消耗能源最大的国家，在资源不够的条件下，还要完成我国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整合世界资源，中国虽然强调在资源整合中实行双赢原则，但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与世界利益结构的博杀，因此这类产业变动，它不仅涉及国内问题，也将涉及国际问题，它是更为广泛的一种调整。但整体来看，我们这次的调整很快就会到来，调整的代价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与银行坏账的关系，截至2013年7月，坏账最多的是江苏省、浙江省，结构调整导致大量坏账上升，这是需要警惕的，结构调整与呆坏账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二是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因为我们会深切地感到产能过剩的压力，总能释放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怎样解决结构调整与产能平衡的关系将是大问题。三、转变增长方式

此次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涉及到五个重点：一是如何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推动技术创新，我们叫创新趋动战略；二是如何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内需支撑性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调整，关注贸易平衡和资本项目平衡；三是如何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与反垄断；四是如何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推进节能与环保；五是如何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解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经济方式转变，涉及到我们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对未来研究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深化改革

对于深化改革，目前逐渐形成五条共识：

1. 政府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一是向社会放权，就是形成一大批次把政府过去的权力交给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主要有慈善类、科技类、商会类、社区类，这四大类组织要在2014年6月前大量启动，政府要把大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完成，这就是向社会放权。二是向市场放权，就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参与了。比如：资格评审、品牌、评论，这些都应该交给市场，甚至包括企业的上市过程也交给市场去做，这就是向市场放权。三是向企业放权，就是凡是不涉及纳税人前提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再审批了，要逐渐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企业应有权力必须交还企业，明确资本金后就不应实行实缴制而逐渐转向认缴制。这种实缴制给企业带来了两宗罪，一宗是偷逃资金罪，一宗是虚报资金罪。所以政府要向企业放权，目的是消除腐败机制，倡导社会公平、公正，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寻租的问题，消除腐败的体制基础。

2.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外汇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放开民营银行等，彻底改革金融垄断问题，将金融转向服务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大

看到：央行已提出利率市场化，货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了，存款可能将从大额存单开始，然后逐步放开存款利率。

3. 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和预算体制改革。税制改革，重点是增加直接税务，减少间接税务。预算改革主要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的过高负债问题。现在中央政府财权太大事权过小，地方政府事权过大，财权过小，这样就导致了土地财政，从而从根本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过高的债务负担的问题，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4. 城乡一体化改革。其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消除市民与农民的差别，首先解决2.6亿民的市民化问题，包括实现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则等。

第4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关键字：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概况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资源和能源高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再加上产业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导致现有的经济结构，外需快速增长，而内需却极度萎靡，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我镇创造首善之镇，幸福万石的迫切要求。

经济结构调整是指国家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要立足扩大消费，调整结构，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其次，经济结构的调整还要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增加科技投入，推动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另外，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实现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以及粗放型的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了解体制上和政策上存在的问题，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历经了多次变革和调整，从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情况分析来看，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我镇共有工业企业466家，其中封头行业有18家，钢杆、杆塔行业有18家，化工行业有68家，包装行业有65家，环保电子行业49家；其中机电大类行业206家、轻工大类行业118家。2008年2月份，上述各行业的应税销售收入分别为9771万元、3457万元、9091万元、3040万元、3718万元、24104万元、4734万元。分别占全镇产业比例的24.8%、8.8%、23%、7.7%、9.4%、61.1%、12%；到2009年的同期，上述各行业的应税销售收入分别为7767万元、5398万元、8112万元、3007万元、7179万元、27537万元、5010万元，分别占全镇的18.6%、12.9%、19.4%、7.2%、17.2%、65.8%、12%；其中，封头行业、化工行业以及包装行业的应税销售收入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0.50%、10.78%和1.08%；其他行业的应税销售收入均有所增长，同比增加了56.15%、93.11%、14.24%、5.83%。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我镇在化工、封头以及包装等重工业和劳动密集性行业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环保、技术性的产业比重却有所提高，新兴产业在我镇的经济发展中逐渐暂露头角，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重工业化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处在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加快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也是我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途径。各地区开始重视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力量，重视节能减排，重视环保，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渐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

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

纵观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历经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直至今天，我国经济产业的调整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宏观任务上，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镇经济运行逐渐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矛盾却依然突出出来。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水利、交通、能源以及通信等基础设计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计还很不完善，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缺水，有108座严重缺水；随着电器用电负荷的增加，现有的电网无法承受用电压力，逐渐成为经济结构中的一大结构性矛盾。

