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概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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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7-0082-03

On Susan Kaiser’s Transform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Study：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to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SHI Ya-juan（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usan Kaiser， as American contemporary clothing psychologist， professor of clothing culture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her thought of studying clothing culture goes through a great change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1997） to 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2012），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to fashion culture study， from dualism thinking or the traditional binary research to pluralism thinking， from context study to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see th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lothing culture stud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luralism and the intersectionalit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rend will help us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culture.

Key words ：Susan Kaiser；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fashion； culture

Internet ：.cn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

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① 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②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③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

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 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

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④2。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④2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④2由此， 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 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

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 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⑤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⑥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④1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 within 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 within 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④2

四、结论

苏珊・凯瑟服饰文化研究思想的转变是与时下整个学术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和视角，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宝贵的理论思想，成为当今许多人文学科都有借鉴和研究的内容，苏珊・凯瑟将服装心理学中的情境论、符号互动论、身份理论、交叉互动论等内容引用到时尚文化研究中来，使我们对服饰文化及其影响下人类着装心理和身份建构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知。

注释：

①Shibutani， Tamotsu. "Blumer’s Contributions to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1.[J]Special Issue on Herbert Blumer’s Legacy. Spring 1988. p. 23C31.

②John D. DeLamater， Amanda Eyre Ward，Springer.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M].2nd Ed. 2013. p.31

③ [美]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M].李宏伟，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65.

④Susan B. Kaiser.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M] Berg Publishers， 2012.

第2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 归因理论 高职英语教学 应用

一、引言

高职院校的大学英语是公共必修课之一，主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然而高职英语教学效果却不容乐观，学生对英语产生了厌烦和抵触的心理，并把英语学习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启蒙老师不好，学习英语没有用，或没有学习外语的天赋，极少学生归因为自身努力不够或学习方法不对。学生不恰当的归因会导致英语学习信心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应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引导学生对英语学习效果进行正确的归因，激发学习兴趣，保持学习激情成为高职英语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教育工作者多把精力放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很少涉及英语学习者的归因问题研究。本文将从归因的角度，探讨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增强高职英语教学效果的方法。

二、归因理论概述

1.定义。

归因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通俗地说，归因就是“寻找结果的原因”。心理学认为归因是指人们根据行为或事件的结果，通过知觉、思维、推断等内部信息加工过程而确认造成该结果之原因的认知活动。因此，归因理论是关于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解释如何影响情绪、动机和行为的心理学理论。

2.归因理论的发展。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最早由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海德（Heider）于1958年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提出。海德认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是人们对事物的感知而不是事物本身。他主张将个人行为产生的原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大类。内因是倾向性的、个人的原因，如能力、努力、态度、品质、动机等；外因是情境的、环境的原因，如运气、任务难易等。后经许多学者不断探索，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归因理论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琼斯（Jones）和戴维斯（Davis）于1965年提出了相应推断理论，凯利（Kelley）于1967年提出了三维归因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归因理论家韦纳（Weiner）及其同事在吸收海德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他对该理论的概括和研究几乎将该理论推向了心理研究的顶峰。

3.韦纳的成败归因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韦纳于1974年提出了成败归因理论。他认为人们在解释成功或失败时能觉察到4种主要的原因，分别为：能力（ability）、努力（effort）、运气（luck）和任务难度（task difficulty）。他还把这四种主要原因分成控制点（locus of causality）、稳定性（stability）、可控性（controllability）三个维度。根据控制点维度，可将原因分成内部和外部原因。能力和努力属于内部原因，而运气和任务难度属于外部原因。第二个维度稳定性是指某一原因是不稳定可改变的还是稳定不变的，如能力和任务难度是稳定的，而努力和运气是不稳定的。第三个维度是指某一原因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如运气、能力、任务难度是不可控的，而努力是可控的。维纳的四因素三维度归因理论可以用下表直观地表示。

学习者对学业的成功或失败的归因体现了自我评价，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影响。不同的归因倾向会促使他们对学业产生不同的期待和行为。韦纳从成功和失败两个角度分析不同的归因倾向对未来行为的影响。

（1）对成功的归因。如果人们把成功归因于内部稳定的因素，如能力，有助于激发自豪感，对今后取得更多的成功抱有较大的期望，有利于提高动机；归因于努力有助于培养勤奋、脚踏实地的良好性格，提高做事的积极性。然而把成功归因于能力和努力也容易造成自我中心主义。当学习者把成功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时，如任务简单、运气好等，则他们产生的自豪感就少，更多地会产生侥幸的心理，不利于自信心的培养和动机的提高。

（2）对失败的归因。如果人们将失败归因于稳定的不可控的外在因素时，如任务太难，则会减轻羞愧感，原谅自己，不思进取。如果把失败归因于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时，如运气不好，则会对未来抱有希望，会再次努力，争取成功。如果归因于不稳定的内部因素时，如努力不够，则会产生内疚感，但对未来还有期望，今后可能会更加努力。如果归因于稳定的内部因素，如能力不够，则会产生无助、绝望的心理，可能导致自暴自弃的行为。

事实上，人们的行为结果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可控因素也有不可控因素，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平衡内外因，使学生保持较高的学习动机。

三、归因理论对高职英语教学的启示

高职学生英语底子相对比较薄弱，学习效果不理想，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无法有效地习得这门语言。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注意观察学生的心情和想法，多和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效果归因，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学习兴致。

1.加强师生交流，增进了解。

学生对英语学习成效的归因会影响其学习兴趣、学习期待和学习行为。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研究有利于增进对学生的了解，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归因。有些学生因学习成绩不好，感到自卑，上课总坐在教室的角落，不敢回答老师的问题，对这样的学生教师课间要多和他们交流，而且态度要真诚，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他们才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以便教师正确地帮助他们归因，培养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课堂上对后进生要多鼓励、多肯定、多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少评判、少否定。对于在课堂上搞小动作、爱聊天的学生，教师也要多给予关注，了解他们不守纪的原因，采用奖励、刺激等方法使他们更专注于学习上来。同时教师要经常对自己的教学效果进行反省，根据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态度判断教学效果，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杜绝因循守旧。

2.运用恰当的反馈引导学生正确地归因。

对学生来说，老师就是权威。他们通常根据老师对待自己的态度来判断学业的成功或失败。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及时地对学生的表现给予反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基础薄弱、自信心不足的学生，教师要多鼓励和表扬，找出他们的作业上、或作答时的闪光点，让他们感受到成功，期待进步。并有意地启发他们将学业上的失败归结为努力程度不够，而非自身能力问题，让他们充分地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而有部分学生虽然努力了，但学习成效不大，教师要多肯定他们，并帮助他们寻找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的学生，教师要适当地给他们尝试难度大的任务，并给出努力不够，还可以做得更好的暗示，使他们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激发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3.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归因训练。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差生”倾向于把学业上的失败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认为自己不具备学习外语的天赋，在完成任务时流露出“我不能”的思想，因此在外语学习中产生消极和无助的心理。针对这一类学生，教师要通过归因训练，引导其进行正确归因，最终树立起“我能”的信心。首先，教学目标要合理、实用。对教学内容要灵活处理，设计难度适中的学习任务，使学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多给学生展示的机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树立外语学习的信心。对于基础太差的学生，在执行任务时，可以采用小组法，以好带差，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其次，要帮助学生正确地评估自己。教师可以让学生制定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并记录执行情况和学习体会。这样学生不但可以体会到进步的，增强信心和勇气，而且能找出自己的不足。最后，与学生分享学习经验。教师可以把自己成功的学习经验告诉学生，也可以请英语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分享学习经验，起个榜样作用。学生们可以学习榜样的智慧和长处，进行模仿，可以把自己和榜样进行对比，找出差距和不足，从而找到学习外语的捷径和信心。

四、结语

高职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无助感，没有学好外语的兴趣和信心。教师应该充分运用归因理论，分析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外语能力，训练学生对学习成效作出科学的归因，合理地设计教学内容。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树立英语学习的信心，充分开发他们的外语学习潜力，从而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丁琼.谈归因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6-158.

［2］江晓红.成就动机和归因对英语学习策略选择的影响［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9-72.

［3］廖洪玲.研究归因理论激发学习动机［J］.教育探索，2003：40-41.

［4］李圣爱.农业院校学生英语学习行为的归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0：9897-9898.

［5］秦晓晴.大学生外语学习归因倾向及其对归因现象的理解［J］.现代外语，2002：71-78.

［6］孙延霞.归因理论在英语学习中的应用［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2009：93-94.

［7］肖艳.运用成败归因理论，激发学生学习动机［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2-203.

［8］张爱卿.归因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38-41.

