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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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美学人类学；学科性质；学科构想

[作者]张佐邦，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昆明，650091

[中圈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9-004

随着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等学科研究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以及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奥秘的需要，我认为，在这三门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建立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美学人类学，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具备独立的学科性质、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美学人类学的学科性质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各学科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一方面，一些层次更高、综合性更强、视野更广阔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实行新的分化与整合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这种高屋建瓴、覆盖极广的宏观把握相对照，学科分类却越来越细，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及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的奥秘，越来越成为当今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美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交叉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有不解之缘。一方面，人类进化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审美心理(精神)的生成史，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必须涉足的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审美心理的研究成果，能给文化人类学、文艺美学以巨大的启示。而人类从感知自然环境和打制第一件石器开始，就和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边缘交叉的必然存在，使“美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必然产生出它不朽的生命力。

美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其内涵十分丰富，外延相当广阔，涉及多种学科研究的知识。但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这个边缘交叉领域中，它既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又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美学人类学。

所以，所谓美学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的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其目的在于：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规律及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揭示出文化艺术最原初因而有可能是最本质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又恰恰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被遗忘了的，或者是被某些文化现象所遮蔽了的，甚至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学说所歪曲了的。从而，最终揭示出原始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这些原始文化艺术的原始动机、审美心理状态、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原始文化艺术的本质。从而，初步建构起一个较为科学系统的美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二、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能否独立存在，还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美学人类学是多边缘交叉学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交叉。可以说，正是以这三门学科为主线的多边缘交叉处成为美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从这里入手，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推测、揭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发现原始人类隐藏在原始文化艺术中的艺术生命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揭示文化艺术的本质，这是美学人类学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美学人类学研究对象中，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是一个核心的命题，是贯穿美学人类学的一根“中轴”。从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这一中心命题出发，美学人类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两大内容：

(一)人类审美心理生成论。主要包括人种进化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奠基、自然环境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滋养、图腾崇拜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培育、宗教巫术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神话传说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伦理民俗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规范等内容。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原始人类的审美心理潜伏于高等动物(人猿)的种族先天生理遗传之中，发端于原始人类时空观念的形成和对自然美的感知体验，表显于第一件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艺术作品)的制作，生成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宗教巫术、神话传说、伦理民俗等后天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

(二)人类原始文化形态论。主要包括原始宗教文化的表现形态、原始文学的表现形态、原始表演艺术的表现形态、原始造型艺术的表现形态、民族服饰文化的表现形态、民族节日文化的表现形态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原始文化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外化。原始文化表现形态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外化的表现形式，原始人类审美心理与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对应同构关系，原始文化起源于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地方。我们不同意国内外学者认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与原始文化艺术同步生成的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在先，原始文化艺术起源在后。没有先在的审美心理图式，原始人类的第一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艺术作品)是无法打制的。只是原始人在打制过程中(相当于现今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审美心理结构图式又得到了提升，达到新的审美结构层次。如此循环往复，直达现今。

三、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由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美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其中主要是：

(一)文化人类学方法。即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探讨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文化人类学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原始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可以作为我们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的直接依据。因为每一件石器、每一幅原始壁画岩画、每一件原始工艺品，以及刻绘在这些工艺品上面的花纹、图案，不管它是粗陋的还是精细的，都是原始人类实践的产物，都是他们的审美心理外化或物态化的表现形态。只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原始文化遗存留给我们的，还只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形式和产品，而不是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活动过程本身。只有对这些物化的审美心理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透视原始人类在制做这些物品时的审美心理的活动特征和美学水平。此外，世界近代特别是中国西南一些较好地保留着原始文化的特殊的少数民族，它们如同“活的社会化石”，从一个个横断面上生动地再现了原始文化的发展史，从而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的审美心理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提供了可以直接观察的经验材料，弥补了史前资料的不足。这就主要牵扯到两种田野作业方法：一是社会田野作业。即亲身参与到研究场城里，观察体验、调查搜集各种素材；二是文本田野作业。即在文本

里搜集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素材。被称为“坐在安乐椅子上的人类学家”的弗雷泽的《金枝》，就是其范例。

(二)文艺心理学方法。其中包括两项内涵：(1)将“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明确区分。“审美意识”是审美心理的自觉部分，它与理性思维密切相关，是审美心理的表层部分，与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切合点极少。“审美心理”则充满审美思维内在空间结构的全部，特别是占审美心理绝大部分空间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种族无意识)，对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原始文化形态极为重要。因为，在发生学研究中，我们面对的是原始人类非自觉、非理性的和深层的心理整体以及各种心理机能的综合形式结构，因而采用“审美心理”才能准确、贴切地指称原始人类的精神整体。(2)采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的理论及相关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推测的方法、内省体悟的方法、问卷的方法、心理测试的方法等。使我们的研究进入到目前文化人类学尚未深入到的深层领域，逐步接近原始人类的精神特征和生命本质。

(三)文艺美学方法。文艺美学是对文化艺术现象和形态作形而上的宏观阐释的美学的分支学科。它着重研究文化艺术活动这一特殊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以及审美活动规律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特殊表现。文艺美学把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文化艺术的本质、文化艺术的审美构成、文化艺术形态、文化艺术阐释接受、文化艺术审美教育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艺美学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类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文化艺术的创造、文本、接受这一活动系统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文艺美学方法的发展趋势是：(1)对创作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精神分析和直觉主义等方法；(2)对作品文本的研究，主要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方法；(3)对接受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等方法。从而，达到对文化艺术多层次审美规律的把握和文化艺术生命底蕴的深拓，探寻人类文化艺术的生命意义和人类感性审美生成的奥秘。

(四)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四个内涵：(1)跨民族比较。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宏观视野，走出民族自大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怪圈，采用比较方法阐释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共同特征及族群间审美心理的个性差异。(2)跨文化比较。原始人类的各族群由于人种遗传、自然环境、宗教伦理等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态，美学人类学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比较，才能祛除单一文化视野的盲视，增加和扩展理论推演的准确性和涵盖率，使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得理想的效果。(3)跨学科比较。除对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进行比较研究，较好地实现它们的边缘交叉外，还要吸收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种学、思维学、脑科学、生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近邻学科”的洞见。(4)跨时期比较。即将原始人类与文明人类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说明两类审美心理与文化形态的传承和区别。其中必须鲜明地确立起三个参照系统：一是高等动物灵长类特别是人猿的审美心理特征。这是人类原始思维和审美心理由此发生的自然前提。二是文明人的审美心理特征。这是原始思维的历史终点和审美心理的崭新层次。以此为参照，我们将容易判断原始人类的原始思维、审美心理和文化艺术在其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所达到的美学水平。三是儿童心理的发生过程。这属于人类个体心理的早期阶段，它和原始人类的思维和审美心理是一种个体与种系的关系。以此为参照，也将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人类审美心理各个阶段的特征。由此，建构起一种文化人类学式的整体观和整合观。

第2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但是，顾客有什么需求是一回事，他如何满足自己的需求又是一回事。所以，消费者心理学层面的市场调研、广告传播效果调研，统统代替不了消费行为分析。

美国消费行为协会有个著名的结论：全世界的商品中，有87%的卖给了“不想买的人”；平均每人一生消费的商品中，87%是“不想要”的。可见，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之间的相关度，仅为13%。

