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导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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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关键词：颤膝；一顺边；自娱；宗教；训练价值

中图分类号：J7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094-02

藏族舞蹈在表演风格上，舞姿优美、连续自如、矫健有力、朴实无华、潇洒自然。在学习藏族民间舞蹈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准确的把握好藏族舞蹈的特点和舞姿之间的相互衔接，还要求学生提升自身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尤其是膝关节需要较高的灵活性，才能把藏族舞蹈的美感表现出来。学生在学习藏族舞蹈时，由于藏族舞蹈本身具有的宗教文化气质，在学习藏族舞蹈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宗教情感，这些方面也可以体现藏族舞蹈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的训练价值。

一、藏族舞蹈对身体的训练价值

舞蹈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舞蹈的训练来提升身体的了灵活性、协调性。藏族舞蹈作为非常具有特色的民间舞蹈之一，其对于学生的身体训练价值很高，因此如果能较早的在低年级学生中开设藏族舞蹈学习课程，让学生通过学习藏族舞蹈来提高学生们的肢体、关节的灵活性，为学生们在后续民间舞蹈学习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藏族舞蹈利于训练膝关节的颤与屈

在藏族舞蹈中，舞姿动作对于膝关节的颤动和屈伸要求非常的高，例如藏族舞蹈要求膝关节的屈伸、张弛必须自然稳健，通过膝关节的屈伸、张弛来使身体发生起伏，从而体现出藏族舞蹈所具有的舞姿特点。藏族舞蹈的动律特点在“弦子”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藏族舞蹈的训练应该是从训练膝关节的颤与屈着手。在学习中注意屈伸、撩步组合，做到膝关节的屈伸是连续的以及膝关节的屈伸是不完全的；在各种舞步的训练中，应该是通过膝关节来发力的，例如在踢步的训练中。藏族舞蹈对膝关节的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其训练效果并不能得到立即表现，所以要求学生在藏族舞蹈的日常学习中，对膝关节的训练从快到慢，在反复不断的练习中，掌握对膝关节的控制能力，从而使学生身体的柔韧性得到提升，柔韧性以及灵活性的提升又会为学生学习其他民间舞蹈作出了铺垫。

（二）“一顺边”对于肢体协调的训练价值

一顺边在藏族舞蹈中非常的多，一顺边舞蹈要求舞者的身体动作偏向同一个侧面，这样舞者的动作看起来就像波浪一般，因此一顺边具有了一种仿佛如波浪起伏的美感。由于藏族人们一般生活在高原地带，繁重的劳动生活让他们从小就形成了宗教情感，因此藏族舞蹈具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坐胯的是藏族舞蹈的基本特征。藏族舞蹈要求舞者的上身放松且稍稍偏向前面，同时有节奏的保持膝关节的屈伸、颤动。由于藏族舞蹈的这个特点，藏族舞下身应该是主动的，上身通过下身的带动来运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从下而上的层次感。“弦子”的靠步中，要求舞者的头、手、脚都偏向同一侧；在跨悠步跨腿时，跟“弦子”的靠步类似，都要求头、手、脚摆向同一个侧面，膝关节和肘关节的屈伸也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舞步，在日常的藏族舞蹈教学中，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顺边”的动作对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要求较高，学生需要灵活的控制自己的身体部位，来在某个时刻完成“一顺边”动作。由于“一顺边”在藏族舞蹈中非常常见，因此藏族舞蹈可以用来训练学生身体的协调性。

二、藏族舞蹈对情感开发的价值

舞蹈本身具有的魅力是非常大的，人们可以通过舞蹈来感受美得真谛，引导着人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学生在学习藏族舞蹈的过程之中，不应该只注重动作姿态、舞步衔接等方面的内容，还要注重在学习藏族舞蹈的过程中，感受藏族舞蹈中蕴涵的“情”，这也是学生学习藏族舞蹈的目标之一。藏族舞蹈对学生情感的开发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娱自乐的个人情绪表达、宗教情感的培养。

（一）自娱自乐的个人情绪表达

舞蹈本身具有的一个特性就是自我娱乐性，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在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的时候，由于语言无法来表达，于是就通过肢体的运动来表达，因此舞蹈最开始就是表达个人情绪的手段。民间舞蹈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具有表达个人情绪的功能，而在藏族舞蹈中，也有很多体现，例如在藏族舞蹈教学中，有一种叫做“锅庄”的表现形式，男女站在两侧边唱边舞，有的时候，人们混合在一起手拉手一起舞蹈，来表达内心的快乐之情。即使我们不能亲临现场观看舞者的舞蹈动作姿态，来感受他们的喜悦之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藏族舞蹈的学习，在快乐或者悲伤的时候用舞蹈来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把自己的“心声”通过舞蹈表现出来。学生在学习藏族舞蹈时，要最大化的把个人情感融入到舞蹈中，让心灵随着优美的舞蹈而得到进一步升华。