第3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本文概述了影响癌症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关于癌症病人常见的心理问题。为了帮助癌症病人调整精神和心理状态，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尝试对癌症病人采取音乐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生物反馈放松训练。

【关键词】 癌症；心理护理；发展趋势

1 关于心理护理的基本概念和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心理护理的基本概念是：指在护理全过程中，护士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地影响病人的心理状态，帮助病人在其自身条件下获得最适宜身心状态，是一门促进疾病的康复或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学科。癌症患者的临床常见心理特点为：① 紧张、焦虑，失眠，内心压力大；②抑郁、烦闷、少言寡语；③认可心理和依靠心理。④过度的心理障碍，烦躁，易激惹，易怒。⑤愁闷，不愿见熟人和朋友，少动甚至不愿外出，食欲大减。

2 我国癌症患者心理护理的发展概况

2.1 应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实施有针对性、系统化的整体的心理护理 由于癌症患者个体自身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不同年龄、职业和文化水平的病人对癌症的理解和反应是不尽相同的。通常的情况下，患者的心理状况因病情的严重程度而不同。在医学心理学有证据表明，癌症治疗效果明显与否与病人的心理反应有着的密切的联系。

2.2 心理护理评估及其相关具体措施 若要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必须要进行必要的心理评估。除了常用的观察交谈等简单的评估方法外，对癌症患者进行心理评估采用的客观评定法日益受到重视。正确判断癌症病人的心理反应类型是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的关键，需要医护人员及其病人家属共同的努力配合，使病人面对现实并说出真实的躯体症状以及心理感受，例如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夫妻感情、子女情感及对社会、邻里同事的态度和看法，这些都会为其定制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提供最为真实有用的数据材料。根据这些真实的数据材料，判断患者真实的心理类型及其心理状态，定制出最优的个性化心理护理计划。

3 社会心理因素对癌症发生发展的影响

3.1 一般来说，基本上绝大部分患者对癌症都十分害怕，无比烦心焦虑 对于很多人来说，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后会出现万分焦虑和恐惧，犹如大难临头，整个人都变得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精神不能集中，焦虑紧张，寝食难安以及出现失眠等症状。尤其是在放疗和化疗后会产生厌食、脱发以及恶心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时，患者的焦虑恐惧的情绪会进一步加重，甚至可能会陷入慌乱恐惧之中。其次，很多病人都会担心高昂的医疗费用会对家庭造成极大的负担，拖累家人，这会进一步加重了焦虑恐惧的情绪，心理状况极差。

3.2 情绪不安，逐渐变得依赖 由于进行化疗放疗和做完手术之后，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会下降，使其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变得更为依赖，常常会为自己感到苦闷与抱怨，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不幸的人，怨天尤人，憎恨命运捉弄自己，恨上天的不公平，更为严重的患者会变得消极悲观，甚至有寻死的念头，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

4 癌症病人的心理护理对策

4.1 加强医护人员与患者的沟通，转移患者的注意力 除了医护人员与患者成为朋友之外，亲属、朋友、同事甚至是领导应经常探视，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支持患者，使患者感受温暖与关爱，生活多照顾患者，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爱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

4.2 主动讲解治疗方案的一些注意事项 绝大多数的患者都不会十分了解治疗方案，可能对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预估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当出现不良反应时，患者会感觉到不能接受，对治疗失去信心。为了让患者对治疗有信心，保证治疗具有良好的效果，医护人员应该主动跟患者沟通，介绍各种治疗方案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其相对应的解决办法，让患者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当不良反应发生时，此时患者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不至于产生强烈的焦虑与恐惧。

4.3 善用语言艺术安抚病人 医护人员与患者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以及语气，语言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以什么样的口吻说话和说什么话，给患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癌症患者的心理上一般都较为脆弱，医务人员与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态度，注意语速、表情、语音，一定要尊重患者，应与正常人谈话一样望着对方，眼神要自然，态度诚恳，以礼相待，让患者信任你，感受到希望，最好引导病人说出心声，乐于倾听。在倾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患者的表情的变化以及语速的变化，以便正确了解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

4.4 关于音乐治疗 每个人的心理、生理、精神和躯体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通过和谐优美的音乐，愉悦患者的心情，调节病人的心理和生理。音乐治疗通过优美的优美的旋律和曲调使患者产生情感效应、心声效应、震动效应，从而调整患者的精神状态以及心理状态，其中抑郁性型的患者可以通过多播放一些欢快活泼以及节奏轻快的乐曲，使其心情舒畅，如贝多芬的5G大调小步舞曲、莫扎特的浪漫曲等；而对于恐惧型病人应该选择一些清新典雅的安静祥和性的乐曲，如勃拉姆斯的摇篮曲。

5 展 望

当代医学心理学研究证明，癌症患者的心理活动以及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心理影响，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川，做好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护士学习并掌握心理干预技巧，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癌症患者心理特点，不断学习、实践心理学理论，从而适应当代新的医学护理模式的需要。心理护理有多种好处，不仅能够帮助患者增强忍受治疗的痛苦，激发生存的斗志，而且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接受治疗，提高治疗的效果。要治疗效果得到保证，需要充分调动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掌握正确的心理护理方法。对于肿瘤医院而言，应该要培养专业的心理护理人员，一定要有社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知识等相关的基础，而且对美学、哲学、文学以及伦理学等人文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专业的心理护理人员，不仅是对患肿瘤的病人负责，更应该是对社区人群进行心理护理，使他们的心理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避免或降低癌症发生的几率。

参考文献

[1] 王燕荣.癌症患者的个性化心理护理[J].临床护理，2008，46（2）：146-147.

[2] 尹红梅.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体会[J].中国伤残医学，2012，20（10）：125-126.

[3] 赵香兰，黄笑燕，虞春华.我国癌症病人心理护理现状及展望[J].齐齐哈诶医学院学报，2006，27（13）：1634-1635.

[4] 王健.心理护理对癌症患者情绪的影响[J].临床护理，2012，30（10）：618.

[5] 胡亚会.心理护理对癌症疼痛患者的影响[J].当代护士，2012（04）：137-138.

[6] 常云丽.心理护理对癌症患者情绪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2，9（5）：123.

[7] 周夏月.晚期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体会[J].护理园地，2011（09）：4462-4463.

[8] 覃惠英.癌症病人心理护理研究现状与展望[J].山西护理杂志，1999，1（13）：19-20.

第4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音乐情感是人与音乐的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各种人类感情因素的心理过程（刘涛，2006），这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与音乐实践活动有关的情绪、心境、偏好、趣味和态度等，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模糊量。

扬州大学的周新叶在《音乐情感剖析》（2005）中提到，“音乐情感”应等同于“音乐的情感”，它既包括由音响直接引发的情感成分，同时也包含主体对社会生活内容联系思考而产生的情感成分，是两个源头合成的一股流。

（二）音乐情感的特征

结合音乐理论、音乐心理学、艺术情感学的研究，刘涛（2006）总结了音乐情感在信息的表现、传递与认知行为过程有一些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主观性、层次性、客观性、模糊性、整体性、运动性、观照性、选择性等；甘露则认为音乐情感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和易感性的特征，她是从音乐存在的意义的层面出发的。

音乐情感自身的复杂特点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它或许不能让研究者从只言片语中推出结论，也不能从部分得知整体，流动的音符所带来的情感是复杂的，这就给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个学科联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涉足的领域也较为广阔，但不难总结出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实证性的研究和思辨性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学会前主席布鲁斯特·史密斯曾概括提出心理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模式），分别是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前者历来都是立足于外部来看待行为着的人，沿袭的是物理与生物领域的各种自然科学方法；而阐释模式则从来都是从内部来看待人，即在情感、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中研究人，强调人的特殊性。

根据刘沛的阐述，使用因果模式使音乐与情感的研究大受限制，因为基于该模式的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孤立的，外部的，听刺激能够对情感行为产生一种直接因果式的影响。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在各种验证和考验面前遥遥欲坠。“实验音乐心理学者逐渐认识到，实验设计对变量的严格控制，获得的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研究结果非常有限。即使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研究获得充分的积累，情形依然如此。有时相同的研究课题，由于变量、被试及测量工具的差异，研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甚至相反。”阐释模式在这时便显现了必要性。

音乐情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中间介入了人脑对声学属性的排列组合，对音乐符号的加工过程，因此，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需要将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相结合，将因果模式的手段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根基。有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经验性的分析将能够走得更远，正所谓根深而叶茂，对于任何一方面的偏重都会导致研究局面的营养不良。

二、音乐情感的研究成果探讨

（一）音乐情感的认知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根据蒋存梅所阐述的斯洛博达的观点：认知阶段是情感阶段的先行，没有认知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情感。张前在《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中也持相似观点。张前认为，人们从音乐中所直接接触到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音响；音乐的一切表现内容都要由音响引发，音乐欣赏中的一切感情体验与形象联想都要以音响感知为基础。综上所述，要研究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对中间的认知过程的深入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国外学者塞拉芬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一般认知过程发展的理论建构，主要以实验法作为研究方法，但因为被试为欧美人种，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应于我们东方人的特点，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验依据，尽管如此，塞拉芬的研究也为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即探寻中国被试对音乐情感的认知的过程和发展水平，这在我国的研究领域中可以说还是近乎空白的一块，有待于开拓。

另一方面，对音乐情感的认知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关注。由于认知心理学以大脑中的认识过程为研究对象，犹如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采用精密仪器，通过对大脑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测试，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即得出音乐能激感的论据。因此通过认知心理学研究音乐就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

根据有关学者的最新研究，音乐活动对大脑心理具有诸多复杂影响，如对青少年大脑“认知诱发电位”（事件相关电位）有显著影响，对皮质慢电位、神经细胞与分子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能够促进青少年的感觉皮层、联合皮层和前额叶新皮层的生理心理性发育，并使它们之间的双向交互式连接获得较早和致密的结构性塑造。

