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性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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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电信诈骗;客观要件;行为认定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迅速进入爆炸式的信息社会，一种新型的诈骗形态———电信诈骗犯罪也如影随形，接踵而至。电信诈骗犯罪不但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失，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危性不安定因素之一。所谓电信诈骗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使用电信通讯设备设施，通过计算机网络、伪基站等渠道，在虚拟空间中传播虚假和混乱的信息，使受害者陷入误解并自愿处置个人动产的行为。与普通诈骗罪相比，电信诈骗罪在客观行为构造上包括犯罪的工具、手段、方式和对象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由于电信诈骗行为是在犯罪人内在心理支配下，对不同的外部环境刺激所做出的表面反应。因此，从心理学比如犯罪决策、人格因素、社会建构因素等视角，对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认定进行分析，对于准确界定此罪与彼罪，正确适用法律，有效地打击日益蔓延的电信诈骗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认定

目前，我国从立法上尚未对电信诈骗罪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适用罪名有:诈骗罪、招摇撞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然而，现有刑法与司法解释对于电信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规定过于笼统、模糊，从而增加了司法认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剖析和探讨。(一)对于诈骗载体的认定。在电信诈骗罪中，所谓电信的意思是“使用有线电、无线电、光或其他电磁系统的通信。”这也是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电信诈骗犯是一种发生于信息空间中的超远距离、非接触性的诈骗形式。行为人从犯罪预备行为开始，到虚假性、蛊惑性的信息，直至误导、诱使被害人心甘情愿或情非得已的处分自己的个人动产，而不会像普通诈骗犯罪那样，需要在现实空间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接触，方能实施诈骗行为。(二)对于诈骗对象的认定。由于信息空间的高开放性、高覆盖性，所以，绝大多数的诈骗对象都是不特定人群，既有年长者、也有年少者;既有高学历者，也有低学历者。一言以蔽之，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可能成为被诈骗对象。而普通诈骗犯罪则不同，他们必须通过某种特定的关联性、对接性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财物诈骗。同时，传统诈骗犯罪在实施诈骗行为时，往往只能局限或固定于某个特殊的物理空间。而信息世界则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因此，行为人实施犯罪不会受现实地域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跨境跨国犯罪尤其如此，他们的诈骗活动有的是从境内到境外形成一个诈骗链条，有的是从境外到境内形成一个诈骗链条，更多是境内外相互勾结、连锁作案，因而隐蔽性极强。(三)对于行为对象的认定。鉴于电信诈骗罪行为载体的特殊性，因此，其行为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动产，被害人只能通过银行的支付系统进行财产处分。因此电信诈骗犯罪具有转移赃款快、追回赃款难，并可增加银行资金流动风险等特点。而普通诈骗犯罪的行为对象即包括动产，又包括不动产，财物的转移方式也多种多样，不受任何限制。(四)对于诈骗手段的认定。电信诈骗手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通讯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是通过微信、QQ、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被害人主动发送虚假、蛊惑信息，与之进行交流、沟通，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知，处分自己的动产(金钱)。像各类中奖诈骗、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诈骗、退费退税诈骗等等都是如此。二是网络交易类诈骗。这类诈骗通常是行为人通过被动的建立网站、QQ群等或者利用第三方交易平台等虚假商品交易信息，利用被害人缺乏交易规则常识以及第三方监管漏洞等，进行假买假卖，牟取暴利。尽管以上这些诈骗行为手法各异，形式不同，但都是依靠电讯、网络作为诈骗手段，来实施诈骗行为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电信诈骗的科技含量也愈来愈高，加之行为人又能紧跟时尚潮流，充分把握民众的猎奇心理、麻痹心理。所以，其诈骗方式日新月异、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五)对于团伙形态的认定。普通诈骗犯罪有时只靠一人或几人就可以实施。而电信诈骗犯罪一般却不是单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通过团伙化作案方式进行，且具有境内外相勾结的特点。例如，2018年5月，在公安部统一组织和指挥下，天津市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组赴印尼与当地警方开展执法合作。一举成功摧毁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并成功逮捕了105名中国籍嫌疑人，查获了大量涉及计算机、语音网关、手机、电话、银行卡、诈骗脚本等的犯罪工具和物品。因此，大多数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内部的分工极其细致明确、层级严密，且各层级人员又大都采取单线联系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了犯罪团伙的安全性。