中国的消费者，受经济条件制约，受储蓄观念、家庭观念等的制约，消费心理的满足率可能还低于国际人均水平。 　 所以，在中国，消费心理的研究更不能代替消费行为的研究。 一、商品是文化因子，消费行为分析的基础性工具是文化丛

从消费行为的角度看，每个商品：

1）表达了生产者、经营者对消费心理的理解；

2）表示了购买者的“购买力平价”水平（经济收入换算成标准消费品后科学测算出的“实际购买力）；

3）表示了购买者对自己欲望的满足；

4）表示了购买者对商品所能代表的“购买者身份”（年龄、阶层、性别、职业等）的归属或羡慕或其他情感；

5）表现了购买者的价值观念，如家庭观、成就观、工作观或休闲观，甚至民俗文化观等等……

产生什么欲望，是个人问题，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满足欲望的6W（何时、何地、何手段等）2H（何代价等）如何选择，则是文化问题，要用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础的“消费行为学”来研究。

所以，商品都是文化因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无论受教育的程度如何，其对万事万物的评价都带有协调性。古人说“见微知著”，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修齐平”，表达的都是这个“一致性”与“协调性”。反映在消费 行为上就是，商品之间在市场的表现上具有相关性、排斥性。如，《时尚》杂志、时装、鲜花三者之间具有相关性，而凯迪拉克与牛仔服之间就具有排斥性。

相关性强的商品、观念组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界称为“文化丛”；以文化丛的代表性物品命名，就叫“X文化丛”，它既代表一个相关性较强的商品群，也代表一个相似的消费行为构成的群体。企业利用文化丛原理，可以便利地找到目标，可以低成本地比较各通道的利弊。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消费行为学家的“文化丛研究”，发现了许多久负盛名的文化丛。如“米文化丛”：

米注重水利消费土地崇拜专制政体高储蓄额注重教育消费体育消费较低谨慎，不重合作……

以上现象虽然涉及商品、服务、信仰、政治等，但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被证明为“较大”。

再如“渔文化丛”：

鱼食品冒险重信息、策划、造势重合作、垄断迷信水神崇拜重商业、金融业、OEM……

以上消费品、消费行为，也构成了一个“文化丛”。

当然，“米”、“渔”等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话题，中小企业是不必研究的。

中小企业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文化丛的分析手段，找到自己商品的市场目标、接近目标的通道。 二、成都育龄女性的文化丛分类

我们应用消费行为分析的方法，直接依据18-35岁女性的购物行为进行归类，避免了收入水平、年龄等“误导”（从消费行为学的角度看，人的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个人性向等，与消费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不高。最高的是“文化”）。

“购物行为”的资料，来源于室外观测、入室观测、生活垃圾分析等。

我们以女性最关注的美容品命名，将成都女性分为三个文化丛，分别具有以下特征：

1、首饰文化丛：

1）追求急功近利的美丽；

2）主要居住于成都南门；

3）主要职业为白领；

4）多为“外来妹”；

5）经常参与社交活动，但自己不大“买单”，是娱乐消费的推动者而非承担者；

6）支出结构中，为孩子支出和为男友（丈夫）支出所占比例均比其他文化丛为低，而为父母购物则最高；

7）购物决策时，最听同事、小姐妹的意见；…… 三、请关注消费者行为

我国所有大学的营销系，几乎都没有开设“消费行为学”。而国外，消费行为学是必修课；

我国虽然也有“ MBA”，但除了武汉大学等外，几乎还看不到与消费行为学有关的课程群，如文化史、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

在国外，任何文化丛的消费行为特征，都有专人研究，并公开在报刊、网站上发表供企业使用。如，你在美国就很容易查到，3-6个月的白人小孩同3-6个月的墨西哥裔美国小孩的消费力区别，很容易查到非洲裔妇女工资比白人妇女低多少、保健品消费却高多少倍，很容易查到衣阿华州的华裔的储蓄服务消费与旧金山的华裔的储蓄服务消费有何不同。而在中国，一切都得企业自己做。宝洁公司进入成都市场前，对成都生活用水的酸碱度、成都女性用洗衣粉的习惯动作、搓衣服的习惯频次等“行为”都进行了研究，洗衣粉同行们即钦又佩。殊不知，这些“行为”国外早就有社会组织去做，不用企业花钱；而在中国，宝洁还花了冤枉钱。

第3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　K.Jaspers: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München 1977.

[2]　K.Jaspers:Allegemeiene Psychopathologie，Berlin 1913(9.Aufl.1973)

[3]　K.Jaspers:Gesammelte Schriften zur Psychopathologie，Berlin，G＠②ttingen，Heidelberg 1963.

[4]　K.Schneider:Klinische Psychopathologie，Stuttgart 1950(11，aufl.1976).

[5]　G.Huber，G.Gross:Sahn.Eine deskriptiv-ph＠①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 Schizophrenen Wahnhs. Stuttgart 1977.

第4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产品设计 移情设计 用户体验

检 索：.cn

Abstract ：Empath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oduct design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origin of empathy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esthetics and psychology. It was argued that designers could understand users， get design information， and stimulate creative inspiration through empathy. Secondly， the process of empathy design was put forward，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at were generation， immersion， connection， and detachment. Based on this， the methods of empathy design were analyzed which included field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user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user behavior simulation， etc.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methods and the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s were also illustrated. Finally， combining with design examples the applications of empathy design were elaborated.

Keywords ：Product Design， Empathy Design， User Experience

Internet ：.cn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户需要更多个性化的产品。设计师的工作是为用户设计产品，但用户具有不同的身体状况，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住在不同的地方，关注不同的事物，拥有不同的想法和习惯。设计师如何设计出令用户满意的个性化产品呢？关键是要透彻理解他们如何在使用过程中看待、体验和感受产品，这就需要进行移情设计。

移情设计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它通过对用户的深入研究，获取设计信息，激发创作灵感，能有效提升产品的用户体验，在设计过程的模糊前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将围绕移情设计，从起源、过程、方法、应用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移情的起源

“移情”源于德文Einfühlung，意为“把情感渗进里面去”，1873年美学家费舍尔（Robert Vischer）首先用它来描述人们观看绘画所引发的身体反应，1909年心理学家铁钦纳（Edward B.Titchener）将其译为英文“Empathy”，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被加以推广，该词在中文里常被翻译为“移情”或“同理心”。

在美学领域，“移情说”是西方美学界举足轻重的一个理论学说，该学说的主要观点是：美感经验来自于对观赏对象聚精会神地观察并赋予其生命情趣的移情作用，这种移情作用是由我及物以及由物及我的交互活动。对于移情，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虽未形成系统化的学说，但早有将移情作为审美体验方式的实例，如中国艺术中的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移情的体现。

在心理学领域，移情是指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去体会当事人感觉的心理历程，以及认同和了解他人对某件事或某个物体的感觉。心理学家卡可夫（Robert R. Carkhuff）认为移情是从别人的视角看问题，或穿别人的鞋子走路。

可见，移情的含义在美学和心理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从设计学的角度出发，综合上述研究认为，设计师应通过移情来感知、搜集用户体验，并将这种体验物化为产品，以产生积极的移情审美效果。