（二）利于培养宗教情感

藏族舞蹈的形成，很多都是取材于宗教活动，例如藏族舞蹈中有很多的类似于行礼的动作。在目前的藏族舞蹈教材中也有体现，例如很多动作都是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上扬，这些动作都充分的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在藏族的重大日子里，也会有一些非常优美的藏族舞蹈，其中很多舞姿也体现出宗教文化。如何在学习中体会到那一种宗教情感呢？一方面需要学生加强对藏族舞蹈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方面还需要学生在课堂的学习中，通过正确的舞姿来感受那一份宗教情。

受宗教影响的民间舞蹈并不只有藏族舞蹈，就目前所知的民间舞蹈，大部分都是受到宗教的推动。民间舞蹈发展到现在，已经慢慢的由宗教舞蹈转变成为民俗舞蹈。目前的民间舞蹈教材中，虽然记录了藏族舞蹈的各种舞蹈动作，但是教材上的内容并不能完美的再现那种宗教舞蹈场景，因此来时可以采取播放视频的手段，来让学生进一步的感悟藏族舞蹈中蕴涵的宗教情感。

三、藏族舞蹈的训练对民间舞蹈的宣传价值

民间舞蹈相比较现代流行的其中舞蹈，其在训练上难度更大，而且比较枯燥，不仅需要学习者很好的控制好身体各个部位的协调配合，还要求他们反复的揣摩每个动作的之间的衔接。另一个方面，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很多人认为民间舞蹈是很“土”的舞蹈，学习民间舞蹈是没有用的。由于这些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舞蹈，这导致民间舞蹈正一步一步的走向没落。要想避免民间舞蹈的流失，就必须加强对民间舞蹈的宣传。而在众多的民间舞蹈中，藏族舞蹈的学习难度相对而言并不大，而且藏族舞蹈的舞姿具有舞姿优美、自然潇洒、沉稳有力等特点，这些优点都是可以用来吸引喜爱藏族舞蹈的人。在低年级班级里开设藏族舞蹈训练课程，不仅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藏族舞蹈的魅力，还可以让藏族舞蹈得到继承发扬。

四、总结

藏族舞蹈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的训练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方面可以训练学生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柔韧性等；另一个反面由于民间舞蹈的特点，通过藏族舞蹈的学习可以很好的对个人情绪进行宣泄，也因为藏族舞蹈所具有的宗教文化气质，因此藏族舞蹈在开发学生的宗教情感上也大有裨益；同时藏族舞蹈的训练能够起到一种宣传民间舞蹈的作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民间舞蹈。总之，藏族舞蹈在民间舞教学中的训练价值很多，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几种价值，为民间舞的教学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1]张靓靓.浅谈风格性在民族民间舞教学中的本质魅力[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1（03）：18-20.

[2]杜鹏.试论藏族舞蹈在民族民间舞教学中的训练价值[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2（01）：58-60.

[3]格桑吾珠，王东.藏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与学院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关系研究[J].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115-119.

第2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舞蹈是一门肢体艺术，舞者通过肢体语言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情感，塑造人物形象，在表演过程中，动作的完成需要配合呼吸以实现动作的流畅，体态的自然。从某种程度上将舞蹈艺术中的呼吸控制就是一种艺术呼吸。民族舞对艺术呼吸的要求较高，日常训练中，学生应当将内在的气息与艺术呼吸相结合，通过呼吸的控制增强动作的流畅性，外部形体动作应当与内部呼吸实现高度统一，在情感的支配下达到神形结合的境界。民族舞在舞蹈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学中应当注重对学生呼吸训练的研究。

一、呼吸对舞蹈的影响

1.呼吸的表情功能。呼吸能够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呼吸是人们获取氧气的途径，是增强身体健康的最基本保障。而人只有在保证基本呼吸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最基本的动作，也只有完成了这些最基本的动作才能进一步完成那些舞蹈艺术动作。通过呼吸控制表情是舞蹈家普遍认同和遵循的一门艺术规律，美国舞蹈家玛莎?格雷姆在表演中通过呼吸控制身体肌肉的舒张与收缩，在舞蹈中肢体都能在呼吸的牵引下做出特定的节奏[1]。例如，我们的腹部会在吸气的时候收缩，呼吸力道的不同也配合着不同的舞蹈动作，那些优美的旋转、起伏都是在呼吸的控制下流畅的完成的。

2.呼吸是视觉再现的前提条件。视觉再现是艺术呼吸的一项重要功能。呼吸的节奏能够影响肢体动作的节奏，例如那些短、重、急的呼吸就应当配合以激烈的舞蹈动作，而长、轻、缓的呼吸就应当配合那些舒缓、优雅的舞蹈动作。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能够在直接呼吸的影响下完成这些基本动作。舞蹈中蕴含的情感因素是整合呼吸和动作的重要基础，动作的节奏与情感的流动存在紧密联系，在情感支配下人首先调节呼吸，再以呼吸完成对这些动作的支配作用。因此，民族舞教学中应当特别重视呼吸的重要性，教师应当有意识的培养学生控制呼吸的能力，不断增强学生呼吸与肢体动作之间的连贯性，增强学生在这些方面的感悟能力和呼吸控制能力。