综上所述，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贡献的确不可小觑，但是，这里有两点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电脑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它只能根据人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实验、推理，人脑的思维是极其活跃的，当测试完毕后，人脑中可能又有新的思维信息，用电脑固定的程序或人工智能等纯逻辑化的工具来测试人脑认知的心理过程，是不是过于主观？第二，就音乐认知科学的实验效能及其解释力和预见力价值而言，同一个欣赏者在不同的时间欣赏同一首乐曲时，如果欣赏者的感受不同，两次测试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欣赏者的感受完全相同的话，测试结果会不会也完全相同？这些问题涉及人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也涉及电脑及还原性实证结果如何与人类的艺术心理、审美创造性体验和思维相互贯通并耦合互补等复杂内容，因而有待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究。

（二）音乐情感的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人的心理机能及其复杂心理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的社会性活动。不同的个体，以及不同个体在社会上的身份定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等，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认知，不同的文化经验、社会背景、结构、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对于音乐的情感、情感的认知是否都是有差异的呢？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群体的情感体验是否有差异，当二者相互作用时，结果是相互抑制，还是相互包容，还是产生叠加效果？这些问题向我们呈现了面对“音乐情感”的不同视角：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情感认知进行研究。

将音乐情感的研究范围缩小到特定的群体，目前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的。邢红梅的《聆听音乐与大学生情感的联系》（2007）对大学生这个处于人生特定阶段的特定的群体的音乐情感进行了分析。作者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对大量的大学生进行了在聆听音乐时情感的反应的访谈调查。该文章细致分析了大学生的音乐情感，但也引发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音乐如何被使用？聆听者如何在聆听活动中建构自我身份，进行各种不同的情感陈述？个体如何在社会情境中以音乐为中介体验和创造情感，以便自己更好地成为一种社会规律化的存在？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深入去探讨。另外，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仅仅使用访谈法略显单薄，如果能够结合上实证研究的实验和数据支持，或许能够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束语

在相关文献中，国内相关实验论文的数量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内的实证研究仅仅是集中在个别音乐治疗和音乐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报告方面。显然，国外在实证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比国内要雄厚，但是，国外实验研究的被试都是白人或黑人，他们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中国被试的情况，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也更加趋于实证化、科学化。在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收到的论文以及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显示了这一趋势。重视应用性研究，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明显增多。此外，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情感计算与智能交互国际会议（ACII2005）共录用论文118篇，然而，音乐情感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在我国正在逐渐萌发，并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集中研究音乐情感的队伍的联系交流中得知，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与国际接轨，在一群卓越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音乐情感的认知模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初具规模，这将使情感的识别、表达和转化实现数字化、程序化，更好地促进音乐情感的深入研究。

第5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论文关键词：归因理论　结果归因　学习行为　归因训练　高级英语教学

论文摘 要：归因理论是关于知觉者推断和解释他人与自己行为原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或某一阶段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并试图找出影响学习成效的各种因素，因此，在高级英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归因训练，引导他们的正确归因，进行有效的干预，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当学生进入高年级的学习时，他们面临许多困惑。他们有的准备就业，有的准备考研，有的准备八级考试，同时他们又被这一阶段艰难的高级英语课程的学习所困扰，可以说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空前的。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知道应当把这门课程学好，但又缺乏学习的动机，即学习的动力和投入的激情。这样也就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和本科阶段的完整的学习过程。笔者拟从归因理论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缺乏学习动机的心理原因以及个人学习动机的自我激发的方法，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完成本科学业。

一、归因理论概述

归因问题和成就动机问题研究是现代心理学中两大热门话题。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Fritz Heider于1958年首先提出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美国心理学家Bernard Weiner成功地将成就动机和归因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心理学崭新的研究前景，成为当今教育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焦点，也受到了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并成功地把归因理论运用到外语教学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等。Fritz Heider认为人们具有理解世界和控制环境两种需要，这两种需要得到满足的最根本手段就是了解人的行为的原因，并预言人们将如何行为。行为的原因或者在于环境，或者在于个人。如果把行为的原因归于环境，则个人对其行为结果可以不负什么责任；如果把行为的原因归于个人，则个人对其行为结果应当负责(Heider 1958)。换句话说，人的行为的原因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指存在于行为者本身的因素，如需要、情绪、兴趣、态度、信念与努力程度等；外部原因是指行为者周围环境的因素，如他人的期望、奖励、惩罚、指示及命令和工作的难易程度等。Heider的归因理论开创了归因问题的先河，他对行为原因所做的个人一环境的划分一直是归因的基础。随后，Jones&Davis的相应推断理论扩充和发展了Heider的归因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们的外显行为是由行为者内在的人格特质直接引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与其人格特征是一致的(Jones＆Davis1965)。此后，社会心理学家Rotter根据“控制点”(10cusof control)把人划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内控型的人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周围的环境，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由于个人能力和努力等内部因素造成的；外控型的人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周围环境，不论成败都归因于他人的压力以及运气等外部因素(Rotter 1966)。Weiner及其同事在吸收前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他从个体的归因过程出发，探求个体对成败结果的归因与成就行为的关系，对影响行为结果的可觉察的原因特性、原因结构以及原因归因和情感的关系、情感反应的激励作用等都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Weiner 1972)。Weiner提出了著名的控制点、稳定性和控制性的归因三维模式和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等影响个人成败的四大因素。他把影响成败的四大因素按照这三个维度进行了划分：能力属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努力属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因素；任务难度属于外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运气属于外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他认为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取决于控制点、稳定性与控制性三者的共同作用。在Weiner看来，这三个维度经常并存，内因和外因、稳定和不稳定是人们进行归因时所考虑的两个互相独立的维度，而可控制性这一维度有时也会发生变化。他认为每个人都力求解释自己的行为，分析其行为结果的原因。而人们如何归因则会影响他们今后的成就行为。把成功归于内部的稳定的因素(如能力)，会使个体感到自豪，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聪明导致了成功。而把成功归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因素(如运气)，则会对未来类似活动的成功不敢肯定，产生担心的情绪情感体验。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内部稳定的因素，会使个体产生羞耻感，引起无助忧郁的情绪情感体验。而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因素，则会对未来类似活动的成功期望不至于过低，会继续努力，这将有助于保持乐观的情绪情感体验(Weiner 1985)。

二、高级英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教育部在2000年3月重新制定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规定：“高级英语是一门训练学生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与写作能力的课程。课程通过阅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包括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名家作品，扩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培养学生对名篇的分析和欣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巩固和提高学生英语语言技能。”高级英语是精读课，是高年级英语专业学习的主要课程。但高年级英语学习的特性、课时及课型的浓缩意味着该课程在教学目标上担负着更深层次、更具综合性的责任。作为一门整合型课程，高级英语兼顾精读、泛读、写作、听说等课型的训练内容和目标，体现英语的工具性、交际性、人文性，在担负培养学生英语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个人的心智。因此，教师需要充分调动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多项活动，承载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人文素养的提升。为达到上述教学目的，教师需要掌握高级英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1)词汇量大。学习和掌握一门语言，词汇是关键。离开词汇，一切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10000至12000个词以后，应鼓励学生向24000至30000个词这一更高的目标迈进。这是高级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词汇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是扩大词汇量，二是更准确地使用词语。如学生在学习了前缀、后缀、派生词、合成词等知识以后，词汇量就以成百上千的数目增加。学习了近义词和反义词、学术词汇和普通词汇等知识以后，就会明白课程中词与词之间的差别，同时用词就更准确了。 (2)高级英语教材的文章都是从众多的英语文学名家创作中精挑细选出的上乘之作，风格独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语言各具特色。在深度方面进一步加强，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充满各种复杂的句式。

(3)高级英语课程中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写作技巧的运用很多。高年级学生在这个阶段对课文理解上的困难，往往不在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在字里行间更深层次

的地方。高级英语教材中每篇文章都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段，常用幽默、讽刺、含蓄、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对偶句、重复、平行句、典故、反诘句等多种修辞方法。如果不熟知这些修辞手法，就无法真正理解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无法欣赏英语之美。而更难的在于应用，学生不仅必须通过大量反复的阅读来消化理解这些修辞手段，还必须在说话写文章和进行翻译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使用技能，以取得更好的交际效果。

(4)高级英语的文章思想高深，构思复杂，论证严谨，深奥难懂，寓意深刻，不落俗套。学生最初接触高级英语时，因为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文学修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偏差。很多地方看不懂，或觉得明白了，实际上理解错了。因为在历史、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差别，英美与我国的语言风格及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在表达同一意思时，所使用的文字、句法、修辞手段等存在巨大差异。了解英美文化的特点及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对于理解课文，有时显得至关重要。

三、归因理论在高级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因为语言学习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心理认知的过程，所以心理学给语言教学带来了灵感与理论支持。归因理论经过Weiner的反复修正，已成为一种解释学习动机最为系统的理论，并成为外语教师可借鉴和利用的重要思想来指导教育与教学实践。在教学中，教师在帮助学生对学习高级英语的成败进行归因时，应该灵活运用这一理论。

