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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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实体经济；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中首次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是增量概念，它全面反映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直接融资快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功能日益增强，银行等机构创新性地向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融资，以及民间融资、私募股权基金的日益发展，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民币新增贷款已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而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的经济指标的相互关系则十分密切。通过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为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大量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二、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选取

由于社会融资规模是从2011年起正式统计并按季的，人民银行在2012年9月公布了2002年以来的月度历史数据，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性，本文采取的数据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共50个样本。本文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TRE）来代表实体经济发展，又引入了社会融资规模（sF）这个变量来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TRE、SF均是增量概念，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ADF单位根检验

由于所选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必须在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6.0中的ADF检验对以上2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结果可知，2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所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社会融资规模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为了对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就需要对其做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由于两个变量均为I（1）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了验证作为实体经济代表的TRE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采用EG两步法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分析。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TRE、SF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TRE、社会融资规模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此进行分析。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所以在Granger因果检验中依次将滞后阶数从滞后一期设定到滞后六期，结果发现，在六次检验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的Granger原因的结果出现了五次，因此可以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的Granger原因；相反，社会融资规模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的Granger原因的结果只出现了一次，即社会融资规模不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的Granger原因。综上所述，可以说明，社会融资规模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步增长而增加，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与我国当前社会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符。

三、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实证结论

1、从长期趋势上来考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所代表的实体经济变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协整关系，这说明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由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实体经济和社会融资规模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但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这个时间区间内我国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没有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可能不太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发展特征。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Y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强和完善各部门之间数据统计协调机制

2、转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第2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投机 经济平衡 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着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第3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金融和实体经济从来都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根深蒂固，金融才能枝繁叶茂；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通畅，实体经济才会活力四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活。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党的十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新形势下，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求结构升级，但供给体系没跟上，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导致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金融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连接供求、组织资源，在修复国内经济失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转变方式、优化结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上规模、拼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老路已走到尽头，金融业要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转向内涵式发展，在供给侧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要下决心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能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直接融资要补短板，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间接融资要调结构，加快完成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完善中长期融资制度，满足准公益性产品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聚焦主业、强化服务。金融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聚焦主业是金融业安身立命之本，强化服务是金融业发展壮大之道。各类金融机构应当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做优主业，做精专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要继续降低金融机构收费标准，坚决治理“不服务、只收费”现象，清理规范中间环节，缩短资金链条，避免以“通道”“名股实债”等方式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努力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审慎创新、稳健发展。创新是推促金融业前行的动力，但创新必须依法合规，不能打着创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更不能搞金融诈骗。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围绕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进行金融创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如果金融机构处于病态，很难为实体经济服好务。要促进金融机构规范运营，保障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自身健康，解决好金融机构在内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正以源头活水浇灌实体经济茁壮成长。

第4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2010年以来，中国GDP除个别季度（如2011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外，处于持续的下行过程中。导致中国经济下行，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也有长期的供给因素。中国已处于长期的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需要发生变化。

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虽然维持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增长动力仍然存在，但都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已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经济维持在7%～8%水平的增长，将是常态，且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冲击。我们要在心理上和政策上，接受并适应这种经济增长常态。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机制已悄然发生变化。具有明确方向，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领域和机会快速消失，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扩张时代基本结束。

微观企业对此感觉较为明显，近些年来较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实业投资的吸引力持续下降。2012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目前已是近10年的低点。我国将进入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包括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分工深化、需求导向的新阶段。

中国的增长动力结构也已发生转换。

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主要是靠三个循环支撑：土地收入和融资平台—房地产—金融扩张和影子银行；世界流动性过剩和消费、房地产泡沫—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外汇储备激增，支持世界流动性过剩；农民减负、粮食丰收—消费增长。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与世界相联系的增长链条断裂，随后缓慢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2013年以来，受收入预期和实际增长放缓，以及一些短期因素影响，消费增长也不再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土地-房地产-影子银行结构。

不论是高速增长时期，还是相对较低增长速度时期，只要系统适应了，都能良好运作，但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换过程，需要面对“中年危机”：一是需要转换增长机制；二是需要将资源从原有的增长结构中转移出来，并配置到新的增长结构中；三是需要适应这一阶段老百姓新的需求，特别是对公平正义及安全的需求。

如果系统没有及时转换，过多的资源仍被错误配置到原有增长结构上，如果过于关注物质的生产，忽视了社会需求，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将更加巨大。 仅用金融政策，解决不了经济困局

近年来，我国的货币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出现了割裂。这两年割裂更加严重。

表现为：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GDP增长速度却出现下降。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过剩产能和房地产领域。获得资金的部分实体经济部门，又直接或间接将资源通过金融市场，再次投放到这些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套利）。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链条越来越长，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融合越来越密切（金融部门内部的金融套利），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保持在较高水平。跨境资金流动加剧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割裂，进一步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整个金融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 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机制已悄然发生变化。具有明确方向，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领域和机会快速消失，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扩张时代基本结束。因此，中国当前仍有能力应对一场经济金融动荡，但“花钱”需要买回“机制”。