3.呼吸对舞蹈力的控制。民族舞注重以气运身，这与传统武术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我国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就是通过呼吸的作用牵引动作的完成。在舞蹈训练中呼吸同样发挥着调整动作的重要作用。通过呼吸的力道控制动作力度，舞蹈动作与呼吸力度之间应当实现完美的结合。民族舞呼吸的训练对舞蹈力的影响巨大，他们能在这些方面更加注重学生对企业舞蹈形式的借鉴，例如吸取舞蹈对呼吸的控制在民族舞中也可以适当的应用。

二、民族舞蹈教学中的呼吸训练

1.脆性的训练。脆性主要是指呼吸频率的快慢，舞蹈中欢快、喜悦或者哀愁的情绪都需要与脆性的呼吸相结合。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注意脆性呼吸与动作之间的搭配程度。在正确领会脆性呼吸含义的基础上加大实践演练的力度。鼓励学生通过练习自己的掌握脆性呼吸的方法。不同的民族舞有不同的练习和学习方法。例如新疆舞可以用抖肩、耸等方法进行脆性呼吸的练习。教师可以根据舞蹈的特性首先给学生做演示，学生则通过领会这些脆性呼吸与舞蹈风格之间的关系，自己加强练习，熟练掌握脆性呼吸的基本要领。

2.柔性的训练。呼吸的柔性对民族舞的动作和整体神韵有着较大的影响，柔性呼吸能够给整个舞蹈带来行云流水般的审美效果。例如，朝鲜舞蹈中的“古格里”节奏鼓点与舞蹈呼吸的配合。委婉的情感就是通过那些舒缓、优雅的长动作表现出来的。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必须处理好柔性呼吸与脆性呼吸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这些方面不但要加强柔性呼吸对动作的牵引作用，而且还要注重呼吸力度与情感之间的对称性。那些哀怨悠长的情感必然要通过延长呼吸的速度，并以长气带动缓慢的动作。这样观众才能感悟到人物的凄婉哀愁[2]。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舞者更加传神的将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切的呈现的观众面前。因此在民族舞蹈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呼吸的柔性的训练。柔性训练中要加大学生的肺活量训练，在快速吸气的同时缓慢的吐气。

第3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一、民族舞蹈的特点以及教学现状

我国的民族民族舞蹈教学目前以师范类高校为主,在我国目前的民族舞蹈教学来说,大约是从上世纪开始艺术院校以及师范院校设立相关民族舞蹈的教学,对于教师资源和硬件资源逐渐配备,并且一直延续下去,随着不断的经验累积和工作实践逐渐对民族舞蹈的教学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教学体系和方法,为舞蹈人才的培养以及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在这些成就之外我们要看到的是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民族舞蹈的理论方面研究和发展相较于实践课程来说更为滞后。

所谓的民族舞蹈是一种传统形式的舞蹈,对于各民族不同的风土人情以及表演方式有所体现和融入,民族舞能够通过教学和肢体的表现展现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特点,能够体现出地理特点、服装特点以及生活文化等,在舞蹈教学中教师通过对舞蹈动作的讲解和指导带领学生们在特定的音乐和环境中了解学习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从而在舞蹈中融入了对文化的传承,促进了对爱国情怀的理解,并且实现了舞蹈的更强的表现力。

在目前的舞蹈课程中来说,对于民族舞蹈的教学内容通常是较为单一,教师对于民族舞蹈的特征以及文化的融入不够重视,学生的舞蹈基础参差不齐,对民族舞蹈的认识较为表面,这就造成了民族舞蹈教学的困难,学生只学到了肢体的特定动作,而对于舞蹈中所融入的内涵不能深刻了解和认识,对于民族特色以及风土人情等更是没有认识,这就需要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科学地引导学生的进步,在民族舞蹈的教学中设立特定的文化背景,通过民族的特点和风俗信仰等,让学生能够理解舞蹈动作中蕴含的意义,对于学生来说更能够开放思维,强化记忆,在舞蹈动作中抒发感情。也就是说教师需要将舞蹈动作和舞蹈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学生对舞蹈动作的理解,在肢体动作的表现上更为深入地体现民族文化。从而在演绎中将民族文化和优美的动作同时展示出来。

二、民族舞蹈发展的趋势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高校民族舞蹈教学的研究与探索己经越来越受到舞蹈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因此,高校民族舞蹈教学应该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广泛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灵活运用教学模式的基础结构和主要阶段等,教师通过生动的方法方式传授给学生民族舞蹈的理论和动作,并且在基本的舞蹈动作上进行研究和创新,从而使得学生对舞蹈的学习更有兴趣和新鲜感,另外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具体的学生素质进行教学方式的选择,从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2.1 丰富的课堂内容