二、移情设计的过程

设计师进行移情设计的过程可分为产生、沉浸、联系、分离四个阶段[1]，如图1所示。产生阶段是指设计师产生兴趣和动机去深入了解用户，这是移情设计的基本前提。沉浸阶段是指设计师将自己沉浸到用户的生活中，观察和体验用户的生活，但对此不做任何判断，这个阶段是移情设计的关键。当设计师对用户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进系阶段，在这一阶段，设计师应关注用户的想法，联系自己的经历真正地理解用户的行为，与用户在情感上发生共鸣。最后是分离阶段，设计师从用户的生活中走出来，以设计师的视角分析所获得的用户信息，并据此进行设计创意。

三、移情设计的方法

设计是为人服务，而不仅仅是设计一个产品，因此设计师在设计产品之前，应该进行系统的用户研究，从用户的角度出发进行移情设计，使设计能够满足用户的需要，移情设计可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用户信息的交流、用户行为的模拟等。

（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设计艺术领域，田野在时空上的意义已不再是原始、乡村、边塞、过去之类的理解，而是指一切离开书斋、案桌，面向社会艺术生活实践的现场[2]。对于设计师，可将田野扩大到相异性较小的“己文化”中，运用人类学的理念来考察用户的生活，让自己置身于用户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进入他们的生活情境，通过移情获得真实的、直接的体验和理解，捕获用户未表达的潜在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创作[3]。

许多设计公司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设计调研，设计师参与到用户的生活中去，把自己当成用户，以用户的眼光严格对待自己所设计的产品。如美国Ziba设计公司，要求设计师与用户共同生活超过一周的时间，以此来理解用户的生活环境，该公司认为其成功的关键是对用户使用情景的理解和沁入[4]。

（二）用户信息的交流

当由于时间、经费等各方面原因，不能进行田野调查时，可采用用户信息交流的方法，如角色（Persona）、情节（Scenarios）、故事板（Storyboards）等，以确保设计师对用户的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进行移情设计。其中，角色是指具有目标用户真实特征的人，代表一群真实的人物，在构建角色时用户目标不宜过多，要让少数人对产品非常满意，使其成为产品的狂热追随者；情节是以文字为主构建的原型，设计师使用情节将角色置入场景中，进一步将其引入生活；故事板是带有大概情节的挂板，设计师通过创建故事板表示行为的关键瞬间，说明使用的产品或服务。

（三）用户行为的模拟

为了深入理解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一些特殊用户，如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由于这类用户在产品的信息感知、产品的控制与操作等方面与一般用户有一定的不同，因此他们会对产品有一些极端的需求，在此情况下设计师可通过对用户行为的模拟，真实体验其使用产品的情况，从而发现一些不易觉察的问题，为产品的设计提供重要线索。图2为身体健康的设计专业的学生，在为存在肢体移动障碍的用户设计产品时，所进行的行为模拟的场景[5]。

（四）移情设计方法与传统设计方法的不同

移情设计方法与传统设计方法的区别如图3所示。传统的设计方法，如市场调研、人体测量等，针对的是大样本的用户群，常将所有用户的特征，如身高、视力、收入、教育程度等数据集合起来，这样一个“平均”用户对市场研究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设计师的创新设计价值却很小，因为它失去了很多对设计师有用的设计信息[6]。而移情设计则相反，它以满足少数真实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关注其行为的特性，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虽然获得的研究数据很少，但获得的设计信息更为具体和丰富，对设计师获得设计灵感非常有帮助，这是传统设计方法无法做到的。

四、移情设计的应用

通过移情，设计师可透彻理解用户，获取设计信息，激发创作灵感。移情设计在个性化产品的设计以及特殊人群的产品设计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设计师可按照产生、沉浸、联系、分离这一移情设计的过程，选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用户信息的交流、用户行为的模拟等移情设计的方法进行产品设计。

（一）婴儿车的设计

传统的婴儿车设计对外观、人机尺度、舒适性等考虑较多，但深入的设计应来自于移情感知。通过对有婴儿家庭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使用婴儿车并不只是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更为重要的是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和学习，然而在现有婴儿车的设计中，孩子的位置总是低于能够与父母舒适交流的范围，父母不得不频频弯腰，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可怜地盯着母亲的衣摆，因而失去了很多交流的机会。针对这一状况，可进行一项关键的创新，即为了更好地交流而提高儿童座椅的高度[7]。

（二）盲人魔方的设计

在给盲人设计产品时，为使设计符合盲人的需要，设计师应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其生活。图4为一款针对盲人设计的魔方[8]，设计师基于移情设计，针对盲人存在严重视觉障碍的情况，以木材、金属、橡胶、塑料、石材、织物等6种基本材料代替传统魔方中的色块，引导盲人通过触摸感知来参与魔方拼凑游戏。

（三）老年人手机的设计

在进行老年人产品设计时，应对老年人视力下降、手指灵活性降低等予以充分考虑，可通过一定装置模拟老年人的行为，以便深入理解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图5为设计老年人手机时，设计师佩戴了模拟老年人视力的特殊眼镜、并穿戴了降低手指灵活性的装备，以模拟老年人使用手机的情况[9]。

五、结论

移情来源于美学领域，并在心理学领域得到发展，近年来，移情在设计学领域逐渐获得重视和推广。移情设计的过程可分为产生、沉浸、联系、分离四个阶段，其方法包括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用户信息的交流、用户行为的模拟等。基于移情设计，设计师能够获得针对少量用户的丰富而具体的设计信息，能够激发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并能使设计的产品符合用户的真正需要。

注释

[1] Kouprie M，Visser F S.A framework for empathy in design： stepping into and out of the user’s life[J].Journal of Engineering Design，2009 （5）.

[2] 李立新.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3] 王建民.基于情景调查的包装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 2012 （22）.

[4] 小南.用户“心灵探索”之旅 美国Ziba设计公司的文化浸没式体验[J].设计，2011（4）.

[5] Strickfaden M，Devlieger P.Empathy through Accumulating Techne： Designing an Accessible Metro[J].The Design Journal，2011 （2）.

[6] Mcginley C，Dong H.Designing with Information and Empathy： Delivering Human Information to Designers[J]. The Design Journal，2011 （2）.

[7] Koskinen I，Katja B，Tuuli M.《Empathic design： User experience in product design》，Helsinki，IT Press， 2003.