2、加工工业的水平较低，有效的市场需求不足。近年来，我国加工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和产量也增长较快。但从目前的供求关系看，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而且按人均产量来看，我国的水平仍然较低，部分加工产品的人均产量还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如何挖掘这个市场潜力，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任务。

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充分贯彻“十二五”发展计划，寻求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环节。

1、加快工业产品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资源节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等措施，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对工业各部门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推广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资源消耗；通过新技术运用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在国内外市场上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产品。

2、不断完善能源、交通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把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政府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改革的重点，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指定出不同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同时，加强信息基础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提高我国的基础能力和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 秦义虎.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

第5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05-04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解决和未来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研究必然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世界经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实际上，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就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一直是困扰各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外部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最直观的不确定因素。这一因素对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今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能实现统一管理的共同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值中涵盖着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其中存在超过两位数的高经济增长国家或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长期徘徊在低速经济增长区间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少许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已是一个难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它们作为主导势力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还不能做出根本的保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的情况还不会有明显变化。

（二）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

经济合作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流，但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从政治层面考虑经济合作的意愿比经济层面的考虑为先为重，这就造成经济合作几乎沦为政治的筹码，有时会完全失去经济合作本身的意义，这是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不论是20国集团的合作，还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都是很有必要的，也都能对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只是这些合作本身还都很不牢固，即使没有风吹草动，也很难避免合作搁浅的局面。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样的经济合作中都会自觉地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不会全力维护这种国际经济合作契约的规定。

（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

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看似复杂奥妙，其实不堪一击，直到2008年，爆发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不论是在这次危机前，还是在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中，相关货币理论的陈旧已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在相当的盲目中，各种国际货币的运作充满不可预见的风险。各国或地区实际上还没有看到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实质性变化，依然还固守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与回笼的认识窠臼中。在此前提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融资都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兑换可能留有巨大的漏洞。

（四）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

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量巨增。我国成为世界市场中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交易量。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的兴起，也使目前的国际贸易大大超过以往。但在这样的增长中，也表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给世界市场以重创，2008年以后的复苏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活力。国际贸易在新兴国家还有一定增长，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却迟迟未能显现新的生机。尤其在欧盟，由于债务危机频频出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早已被各国或地区一致排斥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借此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复苏，造成国际贸易中更多的不确定性。

（五）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结构需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更要根据技术进步对现实生产、生活的影响不断调整。这种双重动力源的调整需要科学性与及时性，不是现实社会所具备的。不要说这种调整缺乏统一部署的可能性，就是在各国或地区内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难以顺利进行。一方面，世界经济研究的力量严重不足，缺少精英人才的有力投入；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不稳定，一些国家的政局也不稳定，很难理性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很难有科学的把握，全球的调整也只能是跟在自发的世界市场后被动进行。因此，没有哪一方面的力量能左右或事先准确预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态。

（六）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虽经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全球性跨国公司的数量仍有数万家，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附属子公司已达几十万家。在20世纪末，各国或地区的跨国公司增长极快，掌握了全球海外直接投资额的绝大部分。由于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因素，在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中发挥最大、最活跃的影响作用，因而跨国公司的经营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哪里，投向哪个产业，会直接决定哪里或哪个产业的走向。但各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哪里，投向哪个产业，这是很不确定的，或是说，也是很不一致的，甚至事先毫无迹象表露。这就使跨国公司对各国或地区的影响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十分不易把握。

（七）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政治必然影响经济。因此，政治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因素。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政治交往更为活跃与复杂，和平的政治也充满神秘性，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治摩擦此起彼伏，对经济合作或国际贸易造成一定损失。

（八）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

人类最不可抗拒的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生态的变化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最大的影响和最大的约束力。目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即使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也很不全面和缺少有效对策。因此，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最突出。

二、世界经济可改变与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在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中，并非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是不可改变的，也并非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是可以改变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是要加以区分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可以是一种常态的存在，但对这种状态的认识今后是能够给予确定的。

世界经济的合作可以由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这取决于由各国政府推动的经济合作未来将以经济层面的考虑为先为重。可以说，世界经济合作中的政治影响因素是这种不确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消除或降低政治影响，才能消除或有效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真正的经济上的纽带关系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产生长期影响，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源自经济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凸显了现代经济学研究对金融领域的认识还很粗浅。金融市场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处于自发盲目的生长状态。所以，这就要在国际范围内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只有自觉的理性提高到能全盘把握世界金融市场的程度，那么国际金融不论怎样变换，都不会再是不确定因素。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更是可以转为确定性。消费决定市场，不是市场决定消费。只要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消费需求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国际贸易的总量及结构就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说，消除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也不能抵挡确定的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确定性源自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在当今时代，尽管计算机已高度普及与发达，但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理论不应落后于实践。世界经济结构一方面需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根据高科技的发展不断进行相关的调整。目前，这种调整只能跟随世界市场自发变化不自觉地进行。因为没有理论能准确预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所以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而目前的这种状态，必然会被未来的经济理论发展所打破，因而未来可以大大降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