二、影响电信诈骗罪客观行为的心理学分析

(一)犯罪决策因素。所谓犯罪决策，是指电信诈骗行为人通过对电信诈骗的效益———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做出是否实施该种犯罪行为的决定。简言之，如果行为人有了电信诈骗犯罪行为的选择，则表示其做出了犯罪决策。首先，电信诈骗犯罪决策并不是完全的理性行为，而是一种有限的理性行为。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样的，不仅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处于变化甚至矛盾的状态。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找到所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所有方案的后果，也不具备明确且完全一致的偏好系统。这样它就可以在各种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决策方案。其次，从犯罪心理的角度看，电信诈骗行为人对其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完全清醒认识，虽然他们大都掌握娴熟的电脑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可以信马由缰、任意驰骋，但却明显存在着个人的认知偏差，因而其对犯罪对象的价值以及对能达到目标的手段、方式、可能性的认识与法律规范之间会出现极大的反差;同时，由于受到自身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的限制，他们对犯罪目标的评估和行为风险的认知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这就使之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会出现虚幻的感知，最常见的情况是，行为人把虚拟的网络空间视为法外之地，认为虚拟空间一般人看不见，摸不着，来无踪，去无影，而且虚拟空间存在很多漏洞，机会大，此时，他们往往高估自己的智慧和实力，认为凭借自身的能力，可以任其在虚拟世界中恣意妄为，为非作歹，从而把电信诈骗行为当作一种成本低———只需投资一点设备资金、就可以实施诈骗、也可说是“空手套白狼”;风险小———犯罪如同玩游戏、被诈骗者远在千里之外，相对安全;来钱快———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诈骗来不菲的金钱、可以实现迅速暴富的梦想。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电信诈骗犯罪除去电话沟通者外，大多数人都是在电脑上的程序化操作，并不和被害人见面，缺少传统犯罪的现场，不会产生恐惧、紧张、负罪的感觉，所以，他们大多存在着侥幸心理、冒险心理。(二)犯罪人格因素。所谓的犯罪人格也称犯罪个性，是一种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格。犯罪人格理论相对较为复杂，因而对其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和分歧。但那些忽视犯罪人格社会性质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首先是心理动力理论。心理动力理论直接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尤其与其主要概念包括内部心理过程、童年经历、性动力以及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生死本能等密切相关。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无意识决定的，而童年的痛苦经历又会决定其一生的人格。也就是说，犯罪是一种异常人格结构的产物，它是由童年经历中深层意识未解决的早期冲突而引发的结果。因此，排除其他因素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电信诈骗犯罪主体多是青年行为人的缘由。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年人的自我和超我并不成熟，其人格结构并不完善，不能应对来自外界的社会压力，他们无意识中的死亡本能会对其社会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电信诈骗这种新型的犯罪手段和方式，在行为人看来，可以摧毁禁锢自己生命的现有秩序，而要回到前生命的冲动状态，电信诈骗犯罪就成为他们不二的宣泄方式和窗口。其次是艾森克犯罪理论。艾森克认为，存在犯罪人格，即实施犯罪的一种倾向，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而学习过程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建立。但是，人们基本上是生物性的个体，因此，人与生俱来携带着先天的特性或特质，在周围环境刺激下，每个人都会映现出一些特定的反应。个体间的人格在与气质相关的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一是神经质(Neuroticism，N)、二是精神质(Psychoti-cism，P)、三是外倾性(Estroversion，E)。以上三个因素形成了人格的三个独立维度，人在这三个维度上表现出的不同程度和倾向，就构成了其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只要具备了以上三种人格倾向的青少年，往往会成为潜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一般而言，在电信诈骗犯罪主体中，外倾性者的表现为:能在虚拟空间中侃侃而谈，善于感知听者的反应，不畏惧被拒绝，喜欢交流，喜欢在变化中应对富于挑战性的被诈骗者，且能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同时，他们善于表现自己，急切的想得到犯罪同伙的认可和赞同，对于诈骗行为没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这种倾向的人在犯罪团伙中多为起骨干作用的从犯。神经质者的表现是:情绪化、非理性特征明显，对事物相对较为敏感，有时对自己的诈骗行为表现出高焦虑性，常常忧心忡忡，睡眠不佳，因而会出现各种心理障碍，对于自己诈骗行为常常出现疑虑，不够稳定，对于团伙的制裁措施有过度反应，情绪不易平复，认知会受到情感的影响，在犯罪团伙看来，他们的行为不合常态，易于做出脱离、告发的行为。在犯罪团伙中，这种倾向的人多为胁从犯或起辅助作用的从犯。精神质者的表现是:心理有明显变态的倾向，会出现强烈的反社会行为，这种变态倾向的人是电信诈骗犯罪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往往是电信诈骗犯罪的组织犯，是其具体犯罪的发起者，并领导组织犯罪计划的实施。他们之所以选择电信诈骗犯罪，是他们强烈的反社会的变态人格使然。在具体诈骗活动中，每每旧的电信诈骗方式遭遇瓶颈，他们就会绞尽脑汁，翻新出新的诈骗形式和花样，因此，具有这种人格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主犯，往往是打击的重点对象。(三)社会建构因素。根据社会建构理论，人格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建构，是一种临时产生的动态结果。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青年群体的行为会有所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自我。在社会建构论角度看，电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是犯罪行为人“自我植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过程，而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产物。正如格根所言，我们可以从关系的角度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进行理解，这些行为是产生于各种关系之中的，不是一种个体过程。因此，以上所述的电信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是各种社会、家庭、学校、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交融而建构起来的，具有社会性产物的属性、特征和性质。

第2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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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原著第一版序言”,12