第5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作为江苏省教育教学改革实验课题研究成果,被收入了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整部论著的理论框架以儿童文学视野为依托,紧密联系小学语文教学,探讨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的密切关系、语文教学中的儿童观、语文教学组织者的儿童文学学养等问题,实现了儿童文学对语文教学研究的一次较为成功的介入。

儿童文学有自身的理论言说空间,并与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美学形成交叉。从儿童文学的研究向小学语文教学的实践层探触、融合,对于儿童文学教育而言,是具有实效性的。孙建国作为一个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的跨界研究者,以交叉的视域,有机融合了上述学科的理论,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惊喜。

该论著探讨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时,追本溯源,从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入手,步步展开,直到当代的新课程标准,脉络清晰,渊源尽现。尤其从语文课程的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入手展开“弊病”的分析,是一种本源的探讨。语文教学不同历史时段呈现的现象,各种问题的症结,都源自于此,无论是片面追求工具性还是片面追求人文性,都将为实际语文教学带来偏颇;不能兼顾统一,弊病自然滋生。

心理学的介入给孙建国立论以科学根基。儿童文学是伴随“儿童”这个区别于“成人”的个体而从文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的理论有助于剖析差异背后的原因。曾经,发生认识论原理为儿童文学找到了接受之维三层次的根源,人类学的知识为儿童文学美学勾勒了儿童原始思维的面貌。论著中明确提出,“儿童的天性是快乐、自由、游戏”,语文教育要尊重儿童天性,要发掘儿童的“灵性”,守护儿童身上“本能的缪斯”;提到儿童阅读接受行为的特殊性――“偏重直观感受,易于情感投入,善于模糊解读,拙于鉴别评价”。当我们对“儿童”这样的个体施以教育影响、文学影响时,心理学理论的介入就显得甚为可贵。

探讨儿童文学的相关问题,必然绕不开“儿童观”的问题。在儿童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学环境、承载教育使命时,儿童观的问题会凸显出来。该论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儿童观的生态意义”这一问题,直指语文教材编写中儿童观的缺失,冷静分析教材以成人的视角看待儿童,用名人、伟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甚至是“名人本位的儿童观”;并发人深省地提出,“一味地让学习来侵略一切,同样还是传统成人本位对儿童藐视的产物”。在论者的剖析下,我们看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确是混淆了“完美”、“理想化的人”与“真实”、“大多数的人”;混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熏陶的概念。在这种状态背后,我们看到了文学、儿童、儿童文学的集体缺席,看到了成人对儿童进行的文化控制与霸权。

第6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摘要】无论是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还是出于弘扬本民族文化的考虑，旅游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都是不争的事实。文章针对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通过田野调查法，运用旅游情景下的族群认同测定模型这一动态系统，分析目的地族群认同在受到外部经济、文化环境与内部族群认同成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变化。研究发现：吐鲁番葡萄沟在长期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互融合中，旅游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助推作用，民族认同感得到提升。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影响；田野调查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6.00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一种普遍的消费行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族群传统文化的保护、族群认同重构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等，尤其是族群认同问题受到人类学、旅游学等方面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基于旅游情景，考量族群文化、族群认同的变化，对发展地方经济和弘扬民族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针对吐鲁番葡萄沟这一地区的族群认同研究，也符合“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发展经济的理念，体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共赢的精神。

一、对于族群认同的研究综述

“认同”原本属于哲学范畴，后来在心理学中被频繁应用。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而今，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各种视角研究民族内部的认同感，“认同”一词便被普遍应用起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族群认同必须在民族互动中才能得以产生，在与外界隔离的孤立的群体中不会产生族群认同，而旅游的过程恰恰实现了这种民族之间的互动。旅游通过经济活动的形式不断改变着目的地族群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族群文化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影响了族群社会的环境系统，从而导致族群认同发生改变。在本研究中，把族群认同认为是族群的身份识别与确认，也就是指族群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2]。

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族群认同的影响受到国内外旅游人类学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目的地族群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认为旅游的日益发展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族群认同产生影响，但是对如何测定旅游情境下族群认同变化这一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并且目前针对旅游对新疆地区某个旅游社区族群认同影响的个案还尚未有学者进行研究。

目前，以旅游情景下目的地族群认同变化规律的研究最多。吴其付研究发现，民族旅游既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民族的文化认同[3]。陈刚在研究中发现，泸沽湖摩梭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交流和融合加强，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被强化[4]。黄瑾则在对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旅游的发展，居民可以利用屯堡文化获得经济利益，从而族群认同就被重新建构起来，族群意识重拾并且被强化[5]。以上学者的研究都强调了旅游对民族认同的强化作用，体现出旅游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正相关作用。周丽洁则从旅游与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旅游发展能使社区自发地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6]。区别于前者的是，孙九霞选择了三个个案进行对比分析，她认为，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7]。那么，针对吐鲁番葡萄沟这一旅游社区，旅游与族群认同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维吾尔族的族群认同？

三、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的测定

综合人类学、旅游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本研究主要是根据陈修岭提出的旅游情境下的族群认同测定模型[8]分析旅游情境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模型以族群认同成分为基点，以族群认同理论为依据，以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要素为情景，从而进行构建。族群认同的成分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态度、族群归属感和族群卷入（文化实践和社会参与）等不同的维度，是动态的多维度的结构[9]。因此，本研究把握的一个理论方向，就是必须把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放在一个情景中系统化地进行分析。族群认同的成分，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族群其认同状态直观体现的参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在特定情景下族群认同感的强弱变化。

影响族群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旅游情景下的族群文化变迁。在旅游目的地社区，通过旅游者和参与到旅游中的当地居民的接触与交往，外来文化与族群文化不断地交互影响与融合，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旅游文化。这种具有多元化形态的旅游文化不断渗透到当地族群社区，改变着族群原生文化，甚至引致族群认同重构[10]。

四、 田野调查

第7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管理心理学；企业管理；运用分析

一、当前企业管理新形势及管理心理学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在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深入改革的过程中，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竞争力，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深入实际，提出可行性的管理办法并予以实施。“互联网+”使实体企业纷纷将经营管理与网络挂钩，企业的管理也日趋复杂，不仅涉及生产和销售的管理，还要涉及财力、人力、物资、售后等一系列的管理；而贯穿这一系列管理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对人的管理。人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只有合理管理好人才，才能保证生产、销售等“一条龙”的良好效益，不断促进企业向前发展。而管理心理学的运用，恰好是针对人才而量身打造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它通过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使个人的需要和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从而达到互惠互利、共创佳绩的局面。因此，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理论，结合企业的实际经营而制定出相应的管理策略，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

二、管理心理学的概念阐释

在百度词条中，管理心理学的定义是一种把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说明、指导管理活动中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工业心理学分支，是研究组织管理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及行为现象、心理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水所著的《管理心理学》（第五版）中，管理心理学被定义为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他认为管理心理学是用管理学、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原理，以研究人的心理行为和人际关系、人的积极性为对象的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实质上主要是研究人的行为激励问题，探索人的心理活动，通过激励人心和行为的各种途径与技巧，达到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目的。还有的解释说管理心理学就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将组织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活动规律，从而达到对组织中的人进行管理的目的。各种定义虽表述形式不同，但归纳起来其实质都可以浓缩为一点--那就是以人的内心活动为研究重点，为了管理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在企业管理中，就表现为对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充分了解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都能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管理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1.管理心理学是管理者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发展，企业的管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对人的管理，人本管理逐渐成为当代企业所追求的方式。如今我们大力倡导企业文化，核心就在于营造和谐而又充满激情的氛围，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他们紧紧团结在企业周围。人之所以复杂多样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思想，而掌握好人的心理，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是管理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对于企业中扮演决策和计划角色的管理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将管理心理学的专业知识结合企业实际加以运用，是当前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2.管理心理学是企业职工赖以生存的摇篮

任何人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认可，尤其是基层一线的员工们。企业若是能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艺术，运用管理心理学的原理方法，在深入了解每位员工的基础上，分析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方案，并贯彻执行到企业的实际管理中去，就会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当企业职工得到内心的满足，就会更用心地投入工作中去，切实做到“要”到“我要干”的态度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个人的潜能得以挖掘，价值得到体现，生命得以充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以说管理心理学是企业职工赖以生存的幸福摇篮。