减少跨国公司的经营不确定性也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世界政治发展状态趋于平稳和企业经营更加理性，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企业支撑力量，跨国公司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无疑对各国或地区都是一大利好。

生态环境对世界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以上可以改变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生态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最难掌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直接来自于自然，不像其他七个因素中的自然方面只是间接发生作用。目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还很支离破碎，难以起到全面掌控和有效应对的作用。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或地区只能尽力维护全球生态环境，而全球生态环境对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造成的不利影响只能是不确定的。生态环境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惟一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三、如何从根本上应对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对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生态环境的影响，虽然人类历来都是尽量避免遭受其毁灭性的打击，但其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不会改变的，甚至还有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现代世界，人类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对那些可以改变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经营、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可以发挥作用，达到减少或降低其影响的效果。具体讲，应对以上每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都需要各国或地区政府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共同采取相应措施。

从根本上讲，改变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深化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与总规模不是19、20世纪的经济状态所能比拟的，如果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认识还停留在19、20世纪的水平上，那么让人们如何能用理论工具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现实？更何况，在今天看来，某些出自19、20世纪的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分析都是不适用的，这样的一些理论怎么可能成为认识21世纪经济现实的基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其说是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危机，还不如说是一场表现经济学研究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的危机。若将19世纪或20世纪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应用于减少21世纪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研究，那基本上是无效的。可以说，在新技术革命之前与新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已发生重大转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必须实现与时俱进，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否则，缺少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工具，对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在将来转变为认识上的确定性，减少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有效促其摆脱政治方面的干扰而降低不确定性程度；对于国际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消除，更必须依靠新的货币理论的建立，即货币理论必须要由目前的实体性货币理论向虚拟性货币理论发展，以适应现阶段全世界都已进入虚拟性货币应用的时代；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的减少，也需要创立新的贸易理论，不能囿于19世纪贸易理论应对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的研究，更需要全面创新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缺少新的理论认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都难于科学调整，更不要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出准确的超前性认识。此外，对于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也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从根本上依赖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才能切实发挥社会理性作用，减少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世界经济的程度。

信息技术进步也将对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在计算机问世之后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世界从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直至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一种与自然、与社会沟通的初级阶段，信息的精度和针对性远远不够应对科学发展的需要，这也就使更多的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处于自发的旺盛的毫无自觉抑制的状态，在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不断表现出不确定性。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由造成信息爆炸的混乱走向更加有效地处理信息的理性发展阶段，并要将新的技术更好地运用在对世界经济的应用研究中。

另外，要重视数学在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目前，数学尚不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一旦数学理论取得突破，在经济研究领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应用，那么肯定会对减少可改变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以发展新型工业化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

未来我国的发展将极大地带动世界发展，我国的稳定将对世界的稳定发挥巨大的作用，其经济发展状况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欠发达阶段，世界经济短期内很难有大的发展，即使存在少数发达国家，也无法改变世界总体上的不发达状态。一旦我国实现经济腾飞，世界的经济发展就将实现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就将会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中国经济一道腾飞。因而，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的降低或减少，也必将极大地降低或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并且，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将是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全面实现与进一步发展，将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亮点。

第6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而笔者认为，以上因素固然是导致改革后中国经济稳定性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与世界经济接轨，使得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也是使得中国经济周期平滑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世界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首先以改革前为参照，定量分析中国改革后经济周期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最后运用TARCH模型来对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缓冲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一、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我们分别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来刻画中国经济周期的状态特征。首先，从纵向比较来看，我们观察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可知，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总的趋势是从剧烈走向平缓。改革前多次大起大落，而且多次出现古典型波动;改革后经济稳定性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再也没有出现古典型波动，都是增长型波动。为了更加具体地总结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的新特征，我们把1978年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有关指标列于表1。由表1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前中国经济波动幅度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谷值是负数，平均位势低，确实印证了“大起大落”;改革后中国经济波幅大幅度下降，仅仅是改革前的30%，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势也大幅度提高。这表明中国经济稳定性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我们以世界经济增长率为例，对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进行横向比较。与前面一样，我们观察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可知，虽然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世界经济周期相比，还是差距较大，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与世界经济周期相比，不论是用谷—谷法还是用HP滤波法计算，中国的波幅都要远大于世界经济周期［1］。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稳定性确实提高了很多，但与国际经济周期相比，稳定性还远远不够［2］。再者，笔者认为，改革后中国经济稳定性的提高是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分不开的，本文将分别从协同性与不对称性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分析