［9］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10］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1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 宋培林 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 武建奇 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 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 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 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第3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摘要：认知习性学作为一种新生之物，是指对非人类动物的思维过程、意识、信念或者理性的进化和比较研究。本文对认知习性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辨析，并介绍三种针对认知习性学的态度，最后对社会性游戏方面研究内容进行具体介绍。

关键词：认知习性学；研究方法；态度；社会性游戏

心理学研究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之路，认知习性学就是这样一种新生之物，有的说它是认知心理学和习性学的综合研究。在认知习性学中，人们通过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还能加深人类对自己行为和心理的认识。

一、认知习性学的涵义

认知习性学（Cognitive Ethology）被广泛地定义为对非人类动物的思维过程、意识、信念或者理性的进化和比较研究，该领域的研究依靠各种不同类型的调查和解释方式进行。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大量的来自各学科的研究者的注意。笔者认为它主要是围绕“动物行为过程中是否有意识”以及“怎样研究动物意识”来展开的。

二、认知习性学的研究方法

认知习性学中也像习性学一样强调自然主义的观察，因为行为能力是在对自然选择的压力做出反应的过程中进化的，所以认知习性学家偏好在尽可能接近自然选择发生时的自然环境的情境下对动物进行观察和实验；因为认知习性学是一门比较科学，所以认知习性学的研究强调广阔的分类学的比较，且不把关注点放在有限分类中一些选择的代表上。此外将动物行为的研究定位于进化和比较的框架之中，认知习性学家坚持认为动物的现场研究（包括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研究）可以为动物认知研究提供信息。认知习性学并不一定需要将动物的行为研究带入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让人信服（此处是说明不是只有实验研究才是科学的，现场研究也是有效地）。

因此，与认知习性学家相对比而言，认知心理学家主要致力于实验设置的相关主题的研究，并不强调动物认知的进化或比较方面。当认知心理学家的确采用了跨种系比较，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以普遍潜在机制的形式来解释不同的行为模式；习性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一样，通常更关注生物体已寻找到的对共同问题的解决方式的多样性。

三、认知习性学作为一门科学面临的三种态度

对于认知习性学而言，主要问题是以数据收集的方法、分析、描述、解释和对动物行为的解释为中心。因为认知习性学论述动物思维和心理状态，所以对其研究的可能性有不同的看法，争论认知习性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甚至是否可能是一门科学。这三种不同态度分别为否认论、怀疑论、支持论。笔者认为，三种对认知习性学的态度差异部分是由于所认同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造成的。

否认论者否认认知行为学的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们挑选最困难最少接触的现象进行研究，然后得出结论我们关于这个主题只能得到非常少量的具体信息，并且也不可能在其他方面做的更好。他们否认认知解释、认知假设。提倡实验室研究。

怀疑论者很难分类，他们比否定论者稍微开放点，而且他们之间的观点差异非常大。他们承认认知习性学的部分成功，对未来持一定乐观态度。很多怀疑论者热衷于神经学，认为懂得神经系统后会使认知习性学显得多余（Griffin，1992年，也对神经学很感兴趣，但他不担心神经生物学会导致认知习性学的消失）。他们有时也把困难和可能性混为一谈，但是当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时就会停止怀疑，他们对民俗心理学、神论学、轶事和认知解释的态度也不是绝对的拒绝。

支持者对于动物认知和认知习性学调查持开放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认知行为学的研究取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有趣的数据。他们肯定田野研究以及对比较习性学和进化论的依赖对认知习性学做出的贡献。支持者们也接受民俗心理学，用它做一些保守的研究。他们还接受运用认知学解释建立一个系统的解释性框架，并且认为轶事和拟人化理论有可取之处。虽然支持者们承认Griffin对于实验研究没有做出具体详细建议，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寻求像 Griffin的严格经验法一样的可行的方法。支持者是批判性的，但他们也是耐心的，他们不想过早的毁灭这一研究领域。Griffin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认真学习沟通和其他行为模式来探悉动物的想法。

四、认知习性学的研究内容――社会性游戏方面

社会性游戏是认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对否定论、怀疑论者和支持者都构成挑战，游戏比其他研究领域更能提供动物思维的证据。当动物们在游戏时，他们主要运用动作模式，这些模式也用于捕食行为、反捕食行为和求偶行为中。这样，人们也质疑社会性游戏行为如果不用认知词汇是不能被研究的。例如，如果你很少被告知Jethro和Henrietta在做一些动作且这些动作描述得很客观，你不会知道他们正在玩游戏，也不知道他们玩的很高兴；因为你不知道那些事情主要由一些也用于其他活动中的动作模式组成。个体需要能够和潜在的游戏伙伴交流，那些伙伴是它不准备统治的、吃的、与他们的。甚至，他打算与他们玩游戏。对参与社会性游戏的动物的行为观察显示，他们希望并且相信只要他们清晰地用某种信号来交流表达他们的游戏意愿，他们对谁会对他们的意图有反应的想法会被别的个体认识到。在此观点看来，游戏被看做一项合作事业。

五、结语

总而言之，认知习性学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应该有耐心待其成长。对于那些否定者的哲学家们，习性学家需要更明确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将做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研究，尽管哲学家们不能提出方案，但是也可以适当采纳他们对实验设计的现实建议，这同时也能够让哲学家们了解认知习性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外，现场研究的方法是可取的，要正确看待民俗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以及其他资料对认知习性学的作用。认知习性学家还需要不断给这一领域带来有挑战性的问题并攻克他们。

参考文献：

[1]Bekoff, Marc (1995) Cognitive Etholog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Nonhuman Animal Behavior.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ognitive Science. J.A. Meyer and H. L. Roitblat, eds 119-150.