我国民族舞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舞蹈表演能力的体现以及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民族舞蹈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内涵深刻多变的特点,这就对民族舞蹈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传统的课程设置往往是理论教学完成之后再进行实践课程,对于实践课程不够重视,从而造成了学生理论知识丰富但是实践较少不能充分理解舞蹈动作中的内涵,这就需要进行改善,将不同阶段的理论课程与训练、创作课程穿插安排,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创作课程都应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同时将舞蹈案例穿日常教学中,提倡理论、实践、创新、案例融合教学的教学理念。

2.2 强大的师资和硬件配置

对于师资力量的开发和改进是在民族舞蹈教学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首先师资力量方面,学校要根据各校具体的教学计划对教师资源有所引进和改造,例如从艺术团体或者高校等引进教学经验丰富或者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邀请舞蹈专家进行讲座交流等活动,从而促进师资力量的强大,另外在课程安排上,要根据具体的课程安排和教师情况进行分配,教师也要进行定期的培训和研讨,从自身不断优化教师素质。在教师资源得到了保证的同时也要注重学校硬件的发展,硬件包括教材资源和道具资源,在舞蹈教学中要注重选用与民族舞蹈相符合服装以及配饰等,对学习条件以及学习气氛不断优化,从而为舞蹈教学提供实践基础。

2.3 创新的舞蹈方向

改变以往常规舞蹈动作、理论知识方面的局限性教学方式,开拓眼界,引导学生学习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积极模仿舞蹈动作的同时,鼓励学生从经典视角及自身视角鉴赏不同的民族舞蹈、大胆创新表演。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对于保留原生态的少数民族舞蹈文化,要从两个方向进行综合考虑,其中一方面是传承,对于民族舞蹈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必须保留,另一方面则是改善,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对舞蹈教学进行时代化的改善和推进,所以在高校民族舞蹈的教学教材的编制时应该多方面考虑,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法多样化的对民族舞蹈文化的精髓进行体现,并且有效的改进,促进民族舞蹈与时代的共同进步发展。

第4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团体辅导

综观国内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研究，数量不多，针对广东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研究，更是空白。要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职业决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Makingself-eifcacy)是指决策者对自身成功完成职业决策任务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评估或信心程度。职业生涯决策自我效能是了解职业生涯行为的重要指标，掌管和监控着职业生涯认知与行为的发展历程，是个人达成职业生涯目标的关键因素。职业生涯团体心理辅导是指应用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协助团体成员将自我概念转变成相应的职业角色，进行职业探索，并做出职业决策的过程。本研究尝试将团体辅导应用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中，探索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被试对象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原广东民族学院)2006级学生。首先通过召开宣讲会，共招募愿意参加职业生涯团体心理辅导的少数民族大学生60名，接着进行每人15分钟的单独访谈，最后确定被试少数民族学生48名。再通过随机分组，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4人。另外，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效果，从该校2006级的汉族学生中随机抽样24人，作为汉族学生对照组。

2．研究工具。一是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采用彭永新、龙立荣(2001)参照Betz和Taylor的“CareerDe．cisionMakingSelfEifcacy Scale(CDMSE)”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量表分5个维度：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订规划、问题解决。共39个项目，五点量表计分，每个项目分别回答完成任务的信心程度，1一完全没有信心，2一有一点信心，3一有一些信心，4一比较有信心，5一完全有信心。总分为195分，分值越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越高。本研究中克伦巴赫系数分别为0．7657、0．6304、0．8260、0．6081、0．7097，总体为0．94050。二是团体辅导效果评估问卷。自编问卷，共有十个问题，让实验组的成员在团体辅导后，根据自己的实际评估“学到的职业生涯发展的知识和技能有多少”“学到的内容实用性如何”“对于自身理解、思考职业生涯方面的问题是否有帮助”“对职业选择的信心是否有提高”“对了解自己并与他人分享情感和经验是否有帮助”“对自己的帮助有多大”“参加团体辅导的目标的达成程度”“是否喜欢参加这个团体”“本次团体的凝力如何”“如果再开展类似的团体辅导，是否愿意再参加”等。三是团体辅导满意度问卷。自编问卷，主要了解参与干预的被试学生对活动设计、组织、实施的满意程度。