(1)高级英语课程的归因。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在高级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面对压力时，一部分学生将自己成绩不好归因于高年级精读课程本身的难度，认为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学好这门课程，从而产生放弃的念头。学生经常表现为，课前不预习，课上不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课后不花时间消化课上的内容。因为努力是不稳定、外在、可控的因素，而任务难度属不稳定、外在、不可控因素，所以，教师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提高对高年级英语精读课程学习重要性的认识，从内在因素、可控因素中寻找原因，避免从外在的、不可控的因素中寻找借口，另一方面教师要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学生尝试成功，课上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对他们的一点点的进步也要给予激励，从而让他们感受到成功带来的愉悦，从而促进其后继的学习动机和行为。学生拥有了对成功与失败的正确认识，有利于完成高级英语的学业。教师要使学生认识到几次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不是稳定性因素所致，而主要是自己努力程度不够，是不稳定因素所致，要深信只要更加努力，注意改进学习方法，就能很快跟上高级英语的教学进程。这样的归因将有助于学生恢复自信心，放松情绪，增强自我期望，从而产生强烈的成就动机。

(2)能力归因，即语言天赋的归因。高级英语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大多把学业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认为自己不具备学好外语的天赋和能力条件，时常流露出畏难的思想，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心理和无助情绪，认为学好高级英语与语言天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能力属于稳定、内在、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对于这一类学生，教师一方面应通过耐心的沟通，逐步引导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努力不够、方法不当等可控因素，使其摆脱失败感，看到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要引导他们正确理解成功与失败，以他们各自的基础与过去的学习经历为参照进行纵向比较，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付出努力，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与过去相比较有所进步，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只要不断努力，就能不断获取成功，并可望取得更高层次的成功。教学中，过难的任务会造成学生的失败体验，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自己能力差等稳定因素。过易的任务会使学生轻易取得成功，使其做出自己能力强的不恰当归因。所以在天赋归因方面应持谨慎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主动控制学习。

(3)教学环境归因。当学生将成绩的不理想，归因于课堂教学环境不理想，就容易对课堂教学持消极的态度，从而产生教与学之间的矛盾。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倾向于环境归因很大程度上是为没能学好英语开脱责任，认为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这样的归因可给他们带来心理平衡，但是只会丧失学好外语的信心，并放弃为改善学习环境应做出的努力。因为环境是不稳定、外在、不可控因素，所以，教师也需要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及教学效果进行公正、客观的归因，要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和总结，找出成败的原因，并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

(4)教师对不良归因的干预。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错误归因，导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总是强调客观因素、外在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忽视主观因素、内在因素和可控因素。最后韵结果是，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缺乏学习热情，放弃努力学习。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对学习行为的结果反映出错误的、不合理的、不正确的归因方式会导致其不良的情绪、期望和行为的产生。如果教师采用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干预，纠正或改善不良的归因方式，那么学生的未来学业成就期望、动机、学习热情和行为的持久性也会随之改变，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5)教师对高级英语课程学习中的不可控性因素要因势利导。对于高年级学生在英语精读课程学习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如能力、任务难度等，要因势利导。应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准确定位，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从自身的能力出发，只要努力学习，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就可以取得良好成绩。

(6)教师对英语精读课程学习中的可控性因素要有效调控。高年级英语精读教学中的可控性因素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努力程度、对成功的期盼等，也包括教师的作风、期望、情绪、态度、奖励与惩罚和教学水平。对于这些可控性因素，教师要从自身的教学理念出发，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效调控可控性因素。

参考文献

[1]Heider Fritz．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NewYork：JohnWiley＆Sons．1958：3—35．

[2】Weiner B．Attribution theory。achievement mofiv~ion andthe educational process[J]．Review ofEducational Research，1972。42(2)：203—215．

[3】Weiner B．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and emo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i985(92)：548—573．

第6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音乐情感;心理学;认知

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音乐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息息相关。情感是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心理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与音乐学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当今已成为一种趋势。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音乐情感是人与音乐的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各种人类感情因素的心理过程(刘涛,2006),这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与音乐实践活动有关的情绪、心境、偏好、趣味和态度等,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模糊量。

扬州大学的周新叶在《音乐情感剖析》(2005)中提到,“音乐情感”应等同于“音乐的情感”,它既包括由音响直接引发的情感成分,同时也包含主体对社会生活内容联系思考而产生的情感成分,是两个源头合成的一股流。

(二)音乐情感的特征

结合音乐理论、音乐心理学、艺术情感学的研究,刘涛(2006)总结了音乐情感在信息的表现、传递与认知行为过程有一些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主观性、层次性、客观性、模糊性、整体性、运动性、观照性、选择性等;甘露则认为音乐情感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和易感性的特征,她是从音乐存在的意义的层面出发的。

音乐情感自身的复杂特点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它或许不能让研究者从只言片语中推出结论,也不能从部分得知整体,流动的音符所带来的情感是复杂的,这就给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个学科联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涉足的领域也较为广阔,但不难总结出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实证性的研究和思辨性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学会前主席布鲁斯特·史密斯曾概括提出心理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模式),分别是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前者历来都是立足于外部来看待行为着的人,沿袭的是物理与生物领域的各种自然科学方法;而阐释模式则从来都是从内部来看待人,即在情感、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中研究人,强调人的特殊性。

根据刘沛的阐述,使用因果模式使音乐与情感的研究大受限制,因为基于该模式的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孤立的,外部的,听刺激能够对情感行为产生一种直接因果式的影响。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在各种验证和考验面前遥遥欲坠。“实验音乐心理学者逐渐认识到,实验设计对变量的严格控制,获得的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研究结果非常有限。即使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研究获得充分的积累,情形依然如此。有时相同的研究课题,由于变量、被试及测量工具的差异,研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甚至相反。”阐释模式在这时便显现了必要性。

音乐情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中间介入了人脑对声学属性的排列组合,对音乐符号的加工过程,因此,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需要将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相结合,将因果模式的手段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根基。有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经验性的分析将能够走得更远,正所谓根深而叶茂,对于任何一方面的偏重都会导致研究局面的营养不良。

二、音乐情感的研究成果探讨

(一)音乐情感的认知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根据蒋存梅所阐述的斯洛博达的观点:认知阶段是情感阶段的先行,没有认知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情感。张前在《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中也持相似观点。张前认为,人们从音乐中所直接接触到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音响;音乐的一切表现内容都要由音响引发,音乐欣赏中的一切感情体验与形象联想都要以音响感知为基础。综上所述,要研究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对中间的认知过程的深入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国外学者塞拉芬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一般认知过程发展的理论建构,主要以实验法作为研究方法,但因为被试为欧美人种,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应于我们东方人的特点,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验依据,尽管如此,塞拉芬的研究也为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即探寻中国被试对音乐情感的认知的过程和发展水平,这在我国的研究领域中可以说还是近乎空白的一块,有待于开拓。

另一方面,对音乐情感的认知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关注。由于认知心理学以大脑中的认识过程为研究对象,犹如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采用精密仪器,通过对大脑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测试,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即得出音乐能激感的论据。因此通过认知心理学研究音乐就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

根据有关学者的最新研究,音乐活动对大脑心理具有诸多复杂影响,如对青少年大脑“认知诱发电位”(事件相关电位)有显着影响,对皮质慢电位、神经细胞与分子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能够促进青少年的感觉皮层、联合皮层和前额叶新皮层的生理心理性发育,并使它们之间的双向交互式连接获得较早和致密的结构性塑造。

综上所述,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贡献的确不可小觑,但是,这里有两点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电脑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它只能根据人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实验、推理,人脑的思维是极其活跃的,当测试完毕后,人脑中可能又有新的思维信息,用电脑固定的程序或人工智能等纯逻辑化的工具来测试人脑认知的心理过程,是不是过于主观?

第二,就音乐认知科学的实验效能及其解释力和预见力价值而言,同一个欣赏者在不同的时间欣赏同一首乐曲时,如果欣赏者的感受不同,两次测试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欣赏者的感受完全相同的话,测试结果会不会也完全相同?这些问题涉及人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也涉及电脑及还原性实证结果如何与人类的艺术心理、审美创造性体验和思维相互贯通并耦合互补等复杂内容,因而有待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究。

(二)音乐情感的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人的心理机能及其复杂心理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的社会性活动。不同的个体,以及不同个体在社会上的身份定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等,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认知,不同的文化经验、社会背景、结构、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对于音乐的情感、情感的认知是否都是有差异的呢?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群体的情感体验是否有差异,当二者相互作用时,结果是相互抑制,还是相互包容,还是产生叠加效果?这些问题向我们呈现了面对“音乐情感”的不同视角: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情感认知进行研究。

将音乐情感的研究范围缩小到特定的群体,目前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的。邢红梅的《聆听音乐与大学生情感的联系》(2007)对大学生这个处于人生特定阶段的特定的群体的音乐情感进行了分析。作者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对大量的大学生进行了在聆听音乐时情感的反应的访谈调查。该文章细致分析了大学生的音乐情感,但也引发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音乐如何被使用?聆听者如何在聆听活动中建构自我身份,进行各种不同的情感陈述?个体如何在社会情境中以音乐为中介体验和创造情感,以便自己更好地成为一种社会规律化的存在?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深入去探讨。另外,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仅仅使用访谈法略显单薄,如果能够结合上实证研究的实验和数据支持,或许能够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束语

在相关文献中,国内相关实验论文的数量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内的实证研究仅仅是集中在个别音乐治疗和音乐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报告方面。显然,国外在实证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比国内要雄厚,但是,国外实验研究的被试都是白人或黑人,他们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中国被试的情况,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也更加趋于实证化、科学化。在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收到的论文以及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显示了这一趋势。重视应用性研究,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明显增多。此外,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情感计算与智能交互国际会议(ACII2005)共录用论文118篇,然而,音乐情感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在我国正在逐渐萌发,并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集中研究音乐情感的队伍的联系交流中得知,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与国际接轨,在一群卓越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音乐情感的认知模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初具规模,这将使情感的识别、表达和转化实现数字化、程序化,更好地促进音乐情感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是需要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物理学、美学、心理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背景作支撑的,并且,在实证研究的根基上结合思辨性的分析思考,将因果模式与阐释模式融会贯通起来。

此外,音乐是人类伟大智慧的产物,随着音符的流动展示着人类与大自然的精髓。音乐是灵动的,音乐是有灵性的,音乐可以激发人类的丰富情感,让人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音乐的博大精深与大自然的精髓不谋而合,或许音乐的本质也是自然灵性的体现。音乐的这些特征是与人本主义的思想相通的,尤其与倡导灵性的回归、重视精神层面的被称为“心理学的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一拍即合。如果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强音乐情感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联系,再结合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相信音乐情感在我国的研究必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王沛,苏洁.音乐知觉的神经基础研究[J].心理科学,2007(6).