[2]苟增强,崔健. 习性学的发展理论综述[J].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1).

[3] 王彦,苏彦捷. 迷宫与动物行为研究[J]. 心理学动态,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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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龚芸. 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

[6] 认知心理学(2)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J]. 中国临床康复,2005,(36).

[7] 高申春. 评侵犯行为的习性学理论[J]. 心理学探新,1999,(3).

[8]张新立. 西方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发展和趋势[J]. 心理科学,2006,(2).

[9] 韩晓东. 现实中的个人与游戏――对人类游戏本质属性逻辑起点的审视[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4).

第4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整群选取该院收治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共96例按照随即原则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8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26例，女性22例，患者年龄在48~7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5.7岁。按心衰病因划分，冠心病共19例，高血压性心脏病共15例，扩张型心肌病共14例，心衰病程为1年～16年，平均病程为9.8年；对照组患者中，男性30例，女性18例，患者年龄在47～6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7.3岁，按心衰病因划分，冠心病共20例，高血压性心脏病共19例，扩张型心肌病共9例，心衰病程为2~15年，平均病程为10.6年。

1.2治疗方法对于该两组患者均给予休息、吸氧，并限制盐的摄入，给予患者利尿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和洋地黄类药物，给予强心类常规治疗，以保持病情的稳定。对于观察组患者，使用卡维地洛(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20000100)3.33mg，1周之后调整为5mg/d，每隔2周调整1次剂量，最大得耐受剂量为15mg/d[2]，均为2次/d；对照组患者加用美托洛尔（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20057288）6.25mg，1周以后调整到12.5mg，后每隔2周调整一次剂量，最大的耐受剂量为25mg，均为2次/d。在治疗期间依据心衰症状，调整两组患者的利尿药和β受体阻滞药，最终达最大的耐受剂量，按12周为1个治疗周期。

1.3观察指标仔细观察患者用药的心率、血压和血糖等指标，并统计患者出现间竭性Ⅱ度房室传导阻滞、空腹血糖升高及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状况。1.4疗效判定标准以患者治疗后心功能以改善2级为显效，以改善1级为有效，以无变化或恶化为无效，总有效为显效和有效之和。

1.5统计方法运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2检验。

2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心功能改善总有效率为95.8%，明显高于对照组（81.3%），该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不良反应发生方面，两组患者治疗后射血分数均有所升高，血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出现间竭性Ⅱ度房室传导阻滞、空腹血糖升高及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分别为6.25%（3/48）、8.33%（4/48），该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852,P>0.05)。

3讨论

大量相关文献报道证明，对于慢性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β受体阻滞剂可以发挥出较为明显的治疗效果，能够明显降低外周循环阻力，从而增加心肌得适应性，并且改善左心得功能。而药物美托洛尔属于β1受体阻滞剂，该药的临床价值早已得到了临床上的公认。药物卡维地洛能够阻滞β1的受体，从而减缓心室重塑的过程，但是在改善心肌功能和发挥药物作用的机制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因为卡维地洛属于第三代的β受体阻滞剂，该药对于β1受体的亲和力要更强，能够使得β2和β3受体密度显著下调，所以，长期使用卡维地洛，能够明显提升患者的生存率。该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卡维地洛的观察组患者的心功能改善总有效率为95.8%，明显高于使用美托洛尔的对照组（81.3%），该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PackerM、戴功强等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说明卡维地洛对于减轻左心室重构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心功状态。

第5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1.创新高职教学管理运行机制需要遵循适应性

在整个高职教学管理运行机制中，要确保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目标性，使其作为一项教育体系以及一项运行模式进行管理，科学高效的管理是整个教学体系的正常发展以及有效实施的有效保障。因此，在我国高职教学管理之中，要从做到实践教学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适应性，只有在创新高职教学管理的运行机制上遵循适应性原则，才能使高职教学管理模式更加规范。

2.创新高职教学管理运行机制需要遵循效益性

从管理学可知，教学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实现高职教学管理的效益，那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软件与硬件的最大化，比如，师资队伍建设，为学校建造相应的教学场地、实践场所等。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学校的专业特点以及人才发展要求，在结合师资特点的基础上，实行良好的发展机制。每个专业要设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学校和社会发展要求及企业的人才需求这三个基本模式进行探索。故作为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在发展过程中要人才的培养目标，对课程、专业、师资进行设计，积极改革探索。