3．团体辅导方案。本辅导方案以班杜拉(Bandra)的自我效能理论，特别是有关提高个体自我效能途径的理论为依据，参考国内外有关职业生涯团体辅导方案，再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特定的心理特点设计而成。本研究的团体辅导方案共分8个单元，分别是“萍水相逢”“我是谁”“我想做什么”“我与职业”“美丽目标”“我的生涯我作主”“我的未来不是梦”和“笑迎未来”。每个单元有不同的目标、活动内容和家庭作业。所有的活动均是围绕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五个维度——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订规划、问题解决而展开，活动中安排了大量的团队训练活动，如“乐队总指挥‘个人演唱会”“镜子”“我的成功”“微笑训练”“形体训练”等自信训练活动，“棒打薄情郎”“20个我活动”“他人眼中的我”“头脑风暴”“热椅”等催化性活动，“背摔”“猴子捞月”等团体协作活动，“毕业生访谈”“SWOT自我分析”等团队分享活动。

4．研究实施过程。为了更好地保证实验组的互动性、实效性，根据一般团体辅导不超过20人的原则，研究者把24人的实验组再分为两个小组，每小组12人。为了排除干扰变量的影响，研究者采用抵消平衡法，对小组A、小组B的辅导，采用A—B，B—A…A—B，B—A的顺序进行辅导，对两小组同一单元的辅导在同一天完成，控制次序误差和遗留效果的影响。对实验组实施团体辅导共8次(每周一次，时间具体为周六)，每次活动约2小时。对照组无干预，实验组辅导结束，马上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实施后测。

二、结果与分析

1．实验组前后测差异检验。对实验组前后测值进行比较(t检验)，发现实验组前后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各维度差异显著，具体见表1。

2．实验组和少数民族学生对照组前测、后测差值差异检验。在实施干预前，研究者对实验组和少数民族学生对照组各项指标的前测值进行比较(t检验)，发组两组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其维度上未见显著差异，因此两组被试是同质的。在实验结束后，马上对实验组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照组的前后测差值进检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各维度差异明显，结果见表2。

3．实验组和汉族民族学生对照组前测、后测差值差异检验。在实施干预前，研究者对实验组和汉族学生对照组各项指标的前测值进行比较(t检验)，发组两组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其维度上未见显著差异，因此两组被试是同质的。在实验结束后，马上对实验组和汉族大学生对照组的前后测差值进检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各维度差异明显，说明团体辅导在自我决策效能以及各维度上不仅与少数民族学生相比效果明显，而且与汉族学生相比同样效果明显，结果见表3。

4．团体活动效果评估。 实验组成员对本次团体辅导的效果评估是非常肯定的。从对辅导内容的评价来看，83．33％的实验组成员认为“在团体辅导中学到的职业生涯发展的知识和技能”非常多，87．50％的实验组成员认为“团体辅导中学到的内容”非常实用。从对辅导的感受性评价来看，79．17％的实验组成员认为“辅导对于自己理解、思考职业生涯方面的问题”有很大帮助，83．33％的实验组成员认为“参加本次团体辅导，使自己对职业选择的信心”有很大提高，75％的实验组成员认为“本次团体辅导对于本人了解自己并与他人分享情感和经验”有很大帮助。从对辅导的目标达成评价来看，79．17％的实验组成员认为“参加本次团体辅导对于自己的帮助”很大(比较大的占20．83％)，75％的实验组成员认为“参加团体辅导的目标的达成程度”非常好(比较好的占25％)。从对辅导过程的认同感评价来看，66．67％的实验组成员认为“本次团体的凝聚力”非常强(比较强的占33．33％)，87．50％的实验组成员表示“如果再开展类似的团体辅导，肯定愿意参加”。

5．实验组对本次团体辅导满意度。实验组成员对八次活动的满意评价接近80％或以上水平(评价“非常好”与“很好”两项结果累加)，说明他们认可团体辅导的整个运作过程，说明团体的创始阶段、过渡阶段、成熟阶段、结束阶段较为顺畅、有效，具体见表4。

三、建议与思考

1．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应注重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的提高。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影响着人们对职业生涯行为的了解，影响着人们职业生涯抉择方向及信心，影响着人们自我成长和职业生涯的成功。因此，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中，必须注重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的提高。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提高，能有效提高其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订规划、问题解决的水平及能力，从而提高其生涯规划能力和生涯发展能力，最终提高他们的就业核心竞争力。

2．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应注意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要。 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关注的对象是全体大学生，但大学生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民族差异、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大学生当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职业生涯辅导应关注不同的群体，从每个群体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出发，提供不同的个性化服务，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本研究就从民族、年级的差异人手，基于大学少数民族低年级本科学生的特点展开干预，研究结果显示，本次干预是积极的、有效的，这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的个性化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实践例证。

3．团体辅导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一种有效的形式

第5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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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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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刘小芳.试论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途径[J].民族学院学报，2009（5）：76-79

豑中国网.网络信息传播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信息传播方式.[EB/OL]. http：///2011/1026/640144.shtml，2011-10-26/201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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豓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71-172.