2、周新叶.音乐情感剖析[J].艺术百家,2005(4).

3、甘露.论音乐的情感特征[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4(4).

4、赵冬梅,刘志雅.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2).

5、蒋存梅.国外音乐认知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音乐研究,2007(3).

6、崔宁.音乐教育的大脑心理效应[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第7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简历是求职应聘的第一道门槛,在有限的空间内传递更多的有效信息,是简历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个人求职简历范文，以供大家参考。

个人求职简历范文一：姓名：XXX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 女 | 29岁

居住地：XXX

电　话：XXX

E-mail：XXX

最近工作：2 年1个月

公　司：XXXXX(中国)有限公司

职　位：心理咨询师 最高学历

学　历：硕士

专　业：心理学

学　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从事心理咨询5年，有丰富的咨询经验和心理测评经验。擅长情感、人际沟通和

到岗时间： 待定

工作性质： 全职

目标地点： 上海

期望月薪： 面议/月

目标职能：心理咨询师

工作经验

2008 /9--至今：XXXX(中国)有限公司(500人以上) [ 2 年1个月]

责任关怀 心理咨询师

负责员工职业健康、预防医学以及健康促进; 健康促进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 员工个体心理咨询;员工工作压力培训;

2006/8—2008/9：XXXXX教育培训(500人以上) [ 2年1个月]

所属行业：教育/培训

VIP事业部 心理咨询师兼心理教研

为学员及学员家长提供心理咨询与辅导;完成学员心理测评分析报告;给教师团队提供合理化建议;编写讲座及课程内容(缓解考试焦虑、教育心理学应用等)，并面向教师团队及学员家长等开展相关讲座和培训;每周主持开展个案探讨会，从心理学角度帮助问题学员改善状况解决问题。

教育经历

2003 /9—2006 /6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 硕士

所学的专业为心理咨询。 学习课程包括心理诊断、精神分析、心理咨询技术、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决策心理学，团体培训等。

1999 /9—2003 /6 复旦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医学的基础课程，包括生理、生化、药理等; 临床课程，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等; 预防医学，包括微生物、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等; 管理课程，包括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卫生管理、医院管理等

社会经验

2004 /3—2006 /6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任心理咨询师

对校内外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有丰富的个别咨询和团体咨询的经验，擅长情感和

语言能力

培训经历

2005/6—2005/11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心理咨询师二级 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

心理咨询师二级技能培训

证书

2006 /1 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

2004 /10 高级口译证书

2003 /8 2001/12 大学 2001 /6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

个人求职简历范文二：姓名：

性 别：男

出生年月：1986-3-22

民 族：汉族

最高学历：本科

现居住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工作年限：应届毕业生

到岗时间：随时

联系电话：

求职意向

应聘类型：全职

应聘职位：法务人员,律师助理,法律宣传员,图书情报·资料·文档管理

应聘行业：不限

期望工作地区：石家庄市,北京市

期望月薪：面议

自我评价

本人稳重，做事富有耐心;认真负责，服从领导安排;积极向上，乐于迎接新的工作;乐观爽朗，与人为善。

因我刚毕业，实践能力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向各位前辈请教和学习。

教育背景

2005-9至2009-6学校名称：河北科技大学

专业名称：法学

取得学历：本科

校内活动职务描述

2005年--2007年担任班级团支书，多次组织同学参加团日活动和野外郊游活动，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2008年暑假参加校团委组织的赴辛集挂职锻炼的活动，担任辛集镇十街村村长助理。

在校实践

2008-11至2009-1实践公司名称：石家庄仲裁委员会

所在部门：业务一部

所任职务：案件主办助理

实践描述：在仲裁委实习时，我主要跟随常老师做一些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案件。在这期间里，我较熟练地掌握了具体仲裁程序和案卷的整理及装订的工作，同时也辅助常老师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总之，在这实习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我大学里最快乐的时光。

语言技能

外语语种：英语

外语水平：四级

个人求职简历范文三：姓名： - 国籍： 中国

目前所在地： 广州 民族： 汉族

户口所在地： 湖南 身材： 158 cm　45 kg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23 岁

培训认证： 诚信徽章：

求职意向及工作经历

人才类型： 普通求职

应聘职位： 外语类:业务、翻译 　 贸易类 业务、翻译 　 服装/纺织/皮革/制鞋类 业务、翻译

工作年限： 4 职称： 无职称

求职类型： 兼职 可到职- 随时

月薪要求： 3500--5000 希望工作地区： 广州 广州 广州

个人工作经历： 2004年到2005年12月 惠东嘉蓬鞋厂(生产女鞋) 业务跟单

2006月2月到2006年5月 广州某外贸公司 外销业务

2006年5月到2007年 D&F贸易公司 英语翻译兼跟单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 湖南公专

最高学历： 本科 毕业- 2004-06-01

所学专业一： 法学 所学专业二：

受教育培训经历： 2000年-2003年 湖南安化一中 全面 高中毕业证

2003年-2004年 湖南公专 法学

语言能力

外语： 英语　良好

国语水平： 良好 粤语水平： 较差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1、本人活泼,大方,有一定的交际能力.能很好处理客户与工厂之间的事情。

2 有两年多外贸公司的翻译跟单工作经验,带客户(来自中东国家)到广州各市场下单,跟进至出货.

3、熟悉跟单业务工作流程.对制鞋工艺有一定的了解.

4、熟悉惠东鞋厂,能单独下单至工厂并完成订单作业.

5、能熟练运用多种电脑常用软件(WORD，EXCEL

，Photoshop及ACD See等图片处理软件 )

6、英语口语良好，能使用口头和书面形式与客户交流.

7、能运用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网站为公司产品打广告寻找潜在客户并维护.

8、熟悉外贸流程,稍懂船务知识.能单独安排装柜和出柜.

详细个人自传

本人对工作认真负责，虽然不求做得最好，但必会追求更好。

第8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明星代言人；广告效果；信源模式理论；匹配理论；消费者态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52-04

Review on the factors of the effects of celebrity advertising

Zhu Haiteng， Yao Xiaoxue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Abstract：Celebrity advertising is an important marketing strategy and publicity approach， for which a great number of enterprise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However， celebrities' recommendation is not a guarantee of success. During the recent 30 years， research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deeply on celebrity advertising. Various explanations， such as source model theory and match-up theory， are proposed which extract many factors affecting effects of celebrity advertising from 3 aspects-celebrity， product and customer. They not only enrich and broaden the study of advertising psychology， but also produce direct effect to enterprise' marketing practice.

Key words：celebrity endorser； advertising effect； source model theory； match-up theory； customer attitude

21世纪以来，商品市场愈加活跃和繁荣，呈现出勃勃生机，在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选择的同时，更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要想逆流而上，抢得先机，必须推行合适的营销和宣传策略。广告目前已成为企业推广产品、消费者了解企业的重要窗口，而依托明星人物制作的名人代言广告，更是得到了大小企业的广泛认同和垂青，被认为具有良好的宣传和说服效果。然而，从广告的信息传递，受众的信息接收、加工，到产生购买意向，毕竟是一个内外交互作用下的复杂过程，绝非机械的“刺激—反应”固定程式。名人代言广告的功效究竟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本研究旨在对国内外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进行初步的整理和评述，理清思路，追踪进展，为心理学工作者和广告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一、名人代言广告概述

作为产品、品牌代言人的名人（celebrity）或称明星，国内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由于其在自身领域取得的成就而在其为产品代言之前就已经被公众所熟知的人士”。[1]而所谓“明星代言人”（celebrity endorser），是指那些为公众所认可，并借此与某种消费品同时出现在广告中为之代言的个人，不仅有影视明星，还有体育界、政界、商界、艺术界、军界的人物。[2]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名人代言广告方面起步较早，不断涌现的各界明星在走红的同时也成为了企业经营者们的宠儿，一大批新产品在明星们的助力下被推向市场。根据1997年的统计，当年美国广告中使用明星代言人的比例超过了25%。[3]中国的广告业自1979年恢复以来，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驶上了快车道，1988年著名电影演员李默然为南方制药厂代言三九胃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代言产品的第一位名人。[4]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下，名人代言广告走进了千家万户，许多著名品牌凭借成功的广告宣传，拉近了与寻常百姓的距离，为消费者所熟知和喜爱。