3.管理心理学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有力保障

企业发展的活力源于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保障，物质和精神得到双重满足的时候，其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能充分彰显出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驱力和创造力，为企业谋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企业保持持续的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运用管理心理学，建立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高效运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管理心理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一个企业长远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保障。

四、管理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合理用人，让金子发出应有的光芒

优秀的管理者通常都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通过管理心理学的应用，善于发现人才，并且秉持着任人唯贤的原则，拥有一颗爱才惜才的心，他们学会揣摩对方心理活动，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有些单位用学历作为新录用人员的第一道门槛，于是高分低能的“天之骄子”屡见不鲜，企业的新鲜血液也只是空有其表，而把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拒于千里之外，这是非常不理性也不科学的做法。知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能力的高水平发展，但不能完全预测将来个人综合能力形成的方向，也不能保证个人未来会达到的高度。能力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侧重点必定不同。通过管理心理学的思想理论，研究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性格、气质、期望、心理活动、思想价值等特征，用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把不同的员工放在合适的、也适合他的岗位上，将恰当的机遇赋予恰当的人选，充分运用他们擅长的知识和能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其内在潜力，发挥出无限正能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用人之长已成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企业应善于发现员工的兴趣所在，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善于观察，发现不同员工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合理安排岗位职责；同时，还要学会倾听基层员工的心声，打开沟通渠道，确保高层管理者能接收到最底层的信息，如通过公开邮箱，提供面对面交谈的方式等，保证信息沟通顺畅。在了解到真实想法之后，可提供自由选择岗位的机会，通过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双向选择，让人才匹配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去，确保“事得其人、人适其事、人尽其才、事竞其功”的理想局面。

2.善于育人，使栋梁之才不断向上成长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一生，从最初的家庭培养到后来的学校培养再到社会培养，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阶段。对于企业来说，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也仍然任重道远。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才资源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随时面临着更新和换代，优秀人才正常流动，有进有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也能高能低。企业要想使优秀人才引得进、管得好、留得住，就需要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科学方法，结合员工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合理的育人之路，畅通流动渠道，使职工年轻化、专业化，打造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优秀队伍。在管理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做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理论（hygiene-motivationalfactors）”，它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引起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因素，二是保健因素。只有激励因素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而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意感。因此，管理者要想使员工发挥最大的潜能，就需要采取多样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激发出员工的责任心与进取心，在发展培养员工的同时，谋得企业的利益，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双赢。首先，通过运用目标管理理论，鼓励员工终身学习。制定科学可行的奋斗目标，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去达成；目标分为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每完成一个目标，就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下一个目标，如此形成良性循环，让员工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其次，适当设置挑战，提供机遇。没有机遇和挑战，就没有动力和未来，适当地增加压力，会促使一个人身心不断茁壮成长。运用激励理论，把具有成就需要的人才放在重要的、有挑战性的岗位上，充分激发潜在的能力，使他们发挥出聪明才智，切实做到从要到我要干，从为别人干到为自己干的彻底转变。再次，还需要为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有调查表明，人的大脑智力一般只开发了百分之十三，而余下的百分之八十多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浪费的区域。若是能根据员工的不同需求，实时提供发展平台，引进专业培训，就会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激发出平时被埋没的那部分可能。有人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里想说，舞台有多大，心就能走多远。

3.学会懂人，让心与心找到正确的方向

第8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室内装修；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

第一节人体工程学的含义和发展

人体工程学（HumanEngineering），也称人类工程学、人间工学或工效学（Ergonomics）。工效学Ergonomis原出希腊文“Ergo”，即“工作、劳动”和“nomos”即“规律、效果”，也即探讨人们劳动、工作效果、效能的规律性。

人体工程学起源于欧美，原先是在工业社会中，开始大量生产和使用机械设施的情况下，探求人与机械之间的协调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有40多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科学技术，开始运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在坦克、飞机的内舱设计中，如何使人在舱内有效地操作和战斗，并尽可能使人长时间地在小空间内减少疲劳，即处理好：人—机—环境的协调关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把人体工程学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运用到空间技术、工业生产、建筑及室内设计中去，1960年创建了国际人体工程学协会。

及至当今，社会发展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重视“以人为本”，为人服务，人体工程学强调从人自身出发，在以人为主体的前提下研究人们衣、食、住、行以及一切生活、生产活动中综合分析的新思路。

日本千叶大学小原教授认为：人体工程学是探知人体的工作能力及其极限，从而使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趋向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各种特征。“

其实人—物—环境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今后“可望运用人体工程学主动地、高效率地支配生活环境”。

人体工程学联系到室内设计，其含义为：以人为主体，运用人体计测、生理、心理计测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心理、力学等方面与室内环境之间的合理协调关系，以适合人的身心活动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效能，其目标应是安全、健康、高效能和舒适。人体工程学与有关学科以及人体工程学中人、室内环境和设施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人体工程学的基础数据和计测手段

一、人体基础数据

人体基础数据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即有关人体构造、人体尺度以及人体的动作域等的有关数据。

1、人体构造

与人体工程学关系最紧密的是运动系统中的骨骼、关节和肌肉，这三部分在神经系统支配下，使人体各部分完成一系列的运动。骨骼由颅骨、躯干骨、四肢骨三部分组成，脊柱可完成多种运动，是人体的支柱，关节起骨间连接且能活动的作用，肌肉中的骨骼肌受神经系统指挥收缩或舒张，使人体各部分协调动作。

2、人体尺度

人体尺度是人体工程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数据之一。

3、人体动作域

人们在室内各种工作和生活活动范围的大小，即动作域，它是确定室内空间尺度的重要依据因素之一。以各种计测方法测定的人体动作域，也是人体工程学研究的基础数据。如果说人体尺度是静态的、相对固定的数据，人体动作域的尺度则为动态的，其动态尺度与活动情景状态有关。

室内设计时人体尺度具体数据尺寸的选用，应考虑在不同空间与围护的状态下，人们动作和活动的安全，以及对大多数人的适宜尺寸，并强调其中以安全为前提。

例如：对门洞高度、楼梯通行净高、栏杆扶手高度等，应取男性人体高度的上限，并适当加以人体动态时的余量进行设计；对踏步高度、上搁板或挂钩高度等，应按女性人体的平均高度进行设计。

二、人体生理计测

根据人体在进行各种活动时，有关生理状态变化的情况，通过计测手段，予以客观的、科学的测定，以分析人在活动时的能量和负荷大小。

人体生理计测方法主要有：

1、肌电图方法

把人体活动时肌肉张缩的状态以电流图记录，从而可以定量地确定人体该项活动强度和负荷。

2、能量代谢率方法

由于人体活动消耗能量而相应引起的耗氧量值，与其平时耗氧量相比，以此测定活动状态的强度，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式，以及不同活动的能量代谢率（RMR）。其计算式如下：

运动时氧耗量-安静时氧耗量

能量代谢率（RMR）

基础代谢率耗量

3、精神反射电流方法

对人体因活动而排出的汗液量作电流测定，从而定量地了解外界精神因素的强度，据此确定人体活动时的负荷大小。

三、人体心理计测

心理计测采用的有精神物理学测量法及尺度法等。

1、精神物理学测量法

用物理学的方法，测定人体神经的最小刺激量，以及感觉刺激量的最小差异。

2、尺度法

以顺序在心理学中划分量度，例如在一直线上划分线段，依顺序标定评语

可由专家或一般人，相应地对美丑、新旧、优劣进行评测。

第三节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由于人体工程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人体工程学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认真开发，目前已有开展的应用方面如下：