这就好比一人得了“癌症”一样，营养物质源源不断地被错误输送到“癌变”部位。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现有成本环境下，总体上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但政府干预和政府隐性担保扭曲了实体经济的风险收益特征，实体经济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出现扭曲和变化，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二是，金融市场出现两种不同的机制在同一个市场进行竞争的情况，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三是转型的阵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商业化程度已大幅提高，但政府仍大量使用行政性管理手段，导致规避管制的创新活跃。四是我国的货币金融环境事实上是宽松的，支持金融体系的扩张行为。

在此背景下，仅用金融政策，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局。金融资源配置是基于实体经济中扭曲的风险收益的理性配置。任何货币金融的投放（总量宽松），都可能被金融体系“合理”配置到缺乏内在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和主体上。实体经济层面的不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和结构失衡，已现实地约束着金融体系的优化资源配置能力。 “花钱”买回“机制”

虽然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过剩产能和房地产问题严重，但我国目前仍拥有足够的静态风险准备，以弥补损失和应对流动性紧张问题。因此，在没有建立有效的合理市场机制之前，就匆忙动用静态风险储备，只会进一步恶化市场上现已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最终只是耗尽了我国宝贵的静态风险储备，却没有解决引起当前风险的体制机制问题。当风险继续累积并暴露时，我国就丧失了化解风险的宏观能力。

当然，如果任由资源错配持续，2～3年以后产生的损失，将可能超过我国现有的静态风险储备的应对能力。到时候仓促应对，更有可能仅关注短期的经济金融稳定，也不容易带来体制机制的根本改善。

只有主动推动经济领域供给面改革，调整经济内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是厘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机制优化的过程中应对经济金融动荡，并动用静态风险储备，才能实现“花钱买机制”。由此可见，在当前体制机制下，金融调整“晚改”不如“早改”，“被动改”不如“主动改”。

因此，中国当前仍有能力应对一场经济金融动荡，但“花钱”需要买回“机制”。 及时释放金融和经济风险

金融市场已逐步接近调整的临界点，主动调整的时间已不多。

事实上，我国实体经济的效益已低于金融收益要求。地方融资平台、过剩产能行业的自由现金流与其债务利息支出之间的缺口开始出现且趋于紧张。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的流动性风险。经济的持续下行，将不可避免恶化企业层面的资金状况，从而引发企业层面的流动性困难，并通过信用风险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状况。

因此，金融业面临的不仅是单纯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还将面临偿付能力风险。前者可以通过金融手段，甚至中央银行救助等方式解决。后者却需要提高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进行必要的债务重组。如果仅用金融手段维持，则需要引入额外的信用因素，不但容易形成“僵尸”企业，不利于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和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也不是可以无限制维持的。

当前，一边是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周转率降低，基础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趋于下降，风险上升。另一边是金融市场的平均期限较短，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对风险补偿的收益要求增加。风险越大，金融市场要求的收益越高，实体经济的利息负担越重，风险进一步加大，产生恶性循环。

金融市场的稳定，高度依赖于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脆弱的、不合理的政府干预和救助预期。目前，市场已逐步意识到基础资产现金流存在一定缺口，央行稳健货币和审慎救助的态度，以及中央政府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容忍度以推动改革的决心，我国的金融市场已逐步接近调整的临界点。考虑到美国经济已稳步复苏，在考虑逐步退出QE3。这将改变国际货币环境，留给我国主动调整的时间已不多了。我国有必要主动推动国内的“去杠杆”过程，及时释放金融和经济风险。 经济“去产能”，金融“去杠杆”

当前环境下，存量调整不可避免，也是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所必需的。在经济趋势性下行阶段，结构调整不得不进行部分的存量调整，表现为经济上的“去产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杆”。当前的金融风险（民间借贷和不良贷款率反弹，地方资金紧张），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换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既是对过去错误的一种纠正，更是新的发展周期对过去发展周期的一种纠正。这时既可以顺应新周期的召唤，有序释放财政金融风险，也可以压制新周期的“创造性破坏”，平滑经济波动。

在资源已较充分使用的经济环境中，实体经济的“去杠杆”，消除政府不合理的隐性担保，是建立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经济转型所必需的。金融不再“加杆杠”，通过行动纠正市场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则是破坏“僵尸企业”存在条件，启动实体经济“去杠杆”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金融调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点，当且仅当实体经济已进行不可逆的“去杠杆”，且开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时，就宜大幅度放松货币，隔离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切断金融系统的自我恶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必要损害，使金融系统能正常发挥作用。

进一步，虽然实体经济的调整，将给金融体系带来现实压力。但这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良性运转所必需的，是不得不面对的，另一方面则为金融体系的深层次改革提供机遇。我国宜借助金融市场的动荡，理顺金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合理的多层次，分工合理、界限清晰的金融风险分担和应对体系，促进金融体系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演进，推动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体系变化的转型。