二.创新高职教学管理运行机制的发展目标

1.积极形成标准化教学质量体系

教学质量体系是教学管理运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教学过程中对质量评价与监控进行衡量的及时、有效的重要举措。其中，教学质量的标准一方面是对教师教学过程质量进行探究，另一方面是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的质量探究。只有具备高质量的教学管理工作，才能使教师的教学过程处于控制状态，才能对每一个环节进行检查与监督，从而制定出符合教学规律的质量标准

2.积极构建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在教学管理中，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是帮助学校发挥监控功能的主要手段，也是创新高职院校的重要保障。为了从发挥出教学质量体系的评价作用，要建设专业、开发专业，对教学岗位进行设置，建立相应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系统，从而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监察，对教师教学进行多元化评价。

三.创新高职教学管理运行机制的主要措施

1.构建完善高职教学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的基点

衡量高职院校体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各种运行机制的灵敏度，其中主要的标准便是从表面去感受，也要从深层中去把握。表层的判断标准一般是以教学秩序的稳定程度、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以及教学中的教风、学风等。对于深层判断标准，那么主要是指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要具备并实现科学管理、合理分配的基本功能。其中，具体的表现是专业服务，应具有专业知识结构体系以及各种专业及课程建设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建设等，使整个教学管理具有指导思想以及指导目标。

2.加强对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6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 信息伦理学 学科性质

信息伦理学这个语词，无论是从方便的角度随性地加以使用，还是专指一门新兴学科，都已经成为相关学术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将之视为应用伦理学的新兴学科，那么有几个基本问题必需回答和澄清，否则这个术语将无立身之本。这些问题是：从何种角度看信息伦理学应被视为一门新兴应用伦理学？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应用伦理学，应用的是什么、应用于什么以及如何应用？对这几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勾勒出这门学科的概貌、基本研究方法和未来研究走向。

1何为信息伦理学

要回答从何种角度看，信息伦理学应被视为一门新兴应用伦理学这个问题，须从应用伦理学的缘起上去寻找答案。

为《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撰写“应用伦理学综揽”的学者温克勒说：“应用伦理学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它包括人们去理解和解决某种实际生活领域（如医学、新闻业或工商业）中产生的或者与某种一般的社会关注课题（如平等雇佣或死刑）相关的道德问题的一切系统化努力”[1]。这是个相当宽泛的理解，勾勒出了应用伦理学产生的范畴。尽管宽泛，从中我们仍可以得出应用伦理学从其起源上就具备了应用性和交叉性的特征这一结论。从应用伦理学发展的实际来看，应用伦理学是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专业化”是这门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客观地反映应用伦理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必须看到，首先应用伦理学涵括了以往规范伦理学的内容，特别是承认了应用伦理学和自古希腊以来的伦理学传统的传承关系；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吸收了所涉及的更为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表现出应用伦理学具体学科的发展远远超越了这门学科形而上学基础的拓展。而信息伦理学无疑是应用伦理学这一学科群中令人瞩目的一个分支。

信息伦理学由于生而具有的应用性和交叉性特质，使得具有不同出发点的学者对其学科地位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从伦理学基础理论出发来看问题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否认信息伦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伦理学一向被称为实践的研究，生而具备一种实践品格。苏格拉底使得伦理学摆脱了宗教，把关注的目光从此前的宇宙论转向人自身，确立了伦理学的自。作为一个认识着的积极主动存在着的人，真正的问题不是纯粹理论的认知，而是实践。纯粹理论的认知只要求人们掌握知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能极其深刻地洞察和实践，由此建立一种不可动摇的生活信念，这才是伦理学的核心。所谓的信息伦理也并不因为与信息技术相关就变得特殊起来，伦理问题归根结底不会脱离人性的根基。信息时代的伦理问题也只是伦理问题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已。

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学者，往往倾向于肯定信息伦理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他们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发展才带来了一系列以前不存在的伦理问题，造成了之前不曾有过的伦理困境；他们强调信息技术科学在这类问题中的背景地位；在解决新的道德问题上，在使用传统伦理学方法的同时更多寄希望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注重整体主义色彩即所有相关知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者的意见，规范伦理学研究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由于认识起点造成的差异，在理论探讨中必定会产生冲突，对待这种冲突应有何种态度，沃尔泽对正义战争的说法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我将不从基础开始讨论。如果我从基础开始，那么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完成对基础的研究；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知道这些基础究竟是什么。伦理世界的底层结构是一个深刻且明显的充满无穷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们都生活在伦理世界的上层结构中。伦理世界的建筑是宏大的，它的结构是复杂而又迷惑人的。……对现实世界的伦理判断和伦理证明的研究或许是我们接近道德哲学的那些最深奥的问题，但确实不要求我们直接介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事实上，那些介入了这些研究的哲学家，常常忽略了紧迫的政治和伦理争论，很少为面临艰难选择的男人女人提供帮助。至少实践道德是暂时与其基础分离开来的；而且，我们必须这样来思考，就好像这种分离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可能（因为它是实际的）条件”[2]。信息伦理学家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仅限于理论研究者才看得懂的纯粹理论领域，还需要关注更为活跃更为鲜活的信息生活的具体内容。对信息伦理学应有一种实践的态度，结合伦理学基础理论和信息技术理论，同时从这些信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伦理生活的冲突中获取灵感，给这门学科带来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2 信息伦理学的资源利用