一、确定人和人际在室内活动所需空间的主要依据

根据人体工程学中的有关计测数据，从人的尺度、动作域、心理空间以及人际交往的空间等，以确定空间范围。

二、确定家具、设施的形体、尺度及其使用范围的主要依据

家具设施为人所使用，因此它们的形体、尺度必须以人体尺度为主要依据；同时，人们为了使用这些家具和设施，其周围必须留有活动和使用的最小余地，这些要求都由人体工程科学地予以解决。室内空间越小，停留时间越长，对这方面内容测试的要求也越高，例如车厢、船舱、机舱等交通工具内部空间的设计。

三、提供适应人体的室内物理环境的最佳参数

室内物理环境主要有室内热环境、声环境、光环境、重力环境、辐射环境等，室内设计时有了上述要求的科学的参数后，在设计时就有可能有正确的决策。

四、对视觉要素的计测为室内视觉环境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人眼的视力、视野、光觉、色觉是视觉的要素，人体工程学通过计测得到的数据，对室内光照设计、室内色彩设计、视觉最佳区域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四节环境心理学与室内设计

在阐述环境心理学之前，我们先对“环境”和“心理学”的概念简要地了解一下。环境即为“周围的境况”，相对于人而言，环境可以说是围绕着人们，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外界事物。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秩序、模式和结构，可以认为环境是一系列有关的多种元素和人的关系的综合。人们既可以使外界事物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了的事物，又会反过来对行为主体的人产生影响。例如人们设计创造了简洁、明亮、高雅、有序的办公室内环境，相应地环境也能使在这一氛围中工作的人们有良好的心理感受，能诱导人们更为文明、更为有效地进行工作。心理学则是“研究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学科。

关于环境心理学与室内设计的关系，《环境心理学》一书中译文前言内的话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不少建筑师很自信，以为建筑将决定人的行为”，但他们“往往忽视人工环境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损害，也很少考虑到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与活动”。以往的心理学“其注意力仅仅放在解释人类的行为

上，对于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未加重视。环境心理学则是以心理学的方法对环境进行探讨”，即是在人与环境之间是“以人为本”，从人的心理特征来考虑研究问题，从而使我们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对怎样创造室内人工环境，都应具有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含义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着重从心理学和行为的角度，探讨人与环境的最优化，即怎样的环境是最符合人们心愿的。

环境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环境心理学与多门学科，如医学、心理学、环境保护学、社会学、人体工程学、人类学、生态学以及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室内环境学等学科关系密切。

环境心理学非常重视生活于人工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倾向，把选择环境与创建环境相结合，着重研究下列问题：

1、环境和行为的关系；

2、怎样进行环境的认知；

3、环境和空间的利用；

4、怎样感知和评价环境；

5、在已有环境中人的行为和感觉。

对室内设计来说，上述各项问题的基本点即是如何组织空间，设计好界面、色彩和光照，处理好室内环境，使之符合人们的心愿。

二、室内环境中人的心理与行为

人在室内环境中，其心理与行为尽管有个体之间的差异，但从总体上分析仍然具有共性，仍然具有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特点，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基础。

下面我们列举几项室内环境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情况：

1、领域性与人际距离

领域性原是动物在环境中为取得食物、繁衍生息等的一种适应生存的行为方式。人与动物毕竟在语言表达、理性思考、意志决策与社会性等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但人在室内环境中的生活、生产活动，也总是力求其活动不被外界干扰或妨碍。不同的活动有其必须的生理和心理范围与领域，人们不希望轻易地被外来的人与物所打破。

室内环境中个人空间常需与人际交流、接触时所需的距离统盘考虑。人际接触实际上根据不同的接触对象和在不同的场合，在距离上各有差异。赫尔以动物的环境和行为的研究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人际距离的概念，根据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行为特征确定人际距离，即分为：密切距离；人体距离；社会距离；公众距离。

每类距离中，根据不同的行为性质再分为接近相与远方相。例如在密切距离中，亲密、对对方有可嗅觉和辐射热感觉为接近相；可与对方接触握手为远方相。当然对于不同民族、、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人际距离也会有所不同。

2、私密性与尽端趋向

如果说领域性主要在于空间范围，则私密性更涉及在相应空间范围内包括视线、声音等方面的隔绝要求。私密性在居住类室内空间中要求更为突出。

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会非常明显地观察到，集体宿舍里先进入宿舍的人，如果允许自己挑选床位，他们总愿意挑选在房间尽端的床铺，可能是由于生活、就寝时相对地较少受干扰。同样情况也见之于就餐人对餐厅中餐桌座位的挑选，相对地人们最不愿意选择近门处及人流频繁通过处的座位，餐厅中靠墙卡座的设置，由于在室内空间中形成更多的“尽端”，也就更符合散客就餐时“尽端趋向”的心理要求。

3、依托的安全感

生活活动在室内空间的人们，从心理感受来说，并不是越开阔、越宽广越好，人们通常在大型室内空间中更愿意有所“依托”物体。

在火车站和地铁车站的候车厅或站台上，人们并不较多地停留在最容易上车的地方，而是愿意待在柱子边，人群相对散落地汇集在厅内、站台上的柱子附近，适当地与人流通道保持距离。在柱边人们感到有了“依托”，更具安全感。

4、从众与趋光心理

从一些公共场所内发生的非常事故中观察到，紧急情况时人们往往会盲目跟从人群中领头几个急速跑动的人的去向，不管其去向是否是安全疏散口。当火警或烟雾开始弥漫时，人们无心注视标志及文字的内容，甚至对此缺乏信赖，往往是更为直觉地跟着领头的几个人跑动，以致成为整个人群的流向。上述情况即属从众心理。同时，人们在室内空间中流动时，具有从暗处往较明亮处流动的趋向，紧急情况时语言诉引导会优于文字的引导。

上述心理和行为现象提示设计者在创造公共场所室内环境时，首先应注意空间与照明等的导向，标志与文字的引导固然也很重要，但从紧急情况时的心理与行为来看，对空间、照明、音响等需予以高度重视。

5、空间形状的心理感受

由各个界面围合而成的室内空间，其形状特征常会使活动于其中的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曾对他的作品——具有三角形斜向空间的华盛顿艺术馆新馆——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三角形、多灭点的斜向空间常给人以动态和富有变化的心理感受。新晨

三、环境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运用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面极广，暂且列举下述几点：

1、室内环境设计应符合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

例如现代大型商场的室内设计，顾客的购物行为已从单一的购物，发展为购物——游览——休闲——信息——服务等行为。购物要求尽可能接近商品，亲手挑选比较，由此自选及开架布局的商场结合茶座、游乐、托儿等应运而生。

2、认知环境和心理行为模式对组织室内空间的提示

从环境中接受初始的刺激的是感觉器官，评价环境或作出相应行为反应的判断是大脑，因此，“可以说对环境的认知是由感觉器官和大脑一起进行工作的”。认知环境结合上述心理行为模式的种种表现，设计者能够比通常单纯从使用功能、人体尺度等起始的设计依据，有了组织空间、确定其尺度范围和形状、选择其光照和色调等更为深刻的提示。