为此，我国需要四类政策。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三是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新的投资创造条件。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的方案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负面冲击，包括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这个过程，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 构建安全缓冲

成功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在存量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中，保持系统稳定并构建新的发展机制。经济结构是特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机制运行的累积结果。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发展机制的转变。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动荡，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是风险暴露（承担成本）和新机制形成的过程。

构建有助于良性循环的安全缓冲，是保持系统稳定下经济充分存量调整的前提。我国还需要借助我国特有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上为调整以激发内在增长动力争取必要的空间和时间，成为重获市场信心，在“立”的基础上真正“破”的关键。

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处于我国当前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我国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一是拥有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二是拥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三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较低。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些难得的条件，为我国这一重大阶段的体制机制转换创造条件，构建社会、经济和金融三道缓冲。如可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救助等安全网，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又如，可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如现在活跃的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及非洲的部分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还如可发行特别国债，在条件成熟时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等。 倒逼式改革

新体制机制的核心，是重塑政府、社会和市场（经济）三者关系。市场仍将是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的主体，但这种市场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保护，又需要政府为市场失败者、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保护，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转型提供推力和动力。

当前我国是“大婆婆，小政府”：政府管制、寻租、设租多，但合理规制、公共服务少。追求经济效率的市场引发了不安定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适应并弥补。社会需要为这种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为此，充分发挥市场内在压力和动力、现有政府集中资源的能力，正确发挥政府职能，顺应并引导经济、社会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执政效率，是重中之重。

第5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黄金比例;滤波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一、 引言

近期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重申支持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虚拟经济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目前，经济领域学者对虚拟经济在合理范围内能够较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而过度膨胀则会危害到实体经济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标准（Standards）和警戒线（Boundaries）。

二、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概况

1. 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概念界定及发展现状。结合国内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划分理论，并考虑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分类等因素，文章将虚拟经济范畴界定为以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为主的经济总量，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和商品房销售市场的交易规模。同时将工业增加值规模界定为实体经济方面。

从规模上看，2006年之前，虚拟经济总量与GDP、工业增加值呈相对协调发展，而2007年后，虚拟经济总量开始加速上涨，远超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

2.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在比率关系。金融相关比率FIR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在比率关系的重要指标，它是指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率。金融增长快于实物经济增长，金融相关比率上升，但上升不是无限制的。文章将M2/GDP作为金融相关比率，虽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相关比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国民财富之比）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我国1999年以来的金融相关比率和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看，2009年之前，金融相关比率保持相对稳定，与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而2010年之后，金融相关比率攀升而工业增加值增速不断下行，形成“剪刀差”。

3.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一开始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剩余资本里转化而来，因此，实物资本或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存在的依托，同时，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第二，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第三，虚拟经济中的长期资本又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以实体经济的形式存在。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融资提供较大便利，利于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效益的迅速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快速升级;但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容易造成泡沫经济，使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实际上，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时，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一国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实体经济时，便会产生金融抑制现象，导致资金的低效运用和市场分割，并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时，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

三、 全要素生产率

1. 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生产率综合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生产率与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均会促进经济增长。从效率角度来看，生产率等于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总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以索洛（1957）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增加要素的投入，另一种是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但长期来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仅仅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因此，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是依靠提高技术水平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衡量技术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比单要素生产率更优越，更合适。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可以看成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剩余值”。

2.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假设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分别代表资本k和劳动l的产出弹性;当规模报酬不变时， 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模型1：

采用1991年～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亿元）做为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数据（万人）做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资本存量数据（亿元）（该数据是根据历年全社会固定投资完成额测算，按照10年期平均折旧，残值为0计算得到）做为资本投入量;但是模型1结果显示自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系数因偏小而不尽合理，于是采用哑变量代替模型1中的时间变量t，进而模型1变为：

根据1991年～201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情况，假设当处于2000年～2008年期间，哑变量取值为1。模型2结果如表1，从模型2结果也可看出，哑变量的取值是符合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即在2000年～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较明显。

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总的来说，中国经济TFP是先升后降的，TFP在2003年之前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从2004年开始至今基本处于下降趋势，只是在2007年稍有反弹后继续下降。而TFP增长率在2003年前虽下降但也是正增长，而从2004年开始变为负增长。

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资本投入的报酬率高于劳动投入的报酬率，一定程度说明劳动力未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充分作用。第二，从2004年起TFP下降且TFP增长率由正转负，反映了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说明此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大量依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第三，1978年起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如1984年进行了以价格双轨制为特点的工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住房改革;2011年加入WTO，而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使得红利在2000年～2008年期间才陆续释放，导致这时期国民经济整体产出明显增加。第四，2008年之后，随着改革红利效应趋减、大规模经济刺激导致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对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

由此可见，中国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低下，生产能力利用水平偏低，设法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