豔人民网.从会理PS事件谈谈网络时代的政府危机公共关系[EB/OL].http：///gov/zxzx/2011/8/22/142251_4.shtml 2012/8/22

第7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关键词】心理病理学三因学说三因制宜心理障碍研究

【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0)08-00-01

“三因学说”是TCM关于人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必然受到诸如时令、气候、节律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等个体差异,也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产生影响。运用TCM“三因学说”研究其对于土家族人心理障碍时,要做到“三因制宜”,并结合心理病理学相关理论来指导临床对土家族人心理障碍的治疗。本文简要论述如下,以供今后进一步研究时的借鉴和参考。

1 TCM“三因学说”的主要内涵

TCM“三因学说”的主要内涵有三点:第一,TCM根据时令、节气的变化规律,注意到不同时间段的气候或物候特点下的宜忌,来制定出相应的治疗原则;第二,TCM强调在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长期生活于该地域上的人们由于受当地气候和人文水土的影响,体质差异性很大;第三,TCM认为病人的性别、生活习惯、个人体质、饮食偏好等因素对人体产生影响,需要我们根据病人自身的特点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2 心理病理学

2.1 概念

所谓心理病理学,是指对心理障碍的科学研究。

2.2 心理障碍的主要内涵

2.2.1 心理功能失调

由于认知、情绪或行为的异常,常常会引起生理功能上的异常甚至衰变。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认知障碍,而由认知障碍导致的心理功能失调,必须与正常的思维、生理或心理反应相区别,因而必须考虑这种认知障碍是否持续或维持,是否达到恐惧的程度等。一些恩施土家族姑娘看到血时会产生一种恶心与呕吐感,但这不一定是心理功能的失调,因为这种对血的生理或心理反应并没有达到所谓的“连续体”或“维度”。

2.2.2 痛苦或损害

痛苦不仅是悲伤的严重程度,也是心理障碍和紊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患者处于极端痛苦的程度,则可以作为考虑心理功能障碍的重要指标。同时,还应该考虑患者痛苦时有无内心的苦闷,有无生理、行为等功能损害。在恩施梭布垭地区,每年的土家族爱情戏―女儿会,一些青年男女在唱情歌时可能由于失误而没能找到属于自己幸福的另一半,常会十分懊恼痛苦。但是这种痛苦的程度如果导致茶不思饭不香,自寻短见,则属于一种心理功能的障碍。

2.2.3 不恰当的反应

某些不恰当和不为社会所认同的行为表现,可以作为判定心理障碍的一个能动指标。但是有些事情被认为反常只不过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这和心理病理学上心理障碍的标准是有差别的。通常而言,某事物与通常接受的标准差异度越大反常度也越高。此外,如果某种行为与社会行为标准背道而驰,必然也要考虑到种族和文化因素的差异,并综合予以考量。在恩施官坡的土家族人,在老人正常死亡后人们对其后事的处理是以“笑丧”的形式。如果某人在“笑丧”时却大声啼哭,悲痛万分,则和土家族人“笑丧”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可以视为不恰当的反应,有心理障碍。

3 TCM“三因学说”在恩施土家族人心理障碍方面的应用

3.1 帮助精神病患者“正视现实”

由于精神患者常会产生幻觉和妄想,对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失控,而不能“正式现实”。TCM“三因学说”强调“因人制宜”,提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及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因而,在治疗土家族精神患者时,除了要抓住此类患者有精神分裂症、妄想和某些心境障碍外,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个体特点,检查不同患者之间是否可能与生理疾病、药物滥用等因素有关,有区别和针对性地采取适宜的治疗措施,帮助患者早日摆脱虚幻,走进现实生活之中。

3.2 提高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治疗效果

药物损害、脑部疾病、脑损伤、中毒等导致的器质性精神障碍,属于脑病变引起的心理障碍。TCM“三因学说”的“因时制宜”根据自然界的时令气候节律特点及年月日的时间变化规律,力求“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在分析恩施土家族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时,常见于严重的情绪障碍、思维障碍、谵妄或人格改变等。此外,由于时令气候的不同,对于Nolen-Hoeksema于2004年提出的精神病性症状,不同时辰出现的相关器质性损害,也应当纳入医生病情诊断的参考之中。只有根据不同时间节气所表现的特异性,通过择时治疗才能让医生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提高临床治疗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效果。

3.3 减少药物相关精神障碍患者依赖度

恩施土家族药物相关精神障碍患者,主要的异常表现为酗酒,使用违禁药物,过于频繁使用非处方药,因而易产生药物滥用或药物依赖有关的精神障碍。TCM“三因学说”强调“因地制宜”,注意到不同地域的气候、地理环境、水土性质不同,因而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体质差异不同。加之受到工作、生活与行为方式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生理与病理变化。因而 “因地制宜”需要医生看到这些差异,思考恩施土家族哪些地区药物依赖的个体没有能力戒掉巴比妥酸盐、可卡因、致幻剂等药物,并实事求是地分析该类病症在恩施土家族各个区域的伴随症状的异同,针对患者所患疾病的不同地域背景而实施适宜的治疗方法与手段,尽量减轻患者对于精神活性药物的依赖度,促进病情的好转。

参考文献

[1] 孙朝文,王林,刘虹婷等.浅讨中医学“三因学说”在天麻产业链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35(7):33-35.