信息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应用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信息伦理学可资利用的资源问题。简言之，信息伦理学可资利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信息技术科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其他领域的相关资源。

首先从信息技术科学的方面来看，现代信息技术科学包括信息学、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情报学、传播学、人工智能、信息管理学、信息经济学等学科。另外，相关的概率论、统计学等基础性学科也必须纳入信息伦理学应用的范围中去。

信息伦理学的繁荣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虚拟信息社会的出现导致传统交往行为模式的变化，产生了以往不曾出现过的伦理困境。与人的信息权力有关的内容包括隐私权、知识产权、信息自由权、信息获取权；信息社会中的伦理问题包括信息社会中人与社会价值问题，去权力与自我权利提升、信息社会中民主的风险与弱点、信息社会的文化冲突；信息社会的制度建设和信息素质培养包括信息伦理教育、自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信息立法等。每一项革命性的信息技术都隐含着新的伦理问题出现的可能。人们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信息技术对人性和社会提出的挑战。新的伦理困境既是困难也是机遇，它为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为这门学科不断注入新的推动力。

其次，对信息伦理学而言规范伦理学的各种理论、概念和原则是其可资利用的基础性资源，从这个角度对信息伦理学进行的思考仍然占据信息伦理学研究的主流。一些著名的信息伦理学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都以各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伦理学理论（例如功利主义、康德主义，权力论等），特别是现代伦理学（如罗尔斯契约论的公正理论、规定主义等）对经典伦理问题的重新回答来引发讨论。

再次，信息伦理学所应用的资源除去最明显的信息技术科学和规范伦理学这两个主要方面，道德心理学中道德发展阶段论、社会学中社会集群的分层理论、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政治学与法学中的权利义务理论、管理科学中的组织行为学等也在信息伦理学中被用于对具体道德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日益显示了其在信息伦理学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成为信息伦理学可资利用资源的有益补充。

由于现实信息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和每种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对这些不同背景和来源的理论的应用必须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整体或部分的使用方式。整体运用某种理论的范例，如蒂洛（J.P. Thirous）把人本主义伦理学应用于各个领域，罗尔斯把一种契约主义伦理学应用于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人的目的――价值体系，而更多被采用的方式是部分地运用各种成熟的理论。以康德的伦理学理论为例，康德的思想作为对信息社会进行反思的思考源泉，其各个部分都被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进行了新的使用和开发。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对于信任的反思被用于解决如何在网络虚拟环境中建构信任；康德对美学和伦理学含义的理解有助于对网络环境下协议民主的思考；康德美学中对想象建构能力的理解对于形成信息环境下非政治性的共享社会框架有着极强的建设性。显然，部分地应用理论的模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应用主体的性质援引不同体系中的有关理论作为持某种立场或政策主张的论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用各种理论无论整体的还是部分的，往往涉及对这些论据在其所来自体系的深层解释，原初的理论必须经过很多综合和改造之后才能被应用。

3 信息伦理学的应用对象

信息伦理学应用于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信息伦理学的研究主题和努力方向。与规范伦理学试图建立普遍的道德理论体系的目标不同，信息论理学试图调动一切资源，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分析和理解现实的信息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上去。

人际交往是伦理学赖以产生的基础，信息时代人际交往模式的新特点也催生了新的伦理问题。信息时代的人际交往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拓展了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交往范围的扩大使得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向多元化和复杂化方向发展（开放性与多元性）。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此间生存的每一个成员可以最大限度地参与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这就使网络成员几乎没有外在约束，而更多地具有自主性。网络对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使人与人面对面、互动式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带有明显的间接性。这种间接性也决定了网络交流的广泛性。网络社会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定义，已经突破了传统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内涵。在网上，人们可以“匿名进入”，网民之间一般不发生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这就使得网络人际交往比较容易突破年龄、性别、相貌、健康状况、社会地位、身份、背景等传统因素的制约。由于网络没有中心，没有直接的领导和管理结构，没有等级和特权，每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趋于平等，个体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全球性和发达的信息传递手段，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了空间障碍，同时也使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加疏远。网络虚拟化的人际交往方式致使网上的信任危机甚于现实社会。

简言之，信息社会伦理问题发生的场合，从空间看既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也可能是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虚拟空间存在的；从时间看既可能是现在发生的，也可能是将来会引发的。这类行为在许多场合中涉及的是个人的行为考虑或选择，但却不是私人的行为，而是同伦理“公域”直接相关的行为。伦理公域，从客观上看是个时大时小的概念，在这个范围内有着共同的伦理话语。这也是信息伦理学存在的理由和研究的主题。