4.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黄金比例及结论。文章以虚拟经济总量代表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以工业增加值代表实体经济发展规模，研究虚拟经济总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对上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里xt表示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规模。对上述式子求导，得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对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的黄金比例为：X=16.7。也就是说，当虚拟经济发展规模是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规模的16.7倍时，两者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这时对全要素生产率起着促进作用的正效应，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图2趋势表明：在2008年该比例达到15.2，2009年～2014年该比例远大于上述黄金比率16.7，在2010年达到顶峰31.3。这充分说明自2009年开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已经不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可能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

三、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滤波分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短期波动因素也有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从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情况看，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加值等都会围绕着它们自身的确定性趋势发生周期性波动;同时，在微观虚拟经济体层面，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其交易规模的变化虽然呈一定的波动，但也并不总是随机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尤其对于虚拟经济体而言，趋势成分更能表明市场的机制建设和发展规模的趋势性特征，而波动成分更多的表明了短期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所以，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考察宏观经济的波动，还是在微观层面分析虚拟经济体的交易变化情况，既需要了解变量的趋势成分，又需要了解周期波动成分，这就需要时间序列的HP滤波法。

经过HP分解后，可以得到每一个变量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其中：变量工业增加值经过HP分解后的趋势成分可以看作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反应实体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增长潜能与变化的方向，所以其变化方向的调整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大周期的体现;而周期波动成分反应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即所谓的短期波动，反应的是由于宏观经济内在或者外部环境变化的各种冲击带来的实体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具有反映的及时性特征，其变化方向的调整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小周期的调整。相应地，对虚拟经济、工业增加值、股票交易等指标经过HP滤波分解，可以得到其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分别代表虚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各虚拟经济体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内的波动幅度。

2.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趋势、短期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由于样本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且要以动态时间序列模型作为分析基础，所以在进行深入的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拟或是同阶单整的。因此，先检测单位根以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对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分别进行协整分析。然后分别进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趋势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短期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

从上述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得出：长期趋势上，实体经济与各虚拟经济体之间存在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虚拟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虚拟经济各主体市场的发展。从短期波动的关系上看，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的短期波动能够影响实体经济的短期发展，因此对于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不仅需要重视长期的制度性、趋势性分析和风险管控，也需要重视短期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而期货市场、商品房市场、债券市场的短期波动对实体经济短期波动的影响较小，因此需要长期持续的制度性、规律性和趋势性的规范管理。

四、 总结与建议

自2009年开始，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可能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1. 增加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重视人力资本投入的同时要制定相关奖励措施以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经济结构的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 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与约束。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已经严重偏离最优比例，出现金融资产、不动产价格脱离真实价格水平的虚涨现象。为了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必须监督和控制各种促进泡沫增长的投机活动以约束泡沫经济的发展。

3. 提高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步伐协调，要精准、高效地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领域，避免过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一要提高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规范金融市场发展秩序，强化准入标准在产品设计、风险控制、资本约束、从业经验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时可以采用牌照监管方式提高准入条件;二是深刻认识金融创新的实质，要以是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为出发点，回归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对P2P、众筹等所谓的通道型、复制型金融创新要及时稳妥治理和规范;三是对于银行业等风险管理较为规范机构，要由业务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在资本约束下，倒逼和鼓励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助推银行机构向低资本消耗的模式转型。

4. 深化市场经济建设，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向促进机制。虚拟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虚拟经济各主体市龅姆⒄埂R虼嗽谖夜市场经济建设及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应该多沟通、多协调以确保各市场政策目标一致。

参考文献：

[1]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51-61.

[2] 刘迎秋.论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J].经济研究，2001，（8）：3-14.

[3] 曹源芳.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关系――基于1998-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57-62.

[4] 杨万东.虚拟经济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5）：77-80.

[5]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6] 刘沁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性的统计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4）：120-124.

[7] 曾虹.虚拟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探索[J].统计与决策，2012，（32）：6-7.

[8] 马守荣，许涤龙，李正辉.金融相关比率的统计界定与分析[J].中国统计，2015，（5）：24-26.

第6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本轮中国经济总量复苏几近“完美”， 但是结构性问题愈发严重。实体方面，虽然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持续快速下滑。地产、基建投资增速回升，而占大头的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金融层面，信贷大幅扩张的同时，信用债券违约案例却在不断增加。

一谈到结构性问题，大家通常只考虑诸如人口等实体因素的影响，而忽视金融的作用。传统观点认为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信贷扩张短期会影响总需求，但中长期只影响价格，不影响实体经济。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重新审视金融的作用，“发现”货币中长期也不是中性的，对实体经济的总量有长期影响，而这主要是通过结构变化来实现的。比如，信贷大幅扩张会导致人力资源向某些生产率较低但获得信贷多的行业转移，导致其他行业的发展受到挤压，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潜在增长。