无论何种类型的广告，其最终目的都是说服消费者购买其所推介的产品，为企业和厂商谋取利益，而产品的销售业绩也可以作为衡量广告效果的标尺。为了吸引消费者自愿购买，首先应该使消费者形成对于品牌和产品的正向态度，这往往是一个内隐的、无意识的过程，因此广告给消费者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更值得关注。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可分解为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和购买倾向（意愿）三部分，它们都是广告效果的间接体现。近三十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从这三部分入手，以交叉学科特有的宽广视角广泛开展名人代言广告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丰硕。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名人代言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过程本质上应归属于说服与态度改变范畴。企业利用有一定知名度且形象良好的社会名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通过大众传媒平台向受众推介某种品牌、产品或服务，促使人们形成新态度（如喜爱、向往）或改变原有态度（如漠视、抵触），产生购买的需要或欲望并转化为消费行为，从而使企业尽可能争取潜在消费者、挽留忠实消费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该领域臻于成熟的研究结果表明，态度系统自身特性、态度主体特性、劝导说服力、劝导情境等因素都会影响态度的改变。[5]

本文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梳理归纳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着力探讨名人代言广告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说服与态度改变现象的影响因素。国外早期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名人自身特点，形成了信源模式理论（Source model theory， SMT）；由于该理论难以解释部分名人代言广告失败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后，对名人与产品一致性的研究成为热点课题，[6]催生了匹配理论（Match-up theory）；作为信息接收者的消费者的因素也有所涉及。本文将依此线索，对以上各方面内容分别探讨。

二、爱屋及乌：名人特性因素

商家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社会名人作为品牌代言人，并且相信名人代言比普通人或无人代言收效更佳，显然是看中了名人的出众之处，即知名度高，受人喜爱，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等等。名人代言广告可以将人们对于名人的积极情感迁移到产品上来，在人们与产品之间形成新的正向连结，使人们在关注自己喜爱的名人的同时对其推介的商品留下良好印象。这实际上是经典条件反射作用的结果，被称为“情感迁移策略”，[7]即所谓“爱屋及乌”。

关于名人的哪些特征对消费者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建构了多种模型予以解答。Hovland等在1953年率先提出信源可信性模型（Source credibility model），[8]认为信息源越可信，其说服效果越好。名人代言广告正是利用了人们对名人的信任。随后McGuire等人提出了信源吸引力模型（Source attractiveness model），[9]认为受众对信息源的熟悉度（familiarity）、喜爱度（likeability）以及双方的相似性（similarity）会影响劝导和说服效果，而名人外表吸引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的作用也许没有预料中那么大，有研究者发现其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并无显著影响。[10]

Ohanian于1990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描述代言人特性因素的模型。[11]他将信源可信度模型和信源吸引力模型结合起来，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提取出3个因子：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专业性（expertise）和吸引力（attractiveness）。可信赖性可以理解为受众对代言人及信息的信任、接受水平，即认为代言人诚实、公正、可靠；专业性指人们认为代言人具有论证产品的专业知识的程度，包括能力、使用经历、专业资格等；吸引力主要指外表吸引力。[12]这一模型较好地整合了以往的大量研究，揭示了名人有效代言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到了普遍推崇。

然而，要想在公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并向人们传达积极的、可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要求作为新闻焦点的名人行为检点、言论得体，始终保持亲善正直的良好形象。而一旦有负面事件公之于众，不但名人会遭遇信任危机，还可能“殃及池鱼”。NBA著名球星科比的犯案、“老虎”伍兹的桃色绯闻，都曾令他们的代言企业唯恐避之不及，纷纷停播广告乃至与之解约。名人信誉受损，可能连带威胁其代言的产品和品牌。尽管有研究指出，代言人负面事件只会对虚拟品牌和知名度低的品牌造成不良影响，而对广为人知的成熟品牌影响不显著，[13]但商家不能不未雨绸缪，名人的品行、声誉也逐渐成为选择代言人的重要依据。中国世代延续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道德品性，中国人在选贤举能时向来以德为先，对名人负面信息的容忍度相对较低。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明星代言人道德声誉的研究有其必要性。王怀明等批判继承Ohanian的模型，同样以因素分析的方法，提取出名人信源可信度的4个因子——专业性、吸引力、品德、名人与商品的一致性。[14]他们认为，国外学者所强调的“可信赖性”可由“品德”替代，品德包含可信赖性，且比可信赖性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丁夏齐等的研究验证了道德声誉因子的存在，发现消费者如果认为名人不道德，会大大降低对其广告和推荐产品的评价，购买意向也会降低，并指出可信赖性是道德声誉和广告态度的中介变量。[15]这些研究凸显中国特色，是对信源模式理论的更新和补充，同时也提示人们，西方的研究结论未必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有必要检验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适用性，以促进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红霞等以独特的视角对名人的代言程度（卷入）进行了研究，发现名人对代言品牌的深度参与不但易于使消费者对品牌形成积极的态度，还有助于消费者对品牌文化的感知。[16]消费者可能透过名人的代言行为推断其动机，当感知到名人在广告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精力时，会产生更高的认可度。

信源模式理论最初着眼于对名人特征的研究，试图回答名人代言广告有哪些效力来源的问题，但信源只是信息传递过程的一个环节。此后的研究逐渐注意到名人与代言产品的关系，匹配理论的提出，使研究由孤立地考察名人特性拓展到探究多变量的交互作用上，为名人代言广告研究的深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他们俩般配吗：名人与产品的匹配程度

在长期的营销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才气、人气兼备的明星并不能保证产品的流行和畅销，甚至有时会产生反作用。如前些年充斥荧屏的由著名足球明星罗纳尔多和卡卡代言的金嗓子喉宝广告，就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争议，很多人认为，邀请名震足坛的球星代言，固然可以扩大产品知名度，但产品和球星的“档次”明显不相称，反而容易使人怀疑明星代言的真实动机。可见，名人代言广告能否令人信服和接受产品，还受制于代言人与产品之间的天然联系，即一种协调一致的感觉。

匹配理论或匹配假说认为，广告的有效性取决于名人形象所传递的信息与产品信息的一致性，即名人形象或个性与产品的匹配程度。[17]匹配程度也可以理解为代言人与产品之间的和谐程度，当代言人与产品特质相契合时，广告效果更好。[18]匹配度越高，消费者对代言人的可信度、吸引力和产品的评价也越高。[19]匹配假说最初是从名人吸引力研究中引申出来的。Kahle等认为，外表吸引力也是一种信息源，有吸引力的名人如果在广告中使用美容产品，会促进这种信息的传递。[20]Kamins发现，当有吸引力的名人推荐与吸引力有关的商品（如高级轿车）时，消费者会产生更积极的态度，而对于与吸引力无关的商品（如家用电脑），名人有无吸引力对消费者态度没有显著影响，即只有产品特征与名人形象匹配时，才可能产生效果。[6]还有学者发现，名人更适合代言高心理或社会风险产品，如化妆品、珠宝等奢侈品，而日常的低价值、低风险产品由普通人代言较好。[21]Till等发现，能量棒最有效的代言人是运动员，将专业性也纳入了匹配的考虑因素。[22]名人与产品类别的一致性、名人与产品形象的一致性对广告效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探析，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

王怀明等以高低档手表作为代言产品，发现名人更适合为高档产品做广告，而对于低档商品，普通消费者的推荐比名人更有效。名人与产品档次的一致性影响受众对名人使用广告中产品的相信程度，这正是制约名人广告效果的重要心理机制。[23]这支持了国外研究结论，表明产品档次与名人形象一致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市场。

黄光等对中国品牌和西化品牌的研究发现，中国品牌由中国非名人代言的效果优于中国名人和美国名人，而西化品牌由美国名人代言效果最好。总的来说，当代言人与品牌的国别属性一致时，消费者会产生更高的信任度。[4]这一研究采用的品牌大多是虚拟的，对品牌国别属性的判断基于字面名称，提示典型的中式或西式产品名称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张红霞等采用带有明显中国特色（如青花瓷茶具）和外国特色（如比萨饼）的产品并结合中外著名影视明星的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国别色彩的产品，中外明星的代言效果有明显差别，对于中国特色产品，中国人代言效果好，对外国文化色彩及无国别色彩（如纯净水）的商品，外国代言人的广告效果更好。[12]

对名人与产品国别属性一致性的研究是国内学者立足本土实际、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而取得的重要进展，丰富和发展了匹配理论，也对媒体创意、广告策划和营销实践有所启示。匹配理论跳出了仅仅强调名人特性的信源研究范式，着眼于名人与产品属性的交互作用，实际上是在信源与受众之间引入了中间变量，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超越。[24]

四、“请注意消费者”：消费者特性因素

广告的信息传递模式应是信源——产品——受众三者的互动，如此看来，消费者的某些特性应该也会对广告效果产生调节作用，增强或削弱广告信息的影响力。但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主要探讨了两方面因素：受众的产品知识和卷入。

Biswas等认为，受众的产品知识通常从两个维度来衡量：熟悉性（familiarity）和专业知识（expertise）。熟悉性指消费者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多少，专业知识指成功完成与产品有关的任务的能力。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于高技术导向产品（如电脑），专家代言比明星代言更有效，且对产品知识丰富的消费者效果更好；对于低技术导向性产品（如脚踏车），消费者产品知识的影响不明显。[25]国内尹星等发现，消费者主观知识高低对购买意向有显著影响，但不会影响名人代言广告的可靠性。[26]