信息伦理学的研究主题已经与以往的伦理学有了很大不同，个人既是关注的焦点，也是网络中的一个点，关系和协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个人行为的善、个人所处各种虚拟与现实关系的协调以及各种虚拟与现实共同体的稳定和繁荣需要同等程度的关注。在黑格尔看来，扬弃了的道德就是伦理，并在伦理中显示出人类共同体的有机形式。在信息伦理学试图把握并把各种资源加以应用的各种问题中，既有传统伦理学关注的微观个人层面的问题，也有传统伦理学所不曾深入探讨的组织层面、宏观体制层面与全球层面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信息伦理学大大拓展了以往伦理学研究的疆界。可以说传统伦理学更关注道德，而信息伦理学更关注伦理。

4 信息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如何应用？这个问题涉及到信息伦理学的处理方法。任何特定的方法都是针对特定的问题而来的，信息伦理学的方法有赖于对信息伦理问题的把握分析理解，也有赖于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借鉴和改造，还有赖于对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的期待。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当今民主社会的现状有这么一番描绘：“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论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却又是合乎理性的诸完备学说的多元论特征。这些学说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任何人也别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种别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的永久认可。”这恰与信息伦理社会有不谋而合之处。信息社会人际交往的开放性、多元性、自主性、随意性、间接性、广泛性、非现实性、匿名性与平等性的特点，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伦理价值观念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具备惟一的权威性，信息伦理学对伦理问题的把握也必须以多元价值观念为基础。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理解、沟通、对话，尽可能地去理解某种伦理困境出现的背景和原因。由于共识达成的困难，对对话程序的重视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罗尔斯的反思均衡理论都是对价值多元性和程序共识的反思。

伦理困境往往是道德悖论类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即使建构了对话的平台，引入了探讨的程序，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很难达成的。交往行动理论也好，反思均衡理论也好，它们都是基于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充分表达。任何一种宣称自己具有权威和正确的指导原则的理论在价值多元的情景中都无法再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信息获取的便捷和信息量的充盈，使得依赖网络生存的人群更具民主和自信的特质，他们允许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不同的理念互不侵扰地共存。对于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网络中寻求伦理问题的答案乃至最后的结果，我们所能期待的只是将某个伦理难题置于各种道德观念的审视之下，最后通过讨论来“对面临困难的男女提供帮助”，通过妥协获得一个接近于合理的答案。

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应用伦理学，它的兴起和发展与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更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造就的信息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它与生俱来的交叉性和应用性特征决定了它可资利用的学科资源――来自规范伦理学的成熟思想理论与信息技术科学的最新发展；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规范理论体系的构造而是对具体引起伦理困境的问题与个体的关注；研究的方法――不再是成熟理论对新问题的包容而是对程序过程合法的重视；讨论的结果――不再是对权威的迷恋而是对共识的期待。信息伦理学未来的研究走向必然是多层次跨学科的，不同学科在不同层次上的合作将给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惊喜。

参考文献：

[1] Chadwick S R.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Volume One. Salt Lake City: Academic Press, 1998:192.

第7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访谈者由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教师担任，并在访谈前接受质性研究访谈技巧的培训，保证访谈者与受访者并不相识，以免影响访谈结果。访谈在安静的咨询室内进行，访谈过程中用录音笔记录整个访谈过程，每次访谈时间为20—40分钟。

二、结果与分析

在积极心理学理念指导下的团体心理辅导，通过团体游戏、团体交流、自我反思、团体日记等方式，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并教会他们调节情绪的方法，使大学生的情绪由消极变得积极，进而提高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在团体心理辅导中，通过各种团体心理活动及成员间的相互交流，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懂得了发挥自己的优点和悦纳自己的缺点，使自己过得更幸福。团体心理辅导中的一系列团体活动及团体成员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使得大学生认识到由于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个体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人与人之间容易出现误解和矛盾。大学生们学会了站在他人的立场积极地看待他人，这不仅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更提高了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学理念指导下的团体心理辅导使大学生认识到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他们通过对事件进行积极赋义，从而能够积极地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提高了主观幸福感。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安全与包容的团体氛围及成员彼此间的开放与信任，使得大学生愿意打开自己的内心与成员进行真诚的沟通，并获得积极的反馈。这一经历使大学生增加了与人交往的自信并学会了与人沟通的方法与技巧，提高了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成员们会将在团体心理辅导中所获得的人际交流的信心带到日常生活中，提高了人际交往的自信，提升了主观幸福感。

三、讨论

第8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执行力是什么？ 所谓执行力――把目标转化为结果的能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它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把企业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执行力差是企业的最大内耗，不仅会消耗企业的大量人力、财力，还会错过机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要提高企业的执行力，首先要强调“没有任何借口”！当然，企业要具有很好的执行力，一定要将其三个核心流程良好的运用，相互融合，三个核心流程是：战略流程、运营流程、人力资源流程。一定要有合理的企业目标、高效的规范制度、精英型的管理团队。我们常常把自己不执行的问题归结到客观、归结到他人因素，而忘记了思考自身的因素：我们自己是做什么的，我们拿什么与公司交换薪水？我们该学习什么？我们该思考什么？我们该提升什么？