各部门获得信用的能力不同，有抵押品优势的房地产行业占尽先机，和信贷相互促进形成的“顺周期”性对经济结构有重大影响。容易获得信贷的行业或部门在货币宽松后可以大幅扩张业务，招揽更优秀的人才，实现更快发展，而难以得到信贷的部门受到挤压。信贷分配也影响收入分配，较易获得信贷的行业的员工收入增长相对其他部门较快。

根据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估计，中国几个大银行发放的贷款中30%-40%用房产或土地为抵押。上市公司的数据表明，地产、建筑以及与这些行业相关度较高的行业，如钢铁，获得的信贷较多。比如，2015年四季度，这三个行业占上市公司总体债务的比重分别高达15%、12%和6%，而与地产关系不紧密的轻工行业，债务所占比重不到2%。

信贷与地产相互促进的“顺周期”性，导致信贷错配，结构恶化，使得货币放松对总量的刺激越来越吃力，最终不可持续。房地产价格上升提高了其他行业的租金成本，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也带来人工成本上行压力，房地产作为信贷抵押品的优势增加了其他行业的融资成本，房地产泡沫往往和汇率过度升值联系在一起，这才是制造业等民间投资持续放缓的根本原因。一些限制民间投资的制度性因素已经存在多年，不能解释近几年的民间投资不振。同理，近几年金融和地产服务业占比GDP重上升也不完全是结构优化的体现。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回归“逆周期”，回归“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组合。“紧信用”有利于打破信贷与房地产相互促进的顺周期，同时通过“松货币、宽财政”来防止经济大幅下滑，这样的组合将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调整提供有利的宏观环境。在观察经济的运行态势时，区分货币和信用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欢迎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信用放缓情况下的货币政策放松，为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支持财政扩张。

地产与基建投资继续支撑下半年的总需求，加上连带的服务增长，短期增长无虞。但房地产泡沫风险上升，其对总需求的拉动效应难以为继，经济自主增长动能在 2017年面临下行压力。

第7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余额宝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9日

一、相关背景简介

2013年6月17日，中国知名网络公司淘宝旗下的品牌“支付宝”在它的官方主页推出一种最新的金融类产品，这个产品被认为是在理财方式和互联网之间搭建了一个完美的桥梁――余额宝。余额宝的出现是建立在拥有巨大客户群的支付宝平台这个前提条件上的，通过将平时的闲置资金和互联网基金进行桥梁对接，为广大互联网用户的投资方式增加了一种新的选择，并且这种方式十分方便。到2013年底，余额宝的可统计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4，300万，总资产达到了1，853亿元，总共给客户增加了接近18亿元的利息。余额宝的迅速出现以及不断的进化使得人们被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又一次折服了。2014年2月21日，中央电视台某评论员发表了一个文章：中国的融资成本被月报的强大力量压得喘不过气。文章指出其年利润率超过了百分之二，对实体经济的维稳产生了巨大的挑战。马上，人们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前景以及强大的不确定性又一次产生了怀疑。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强制暂停二维码支付以及虚拟信用卡支付，这一举动更是让这个新兴产品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更加艰难。在这种趋势下，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究竟谁会更适应时代的潮流？它们究竟能不能“和谐共处”，还有待商榷。

二、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介绍

互联网金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汇，它包括依靠大数据、云空间以及社交媒介来实现资金融资、信息媒介的一种新型金融。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思想的激烈碰撞产生了互联网金融这个新名词。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网上支付的不断进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余额宝也随之诞生了。我们熟悉的传统金融是指：存款、贷款以及结算这几项主要金融要素。当然，商业银行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银行是最重要以及最基础的大型金融机构，在我们的概念中，银行是个体、企业以及国家之间的桥梁，具有支付中介、信用中介、金融服务以及信用创造的功能。它和互联网金融有一些不同，传统金融历史悠久，有强大的基础，但是因为有一些方面带来的种种不便，它适应时代的速度是远远比不上互联网金融的。

三、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对比分析

互联网金融是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产业，因为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以及电子支付的快捷性，所以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时长短，范围覆盖广泛、交易效率也比传统金融要高很多。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相比优点有以下几种：

1、交易成本低。众人皆知，互联网金融没有资本金管理的束缚，也没有什么存贷比管理的限制，因此几乎零成本，因此在这种先天优势下，资金在网络平台的流动性就大大增加了，降低了各个方面的成本，互联网金融不需要实体营业点，因此实际运营成本就降低了，它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