第9篇：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文化适应　理论　测量　研究方法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都面临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学者们对文化适应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出发研究文化适应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两种取向的文化适应研究涉及相同的研究主题，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各异，使得理论构建、概念结构和测量变得异常复杂。近十多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家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结构、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的测量以及文化适应与认同的关系等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

一、文化适应的概念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文化适应问题虽然受到普遍的关注，术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文化适应的意义和概念缺乏准确、统一的界定。“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最早出现在英文文献中是在1880年，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现在，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来自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这个定义体现了当时北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先进理念，批判了盛行于欧美主流社会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克服了这种倾向所导致的文化适应研究中的同化主义局限，很快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文化适应概念，促进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之后的1954年，西格尔(Siegel)和沃格特(Voget)等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且简洁的定义，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概念比较宽泛，操作性不强，要求对文化进行广泛和整体的研究，关注文化适应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进行群体层面的分析，这就有失于对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心理变化的研究。这正是心理学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其实，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并不短暂，美国心理学家霍尔(Hall)早在1904年就对文化适应进行过论述，认为对第二文化的学习(second―culture learning)类似于对第一文化的学习(first―culture learning)。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文化视野中的心理学得到不断发展之后，文化适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出现。在此基础上，格雷夫斯(Graves)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学上的文化适应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等。此后，文化适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日益增多，不仅突破了从群体层次研究文化适应的模式，也将文化适应研究扩展到跨文化心理学领域。

近年来，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化适应概念。贝瑞认为：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此，沃德(Ward)认为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适应”(adapt~ion)，即心理适应(psychol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eioe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则是指获得能够成功应付或融入特定社会文化或环境的与文化相契合的技能。总体上而言，社会心理学家一般倾向于将文化适应分为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和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异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

文化适应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类似概念须要澄清和界定，不能混为一谈。在文化适应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带有同化主义色彩，把文化适应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人类学家趋向于使用“文化适应”，关注所谓“原初(prlmitive)社会”在与文明群体发生文化接触之后导致的变迁；社会学家则更多地使用“同化”来解释移民在与主体社会接触之后，逐渐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顺从。有研究者认为“同化”和“文化适应”不是同义的概念，而是彼此作为对方的一个阶段或形式。例如，戈登(Gordon)把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或行为同化的一个阶段，贝瑞则把同化看作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策略中的一种。特斯克(Teske)和纳尔逊(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适应看作在许多维度方面存在差异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过程，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和相互的影响(相互接触的两个群体是彼此影响的)，而同化则是单向的影响(主流群体单方面对另一群体施加影响)。此外，与“acculturation”相似，“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适应的意思，但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enculturation”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个体对母体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等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是一种自文化适应或内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则是指个体从当初所熟悉的母体文化进入异质文化后产生的行为变化和适应过程，因而是一种他文化适应或外文化适应。一般来说，从发生的时间序列上来看，“enculturation”一般发生在个体生命的早期，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而“acculturation”则晚于“encuhuration”而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双文化(bicuhuralism)要求个体同化于两种文化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在幼年时期对两种异质文化(non―culture)的

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二是个体在对第一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encuh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对第二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accuhurative assimilation)。显然，这两类“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

文化适应及相关议题一直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他们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形成了相应的文化适应理论。近年来，文化适应理论的最新进展则主要是来自于跨文化心理学家的贡献。

在探讨文化适应理论时，贝瑞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且得到了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不过，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个体最终将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来到新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完全丧失原文化而为主流文化所同化。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是与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熔炉”政策相适应的。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文化适应理论本身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贝瑞提出的双维文化适应模型(见图1)。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对自己原来群体和现时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提出了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维持与其他文化群体关系的倾向性这两个维度，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即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瑞提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　ization)。当文化适应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文化，也强调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交往时，其使用的就是“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的原有文化认同而追求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日常互动时，其使用的就是“同化”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在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这时就出现了“分离”；当个体对保持原来文化和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太大兴趣时，其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此后，针对主流群体施加的文化适应模式影响到民族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以及文化适应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自由选择其文化适应策略的情况，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移民的同化时，采取的就是“熔炉(melting pot)”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segregation)”的策略；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就是一种“排斥(exclusion)”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

布尔里(Bourhis)等人同样也认识到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布尔里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Accuhuration Model，简称IAM)，这个模型试图整合主流群体针对特定移民群体所采取的文化适应取向、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以及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结合之后导致的人际和群际关系。该模型认为主流群体对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主流群体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1)是否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流群体对移民群体成员表现出以下5种文化适应取向：整合、同化、隔离、排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当主流群体成员接受移民保持原有传统文化，也赞成移民接受主流文化特征时，其采取的就是“整合”取向；若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期望移民为接受主流社会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就是一种“同化”取向；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体成员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不希望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取向；当主流群体成员否认移民具有采用主流文化的权利，也不认可移民选择保持原文化，这就是一种“排斥”的取向。与此相对应，移民群体也具有5种文化适应取向，分别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个人主义。

布尔里认为有些移民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主流群体和本群体所排斥而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离出来，而仅仅是他们趋向于把自己看作个体而非归属于移民群体或主流群体的成员。据此，布尔里提出了“个人主义”这种文化适应取向。就主流群体而言，如果其把本群体成员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移民群体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取向。类似于主流群体成员，认可个人主义的移民群体成员关注的是自身的个体特征而非社会群体身份，他们不会依赖移民团体或者主流社会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抱负。IAM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其反映了主流族群与非主流族群各自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当主流族群倾向采取一种基于对非主流族群文化认可而允许其融入主流族群的策略，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的策略，而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时主流族群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就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

西班牙心理学家纳瓦斯(Navas)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有关理论和充分考虑影响文化适应过程更多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文化适应的扩展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Model，简称RAEM)(见图2)。②纳瓦斯对文化适应研究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大多数的文化适应研究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文化适应选择较为笼统，并且通常是在一种理想水平上；其次，虽然某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不同的，但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生活领域出发展开研究；再次，没有研究者能够在每个领域从“偏好”和“采纳”这两个水平上同时考虑文化适应；最后，尽管大多数的移民群体成员和主流社会群体成员偏向于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但文献也阐释了许多影响移民(或本地人)文化适应态度的条件以及存在于接触群体之间的影响文化适应过程的因素。

据此，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区分了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适

应态度之间的差别，即表现为现实和理想两个水平。现实水平(real plane)是指移民在主流社会中所采取的实际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意识到的移民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理想水平(idealplane)是指移民希望采取那些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希望移民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斯切纳波尔(Schnapper)认为，文化有核心(hard core)文化和边缘(pefiphe~)文化之分。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社会、家庭情形中婚姻规范、荣誉观念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属于核心文化；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工作或消费则属于边缘文化，因其涉及工作和家庭或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差别，故间接地同性别观念或家庭角色相关。受此启发，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即：当与其他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生接触时，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采取或偏好同样的策略，因而模型没有提出单个或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将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基于此，相对文化适应扩展模型从接近自然或物质的表层文化(如政治、工作、经济)到远离物质世界的诸如符号、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区分了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7个文化领域。个体可能在一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选择融入主流社会。一般来说，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适应个体在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如工作和经济)表现得较为现实，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如和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则趋向于保守。