我们选取中国与世界的GDP增长率来作为分析数据，对中国经济周期(Z)与世界经济周期(W)的相关性、因果关系进行分析。1.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析我们通过分析二者的相关系数得知，两变量的相关系数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增加的，改革前的相关程度较低，只有0.15，改革后相关程度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相关系数达到了0.86，属于高度相关。我们再对两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变量是平稳变量，因此我们首先对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GDP增长率都在5%的临界值下平稳。符合因果检验的条件。最后我们以1992年为界，把两变量分成两段进行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明，无论是在1992年之前还是之后，都是世界经济周期单向作用于中国经济周期，说明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带动作用都是非常强的［3］。2.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度量二者的协同性，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如下:Zt=8.8(13)+0.3(2)Wt+(MA(1)=－0.1)(－38)(1)R2=0.4，DW=1.4由(1)式可知，回归结果较理想，t统计值都较显著，拟合度也较高，R2达0.4。另外，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系数的t统计值十分显著，说明二者之间的同步影响十分显著。

三、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缓冲作用的实证检验———基于不对称效应的角度

由于改革前中国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因此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较低，改革后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直线上升，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缓冲作用。我们把二者的每一轮周期的波幅(用谷—谷法计算)列于表4。由表4可知，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起止年份基本一致，前后相差不超过两年。再者，除了第4轮周期世界经济周期波幅大于中国外，其余每一轮周期的波幅都是中国经济周期偏大。笔者认为这个规律不是偶然的，我们将运用TARCH模型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TARCH模型或者门限ARCH模型由Zakoian和Glostern等提出。这个模型的基本思想如下:首先建立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yt=γ0+γ1x1t+γ2x2t+…+γkxkt+ut(2)其次设定均值方程中的条件方差:σ2t=ω+αε2t－1+γε2t－1dt－1+βσ2t－1(3)其中，dt－1是一个虚拟变量，当ut－1＜0时，dt－1=1;ut－1＞0时，dt－1=0，式(3)中的非对称项不存在，因此，ut－1＞0只有一个α倍的冲击;而ut－1＜0则有一个α+γ倍的冲击，式(2)中的非对称效应出现，因此如果γ＞0，说明存在杠杆效应，非对称效应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波动加大;如果＜0，则非对称效应的作用是使得波动减小［4］。

我们知道，改革后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相关程度之所以日益上升，是因为中国开放度日益扩大，故这里再引入一个变量即对外贸易开放度(K)，用当年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与GDP总值的比率表示，图1是历年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用HP滤波法计算的波幅指标(G)。由图1可知，随着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日益增加，波幅的总趋势是日益减小。由Granger因果检验也可得出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日益增加是波动幅度日益减小的原因(如表5所示)。

最后对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构造均值方程和条件方差方程如式(4)和式(5)所示:Zt=@SQRT(GARCH)+c+λK2tWt+ut(4)σ2t=ω+αε2t－1+γε2t－1dt－1+βσ2t－1(5)再利用Eviews6.0软件，以1978—2009年上述两变量的数据作样本，可求得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如式(6)和式(7)所示:Zt=2.4(2.9)σt+1.8(0.8)+0.0002(1.6)K2tWt(6)σ2t=2.4(1.6)+0.31.5ε2t－1－0.441.8ε2t－1dt－1+0.3(1.5)σ2t－1(7)R2=0.4，DW=1.9在(6)式中，拟合度较高，DW值接近于2，各系数的t统计值大部分也都较显著，尤其是(7)式中TARCH项γ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具有非对称效应，而且方差方程中非对称项的系数γ是小于零的。这说明世界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非对称性影响是越来越小的［5］，故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波动确实有着稳定与缓冲的效应。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后中国经济波动幅度大幅下降，宏观经济稳定性大幅增强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受到了世界经济周期的缓冲，最终又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与世界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结语

第7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在讲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以及深入了解国际经贸环境以及相关的国际事务对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性和意义。