2、交易时长短和交易范围广。互联网金融运行时，用户可以不受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投融资使得用户和产品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因此这种新型金融产品就拥有了很好的用户支持。另外，因为传统金融业的用户往往是信用基础很好的中大型企业，所以有些服务方面就涉及不到，因此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互联网金融就非常好的填补了这方面的欠缺、使得资源能够更好地分配，利用率上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交易效率高。随着大数据处理以及云服务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操作成本越来越低，大大提升了交易的速度。比如说，阿里小贷使用了淘宝积攒的用户购买信用云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和进一步解析，加入了资信调查和风险分析，用户申请贷款的时间就会非常短，每天可以完成一万笔贷款，使得“人人信贷”成为了可能。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互联网金融在时代的赛跑中已经战胜了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因此网络的可靠性以及风控监督等很多问题也使得用户产生了很大的谨慎。传统金融因为其严格性因此很好的避开了互联网金融涉及的很多风险。纵观传统金融的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经历了很多金融危机以及人类斗争的洗礼，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因为互联网的安全性并不能保证，病毒的出现，盗号者的猖狂，使得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相比缺点有以下几种：一是管理能力有限。管理能力第一点就是风控能力不强。很多媒体已经有很多报道，有以网赢天下等为代表的P2P网贷平台已经宣告破产清算，网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欧美国家，并且由于我国的还在起步萌芽阶段，法律要求和监管还没有很到位，缺少一定的行业规范，整个互联网方面有很多法律风险和政策碰壁，对于整个行业的监管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二是风险大。加入了互联网金融浪潮，就好像是初学者第一次炒股一样。加入的风险和期望的回报往往并不等价。由于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因此信用风险也加大了，和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政策还没有匹配，互联网金融违约成本低，容易产生信用危机，严重时可能导致整个公司卷钱跑路的情况。

综上所述，即使目前互联网金融在与传统金融的时代比拼中占据着上风，但是由于中央银行的介入以及进一步发展之后遇到的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必然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进一步地协调发展。

四、案例分析

大家很熟悉余额宝这个产品，使用余额宝使得用户的资金流动性大大的提高，在能够得到利润的同时又不会发生相应的损失。用户使用余额宝的整个过程包括了：淘宝、天猫、支付宝、余额宝、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的资金桥梁传递，满足了用户对于资金需求的多样化。与此同时，用户们可以在拥有充足的购物金的同时，同时购买余额宝来获利，这种时间上毫不浪费的方式使得用户对余额宝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传统金融也显然无法做到。但是，余额宝在2014年的发展也不是很顺风顺水。宽松的市场资金使得天弘基金不得不下调收益率，这虽然是经济周期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余额宝利润率持续下跌使得用户开始对自己资金的安全性产生了恐慌。这就要追溯到媒介当初是怎么吹嘘余额宝了。此外，因为月报的支付方式是在网上进行，所以就会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比如说，用户手机存有用户的支付宝信息，手机盗取者可以通过短讯验证码重新设定支付宝密码（在手机中安装了支付宝软件的用户尤其需要注意），盗取者可以将用户的余额全部转到他的账户上，所以央行在前一段时间暂时叫停了第三方支付以及虚拟信用卡的支付，余额宝也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暂时不会停止。

五、总结

笔者认为，这种技术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就应该积极地将它投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不然的话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就得不偿失了。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余额宝也在不断发展，这个规则同样需要得到相应的支持。余额宝的发展逼迫银行利率完全放开，尤其是在推动利率市场化这个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央行在做出每一步举措时都要多加小心，因此余额宝的经验教训肯定会给利率市场化带来很多有用的经验。大家需要承认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正在逐渐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正是由于这样，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才需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在彼此合作的同时实现双赢，这不仅是我们投资者的愿望，也是我们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1]郑联盛.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影响、本质与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4.5.

[2]孙杰，贺晨.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及传统银行转型[J].财经科学，2015.1.

第8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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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第9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5－0085－05

一、房地产泡沫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一)房价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性越来越不明显。甚至出现了“房经背离”的怪现象。

近年来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住房价格和经济走势背离的新现象。l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崩溃。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给东南亚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房地产泡沫崩溃是在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并不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引起的。来自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证据也证明房地产泡沫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很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膨胀及其崩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房地产泡沫呈现全球化、普遍化和严重化趋势，房地产市场运行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般将房地产作为实体经济的子市场来看待，强调房地产作为不动产的物理特征和物质价值，认为房地产作为实物资产的一种形式，价格和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水平大致平行发展。对于房地产泡沫的分析，坚持从实体经济层面寻找原因，将房地产泡沫归结为经济基本面因素。传统的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诸多理论假说都缺乏较好的说服力和解释能力，坚持从实体经济视角研究房地产泡沫的传统思路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因此有必要从实体经济之外的其他视角来寻找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而虚拟经济的兴起，为我们研究房地产泡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虚拟经济从心理预期和不确定性来分析房地产泡沫，强调房地产资本化定价的重要性，这是不同于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房地产市场运行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处于转型时期，住房价格与宏观经济走势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引入虚拟经济的分析方法，以弥补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不足，以更好地洞悉房地产泡沫的全貌。