三、文化适应的测量与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文化适应的研究。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测量方法依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明确需要测量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一目标，这涉及到文化适应研究的策略问题。具体来说，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究者认为应该将文化适应现象区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层次。格雷夫斯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领域的研究强调个体行为与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需要单独的概念和测量；二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心理文化适应上存在差异，不是每一个体都参与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不过文化适应要以心理适应为前提，而心理适应又受文化适应的制约，因此，文化适应研究需要寻找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联系。其次，任何关于文化适应的测量都要对群体文化和个体心理如何发生变化做出假设，一种假设认为群体和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存在一维两极的适应，表现为随着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认同会逐渐减弱。采用一维两极模型去测量文化适应，排除了个体在保持他们原有文化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当研究者考察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成员时，这种模型就更存在问题，因为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个体真正体验到的文化适应是难以说清楚的。比如，在美国出生的第3代或第4代华裔儿童，他们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中，这个背景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美国白人文化，还包括美国境内的其他文化，那么，他们的原有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二维或多维的模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不支持一维两极模型。最后，文化适应量表必须调查文化以及不同社会中文化的不同方面，特别是应该调查那些能够清楚地显现群体之间文化边界(culture boundary)的文化。比如研究美国人在墨西哥的文化适应时，语言使用(英语一西班牙语)能够体现出文化边界，但“语言”却不能作为研究美国人在澳大利亚文化适应的有效内容，也就是说，针对华人在美国的文化适应所设计的量表未必适合于韩国人和日本人。因此，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把握和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编制有效的测量工具。

学者们在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理论维度等方面上的分歧造成了文化适应测量工具的多样化。根据一维两极假设对文化适应进行测量的量表很多，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适应等级量表(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这是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使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包括20个项目，在语言使用和偏好、种族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日常活动等方面评估墨西哥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白人文化的程度。许多文化适应的测量工具要么是对它的模仿，要么广泛地采用其中的项目。比如，亚裔文化适应自我认同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Scale)，研究者用它测量了3个不同的亚裔群体，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的文化适应可能：(1)意识到专业心理学帮助的必要性；(2)容忍那些与寻找心理帮助相联的耻辱；(3)能与心理医生敞开心扉地讨论自身的问题。此外，在应用方面，研究者也证实了该量表的有效性。

认同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习得的，族群认同受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在文献中可以发现，认同测量中的许多变量都能在文化适应量表和测量中找到。在分析变量时，需要考察人们对一系列项目的反应信息，这些项目可以评估少数民族从主流文化中获得的元素和他们仍在运用的自己原有文化的元素，以及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的参与程度。一个联系测量的例子是由贝瑞提出的8维度量表，该量表测量了一些有特别联系的信息，如本地所讲语言数目、财产和物质占有、工作地位、服饰和宗教等。将这一量表得到的回答压缩到一个单量表，从中能推测出个体的文化适应状况。兰奇(Ranch)和鲍勒(Bowler)提出了一个包括3个项目的文化接触量表，以评估文化适应对3个美国少数民族群体自尊的影响。尽管兰奇等人发现这些群体的自尊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报告了接触与自尊间的低相关，据此他们提出接触可能不影响个体的感受。

学者们提出了超越特定民族的、一般化的文化适应量表。对多元文化主义测量体系的社会文化量表的因素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4个子量表。研究者坚持以下中介变量影响文化适应过程：(1)移民后裔的社会地位；(2)教育和收入状况；(3)年龄；(4)移民美国的时间；(5)居住区域的民族人口密度；(6)出生国；(7)工作技能、宗教、家族结构和移民目的。在此后的研究中，项目由34个扩展到43个，并作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关系调查的参考，因利用此量表得到的结果令人满意，该量表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一般化的评估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态度量表。

贝瑞认为并非每个文化适应群体的成员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进入文化适应过程，也不是来自少数族群的每一个体都对主流文化做出回应。在适应、调节和内化主流文化的社会习俗

时，个体经过抵抗、担忧、焦虑、忠于自己的文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他们会感知到对自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接受水平和调节过程，在社会生活中会保持传统习俗和自我文化行为。因此，个体在文化适应中的调节和顺应，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适应方式变量。改变自己的文化态度和适应另一文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从原来的群体到新的群体的单向过程，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并不排除保持原来文化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立场，贝瑞认为文化适应可以被看作多维线性现象而不是一维的。因此可以假设：(1)个体可能更愿意保留他们原来的文化；(2)同样的个体可能更愿意有选择地参与到其他文化中。据此，贝瑞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个体对文化适应的态度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区分了文化适应的4种方式：整合、同化、分离和排斥。贝瑞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提出了一系列项目，最终形成了由4个分量表组成、共计38个项目的适应方式量表，用以测量文化适应的四种方式。

尽管文化适应的测量方法和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现在的文化适应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量表还是基于单维度的理论框架；忽略文化适应个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测量仅限于表面行为的改变，对深层次文化意义的生成关注不够；量表不统一造成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维加(Vega)对文化适应概念的含义和测量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现在的文化适应已变得无所不包，涉及与社会和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团体的个人变化有关的所有事情，同化和文化适应术语预言了一种直接的、直线的、不可逆的、连续的变化。贝瑞也承认，由于文化适应概念自身被令人不解的事物所包围，很多疑问也围绕着文化适应测量。为了消除迷惑，贝瑞建议任何来自多变量观点的综合性研究才更能接近主题。从多变量观点出发，研究者不仅要收集关于文化适应群体一般适应模式的信息，同时也要关注个体从文化抵触到文化接触再到文化适应过程的体验。

四、结语：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文化适应问题越来越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与加深了人们对文化适应的认识。但是应当看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于探讨和解决。

第一，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和研究者的不同学科取向，对文化适应的概念和定义缺乏严格、一致的标准，这导致了如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仍然比较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文化适应定义，而且对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有时也没有进行严格区分，依然有研究者使用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来研究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问题。③其次，不同概念之间存在混用和误用的现象，如：“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混用，文化适应被误用为同化，等等。在我国，人类学将“acculturation”译为“涵化”，“enculturation”译为“濡化”，心理学家则都将它们译为“文化适应”，也有心理学家将“acculturation”译为“文化融合”。这造成了文化适应概念的使用混乱，由此导致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因此，厘清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形成共识尤为重要。

第二，综观文化适应的已有研究，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采用的则是测量方法，不同学科之间形成的文化适应理论也各自关注文化适应的某一方面，缺乏学科之间的互动。因此，在今后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应该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尽量同时采用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及方法，评估多种学科取向、方法、理论的合理之处，弄清他们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与条件，并在探讨过程中加以统整或综合。

第三，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应该改变单一的测量研究方法，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有助于从多层次、多维度揭示文化适应的内容和特点。另外，还应该关注文化适应的纵向研究，契尔柯夫(Chirkov)认为，大多数的研究设计与把文化适应界定为发展过程的主流界定是不相协调的。按照他的观点，文化适应研究应该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这样的研究设计不利于深入考察文化适应策略和影响因素随着个人和情境之间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还应予以注意的是，采用问卷法进行相关研究和准实验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限制了对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的探讨。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动态建构主义立场来理解文化与心理的关系，采用认知启动实验来研究文化适应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把文化作为选择性自变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传统，为文化适应的实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这启发我们，实验法也可用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