我们作为一名管理者，一定不能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领导者自居，领导的功能有：激励、指导、沟通、解决。我们应是一个高度关注执行过程、切实指导执行方法的“指导者”。一味的抱怨下属执行力太差，只能说明我们对执行的指导力太差。一旦出现问题，首先自我反思，“谁的责任？我的责任！”因为，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指导力决定执行力，指导力比执行力更重要！

执行力”也离不开“良好的沟通”。有好的理解力，才会有好的执行力，好的沟通是成功的一半。处理问题的沟通原则：1，先处理情绪，后处理问题；2、表达尊重和关怀。通过沟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可以在执行中分解、细化目标，分清战略实施的过程和责任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通过自上而下的合力达使企业执行更顺畅！

“执行力”也离不开“有效的激励”。员工关注的不仅埋头苦“干”，更为关注的是“干”的目的、利益，有所求是有所为的真正动力。员工个体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不尽同质，因此企业不能尽靠整体利益激励员工，诸如“企业利润翻几翻”，而且更多注重“对员工个体受益具体承诺”的激励，关注员工的个人成长，才能让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息息相关。

“执行力”同样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通过对员工权利意识、自主意识教育、引导，通过架构尊重人、关心人、相信人的人文环境来提高广大员工尽责意识，借以强化执行的速度与力度。企业要构建一定平台，让年轻的后备力量突颖而出，让员工在“铸就团队”的过程中，实现”“成就自我”。企业要用感情、发展和事业来留住有用之人、有执行力之人。

第9篇：心理学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教学质量；中职物理教学；心理特点

1.对中职学生学习物理的心理特点分析

（1）部分中职学生具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很多人认为只有正规的高中才是真正的学校，才是求学的正确选择。而中职学校，只是没有能力的学生想要继续求学的无奈选择。这种思想在尤其敏感的中职学生中更为普遍，很多中职学生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对学业根本不屑一顾，总觉得学也没用。再加上中职学生入学起点低，本身学习基础就比较差，而物理这门学科本身就比较高深，很多知识点很难理解，这就导致了中职学生对物理这门学科有严重的抵触心理。

（2）中职学生具有较强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中职学生正处于十几岁的黄金阶段，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好奇心强，善于观察。结合这一特点，教师就要避免“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在课堂教学中尽量创造一些物理现象来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做，不仅使学生对物理知识印象深刻，也能达到培养学生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的目的。

（3）部分中职学生很难集中注意力。大多数中职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认为只要在中职院校混个毕业证就可以了。因此，在课上为所欲为，不专心听讲，注意力无法集中。殊不知当今社会，靠的是真正的知识技能，单有一张毕业文凭，没有真才实学，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而物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班会、谈心会等多种途径，向学生讲清社会形势，纠正学生错误思想，使学生在课堂中集中注意力，用心学习物理知识。

2.抓住学生心理特点提高中职物理教学质量的具体方法

（1）培养兴趣，形成学物理的氛 围。在中职物理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对物理学科学习兴趣的培养。一是在教师本身方面，要给予学生足够的关爱和重视，多与学生沟通，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怀，愿意亲近老师，这样学生也愿意学习老师所教授的课程，进而对这门学科有好感。另外，老师要帮助学生，让学生从自卑的心理中走出来，克服不良情绪，积极阳光地面对中职阶段的学习。二是教师要创新授课方式，比如，多用故事、实验，或者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自然，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对学生的每一点进步予以肯定和表扬，树立学生对物理的学习信心，保持学生对物理的学习热情。

（2）掌握学情，有的放矢开展教学工作。中职物理教师要对学生的学情了如指掌，掌握学生对物理学科的认知程度，进而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比如对学生进行摸底考试，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合理安排中职学生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教学内容，可以大胆删减学生不易掌握的教学内容，并循序渐进增加知识难度，直到完成教学要求。对于少数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的情况，教师应保持足够的耐心，集中进行辅导，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很好地学习物理知识。

（3）联系实际，提高物理教学的实效性。中职物理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实践性很强。鉴于此，中职物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将课本中的知识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充分地掌握课本内的知识，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物理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两个学生分别穿黑白两色衣服站在太阳底下，着黑色衣服的学生就比着白色衣服的学生要感到热。教师可以当堂安排学生做这个实验，也可以要求学生在生活中自己完成这个实验，好奇心的驱使会让学生想要弄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求知欲大大增强。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留意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多看一些科普类节目或者书籍，这样，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职物理对于中职学生而言，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然而如何解决中职学生对物理这门学科的严重抵触情绪，值得中职物理教师深思。中职学生一般较为敏感、叛逆、单纯、稚气，中职教师要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革新教学方法，不断改善中职物理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戴建刚.从心理特点入手 抓好中职物理教学[J].职业技术，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