(二)房地产泡沫呈现新特征和新趋势，房地产的虚拟化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泡沫危机不断爆发，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影响，新型房地产泡沫和传统的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的旧房地产泡沫不同，呈现国际化、普遍化和全球化趋势，房地产泡沫的影响范围扩大，持续时间延长。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虚拟化趋势，房地产的虚拟化色彩越来越突出。从房地产泡沫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来看，虚拟经济的兴起和房地产泡沫的全球化、普遍化趋势，成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令人关注的一个新态势，虚拟经济的兴起成为房地产泡沫的新背景。在虚拟经济的新背景下，房地产泡沫呈现出新趋势和新特征，表现为房地产泡沫的严重化、普遍化和全球化。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密切相关，房地产泡沫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房地产的重要性及其资产属性越来越凸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开始引起货币政策当局的关注，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新内容和重大挑战。房地产的虚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房地产成为虚拟经济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趋势和房地产证券化趋势的兴起；房地产金融及其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发展；房地产在一国或者地区的社会财富占有重要的位置；房地产用途和功能的分化；房地产和金融系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及其主要内容

现代经济实际上是货币经济，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门，现有的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研究大都是从传统的实体经济视角出发，而忽视了虚拟经济部门的存在，忽视了现代经济的货币经济特征，导致对房地产泡沫的解释缺乏现实感和说服力。现代经济的虚实两重性不仅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之外，还反映在房地产市场本身。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本身具有虚实两重性。正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和房地产所处的现代经济环境的“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泡沫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具有典型的复合型泡沫特征，这种复合型泡沫既与房地产市场的虚实两重性有关，又与现代经济的虚实两重性有关。正是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见图1)。

基本框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一)根据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房地产泡沫是一种复合型泡沫

房地产泡沫既有实体经济的因素，又有虚拟经济的因素，这与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虚实两重性密切相关。

从实体经济角度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新型房地产泡沫，难以解释全球性的“房经背离”现象。面对国际国内变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环境，在虚拟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挖掘房地产泡沫和虚拟经济部门之间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房地产泡沫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和作用于金融部门，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促进房地产市场和金融部门的协调互动发展。单纯的从实体经济角度或是从虚拟经济视角研究房地产泡沫，都是一种局部分析法，其局限性相当明显。为避免这一局限，我们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而不是孤立的研究房地产泡沫。这是对强调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的应用，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房地产泡沫研究。

通过重新定义房地产泡沫，对房地产泡沫类型进行重新分类，将房地产泡沫分成实体型泡沫、虚拟型泡沫和混合型泡沫，提出了房地产泡沫的复合决定论。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房地产价格膨胀，我们称之为实体型泡沫；房地产市场和虚拟经济部门发展背离，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于房地产市场造成的房地产价格膨胀，我们称之为虚拟型泡沫。我们提出中国房地产业复合泡沫论的新判断，我国现阶段的房地产泡沫是一种复合型泡沫(繁荣)，既有实体经济的原因，又有虚拟经济的原因；既有计划的因素，又有市场的因素，具有典型的转型色彩。我国的房地产泡沫表现为实体性泡沫和虚拟性泡沫并存，计划性泡沫和市场性泡沫并存。

混合型泡沫是指既有实体经济又有虚拟经济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如果大量的货币资金游离在实体经济部门之外，同时也不进入除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其他虚拟经济部门，大量的资金为追逐房地产市场的高利润率而积聚在房地产市场，那么将出现房地产市场既脱离实体经济又与虚拟经济部门背离的严重泡沫化现象。我们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新一轮房地产泡沫与虚拟经济部门密切相关，与股市不景气、银行大量资金和社会游资积聚在房地产市场有关。除了银行信贷资金，社会游资是孳生房地产泡沫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大量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大大增加了中央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期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效果并不理想。虽然中央银行可以较好地管好银行信贷的口子，但是由于游资数量巨大，中央银行对此无能为力，为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巨额游资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障碍，已经影响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改变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加快利率市场化和对游资的管理对于治理房地产市场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二)虚拟经济因素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金融约束的放松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重要条件，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在房地产市场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

我们强调图1中右边的因素，也就是虚拟经济对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虚拟经济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及其破灭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房地产价格波动有一系列自我平衡的机制，在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周期波动中，房地产价格波动经历以下几个阶段：1、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需求越来越大，房地产品供给不足，租金开始上升，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进行大规模融资，政府货币和财政等政策都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迅速复苏。2、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规模扩张，供应能力迅速上升，并得到更多的信贷支持，人们对房地产业的预期提升，房地产业进入繁荣期，同时由于产业关联效应，房地产业也推动经济复苏和繁荣。3、在房地产繁荣的阶段，房地产业结构的失衡也体现出来，但由于预期的作用，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的推动使房地产业进入盲目扩张阶段，最终使房地产供给大量过剩，房地产业进入衰退期。4、在衰退期和萧条期，政府政策大幅度调整，银行信用收缩，促使房地产市场供求逐渐平衡，继而等待新一轮周期的到来(图2所示)。