[2]孙广仁,童瑶,陈文垲,李其忠.中医基础理论[M].第二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增刊:296-298.

[3]Dennis Coon,John O.Mitterer,郑刚等.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M].第十一版.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608-610.

[4]V.Mark Durand David H.Barlow,张宁等.异常心理学基础[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4.

作者单位:

1.湖北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445000

第8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在民族地方院校，基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下同）课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教材编写的固化，以及生源状况与师资结构的特殊性等，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致使部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真谛理解不够、领悟不深，以致更多地把其当作政治性、意识形态类的批判性课程，而对其与时俱进的品质，如承认市场竞争、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重视不够，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极不利于学生对社会转型期某些重大改革问题的认知，不利于其自身的社会适应性，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阻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因而对该课程的改革必要而迫切。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本身：内容抽象、逻辑性强、有争议点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基础是马克思撰写于19世纪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内容主要是从商品这个最基本的细胞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涉及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等。该课程内容比较抽象，语言较为生涩，需要学习者具备高度抽象的阅读理解能力。比如，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价值的构成与创造、资本的循环与周转、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农产品按社会生产价值出售等内容的描述就属此类。其次，知识点前后关联度大，逻辑性强，需要学习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如若没有一个宏观的体系框架做指引，前面的知识又不理解、没记牢，就会严重影响对后续知识的领悟和掌握。再次，一些论点在学术界存有争议，需要学习者具有坚定的信仰、去伪存真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比如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公有制企业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否灭亡、何时灭亡、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所有这些对生源基础相对薄弱的民族地方院校文科生而言，是有很大难度的。

（二）教材编写：假设性案例过多、真实性案例过少

前已提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基础是《资本论》，写于19世纪，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而我们的学生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代与环境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而且，相对于被大家深切感知和受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讲，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似乎离大家很远，无法受用，这固然与它们研究对象的不同有关———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是比较浅层次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但也与教材中案例的多少以及案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贴近程度相关。西方经济学教材特别是一些国外教材中的案例生活气息浓厚，现实性强、通俗易懂；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则大多是假设性的，真实性差、晦涩难懂。正如不少学生所反映的，西方经济学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好学且富有趣味，而政治经济学缺少具体实例的证明，感觉难以理解、深奥、枯燥无味。可见，深奥的理论如果没有真实性案例的佐证，就会导致理论陷于抽象、枯燥，缺乏吸引力，容易使理论偏离社会经济生活，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三）生源状况：生源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源底子薄、汉语水平不高、学习积极性较低

伊犁师范学院地处新疆伊犁，是一所民族地方院校，录取分数线较低，生源主要为疆内生源（93.51%），其中少数民族生源占三成（30.57%），且其类别大多为“民考民”（70.76%），少数为“民考汉”（29.24%），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2012年计划招生66人，其中“民考民”35人，占到了总招生数的一半以上（53.03%）。而且由于多数少数民族学生长期生活在民语环境（指在少数民族家庭内部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用民语交流，在民族学校由少数民族教师用民语教材、民语授课、民语问答）中，他们对汉语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能力较弱；进入大学后，突然转入陌生的汉语教学环境（指不懂或不熟悉民语的教师用汉语教材、汉语授课、汉语问答），语言上的障碍非常大，影响了其对知识的接收、理解与表达，以及记忆效果。调查发现，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将“汉语水平不高”归为他们学习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民汉一体化教学”的超前与不切实际，又使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障碍被人为地放大。所谓“民汉一体化教学”，是将民、汉班学生按照学号单双混合编班，由同一位教师进行授课。但由于民汉学生知识基础不同、汉语水平不一，也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高度抽象性，使得教师讲解时在内容多少、理论深浅与语速快慢上不好掌握，最终影响了少数民族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和理解。此外，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经济的落后、竞争意识的淡薄及非法宗教活动的影响，人们对文化科学的追求在整体上相对内地是落后的。

（四）师资情况：双语教师短缺，部分教师教改积极性较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的有无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所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好坏。基于民族院校生源状况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采用双语教学较为适宜。所谓双语教学，即在教学中同时使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字教学，教师用民族语言翻译、诠释所教授的内容，民族语言起辅助和铺垫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但目前的境遇是双语教师严重短缺：汉族教师汉语水平与理论水平较高，但不懂或不熟悉民语；少数民族教师熟悉民语，但在汉语水平和理论知识方面稍逊一筹，这使得双语教学无法实施。此外，教师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需要从事者具有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因为这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态度，影响着教师教学改革与探索的积极性，影响着教师课堂教学设计、教学环节组织、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完善，并最终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但不容乐观的是，部分教师的教学热情在降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在下降，表现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顾教，而对学生学不学不太关心，且多不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钻研教学、探究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三、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教材双语化、体系框架化、争论多元化、授课分层化