当前世界处于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始于2008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影响仍然继续发展深化，这种形势对我国的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不容乐观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欧盟、中国等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救援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扭转了经济继续下滑的危势，使得全球经济基本上转入复苏或恢复性增长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进程中，各国情况差别很大，形势不够均衡，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良好，恢复势头明显，而美欧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则问题较多，进展缓慢。

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未来的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始终停滞不前，使世界经济也很难迅速恢复。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业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过于庞大而又疏于监管的虚拟经济饱受批评。因此，美国也提出要改进经济模式，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新能源等领域，但是这些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的增长动力还有待观察。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欧盟，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自2010年以来又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等国深陷其中，至今没有明显好转，严重拖累了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使世界经济的前景也暗淡了下来。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艰巨任务，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显然为我们的调整增加了难度和风险。

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使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

本次经济危机使国际贸易遭受到严重打击，2009年全球贸易额出现20%的下滑，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当前，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国内经济的目的，不断打压进口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升温，各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各国已经形成的一些经济联系将受到损害，不利于各国和世界经济的恢复。

四、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

未来一个时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对全球经济发展可能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强。

那么这种国际经贸环境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化，对我国仍然是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1、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巨大的国际市场扩大和稳定出口，为我国更多企业开创适销的外部环境；2、是有利于我国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其次，绿色产业在经历经济危机后迅速在全球兴起，为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绿色产业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要我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就可以与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步伐一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也可以从中培育出自己的新产业和新企业。

第三，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恢复进一步突显出我国扩大内需的紧迫性。目前世界主要经济提复苏普遍缓慢曲折，造成需求增长缓慢，使我国出口增长受到外需制约的境况短期内不会得到彻底缓解；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面临的贸易保护措施呈现明显增多态势，因此，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就必须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8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受伊拉克战事的冲击，加上世界经济面临的新问题以及金融市场出现的新变化，预计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五个新特点。

一、伊拉克战事对世界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据最新数据显示，伊拉克战事可能给世界航空运输业造成1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世界商业空运史上可能出现空前严重的危机，而全球旅游业将受到萎缩恐慌的冲击，一些产业，尤其是北美和欧洲汽车销售出现大幅度下降。显然，伊位克战事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破坏性影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顾问穆萨认为，全球消费者信心受挫、商业投资萎缩，将使世界经济增长遭受O．25个百分点的损失，这意味着今年全球经济总损失将达3750亿美元。穆萨预期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低于前两年的平均水平。 二、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大于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要大于对实际经济的影响，而且对心理的影响是扩散的，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其影响力持续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并会进一步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大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因此，考虑到心理因素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无疑比开战前要暗淡。

三、战争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向来是非常敏感的。由于经济预期对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很大，预计伊拉克战事将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由于美国经济基本面仍优于欧元区经济，欧洲资金将会流向美国，美元与欧元的比价将从最近的欧元强美元弱转变为美元强欧元弱，尤其是美欧利率差异的缩小或持平，将会使国际投资者恢复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国际资本将会延续流入美国的趋势，美元稳定强势将会继续显现。

四、战争促使世界主要经济筹码的性质与作用发生变化。上次海湾战争的筹码是石油，这场战争又加上了美元。现在，全球金融市场价格的竞争、跳动，都紧紧围绕石油与美元(包括美元资产)两大筹码进行争夺较量。预计战后，随着美国对伊拉克或中东石油的控制加强，石油与美元的地位、作用将会发生超出市场预期的转变。石油与美元在短期或中期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国际金融市场走向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并更加集中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成为而且强化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政治筹码。

五、战争使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政策压力上升。伊拉克战事使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进入了更为艰难的不确定状态。各国在扩大内需、应对全球普遍性的通货紧缩局面之外，又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等新的内容，从而影响各国政府对整体经济的把握与控制力。而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进一步加重了全球原有的经济周期问题，导致投资、消费信心的进一步下降。同时，地缘政治风险还引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制定的重心已经从单纯刺激经济增长，转向控制战争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以及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摘自2003年4月18日《上海证券报》)

第9篇：世界经济的变化范文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第二，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美元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吸纳FDI最多的发达国家，从居民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跨国经营都能借贷和举债运行。欧盟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在全球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OPEC和资源丰腴国家把世界推进了“能源和资源优势时代”。中国劳动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FDI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厂)，创造就业和保持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以致了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印度以其智力人才优势在IT软件出口和承接服务业外包领域独树一帜(世界办公室)，等等。当今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响其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虽不平衡，但互补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续和能接受的。

三、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与矫正“全球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