从图2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泡沫既与经济基本面信号有关，也与货币信用金融变量有关。其中货币信用的变化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和收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房地产信贷扩张和收缩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有重大影响。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房地产金融对房地产融资体系和房地产价格波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中国房地产融资体系的变革，房地产金融，尤其是房地产信贷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在房地产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房地产信贷波动与房地产业波动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认为金融约束放松(包括信贷约束放松)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约束的放松，为大量货币流转于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约束的放松造成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货币资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给刚性的情况下，造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信贷约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房地产泡沫负责。在住房市场的货币化和金融化过程中，住房消费信贷(购买者)、住房开发融资投资(房地产企业)和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的银行之间的博弈对房地产价格有重大影响。房地产金融机构是调节房地产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生产供给的重要中介机构，由于住房需求者在购房过程中收入一支出的严重不平衡和很长的时间差，金融机构对于平滑住房消费者的收入一支出缺口具有重要意义，住房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和其他金融支持对于住房需求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住房金融对消费者的支持力度不够，造成信贷约束偏紧的话，那么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受到抑制，住房需求和消费难以得到较好的满足。住房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润、政府压力(政府为减轻住房消费者面临的金融约束，迫使银行提高信贷等支持)，表现为提高首付贷款额，首付贷款额所占比例越高，住房消费者面临的金融约束越轻。我国目前住房消费面临的金融约束相当严重，这与我国住房金融不发达有关。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归结到底是一种货币金融现象，与住房金融密切相关。住房金融一手连着消费者，一手连着开发企业。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由于房地产业是一个高利润行业，房地产是银行的优质资产和优质业务，因此住房金融向房地产企业倾斜，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的限制条件比较低，融资的杠杆比例很高。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市场，结果支持了房地产的高资本密度型住房和高档房的建设。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房地产开发商在银行资金(需要支付高利率和成本，开发商为支付高利率成本而从事高档房建设)的支持下，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投资于高利润的奢侈商品房，住房建设贵族化，银行不能够有效监督开发商的资金用途。另一方面由于监督成本很高，银行缺乏监督的动力和激励，银行监督有效性很差，加上银行对房地产抵押的乐观信任和乐观预期，导致房地产开发贷款进一步扩张，房地产企业住房供给结构进一步扭曲(两极分化)。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入高档商品房市场，高档房过剩，低档商品房市场供给严重不足。而需要获得银行消费信贷的是中低档收入者，也就是中低档住房市场的需求者。银行放宽对消费信贷的限制将大大提高中低档住房市场需求，中低档住房需求的膨胀进一步加剧住房供求矛盾，结果造成中低档住房价格上涨，这会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房地产泡沫而不是潜在的房地产泡沫。

在我国住房消费改革过程中，由于历史上的实物工资和低工资政策，以及收入来源的非货币化和隐形化，在个人购买住房时代和住房分配货币化时代，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于商品住房而言偏高，这是有深层次历史原因的。考虑到住房市场化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起点，住房市场化过程中面临诸多矛盾，表现为收入和住房消费支出之间的缺口，供给(政府供给的经济适应房)和需求错位，消费信贷和开发信贷错位(住房消费金融和住房融资错位)，也就是不同主体的住房金融约束不一样：对房地产开发商的金融约束松，而对住房消费者的金融约束紧，金融约束的不对称十分明显，这与他们对住房所有权(抵押品)的支配权利差别有关。

我们构筑一个模型来分析(图3所示)。

我们以Y代表住房消费者的自我积累收入，D代表银行住房消费信贷，P代表住房购买价格，则有：

D+Y=P，变形得到D/Y=P/Y-l=R-1，其中R=P/Y表示房价收入比，可以作为反映房地产泡沫的指标之一。房价收入比越高，房地产价格越缺乏实际收入支持，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缺乏实体经济支持，两者出现

背离。DH表示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比收入水平，反映居民家庭的债务负担水平，该比例越高，个人债务负担越重。从另一侧面，也可以反映住房金融发展程度、住房消费信贷约束程度和住房金融风险状况。个人债务负担水平越高，银行潜在的信贷风险越高。这说明住房市场的泡沫化程度越高，银行金融风险越高，房地产泡沫和银行信贷风险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就是住房金融市场风险越来越高，表现为居民债务负担水平越来越高。到底是房地产泡沫造成银行脆弱性增加，还是相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检验。来自日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紧缩住房信贷和其他信贷，流动性减少，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我们认为银行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危机是共生的、内生的，互相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一种综合性质的泡沫，既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虚拟经济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虚拟经济部门有关。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波动性和经济周期无关或者说与经济基本面关系不大，更多是来自金融因素，主要是与金融风险的增加有关。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重要金融资产，在整体金融资产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金融资产价格的高度波动会影响房地产价格，这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房地产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虚拟化和独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房地产的虚拟化进程加快，房地产在经济主体的资产选择和资产组合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权重。

我们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价格波动基本上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壮大，经济虚拟化愈来愈明显，金融危机和房地产价格波动越来越明显，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全球性引人注目的大问题，房地产波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更多的与金融发展有关。

三、小结