基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深刻性与高度抽象性，以及民族院校生源状况与师资结构的特殊性，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可以考虑：一、教材双语化。可以由有关专家联合编写一部适合民族地区学生实际，内容上更简单易懂的、较少涉及数学的本土化双语教材（主体部分用汉语表述，页脚或章节之后将一些抽象生涩的专业术语和关键语句用民语翻译和注解）作为必要的过渡；或者由从事教学的民汉教师合作出一本关于专业术语民汉对照的辅导小册子，作为少数民族学生课前预习或课下复习的辅助。二、体系框架化。由教材编写者或任课教师将整个课程的体系框架图放在导论部分，或将部分框架图置于篇前或篇后，以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串联和对整个内容的宏观把握。三、争论多元化。针对当前热点、难点，特别是有争议问题，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或在查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组讨论，以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于唇枪舌剑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四、授课分层化。途径可以是由同一位教师授课，针对基础不同的民、汉班学生，在内容多少、理论深浅、语速快慢以及考查层次上有所区别；或者可考虑打破行政班级的自然划分，根据学生汉语水平和知识水平分班，因材施教。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民汉交流的增多，特别是教育领域“民汉合园”“民汉合校”的稳步推行，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在逐步提高，因而“民汉一体化教学”也是可以预见的。

（二）增加与理论相契合的案例，与时俱进关注时事

理论只有在案例的佐证下，才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信服力。虽然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用自选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但因水平有限易致所选案例与理论的契合度不高。因此，建议所用案例最好还是由专家经过深入研究、审慎选择后再加入到教材中，以达致与理论的契合。具体来说，除增加教材中历史性的案例以对理论进行历史的考察之外，应更多地增加教材中现实性的案例以对理论进行现实性的论证。因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解释现实，指导现实，才能更好地凸显其有用性和鲜活的生命力。而所谓契合性，是指能够真正阐释理论的，不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比如，可以用圈地运动阐释资本原始积累，但却不能用来阐释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原始积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强调的是“暴力剥夺”，而资本积累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突出的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此外，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要求任课教师不能仅局限于教材固有内容，而应更多地关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将有关理论创新或典型案例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必要时与学生展开互动讨论。

（三）教学过程辅助情境展示，鼓励学生适当参加社会实践

为增加理论的可感知性和可受用性，需要学生“身临其境”，即进入理论所描述的情境之中，增加切身的体验感。具体做法：一是，在课堂上教师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让学生模拟经济生活中的场景，最后根据场景展示的内容与学生共同总结回应所学理论知识；或者以作业形式课后由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消化吸收后排成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经济小品。这种方法生动有趣，易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可避免空讲理论知识的单调与枯燥。二是，借助一些社团组织，如社会实践与就业指导协会，邀请企业相关负责人跟大家面对面、近距离地讲述企业创建、资本运作以及市场竞争等；或者鼓励学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进入工厂、企业打工实习，获得第一认知，以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更深刻地领悟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助推大学生的多渠道就业，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贡献力量。

（四）探究部分教师教改积极性低的成因，多管齐下予以解决

部分教师教改积极性低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科研重压使得教师无暇更多地顾及教学。在现有考核体制下，达不到科研标准，无法晋升职称，完不成科研任务，就有被高职低聘的风险。在利益的权衡下，没有多少人愿意更多地去关注教学。二是，陈旧呆板的教学管理束缚了教师的手脚。教师上课要带齐教材、教案、大纲、进度计划等教学常规，要严格按照进度计划授课，否则就有被通报罚款的风险，这种呆板模式化教学的规制和惩罚性的约束使得一些教师倾向于中规中矩授课，规避创新。三是，教师的职业倦怠使然。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及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使得部分教师产生负面情绪，导致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四是，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受社会、学校、家庭中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根本就不愿学，如此，也严重挫伤了教师教学与教改的积极性。鉴于此，要激发教师教学与教改的积极性，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高校，应该有一个明确而科学的目标和定位。既然定位于教学型大学，就应把教学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而不能“唯科研是从”。为此，制度上，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改革现有考核体制，将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分开考核，同时建立并完善教学改革的相关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管理上，要切实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教学环境，并通过设立专职班主任等方式，将专职教师从琐碎的学生工作中解放出来；服务上，要为教师教学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如经费划拨、进修访学机会的提供、软硬环境的改善等。第二，作为任课教师，应常态化地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课程评议等方式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学生的合理诉求，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加以满足，因为教学过程不是“教”与“学”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单口相声”，而是教师与学生双向互动、彼此交流的“双口相声”。如果教师的“供给”与学生的“需求”不匹配或匹配度不高，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第三，相关各方应协同努力化解民族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厌学情绪，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为厌学情绪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多方配合形成融贯性的合力，才可能化解。

四、结束语

第9篇：民族学导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