名人广告发出的信息为消费者所接收后，消费者会对信息进行一系列加工，结合本人实际情况对信息的价值予以衡量，确定产品对自身的意义，继而产生基本态度：是喜爱还是厌恶，是合乎需求还是无关紧要，是值得购买还是不屑一顾，等等。消费者基于内在的需要、价值观等对产品产生的关注、兴趣和重要性的认识等，就是卷入（involvement）。这一概念在广告心理学领域备受重视。名人代言广告的效果也受到消费者卷入程度的影响。总的来说，消费者对于个人急需、价值大、风险高、重要的产品有较高的卷入。根据Petty、Cacioppo等人提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5，27]当消费者处于高度卷入状态时，会对广告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理性加工，综合各种因素仔细思考，谨慎决定，而不易为代言人左右；在低度卷入状态，消费者对广告信息不很在意，更可能依据直观、显见的边缘线索（如品牌知名度、是否有名人推荐、广告画面美感等）做出简单判断，因而容易被代言人所吸引。

国内有学者将“卷入”概念操作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沛等的研究发现，高需求的受众对于名牌产品的信任度和购买意向在名人和普通人代言上没有表现出差异，甚至在信任度指标上出现了部分的反转，即类型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广告策略，细分市场，多点出击，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

五、总结与展望

在新闻传媒和娱乐、体育产业的推波助澜下，“造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追星”风潮也势不可挡地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明星的事业领域早已不局限于自身行业，寻求为企业代言已被他们视为实现商业价值、创造美好“钱”景的重要途径。名人代言广告的茁壮成长，为广告业和营销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也使之成为消费行为学、新闻传播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补充和完善了广告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应用研究领域，强烈的实践性决定了其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名人代言广告的宣传效果，增加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行为。国内外学者的辛勤工作，使名人代言广告效果的作用机制渐趋明晰，证明在广告信息传递、意义转移的各个环节上，无论名人、产品、消费者因素，都会对广告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如何为名人量身打造优质广告，增强广告效力，减少干扰因素，迎合消费者多样化的口味和需求，保持品牌旺盛的生命力，越来越考验着广告创意人员的智慧。

追根溯源，名人代言广告研究脱胎于社会心理学理论，可以认为是说服与态度改变理论在广告业的具体体现。研究人员多采用心理学方法，通过实验和测量，严格操纵自变量，量化消费者态度，对数据进行推论统计和假设检验。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专业性和说服力，相对于传统的社会调查法是巨大的进步。然而，由于缺少专门测量广告态度的成熟量表，很多研究采用的都是项目较少的自编问卷，数据采集方式比较简单，不利于控制误差；研究者采用的测量指标不一致，有名人态度、品牌态度、产品态度、购买意愿、感知风险等多种，但都含糊地称为“广告效果”。这些都给不同研究的对比分析带来难度，不利于广告效果的客观评判。究其原因，应归结为“广告效果”定义不统一，结构不清晰，还停留在营销学、传播学的浅层概念，而没有上升到心理学所倚重的操作定义高度。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消费者主观感受到的“购买意愿”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既然商家最终看重的是销售业绩，就有必要对受名人广告刺激而产生的消费行为进行监测，而不仅仅是描述消费者对广告形成的主观印象。但这一点恰恰是目前大多数研究所欠缺的，原因在于，为了尽可能控制额外变量，很多研究者采用的是虚拟品牌和代言人，自然无法触及处于广告链最末端的购买行为。此外，受主客观条件所限，实验中呈现的刺激多为平面广告，而随处可见的电视广告则少有涉及。电视广告比平面广告承载了更多信息，其呈现方式也更为直观、生动、活泼，然其是否能提高广告效果，尚未有定论。因此，加强对广告效果结构的分析，开展基于真实广告的追踪研究，在实际营销情境下考察消费者购买行为，比较不同载体广告的效果，都是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的课题。

最后，大量的实验室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和适用性令人怀疑，加剧了生态效度问题，迫切要求创新研究手段。总体而言，名人代言广告研究仍以心理学方法为主，而广告学、营销学常用的案例分析、批判研究不多，今后宜拓宽思路，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念和方法，有望得出更一般、更全面的结论，并逐步寻求建立名人代言广告效果的系统模型。

参考文献：

[1] 刘 振.明星代言现象国外研究综述[J].广告大观（理论版），2007（1）：38-42.

[2] McCracken， G. Who is the celebrity endorser？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endorsement proces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9， 16（3）： 310-321.

[3] Shimp， T. E. Advertising， promotion and supplemental aspects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4th Edition[M]. Fort Worth， Texas： The Dryden Press， 1997.

[4] 黄 光，范起凤，周延风. 广告代言人、品牌名称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5）：31-36.

[5]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 Kamins， M. A.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ch-up hypothesis in celebrity advertising： When beauty may only be skin-deep[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0， 19 （1）： 4-13.

[7] 王伟红.改变消费者态度的策略[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1）：37-38.

[8] Hovland， C. I.， Janis， I. L.， & Kelly， H. H. Communications and persuas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opinion chang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9] McGuire， W.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In： Lindzey G， Aronson E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10] Caballero， M. J.， Lumpkin， J. R.， & Madden， C. S. Using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s an advertising tool：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ttraction phenomenon[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89， 29 （4）： 16-22.

[11] Ohanian， R.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celebrity[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0， 19（3）： 39-52.

[12] 张红霞，张 益. 国别属性重要吗——代言人与广告效果关系研究的新视角[J]. 心理学报，2010，42（2）：304-316.

[13] Till， B. D.，& Shimp， T. A. Endorsers in advertising： The case of negative celebrity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8， 27（1）： 67-82.

[14] 王怀明，马谋超. 名人广告源可信度因子研究[J]. 心理学报，2004，36（3）：365-369.

[15] 丁夏齐，王怀明，马谋超. 名人推荐者道德声誉对名人广告效果的影响[J]. 心理学报，2005，37（3）：382-389.

[16] 张红霞，刘雪楠. 广告代言人参与度研究：深层代言还是浅层代言[J]. 心理学报，2010，42（5）：587-598.

[17] Forkan， J. Product match-up key to effective star presentations[J]. Advertising Age， 1980， 51： 42.

[18] 张坤杰.代言人效力来源及干扰因素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1）：224.

[19] Kamins， M. A.， & Gupta， K. Congruence between spokesperson and product type： a match-up hypothesis perspective[J].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994， 11（6）： 569-586.

[20] Kahle， L. R.， & Homer， P. M.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f the celebrity endorser： a social adaptio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5， 11（4）： 954-961.

[21] Till， B. D.， & Busler， M. The match-up hypothesis：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expertise， and the role of fit on brand attitude， purchase intent and brand beliefs[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0， 29（3）： 1-13.

[22] Solomon， M. R.， Ashmore， R. D.， & Longo， L. C. The beauty match-up hypothesis： congruence between types of beauty and product images in advertising[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2， 21（4）： 23-34.

[23] 王怀明，马谋超.名人与产品一致性对名人广告效果影响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2004，27（1）：198-199.

[24] 徐卫华，朱鹏飞.国外品牌代言人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08，（4）：60-62.

[25] Biswas， D.， Biswas， A.， & Das， N.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elebrity and expert endorsers on consumer risk perceptions： The role of consumer knowledge， perceived congruency， and product technology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6， 35（2）： 17-31.

[26] 尹 星，丁永静，何 烨.名人代言、受众主观知识对广告效果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10（48）：36-37.

[27] Petty， R. E.， Cacioppo， J. T.， & Schumann， D.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3， 10（2）： 135-146.

第9篇：社会心理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司法公正感;社会心理学;程序正义;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6－0021－04

希伯特(Thibaut)与沃克尔(Walker)曾在《程序正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能够十分确信地加以预测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活会面临不断增加的人际间、群体间冲突的可能性。”［1］虽然这句话写于1975年，但是这个预测对于今日仍是具有意义的。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会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纠纷与矛盾。诉诸司法是解决纠纷矛盾的重要途径，司法公正成为化解纠纷矛盾的关键。在法学领域，司法公正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客观层面的范畴，关注司法公正客观标准与制度。然而，司法是否公正与人们的主观认知与主观判断无法割舍，这些主观感知与心理又是如何被影响的呢?另外，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感知，影响着他们对司法体系的信任与对司法机关的权威的服从，影响着他们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影响着他们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一、司法公正感概述

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司法活动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社会心理学对法学的介入，为研究司法公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与角度，从而探知人们内心的司法公正感如何被影响以及这种司法公正感对人们的态度、行为的影响。在该视野下，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已经替换为司法公正感，或者是说个体对司法机构公正性和满意度的评价与感知。在社会心理学中，公正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话题。二战后，相对剥夺理论与公平理论的提出掀起了第一股对公正感研究的浪潮。1975年，希伯特和沃克尔率先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并引领了第二股研究。纵观公正感研究的发展历程，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可以说是整个公正感研究的一个分支。在希伯特和沃克尔掀起的第二股研究浪潮后，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他们的研究对后来的学者产生很大影响，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两分法的研究方式成为典范。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了繁荣阶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泰勒(Tyler)与林德(Lind)。

二、司法公正感影响机制的相关理论

司法公正感受什么因素影响?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感知对司法机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西方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与解释。

(一)公平理论

20世纪60年代，Adams首先提出的公平理论(EquityTheory)，关注分配正义。公平在该理论中意味着人们应该按照付出合理分配所得。这个经典的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投入与获得之比来判断是否受到公平对待。因此他人的获得(与其投入相比较)是个人形成公平感受的重要参照源。［2］当结果被公正平等分配时，人们会认为这个决定是公平的。公正感作为司法公正感的上位概念，它的相关理论对研究司法公正感具有指导作用，且具有适用性。按照该理论，在司法实践当中，获知一个相类似的公正处理结果是人们感知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参照源。司法机关会根据不同的案件事实对案件进行处理，人们在收到处理结果时，总会用相类似的案件或同案中其他人的处理结果与自己相比较，以获知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或者得到公正的结果。但在现今生活中，人们总是会时不时在新闻媒体或社交网站上看到“同案不同判”的新闻。研究学者本来是希望通过合理分配结果来解决冲突，但是研究结果却不是预想的那么有效。事实证明，决定经常是基于偏见作出的，而且在研究中发现，在他人认为是结果适当时，人们经常感觉到他们值得拥有一个更加有利的结果。［3］同时，他们发现对付出与得到等类似结果的关注并不是驱使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不愉快的关键因素。［1］分配正义理论的缺陷渐渐浮现出来，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发现在社会交往的很大范围内，程序正义的评估对人们的感知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泰勒的实证调研中，他发现在与司法机关打过交道的人们被问及不公正的个人经历时，他们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关于程序的话题，特别是当与他人交往时没有被尊重。［3］这就意味着影响人们判断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程序正义的评估而不是对结果公正的评估。所以，研究方向开始从分配正义转向程序正义。

(二)程序正义理论(ProceduralJustice)

该理论由希伯特和沃克尔基于社会交换理论(SocialExchangeTheory)提出，核心是私益与结果最大化。希伯特认为，社会成员间形成的个人关系是为了交换而满足个人需求。在人际交往中，所有人都期望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报酬，故协调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冲突便成为人类社会有序生活所面临的一大难题。［4］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希伯特的解决思路是如果不能使可分配的成果增加，则通过一种公正的分配程序可提高所有相关人员的满意度。在该理论中程序正义的内涵为:个体对纠纷解决手段本身的公正性及满意程度的确信。［4］在他们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中发现，人们对程序正义的评价与两种控制有关，即决策控制(DecisionControl)和过程控制(ProcessControl)。过程控制指的是对证据和观点的呈现的控制，决策控制指的是在审判中对判决或结果的控制。［5］他们认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时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不断寻求程序控制，这样他们就能间接控制结果。而且也发现，对程序正义的感知和评价能够增强对分配正义的感知。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过程控制中发言权的存在，它使得当事人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不利的判决结果。换句话说，在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尤其是发言权的存在具有替代结果公正感的特性。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国家也提出了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成为摆在司法机构面前的首要问题。发言权对我国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是否也具有如此效果呢?仍然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尤其是，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思维中，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三)团体价值模型(GroupValueModel)和权威关系模型(RelationalModelofAuthority)

这两个模型均是由泰勒与林德提出，随着后期的研究这两个模型被整合扩展为团体投入模型(GroupEngagementModel)，三个模型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与程序正义理论模型相比，团体价值模型和权威关系模型都根源于它但是却背离了潜在的私益原则(PrincipleSelf－interest)。团体价值模型的核心是团体认同(GroupIdentity)，权威关系模型所关注的核心是权威和正当性。团体价值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团体成员关系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方面，并且人们非常关注这种长远的社会关系，希望自己在团体中具有价值。人类从其天性本质就是具有亲和力的生物，而且他们会投入很多精力去理解不同团体的作用，即在社会进程中他们属于哪些团体和要参与哪些团体。［5］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会根据他们所在的团体或组织来界定自己。人们一旦认同，他们就会去寻求和有价值的团体成员建立长远的关系。［6］首先团体是人们自我证实(Self－validation)的来源，人们在团体中能够得到有关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念是否恰当的信息;其次团体给予人们情感支持和归属感;团体还是人们物质资源的重要来源。［7］与团体间的关系及对这些关系的认知是影响人们态度、行为的有效决定因素。在该模型下，团体认同和团体程序是影响人们对团体、组织或社会看法和行为主要影响因素。泰勒通过在芝加哥的一次大规模随机调研市民的法律经历检测了该模型，认为人们的司法公正感主要是受以下三个因素影响:尊重、信任和中立。权威关系理论的模型所关注的是权威和正当性，因为这是人们服从(Compliance)的关键前提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们对机构进行公正判断的重要因素。人们对权威与正当性判断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据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更多的是与机构接触时的程序、过程和互动的质量。［8］同时，他们也强调结果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程序却是可以跨越情境和时间而日复一日，且大多数人在接触到权威机构时都怀有矛盾情绪，所以程序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模型虽然关注的重点不同，但是到最后都共同强调了程序的重要性，它对人们的司法公正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与司法机关接触的过程当中，人们的内心不断感受着是否被尊重、不断在判断司法者是否中立、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具有正当性等。

(四)公正启发理论模型(FairnessHeuristicTheory)

该模型早由林德和麦考恩(MacCoun)最早提出，随后得到其他学者的丰富与发展。公正启发理论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团体价值模型与权威关系模型发展而来的。公正启发理论的前提是承认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重复遭遇一个“基本的社会困境”(ThefundamentalSocialDilemma)。一方面，人们通过认同、努力和贡献个人资源给社会或组织实体，以提高他们完成目标的能力，获得更好的结果，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得到一个自我认同。与此同时，人们也会损失个人利益或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被剥削，就像打开了被抛弃和失去认同的潘多拉盒子。［9］对于这种“基本的社会困境”，人们惯用的解决方式就是利用公正的对待来作为一个启发物。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被公正地对待，那么这将会成为一个“捷径”的促使个人欲望服从于团体或组织。公正的对待引导人们合作地回应他人和团体的需求。人们利用被公正对待的整体印象作为人际间信赖的代替物。为什么人们会利用公正作为一个启发物?主要原因是利用一些启发物可以使人们释放认知能力，否则人们将会花费大量精力去尝试计算服从或抵制团体要求的所有不同潜在后果的可能性。该模型认为，程序正义、分配正义和结果公正的经历都会影响人们的一般公正的判断，但是哪种类型的公正会呈现出最强的影响力取决于在一般公正判断形成时哪些信息是最可利用的。［9］如果可利用的分配公正的信息在程序公正的信息之前，那么分配公正的信息会对整体公正判断有较大的影响力，程序公正的信息的影响力就会很小。反之亦然。司法活动由于其特殊性，人们在接触司法活动时，一般所接触到的都是有关程序公正的信息，到最后才能接触有关结果的相关信息。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也发现程序的和过程公平比分配公平在影响人们的公正感知时扮演着更具影响力的角色。所以，人们在对司法活动进行公正感知时，程序公正的相关信息对人们的司法公正感有较大影响。上文提及到的这些理论与模型是按照一定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整个司法公正感研究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从关注分配正义到程序正义的转变。虽然各个模型和理论具体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共同传达出一个关键的讯息，即程序正义对人们的司法公正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现状与启示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问题矛盾不断显露。在司法方面，司法机够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案件类型呈现多元化结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而来的也是越来越多的纠纷与矛盾。这些纠纷与矛盾也带有自身的时代特点，人们用于解决的方式也越来越倾向于司法这一途径。从每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公布出的数据来看，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总数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案件的纠纷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10］同时，的数量仍然居于一定高度，并未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人数没有大幅减少。［11］是中国特有的一项制度，也是极具争议的一项制度。人们选择上访作为自己维权途径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不容被忽视，那就是有一部分人在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时未感知到司法的公正。人们对司法公正的需求与感知司法公正之间有着紧张的关系。其次，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司法活动的神秘面纱也渐渐被揭开，一些重大案件往往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人们也在用自己的视角审视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与结果是否公正。另一方面，人们对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并不抱有乐观态度。［11］纵观近十年以来两高的工作报告的通过率，其中反对票的数量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趋势。这个现象与各地方每年大约90%多的服判息诉率的趋势不太对称，也从侧面间接反映人们的司法公正感并不高。对于这一系列的挑战，司法机构该如何面对。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司法公正不应仅仅停留在客观层面，它不但要实现，而且应以能被感知的方式实现。但我国目前关于公民司法公正感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对西方的司法公正感影响机制理论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提供思路与引导。第一、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该观念在当今的时代环境下，是否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如果是的话，公平理论下的分配形式上的平等对司法机构提升公民司法公正感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西方的学者在程序正义理论方面的研究提出，尽管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程序正义理论仍具有普适性，人们仍然十分注重程序正义。该观点在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第二、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关于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心理机制理论，哪种理论更符合中国现有的国情?在杨国枢的《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一文中，他提及到中国人具有四个社会取向: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在这种复杂取向下，公平理论、团体价值理论、权威关系理论都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的部分。但同时由于司法活动程序在先的特殊性，公正启发理论也似乎较为符合。由于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也无法获知影响我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的一般心理机制，但这些理论与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